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共5篇）

篇1：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习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图腾与符号，承载着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社会习俗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社会习俗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和进步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剧变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紧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利用战争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了80多个商埠。在主要商埠里，西方列强划设各自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帝国主义殖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使之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把西方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移植过来，形成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随着炮舰侵略和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的风俗思想在中国社会蔓延，“西风东渐”已成不可阻遏之势。

传统陋俗对社会进步的羁绊

近代陋俗文化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文化糟粕功能的，体现于生活惯例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习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等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遏制着社会的发展。面对落后受侮的基本国情，近代知识分子开展了“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寻求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传统的遗风陋俗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作用在变革中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批判传统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即“开民智”和“习俗救国”，至此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习俗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及文化习俗的变迁等方面，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不缠足运动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4]谭嗣同更是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以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令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辛亥革命，“革”掉了妇女脚上的一块裹脚布，埋葬了七、八百年摧残妇女最严重的陋俗之一，使广大妇女在通向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革”辫发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是与开化世界趋向的短发大潮相背驰的，因而又是“落后”和“不开化”的标志。辫子曾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厉行蓄发，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为号召反满救国，遂将辫子作为向清朝发起进攻的先声，号召剪辫，以恢复汉人仪容。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各地剪辫运动掀起热潮，对于那些早已视清朝如仇敌的汉人来说，剪辫无疑迎合了他们的心愿。《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之后，辫子陆续被剪掉。当时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众多的“剃头店”的现象。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革”掉了男人头上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一条辫子，改变了人们头脑里对于发辫所赋予的政治意义，也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礼仪习俗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习俗的传统悠久。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阻滞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到了近代，见面、称呼、节日和婚丧等礼俗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脱帽、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

上古席地而坐，行跪拜礼出于自然，后世桌椅既兴，此礼已不再适用。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便被长期保存下来。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到了近代，宫廷官厅礼节多用区分尊卑贵贱的跪拜礼，不能稍有差错。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见面礼俗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由此可见跪拜礼仪的繁琐与不平等。维新人士将跪拜称为“奴隶仪式”、“虚伪习俗”，呼吁废除跪拜礼。对跪拜礼的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礼节。早在1793年，英使马格尔尼来华朝见乾隆皇帝，清朝官员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坚持要行西礼。1873年，同治皇帝接见日、俄、英、法等国使臣，在外国使臣采用的礼仪问题上开始妥协。直到1901年，清政府才同意以西礼接见各国使臣清朝垮台前夕，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已采用西洋的鞠躬礼和握手礼，使跪拜礼发生了动摇。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

阳历的改用和新式纪念日的实行

中国历代都用阴历，并以帝王纪年。这种历法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行阳历，可免去阴历中平年闰年相差一月带来的某些不便，且与国际上通行历法

相一致，有利于国际交往。但由于阴历有24节序，与农事紧密相关，仍不能完全废除，故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又规定阴阳历并存，这种历法沿用至今。

阳历的改用和纪念节、星期日制的实行，影响了人们传统的节日观，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之后逐渐演化成新式城市民俗，成为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前进的印痕。

篇2：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傅宏、史继忠

社会习俗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隐含着许多潜移默化的社会观念、意识。习俗是在长时期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旦成为习俗就具有难以改变的习惯势力。何况，这种势力是全社会性的。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的社会习俗渐渐改变，甚至形成了新的习俗，因此，从社会习俗的变革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新的因素正在增长。

（一）、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

文化的传播往往从物质开始，它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不受语言文字的阻隔，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在人们求新求好的愿望下，先进的东西很快取代了落后的东西，造成一种新的趋势，广泛影响人们的生活，突破原先的生活模式。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用几个方面，近代贵州变化最大的是头饰、衣着，其次是常用器物，食、住、行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头饰服饰是人们心理的外化形式，人们总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放在头上、穿在身上，使之“冠冕堂皇”，引人注目。服饰头饰的变化，是社会习俗变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剂，传达出新的信息。在清代，皇帝身上的龙袍、官员头上的花翎顶戴，都是权力的象征。龙袍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只有“孤家寡人”才配穿这样的服装，其他人胆敢穿了龙袍，就得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老百姓见了官员自然要下跪，可是，官员见了皇帝，头上的顶戴花翎和身上的马蹄袖朝服，匍匐在地正好象是一匹马.平民的服装一望便知,男子拖着一条大辫子,戴瓜皮小帽,穿长袍马褂;女子穿大裙衣,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不过,有了功名的人可以稍有区别,秀才穿蓝袍以别于布衣,举人可以穿青绸蓝边公服,中了状元可以穿紫袍了.这些服饰,有明显的等级性与封建性,隐含着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歧视妇女的社会意识。

