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精选8篇）

篇1：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机械122 吕涛 2012022218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战后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所及上至国体、政体、经济形态、价值理论，下迄婚姻教育，衣食往行等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更多的掠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社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小农经济制度解体，封建制度开始动摇，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关键字：鸦片战争近代经济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开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试图向西方学习，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一、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是为生存而生产，不是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自然经济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也无例外地存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相结合；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

自然经济产生在于农业生产不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使社会财富增长有限；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思想观念陈旧落后，自西周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形成了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自然经济的作用是积极性大于消极性。然而，到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时期，自然经济由于生产规模过于狭小，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严重地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既不买又不卖，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是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为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使得其作用是消极性大于积极性，让它变成了一种极端落后、极端保守的经济形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信贷的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制开始出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使得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种地主土地并缴纳高额的地租，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尖锐。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曾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有较强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员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农民还需缴纳高额赋税和承担各种徭役，生活极端困苦。

二、洋务运动的兴亡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洋务运动却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三、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建立起来的。其肇始于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其后主要继之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与俄、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样，到甲午战争前，一个完备的对中国主权严重侵犯的“条约制度”已经形成。在条约的特权保护下，外国资本主义立即掀起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人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都像发疯了似的，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工业品有着多么顽强的抵抗力。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教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宜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倾兰开层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她一省的衣料的”。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中美贸易情况与中英贸易差不多。在签订1842年条约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二百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输往中国的美国商品则只有几十万英镑。

随着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早期资本输出，沿海和长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强经济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尤其是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使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本来上海、松江、太仓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上海所产“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纱、洋布的行销，土纱土布无法与之竞争，这些地区出现了“无纱可纺”、土布“消减大半”的现象。厦门亦是洋货充斥，“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的数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货的冲击和国外市场的刺激，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来的主要家庭副业，转而种桑植茶，扩大丝茶的生产和出口。这些地区的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鸦片战争”的结果却对鸦片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实际上，鸦片贸易是英美各国十分看中的，也是他们掠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因此，条约签字前后，强迫耆英作出书面保证，清朝今后将只约束中国人走私鸦片，“对外国船只是否携有鸦片，不加过问，亦不采取任何行动”。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这种默许的态度实际上承认了鸦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鸦片战争后鸦片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量也随之激增，导致更大量的白银流向国外。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的闭关锁国，愚昧无知的行为，导致国家的科技技术落后与衰败。鸦片战争以后，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甚至封建集团的一味的妥协，使战事节节败退，在国家危难之秋，挪用军费大搞庆典，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国防。民族团结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力量和聪明才智，形成空前的民族团结，高举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大旗，谱写中华民族新的篇章。

篇2：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着《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商品经济。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着《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权益尽失。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 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战前中国的经济状况

﹙一﹚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基本特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来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

这种经济结构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而是有商品经济成份的经济结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是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主要是自然交换,微小的社会交换不影响其实质,这种牢固的结合方式到战前更为明显。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对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异它性”,所以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出现的时候,就与几千年来形成的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作用当然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的优越性上。那种在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轻末”、厚农宝谷”的经济思想也显然落后了,然而这种生产方式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保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是财政收入,封建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二是在兵源上,主要来自于农民。三是在劳役的征发上,封建统治者每年都要求征调成千上万民工为他们修宫殿、陵、墓、挖河、筑堤等,他们为统治阶级无偿地服务。﹙二﹚闭关锁国政策制约社会的发展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势力的人侵,但最终还是影响了我们本国的经济发展。乾隆帝给英王的救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表货物以通有无”。嘉庆的上谕也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等小国些货物哉”。封建的自然经济使统治者固步自封,虚矫自大,闭关自守。这种消极的落后的保守政策既不能阻挡住凶恶的欧美侵略者,也不能减轻侵略的祸患,反而严重地阻碍中国自身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导致航海业的衰落丧失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中国手工业者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知识界闭目塞聪,只能眼看着欧美诸国日新月异。而封建的中国停滞不前,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二、战后中国的经济状况

