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精选4篇）

篇1：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

一、诉讼制度

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

(《金史》卷七六《肖玉传》)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后又诏御史台：“卿等所劾，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又谓宰臣：”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从六品职，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

四年（1216年），宣宗采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建议，敕定：”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1218年）宣宗修定”监察御史失察法“；兴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使御史失职违法的责任制度化。

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⑦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署丞奕、直长骨

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⑧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⑨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完颜守纯封荆王，任宰相，因纵容家奴侵扰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弹劾状指出：“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将皇子违法乱纪的危害性，提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使宣宗深为震动。于是，宣宗下诏切责皇子不法，并令“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⑩通过补偿百姓物质损失，惩罚不法恶奴，以挽回不良影响。

金朝前期没有建立常设性的地方监察机关。地方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事务，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台官员前往各地办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监察工作难以开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审议后认为“久恐滋弊”，未予采纳。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11)正式创设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组织机构初具规模。金代提刑司大体仿效宋制，设于路一级官署，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性质。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若干路合设一提刑司，计有九个提刑司。

室告，勿听“之制。(32)汉律本于儒家伦常观念，创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告尊长乃”干名犯义“行为。《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之”斗讼律“更明确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疏议》曰：”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云主压充贱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载：”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教令……奴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将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义“门：”诸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条例“，还对奴婢告主的处罚，作了具体的补充性规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律从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该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准枷责完结，俟徒限满日，照例官卖，将身价给还原主。“(35)

可见，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的法律，从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级特权出发，都禁止卑幼告尊长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层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的传统，与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伦常观念的”同居相为隐“原则相碰撞的结果。在女真人占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传统势力冲破了同居相隐原则编织限制家族成员之间告诉权的罗网。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金朝当权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考虑。金王朝长期处于同南宋、西夏等国对峙的国际环境，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剧烈，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敌谋杀。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时时注视政敌的动向，防范其不轨活动。尤其是金朝皇帝继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历十帝，其中兄终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继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还是通过政变或利用政变后的混乱局面上台的。”法统“不正使最高统治者对谋反、叛逆言行极为敏感，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煞费苦心。鼓励告奸是防止皇权旁落，消弥反叛，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与其主人朝夕相处，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听任和利用家奴检举、告发主人违法不轨行为，无疑有助于及时打击犯罪活动，防范反对派势力的不轨图谋。此外，金朝还实行”保伍连坐法“，强制邻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36)

当然，金也同历代一样，对告诉失实（诉妄）及诬告者，亦给予处罚。如海陵王时，左宣徽使（正三品职）许霖之子与应国公完颜和尚发生纠纷。许霖父子被殴辱后诉于朝廷，使对方受罚。但许霖亦因”所诉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颜亨被家奴梁遵诬告谋反一案，经朝廷”考验无状，遵坐诛“(38)。大定二年（1162年），军士术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从二品职）完颜谋衍之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上之“。世宗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39)。经审理，果真为诬告，术里古伏诛。

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动投案，自我举发或托人代为自首。自首通常会受到减免刑罚的优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民张锦为父报仇杀人，法当死。张锦犯案后主动向官府自首。此案经尚书省奏报皇帝后，世宗裁决：”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40)

金代诉讼案件，一般归案发地官府管辖。但有的案件则须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诉涞水人魏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案。经查证，原被告的祖辈确有主奴关系，但早在数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驳回了靳

之诉求，并告之，若再行起诉，”法当诉于本贯“，即被告魏廷实原籍涞水县。后此案因诉讼程序不合法，及有关官员恃权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预，最终在皇帝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诉讼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断和处罚，须奏闻皇帝而后决。如大定年间，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奉诏提控元妃李氏葬礼事务。”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监察御史张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世宗对此予以嘉许：”卿劾奏甚当“，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41)

二、审判制度

（一）《州县官听讼条约》

金代州县官权力较重，各类诉讼案件，”州县官各许专决“(42)。这就使州县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纵地方司法。

