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通用8篇）

篇1：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作者：银都学校 骆小玲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作者陈旭麓，这本书主要描写了近代中国1840年至1949年中前80年的历史，以“新陈代谢”一词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百年历史“变”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的冲击，又经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转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所以，本书着重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各方面做了具体深入的说明。

新陈代谢体现了一种“变”的哲学。作者首先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入手，于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中提出了“代代相承，变化渐微”的特点，引出了“明清之际，明显的转变迹象”。而这些“明显的转变迹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人东来的冲击力引发的。而封建社会的“儒学定于一尊”也成为了中国近代80年历史意识形态领域中，改革与反改革不断被加以利用与论争的焦点。因此，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更衬托出了1840年后“变”的猛烈、迅速。

“变”体现在有关孔子和孔学的论战。它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历史进入近代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孔学由“想来不成什么问题”变成了问题，孔子的地位和权威因此而衰落。

在中国近代社会，封建儒学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不时被加以利用和变化。而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也不时被历史推向风口浪尖，反孔与尊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了变与不变的焦点内容，引领了观念意识形态革命的主流。如洪秀全托上帝以改朝换代，以洋教为旗帜建立了太平天国。反孔，大规模地践踏孔孟，而思想上却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儒家思想积2000年之久，所以“在他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却又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在他成为君王之后，“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在维新派论变的哲学中，认为变化是天地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提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康有为总结出了“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变与不变的哲学，维新派与保守派变与不变之争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孔子；第二，如何看待学习西方。此后的辛亥革命没有自觉地围剿孔子，但它反封建性质所造成的变化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触犯孔子。针对《临时约法》中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的意蕴，以康有为和袁世凯为首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孔教与政治再度联姻，孔子与孔学成为了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新旧之争的重要论题。“五四”前的排孔重于整治批判，而新文化运动专注于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把真假孔子、真假孔学相联系，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观念，排孔又成为了观念意识形态的革命的起点，而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论战。总之有关孔子与孔学的论战交错地出现与中国近代社会中，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近代社会各阶层、阶级力量都在为逐渐沉沦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都要求改变两个半社会的地位，为了救亡图存的目标而努力，在这种同一性的目标下，又存在着不同一性的根本变化。随着西学东渐和日本的崛起，近代社会的变革在逐层深入，中国近代的变革由洋务派“中体西用”、布新而不除旧到改良派的比较温和的“除旧布新”改革，到革命派用暴力彻底推翻封建帝制，整个近代社会“变”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地加深、扩大，作者在这本书中，通过中国近代社会不同时期的的不同变革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除了由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宗族和行会这两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外，作者特别提出了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出现的第三大社会组织。它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出现的。作者尤其强调了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组织，而会党的病态反应了社会的病态，它自发的冲动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于其分布广、势力大，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改造的对象，又因其“缺乏建设性、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又成为了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故往往改造未取得成功，这个阶层的存在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而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反映。

社会生活方面的变也在外力的冲击下得到不断的展现。由对西方“夷、狄”的蔑视鄙薄到对“西洋”的好奇与接受，人们的衣食住行受欧风东渐的影响，作者还研究了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以及社会风尚的变化，如剪辫、禁缠足、废跪拜等，作者由这些一般的社会生活事件入手，由浅入深地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的特质。

本书作者文笔优美，语言富有感染力，在对史实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总让读者体会到某种情感的流露和对历史的深刻感悟。如“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名琛的可敬和可悲。在东西方最初的交往中，他写到：“东西方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东方与西方如“隔雾看花，神秘奇异”的形象描述。文中有很多作者历史经验的总结，总时时给人以深思和启迪，读了此书之后，让我不仅在知识体系上有所提高，在理论方面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篇2：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后感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旭麓先生晚年精心编撰的一部哲理性历史著作，全书共20章30余万字，以总揽全局的气度和全新的史学视角，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方面面展示了近代中国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

近代社会是中国所有社会中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它同时将多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层次复杂地融合在一起。在各种矛盾的相互冲击的大浪中，这种社会成为一个变形的社会，而这种畸形正说明它是历史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陈先生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意识的转变为主要层次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中国从此进入近代史。陈先生在书中说道：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

震撼下第一人林则徐，后有魏源，洋务„„

当中国走入19世纪的时候，六十乾隆盛世已经过去了，与“盛世”相比，19世纪一开始就是暗淡无光的。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器、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民间的揭竿早饭与士大夫的经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这本是王朝有盛转衰途中的历史旧景，但海舶东来，由中西贸易而渗入中国的洋物和毒品，又给世变添加了新的内容。它们像天边的乌云一样涌来，造就了下一世纪的多难与动荡。

陈先生在书中对历史的评价，总能运用用优美、洒脱的文笔，举出深刻的案例来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失败时，他说道：“天国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失败的结局，更在于它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又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在论及义和团及其失败时，先生写道：“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回到中世

纪，确乎并不同义”；“当道德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时，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的”。他曾在书中反复提到历史在经过一个巨大的迂回之后，又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句话十分经典，它形象地刻画了近代社会在“欧风美雨”炮轰下从抵拒扼杀改革到不得不重新认同改革（从王朝到个人）的历程，而这种迂回又是以碰壁为代价的，当然迂回中也认识了历史。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陈先生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说道：“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地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个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及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它道出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以及中国人在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历史潮流现状的清醒认识，巨龙猛然从睡梦中惊醒，打破笼罩了千年的封建礼教，开始谋求救国之路。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发生，只有短短的八十年。但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剧烈变化的八十年。这个时期，随着外国资本注意越来越深的倾入，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独立、民族生存，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的先进人物，从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曾经举起过各种思想武器，设想过各种救国方案，但都一一破灭，每次斗争差不多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才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胜利。