﹙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

1、自然经济的解体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对中国原料的掠夺。特别是英国资本家，为了满足日益发展的丝织业和其他纺织业对原料的要求，并进一步扩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大量从中国输入丝茶。中国丝的出口，鸦片战争以前，每年一般只有几千包，而鸦片战争后，“1847年达二万二千余包”。以后继续增加，“1852年四万四千余包。1856年七万九千余包，增长十几倍。茶的出口，鸦片战争以前，每年大约五千多万镑。鸦片战争以后，历年逐渐增长，咸丰三年已超过一亿镑，咸丰六年已达一亿三千余万镑，增加一倍半”。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外国商品对中国手工业带来很大的威胁。中国东南海地区的手织棉布在国内市场开始受到排挤。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茶和丝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国内茶、丝的生产。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种茶业发展,还设立茶厂专门加工制作适合外国人口味的茶叶。在丝业方面，“浙江县种桑养蚕的人日益增多”。湖州辑里丝在鸦片战争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鸦片战争后，“辑里丝首先经广州，后经上海，大量输出国外。这时常年的出口数，自二千担曾到三千五百担左右”。在茶方面，茶树的种植和茶业经营都有扩展。“湖南原来为生产绿茶的地方，如安化，平江等地，为了适合出口需要，多该制红茶。由于红茶价高利厚，其他各县也竞相仿制，产额日益增多”。在茶叶扩大出口的刺激下，内地茶叶的经营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一批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茶商在上海设立茶厂，按照外国产品改制。当时中国出口的生丝，几乎全部操在英国人的手里。英国人经手供给法国丝织业以生丝原料。英国人又几乎独占红茶贸易。由于外国资本独占了丝茶的国外贸易，在国内市场上也不能不受外国资本的控制。一方面，中国商人在资本上依赖外国商人；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又在市场上垄断丝茶价格。中国茶丝的出口几乎全部操纵在外商手里。这样,从事小生产的中国农民就被卷人了他们完全不理解的市场—国际市场。他们不得不忍受当地小商贩,中国大商人和外国商人的重重盘剥,这是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2、白银外流

正常的贸易没能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高额利润，他们便对中国采取直接的经济原料的掠夺和罪恶的鸦片贸易手段。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灾难，1844年两广总督香英曾写信给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公开建议鸦片贸易应在双方默契之下进行。德庇时承认“自从汉和以后，中国从没发布禁烟文告，这是符合这一默契的。”在这种“默契”之下，鸦片走私成为公开、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的数量日益增多，使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教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宣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她一省的衣料的”。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他们把大量的商品运到中国来，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也大批运来。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差不多145．6万英镑，1845年竟达239．4万英镑。在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比较大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英镑。”与此同时美国输华的商品也有显著增加。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其中600万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元。《五口通商章程》又规定主要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百分之五左右的低税率。这些规定不但使清政府成为世界上海关税率最低的国家，使清政府的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中国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损害了中国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促进

1、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出后，中国手工业日趋破产。中国牢固的经济体系—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899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64748千海关两，出口货值195785千海关两，两笔共达460533千海关两。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东义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输入的的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棉布棉纱源源输入中国。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多包。”湖南，福建的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他们将茶叶“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到通上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买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自五十年代中期起，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2、鸦片战争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战后，中国茶、丝出口大量增加，刺激了国内茶、丝生产的发展和商品化。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用枪炮打开国门后,在中国投资设厂、谋取暴利,同时在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工业的种子,中华民族工业正是受此刺激才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尽管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都在极力限制和压迫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被过分压制的生产力,一旦获得发展的时机,就会迸发出任何力量也无法扼制的活力,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战后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据统计，“1895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达200家，资本总额5004万元，工人总数91350～98060人”。近代交通运输业陆续出现，近代轮船公司约20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吨位总数约10万吨。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芦汉铁路已开始兴筑。电报及邮政等事业，已通达全国主要行省。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中国旧式商业，正在适应外资洋行经营进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渐出现经营洋布、西药、生丝、茶叶等新兴行业。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在旧有商业的土布、米、木材、糖、绸缎等行业的基础上，又新兴起洋广什货、五金、西药、纸业、棉纱等四五十个行业。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业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钢铁业58家，丝栈、丝号100家左右”。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中国本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旧式线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总之，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把中国推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从客观上说，它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沉闷局面，瓦解了牢固的，落后的经济体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天朝皇帝放下威风与世界接触。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必须从两方面认识，既要反对列强的侵略，又要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同时既要反对“洋奴主义”，全盘西化，又要反对盲目排外，自高自大。

参考文献：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天津出版社1992年版 李炳清：《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篇3：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 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

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主要表现在:

1、破坏了中国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鸦片战争后, 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保护下, 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掀起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人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 大家都像发疯了似的。”英国、美国都极力地推销本国商品。但《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一个时期内,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来商品强有力地抵抗, 列强的商品销售市场并没有扩大。正常的贸易没能使资本家们获得取他们想要的高额利润, 于是他们便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原料的掠夺和罪恶的鸦片贸易手段。随着鸦片输入的公开化、输入量的日益增多, 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突出, 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此外, 资本主义列强在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同时, 也从中国带走了大量的茶和丝。“茶的出口, 1843年大致是1300多万斤, 1855年, 是5800万斤。十二年间增加了5倍多。丝的出口, 1843年是2000包, 1850年超过56000多包。十二年间增加20多倍。”茶和丝的大量出口, 刺激了国内茶、丝的生产。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开始大规模种茶, 还设立茶厂专门加工制作适合外国人口味的茶叶。这样, 从事小生产的中国农民被强性拽入资本主义市场, 并成为它的附庸。这是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2、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给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西方资本主义用枪炮打开中国国门, 在中国投资设厂、谋取暴利, 这在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工业的种子, 中国民族工业正是受此刺激才从无到有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首先, 战后, 为了扩大市场、掠夺中国原材料, 英美等国的资本家非法地在中国兴办近代企业, 如厦门船厂、上海浦船厂等, 这是外资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 同时也正是这些外资企业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早期的近代企业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 这刺激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另外, 自然经济的解体, 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 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商品化, 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 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社会力量

鸦片战争在动摇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 也加速了民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的产生。

1、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说, 鸦片战争是新兴的社会阶级孕育、产生的起点。一方面, 鸦片战争以后, 买办商人开始出现在各通商口岸, 他们一方面充当了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 同时自己也在通商口岸开设洋货店。虽然他们不是近代的资产阶级, 但他们的存在, 却在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另一方面, 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而言, 它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其一, 由买办商人转化而来。其二, 随着五口通商的形成而兴起的进出口商人, 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三, 由于外国商品的输入, 通商口岸的城市手工业大多陷于破产, 但一部分手工业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则购置新式机器而成为民族资本家;其四, 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民族工业的出现, 一些地主官员感到工业企业有利可图, 也改变了以前的放债或购置土地转而投资于近代企业, 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又一来源。

2、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 “不但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而来, 而且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我国无产阶级首先产生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开始出现一批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穷苦劳动人民。随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促使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逐渐增多, 而洋务运动中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 共同促使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刚刚诞生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还不成熟, 加上数量有限, 致使他们还不能马上担负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重任, 但他们是同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新的社会力量, 他们的出现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社会力量。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阶段正是由这两个阶级先后领导的, 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可以说, 中国革命的两大领导阶级的孕育也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三、转变了中国人陈旧的西洋观点, 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准备

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也打破了中国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 从此中国人开始生成了近代思想观念。林则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身处抗英斗争第一线, 在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厉害的基础上, 认真研究西方的“长技”, 提出学习西方的“长技”用来“制夷”的卓越见解, 要求“制炮必求极利, 造船必求极坚”。魏源认为“西洋之长技有三:一曰战舰, 二曰火器, 三曰养民练兵之法。”他总结了林则徐师夷“长技”思想, 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明确方针, “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 可以战洋夷于海中”。“夷之长技”, 不仅仅指军事技术方面, 而且也包括工商业机械技术方面, “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中国, 无疑是罕见的、前卫的。更为重要的是, 林则徐、魏源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 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新风气、新思潮, 转变了中国人陈旧的西洋观点。

此外, 1840年至1846年间, 一些研究西方武器和介绍火器制造的著作先后不断涌现, 让中国人在密封的暗室里打开了一个观看世界的窗口, 开启了近代中国人接触西方先进知识的征程, 扩大了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有效机会, 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战后, 中国从闭目塞听到主张向西方学习, 这无疑是中国人西洋观念的一个巨大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 先进的中国人, 经过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虽然没有找到救国良策, 但他们的言行, 代表了一种新的西洋观点, 在思想界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