清末开始有了突破，新军的着装学外国，戴大圆帽，穿军装、扎绑腿、戴肩章，穿皮鞋，一改旧时八旗、绿营的装束。一些最先接触外国的时髦人物，拖着辫子穿洋服，手上还拿着一根“文明棍”，人们叫他们做“假洋鬼子”。辛亥革命的一大变革，就是剪去辫子，它标志着人们不再是清王朝治下的臣民，颇具革命意识和民族意识。妇女的解放从脚上开始，“不缠足”运动兴起，提倡“天足”，意味着妇女冲破封建牢笼，同男子一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底样改进而成的“中山服”，在民国年间很快成为男子常见的着装,竟至成为“礼服”和“国服”，而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的人被视为“遗老”、“遗少”。女性服装，一改旧时宽大直桶式满装，依照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一种时髦的旗袍。学生往往是引领时装潮流的先锋，穿起无翻领有衣袋的学生装特别有精神，还加一条围巾。“五四”前后的女学生，上穿中式短袄，下穿裙子，脚上穿皮鞋，头上有“流海”，显示出“中西合璧”的式样。到了三、四十年代，西装革履已是见怪不怪，再没有人骂他们是“假洋鬼子”了。新女性穿裙子的多了起来，旗袍成了上流社会女子的着装，烫头发、穿高跟鞋更让人感到新的文化韵味。这一切都标志时代在变革，千年凝固的习俗已经解冻。

这种改变从城市开始，近城的农村受到波及，乡里人进城也渐渐随大流，以免被人耻笑为“乡巴佬“。广大农村服装变化不大，不过，大裙衣已不太流行，多半是“短衣帮”，头上还缠着套头。这种影响从汉族传到少数民族，但影响并不显著，往往是“下变上不变，内变外不变”，比如有些男子的着服近似当地汉人，妇女改穿裤子，但头饰、外装基本保持不变，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基本保持原貌。杨森统治贵州时，实行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装束，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少数民族非常反感。

家用的器物不知不觉地变了。比如洋钢针、洋棉线，因为它很方便。无论城市、农村都使用它，竟连比较保守的老妇人也喜欢使用。洋瓷碗、玻璃杯、钢精锅之类，美观实用，渐渐走进千家万户。洋纱取代了土纱，洋布、泥绒、毛线、皮鞋等在市场出售也很受人青睐。手提马灯、电筒代替了手提的灯笼和火把，洋火代替了民间的打火石。商店里挂起了打气灯，还有迎风不灭的电石灯。洗漱用具也渐渐改变，使用毛巾、肥皂、香皂、牙刷、牙膏、牙粉，妇女还用花露水、雪花膏、胭脂、口红。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渐渐学会用“自来水笔”和铅笔，还用铅笔刀、橡皮檫，书本也不再是“线装”的了。诸如此类的变化，不一而足。

食的方面,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依然延续下来,”南人食米,北人食面”没有多大变化,用筷子的习惯依然保存.但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北方人”、“下江人”的到来，饮食交融的情况日益明显。比如当时的贵阳城，既有黔味，也有川味、湘味、广味，还与北方味、江浙味，馒头、包子、烧饼、大饼日渐行销。由于农作物的引进，如洋葱、西红柿、花菜、苹果等蔬果类进入市场。西点进入市场较早的是饼干和面包，以后有了花旗面包和冰淇淋，少数人喝咖啡。农村里的人抽叶子烟，城里人抽丝烟，香烟流行起来，贵州在引进“美烟”之后，卷烟工业迅速发展。西餐当时还不太盛行，只是少数人享受。

城市里发生变化是从修公路开始。为了行驶汽车，从贵阳开始“拆城墙，修马路”，于是城墙一座座拆除，城里的牌坊也越来越少，过街楼多不存在，打破了自我封闭的格局。民国初年，一些达官贵人多建一种“中西合璧”的房子，如贵阳的王家烈公馆、毛光翔公馆、袁干臣公馆、遵义的柏章辉公馆、兴义的袁祖铭公馆等，他们都用很厚的砖墙，有楼层、花格窗、大走廊，但都是中国式的屋顶、盖青瓦。贵阳王电伦的公馆是“罗马式”，圆形拱顶，仿照西方建筑。晚期还出现了西洋式别墅，如南明堂的牟龙光公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而园林却是中国式的。街面上的商店，流行的是骑楼式房屋，门前有柱子和走廊，如贵阳的中正路（今新华路）、普定街（今黔灵西路）。后来又兴起一种“假洋房”，内部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外表却用玻璃门窗加一堵墙作装饰，看去像“洋房子”。当时最高的洋房子是贵阳中山西路的贵州银行大楼，有四层楼。不过，这些都只是凤毛麟角，众多的民房还是木结构的三合院、四合院或街房，学校多是由庙宇改建而成的，广大农村的茅草房、土墙房、石板房、吊脚楼及干栏史房屋依然如故。

