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自认制度

制度是长期的、规范的、有效的，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探索而来的。而落实责任的关键，就是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优化举措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序开展。那么如何制定相关制度呢？以下是小编为您收集的《论民事诉讼自认制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篇：论民事诉讼自认制度

试论民事诉讼答辩状制度

[论文关键词]答辩状 不提交 答辩失权制度 诉讼效率 诉讼公正

[论文摘要]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开庭审理前不提交答辩状的不良后果，致使司法实践中，不提交答辩状成了一般状况，而提交答辩状却成了特例。不提交答辩状成了被告隐藏观点并在法庭审理中突然袭击的基本策略。为了使双方当事人在诉前准备程序中能充分沟通以保证诉讼效率和公正，我国法律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即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后的一定期限内不提交答辩状的即丧失提出答辩意见的权利，法官应当依据原告的起诉和证据进行判决。

一、我国关于答辩状的法律规定

关于答辩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明确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而且从该条内容看，被告的不答辩不会影响法院的审理程序，所有的程序都仍然按法律既定的程序进行，因此，被告即使不提出答辩状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可以照常行使答辩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尽管该司法解释用了“应当”一词，但由于其对不提交答辩状的法律后果也无任何规定，因此，该条规定在运行中成了倡导性的条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对其权利依然没有什么影响。

由此可见，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被告可以不提交答辩状，不提交答辩状对被告没有任何不利影响，更不会丧失答辩权。

二、我国民事诉讼答辩制度的问题

由于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开庭审理前不答辩的不良后果，致使司法实践中，不提交答辩状成了一般状况，而提交答辩状却成了特例。这导致了很多问题，此制度的缺陷日渐明显。

1.答辩突袭妨碍了司法公正 实践中有些人不是不能提交答辩状而是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在开庭前故意不进行答辩，在开庭时再进行答辩“突袭”。原告的意见和依据在起诉时就已经很明确，被告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对抗的理由、法律依据和证据。在被告不依法提交答辩状的情况下，被告的观点和理由却成了秘密。由于原告在开庭时的答辩突袭，被告丧失了深入研究被告答辩意见的机会，很容易导致在法律依据上没有深入的认识，在证据上没有充分的准备，甚至直接导致败诉。

我国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但规定了证据失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由于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原告在无法获知也无从揣测被告观点的情况下，就会丧失准备相应证据的机会，进而可能造成败诉的结果，这对原告来说是不公正的。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突然袭击不仅使对方当事人措手不及，而且使法官亦无从准备，如果双方之诉讼能力有强弱之差别，一方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另一方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面对突然袭击，这种案件审判的结果，是辩护律师强者获胜，而正义却被淹没。” [!--empirenews.page--] 2.被告不答辩使得法庭审理焦点不明确，导致庭审效率的低下

要提高开庭审理的效率，就必须做好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根据有关规定合议庭成员在开庭前“应当认真审核双方提供的诉讼材料，了解案情，审查证据，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庭审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但由于被告可随意不提交答辩状，往往造成法官无法庭前掌握争议的焦点。进入庭审后，要求法官在几分钟内的一轮诉、辩之后立即归纳出争议焦点是不现实的。因为焦点不明确，庭审调查难以围绕实质内容，致使庭审节奏缓慢。 3.被告不答辩，导致原告举证没有针对性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该规则第四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在被告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可能可以推测到被告答辩的观点，也有可能无法揣测被告提出这些证据的真实意图。在对被告观点把握不透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证据失权有些原告不得不将收集到的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全部提交给法庭。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在庭审中，相当多的无关证据占用了大量的庭审时间。

三、构建答辩失权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可以修改现行答辩状制度

被告没有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有以下几种原因：(1)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提出答辩状。这种情形故意的不作为，而且是基于理性的考虑。(2)因没有什么不良后果而怠于提交答辩状。(3)没有能力准备答辩状。我国地域宽广，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有一些人因为交通不便、文化素质或其他原因而没有能力提交答辩状。其中，前两种情形都与我国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有关。由于缺乏答辩失权的压力，答辩人提出答辩状的主观积极性也就差得多。第三种情况的存在是我国没有建立答辩失权制度的一个原因。但也不能因此而在制度设计上允许所有的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对于因文化素质而不能提交书面答辩状的可以向起诉状一样，以口头形式提出，由人民法院记录在案并向原告送达。对于因交通不便等其他原因不能提交书面答辩状的可以规定一些特例的方式免除其不答辩的消极后果。前两种情况是我国当事人不提交答辩状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有必要构建答辩失权制度，强制其提交答辩状。 2.构建答辩失权制度是完善审前准备程序的必然要求[1][2]下一页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十分重视审前程序的完善。虽然英美的审前准备程序具体做法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准备是全面而充分的，双方当事人在庭审前可获知对方的观点和证据，而一旦进入审理阶段，原被告双方都不能再提出新的观点和证据。目前，我国已经确立了审前程序加开庭审理程序的审判模式。但由于我国答辩制度的缺陷使得证据失权等审前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因各种制度不能相互配合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诉讼公正。证据失权制度和答辩失权制度都是审前准备程序的组成部分，我国法律仅规定证据失权制度而不规定答辩失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侵害了原告平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四条，在开庭审理前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不会失权，原告不知道对方的防御方法因而不能有针对的提出相应证据就要失权，这是对原告是极其不公正的。按时提交答辩状是权利义务平等原则的要求，是民事诉讼法证明规则的要求，是发挥民事诉讼程序基本作用的前提。我国应针对现行法律规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国外相关规则为借鉴，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答辩制度。 [!--empirenews.page--]