有金一代，州官审理狱讼而自行杖杀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间，磁州（今河北滋县）”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43)杨伯仁任滨州（今山东滨县）刺史时，”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负责审理此案的同知军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45)滥施刑讯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狱者，亦不乏其例。

海陵王时，某地以”党人相结欲反“为由，收捕田赡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46)，田赡等皆死狱中。兀术之子、广宁府尹完颜亨被家奴诬告而入狱。”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将其残杀于囚所。”亨比至死，不胜痛楚，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47)。可见金律规定有刑讯拷掠制度。大定年间，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值日带

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后真凶销赃时被查获，伏诛。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抚恤刑讯中的冤死者和诬服者，还亡羊补牢，禁止护卫亲军非值日，不得带刀入宫。

世宗时，一老妪与其儿媳憩道旁，儿媳与所私相从亡去。有人告知老妪其媳去向，老妪遂报告伍长并一道追寻。恰好”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后老妪”得其妇于所私者“(49)，此冤狱才真相大白。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杨庭秀向朝廷奏报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状况：”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鉴于此，章宗敕令订立《州县官听讼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50)，将州县官的司法活动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这不仅使州县官在履行司法审判职责时有章可循，也为监察机关纠举州县官违法渎职提供了依据。

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乱。正大二年（1225年），谏官陈规奏报哀宗：”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

二、帅府五，皆得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51)

（二）大理寺审判案件的期限。

金律限定：大理寺断狱，”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实际上大理寺并未认真遵守此项制度，虽然”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办案拖沓，”以致事多滞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问题追究宰臣的责任：”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并敕令尚书省：”凡法寺断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53)以期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

三、判决的执行

（一）笞杖刑的执行

笞杖刑虽较轻，但属于身体刑，并带有耻辱刑的性质。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过以钱财赎刑等途径规避体罚的实际执行。为此，金律对于某些贵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处笞杖刑时，特别附加了”的决“的规定，要求必须实际执行，不得赎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须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违者有罚，”法官但犯皆的决“另一项诏制规定：”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54)不过，世大宗对贵族官僚颇为优容，职官犯罪大多可以赎免，附加”的决“之例，尚不多见。”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卫直指挥使纥石烈执中，因”监酒官移刺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将移刺保殴伤，被”的决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针对地方官吏查缉私盐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盗贩者成党，国家盐课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缉私责任。”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特别是专司缉私职责的”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

到金末宣宗时，国势日蹙，对职官犯罪的处罚日渐加重，通常都规定”的决“。时任参知政事的张行信曾提到：”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并上疏宣宗，对当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的状况表示异议，认为”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58)，太过分了。

宣宗贞

四年（1216年）诏定：”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待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监察官”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59)

法杖仍有一定的规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颁行的《铜杖式》，明确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颁发了标准式样。

施刑的部位，金初罪无轻重悉笞背，熙宗时改为臀、背分决，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禁止杖背。但实际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随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铁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

（二）徒刑的执行

金代徒刑判决的执行，通常要附加决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60)决杖之后，即将徒囚投入强制劳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设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设牢长掌”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61)牢长和牢子是具体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员。地方徒囚”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随府节镇（都）作院使副，并以军器（库）使副兼之“(63)。可见，金代徒囚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之，使不得依旧为百姓。“（11）

此外，金朝对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妇女及”家无兼丁“者，实行以杖代徒，即用决杖代替徒刑居作。

（三）死刑的执行

金代死刑判决的执行，仍实行秋冬行刑等适时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仍沿用华夏王朝传统的复奏制度。即死刑判决核准后，须反复奏闻皇帝才能执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

四、监狱管理制度

金初拘押人犯的场所比较简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太宗时，宗翰（即粘罕）专权，下令”诸州县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层，死罪居下层，流徒罪居中层，笞杖罪居上层。外起夹城，并以壕沟重围。"(《大金国志·太宗纪》)金代监狱的主要功能，并非执行刑罚的场所，而是临时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监管的人员，不少是未决人犯或已决而