四、打开了中国封闭、落后的国门, 为中国近代化引进了先进技术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 腐朽的清政府开始意识到此时把持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关在国门之外, 对中国本身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清政府的觉醒加上列强的要求和时代的逼迫, 1861年经咸丰皇帝批准设立了处理清朝与西方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衙门。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弱国的历史, 是屈辱的历史, “弱国无外交”, 从片面最惠国待遇政策的出台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蒲安臣使团事件, 充分证明了中国在近代外交上毫无地位、委曲求全。当然,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 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 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 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 持鸦片初约以互市”, 这就要求清政府允许合法贸易, 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政策的确立。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 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 中国民众也开始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五、结束语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初事件, 《南京条约》是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国家的入侵、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大量白银的外流, 使中华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同时, 又正是鸦片战争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 “看起来很奇怪的是, 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 反而起了惊醒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 鸦片战争后, 中华民族的国门被迫打开, 西方列强对农产品的搜刮迫使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 这奠定了经济近代化的基础;其次, 战后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 中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迈进, 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此外, 战后中国的社会阶级发生了变化, 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为中国革命注入新的力量,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积极探索领导革命, 中国革命才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 战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向西方学习, 这种新思潮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路。

总之, 近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历程, 这一过程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相互伴随、相互促进, 进而有力地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周卫.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长白学刊, 2008 (6)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590.

[3]林则徐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4]魏源.海国图志[M].上海:上海书局石印本, 1895.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6]李毅.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近代转型的初次实践[J].西北大学学报, 2007 (11) .

篇4：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影响

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分析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让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地展现。战争爆发前的清王朝已经是岌岌可危，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领土主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权利被破坏，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化的深渊。长达十四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耗尽了清王朝最后的气血。思想守旧、制度落后、官吏腐败、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现象十分普遍。新思想的传入并没有使中国人特别是统治阶层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真正醒来。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团练武装以及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一度让统治者看到了所谓的富国强兵的希望，但这一切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都灰飞烟灭了。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看：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割让了辽东半岛（后被赎回）、澎湖列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国家的领土主权被进一步破坏。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失去了对曾经的附属国——朝鲜的控制权，使其落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中。日本由此获得了侵略远东大陆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和跳板，为其进一步谋求在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利益，甚至为下一次侵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随后英法德俄等国纷纷在华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出现的《时局图》充分体现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早期的革命力量纷纷走上前台。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客观上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这一切迫使统治集团推行“新政”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从经济上看：日本政府通过《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开辟了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新的通商口岸，标志着列强的侵略触角已经从早期的沿海地区逐步向中国内陆地区渗透，破坏了中国内陆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通过在华获取建厂特权的便利，列强从对华商品输出的初级阶段向资本输出的高级阶段发展，其经济侵略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升。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大量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不堪重负，一方面以增加税收的形式转移到人民头上，另一方面以关税和盐税等权益作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借款条件之苛刻前所未有，使列强长期把控中国的多项国家权利。但也正是为了筹集赔款，清政府广开税源，放松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初步发展。经济上强大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谋求更多的政治诉求，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变革打下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从军事上看：首先，失去了朝鲜和台湾，意味着失去了东部东北部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国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只能看着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交战却只能保持所谓的中立。其次，甲午战争中湘军、淮军等团练武装的拙劣表现以及清政府花费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让清政府看到了原有军事体制和思想的落后，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开始在各地编练新军，逐步建立近现代化的军事体系。在新军中有两支军队的影响最大，一支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六镇新军，即后来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也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建立北洋军阀统治的军事基础；另一支是湖北的新军，他们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

从思想上看：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国人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要远超此前的几次对外战争。战败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如果还可以用“技不如人”来自我安慰的话，那么，到了甲午战争时拥有人数、武器等方面巨大优势的清王朝竟然败给了综合国力远不如自己的日本。国人的反思开始由技术层面上升到制度和思想的高度。在对比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后，部分国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甚至是我们的近邻日本。要求变革的声音越来越高，民主思想开始传播，各阶层纷纷掀起救亡图存的斗争，揭开了清末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大幕。

当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的时候，他的心中可能更多的是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的痛，也许他也无法预见战争会给清帝国甚至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的震动。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既是一次惨痛的失利，也是一个转折。国人的觉醒，国家意识的增强，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革命、独立与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J].历史研究，2012.