行的方面主要是受公路的影响，汽车多了起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贵州奔驰的汽车络绎不绝，改变了过去只有人挑马驮的状况，出远门可以坐汽车，而不是坐滑竿、轿子和骑马。贵阳城内还有了人力车、自行车（脚踏车）、载客马车和公共汽车。这一时期人们看见了飞机，也有机会乘坐火车。在观念上，似乎觉得路途正在缩短。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可以知道许多新鲜的事，人们的思想逐渐开阔。但是，广大农村交通、通讯仍然不便，沿用着古老的运输方法。

(二)婚丧习俗的改变

婚姻制度在清末民初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年轻人首先突破包办婚姻的藩篱，倡导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为了反抗传统的包办婚姻，他们离家出走，这在五四前后成为一种新女性的革命举动。童养媳、指腹为婚，已为一般青年人所不耻。寡妇再嫁已开始解禁，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一块贞节牌坊葬送自己的一生幸福。婚俗也有了改变。新郎骑马、新娘坐轿的风俗虽然存在，但有的人已越过了这条古老的界线，开始穿婚纱进教堂。抗日战争期间，流行一种“集团结婚”，在某一个重大节日里，许多对新郎新娘一起结婚，还奏起军乐，摈弃了传统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传统礼节。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解体，代之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些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而且是思想观念的改变，蕴含着个性解放、反封建的意识。不过，当时也有若干陋习。在新的土壤上延续下来，比如，纳妾、嫖娼宿妓，说明这些变革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形。民国年间，政府曾下令改革婚姻制度，规定结婚年龄，禁止“童养媳”、“望郎媳”，不允许强迫婚姻，提倡简化婚礼，以茶点代替盛大的婚宴，虽然有些只是一具空文，但也反映出时代变革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禁止嫖娼卖淫，往往是屡禁不止，达官贵人首先违禁。

丧葬习俗根深蒂固，民国年间的改变不大，土葬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仍然盛行。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厚葬的习俗有所改变，例如，陪葬物品减少，安葬时间缩短，迷信成分不如以前之盛。当时提倡“公祭”，一些名人去世，往往采取这种新式的祭奠方法，开启了一种新风。但在广大农村，原有的丧葬形式并末有多大的改变。

婚丧嫁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和死后的归属，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被称为“红白喜事”。婚丧习俗延续了几千年，但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说明封建礼教正在土崩瓦解。特别是婚姻制度的改变，把一代代的青年逐步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社会礼仪的变化 礼俗是人际关系的体现，与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礼俗。如果说生活习俗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物质文明的话，那么，社会礼俗的变化则由社会意识所引起，是一种深层次的变革。晚清及民国年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礼俗也随之改变，只不过有些礼俗变化十分明显，有的比较隐蔽，但都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但在整个历史潮流下礼俗也在不断演变。

社交礼仪的变化最为明显。清朝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向了极端，各种社交礼仪都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性和等级性，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界线十分森严。大臣见着皇帝，匍伏在地，跪着奏事，即令是军机大臣、皇叔、国舅也要自称“奴才”。三岁的小孩当了皇帝，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要三呼万岁，被满门抄斩，还要“谢主龙恩“。下属见上司要跪拜，称上司”为大人”，自称“下官”。百姓不但是“皇帝的子民”，而且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跪在地上自称“草民”。婚姻强调“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没有自主权。名媒正娶的妻子也自称“妾”，“三妻四妾”的封建礼教，就像法律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君权、族权、夫权在礼仪上明显表现出来，磕头作揖成了最常见的礼节。