篇2：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内涵

法治国家应该以审判为中心。因为, 审判机关行使国家的刑罚权, 不仅要树立司法的权威, 维护法律的尊严, 还掌握着被告人的命运, 关系着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因此, 法治国家以审判为中心是毋庸置疑的。

以审判为中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 刑事诉讼程序以审判为中心

从诉讼阶段上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应当以审判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前提基础。

在刑事诉讼环节中, 以审判为中心主要是相对于以侦查为中心而言。纵观世界各国的司法模式, 采取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国家更容易以审判为中心, 因为控辩双方的力量尽可能地达到平衡, 更容易形成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 也更容易以庭审为中心。现代法治国家都是以审判为中心, 我国试图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是基于目前诉讼制度的设计使审判权相对弱化, 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 侦查权相对于审判权而言, 过于扩张。加之, 辩护权的限制, 导致的结果是侦查权诉讼化较弱, 侦查活动不围绕审判活动展开。进一步可能会导致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扣押的现象频繁发生。

(二) 审判以一审为中心

从审级制度上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应当以一审为中心。审判程序主要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一审程序是认定案件事实和采信证据的关键环节, 是其他审程序的基础, 由此应该以一审为中心。

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证据的采纳与排除, 一审距离案件发生时间最近, 是继审查起诉之后的第一道工序, 各类证据, 特别是证人证言, 距离案发时间越短, 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就越高,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越准确。审级越高, 对证据的采信越困难, 对事实的认定越容易出现偏差, 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采纳的活动应尽量在一审活动中完成。

(三) 一审以庭审为中心

相对于庭审前的准备和判决文书的送达, 庭审是整个审判活动的中心环节。在庭审中, 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陈述己方主张, 针锋相对, 影响法官的判决, 得出对己方有利的判决。审判机关主要靠正确地定罪、量刑来实现国家赋予的刑罚权, 而定罪和量刑活动主要在庭审活动中进行。因此, 审判活动要以庭审为中心, 庭审前的准备和判决文书的送达都要围绕庭审来进行。1

与庭审中心相对应的是司法实践中的“庭下审”和“书面审”。庭审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审判活动在控辩双方及相关诉讼参与人地参与下, 在法庭上完成;二是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主张后形成了心证。没有在法庭上形成心证的“庭下审”, 及没有控辩双方和相关诉讼参与人参加的“书面审”, 都与庭审中心相违背, 也是不符合诉讼程序的, 必须予以改革。

二、我国审判中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检察机关缺乏对侦查机关的诉讼化指引和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 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这一规定, 使得审前追诉程序中,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是一种无主次平等关系。整个侦查程序基本上是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操作”, 各行其是, 不仅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也会产生司法不公现象。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缺乏直接有效的制衡, 甚至造成以侦查为中心的实际格局。实践中又过分强调了各自的独立性, 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互扯皮的现象。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承担控诉职能, 起诉成败与否, 最终取决法庭审判。因此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诉讼活动应该以审判为中心, 根据庭审认定事实和采纳证据的规则来调查收集证据。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学养和思维方式不同, 2检察机关直接参加庭审, 更容易按照审判的规则, 来准备控诉的证据和材料。但是, 起诉必须以侦查为前提, 侦查又往往因追求时效性而忽视了司法的评判性, 这就造成了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关系的不顺畅。司法实践中, 应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诉讼性监督、指挥和引导。

(二) 司法权不能有效控制侦查权

从我国的诉讼流程来看, 侦查程序是最为重视的阶段, 这与西方国家重视审判程序不同。公安机关的侦查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但是, 侦查程序却是诉讼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法治化程度较低。3司法实践中, 冤案错案的发生大多开始在侦查阶段。

在刑事诉讼中, 侦查权力过大, 有些情况下侦查程序本身就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正如丹宁勋爵所讲“侦查权也可能被滥用, 而这种权力一旦被滥用, 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4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主要通过强制措施来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强制措施又涉及到基本人权, 因此, 必须要严格规范强制措施的实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规范有重大意义, 但是强制措施不受诉讼化控制的局面并未改善,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中, 除逮捕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 其他强制措施的实施均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 自行执行, 而且缺乏相应的司法审查、对采取强制措施后的监督和有效地救济, 以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扣押现象发生。5