篇5：中国近代史纲要-鸦片战争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在教学过程中,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这一专题我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概括,为便于学生理解深刻

结合了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四个方面.政治上加强控制

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军事侵略活动,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 的条约.强占和“租借”了大量的领土,与此同时还在中国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并且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可以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控制力一点也不乐观.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经济上逐步渗透

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陆续侵入，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9世纪末，中国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

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

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旧式钱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文化上渐趋西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引起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思想观念的转化。我们的共识是：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19世纪上半期，一种新的文明，乘着西方军舰，带着廉价商品和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呼啸而来的时候，古老的华夏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中国近代历史就成为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我们要救民族之危亡，就必拒外寇于国门之外，要救文明之衰微，就必须打开国门迎接科学民主之曙光。当时中国的国情是: 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300人左右翻译和办洋务的人才。于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3.阶级关系：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这时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已经稳定在了这一层面,因为过去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消亡了.4社会矛盾: 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篇6：论中国近代名人的母亲对其影响

英国一个首相曾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摇篮旁的那双手。”而摇篮边的那双手的主人正是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的伟大的母亲，所以说，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母亲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

自古以来，中**亲就有三“育”，即“生育、养育、教育”，所以母亲不仅养育子女长大成人，更能影响子女成为怎样的人。古时四大贤母铸就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封坛退鲊、画荻教子”的佳话更体现出一个母亲在其成长道路上是功不可没的，在塑造子女核心价值观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善良、勤劳和乐观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的圣堂与成长的源泉！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母亲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应该说，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母亲的遗传。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让其置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浸润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的心底滋生了对民族灿烂文明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的母亲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母亲的勉励，给钱学森极大的力量支撑。钱学森怀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在常德女子师范和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后，回到常德女子小学担任学监。刚毅、自强的蒋胜眉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从小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1918年夏，14岁的丁玲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暑假中，母亲送她到桃源县报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正当学期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同学们上街游行，丁玲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她从小受母亲的思想影响，带头把发辫剪了。学生会还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母亲看见女儿在思想上、功课上都有进步，也非常欣慰。母亲告诉女儿，在“五四”运动中，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也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已经辞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员职位，专办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丁玲看见母亲虽已四十多岁，却仍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公而忘私，向往未来，也感到高兴、放心。暑假过后，丁玲向母亲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所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也很活跃。母亲始终是信任和支持女儿的，只是这所学校是私立的，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但是母亲考虑女儿的前途，仍然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亲自送女儿去长沙。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谈起她母亲时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为环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向警予的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丁玲的心，始终激励着她奋发向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在协助丈夫廖仲恺斗争多年后，还鼓励廖承志、廖梦醒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她自己奋斗的一生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光辉典。多年来，何香凝以卖画换得“买米钱”。她署名“双清楼主”的作品名扬海内外。她在日本美术学校时就得到名师辅导，后来又长年潜心于水墨丹青，还常与国内大师切磋。何香凝的绘画作品讲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岁，她在家中仍不时作画，且功力不减。在她那些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中，不仅记录了20世纪初叶以来社会政治的变幻风云，同时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廖承志从小受母亲熏陶，也喜爱绘画。何香凝作画时，他专心守候在母亲身旁，一边研墨，一边琢磨。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提笔画起小人像来。虽然笔法稚嫩，但人物却栩栩如生。当何香凝发现儿子的特长后，十分惊喜，决心把儿子的绘画天才好好发挥出来。于是，每当她完成一幅画作后，就要求儿子补画一个“小娃儿”。在母亲的精心指导下，廖承志的绘画技艺进步很快，不论素描、国画、漫画，无不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给孩子如何画画，还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画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给廖承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母亲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情感。从廖承志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和不同凡响的品格。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气与人格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画品和人品，就连母子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决。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务抓捕后，解送到重庆，蒋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见，并劝说：“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没料到廖承志却当面痛斥蒋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他刚正不阿、正义凛然的精神深受党内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亲何香凝一样，为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没念过书，但佛教思想对她的影响极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鲜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回忆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毛贻昌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地去接济这位穷本家。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这也为毛泽东后来为贫苦的广大农民群众而奋斗埋下了种子。

所以说，虽然“母亲”这一群体在革命岁月中被嵌入到男性主导的权利体系中，但当她们从“相夫教子”走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社会的变革已悄然发生了。因为她们的改变意味着新生的革命力量的迸发。

篇7：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摘要：19世纪后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部农民的起义，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抵御外辱，镇压内乱，但是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

