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社会责任的反思

对我国社会责任的反思（通用6篇）

篇1：对我国社会责任的反思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思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还始终存在着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只有坚持并进一步深化对这些不相适应方面的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才能切实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作 者：孙运福 夏辉 Sun Yunfu Xia Hui 作者单位：孙运福,Sun Yunfu(山东财政学院,政治法律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夏辉,Xia Hui(山东省立医院科卫专修学院,山东,济南,250021)

刊 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51(5)分类号：B036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 先进生产关系 制度创新

篇2：对我国社会责任的反思

（上）

薛惠元

 2012-03-15 08:52:37

来源：《当代经济管理》 2012年第2期

摘 要：目前，新农保试点和推广已2年有余，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反思我国的新农保制度。文章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反思，包括：2012年新农保制度实现全覆盖的条件是否具备，个人缴费标准应实行定额缴费制还是比例费率制，捆绑式缴费应取消还是保留，“多缴多得”的激励政策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个人账户中的政府补贴部分应该继承还是充公，个人账户储存额按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是否合理，地区差异的中央财政补助政策是否公平。通过反思，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农保，财政保障能力，捆绑式缴费，多缴多得，公平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自此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制度进入试点和推广阶段，迄今已2年有余。截至2010年底，新农保已覆盖全国24%的县，参加新农保的人数达到10277万人。可以说，新农保的试点和推广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农保制度本身及其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在新农保试点和推广了一段时间之后，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反思我国的新农保制度，以达到查漏补缺、健全修正的目的。

一、2012年新农保制度实现全覆盖的条件具备吗？

国发[2009]32号文件提出，“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即新农保制度从试点、推广到全覆盖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这一推进速度过慢，这是不公平的，会造成未试点地区的老年农民无法享受到基础养老金，从而产生攀比和心理不平衡，不利于社会稳定。国家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在2011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十二五期间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2011年6月，温家宝在全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部署暨新农保试点经验交流会议上要求，“在本届政府任期内（2012年）基本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这里的“制度全覆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新农保制度在全国全面推开；二是指新农保制度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即“人群全覆盖”。近年来，新农保试点推进的速度不断加快，2009年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2010年覆盖23%，2011年覆盖60%；按照这个速度，2012年新农保制度在全国全面推开完全可以做到。那么，2012年实现新农保制度“人群全覆盖”的条件具备吗？这个条件应包括财政条件、经办管理服务条件等。下面仅对2012年实现新农保全覆盖的财政条件作出分析。

由于无法获取2012年人口、财政等方面的数据，我们假定新农保制度在2009年就实现“人群全覆盖”，然后基于2009人口、财政等方面的数据，分别测算出覆盖率为100%时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及其占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进而对新农保的财政保障能力作出评估。

（一）中央财政对新农保年补助数额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测算与分析

依据国发[2009]32号文件作出以下假定：①假定“老人”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都已参保，所有“老人”都有资格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②已经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数目非常少，这里不予考虑。

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以及上文的假定，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基础养老金的年补助数额＝∑东部各地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50%×12，通过计算得出为108.6602亿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基础养老金的年补贴数额＝∑中西部各地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12，通过计算得出为438.1844亿元；进而可以计算出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为546.8446亿元（具体如表1所示）。

2009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为35，915.716亿元，据此可计算出中央财政对新农保年补助数额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52%。由于2009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52.4%，而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20.0%。可以说是1.52%这一比例非常小，中央财政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即中央财政有能力承担新农保财政补助。

（二）地方财政对新农保年补助数额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的规定，作出以下基本假定：①由于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适当鼓励”以及“提高和加发部分基础养老金”的补贴属于选择性规定，鼓不鼓励、提不提高或加不加发，完全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只要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合理，这一部分补贴一般不会存在财政无力负担的情况，因此这里不予考虑；②对于地方政府缴费补贴，按照最低补贴标准即30元/人·年来测算；③对于缴费困难群体，仅考虑农村重度残疾人，从各地新农保的实践来看，对农村重度残疾人几乎全部采取的是代缴全部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的做法，因此这里按照100元/人·年来测算；④基础养老金标准为55元/人·月（忽略提高和加发部分的基础养老金）；⑤16周岁及以上的在校学生不在新农保的参保范围之列，但由于在校学生的数量很难把握，这里基于风险最大化的原则忽略在校学生做粗略计算，即假定16～59岁的农村居民均为新农保的参保对象。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可以获取2006年4月1日零时的残疾人口数据。其中，从残疾人口的年龄构成来看，全国残疾人口中15岁～59岁的人口占42.10%，利用线性插值法可以计算出16岁～59岁的残疾人口占全国残疾人口的比重为41.16%；从残疾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全国残疾人口中农村残疾人口占75.04%；从残疾人口的残疾等级构成来看，全国残疾人口中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占29.62%；各地区残疾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如表2。据此，可以推算出2006年4月1日零时各地区16岁～59岁农村重度残疾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各地区残疾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41.16%×75.04%×29.62%。