(三) 司法权不能有效制约公诉权

司法实践中, 公诉对审判有预决效力, 司法权不能有效制约公诉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 法院无权驳回, 也不得拒绝开启审判程序。审判机关可以要求检察机关继续补充材料, 但是不能退回补充侦查, 导致了庭前审查的虚化;二是尚未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审判机关对证据不足, 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十分保守, 会要求检察机关反复补充材料, 补充证据。已经做出的证据不足无罪判决, 也不具有稳定性, 在检察机关收集到新的证据之后, 审判程序会再次被启动。

公诉权脱离司法权的控制, 既不能有效地保证被追诉人的权利, 也难以防止公诉机关的错诉、滥诉。冤假错案的形成, 源头上受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影响, 但公诉权对侦查权制约的虚化性, 以及司法权对公诉权审查的无效性, 也是催生冤假错案的原因。

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途径

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是认为侦查、审查起诉等程序不重要, 而是塑造一种理念, 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秩序, 使侦查、起诉活动围绕审判活动进行, 使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主要在一审程序中进行, 使控辩双方及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主要在庭审中进行, 是法官心证的形成基于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质证活动。

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 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尚未形成, 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和阻力, 因此, 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一) 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诉讼化指挥、引导和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结构中的一方, 其控诉职能主要在庭审中完成。在庭审中, 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在法官的主持下指控被追诉人的罪行, 与辩护方直接正面地交锋。检察机关直接参与庭审、与辩方积极对抗, 其指控行为接受法官的审判, 这决定了检察机关更加清楚法官是如何认定事实, 采信证据, 控方的主张如何才能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影响。检察机关通过事实材料和证据材料影响法官心证, 比侦查机关更有优势。但是, 检察机关除对少数案件享有侦查权外, 是不能直接调查收集证据的, 必须依靠侦查机关抓获被追诉人、调查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权力配置及各自的职能决定, 必须要厘清关系。

关于检警关系, 应该建立公诉人为主导的审前格局, 推行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 增强对侦查机关的监控力度。在司法体制改革中, 应当将承担侦查职能的警察划分检察机关领导和管理, 采取司法警察与治安警察相分离制度。另外, 还要建立检察机关对立案、撤案、结案的统一审查制度, 防止执法机关擅自分流案件。6

(二) 通过诉讼机制的完善, 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

侦查机关无法通过自我监督的方式来实现制约侦查权的效果, 应当设立专门的审查机制, 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进行中立性审查。西方各国为防止侵害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等, 设立中立的法院, 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控制, 反映了侦查权良性运作的基本规律, 应该成为我国程序改革的发展方向。7

侦查活动除了逮捕需要检察机关批准外, 其他的侦查活动主要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自行执行, 内部监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扣押等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 在庭审中不能被采纳。以审判为中心, 应该在侦查阶段, 引入诉讼机制, 使调查收集的证据能够在庭审中发挥作用。否则, 将会降低诉讼效率, 浪费诉讼资源。对涉及公民权益的侦查行为, 如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由法官发布司法许可令状。当然, 在紧急情况下, 侦查机关可以先采取强制措施, 但事后要及时向法官报告, 法官组织听证会, 听取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 作出书面裁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如果不服裁定, 还可以提起申诉, 由法官通过开庭的方式予以审理, 并作出裁决。以审判为中心的, 将侦查活动纳入诉讼化轨道。8