四、外国的答辩失权制度

答辩失权，即被告答辩权利的丧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答辩失权制度。从各国立法情况看答辩失权有两种具体的做法：一种是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权。答辩失权的直接法律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采取的这种做法。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告人应当在接到传唤状和诉状20天内向对方当事人送达答辩状;第8条第二款规定被告的答辩应包括以下内容：“当事人应以简明的措辞对每一请求作出答辩，并应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否认应明确地针对否认的主张和事实。”并在第8条第4款规定，对必须回答的诉状中的事实主张，除关于损害赔偿的金额数的主张外，在答辩状中没有否认，即视为自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制度则规定，被告人应当在受到令状后的14天内提出答辩状(抗辩状)，原告再针对被告的答辩状(抗辩状)在14日内提出答复书。如果被告没有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时，原告可向法院的司法常务主任申请不应诉判决，以判决被告败诉。法国和德国也有类似规定。1976年12月，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31条第3款规定，如果被告没有将其抗辩的意向通知法院，法院就可根据原告的特别请求，缺席判决原告胜诉，这种请求可以作为起诉状的一部分提出。

另一种做法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在第一次期日时，要求被告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的，及丧失以后答辩的权利。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第一次期日中对原告的起诉状提出相应的答辩状，如果在该期日没有提出答辩状的，被告将丧失抗辩权。日本也有类似规定。

上述国家中无论属于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将争点的整理视为准备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为达此目的，各国先后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答辩失权制度。这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

五、对我国答辩状制度的构想

我国现行答辩制度的缺陷已经显而易见。有人针对我国民事诉讼法把答辩看成是一种权利，并贯穿诉讼的全过程的做法提出应把答辩规定为一种义务，不答辩即违反义务，因而应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纳的仍是答辩是一种权利的做法。笔者认为，提交答辩状是被告的一项权利。为了避免权利滥用从而妨碍诉讼，可以采取答辩失权制度。所谓答辩失权即若被告不按法律规定的期限行使答辩权将会导致答辩权的丧失。这比将答辩看成是义务更符合我国一直把答辩看成一项权利的习惯。

关于答辩失权制度模式的选择笔者认为综合各国的情况来看，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第一种做法更符合我国的需求。英美等国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权。该模式将能一次解决的问题绝不分成两次。这样可以使法庭准备阶段和审理阶段真正独立，促使双方在开庭尽可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因而更有效率;第二种做法不能解决被告不提交答辩的问题。我国现行规定是法庭审理前可以不提交答辩状，因而被告一般不提交，如果以后规定在第一次口头辩论前可以不提交答辩状，那么又会出现被告在第一次口头辩论前不提交答辩状的情形。只会无端的多处一个口头答辩程序。 [!--empirenews.page--]

答辩失权制度除应当包括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即丧失提出答辩意见的权利，法官应当依据原告的起诉和证据进行判决的基本规定外，还应包括以下几项具体内容：答辩状的形式应既包括书面形式又包括口头形式。只有既不提交书面也不进行口头答辩的才会导致答辩失权的效果;在答辩期限上，确立答辩失权制度时，我国应规定比15日长的答辩期限。由于不答辩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会直接导致被告败诉，所以应给被告留较长的准备时间，笔者以为至少在20天以上。原告的起诉一般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和考虑的，被告的答辩也不能仓促为之;为避免虚假答辩，必须规定答辩行为对以后辩论行为的约束力，在没有特殊事由的情况下，不得推翻原来的答辩状。否则变更后的答辩无效。

六、结语

答辩失权制度不是一项单独的制度，提交答辩状只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项审前准备制度相互协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诉讼的公平和效率。因此，法律在确认答辩失权制度时，证据失权制度也要作必要的调整，证据发现等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篇：论民事诉讼申请再审期间制度之重构

——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江必新、谷国艳

 2012-05-15 11:15:17

来源：《现代法学》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江必新，男， 1956年9月生，湖北枝江人，法学博士，二级大法官，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助审员、审判员，1995年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1999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行政庭庭长兼赔偿办主任，1999年至200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职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任中共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挂职锻炼)，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2004年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等;谷国艳，中南大学法学院。

摘 要：《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即，再审制度的完善仍然是本次修法的焦点。申请再审期间制度是再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考量再审制度设置合理化、规范化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现有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被学者们广为诟病，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申诉滥情形的治理，故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对该制度进行重构势在必行。

关键词：民事诉讼 申请再审 期间 重构

英文摘要：The Civil Procedure Act is on the edge of revision among whose key points is to improve the re-hearing regime while the deadlines for rehearing is deemed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system，an issue con-cerning ra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rehearing regime. As of, much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cholars about China’s rehearing rules，which，in practice，have also proved not conducive to handling crowded peti-tions. As such，it is imperative to reconstruct the time limit regime during the amendment of the Civil Proce-dure Act. 英文关键词：civil procedure;petition for rehearing;time limit;reconstruction

