旧制度下的大革命

旧制度下的大革命（共6篇）

篇1：旧制度下的大革命

旧制度下的大革命

“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1789年的法国人那样，企图决绝地把自身的历史一刀两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挖下一道鸿沟。”对这场大革命，各国的君主，政治家，学者，人民，有人仇视它，有人畏惧它，有人期冀它，有人感觉到它却无视它、低估它，相同的一点便是人们完全没有料到它会以如此暴力决绝猛烈的方式彻底颠覆了欧洲几个世纪的封建制度。

它并非是削弱了宗教和政治权力，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这样表现的。反宗教情绪确实是精神，但绝非主要，它只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人们要求彻底摧毁封建制度时，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宗教教义便不可避免的遭到仇恨。而这场革命，之所以是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便不可不谈到启蒙思想和文人的“抽象文学政治”。而这里所指的宗教，决计不是一般意义上有着上帝的宗教，它是一种全新的新宗教。法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在于，中央集权严重，然而言论上很自由。文人不直接参与政治，但是却时时关心。“与专业的政治学者相比，这些关注公共议题的文人更敢于提出创新想法，更热爱普世理论，更蔑视古人传承下来的智慧，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正是因为这样，法国的政界分为了两个彼此隔离互不往来的领域，一个负责治理国家，一个负责研究国家治理的抽象理论。一个只关心实务，一个只注重理论。人民的政治教育由文人提供，文人便成为了推翻整套社会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政党领袖。

大革命的爆发原因很多。贵族阶层的没落，资产阶级和第三阶级的兴起，以及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国王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利，不惜对各阶层进行分而治之的方法。随着巴黎的不断扩大，其统治地位与标准参照作用日益加强，使法国平民之上的每个人都十分相似却彼此漠不关心。王权削弱了它的对手高级法院，教会，贵族阶层的权利，将整个的国家大权揽在手中，导致了法国人自我组织和互相合作的愿望和能力。社会基础被动摇，危急时刻也就再也组织不起来力量拯救王权。而大革命前实行的行政改革，将权力交给没有经验的议会，使组织更加混乱。封建制度保留了它最可恶的东西，抛却了它值得欣赏的部分。贵族和教士本来具有很良好的品质，但在这场彻底的大革命中将其全部否定。因为农民对拥有特权的阶级深恶痛绝，繁重的税收和国家各种变现的欺压，使贫穷者更加贫穷，因此大革命的到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路易十六所实行的没有成功的各项改革，却相反的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人民能够忍受深重的压迫，但是一旦减轻这种压迫反而会使愤怒更加强烈，这也是路易十四时期人民没有反抗，而路易十六却遭到厄运的原因。他们企图通过不断揭露农民悲惨的生活来表现自己的同情与关注，事实上，正是因为如此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作者认为，大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观念和习惯。他们似乎是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建设起来的新社会的高楼大厦。由于法国人民长期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骨子里有着屈服于专制的奴性。当大革命后人民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时，便迫切的想找到一个强大的力量，纵使是专制的，他们也甘愿在这种专制下过着安稳的生活。大革命后的行政监督，行政司法，官员豁免权以及行政管理模式都能在旧王朝找到根据。国家摧毁了贵族制，必然走向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本身就是大革命的开端和象征，大革命并没有摧毁它，因为它适应着新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废除了农奴制，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是自耕农，而革命爆发时法国正处于经济繁荣上升的时期，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时期，却为什么爆发了这么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呢？作者认为，革命往往发生在人民对旧制度感受最轻的地方。长期处于严重压迫的人们，往往学会了忍气吞声，学会了习惯和适应从未变得毫无反抗力。路易十六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力图改变农民的悲惨境遇，但是“痛苦减轻后，感觉却会更加敏锐。封建制度，与全盛时期相比，在即将灭亡时期更会激起法国人的仇恨。”

法国人民，似乎在革命中并没有发现出对自由的狂热。他们对平等的要求如此之高，却忽略了自由。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样，大革命并没有真正的成功，只是建立了另外一个专制的帝国。想要把人民真的拯救出来，追求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而农民之所以对自由如此淡漠，而对平等如此向往，是长期以来贵族阶层等地位较高的人们享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权，导致社会中存在着极度不公平。“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因为痛恨主子。”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受，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了国家和政府帮他们操心一切，只要自己过的逍遥自在，就不会去管它专不专制，自由不自由。

这场大革命，由法国民族中最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酝酿准备，却是由最无教养最粗野的农民阶层所实施。其温和理论和暴虐行为之间的反差是这场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法国人民长期独自承受种种弊端的一切沉重负担，孤苦无依，在偏见。嫉妒和仇恨的夹缝中默默苟活，严峻的命运，造成他们冷酷无情，把他们塑造得既能忍受一切，也能迫使一切人受苦。”而只有法兰西民族有着这样一场突然激进迅猛而又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与它自身的特点是有密切联系的。法国人的秉性是在平和状态，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激情爆发，他们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