(三) 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吸引着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目光。2010年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大幅度修改, 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这是解决程序违法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有一项调查表明, 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后的第一年, 全国刑讯逼供案件数量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87%。9但是刑讯逼供并没有完全消除, 非法取证的问题在实践中还时有出现。因此, 要迫切地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 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有两类。一类是采用非法的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另一类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到的物证、书证。但是, 根据法律规定, 实物证据虽然是非法取得的, 但如果不影响司法公正, 则不予排除;即使影响了司法公正, 如果可以补充或解释, 也不予排除。司法实践中, 非法实物证据往往是不排除的。另外, 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为线索, 而收集的物证和书证, 即“毒树之果”, 是否应当予以排除, 法律没有规定。由此可见,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是很有限的。立法上, 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上还应当加以完善, 严格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和毒树之果, 否则, 无法从源头上消除侦查机关非法取证、侵犯人权的行为, 也不能有效地以审判为中心。

在庭审中, 法官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首先, 放宽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条件, 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直接提出被告人遭受刑讯逼供、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即可。其次, 将证据取得是否合法的证明责任有辩方转移到控方身上。由控方证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替代由控方证明证据去的非法性。为了提高诉讼效率, 非法证据排除不一定非要在审判中采用, 在审查起诉阶段, 在证据开示和庭前会议中, 只要发现了非法证据, 就应该立即排除。

(四) 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证据规定中的帝王条款, 支配所有的犯罪事实认定。10审判中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一般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据以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依法判决被告人有罪或无罪;二是据以定案的证据不足, 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讲, 疑罪从无是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在要求。11在审判中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既可以保障被追诉人人权, 有效地控制侦查权, 还可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目前, 法治国家都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从立法上看, 我国已确认了疑罪从无原则, 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出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 或者由人民法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但是, 人民检察院对于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 在发现新的证据, 符合起诉条件时, 可以重新提起公诉。对因证据不足而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由此可见, 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的无罪判决, 并不是终结的、有效的, 甚至判决结果不具备稳定性, 这与法的基本特征相违背。疑罪从无判决, 只是暂时的, 被判决无罪的被告人随时都可能再次卷入诉讼的漩涡, 这表明疑罪从无原则在实践中的虚弱性。既损害了刑事判决的既判力, 又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背道而驰。而且追诉机关将精力继续放在已经判决的案件上, 再次收集新证据, 启动审判, 将会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分流, 阻碍法治的进步。

我国可以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 促使刑事追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及时终结, 实现法律实施的确定性、安定性与和平性。12同时, 应该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 以一审为中心, 以二审为主要的救济途径, 严格限制再审, 尤其限制由检察机关启动的再审, 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为保证司法公正、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方向。然而, 我国不管从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上, 尚未形成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因此需要深化改革。文章首先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内涵, 进而发现我国审判中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最后, 探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篇3：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关键词]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为司法界迎来了春天，为保证司法公正、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方向。以审判为中心是刑事诉讼领域的问题，因为刑事诉讼程序涉及多个机关的多项诉讼活动。“中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较于侦查、提起公诉活动而言，明确审判的中心地位，而侦查、起诉活动只存在于刑事诉讼领域。根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审判才是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并科以刑罚的关键环节，因而刑事诉讼活动应该以审判为中心。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内涵

法治国家应该以审判为中心。因为，审判机关行使国家的刑罚权，不仅要树立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掌握着被告人的命运，关系着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法治国家以审判为中心是毋庸置疑的。

以审判为中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刑事诉讼程序以审判为中心

从诉讼阶段上看，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应当以审判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前提基础。

在刑事诉讼环节中，以审判为中心主要是相对于以侦查为中心而言。纵观世界各国的司法模式，采取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国家更容易以审判为中心，因为控辩双方的力量尽可能地达到平衡，更容易形成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也更容易以庭审为中心。现代法治国家都是以审判为中心，我國试图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基于目前诉讼制度的设计使审判权相对弱化，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侦查权相对于审判权而言，过于扩张。加之，辩护权的限制，导致的结果是侦查权诉讼化较弱，侦查活动不围绕审判活动展开。进一步可能会导致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扣押的现象频繁发生。

（二）审判以一审为中心

从审级制度上看，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应当以一审为中心。审判程序主要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一审程序是认定案件事实和采信证据的关键环节，是其他审程序的基础，由此应该以一审为中心。