当年激烈而复杂的斗争虽是过去了，但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有的至今还在沿用。过去的斗争与当前的生活仍有紧密联系。中国近代史上所表现出

篇3：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近代嬗变

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同一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别的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自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性别制度中,男、女是一组基本的二元对立范畴,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事务:尊卑、主从、内外等。这些二元对立的事务,规范着男女两性的地位、身份与分工,这种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一直盛行到清末。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价值定位是“男尊女卑”。

《周易》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从根本上确立“男尊女卑”的理论根源。由此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天地阴阳观念:天道为乾,地道为坤;阳成男,阴成女;乾为阳,坤为阴;阳尊阴卑,阳刚阴柔;男人处于主宰、领导地位,女子处于被动、依附地位等等。男女自出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不同的角色期待与价值评判,生男谓之“大喜”,将男孩放在床上,生女谓之“小喜”,将女孩放在地上,贵贱高低之分一目了然。《诗经》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催。”在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中,《礼记》把“男帅女、女从男”当做“夫妇之义”,“三纲”中规定“夫为妻纲”。班昭《女诫·夫妇》中也说:“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夫义妻顺”是处理夫妻关系的要求。在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中,男女两性的差别和尊卑与其生理性别紧密关联,男性拥有比女性更优越的地位和更高的期望。

2. 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分工模式是“男外女内”。

《周易》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据文献记载,周礼是排斥妇女介入公事的,被视为公事和外事的“惟祀与戎”的国事、从政外交的政事、籍田以劝农桑的农事,均被视为男性从事的公领域的活动;女性被限定在从事内事和私事——家中馈和务蚕织。工作场所、法律、经济、政治、知识以及文化等具有权力和权威性的层面被视为男性当然的领域;而家庭、炉灶边和孩子等私人范畴则被认为是最适于妇女的领域。男性平民阶层尚可通过所谓的“仕途”管道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女性群体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妇女不应干政、问政,因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妇女只能参与家务之事,无权过问政事、国事。

在整个传统中国,性别价值观念和性别文化习俗作为非正式制度不断被强化和巩固、男女公私的性别分工格局为主流社会所提倡强调的同时,统治者为维护男性集团的政治统治和利益需要,通过法律、规章等强化两性在公私领域中的地位与关系,将性别价值观转化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女性被剥夺了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被排斥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禁锢于家庭之中。性别关系的制度规定由礼入法后,特别是唐律的制定使周以来有关社会规范由礼制化走向法制化,其强制性和惩罚性也逐渐加强。

二、近代社会性别制度的重构

女性对于国家的重要地位先是由其“贤妻良母”的社会定位被认识到的。郑观应认为,女性存在的第一要义就是当个贤妻,第二要义便是良母,这直接地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

在“贤妻良母”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对“新”妇女形象作了简练而明确的界定。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繁衍种族的生育工具的妇女,在早期思想启蒙家的民族国家话语中则成为“国民母”。妇女不仅仅是生养子女的母亲,更是辅助丈夫、料理家务、教育和引导子女成为建设民族国家栋梁之才的“国民母”,同时将其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相提并论,这实际上将几千年来一直遭遇漠视的中国妇女提升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辅助性地位,并肯定了她们存在的基本意义———女性构成了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虽然她们本人并不直接参与建设,但通过养育子女为民族国家尽责尽力。这并非是中国现代化先驱们的一种创举,在许多民族主义那里,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与文化传统的保护相联系。而且,在强调女性作为母亲的作用和责任时,当时的男性精英没有考虑或者忽视女性作为个体的“人”或“女”的权利和地位。面临严峻救亡图存现实的中国男性,理所当然地遵循了这一历史“规律”,这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形成时重新调整和确立女性“辅助”意义和地位的一个开端。从此,我们便能看出中国早期女权启蒙与本土和西方传统男权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过渡关系。毫无疑问,“男性女权先声”对现代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的建构与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内涵,它有对传统贤妻良母扬弃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继承其衣钵的一面。

大概在“国民母”之后或同时,有部分倾向革命的激进人士曾提出过“女国民”的概念,1903年在日本成立的女留学生组织“共爱会”以“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号召,1907年创刊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在发刊词中强调:“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有这四个字,本社新女界杂志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反复地解说这四个大字”。蔡元培1902年4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同年冬,该会所办的爱国女学,也不取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从所定章程及开设课程看都以“铸造国民为目的”。从表面上看,贤妻良母与献身民族之间似乎有着非常悬殊的距离,实际上它们在深层意义上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精神内核,即要求女性成为挽救或建设男性的民族国家的辅助性力量。妇女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所占据的这种既“重要”又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充分反映了女性亘古不变的客体地位,正如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在语言中与在生活中一样,男性同时占据着中立的和男性的地位,这就是说,客观性的中立性和男性在语言中是共存的,而女人占据的是性别化的、永远是女性的位置。客观性的性别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把女人视为自然,男人是认知者,是精神,女人是‘有待认知的’,是材料,也就是说是需要控制和制服的东西。”这一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普遍性,同样适用于解释现代中国女权启蒙的致命点:女性作为客体始终处于被男性认知的自然或材料状态,也始终为男性所控制或制服———在男性启蒙者眼中,女性毫无疑问是需要他们(或他们代表着的民族国家利益)来引导、唤起或动员并利用的对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一种历史境遇和背景下,在整个封建秩序中同样处于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地位的子辈男性与处于历史边缘的女性群体结成了一种同盟关系,这使全社会以及妇女自身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才可能相应地摆脱那种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妇女观的缠绕,而对女性的切身利益投入更大的注意,对女性作为一种群体存在的探讨有比较真实的逼近。“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专门撰文谈论婚恋自主、家庭革命、废除娼妓、大学开放女禁、女子继承财产权等等妇女问题,批判传统的贞操观念、节烈观念,将新生苏维埃妇女、北欧争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娜拉”等等引进中国。