辛亥革命后，礼仪上最大的变革就是废除了这些使人失去尊严的封建礼仪。磕头作揖改为鞠躬，表示尊敬而不失自己的人格。见面行握手礼，表示相互友好而且平等。分别时说一声“再见”，使人感到亲切。说话不必再称什么“大人”、“小人”，封建时代的那一套已被人们摈弃。从礼仪上可以看出时代在变迁，社会观念起了很大变化。皇帝、太后、皇后、阿哥、格格之类的称呼随着时代的变革已经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总统、主席、委员、部长、省长、专员、县长等。虽然封建权力并不因这些称谓的改变而消失，但毕竟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采用新的称谓，标志着时代已经不同了。

不管怎样说，进入“民国”以后，社会活动显然多了起来。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开会”渐成风气，遇事聚集在一起，由“主席”主持，发言可以争论，还要“举手表决”。“鼓掌”是一种新的礼仪，至少可以表达参会人的态度。突出的表现之二，是“女权运动”兴起，妇女走出家门，可以读书，可以参加社交，可以自由恋爱，可以参加工作，谓之“新女性”。起初实行“男女分校”，可是到了“五四”以后，这种界线逐渐打破，不但男女可以合校，还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甚至同台演出。跳“交际舞”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这虽然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它反映了妇女进入了社交圈子，对以往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无疑是一种巨大冲击。民国年间出现了许多政治、社会团体，包括政党、学术团体、同业公会及学生会。妇女会和工会等。虽然由于种种政治限制得不到充分发展，但毕竟和清代有很大不同。

传统的节日在近代仍然延续下来，例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月半等，但节日气氛有所淡化。少数民族的节日在民国年间大多保持，变化不大。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因采用公历而有元旦，纪念民国建立而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双十节）。在国际影响下，开始有了青年节、儿童节、妇女节、劳动节等。信奉基督教的人也过圣诞节、平安夜。传统的节日集中展现了民族文化的风貌；新的节日标志着时代正在变革。

（四）、语言文字的演变

语言文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改变。但在近百年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人口流动增大等因素，语言文字也起了许多变化。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使用白话文，但在官方行文和学术论著中仍然以文言文为主。客观上反映出文人在社会上的一种特殊身份，与民间隔着一道墙。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实际上打破了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的界限，文人在写作上贴近民间口语，报刊、杂志和图书中大都使用白话文。不过，在改变的初期遭到“国粹派”的阻拦，有许多文章往往是半文半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终于成了主流。

在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张之洞等人主张就近学习日本，大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大批革命志士也在日本活动，因而近代汉语受日本影响很大。日语渊源于汉语，日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汉字，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往往借用汉字翻译外国语，并赋予新的含义。因此，通过留学生和革命活动无形之中引入了许多日语词汇，因为它们在字形上与汉字相同，不知不觉的就融入了汉语词汇。比如，“同志”一词就来自日语，而且带有革命的色彩，很快就成为一种流行的称呼。政治术语方面引进较多，如“阶级”、“斗争”、“立场”、“社会”、“方针”、“政策”、“干部”、“动员”、“表决”之类。学术用语有许多也来自日本，如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子、分子、元素、固体、液体，医学方面的细胞、结核、神精、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电灯、电话、混凝土、味之素，文学用语方面的如象征、道具、版画、漫笔、主笔、交响乐、出版物、展览、捣毁等。因为字形相同，不用日语读音，而以汉字形式进入汉语，所以，人们不感到陌生，也未意识到它们是外来语。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扩大，许多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俄语的词汇也通过直译、意译、半直译半意译等多种形式进入汉语。很多科技词汇、医学词汇大多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随着科学普及的扩大，有些专有名词实际上变成了民间用语。这种现象在医药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进入汉语词汇较多的是英语，人名、地名、物品名有许多是用英语的直译（音译），如沙发、咖啡、茄克；有的是半意译音译，如冰淇淋、卡车等。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也自创了一些新名词，如金属元素均加“金”字旁，非金属元素加“石”字旁，气体元素加“气”字头，如“铀”、“硅”、“氢”、“氧”等等。因为法国在艺术方面比较突出，当时文艺界深受其影响，所以引入了一些法语词汇，如“罗漫克”（浪漫主义）、“蒙太奇”（电影技术）。还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德谟克利特”（民主）、“塞因斯”（科学）。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的影响下，有一些俄语词汇也渐渐传播开来，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等。

篇3：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鸦片战争后, 列强们蜂拥进入中国, 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商品和资本, 同时也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到了中国。中国古老而保守的传统文化遭受着西方文明的冲击, 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大的变革, 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革显得尤为突出。服饰领域出现了中式与西式、传统与现代的共同流行;饮食文化中, 西餐的传入, 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餐桌;居室建筑方面, 在中式住宅的发展过程中, 西方的建筑理念逐步融入其中;移风易俗也成为时代的特征之一。