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证据的采纳与排除，一审距离案件发生时间最近，是继审查起诉之后的第一道工序，各类证据，特别是证人证言，距离案发时间越短，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就越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越准确。审级越高，对证据的采信越困难，对事实的认定越容易出现偏差，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采纳的活动应尽量在一审活动中完成。

（三）一审以庭审为中心

相对于庭审前的准备和判决文书的送达，庭审是整个审判活动的中心环节。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陈述己方主张，针锋相对，影响法官的判决，得出对己方有利的判决。审判机关主要靠正确地定罪、量刑来实现国家赋予的刑罚权，而定罪和量刑活动主要在庭审活动中进行。因此，审判活动要以庭审为中心，庭审前的准备和判决文书的送达都要围绕庭审来进行。1

与庭审中心相对应的是司法实践中的“庭下审”和“书面审”。庭审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审判活动在控辩双方及相关诉讼参与人地参与下，在法庭上完成；二是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主张后形成了心证。没有在法庭上形成心证的“庭下审”，及没有控辩双方和相关诉讼参与人参加的“书面审”，都与庭审中心相违背，也是不符合诉讼程序的，必须予以改革。

二、我国审判中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缺乏对侦查机关的诉讼化指引和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一规定，使得审前追诉程序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是一种无主次平等关系。整个侦查程序基本上是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操作”，各行其是，不仅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也会产生司法不公现象。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缺乏直接有效的制衡，甚至造成以侦查为中心的实际格局。实践中又过分强调了各自的独立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互扯皮的现象。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承担控诉职能，起诉成败与否，最终取决法庭审判。因此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诉讼活动应该以审判为中心，根据庭审认定事实和采纳证据的规则来调查收集证据。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学养和思维方式不同，2检察机关直接参加庭审，更容易按照审判的规则，来准备控诉的证据和材料。但是，起诉必须以侦查为前提，侦查又往往因追求时效性而忽视了司法的评判性，这就造成了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关系的不顺畅。司法实践中，应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诉讼性监督、指挥和引导。

（二）司法权不能有效控制侦查权

从我国的诉讼流程来看，侦查程序是最为重视的阶段，这与西方国家重视审判程序不同。公安机关的侦查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侦查程序却是诉讼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法治化程度较低。3司法实践中，冤案错案的发生大多开始在侦查阶段。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权力过大，有些情况下侦查程序本身就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正如丹宁勋爵所讲“侦查权也可能被滥用，而这种权力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4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主要通过强制措施来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强制措施又涉及到基本人权，因此，必须要严格规范强制措施的实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规范有重大意义，但是强制措施不受诉讼化控制的局面并未改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中，除逮捕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的实施均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而且缺乏相应的司法审查、对采取强制措施后的监督和有效地救济，以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扣押现象发生。5

（三）司法权不能有效制约公诉权

司法实践中，公诉对审判有预决效力，司法权不能有效制约公诉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法院无权驳回，也不得拒绝开启审判程序。审判机关可以要求检察机关继续补充材料，但是不能退回补充侦查，导致了庭前审查的虚化；二是尚未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审判机关对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十分保守，会要求检察机关反复补充材料，补充证据。已经做出的证据不足无罪判决，也不具有稳定性，在检察机关收集到新的证据之后，审判程序会再次被启动。

公诉权脱离司法权的控制，既不能有效地保证被追诉人的权利，也难以防止公诉机关的错诉、滥诉。冤假错案的形成，源头上受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影响，但公诉权对侦查权制约的虚化性，以及司法权对公诉权审查的无效性，也是催生冤假错案的原因。

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途径

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是认为侦查、审查起诉等程序不重要，而是塑造一种理念，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秩序，使侦查、起诉活动围绕审判活动进行，使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主要在一审程序中进行，使控辩双方及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主要在庭审中进行，是法官心证的形成基于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质证活动。