近代化

影响

一 洋务运动对近代军事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虽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最终战败，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首先清政府依靠洋务运动中建立军事力量，多次挫败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其次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开始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还有，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业是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军火装备的主要供应来源。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并不在于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才是战败的主要根源。总之经历了洋务运动，中国的军事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二 洋务运动对近代经济的影响

洋务运动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領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习西方经济管理模式，为中国近代企业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 洋务运动对近代政治的影响

洋务运动中改良派政治上的内部落后性和对外依附性，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无法进入政治层面与思想层面，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但排斥与拒绝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作为保证，这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他们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力已经开始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藩篱，萌芽了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但由于洋务运动创办者们严重的封建政治特性，他们顽固的拒绝除生产技术以外其他任何的社会改革。因此他们牢牢的将洋务运动限制在封建生产关系内。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之外，还在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支持者们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单纯地看成一个技术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使由这些相关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失去协调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继洋务派人物后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需将革命从物质技术层面引入政治思想文化层面。因此在由于标志洋务运动失败的甲午战争而引发的戊戌维新中，维新派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又由稍后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结束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洋务运动虽然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还是刺激了中国政治向近代化的进程迈进。

四 洋务运动对近代文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开始时改良派认为兴办洋务，就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内容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学习新的知识，培养新人才。于是开办新式学堂，从1862年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创办烟台海军学堂，改良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这些学堂主要培养为洋务运动服务的翻译、工程、兵器、轮船驾驶、电报通讯、矿务、军医等各类人才。虽然这些学堂规模不大，学员较少，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化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还有就是派遣留学生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良派还直接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起，改良派通过清政府先后大规模向美、英、法派遣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有就是办刊译著，这不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这就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在文化教育上的积极影响更可视为我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五 结语

篇8：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法国首先在1895 年以本国干涉日本还辽有功为借口, 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两个不平等条约, 即《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 和 《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条约中要求将中国的广西、广东、云南三省归为其本国的势力范围, 并规定中国人必须要在法国方面事先允许的前提下方可在这三省内进行开矿。之后法国又进一步攫取在此势力范围攫取特权。

德国在1897 年以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山东曹州被杀事件为由强占胶州湾, 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通过该条约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 年, 还有在山东范围内修筑铁路以及在铁路两侧30 里内开采矿山的特权。

俄国在1896 年和1898 年以本国干涉题本还辽有功等理由相继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三个条约, 分别是: 《中俄密约》 《旅大租地条约》 和 《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在1896 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规定:准许俄国在黑、吉两省境内修筑一条由绥芬河通向满洲里的东清铁路, 以便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接轨。在1898 年签订的两个条约中, 俄国攫取了租借旅大25 年以及修筑哈尔滨通向旅顺的东清铁路支线的特权, 并获取独占“满蒙”地区铁路权。

英国在1898 年强占山东的威海卫为其租借, 同时英还强占九龙半岛以北的新租借, 租期长达99年。英国又在1904 年入侵西藏, 把西藏又归为其势力范围。

日本于1895 年在 《马关条约》 中获得诸多特权外, 还通过强迫清政府将福建地区及海岛归为其势力范围。并于1904 年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致使俄国不得不将其在“南满”所得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 从此, “南满洲”也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二、促使民族意识空前觉醒

甲午战争, 虽然中国失败了, 中国人民横遭空前劫难, 但多难邦必兴, 中华民族自强、自信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却空前振奋、空前活跃。首先觉醒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 他们掀起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以求彻底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导致失败。在此之后, 民族意识进一步加深。这突出表现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就像冲破了堤坝的洪水, 以不可阻挡之势, 奔腾咆哮于神州大地。从而使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使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改革现状、挽救民族危亡, 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又使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彻底决裂, 其结果, 正如就义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所感叹的那样:“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1]如果说维新变法运动仅仅是一次量变的话, 那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则是一次质变。1894 年11 月,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 他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 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 恢复中国, 创立合众政府”为奋斗目标。[2]1895 年2 月, 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正式创立。孙中山又将入会誓词的“ 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 这表明了民主革命派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决心。革命的结果, 终于取得了迫使清帝溥仪退位, 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光辉成果。