二、学情分析

1.学生在初中课本里已初步领略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但对近现代我国人民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律性认识, 本课着重引领学生通过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怎么变”的史实, 探究变化的原因、特点和趋势。

2.物质生活的衣、食、住和社会习俗是学生比较熟悉并感兴趣的内容, 但我校是寄宿制学校, 在短时间里学生无法搜集资料, 所以在本课的设计上以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为基础, 逐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从而达到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基础知识:了解近代以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基本技能: (1) 解读历史图片, 学会从特定的中国社会历史大背景中去探究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2) 探讨影响近代以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因素, 学会从多角度分析思考问题。

2.过程与方法。选取有代表性的服饰、饮食、住宅、婚礼、丧葬、礼仪等历史老照片和文字资料再现近代以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场景, 结合现实物质生活和婚丧照片进行对照, 让学生感受社会生活的变迁, 加深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通过教师概括性和幽默性的语言引导学生进入历史的情境, 让学生产生学习探究的欲望,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3.情感、态度、价值观。将近现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置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 使学生认识到它的发生是必然的, 同时, 它的特点也是时代造就的, 从而受到唯物史观教育。

四、重点难点

重点:中国近代以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原因、特点。难点:中国社会变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五、设计思想

1. 用大量生动直观的图片资料、文字资料开展多媒体教学。

2.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教师引导与学生探究相结合, 采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

3. 引导学生用唯物史观看问题, 学会多角度分析问题。对于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变迁要放在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大背景中去考查, 对于形成变迁的原因分析可以从内、外因两大方面考虑, 而内因又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去思考。

六、教学流程

导课:出示材料:有史以来, 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 却又如此缺乏根据。——斯塔夫理阿诺斯评价传统中国。的确,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中国的辉煌, 同时也形成了无以复加的自信。而当鸦片战争爆发之后, 古老的中国开始发生了变化。

1. 第一个环节:师生互动, 共同引出近代以来物质生活的重要内容。

师:出示图片———李鸿章出使欧美, 同学们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鸿章大人, 1894年他曾经出使欧美八国, 所到之处, 无一不引起轰动, 各大媒体都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因为他是大清帝国的政要, 所以获此殊荣。但假如同学们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普通公民, 你会对这个来自东方的中国人哪些地方非常感兴趣呢?

生1:他那长长的辫子, 呵呵, 太有趣了。

生2:他那身长衣服, 太老土了。

生3: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啊, 住在和我们一样的房子里吗?

生4:哈哈, 他们结婚, 是不是也自由恋爱啊?

……

(在学生的回答中, 老师及时对传统中国的衣食住和习俗作补充和解释)

师:同学们的眼光都非常敏锐, 你们所关注的风土人情, 正是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 今天我们就以此为坐标, 一起来重温在近代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嬗变。

师:当西方的民众还在为东方的神秘表示极大兴趣时, 令他们感到尴尬的是, 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 下面我们就集中选取两个篇章来解读这种变化。

2. 第二个环节:以学生为主体的合作探究, 围绕社会习俗篇和服饰篇进行变迁原因的历史解读。

社会习俗篇:出示婚礼习俗变迁的三副图, 在幽默性语言的讲解中让学生对剪辫易服和迫令放足等内容进行掌握。

服饰篇:先出示服饰功能的材料, 再出示男、女服饰变迁的图片, 以此为缩影, 并设置问题来探讨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变迁的历史原因。

(1) 这些服饰出现并流行于什么时候?

(2) 这些服饰呈现出什么时代特点?

(3) 影响这些服饰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 开展合作探究学习, 并由师生共同总结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

3. 第三个环节:师生共同总结、提升与拓展。

出示讨论材料:新民网去年报道了北大清华等高校十名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的新闻之后,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围绕博士们“抵制圣诞节”的倡议, 网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位网友在回贴中写道:“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中华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明确反对抵制圣诞节和西方文化。

还有网友认为:“中国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作出某种改变不是坏事。文化也应该竞争, 我相信博大的中华文化必然可以保存得更好, 更有生命力, 更加有创新思维。”

你如何跟贴?