纵观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女权启蒙,女性无论是走向社会、革命、参与到公共领域中,还是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日趋公众化,都表明这一切本质上并不是为妇女自身,相反,更加坚固了男性的民族国家,坚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它动摇了某些男权文化传统,但远未触及这种文化核心。正如20世纪60年代著名女权主义者米利特所抨击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性别革命对象是“男权制的法律形式、它最恶劣的弊端以及它规范化教育的格局,但造就了两性气质和角色差异的社会化机制却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根本的态度、价值观和情感,亦即数千年男权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精神结构,即使受到了某些触动,被触动的也仅仅是皮毛。此外,作为旧传统主要成分的婚姻和家庭,几乎从未受到严肃的挑战。被改变了的只是社会的表层;在那下面,根本的制度并未受到触动。”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为,还原女性做人的权利是女性获得解放、摆脱男女有别社会性别制度的前提。李大钊鲜明地指出:“人民这个名词,绝不是男子所独占,那半数的妇女也包括在内。”李达指出“男女两性结合为个人。社会是个人的有机体的集合体,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陈独秀则大声疾呼:“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鲁迅指出:“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在倡导者们的启蒙下,部分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萌发:“我们痛心于我国几千年来压迫女子的文明,我们应打破这吃人的腐败的旧伦理观念;我们痛心于目前法律上的男女不平等,我们应改变这畸形的片面法律;我们痛心于女子教育的不发达,我们应竭力提倡女子教育;我们痛心于现今妇女经济之不独立,我们应要求这种职业之开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男女同样具有能力,都可以服务于社会,既然能力相等,那么社会就应当赋予男女同样的社会地位,从此,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并建立起来,男女平等社会性别制度逐渐确立。

摘要：社会性别制度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在不同文化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中国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价值定位是“男尊女卑”,性别分工模式是“男外女内”。鸦片战争以来,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遭到质疑,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争取女性权利更是成了有识之士的主张,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逐步得以确立。

关键词：传统社会,社会性别,近代嬗变

参考文献

[1]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杜芳琴.妇女史研究:女性意识的“缺失”和“在场”[J].妇女研究论丛,1996(4).

[4]杜芳琴.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J].浙江学刊,1998(3).

篇4：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关键词：洋务运动；新陈代谢；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47-01

一、历史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史观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几千年来封建阶级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内部的封建剥削关系是相当稳固的。闭塞自大的封建王朝以东方中心论自居，就如陈旭麓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静态的、凝固性的社会，但进入中国的近代社会，则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历史阶段。稳定保守的生产秩序一旦被打破，将再业无法平静。当旧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历史的需求时，势必将有更合适的历史选择来取代它。

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中国近代屈辱而觉醒的历史。在几十年的战争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冲击下，清政府视西方为野蛮落后的蛮夷有色眼镜被打破，认识到对手船坚炮利的同时，也肯渐渐低下头颅“师夷长技”、“变法图强”。“洋务运动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①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是封建利益的代表，他们怎会以自己身上的肉去肥被他们压迫的人民的胆？这种前提带来的必然是趋利避害，以新卫旧，新事物搁置于旧传统之外，无法融入。虽然如此，当利益的光芒被瞥见后，统治者就再也无法保持这种平衡了，有眼见的人们已经开始寻求个人利益，主动地扩大洋务运动的影响，因此，洋务派虽主张以新卫旧、保守封建，而它的实际意义已经远超出封建的范畴。

洋务运动烟云已经散去，但是自强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犹如一滴墨水可以逐渐使整瓶清水变色而非瞬间，历史的选择一般是“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由自主起着作用的力量”，②量的积累最终导致质的蜕变。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发展中的推动器，这种整体的、不自觉的作用看似隐形，实则任何力量无法干涉。

二、洋务运动的助推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轮番登上历史舞台的角色们，都有其登台的必然性。腐朽的清王朝已是夕阳余晖，洋务运动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给凝固古老的封建中国注入新鲜血液，新与旧接触的开始，新陈代谢已不远矣。

“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化”。③洋务派以“自强”为目的建立军工企业，生产当时较为先进的军事装备，用新式武器武装了清朝脆弱不堪的国防，开启了国防近代化；开办主张兴建工厂、创办近代工业，引进大机器生产，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企业，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是工业近代史的开端；兴办学堂、派遣留学，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更是近代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滥觞；引进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理论、思想，“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寻求自身发展的萌芽。

通过一系列的变革，一些官员成为洋务派，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还有一部分有识之士也在实际中发现运动中存在的不足，为日后的百日维新甚至五四运动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三、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

元气满满则为新，气力用尽则为陈，新陈代谢莫不过如接力棒的传递，每一棒的交接都代表着新与陈的代谢过程。无论兴盛或是衰弱，总是都在历史选择的线索上前进。“社会的兴革，事物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的扬弃与汲取的过程，并不是很立竿见影，但它却反映了革故鼎新潮流所向和社会异乎往古的变迁。”④万事开头难，洋务运动在清朝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发生，失败的结局似的乎是必然的，因为历史的选择还没有到达一个更新的高度。但它的初衷及最后取得的效果是很好的，在对近代愚智未开的年代，激发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刺激了对未知和利益的追求。运动的目标从前期的“自强”到后期的“求富”，一方面是趋利避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民族资本主义由此产生。