我们假定各地区16岁～59岁农村重度残疾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保持不变，根据2009年底各地区的总人口数，可以大体推算出2009年底各地区16岁～59岁农村重度残疾人口数，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以及前文的假定，在新农保人口覆盖率为100%时，东部地区地方财政年补助数额＝∑东部各地16岁～59岁农村人口数×30＋∑东部各地16岁～59岁农村重度残疾人口数×100＋∑东部各地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50%×12；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年补助数额＝∑中西部各地16岁～59岁农村人口数×30＋∑中西部各地16岁～59岁农村重度残疾人口数×100。据此可以计算出全国各地区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及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具体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全国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为254.5198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0.78%，仅为中央财政负担的1/2。可见，从总体来看，地方财政负担并不重，地方财政完全有能力负担新农保财政补贴。

从东中西部来看，东部地区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0.77%）与中西部地区（0.79%）基本持平。具体来看，在东部，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最低的为上海0.06%，最高的为河北2.60%，平均水平为0.77%，负担比较重的为河北（2.60%）、海南（1.70%）、山东（1.54%）和福建（1.31%）；在中西部，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最低的为内蒙古0.28%，最高的为西藏1.54%，平均水平为0.79%，负担比较重的有西藏（1.54%），贵州（1.34%），甘肃（1.31%），河南（1.11%）。可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省份（如西藏、贵州、甘肃、河南等）和东部农业人口比较多的省份（如河北、山东、福建等）财政负担比较重，会存在一定的财政风险。

由于新农保试点在县这一级进行，因此县级政府将会承担重要的财政补助责任。下面以湖北省5个新农保试点县（黄陂、南漳、宜都、竹溪、来凤）为例，基于2010年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和《湖北统计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测算出县级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并作出分析。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09]64号）的规定，“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其中省级财政负担20元、试点县（市、区）负担不低于10元”。根据这5个新农保试点县所发布的具体实施办法，发现对农村重度残疾人均采取了代缴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的做法。这里将测算一下，在新农保制度“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的情况下，县级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不考虑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适当鼓励”，以及提高和加发部分基础养老金的补贴）。

2009年末，湖北省5个新农保试点县人口和财政方面的数据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到，在湖北省5个新农保试点县中，县级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助数额占当地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最高的为南漳县（2.65%），这一比例为湖北省平均水平（0.81%）的3.27倍，为全国平均水平（0.78%）的3.40倍，来凤县和竹溪县次之，黄陂区和宜都市财政负担很轻，其中宜都市仅为0.16%（见表4）。

结合试点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村人口占比（如表5）进行分析发现，宜都市和黄陂区的经济较发达，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1，758.90元和1，103.36元，而农村人口比重却较低，分别为70.32%、69.96%；南漳县、竹溪县、来凤县经济较落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43.51元、388.14元、291.06元，可农村人口比重却高达78.65%、85.33%、83.79%。由此可见，越是经济落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少的地区，农村人口越多，县级财政补助的负担就越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发达地区的试点县，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新农保的财政补贴；对贫困地区的试点县而言，财政压力会比较大（见表5）。

（三）小结

总体来看，2012年新农保制度实现全覆盖的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力已基本具备；但具体来看，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省份、东部农业人口比较多的省份以及一些贫困县来说，财政负担会比较重。因此，建议重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新农保财政责任，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新农保的财政支持力度。

二、个人缴费标准：定额缴费制还是比例费率制？

篇3：对我国社会责任的反思

关键词：违约责任,规则原则,不可抗力,意外事件

一、问题的提出

(一) 案例

甲出卖某名马给乙, 约定于三日后交付。假设甲同往常一样, 悉心照料该马, 交付前一夜, 甲在熟睡之际, 邻居七岁小孩丙玩火致其房屋着火, 火势太大, 波及院中马棚。后甲人虽被救, 但马被烧死。问该案如何处理?本案中甲可以基于侵权行为向丙之监护人请求损害赔偿故无疑问, 但是乙对甲有何种请求权, 不无探讨余地。下面甲乙二人分别依《合同法》规定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抗辩。

(二) 问题归纳

该案件是典型的与债务人无结合关系的第三人致违约的情形, 甲乙两造争议的焦点有两个:第一, 第三人的原因能否构成不可抗力进而适用不可抗力的效果予以免责。第二, 第三人原因致标的物毁损灭失能否适用双务合同风险负担理论予以解决。这两个争议的本质都涉及到我国《合同法》上违约责任究竟采何种归责原则。

二、以不可抗力视角看“第三人的原因”致违约

(一) 概说

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确立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但其所称的“第三人的原因”究竟所指为何?颇有争议, 争议焦点是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学理上, 有学者自比较法角度出发, 认为“第三人”范围过于宽泛, 主张对“第三人”作出限缩解释, 也有学者认为并非必须对“第三人”做限制, 更有学者认为第121条的存在造成法律体系内的矛盾而必须废除, 但是这些观点在司法实践当中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根据传统合同法理论, 合同是当事人双方意思合致的结果, 合同一旦成立, 当事人必须本着诚信原则履行合同义务, 若因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致未依约履行义务时, 当然要承担违约的不利后果;但在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致合同履行不能时, 该如何处理, 则与合同责任所追求的目的密切相关。[1]在不能归责于债务人的情况下第三人介入到合同关系当中, 因其介入致使合同履行不能, 债务人应否对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考察, “第三人原因”属于“意外事件”的范畴 (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 , 意外事件的定位有两种:一是属于不可抗力;二是独立于不可抗力。