(在学生的讨论中, 得出今日中国文化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走向丰富和成熟的。然后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关于文化内容的节选来升华本课主题)

篇4：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关系

一、留学生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奠基者

留学生回国后, 把西方现代科学的各门学科整体、全面地植入中国, 打破了数千年来经、史、子、集等独占学坛的局面。他们不仅首次将西方科学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 而且身为之倡, 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同时, 留学生作为这些新兴学科的创始人和早期的学术骨干, 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出了巨大贡献。

1. 地质学。

地质学是较早移入中国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奠基人有章鸿钊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 、翁文灏 (比利时罗汶大学理学博士) 、李四光 (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 。1912年, 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 由章鸿钊担任科长。1913年, 丁文江创办地质研究所, 并任所长。丁文江聘请翁文灏为专任讲师, 培养了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李学清、王竹泉、谭锡畴等一批地质学人才。1918年, 北京大学首先设立地质系, 留美学生可杰任第一任系主任, 李四光应聘担任该系副教授、教授。1922年, 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 选举章鸿钊担任会长, 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

2. 近现代数学。

在中国系统深入地研究近现代数学的人, 最早也是留学生。他们学成回国后, 创办数学研究机构和刊物, 培养数学人才, 逐步形成了中国数学研究的骨干队伍。在留学生中, 最早学习数学的当推冯祖荀 (留日) 、胡明复 (留美) 、姜立夫 (留美) 等。其中, 胡明复和姜立夫在美国获数学博士学位。胡明复、姜立夫回国后, 分别在上海大同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创立数学系。之后, 陈建功 (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 、华罗庚 (英国剑桥大学) 、许宝 (伦敦大学哲学博士) 、陈省身 (德国汉堡大学科学博士) 、江泽涵 (留美) 、吴文俊 (留法) 等一批留学生相继回国。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的方法, 不仅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 使中国数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 而且自身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数学领域中最杰出的人才。到20世纪40年代, 中国近现代数学研究开始成熟, 有些科研成果已被列入世界先进行列。

3. 社会科学。

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门学科移植到中国来的, 最早还是留学生。以哲学为例, 留学生将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介绍到中国:胡适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 张君劢、张东荪宣传德国柏格森学说, 陈大齐、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宣传新实在论等。在输入西方哲学思潮时, 西方哲学这种严密的思维方法也随之引入, 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另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也是以留学生为媒介进行的。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 基本上是一批留日学生。随后, 留法、留苏学生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1947年12月的调查显示, 全国144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中, 有10名美国人, 其余134名中国教师中, 有107名是留学生出身。

二、留学生是近代中国收回主权外交活动的主持者

西方国家惯常把外交、军事独立起来, 称其为职业外交官和职业军人。他们较少受政府内阁更迭影响, 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事实上, 清末留美学生回国后, 很快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清末的100名留美学生中, 从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 其中, 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 外交次长、公使2人, 外交总长1人, 内阁总理1人。到民国时期, 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成为外交队伍的主体, 在外交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 他们大多具有爱心, 在外交工作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收回部分主权作了很大努力。唐绍仪、梁敦彦、顾维钧、颜惠庆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904年, 唐绍仪担任驻英公使, 赴印度加尔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萨条约》进行谈判, 谈判中, 唐绍仪坚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 部分地挽回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1年5月8日, 清政府宣布成立内阁, 梁敦彦出任外务大臣, 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外交最高主官;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 顾维钧据理力争, 驳斥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 获得各方面广泛的同情和赞扬;1920年8月, 颜惠庆出任外交总长后, 首先取消对帝俄之承认, 停止对帝俄支付庚子赔款, 同时派人接收了天津、汉口和在华俄人的治外法权, 苏维埃政府为此声明表示满意, 并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20日, 颜惠庆主持签订中德复交条约, 废止战前德国在华一切特权, 并以巨款赔偿我国参战损失, 这是民国以来我国第一次签订平等条约;同年7月, 在华盛顿会议上, 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提出关税自主、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8项要求, 3位留学生出身的外交官在会上义正词严, 据理力争, 在会下则进行广泛交往折冲, 争得不少同情, 孤立了日本。

三、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传播者

1. 留学生是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

清末和民国时期, 具有较大的影响的教育思想有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义务教育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等。这些西方教育思想大多以留学生为媒介传播到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德国却败于实行平民主义教育的美国及协约国, 军国主义教育已不适应世界潮流, 因而提倡平民主义教育。最早在中国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是章太炎、李大钊等人。1910年,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 他提出的办刊宗旨之一就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劳动教育》一文, 主张广泛设立劳工补习教育机关, 给工人以知识教育。接着, 胡适、蒋梦麟、晏阳初、傅葆琛等一批留美学生回国, 也加入了鼓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行列。1919年9月的《教育杂志》刊登了数篇留美学生撰写的有关平民主义教育的文章。