在清王朝腐朽昏庸的大背景下，洋务运动是一场巨大变革的开端，是历史的选择。在社会生产和国际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它的出现只是早与晚的问题。因此，谈起这场失败的自救运动，似乎更应强调它革故鼎新、激发后世的进步意义。

注释：

①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104。

②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396。

③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138。

④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330。

参考文献：

[1]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篇5：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这一新一旧之间，就有无数内容永远也无法辨析出一个相对终极的结论。若从清道光二十年算起，“中国近代”去日未远，与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相比，一百余年的时间显得上不得台面。然而，近代面临的突变委实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经历，单单这个变字就是空前的。名之正义者，未必是进步的力量，名之罪恶者，未必是历史的逆流，真实的历史也说不清善恶是非。

近代中国，尤其是晚清时候，张扬爱国离不开对传统的维护，离不开对先进文明的排斥。爱国的名义下是对落后的坚持，进步的旗帜下也会血迹斑斑。当无可怀疑的爱国主义被解构的时候，维系我们历史的一根纽带就断裂了。近代的屈辱伴随着列强的入侵，屈辱之下是爱国主义的悲壮和无奈。解读这一时代的历史竟然需要违背道德的原则，需要有颠倒黑白的勇气来诠释真相，被刷白的，被涂黑的，自然有各种力量的操纵，但更受蒙蔽的是，是我们选择性的夸大和遗忘。理性可以解释所有发生的一切，可是，我敬爱的祖国呢?

述及甲午风云，陈先生写到：“《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183月，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已经踏上了负笈东渡的途程。他们的航向，同千余年前的遣唐使们刚好相反。”读罢此段，我不禁掩卷沉思，不觉泪水盈眶，华夏民族沦丧至此，家国破碎之痛，虽历百年，犹能震感五内，痛彻心扉，一时难能昂首扬眉，羞言自强。那一艘渡轮航行在平坦无际的大洋之上，却划射出中日两个民族巨大的历史落差。对于中国人，认识到这样的落差是突然的，一批批留学岛国的华夏儿女触及这种民族痛感，又将何以自处呢?

变局之下的个体是痛苦的。时代的剧烈阵痛爆发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无数人倒在血泊之中，尸骨无着，有战争，有饥荒，有压迫，有求新，有守旧，还有不明不白。与灰暗的同时又血腥的外在相比，社会集体的危难造成了民族生存哲学的危机，个体则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进退维谷。

这里有两个例子，带点搞笑的是叶名琛，带些悲壮的是聂士诚。前者以在外敌面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后绝食而死为人所嘲笑。多少人战死沙场，成为烈士，变成史书中的一点墨迹，又有多少人贪生怕死，卑躬屈膝，逢战投敌，成为汉奸，也不过是变成史书中另外一种颜色的墨迹;唯独叶名琛选择了一种鸵鸟心态，显得那么出众、那么孤独，显得那么鹤立鸡群、独一无二。说其有民族骨气，敌人面前却是束手就擒，说其为卖国奸贼，却最终保持了士人难得的精神气度。但是，他的背后却是整个民族心态的代表，手足无措，听天由命，要不，你要我做什么呢?

记得中学时代背诵历史教科书，聂士诚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名字却前后出现了两次，一次在甲午之战，还有一次在庚子风云，教科书的笔墨是吝啬的，竟没有提出他们是一个人。再稍稍了解，这个人物用自己的刀枪和生命见证了19世纪后期，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内外战争，最终马革裹尸，为中国的世纪之末画上了一个不起眼的标点。庚子那一年，聂士诚抵抗洋人，也镇压义和团，最后他在前面打鬼子，义和团在后面抄他的后路。洋人的炮弹在身旁炸响的一刻，想起自己妻儿还在拳民的刀下，聂士诚有没有顿感手里刀枪是那样的荒诞?或曰，聂贼残酷镇压农民义军，历史之罪人，国家之败类;或曰，聂将军血战八国联军，为国捐躯，舍生成仁，民族英雄。他最后的困境是他一生事业的标识：平乱民、抗洋贼，也是时代一个小小的注解。

搞笑，亦或是悲壮，都是我们民族最为无奈的悲剧。

篇6：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清王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绝对优势，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腐朽，无力抵抗外来侵略，为资本主义入侵提供了机会。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通过《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侵夺中国主权和巨额财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财政、文教、国防等大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清政府封建落后，始则盲目自大、闭关自守，到外国资本主义打进来后只经过短暂对抗，当明白外国侵略者并不想推翻大清政权，而是要通商贸易和掠夺财富，便开始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把镇压人民放在第一位，暴露了其敌视人民的丑恶嘴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情况下，清政府竟与法国侵略者签订出卖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路线，压制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致使战争全面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权贵逃亡西安。战争结束后，慈禧竟然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其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一副丑恶奴才嘴脸。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各自在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北洋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交替更迭，人民苦不堪言。

可见，腐败无能、软弱透顶、闭关自守的政府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根源。

虽然清政府极端愚昧腐朽，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从反帝到反封建，广大人民群众一直是主力军。无数次大大小小抗击外国侵略者英勇悲壮的斗争，如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戊戌维新、打倒“洋人朝廷”的辛亥革命、反对卖国独裁的北洋军阀的斗争、要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反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专制政府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等，构成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雄伟画卷。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初，人民群众就与反动统治者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当封建统治者软弱妥协时，人民群众担负起了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利益的神圣任务。