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尚未形成，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和阻力，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一）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诉讼化指挥、引导和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结构中的一方，其控诉职能主要在庭审中完成。在庭审中，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在法官的主持下指控被追诉人的罪行，与辩护方直接正面地交锋。检察机关直接参与庭审、与辩方积极对抗，其指控行为接受法官的审判，这决定了检察机关更加清楚法官是如何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控方的主张如何才能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影响。检察机关通过事实材料和证据材料影响法官心证，比侦查机关更有优势。但是，检察机关除对少数案件享有侦查权外，是不能直接调查收集证据的，必须依靠偵查机关抓获被追诉人、调查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权力配置及各自的职能决定，必须要厘清关系。

关于检警关系，应该建立公诉人为主导的审前格局，推行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增强对侦查机关的监控力度。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将承担侦查职能的警察划分检察机关领导和管理，采取司法警察与治安警察相分离制度。另外，还要建立检察机关对立案、撤案、结案的统一审查制度，防止执法机关擅自分流案件。6

（二）通过诉讼机制的完善，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

侦查机关无法通过自我监督的方式来实现制约侦查权的效果，应当设立专门的审查机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进行中立性审查。西方各国为防止侵害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等，设立中立的法院，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控制，反映了侦查权良性运作的基本规律，应该成为我国程序改革的发展方向。7

侦查活动除了逮捕需要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的侦查活动主要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内部监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扣押等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在庭审中不能被采纳。以审判为中心，应该在侦查阶段，引入诉讼机制，使调查收集的证据能够在庭审中发挥作用。否则，将会降低诉讼效率，浪费诉讼资源。对涉及公民权益的侦查行为，如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由法官发布司法许可令状。当然，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先采取强制措施，但事后要及时向法官报告，法官组织听证会，听取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作出书面裁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如果不服裁定，还可以提起申诉，由法官通过开庭的方式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决。以审判为中心的，将侦查活动纳入诉讼化轨道。8

（三）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吸引着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目光。2010年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大幅度修改，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解决程序违法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有一项调查表明，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后的第一年，全国刑讯逼供案件数量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87%。9但是刑讯逼供并没有完全消除，非法取证的问题在实践中还时有出现。因此，要迫切地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有两类。一类是采用非法的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另一类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到的物证、书证。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实物证据虽然是非法取得的，但如果不影响司法公正，则不予排除；即使影响了司法公正，如果可以补充或解释，也不予排除。司法实践中，非法实物证据往往是不排除的。另外，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为线索，而收集的物证和书证，即“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法律没有规定。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是很有限的。立法上，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上还应当加以完善，严格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和毒树之果，否则，无法从源头上消除侦查机关非法取证、侵犯人权的行为，也不能有效地以审判为中心。

在庭审中，法官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放宽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条件，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直接提出被告人遭受刑讯逼供、侦查机关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即可。其次，将证据取得是否合法的证明责任有辩方转移到控方身上。由控方证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替代由控方证明证据去的非法性。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非法证据排除不一定非要在审判中采用，在审查起诉阶段，在证据开示和庭前会议中，只要发现了非法证据，就应该立即排除。

（四）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篇4：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推行“以审判为中心”虽然从制度层面上扭转了以往刑事诉讼重心前移的混乱局面,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审判为中心仍有相应的困境需要克服。这些困境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侦查中心主义观念的长期存在

在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检察院、法院三大机关的关系一直是配合极佳, 制约不足。刑事诉讼中, 侦查中心主义观念长期存在导致刑事诉讼的重心前移至侦查阶段, 而侦查程序的正当性又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 最主要的体现就是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取得容易出现刑讯逼供, 万幸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此做了相关的规定。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样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仍会存在。检察院在整个诉讼中主要的任务 ( 除却由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 就是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相关资料制作起诉书以及对相关的起诉证据进行简单的确认, 再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时实质上就是进行案卷审判, 诉讼双方只是在纸张上找问题, 打文字仗。而法官基于对检察院的信任, 在形成内心确信时其感情上已经倾向于检察院。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法院的判决一般不会超出检察官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以及量刑的范围。推行“以审判为中心”就要首先纠正公检法三家的配合模式, 而侦查中心主义观念的长期存在则很大程度上导致该项制度在推行时将遇到重大困难。