2. 留学生是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

科举制度废除后, 知识分子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 就业的选择趋于多元化。但是, 由于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生产力低下、产业不发达、科学文化事业落后, 这在客观上又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就业选择范围。所以, 留学生回国后, 主要是从政或教书。尤其教育界, 成为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

四、留学生是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发起者

1. 留学生是新生词汇的发起者。

新生词汇的引入, 对中国的文章体裁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来, 日本的汉字就是从中国汉字一笔一画学过去的。但是, 当他们大量翻译西方书籍以输入西方文化时, 遇到难以表述的新事物、新思想就借用不同的汉字制造新语。如以“哲学”表“philosophy”、以“说明”表“explanation”、以“断交”表“rupture”等。再如“文学”一词就是日本人借用中国成语中的“文章博学”创造而来, 意在代表英语中的“literature”, 现在“文学”一词已融入中文。上述的新词汇虽然都是由汉字荟萃而成, 却是非传统中国语言中所固有的。留日学生在翻译日文书籍的过程中, 输入大量日本语词汇, 丰富了汉语词汇。据学者研究, 来自日语中的现代汉语词汇达800多个。如“一元论”、“二重奏”、“反革命”、“共产主义”等。这些现代汉语都是通过留日学生引入, 是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

2. 留学生是文学革命的发起者。

如果说留日学生的贡献是带来了新生词汇, 那么留美学生的贡献则是发起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1917年1月, 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主张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 这篇文章被称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书”;接着, 陈独秀于同年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 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出身不同国度的留学生, 将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 如写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写实主义等, 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除以上几个领域外, 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篇5：社会变迁与农村婚姻观念研究

对于一个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来说, 自然会高度关注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 关注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 人们的思想观念支配者人们的行为, 只有理清楚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现象、问题,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诚然,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在循序渐进的平缓过程中时而会发生骤变, 农村婚姻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在社会实践中首当其冲的被改变。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国家对农村人口外出限制的口径放大, 使得大批农村人口流出农村, 进入城市。近年来, 随着打工潮 (民工潮) 的兴起, 更多的农家子弟通过受教育进入城市, 他们不仅开阔了眼界, 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 同时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也增多了, 并且潜移默化的受城市现代化观念的影响, 逐渐认同并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 从而使农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改变。

一、社会变迁理论概述

(一) 社会变迁的含义

社会变迁, 既可以用来指社会形态或文化模式发生的任何变化, 也可以用来指整体性的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因此, 社会变迁就有着广义和侠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生活现象的变化与发展, 包括社会形态的量变与质变, 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功能的改变, 社会过程的推移以及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改革, 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狭义的社会变迁则特指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将在广义的社会变迁的理论范围内进行相关的问题探析。

(二)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视角

对社会变迁的理解不同, 缘于不同的社会研究视角。社会学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形成了多种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 更多的学者投身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行列, 其中本土学者居多。总体来看, 研究者们形成的研究视角可简单归类为社会关系视角、社会流动视角、社会结构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

二、传统农村婚姻观念的特点和社会变迁对农村婚姻观念的冲击

婚姻缔结, 俗称订婚, 指择偶后, 宣告双方婚约开始的活动。这是中国农村约定俗成的传统。传统观念人们认为, 婚姻必须要由父母做主才行, 对于缔结婚姻, “父母之命不可违, 媒约之言不可无”, 而且把“媒灼之说”当成必要环节, 视为一种必然规律, 有所谓“天上无云不下雨, 地下无媒不成婚”之说。在人们看来, 不经父母做主同意认可的婚姻, 不经做媒自主的婚姻都是不道德的。因此, 儿女的婚事应由父母包办代替, 我们称之为包办婚姻。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有几个主要特征:保守性、规矩性、不平等性、临近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城镇化速度加快, 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法理社会开始代替伦理社会。中国社会的这种快速转型,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 农民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变化的特点基本可以概括为:开放性, 多样性, 落差性, 距离性。

三、农村婚姻观念变化的原因

(一) 爱情的地位开始上升

对于农村社会来讲, 婚姻缔结, 而爱情的比例是比较低, 但是随着社会变迁, 农村男女青年的自主性增强, 爱情比例在上升, 开始成为影响缔结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婚姻观发生扭曲

婚姻观扭曲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陋习偶观还有一定的市场根;二是婚姻道德观念混乱, 对家庭极不负责;三是部分家庭中仍存在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的思想。