中国各族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以数千万先烈的牺牲为代价，挽救了民族的存亡，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最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打不垮的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

总结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可以看到，近代史上每一次的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说明农民阶级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和平改良的道路不能救中国;直至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它的胜利果实最后却被袁世凯所窃夺，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处境。这些失败昭示，农民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虽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其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尤其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剥削，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学习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知识，既可以“知古鉴今”、“以史为镜”，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又可以全面掌握国情，正确理解并自觉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学习和研究近代史，不仅会令每个中国人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且将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激发国人强大的凝聚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无私奉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篇7：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贾筱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一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０７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的遗世之作。这是一部精心构思、反复推敲、凝结着先生大量心血的学术著作。先生倾毕生之所学，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朝思夕虑，琢之磨之，尽力使自己的学术体系臻于完善。本书在他去世经收集整理后发表，一代大家的思想火花点燃了一代代人的历史激情，读完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而又不乏历史真实性的著作，让我受益匪浅。下面，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浅陋的收获。

一，历史与书写历史

1，从很早的中国古代开始，编写的历史就被“誉”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的书写权一直是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博弈。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书写也无不打上自己的家国情怀、价值理念，当然，也要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做出担当。在这方面，先生不仅具有相当的才与学——这体现在本书史论结合，通过精炼的实例分析以阐释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且用引人入胜的文笔表达出来——同时具有卓越的史识。先生说道：“‘史识’是治史的眼睛”。他通过自己敏锐的治史的眼睛，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了本质的东西。先生说，其实，做到有治史的眼睛关键在于解放思想，他将其解释为对自己实现民主。于是一个好的公正的历史学家必须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要有自作主宰的魄力，要自尊其心，当然，也要尊重别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历史学家，但我们也有历史阅读与评判的权利，如果我们在读史时戴一双自己还未察觉的有色眼镜，历史的真实怎么可能体现？所以，有一双“治”史的眼睛不仅是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更是对每一个读者的要求。

2，历史观。在当前历史的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期是这样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题，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阶级斗争似乎是整个历史阶段的主题。这是长期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其政治意味太浓，····在本书中，作者真正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要求，把阶级斗争的事实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前些天读了资本论的一小段原

著，就讲到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其中的部分论述恰恰是说基于生产的进步才产生了阶级斗争的需要的问题等等。长期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似乎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生根，要想彻底铲除岂非一朝一日？我们所学的人教版的历史课本也无不带有阶级斗争的影子。所以在我们以马克思为思想指导的时代，如何真正做到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十分重要并且紧迫。许多人批判马克思的唯经济论，又承认其经济基础学说，但是当读或写历史时，连经济基础的理论分析都做不到，岂不是真的形而上学了？更何况，马克思绝不是唯经济论者！（译者也应当担负起忠实的历史使命。）

3，历史态度。批判的态度，指充满怀疑精神的态度。在其十九章中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界定中，先生认为它是观念形态的革命，他引用胡适先生关于“五四”的根本精神的表述，把它归结为一种新态度，并把这种新态度称作“评判的态度”，陈旭麓先生认为就其实质而言，它就是一种充满怀疑精神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态度下，世世代代习以为常的天经地义之物一个个发生动摇，使神奇化为腐朽，玄妙化为平常，圣神化为凡庸。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人，才有了在尊孔复古逆流中敢于直面权威，公然与世代烙刻在民族心理的传统儒家经典相对抗的壮举。怀疑与重评历史需要勇气与魄力。

承认的态度，是指对每一个历史事物的存在的合理性予以充分肯定——注意不是承认每一个存在的事物都是进步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合理性的一种肯定。“大冲击后的社会有逆流也有回澜。逆流是对冲击的忏悔，回澜是对冲击的慎思。”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尊孔复古等等逆流，陈旭麓先生承认其逆流性质，称之为“社会前进之后的历史回流”。同时，与之上下遥遥相合的是出现的孔教会、灵学会等社会团体，它们同袁世凯一样，在尊孔复古的历史舞台上唱足了戏份。但它们的存在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后发效应都是可以理解并且应该予以肯定的。从社会基础上说，康有为等立宪派在自己苦苦追寻的和平改良无果时，在又亲眼目睹了一次次复辟后，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情，又掺杂着对民初弊政信而有据的指责，他们要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产生的失落感引向复古之途。而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就迫使他不得不利用孔子来给自己的复辟撑腰。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错，因为错的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意义上的失败（而辛亥革命的部分失败又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只能说它代表了反的历史方向。而从另一个

意义上说，它的存在又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也许本来就酝酿的反孔在这场历史逆流的煽风点火下其意义更丰富，动作更猛烈，也才有了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在古代，讨论孔子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种讨论又本身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所以说，尊孔复古并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它是合理的。