民事诉讼的申请再审期间并非一个新鲜话题，早在《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之际，许多学者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同见解，在讨论修订案时，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曾发生激烈的争执与论战。[1]在《民事诉讼法》面临全面修改的此时，重提申请再审期间并非老生常谈，其关涉到再审诉讼化的成功改造与再审制度的规范化发展，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完善的重大内容之一。

一、我国申请再审期间的立法沿革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考察

(一)我国申请再审期间的立法发展轨迹

在对建国后我国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文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再审制度的发展历程，随着再审制度的不断完善，申请再审期间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基本稳定的过程。

1950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该试行通则第74条、第77条、第78条、第80条、第81条对再审程序做出了规定，其中第74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作出了限定，即“判决确定后，诉讼人发现新证据或新事实足以使其得到较有利的判决者，得在发现此种证据或事实后三十天内提起再审之诉。”虽然该草案最后未获通过，但这一条文已经足以说明当时的立法者已经注意到申请再审期间的重要性。

1951年9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已失效)》，这一条例仅规定了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的方式，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未作规定。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亦只对法院与检察机关启动再审做了相关规定，并未涉及当事人申请再审问题。

在1982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第十四章是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专门规定，但该法并未明确申请再审权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一词，因而未对申诉期间作出任何限定。该法第158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申诉，但是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从字面上理解，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是拥有无限期的申诉权的。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一次在我国法律中明确提出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一说，并在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这也是第一次在法律中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期间作出的专门性规定。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进行了调整，在第184条中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即采用一般期限+例外规定的模式，在原有两年期间的基础上，对特殊情况下的申请再审期间做了例外性规定。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考察

对于民事诉讼申请再审期间，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立法例并不完全相同，大体而言存在三种立法模式。

1.不变期间模式

不变期间模式是指限定行为人必须在自某一起算点开始的一段期间内行为。采取该立法模式的有俄罗斯以及美国。《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334条规定，“根据新发现的情况请求对原判决、裁定或决定进行再审的申请书，„„。该项申请可由案件参加人在作为再审理由的情况确定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335条规定了申请再审期间的起算点，包括发现对案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之日、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以及内容上构成与原判决、裁定或决定理由的刑事判决、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相反的刑事判决、民事判决、裁定、决定或国家管理机关的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三种起算点。对申请再审的期间，美国各州民事诉讼法规定得不尽一致，一般规定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作出登记的半年或一年之内提出，但也有的规定，某些判决的再审申请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提出。这一不变期间惟一的例外是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缺乏事物管辖权或属人管辖权的情形，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缺乏审判权的缺陷一经发现，就可以申请再审，不受时间限制。[2]

2.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

这一立法模式是指，在不变期间的基础上，另外规定自判决确定之日起的最长期间，超过最长期间的，当事人也丧失申请再审权。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都采用了这一立法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6条规定了再审之诉的期间，“

(一)再审之诉应在一个月的不变期间内提起。

(二)此期间自当事人知悉不服理由之日开始，但在判决确定前，不得起算。自判决确定之日已满五年的，不得提起再审之诉。

(三)前款的规定，不适用于因代理的欠缺而提起的取消之诉。此时，起诉的期间，自判决送达给当事人之日开始，或者在当事人无诉讼能力时，自送达给它的法定代理人之日开始。”该法第589条还规定了法官相应的释明义务，“对于在不变期间内提起诉讼的事实，应予释明。”有德国学者认为，对于一个月的不变期间，如果当事人非因自身过错而未能遵守期间，其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3条之规定自障碍消失之日起两周内向法院申请回复原状，该回复原状的期间是除斥期间，不能延长。而五年的期间是除斥期间，不能延长，错过后也不能回复原状。但对于缺乏代理的无效之诉，则只有一个月的不变期间，没有五年的除斥期间的限定{1}。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与德国的规定基本一致，但进一步扩大了不适用五年除斥期间的范围，日本增加了对“与此前所宣告的确定裁判相抵触”为五年除斥期间的例外，我国台湾地区在日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当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为所在不明而与涉讼者”。我国澳门地区则将不变期间规定为六十日，除斥期间的规定也是五年。[3]

3.复合模式

复合模式是指对于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规定。法国采取这种立法例。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法国以“非常上诉途径”对有重大瑕疵的确定判决进行补救，这一程序包括第三人异议、再审之诉和向最高司法法院提出上诉。对于第三人异议程序，《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86条规定，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作为本诉讼请求，在30年期间均可提出;期间自判决之日开始计算，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对受到在另一诉讼过程中提出的判决损害的人可以无时间限制提出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争讼案件，已经受到判决通知的第三人，仅在此通知起2个月内提出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始予受理;但如判决通知中明确指出了第三人享有的期限以及可以提出上诉的方式，则不在此限。非诉案件，如终审判决已为通知，亦同。针对该条，还有特别规定，如：第1298条规定，裁判分别财产的，期间为一年;第1303条规定，对变更夫妻财产制的裁判认可，期间为一年;1985年12月27日第85-1388号法令规定，裁判重整与裁判清算，期间为10天;1968年11月29日第68-1082号法令规定，在公司的名称中保留已去世的参股人的姓名，期间为一年等等。对于申请再审程序[4]，法国采用了不变期间的立法例，《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96.条规定，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两个月。期间自当事人了解其可援用的再审理由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程序，[5]法国采取了除斥期间的立法模式，《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12条规定，向最高司法法院提出上诉的期限为2年，另有规定者除外。