三、促进中国全面近代化

1. 甲午战争促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

近代中国的政治化经历了从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再向民主共和制的观念和体制演变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分为维新派和革命派, 虽然他们各自追求的政治近代化目标不同, 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反对君主专制, 要求民权, 最终实现中国政治资产阶级民主化。因此这两个派别几乎同时登上政治舞台, 同时呼吁, 同时实践。相对于维新派, 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政治近代化是更为彻底的。早在1894 年冬, 孙中山便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并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904 年, 黄兴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 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 分别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而从事革命活动。1905 年,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并以“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随后, 在《民报》 发刊词上, 孙中山将上述纲领进一步概括为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 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自己的统一政党和明确纲领, 也有了最终的目标。标志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迈向了新阶段。

2. 甲午战争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近代化

由于甲午战争惨败的强烈刺激, 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以救亡图存, 几乎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 致使清政府改变了经济政策, 开始重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之后, 清政府便采取一些发展近代工商实业的措施:第一, 制定并颁布了有关章程。1898 年7 月6 日, 发布上谕:“富强至计, 首在鼓舞人才, 各省市民若有新书以及新法制成新器, 果系足资民用者, 允宜奖赏以为之劝”, 所致之器, 颁给执照, 酌定年限, 准其专利售卖。“有能独立创建学堂, 开辟地利, 兴造枪炮各厂, 有稗于兴国殖民之计者, 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 以昭鼓励。”[3]1898 年10 月, 颁行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 22 条。其宗旨为“示洋股之限制, 得商之利权”。以倡导商办为原则。第二, 设立商务局以及农工商局, 并积极联络工商, 逐步推动实业的发展。第三, 支持兴建铁路与开矿。1895 年, 颁发上谕宣称, 凡有富商集股千万两以上者均准立公司, “事归商办”, 一切赢绌官不干预, 如成效可观, 政府予以奖励。1898 年11 月, 命各省督抚转饬各该地方官于所辖境内, 察访产矿处所, 无论已开未开及开而复闭者, 均详细查明, 绘图贴说, 于6 个月内咨报矿务总局, 以凭核办。第四, 发展纺织业。1896 年6月, 清政府谕令“多设织布、织绸等局, 广为制造”。1897 年初, 给事中褚成博奏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各先筹款在内地广设丝绸厂, 并令各将军督抚酌情一体兴办, 获政府准许。第五, 创办银行。设银行的宗旨很明确, 就是促进中国工商实业发展, 防止利权尽为外人攫取。对此, 清政府十分重视, 著督办军务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及户部议奏。户部设立通商银行, 由盛宣怀主持创办。1897 年, 中国近现代史上首家资本主义金融业的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创立。第六, 调和官与商的矛盾。第七, 招商承办原有管办企业。第八, 劝办商会。第九, 兴办农工商学。

3. 甲午战争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

⑴ 军事思想近代化。近代军事家们认为, 为了抵制外侮, 在军队建设上必须要有总体战的国防观。郑观应说:“自非总揽全局, 必不足以御人, 苟非思患御防, 亦不足以立国。”[4]785强调要树立全面的国防观。冯国璋则进一步提出了总体战国防观的设想。即:第一, 国家防御, 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并用, 在策略上结俄以抗英, 联日以制俄, 联英、美以制日、法;第二, 大力发展工商业, 开发边疆, 以增强国家财力, 谋富强兵之道;第三, 加强铁路、航运、电信、邮政等建设, 提高军队机动力和信息快传力量, 以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第四, 建立健全陆军和海军各级指挥机关, 加强近代指挥体系和指挥手段的建设, 提高统一指挥和近代大规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第五, 进行全民国防教育, 提高全民国防意识和兵员素质;第六, 同时扩军备战, 依国情训练新军, 练兵为长远打算, 设防要择要布兵。

近代兵学家们也提出了“寓兵于民”和发动人民积极参与反侵略战争的主张, 郑观应说:“练民兵庶足以助官军”;[4]903“使人尽知兵, 同心敌忾”, 一遇战事, “处处团防, 村村联络, 声气相应, 休戚相关, 国无筹饷之艰, 兵无远调之苦。将见士皆劲旅, 民尽知方, 软弱为强, 在此一举”。[4]899尤其强调;“以民养兵, 而兵可不溃;以兵卫民, 而民可无忧, 兵民相依, 人自为战”。[4]776这种兵民结合, 兵民一家的观点, 它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最重要标志。