作者在本书中对此将英法两国进行对比。英国之所以将封建躯体保存的如此完好，是因为它早就注入了新鲜血液，“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只是在其内部，犹如保存纪念品一样，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英国的阶层之间并没有法国的那样彼此孤立，是因为新兴贵族并没有超越世袭贵族的财势，贵族阶级并没有法国那样的没落，他们接纳资产阶级，并且没有设定明显的界限，它是唯一一个彻底摧毁了世袭等级制度而不是将其改头换面的国家，贵族甚至允许和平民通婚。而英国的革命只是触动了次要的制度，而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习俗和惯例。不像法国这样彻底改变了政府的整个结构。早在十七世纪，英国“各阶层互相渗透，贵族式微，贵族政治呈开放状态，财富就是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

在大革命的思想根源里，经济学派设想的 新社会的蓝图竟然与社会主义理论如此相似。他们甚至找到了中国作为符合他们理想的模范。而中国的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推翻了长期的封建制度，但是都没有彻底摆脱遗留下来的专制思想，都是不彻底的。革命前都是进行了一系列的不成功的改革。人民都想在革命中挣脱专制的镣铐，但是他们在没有学会自由之前也无法摆脱旧时否认习惯情感和心态。于是专制又不断的重建。譬如法兰西第一帝国和袁世凯称帝。两者爆发的社会环境和后果很是相似，人民在对待民主时的情感也很相似，因为长时期的封建制度深扎心中，并不能在一时间完全拔出。

这本书，是一部研究大革命背后政治制度变化和影响的著作，作者开创性的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旧制度最繁荣最开明的时期，革命却加速发生？

大革命为什么在压迫最轻的地方首先爆发？为什么革命者要愤怒的摧毁一切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和言论自由，是否导致了人民对政府百般苛求？为了实现酷爱的平等，人们为何宁愿不要自由？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厘清了平等自由民主专制之间的关系。而在今天的各国政治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金融工程班汪娣20***年5月25日

篇2：旧制度下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中已有过充分的表现。反腐败也是一项与国情紧密相关的长期艰苦细致工作，要靠有力的制度建设，仅靠单纯的激情与简单的愤怒是不能奏效的。

□宁桂飞

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意见和建议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1856年出版。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浸透作者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专家表示，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但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

该书表达了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情绪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克维尔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他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托克维尔开宗明义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通过阅读大量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述自己的论点。

托克维尔认为1789年法国革命是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

托克维尔自言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认为：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研究发现了两个“悖论”：一是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二是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在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进行回顾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这种繁荣不只是停留在经济层面。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但就是在这看似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爆发了革命。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因为政府这些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对被政府盘剥的坏印象远大于政府放松专制的好印象。

在这种“繁荣却引发革命”的悖论中，政府也并非是无辜的，因为贪婪之心横行无忌，统治阶级醉心腐败。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法国社会处在金钱拜物教对传统关系的解构过程之中，而专制社会却以此为生存机遇。托克维尔描述为：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当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统治阶级的成员自己也成为“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一群。

托克维尔谈到另一“悖论”时写道：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认为，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农民成了改革中被损害阶层，无处发声。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在当时的农村，不仅是贵族，所有稍有资产者都在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在国家的变革中，其他阶层都获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后来的结果是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把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也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海外版1月18日有文章说：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当今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如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改革。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不改革风险更大。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总书记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有学者认为，当前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既任重道远又十分紧迫。稳定执政党地位，避免出现“政息人亡”，必须解决好依靠制度从严治党和执政为民问题。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中已有过充分的表现。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实现。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就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反腐败也是一项与国情紧密相关的长期艰苦细致工作，要靠有力的制度建设，仅靠单纯的激情与简单的愤怒是不能奏效的。

篇3：《旧制度与大革命》精彩书摘

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18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法国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过。

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重大问题作为进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对象;大部分人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聊以自娱;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这些问题。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

不管他们在进程中如何分歧,这个起跑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这些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唯有他们在执掌权威?我想用几句话指出这个问题,让大家看看这些似乎仅仅属于我们的文学史的事件,对于大革命,以及对于我们今天,产生了何种非同小可的影响。

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推向,或不如说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他们看到那些从往昔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从来无人希图加以整饬,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再没人能够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

......