比对目前各国和各地区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应是各有优劣。综合来看，与不变期间立法例相比，不变期间+除斥期间的立法例将于保护当事人权益与维护民事关系的稳定相结合，似更具合理性。法国的复合模式将非常上诉的各种情形细分，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特性作出相应的规定，其求精求准的立法精神值得学习。

二、司法实践中的探索与学界观点

(一)司法实践中的探索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与申诉难并存的，还有申诉滥，对此，司法机关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在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规范再审程序，人民法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曾试图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申请再审期间进行改良，其在《关于审理民事、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再审申请人应当在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再审。自原审裁判生效之日起满二年后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再审申请人以本规定第11条第10项至第14项以外的其他事由申请再审的，视为再审申请人从原审裁判生效之日起即应当知道再审事由。这一司法解释的草案最终未获通过，但为我国申请再审期间的合理化设置提供了一个参考方案。[6]2008年11月，与《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相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中对申请再审期间的性质以及案外人的申请再审期间做了进一步明确：一是确定了申请再审期间的不变期间性质，规定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二是将案外人申请再审期间确定为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二年内，或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对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次修订既体现了经过法律赋权之后，当事人未及时行使权利应当责任自负的立法意图，同时又考虑了2年申请再审期间规定已经实施多年，已为社会所接受，避免造成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不当印象的因素，相对我国目前的国情是比较合理的{2}。

除了最高司法机关之外，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各地人民法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调研认为，在设定申请再审期限的同时，规定裁判文书生效满1个月后当事人方可提出再审申请，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反思期”，让当事人从原审激烈的对抗中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申请再审的成本、胜算的几率和结果，以谨慎决定是否申请再审，更有利于再审案件的审理{3}。而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做法，如湖南省法院曾作出内部规定，案件终审后6个月内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4}。2007年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申诉、申请再审案件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申请再审应当在案件终审且裁判文书送达满三个月或经原终审法院复查驳回三个月后提出。这些内部规定的设定的合理合法性虽然值得商榷，但其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尝试，为我们对申请再审期间的研究提供了素材。

(二)学界观点

对于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较为合理{5}。但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不合理，既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但对于应当如何设置，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

1.认为目前申请再审期间设置过长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限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缠讼，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再审案件一般已经两级法院审理，事实已基本查清，当事人该准备的证据材料在原

一、二审期间也已经准备得差不多，因此只要给当事人一个适当的准备时间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理由时间再长也无济于事{6}。基于以上理由，他们对申请再审期间长度的设置提出了不同的观点。[7]

2.认为目前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过于单一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没有考虑当事人知悉再审事由的时间长短，一律以两年为限，这无论是对于维护裁判的稳定性，还是对于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对我国申请再审期间作出更为合理的设置。[8]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经过长期发展，在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上趋向于理性，但目前的规定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两年的不变期间设置过长，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对民事裁判的既判力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探寻立法意图，我国采取两年的不变期间主要是考虑到与诉讼时效制度的一致性。但申请再审期间与诉讼时效的性质完全不同，经过申请再审期间，消灭的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性权利，其实体权利将受到确定裁判既判力的羁束。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丧失的是胜诉权，而非起诉权，其实体权利也未消亡。申请再审期间不可中断、中止、延长，而诉讼时效则可以。因此，以诉讼时效为模本确定申请再审期间缺乏充分的依据，说服力不强。第二，立法模式过于单一。我国目前采取的不变期间+例外规定的立法例虽然较1991年《民事诉讼法》有所进步，但两项均为不变期间，缺乏除斥期间的规定，而且仅以两种情况为例外，不能满足民事法律关系多样化的需求。由于除斥期间规定的缺乏，同时也导致了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过短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当事人无法就在两年内客观上不能发现的申请再审事由申请再审。第三，立法技术过于落后。以起算点为例，我国目前期间起算点为裁判生效之日，但由于文书下判的日期与送达日期一般并不一致，仅依据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供的材料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裁判生效之日，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差。第四，缺乏精细性。我国法律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的规定过于粗糙简单，对其具体的设置，包括申请再审期间的回复、案外人申请再审期间等没有具体的规定。第五，司法实践中的某些具体操作有失妥当。有些法院限制当事人在裁判生效后一定期间后方可提出再审申请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现有法律规定作了限制性解释，进一步缩小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范围，既存在合法性问题，也不利于再审案件的处理。

三、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

基于以上缺陷，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已成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应当依循一定之规，以合理性、科学性、时代性为导向，使其具体设定既具有合宪合法性，又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一)申请再审期间制度重构的原则