⑵ 军事体制近代化。1896 年, 清政府按照西方国家的军制编练新军计划开始全面推行。新建陆军完全按照西方的编制, 将旧有湘淮军的营哨制改变为镇 (师) 、协 (旅) 、标 (团) 、营、队 (连) 、排、棚 (班) 的新建制。在装备上全部更新为先进武器。在兵员招募上, 规定了年龄、体格、文化和德行标准, 重视兵员素质在军官的晋升上, 打破以往世袭、武科、军功等数百年的旧传统, 实行近代军事学堂培训和升迁制度。在军队训练上, 聘请洋员教练, 使用西方操典。在军队管理上, 仿造西方军队模式, 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法典, 使新军的一切行动都有所遵循。在指挥关系和后勤体制上, 也建立了类似西方军队的参谋部和后勤保障机构。上述种种措施表明, 清军的军事体制已趋向近代化。

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海军, 并进行海军军制的改革, 具体措施为:第一, 建立海军部, 统一领导全国海军, 实行近代化管理。清政府明确指出:“立国之要, 海陆两军并重, 前因厘订管制, 钦奉先朝谕旨, 海军部未设以前暂归陆军部办理。嗣有旨派载洵、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 复派载洵等前赴各国考察一切, 筹办渐有端绪。兹据载洵等会同宪政编查馆王大臣奏拟订海军部暂行官制大纲列表呈览一折, 详加披阅, 尚属周妥, 自应设立专部, 以重责成。所有筹办海军事务处著改为海军部, 设立海军大臣一员, 副大臣一员, 该大臣等务当悉心规划, 实力经营, 以副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5]第二, 变革舰队的编制体制, 以适应近代海战的需要。清政府鉴于原北洋、南洋、广东、福建等水师的编制体制所存在的各自独立, 战时不服统一指挥的弊端, 决定将其废除, 重新组建新的舰队以适应近代海战的需要。新编舰队的原则是根据善耆等关于将所有军舰按其吨位、性能和火力的不同, 编为巡防外洋的巡洋舰队和巡防内河的长江舰队。

4. 甲午战争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

甲午战争后, 维新派把废八股、改科举、兴学校、开民智、培养人才, 作为维新变法, 救亡图存的重要举措, 并推动了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使中国教育进一步近代化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第一, 甲午战后的教育改革是在批判和否定科举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甲午战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的维新派纷纷抨击科举制度的严重危害。梁启超坚决要求废除科举制, 他说:“变法之本, 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 在废科举”。[6]第二, 废科举, 兴学校。经清政府的三令五申, 各省相继创办了许多各类新式学堂。据统计, 至1903 年止, 全国各类学堂已达69 所, 学生31 428 人。在新式学堂不断创建的同时, 要求改革, 废除旧式科举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1903 年3月, 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递减科举。1904 年1月,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1905 年8 月, 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又会奏立即停止科举, 推广学校。随后, 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等的意见, 发布停止科举上谕:“著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 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 亦即停止。”“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 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慎选师资, 广开民智。”[7]据统计1904 年, 全国各类学堂为4 476 所, 学生99 475 人。1905 年, 学堂增至8 277 所, 学生达258 873 人。第三, 学校教育体制日趋完备, 课程内容进一步更新。1902 年, 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制定的 《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吸收了戊戌时期学制改革计划, 制定了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及京师大学堂章程。但并未全部实现。1904 年, 清政府再次颁布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订立的 《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 从初级师范学堂到优级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体系, 和从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的实业教育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类型齐全、体制完备, 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与新的学校教育体制建立的同时, 清政府对课程内容页进一步更新。在 《奏定学堂章程》 中, 规定了各学堂的课程总科目, 分年科目及每星期各科时数。又根据学堂特点, 将课程分为主课、补助课, 并附有随意课, 甚至规定了授课内容和供参考的讲课、补助课, 并附有随意课, 甚至规定了授课内容和供参考的讲习方法。还要求“各科学期相间讲授”, 使“功课难易相配, 不致过劳生厌”, “亦有互相补助之益”。[11]第四, 建立新式教育行政机构。清政府于1905 年12月6 日正式成立主管全国教育事宜的最高行政机构:学部。学部成立后, 对全国学堂进行了近代化的管理。

摘要：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转折点。甲午战争的惨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促使民族危机急剧加深, 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化

参考文献

[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1:512.

[2]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1:20.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58:4115.

[4]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785.

[5]张侠, 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2:525-526.

[6]剪伯赞, 刘启戈, 段昌同, 等.戊戌变法[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63.

[7]廖一中, 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