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旧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在我看来,我得承认我决不相信18世纪上半叶法国在继续衰落。

正是在这个时代,他们开始组成我已提到的农业协会,创立赛会,颁发奖金。

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尤其可以见到对穷人的苦难的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以前是找不到的。对穷苦人,税务部门极少施行强暴,蠲免捐税更频繁,赈济更多。国王增加所有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他还经常设立新基金。我发现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国家用这种方式发放80000多里弗尔;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0000里弗尔;1787年在诺曼底财政区发放48000里弗尔。路易十六不愿将政府的这个部门只交给大臣去管;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项理由。蒂尔戈对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把亲手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国王同时说道:“你看我也在我这方做工作。”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却不太像的肖像。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

人们若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就一定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立宪君主制的37年(指1815-1852年这段时期)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惟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朝代媲美。

如果人们想到政府还含有许多弊病,想到工业还遇到许多难处,那么已经展现的这派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象,就会让人惊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法兰西居然能繁荣富裕,确实,这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样,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因为在所有那些制造低劣、啮合不好、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掩藏着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部机器结成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根据法律条文国王是专制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受到限制。自1784年起,内克在一份公开文件中举出一个公认的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如此。”

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人们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定会很容易断定,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早在1789年以前很久,个人徭役便已消失。征收军役税变得比法国其他地方更正规、更轻、更平等。

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这种观点使人惊奇;但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再无人认为1780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了。正是在那时,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里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随着这种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由此产生,他们通常构成一个最敌视新政策、最热爱任何现存政府、最顺从他们所蔑视或厌恶的那些法律的阶级,而这个阶级这一次表现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坚决。它尤其大声疾呼号召在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革命,而未想到人们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部门即将全部垮台。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140年来,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民连片刻也未曾出现,因而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以致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的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不在场。人们似乎是专讲给高踞人民头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担心的唯一危险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听懂。

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我说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本身。

尤其在饥荒年月,人们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位总督为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谈到“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他们却在穷人为开发他们的财产而筋疲力竭之际,任其饿死”。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过:“朕欲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斗争引起形形色色的类似现象:争论双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难推诿给对方。1772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引起的那场争论尤其清楚地表明了这点。“由于其错误措施,政府可能使穷人饿死,”图卢兹高等法院说。——“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婪造成了公众的穷困,”国王反驳道。双方就这样向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痛苦永远只应责怪上面。

仿佛人们生活在欧洲那些像加里西亚的地方,在那儿,上层阶级讲一套与下层阶级不同的语言,下层阶级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随着1789年的临近,这种对人民贫苦的同情变得更强烈、更轻率。

人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似乎不懂得这些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

篇4：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咸丰年间的一本古史，距今一百五十年，而且是洋古，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热议？看来还是革命与改革的老问题，让人欢喜让人愁。

自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一纸风行，跟进者众。能否像他那样“告别革命”？托克维尔不这样看。他不是王党，而是自由派贵族，这一派人最为可贵的不是贵族出身，恰恰相反，不因家世遭毁而一概反对革命。他告诉我们的是，1789年革命初起，确实有值得同情的理由，只是后来越搞越大，搞得人人自危，这才应该反对，应该检讨。他维护的是“小革命”，抵制的是“大革命”，尤其反对“革‘革命’的命”。如果放在20世纪，他一定会否定“十月革命”革“二月革命”，也反对1927年“国民大革命”革“1911年辛亥民国”的命。

革命可以分析为多个版本。如果局限于政治领域，或可称为“小革命”1.0，这样的革命不伤害社会，正好与教科书所言相反，应称“好得很”；如扩大为社会改造，则可称“中革命”2.0，开始向反面走，必须防范；再扩大，再持续，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不仅改造社会，还要改造人性，那就“糟得很”，只能称“大革命”3.0，那才是要告别，而且要反对。武昌起义第二年，黄兴回湖南与家乡父老议论，曾说到辛亥革命是革腐恶政府的命，万不能延及乡间社会，谁若这样干，谁就是罪人。这样的立场，与托克维尔庶几相通。

鲁迅曾贬损辛亥革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绍兴城内虚无党的把戏”。按他所期盼，只能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先改造鲁镇、未庄，再改造吴妈、阿Q的“灵魂”，所谓“树人”，那就很危险。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他们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首先送去“改造”的不是吴妈，而是他的追随者胡风。

托克维尔认为，危机多半发生在改革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年代，这就颠覆了中国人此前一个革命观：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其实很“势利”，弹簧压得最紧，未必有反抗，一旦走向改革，弹簧松，社会则爆发报复性反弹，大规模抗议多半就发生在这时。这话说得很难听，有点像任志强说房产——“话糙理不糙”。但是，能否将这一逻辑再向前推一步，干脆说早知如此，那还不如不改革？或者更“糙”一把：我们就是不改革，你们又能怎么样？