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应当遵循合理性、科学性与时代性三个原则。

1.重构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合理性原则

法的合理性是指法的制定与运行应接受一定的理性指导，符合一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规律。人的理性不仅表现为个体自主的价值选择，更体现为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确定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这是维系社会的最低要求{7}。因此，合理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在多维的价值冲突中进行平衡，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行为设定一个理性的期间，即便这一限定可能损害某些价值。申请再审期间与再审制度所涉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因此，申请再审期间的合理设置关系到整个再审制度的理性构建，但申请再审期间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主要视角是以当事人自身为出发点的。在申请再审期间设定中需进行平衡的主要价值有：第一，保护申请再审人权利与保护被申请人权利。当事人不仅包括申请再审人，也包括被申请人，两者在再审程序中同样享有权利。申请再审期间设置得过短，就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对错误裁判寻求救济的程序权利;申请再审期间设定过长，则可能损害被申请人受确定裁判保护的权利。第二，保护当事人程序权利与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权利不行使与无权利无异，权利也并非是无限期的，立法必须以一定的制度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使其权利现实化、确定化，而不是长期虚置。第三，保护当事人获取公正裁判权利与维护法的安定性。当事人行使再审申请权是为获取公正裁判，在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上，既要考虑给予当事人合理期间行使该项权利，也要考虑过长的期间可能使确定裁判的既判力长期处于可能被消除的状态中，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损害法的安定性。

2.重构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要求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一方面应当经过学术理论与立法技术的双向抉择，一方面要经得起民事诉讼目的、再审制度与期间制度设计的多层次考察。从学术理论与立法技术层面分析，学术理论要求对申请再审期间进行准确界定，在此基础上结合立法实际对之作出设定。立法技术要求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符合法律的内在逻辑，法律语言具有专业性和准确性，具体规定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一项法律救济制度的确立和优化必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考辨，从民事诉讼目的、再审制度与期间制度设计等各层次分析，申请再审期间在设定上应当保持与上阶制度的一致性。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不仅要满足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维护司法秩序的目的，还要符合再审制度诉一讼化改造与再审事由多样性的要求，并应当保持与其他期间规定的协调性。

3.重构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时代性原则

在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上，应当体现出法律对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人文进步成就的回应，既要注意国际社会相关制度的发展趋势，参考其他法域的先进立法例，也要符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立法沿革、目前的实际情况和相关制度环境进行综合考量。

(二)申请再审期间的具体设置

1.体例选择—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

分析申请再审期间的三种立法体例，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最为科学合理，也适合我国国情。沿用这一立法模式的主要考虑是：

第一，与不变期间模式比较，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综合考虑了不同的情形，在相对确定的不变期间基础上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做了绝对的最长时间限制，更为符合日渐复杂的社会需求。而法国的复合模式因法国对再审案件分类的特殊性，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故不宜在我国采用。

第二，该模式是德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立法通例，在这些国家及地区已经施行多年，立法技术已趋成熟，应用的优缺点都已经得到充分的反映，能为我国科学合理立法提供较为详尽的参考。

第三，在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中，较短的不变期间的规定可以促使当事人在发现再审事由后及时行使权利，非因当事人过错未在不变期间内提起再审申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不变期间的回复，可以实现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充分保护。另一方面，较长的除斥期间使得经过该期间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成权消灭，有利于定分止争，有利于确保已确定民事裁判的既判力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

第四，这一立法模式更具可接受性。对当事人而言，这一模式体现了对申请再审人与被申请人的双重保护，其所确立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应当对其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负责，而对非因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期间的耽误给予救济，除斥期间的设定又并不短于原来规定的不变期间，不会造成限制申请再审权的不当印象。因此对申请再审期间的立法模式进行改变可为各方当事人所接受。对司法机关而言，虽然短期内可能出现申请再审案件增多的情形，但从长期来看，这一立法例可以从源头上规范再审诉权的行使，从根本上减少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

2.具体规定

在申请再审期间的具体设定上，应当注意将一些本应由法律规定，而现阶段由司法解释加以规范的条款上升为法律，并应尽可能地细致完善。

首先，申请再审期间起算点的设定应与申请再审事由相对应，在对申请再审事由进行类型化处理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申请再审事由设定不同的申请再审期间起算点。申请再审事由的类型化应以该事由为当事人发现的难易程度为标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由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包括：(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7)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9)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12)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13)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14)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1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从这15项再审事由来看，第(2)、(4)、(5)、(6)、(7)、(8)、(10)、(11)、(12)、(14)项均是在裁判确定之前或之时就能为当事人所知的，对这几种情形应当以民事判决、裁定确定[9]之日为申请再审期间。而第(1)、(3)、(9)、(13)、(15)项则较为隐蔽，不易为当事人所发现，只有当该事由发生或为当事人所知时，才能提出再审申请，因此，对这几种情形，应以当事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再审事由之日为起算点方为公平合理。依据对再审事由的类型化处理来确定申请再审期间的起算点不仅科学合理，也有助于举证责任分担的确定，应由申请再审人举证证明裁判确定或其知悉再审事由的时间，避免了以裁判生效为起算点时，法院需依职权查明送达时间的尴尬。