(三) 农村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单凭土地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于是农村的男女青年大量涌入城市打工挣钱, 在城市居住的过程中, 农村人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被城里人同化。另一方面:我国普及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 农村小孩也可以和城市小孩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 上不起学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这些农村人通过教育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 同时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他们再回到农村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其它中老年人的价值观念, 最终实现价值观念的变化。

四、农村婚姻观念变化产生的问题

(一) 婚姻道德义务不断淡化

婚姻不仅是男女两性的结合, 更多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但随着社会变迁, 这种互相扶养的义务有所削弱, 人们的功利性在增强, 而道德感在削弱。

(二) 农村婚姻成本增加

近些年听到好多农村青年高呼结婚一系列费用太高, 结不起婚。农村的结婚费用过高, 一定程度上造成家庭的沉重负担。同注重个人感情的现代婚姻形式相比, 传统村落社会中的婚姻是具有实际、理性和慎重的特点。这种婚姻更接近商品交换。即在正式缔结婚姻关系前, 总是像买东西一样掂量双方条件的各个细节。结婚费用一般包括彩礼聘金, 请客费用, 建立新家的费用。彩礼聘金被认为妇女的“身价费”,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这种“身价费”不断飞涨, 成了农村许多家庭沉重的负担。近年来, 不少地区已超过万远水平, 甚至数万元的情况也不少见。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婚姻历来被当作整个家庭而非当事人的事, 因此结婚费用是家庭承担, 而且父母也认为对子女应尽的义务。结婚费用的飞涨速度远远超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 与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承受能力严重脱节, 造成家庭及家族的经济紧张或贫困, 导致了贫苦的家庭的婚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 而少数比较富有的家庭男子则在农村理性实际的婚姻观的一向较容易找到配偶, 结成美满的家庭。但一部分男青年结成自己的家庭则缺乏经济基础, 受到各方面的限制。

(三) 农村家庭稳定性降低

农村家庭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了极大地关注。婚外情成为婚姻家庭的主要问题。这是社会生活多样化及婚姻道德观念不正常化而产生的结果, 由于经济及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 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 一些不良的婚姻道德观和家庭伦理道德观侵入到人们的生活, 如:性自由、性解放、包二奶、养小蜜、交情人、一夜情等等。男女任何一方一旦在婚姻家庭中出现这些行为, 婚姻生活就不再平静, 家庭维持就有危机。

(四) 农村妇女的自主性增强

农村妇女自主性提高与整个社会妇女地位的提升是紧密相关的, 但是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那就是农村女孩的眼光越来越高, 而且流向城市的越来越多, 致使农村剩男越来越多, 大大增加了农村结婚成本, 女性在看似地位的提升, 其实又被当成了特殊商品, 这个问题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和解决。

五、加强农村文化假设, 引导农村婚姻观念向良性方向发展

家和万事兴, 家定国安宁。婚姻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和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因此整个社会都要关注和谐家庭的建设, 为稳定家庭、建立和谐家庭倾心、倾情、倾力。就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而言,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加强农村婚姻法律知识宣传, 使农村婚姻法律化

社会的进步与法律体制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 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需要法律规范, 所以应加强农村普法工作, 尤其是婚姻法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使农村婚姻越来越规范, 农村婚姻家庭问题, 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解决和处理。

(二) 加强农村道德文化建设, 使农村婚姻道德化

农村婚姻道德建设,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不断提高农民群众道德文化素质, 让农民树立正确的婚姻道德观念。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而婚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基础, 所以要不断做好婚姻家庭工作。通过不断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以道德建设为基础, 促进农村婚姻道德化, 以积极正确的舆论为导向, 倡导良好道德, 努力实现社会风气良性循环。

(三) 引导农村价值观积极发展, 使农村婚姻文明化

建立相应的社会服务机构, 为群众提供帮助。充分发挥各基层组织特别是社区的作用, 通过设“信箱、服务卡”, 密切警民、官民关系, 营造“秩序好、群众满意、纠纷少、社区稳定”和谐环境;增设调解中心、发挥亲友团协助能力, 及时发现和处理矛盾纠纷, 使家庭问题在第一时间就地就近得到解决, 避免和制止家庭矛盾升级。加强正面文化宣传工作, 坚持依法依德相结合的原则。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冲击着农村传统社会结构, 农村传统婚姻观念也受到挑战并开始出现变动。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转型与微观婚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 分析中国农村传统婚姻观念的特点以及其在社会变迁的冲击下所呈现的新特点。

关键词：社会变迁,农村婚姻观念,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钟涨宝.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杨善华.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