辩证的全面的态度，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资本额增，建厂数多，但一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又迅速走向低迷。大多数史书把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对，确实如此，但陈旭麓先生又讲到封建政治势力即封建军阀的破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这样，就更加全面，更加辩证，更加完整的坚持了马克思的内外因的矛盾分析论。当然，辩证与全面的眼光去看世界看历史也涉及到一个对历史事件的历史作用的重新鉴定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能否正确应用史观的过程。对于立宪派和革命派，史家历来对革命派推崇备至，因为它是我们当前的政治路线，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历史缘由，但是对立宪派却很少有正面的声音——着眼于其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分层的眼界不可能对他们产生多少的肯定的声音。而在本书中，先生对其历史积极意义的肯定却蕴藏在字里行间。一，他们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二，革命派与康、梁的合作的种种事实表明，在近代中国，革命一开头并不是改良的对立面，而是改良的合作者。随着康有为改良的维新变法的失败，改良退出了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三，“此时的革命虽已成为时代主流，但历史并没有一边倒。”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又验证着改良立宪的成功性，所以戊戌变法失败的改良派又重新崛起，成为立宪派，形成为朝野呼应，内外联络的立宪势力。特定的历史形式使得保守的形式有了进步的内容——先生承认其合理性。而以他们为主体的抵制美货运动、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保路运动等都显示了他们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声势。所以，他们还有自己的历史路程。四，比照革命派，立宪派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优势并不比其差，其阶级来源又在此时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五，“把实现立宪政治作为革故鼎新的最高目标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同于没落阶级的失败，而是新旧势力的悬殊、新的暂时不能克服旧的而遭到的失败。”六，他们在社会基础、政治背景、理论指导、反封建的总目标上都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在改良方式与道路的分歧。“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种种

叙述都包含着作者对其历史地位的重评，如此的客观，如此的理性。所以，辩证的全面的理性的史观对于历史事件的准确评鉴是如此重要。

（在上述所说的历史研究角度下，本书所涉及的以下内容让我感触颇多。）

二，人物，生活，团体

1，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同情之理解”——这是陈寅恪教授的主张，但在本书中却不无体现。这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立足点。如，在第九章《日本人冲来了》中，《三方面的反思》一节中，先生在洋务派的失败的自我反思中写到，奕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对于历史人物形象的重塑似乎不是这段文章的重点，但从其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先生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贯穿了自己的人物观。可见，他对李鸿章的历史功过的评价是别有一番洞天的。其中还有一句说道，李鸿章的种种行为，更多的是历史背景的沧桑与无奈。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既对清王朝忠心耿耿而又谙熟洋务的掌权者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大背景的要求——包括他代表清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多的是无奈与沧桑。当然，其阶级的局限性也要求我们不能过于求全责备。对于一个掌握政治权术的人来说，时代背景的不幸才是他最大的不幸。先生同情他所在时代的不幸。同时还有，在第十六章《民变与革命》中，最后谈到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人论史或归于孙中山之拱手相送，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但这不只是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时候的社会心理。其中的种种论述就不赘述，而其中所体现的对历史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却毫无过于激愤的言辞，先生理解他所在的时代的要求。其实，依据确凿的史实，体察时代之环境，还要掌握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种种，都无不体现“同情并理解”的立足点。

2，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先生把它放在了同高层政治斗争同样重要的地位，并且贯穿全书的始终。无论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关于小农经济的论述，还是《由胜而衰的清王朝》关于人口剧增所引发的社会困顿，都把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的改变与大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又研究它对政治环境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尤其在本书的后几章，对于社会生活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比如将它扩展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如在《欧风美雨驰而东》，先生讲到以夷变夏的历史过程，谈到民众中出现的新的哲学、电影、戏曲、小说等等，社会生活变了，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变得复杂，产生了紧迫感忧虑感，对沧桑历史痛哭流涕的悲怆，对亡国灭种的国家前途的恐惧······一切都体现了历史的比较与联系。还有，在《民变与革命》一文中，先生首先描绘了一幅“乱世众生像”，谈到，与革命相比，民变有其自发性、分散性与落后性，但正是这世相与众生像才开启了一切革命的可能。“清末的民变，一方面阻遏了清王朝的自我挽救，从而取消了统治阶级谋求让步改革的最后机会，另一方面，民变的部分又往往借助革命，所以，它俨然成了革命的基石。”还讲到“变政难，移风易俗更难”。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上层建筑，当人民的主体性不变时，对人民社会生活的研究就不能被忽视。

３，对团体的研究。除过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描述外，先生还对不同阶段的社会团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概括。这是社会生活的又一个方面，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从《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散布于农村的宗族，散布于城市的行会；到太平天国前的种种教会组织，以及其与太平天国的比较；到洋务运动后由于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产生高涨的社会动员而滋生出的种种教会与会党；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成立的种种会党·······各种团体，各种时代，各种阶级。看完后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人眼花缭乱。一切大的社会活动都是由人组织的，人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然要联合，这种种联合就有一个价值选择问题，价值选择的原因就很好的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道德标准。对他们的研究其意义是非常之大的。但仅以人教版的中学课本来看，其中对于行会组织的论述少之又少。一个缺少对社会基础研究的研究是没有可信度与事实依据的研究。这是体察时代背景的重要因素。

篇8：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中国近代社会复杂主要表现在:帝国主义入侵, 封建主义逐渐衰弱, 资本主义出现萌芽, 国内统治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稳定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当时的体育社会功能已经满足不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为了中国有更好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重视体育社会功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体育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四个时期中体育对当时经济、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体育对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了解近代体育功能的演变有利于现代体育更好的发展。