其次，对于不变期间与除斥期间的设定，应当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将申请再审的不变期间设定为三个月，将申请再审权消灭的除斥期间规定为五年为妥。其理由为：第一，将除斥期间规定为五年主要是借鉴了德国的做法，因除斥期间消灭的是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而再审事由的发生及当事人何时知悉对当事人来说具有非主观性与不可预料性，故将这一期间设置为五年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二，将不变期间设定为三个月，较德国、日本的立法稍长，主要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国情，目前我国民众法律意识不强，而法律职业体系又尚处于发展阶段，将不变期间规定得过短恐当事人缺乏相应的诉讼能力。但应当考虑的是，现有两年的规定与三个月不变期间的规定相去甚远，当事人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故在过渡阶段可将申请再审的不变期间暂定为六个月，待时机成熟后再做修订。

再次，在一般性规定的基础上，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法律应作出特别规定，包括：(1)应当对不适用除斥期间的情况作出例外规定。德日立法例规定了“因欠缺代理权而提起的取消之诉”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情形不适用五年除斥期间的规定，我国可借鉴之，确定申请再审事由中第9项与第13项属除斥期间的例外。(2)应对申请不变期间之回复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因当事人主观原因造成三个月不变期间经过的，应当允许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期间的回复。(3)对于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的在途期间应当自不变期间中扣除。

另外，对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问题，案外人申请再审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在性质上是存在区别的，案外人异议之诉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相对比较复杂的制度，从现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来看，一般将案外人异议之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做了严格区分，适用不同的规范，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不应将两者混淆{8}，因此，笔者认为，宜对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起诉期间作专门之规定，而非简单适用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

综上，笔者建议对申请再审期间作出如下规定：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自原判决、裁定确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或六个月内)提出。

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伪造”，“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为由申请再审的，当事人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再审事由时起三个月内(或六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

自原判决、裁定确定之日起满五年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以“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为由申请再审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另应规定，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应归责于己之事由，导致延误不变期间者，当事人应于该事由消灭后一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回复其被延误的期间。当事人能举证证明的在途期间，应自不变期间中扣除。

结 语

申请再审期间不是晦涩难懂的学术理论，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立法技术，而是具化了的当事人诉权的表达方式，在对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做出平衡是立法者不得不为的抉择，一味地迁就并不能成就立法最初的目的，合理设置申请再审期间是达到这一平衡的关键之一。当然，申请再审期间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完善，如当事人向法院、检察院申诉期间的规定等。再审的诉讼化改造任重而道远，吾辈当尽拳拳之心!

注释：

[1]当时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存在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有的委员提出，现有两年的期间过短，对于两年后才发现的再审事由不能申请再审，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也有学者提出，二年再审期限足以保障当事人权利，不主张延长再审期限。(参见：吴坤.民诉法修改五问题引起争论人大法律委提出解决方案[N/OL]//法制日报.2007-8-25(02)[2011-7-12]. http：//news. qq. com/a/20070825/000950. htm.)

[2]详见：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544.转引自：沈德咏.最新再审司法解释适用与再审改革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2003：554-555. [3]《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24条与第425条对申请再审期间及其例外作出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0条规定了申请再审期间。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了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间及其起算时间。

[4]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93条、第595条之规定，申请再审旨在请求撤销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以期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重新作出裁判。而申请再审的理由被限定为四种的：(1)如原判决作出后，发现该判决是由对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欺诈所致;(2)如原判决作出后，发现由于一方当事人所为，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件，字据被扣留而未提出;(3)如发现判决系以其作出后经认定或经裁判宣告属于伪造的文件、字据为依据;(4)如发现判决系以其作出后经裁判宣告为伪证的假证明，假证言、假宣誓为依据。且申请再审人对于未能在原裁判决定产生既判力以前提出其援用的理由无过错。因此，法国申请再审程序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5]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04条之规定，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旨在请求最高法院对已经确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则的终局判决进行审查。 [6]实际上，这一征求意见稿中的部分内容也为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所吸收，如对“作为依据的另一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变更的”与“审判人员有与本案相关联的犯罪行为的”两种情形的例外规定。

[7]有学者认为，结合我国国情应将申请再审期间规定为六个月，既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确保判决稳定和程序安定。也有学者认为，改造以后的再审程序已经偏向于诉权化、程序化、法定化的特点，当事人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对争议的问题包括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均应明了于心，给予3个月或6个月的申请再审期间已完全足够。还有学者认为，综合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差距仍比较大，公民法律意识还不强等实际因素，我国民事诉讼提起再审期限的期限定为9个月较为适宜。(参见：刘冬京.关于再审程序修改的若干问题分析—以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对象[J].法学论坛，2008，(2)：117-121.;詹伟雄：论民事再审程序之重构—以司法实践为视角[J].民事程序法研究，2008,(4) ：332 - 357.;孙炜.我国民事再审程序重构之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5, (21) ：208 -209.;李行丰.建立民事再审之诉、再审程序之我见[J].福建法学，2003,(2)：52-55.等)

[8]江伟与李浩两位教授均赞成借鉴德、日等国的做法，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判决生效后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30日不变期间提起，除《民事诉讼法》另有规定的情形外，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超过5年不得申请再审。西南政法大学博士黄良友则建议作如下规定：“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得知再审事由之日起30日内提起。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超过二年，不得提起再审之诉。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30日内提出。”(参见：李浩.民事再审程序的修订：问题与探索—兼评《修正案(草案)》对再审程序的修订[J].法律科学，2007,(6) ：136-145.;江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290.;黄良友.民事再审之诉若干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0,(1)：138-144.)