( 二) 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不妥

在我国检察院是既是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作为身兼两重职责的检察院同时又肩负着监督法院是否正确适用法律。这样两重身份的存在让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十分强势的地位, 有时连案件的主审法官都要对检察官“礼让三分”, 所以庭审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存在, 如法官给检察官当场递送“小纸条”。这也就有了刑事诉讼律师在法庭审判现场面对的不单单有来自检察院一方的压力, 有时还有来自法检联合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诉讼双方是无法真正实现平等对抗诉讼的, 也就无法保障审判结果的公平、公正。究其原因在于案件的审理法官没有足够的“勇气”对检察官说“不”。在实践中一旦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判决超出检察院起诉书中涉及的诉讼请求, 那么检察院就可能会实行“报复”。通过相应的程序之后即使证明办案法官没有问题, 我们的法官在下次审判时恐怕再也没有勇气说一次“不”。在推行“以庭审为中心”时要对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 要让法官能够挺直腰杆说“不”, 否则该制度的推行也将是空中楼阁。

二、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相关建议

推行以审判为中心是我国面临新形势以及贯彻依法治国理念做出的正确选择。但是由于该制度的推行面临着一些困境, 以下就该困境的解决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以期该制度能够良好运行。

( 一) 公检法工作人员要转变工作理念

以审判为中心并不仅仅是对法院系统提出的要求, 同时也是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提出的要求。该制度的推行离不开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要重视作为审判基础的侦查程序和起诉程序。在以往的“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公安机关负责“做饭”, 检察院负责“端饭”, 人民法院负责“吃饭”, 这样就导致证据在未充分检验其真伪性的情形下进入人民法院, 而人民法院基于对公安机关以及检察院的“信任”则会怠于检验证据的真伪, 从而匆匆定案。推行以审判为中心, 公检法三大机关的工作人员要转变以往的办案观念。针对侦查机关 ( 公安机关) 的工作人员而言必须要在思想观念上树立证据搜集程序的正当性, 司法实践中冤假错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侦查机关非法搜集证据如暴力取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冷暴力更甚者威胁犯罪嫌疑人, 虽然我国当下已经出台相应的法律对此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司法实践中仍然会有法治意识水平低下的侦查人员不能切实做到按程序取证。因此, 切实要侦查人员按程序搜集证据就要在思想上转变工作人员的观念, 时刻贯彻正当程序意识, 同时还要对违法搜集证据的工作人员以相应的处罚, 以在侦查机关内形成重视程序的氛围。再者针对检察院不能再将自己的位置简单的定位成一个“端饭”的角色, 对侦查机关移送的相关案件事实和证据严格把控, 充分发挥“过滤”作用。最后, 人民法院要树立谨慎的办案观念, 对于相关证据要注意审查其真伪性, 时刻“绷紧神经”从专业角度看待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搜集, 充分利用法庭调查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只有三机关在各自的环节充分做到各个阶段的要求, 那么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 从而实现个案的公正, 最终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 二) 准确定位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

实施以审判为中心, 要求公安机关、检察院围绕庭审。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 而检察院又常常以监督权为工作的重心。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贯穿整个诉讼活动。因此, 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这一现象: “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称之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法官之上的法官是检察官, 是告状人。” (1) 这样法官要形成独立的内心确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要明确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不能同时身兼两重身份, 要在庭审活动中一定程度上淡化法律监督者的角色, 对法律的监督可以着重在审判前。这样可以避免在庭审中对法官造成心理压力, 真正做到让法官独立裁判、居中裁判这样才能实现个案公正。

以审判为中心, 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是在充分考虑我国现实发展情况下提出的符合我国司法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之一, 更是保障个案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措施。但是该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困境。对问题有清晰的认识,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只有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 并通过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那该措施才能具体落实到司法工作中,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J].现代法学, 1994.8.

[2]刘晓燕, 关祥国.“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研讨会综述[J].人民司法, 2015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