1 何谓体育社会功能

关于对体育功能的认识有:体育的功能是指体育以其自身特点作用于人和社会所能产生的良好的影响和效益。[1]体育的功能是体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下于人、与社会所具有的作用。[2]体育的社会功能包括:体育的教育功能是使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人的社会化、促进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体育的政治功能是提高国家和民族威望的手段、服务国家外交、促进国内政治一体化;体育的经济功能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消费拓展经济增长点;体育的文化功能是满足人类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使人的情感得到宣泄、凝聚凝结功能、美学价值。[3]体育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是和社会现况密切联系的, 如果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体育功能的表现就是为满足人类安全的需求。体育文化功能是体育本身产生形式精神的一种表现。体育在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能使我们身体强壮, 身心愉悦, 增进人们之间的友谊感情。体育的社会功能指的是对教育、政治、经济等的影响。体育对教育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教育发面的影响, 再者是体育对社会人的教育影响。通过很好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国民身体素质, 增强竞争力。体育对政治的影响, 体育能振奋民族精神, 提高民族优越感。促进国家政治统一国家团结。通过体育也能在国际中进行交流增强国际合作。在特殊情况下, 也可作为外交手段。例如, 我国很好的运用“乒乓外交”与美国建立了和好的外交关系。体育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改变, 脑力劳动占据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这对人们的身心健康的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体育可以使人们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体育运动的实行需要器材和运动装备, 这些器材装备带了巨大的市场, 使经济得以发展。

2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的演变历程

2.1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的源流考察

1840年,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西方体育随着西方文化一起进入中国, 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军人、商人也逐增多, 同时也带来了各个国家的体育形式、思想。近代经济也随着体育形式的产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逐步建造了体育场地。开始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没有全盘接受西方体育, 他们通过亲身参与体育运动, 了解其中的乐趣, 也慢慢地开始接受了。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原本的体育形式依旧存在, 同西方体育一同发展, 相互融合。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知识文化, 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梁启超在甲午战争之后发表的教育论著中指出:主张教导儿童“习体操”。他在湖南任教时, 注意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是最早接受近代体育思想的人物, 他们提倡近代体育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这也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 人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群众体育随之发展起来。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 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 开始颁布施行新政。1911年晚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 要求所有学校的教育“必寓军国民主义”。各省教育部联合做出以下决定:奏请特颁谕旨, 宣布军国民主义;通饬高等小学及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 一律注重兵式体操;各学堂均应励行关于军国民主义之训练, 并设运动部, 以教员之长于体育者为部长, 监督学生之运动。[5]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近40年的统治。在这个时期, 体育运动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和束缚。但是社会发展的脚步没有, 体育发展也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体育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显著, 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也在增加, 但这时间段内体育还是教育的影响为主要。20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在中国转为衰败, 英美竞赛对抗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影响下, 国家教育部颁布新的学制系统, 想要对教育实行一些改革更新, 但是这个学制仍是仿照日本制定的。世界第一次大范围的战争以后, 在世界的范围内由于教育的发展和新的教育学说流行, 我国体育功能有很大程度的改进和完善。体育的社会功能开始显著在社会中形成, 一大批专业体育人士逐渐地形成, 为社会的体育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时的“五四”运动, 加快了学校体育改革步伐, 体育社会功能也随着有了很大发展。辛亥革命以后, 学校不断增多, 使大部分的课外活动得以发展。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趋统一, 竞赛性运动在中等以上学校开展起来。“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很大的政治的革命和新文化的运动, 它也进一步地加快了中国的近代体育发展。“五四”运动前后, 军国民教育思想和兵式体操已逐渐被否定。[6]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 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 用中文制定相关体育规则, 体育比赛所用器材也是用国货等等。因为人民独立民主的思想影响加深, 所以体育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1927年以后, 共产党带领了很多的武装起义, 在全中国大范围内建立了好多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些地方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进行一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 也注意开展体育运动。根据地的体育运动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体育当时的社会功能的目的主要是为军事战斗打下基础, 也为了今后开展社会体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在第二次的国民党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又建立了好多的革命根据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赣南闽西根据地, 这里的群众体育的运动十分的活跃。那些革命根据地也不同的开展了规模分明的体育活动。每到春、秋两个季节的时候就召开了赤色运动。红军还进行了影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途路程的跋涉, 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还坚持着锻炼身体, 好好地学习身体的知识, 简简单单的进行体育运动。

2.2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呈现与展演

2.2.1 晚清的开明专制时期:“富国强种”政治功能突显

这时的体育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对外放抗侵略。军国民体育思潮的表现是编练新军, 操练近代兵操, 清政府聘请外国军官当教官, 负责军队操练指导。新军操练将外国军队实行的兵操作战技法在中国传播, 这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创办军事学堂, 设置体操课程洋务派学习西方科技, 培养人才, 先后创办了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 学习近代体育。留日学生在引进西方近代体育方面有重要贡献, 再将日本学校体育制度介绍给中国的同时, 亦将日本的“体育”一词引入中国。[7]洋务派为了培养新型人才选拔了很多学生去国外留学, 这些学生不仅带回了先进的文化知识、新思想,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体育形式, 丰富了大众的空暇时光。翻译西方书籍, 传播近代体育知识在洋务派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 大量的外文书籍被引入中国, 如何读懂成了关键问题。清政府办新式学堂, 如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 都很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 这些学生同时也负责翻译外文书籍, 使得大量外国知识涌入中国, 体育业包括其中。对中国传统体育形式的传承和保留表现在军队中的操练, 中国传统武艺占重要地位。在武科考试中武艺仍为主要考核内容, 在大部分学校中仍有骑射课程。新式武馆中仍以传统武艺教授为主。