[9]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是裁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但笔者认为，生效这一说法并不科学。如，认定一审判决是未生效判决，仅在当事人不上诉时才生效，而当事人上诉后，如果原裁判正确则维持;如果改判，则首先需要撤销一审裁判，撤销裁判的功能是让其失去效力，这实际上是间接肯定了一审裁判的效力。不管是维持抑或是撤销，都是在裁判有效的前提下才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国诉讼法在此问题上存在互相冲突、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采用了判决确定与否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我国同样也应当以没有确定的裁判和确定的裁判来取代目前的未生效裁判和生效裁判的说法。

参考文献：

{1}罗森贝克，等.德国民事诉讼法(上、下)[M].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475,1219-1221. {2}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J].人民司法·应用，2007(23) ：19-22. {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诉框架下申请再审的程序性制度建构—关于民事申请再审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J].法律适用，2007,(2)：50-55. {4}田光耀.重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之理性思考[D].湘潭大学，2005：47. {5}汤维建，毕海毅，王鸿雁、评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正案[J].法学家，2007，(6) ：24-29. {6}苏丹萍.重构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J].行政与法，2002，(8) ：63-65. {7}葛洪义，陈年冰.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J].法学研究，1997，(5) ：77-85. {8}张卫平.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功能和价值[EB/OL]. (2009-03-26) [2011-07-15].http：//rmfyb. chi-nacourt. org/public/detail. php? id=126994.

第三篇：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民事检察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保障。现行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 不仅涉及面很广而且纷繁复杂, 对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检察监督问题从理论上进行研讨, 分析成因、解决问题, 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理性的指导和建议, 是每一位理论工作者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 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款之前, 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 就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制定出的相应对策做一研究。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民事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监督范围狭窄, 仅限于事后监督, 使检察机关难以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权限范围问题在理论界存在争议, 主要有三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 检查机关的监督仅限于对法院判决生效后的监督, 其根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所规定的检查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的正确与否, 通过抗诉实行监督。有的人认为, 检查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 不仅限于对判决生效后的监督, 还应包括对民事审判过程的各项活动的监督, 其根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 条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我国宪法体制设定的检察监督权的地位和《民事诉讼法》总则中对检察监督权所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 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这种监督应包括对民事诉讼的提起、审理、宣判以及判决的执行等整个民事诉讼过程的监督。实践中, 不少法院的审判人员往往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的规定,以检察院没有法律依据为由, 将检查机关对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之外的监督拒之门外, 导致检查机关的监督权仅限于“事后”监督。但是, 这种监督只能是一种补救措施, 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可能产生于诉讼的任何环节, 事后监督不利于防患于未然。

2. 监督方法过于单一, 导致监督效果不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之规定, 民事检察监督只限于对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提起抗诉, 但法律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民事案件应当在多长期限内做出再审与否的决定以及具体程序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 检察机关抗诉后, 法院对之可以任意拖延, 即使法院决定对案件进行再审, 在具体程序中, 检察机关有时也完全听凭法院安排。

3. 监督权不具体、不明确, 导致监督流于形式

民事检察监督权最有利的表现形式是民事抗诉权, 如何行使抗诉权在微观上缺乏细化, 从而很难实现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在实践中, 一些法院对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消极拖延、长期不开庭审理、拒绝检察院查阅案卷, 更有甚者竟驳回检察院的抗诉。

二、相应的对策

1. 转变观念

观念问题是造成当前中国民事检察监督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 我国检察监督受“重打击、轻监督”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导致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中的地位、职能、功能无法明确的混乱现象。为此, 必须转变观念, 从根本上加强对民事检察监督重要性的认识。只有这样, 民事检察监督只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司法公正的保障。

2. 完善立法

考察当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上的疏漏也是造成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很难落到实处的直接原因, 因此, 不仅有必要建立系统的、多元化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 而且也有必要在微观上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进行系统化、明确化。

(1) 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起诉权

鉴于民事纠纷的私权性和当事人处分原则, 原则上不允许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大量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 其典型形态是环境污染案件、消费者权益案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雇工案件等。此类案件因种种原因无人或不敢提起诉讼, 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保护,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 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引起群众的不满。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 客观上要求作为国家根本利益代表者的检察机关, 有必要通过行使国家起诉权, 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内的起诉权, 不仅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而且也符合世界立法潮流, 在美国, 检察官是政府的代表, 代表政府行使诉讼权利, 对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 提起诉讼, 参加诉讼, 出席法庭, 保护政府和公众的利益。1976 年《法兰西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1 条规定: “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起诉, 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诉讼。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案件中, 代表其他人。”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已是国际通例。

(2) 赋予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

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制度, 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 应当加强。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诉讼过程中参与诉讼的可能性, 这种封闭性的系统, 使法院的审判行为在很大范围失去制约。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实施监督。从我国宪法和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是立法的本意, 只是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有关抗诉权的规定有失合理, 可以在以后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加以明确和完善。

(3) 完善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

要发挥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的作用, 就必需在立法上对检察机关抗诉权加以细化。