如果这样读托克维尔，那就读岔了。他确实说过上述不利于革命的话，但他更为犀利的分析是在下一步：

篇5：旧制度与大革命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篇6：旧制度与大革命

就方法论而言，张芝联教授认为托克维尔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他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如为何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反而加速了革命，为何同样的制度下法国首先爆发革命等，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现象背后的秘密，进而探寻历史发展的真相。虽然不同的人会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托克维尔力求客观分析这一历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视各国间的比较，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独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欧洲的影响。他还重视通过辩证法来分析法国革命，一方面他强调民族特征、旧制度传统对革命兴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构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时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这是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中央集权制由此得到巩固。另外，托克维尔还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正如他所说的，“人们会拿但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他将贵族、资产者、农民等视为阶级贯穿了他的整个论述过程，通过分析阶级间的矛盾来探究整个社会的矛盾，进而发现导致社会变革的原因。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他难以摆脱的贵族性，托克维尔尽管有意识的试图客观的对大革命进行分析，但他仍然时时流露出他对贵族政治优越性的判断，认为贵族制是实现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许那些认为其是吧保守主义者的人就是从这里得出自己的论断的（与之相对的则是托克维尔也高度重视平等和自由，并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视为法国人一贯具有的特质，从这里或许还可以将其归为自由主义者）。

通观整本书，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的最核心观点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集权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到来，本书的各个篇章也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在第一编中，托克维尔首先指出法国大革命采取了一种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从形式上说，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们共同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这里就类似宗教战争那样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确实将宗教特别是教会视为其反对的对象之一，因为教会作为特权阶级，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阻碍了人们的发展。然而，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种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会革命，因为它最终所要改变的是社会和政治，宗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旧制度已经生产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革命集中爆发出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并通过一种普遍的价值传播到整个欧洲。

第二编涉及更多的关于旧制度的细节问题，托克维尔通过描述旧制度中产生的新现象论证了他的核心观点，即旧制度已经产生了革命后得到巩固的中央集权制。1789年之前很长的时间里，法国就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资产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尽管农民成为小地产主，他们却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剥削，他们要负担军役税、道路通行费、集市税、市场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等等，还要向领主交纳地租和年贡，并且仍然需要承担徭役和兵役。更遥远的过去领主和农民的矛盾还不是这么激烈，因为前者掌握着统治权时还负担着救济贫民的责任，并且他们拥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但王权集中后，一切都改变了，贵族和教士通过特权免去这些负担，资产者通过避居城市减少这些压榨，而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于是作为最穷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体，却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必然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贵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因为他们失去了政治权力，作为补偿他们获得免税等特权，但这只会增加第三等级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并且出于尊严和身份的考虑，以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不屑于和资产者以及平民官吏为伍，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力，还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很多贵族日益走下坡路，变得日益贫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并且开始缴纳一些税赋。资产者由于财富日益增加，开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势力，由于国王为增加收入而大肆卖官鬻爵，使得拥有财富的资产者得以通过这个机会进入政治统治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很快变成了行政官吏，而后来真正掌握权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这个阶级，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此还变成了新贵族。

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王权日益加强，中央专制能力不断提高，御前委员会控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而国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宰。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国王向各地派遣总督作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总督又派遣总督代理管理各个教区。传统的三级会议（这里朗格多克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在作者的附录中得到清楚的描绘）或者议会等机构难以与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实上，法国各个地区由于传统的原因建立了名称各异、模式多样的行政体制，但这些都在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控制下名存实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整个法国的核心，尽管国王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巴黎的扩大，但行政资源的集中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巴黎的集聚（现在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北京的膨胀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不缓解中央对地方的强控制无法从根本上限制这些大都市的发展）。王权以及中央权力的急剧增强还导致了司法权力的萎缩，尽管经常出现国王委托司法机构立法的现象，但这只能充其量将之视为国王逃避责任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表现则是国王通过调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与行政有关的案件都从司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这更加强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另外，正是这种单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导致了法国各地方的趋同，人们变得日益相似，但正是专制权力的加强，人们逐渐丧失了自由，人们变得互不来往，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都不会相互协作。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丧失，使得旧制度变得难以维持，因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旧制度的毁灭需要推手，而文人适时的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像英国文人那样干预政治，又不像德国文人那样沉湎于哲学思考中，法国文人喜欢通过文学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视理性和自然法则的作用。他们的学说甚至吸引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他们更引起广大民众的认同。而经济学派更注重实际，他们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对自由的追求。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尽管是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却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不满，因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他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在这里提出了后来政治科学研究发现的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随着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导致不满，原本已经集聚起来的可以导致巨大社会变革的各种诱因终于集中爆发，于是法国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