2.2.2 辛亥革命以后多党时期:“以人为本”体育功能显现

中国面对各种不平等条约, 当时的社会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民族体育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形成, 其中包括人民反洋教斗争, 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斗争。这时期的各个党派的口号都不一样, 但是都是主张爱国, 反对外国。提倡独立自主。体育形式上展现出了我们自己开办各种体育盛会和体育赛事, 使用中国人但裁判, 自己制定赛事规则, 赛事安排全有中国人担当, 在体育比赛中体育展现的个人能力是人民体会到了体育的好处, 大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的功能呈现了以人为本的体育本质功能, 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这一体育功能的时期。在体育的教育功能方面展现的是教育部门颁布各种法令政策来改变原有学习外国的教育形式, 对以前效仿日本教学制度的规定予以更改具体表现是把体操编进教学内容中, 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政府还派遣一些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学习中还把日本的体育业带到中国来。形式多样的体育使人们的空暇时间得到了快乐。还学习日本开办体育学院, 增加体育方面人才的培养, 这大大加快了体育的社会影响力使体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2.3 革命根据地时期:“锻炼好身体, 好打日本”的政治功能延展

这时期主要以政治功能为主,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活动中, 自然体育思想随着人民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逐渐地形成。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为自然体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共产党人努力奋斗为使国民解放。在中央苏区, 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 以及“三一八”、“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 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8]每年都要举行运动会, 内容为瞄准、投弹、赛跑等等, 这些运动都和军事战斗有关。还举行篮球赛足球赛事加强团队合作能力, 能更好地完成对日本侵略战争。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积极农作为人民解放做好了物质保障, 体育也是通过农作形式展现在农村的。农民平时还有练习武术的习惯, 为的是在和敌人斗争时保护家人和财产安全。军队中实行练兵政策, 军队中还开展运动会, 这些体育形式都是为了民族解放而发展壮大的。

3 近代中国体育社会功能演变的动力机制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转变, 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在随着转变。社会对体育的需求是体育运行的重要动力源。体育社会功能的转变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体育是为人类服务的, 只有满足需求的体育才能被认可使用, 体育的社会功能就是新体育形势下与人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这影响一定是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使封闭中的中国走向了世界, 从此中国逐渐的与世界接轨, 随着中国人民思想的不断觉醒, 对自身健康和生活方式不断追求创新。这使得一些思想先进的有志之士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 来解救危难中的祖国。这时人们利用体育来强健体魄, 西方近代体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入中国的, 逐渐地占据了中国近代体育的主导地位。它是在古老的封建统治将要灭亡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寻求救国之法学习先进文化思想时被引进如中国的。在体育方面西方帝国主义教会向中国传教, 其目的在于在思想和行为上侵略, 但是正是侵略者这样的行为也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发展, 加快了中国和世界先进文化、体育事业的同步发展。先进的体育形式也是得国民享受到其中的乐趣, 丰富了国民的业余生活。先进人士的体育思想也推动了体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体育从初期的强兵、强种、强国, 到后来的健身、娱乐、竞技。[9]在多次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中国的体育业经历的巨大的变革, 在学校中体操课改成体育课, 不是单一的只教授体操, 像田径、球类都被当成上课内容, 培育专业体育人才的制度学校都逐渐增多, 在社会上体育的发展也生机勃勃, 不同等级体育盛会的开展, 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得主办权逐渐的把握在国人手中而不单一的是外国人举办体育赛事。国民党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体育业随之发展和快, 中央政府在教育部先设立了体育组等专门管理体育的组织也诞生了中国第一步体育法和其他许多的体育法律法规, 体育竞赛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举办了3次全国运动会, 为进军奥运会奠定了基础。随着西方的一些体育思想的传入, 在理论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体育思想。学校产生了相关的制度。中国传统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武术场馆的建立教授武术知识都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混乱的时期社会环境不佳, 这时出现了3个不同的地域也产生了不同的体育发展类型。在战时状态下, 由于一切为了前线, 体育成为战争训练的主要手段, 在3年抗战中, 由于军训的广泛开展, 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体育活动也广泛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的创造和积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为中国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近代社会体育功能的演变对当代体育功能担当的启示

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体育价值的取向, 现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认识。体育是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 科学安排闲暇时间, 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重要手段。[10]当代体育功能应该把人的主观性放在首位, 体现在体育对人的生物有机体的物质关怀上、更体现在体育对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价值关怀上, 当代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应该是以发展人的身体和心里为主要目的, 实现国家竞技体育目标为辅。不要使体育成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基础, 是体育依他本身的功能发展。

体育活动可以使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在紧张的工作、学习只余要求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通过体育活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不仅能提高参加者自身的素质, 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一个国家运动技术水平的高低, 反映出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 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身心健康是小康生活的前提、事业发展的依托、社会和谐的基础, 而体育是人们保持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之一。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 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 体育中蕴涵着深刻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是体育运动的不懈追求。体育建设的有利于培养人们克服困难、努力进取、健壮体格、战胜自我等等。体育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安居乐业。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体育发挥了不可抹去的重要作用, 不仅在外交上, 在国际体育赛事上, 在很多方面这就说明了体育的社会功能是很有用的, 但是体育的本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而产生的, 现在体育的功能只是为了社会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我们要好好努力的使体育社会功能走入正轨, 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大家要好好学习体育健身, 对我们的身体精神都是一种升华, 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5 结束语

中国近代体育功能的演变是和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随时近代中国的逐渐崛起, 体育社会功能也逐渐从贺国强种的运动观演变成个体健康层面。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 为了国家以及由国家而形成的体育社会功能的认知方式, 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认知理性的提升而逐渐地消减, 替而代之的应是“以人为本”体育社会功能的彰显。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体育社会功能的源流考察和历史呈现, 剖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社会功能演变的动力, 进而得出随着社会的发展, 体育的社会功能逐渐趋向以人为本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近代体育,社会功能,演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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