首先, 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抗诉权。由于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民事抗诉权, 并未明确规定与抗诉权相关的具体权力, 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实现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目的。为此,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调卷权、否决权、摘录权、复制权、出席庭审权、侦查权、调查取证权、列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会议权等。

其次, 应明确检察机关的抗诉时间, 为解决现行立法所规定的抗诉无期限造成的弊端, 根据既判力原则, 法院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起止时间。这样既有利于裁判权威、程序安定和诉讼效力, 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

再次, 应明确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的民事诉讼限定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范围内, 因此, 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正确称谓, 应该是“民事公诉人”,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中, 具有国家法律监督者和国家公益代表人的性质而成为国家的代表, 代表国家行使诉权, 享有国家的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3. 建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轮换机制

在我国检察机关中, 绝大多数检察人员终生从事检察工作, 并且终生在某一检察机关任职, 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由于工作性质的单一性和差异性,互相对对方的工作不理解, 甚至存在异样的看法,形成了工作中不配合等问题。因此, 可设想建立检察官和法官定期或不定期的职务轮换机制, 使得双方都能了解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性质和职能, 从而增加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减少因职业差异而引起的冲突。

第四篇：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监督制度，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 旨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为相对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

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其处在行政系统之外，程序更严格，更具权威性。不仅如此，行政诉讼还常常将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决定作为直接审查的对象。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制度主要有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制度，确立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级终审制度等。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对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是我国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法治环境，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民主法治的全面发展，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些不足之处不可避免的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行政审判制度存在缺陷。首先，行政干预阻碍司法公正审判。当重权在握的行政机关成为被告或者面临败诉危险时，往往不愿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争议，而是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法院或者法官就范，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政干预。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官最难阻挡的就是当权者的行政干预。其次，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行政审判庭地位低，不利于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

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合理。受案范围关系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力度，决定着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也不利于维护正常的行政法治秩序。

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一方面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规定不明确，易生歧义。另一方面，被告主体资格不便确认。

四、行政诉讼判决执行难。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情况，规定了四项强制措施，但间接强制措施多余直接强制措施导致了在行政审判中存在大量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情况，使得行政诉讼判决执行难问题更加突出。

针对行政诉讼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对行政诉讼基本制度进一步完善，例如，改革法官制度和法院审判体制，确保法官只服从法律、法院能独立公正审判行政案件;将抽象行政行为以及关于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合理界定原告主体资格，扩大原告范围;简化确认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规则，便于认定被告;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执行措施，重视制定完善的制裁法律;借鉴国外有效的行政执行措施等，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发挥行政诉讼法的监督和规范功能，进而推动行政法制化进程。

第五篇：浅论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及其意义

浅论诉讼时效中断制度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及意义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中断是在诉讼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致使已经进行的诉讼全部归于无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权利人如果长期不行使权利，义务人长期不履行义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又将发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将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规定时效制度可以让权利人经过一定的期限丧失权利，以保证现存状态的长期合法化。同时，时效制度能够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不至于“躺在权利上睡觉”。也有利于证据的及时收集，便于法院审理案件，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权益。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则是从法律层面上规定了某些特定事由可以使已进行的时效期间不予计算，以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关系，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规定哪些事由可使诉讼时效中断，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权利因此不会丧失，成为诉讼时效中探讨的焦点问题。

二、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法律规定

现行法律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主要表现在《民法通则》第14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73条和第174条。民法通则规定了三种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即提起诉讼、权利人提出要求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民法通则意见》)规定了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等五种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

三、有关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探讨

司法实践中，还有许多情形，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否应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存在争议。

(一)与起诉具同一效力的中断事由

权利人申请仲裁、申请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权利人被追加为诉讼当事人，尽管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从法理上分析，应具备与起诉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可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二)司法介入对时效的影响

司法介入是指权利人或义务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而受到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以及法院的刑事审判。笔者认为，如果权利人被司法介入，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其合法民事权利无法行使，符合时效中止的理由，应暂时停止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以保证权利人遇有阻却权利行使的特殊事由时仍有行使权利的必要时间和补救机会。如果义务人被司法介入，时效应中断。1998年4月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自1998年4月29日起施行)第9条规定:“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犯罪嫌疑期间中断。如果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撤销案件或决定不起诉之次日起重新计算。”这种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先刑后民”原则的体现，也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精神。

(三)信访能否引起时效中断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可见，信访是信访人向有关机关反映情况，由相关机关处理的一种活动。如果该活动涉及要求民事权利保护，是否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有观点认为信访并非向法院主张民事权利的保护，不应作为中断的事由。笔者认为，信访同样能引起时效中断。《民法通则意见》)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司法解释中“有关单位”应作广义理解，应包括所有国家机关、仲裁机构等。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本身不是“保护民事权利”的国家机关，它不仅可依权利人申请调解纠纷，还可在当事人没有申请时，主动介入纠纷，进行调解，中断诉讼时效。群众性组织能达到这种效果，作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更应当具有保护民事权利的能力。因此只要权利人向有关单位和机构反映了纠纷，不论其是否提出具体请求，均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综上，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不但是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焦点问题，而且，在理论中也存在这样那么的观点，仍需立法及司法机关在今后法治进程中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