(二) 属于不可抗力

在采结果责任的古代是没有讨论不可抗力的必要的, 在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以后, 才有不可抗力存在的可能。不可抗力规则产生的目的在于对债务人民事义务的缓和, 确保人的行动自由, 促进人们活动的积极性。

(三) 独立于不可抗力

从内涵上看, 有学者倾向于对所出现事件从客观上的不可预见而不可避免为视角 (客观说) ;有学者倾向于对所出现事件从主观上的尽管尽最大的注意义务仍难以避免为视角 (主观说) ;也有学者采折衷观点 (折衷说) 。现今对不可抗力的认定其实融合了客观说与主观说, 即采用折衷观点。

从外延上看, 不可抗力的范围也有相当的缩小, 首先, 原来属于不可抗力的客观现象, 如旱涝灾害、风霜雨雪, 现在因为可以预见到而不被认为是不可抗力;其次, 意外事件被独立出来。境外立法中, 既有不可抗力概念, 又有意外事件的概念, 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和1148条对两者都有体现, 在债务不履行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外来原因” (法cause etrangere) 时, 除非债务人负有担保责任, 否则债务人对之不承担责任。并且其将不可抗力 (法force) 与意外事件 (法cas fortuit) 相并列, 同为“外来原因”, 构成合同责任的免责事由。[2]其中意外事件主要是指第三人原因造成的合同不履行。《德国民法典》借助给付障碍体系来缓和债务人责任, 学说上一般称德国民法上的“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为事变 (德Zufall) , 事变又可分为通常事变 (德gewohnlicher Zufall) 与不可抗力 (德hohere Gewalt) 。[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与德国相似。

(四) 总结

学界对不可预见且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构成不可抗力可以免责没有疑问[4], 而对意外事件是否能够免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免责存在争议。同样是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客观事实, 为何产生这样大的差别?一般认为两者的注意义务程度上是不同的、不可抗力即便可以预见, 但仍难以避免和克服, 而意外事件一旦可以预见则是可以避免或者克服的。问题在于, 若以注意程度划分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 则表明不可抗力不仅应包含自然事件, 还应当包含一些尽最大注意义务仍难以预见和避免的人为事件。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有两种:第一, 严格执行以注意义务的分类标准, 承认不可抗力既包含自然事件, 又包含人为事件, 而意外事件同样既包含自然事件, 也包含人为事件;第二, 重新认识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 将二者看成是并列的关系, 再在其内部划分可免责的部分和不可免责的部分。

三、以风险负担视角看“第三人的原因”致违约

(一) 概述

风险, 又有称为危险或价金危险, 是指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事由, 标的物损毁或灭失之事实。[5]如何在双方分担该风险, 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不同, 产生了三种立法主义:债权人主义, 即由债权人承担该风险, 故其有义务依约给付价金;所有人主义, 即由对该标的物有所有权的一方承担该风险;债务人主义, 即由债务人承担该风险, 且不得请求对方给付价金。[6]现今各国 (地区) 立法原则上采债务人主义居多, 如德国、奥地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

(二) 我国《合同法》中双务合同的风险分担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42条对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做的一般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 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的“由出卖人承担”和“由买受人承担”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并未明确。

(三) 总结

在风险负担债务人主义模式下, 标的物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损毁灭失时, 债务人免其给付义务, 对方也不负支付价金义务。这实际上使双方当事人回复到缔约前的状态。这里的“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包含的内容有哪些?除了狭义上的不可抗力, 是否还包含意外事故, 学者有不同看法。[7]笔者赞同后者, 因为对意外事故, 当事人, 尤其是债务人本来没有义务预见, 也无“可归责”之说, 并且在风险的概念中, 看不出将意外事件排除在外的地方。

在第三人原因介入到合同关系中, 致使债务人给付不能, 符合了风险负担的要件, 则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本文开头的案例, 标的物马被烧死, 且该事由的发生根本不能归责于债务人甲, 依据风险负担规则, 甲免其给付该马的义务, 但是其应当将已收到的乙支付的价款返还给乙。在承认代偿请求权的情况下, 乙还可以请求甲让与其对侵害人丙的监护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但也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种处理结果同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四、从“第三人的原因”致违约看我国《合同法》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通过以上两点的论述可以看出, 我国《合同法》关于第三人原因致违约的规定与法律体系呈现出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表面上是未像德国或法国那样, 对第121条中“第三人”范围作出限制。但其深层次原因却是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认识的偏差。

(一) 过错的含义

我们对“过错”一词理解的分歧表现在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论上, 主观说主张过错指心理状态;客观说主张过错指外在表现即行为。我们赞成主观说, 因为仅从外在行为来确定过错与否无疑会陷入循环定义的尴尬, 并且有客观归责之嫌疑。过错作为法律否定行为的最终根据, 是一种可归责的状态, 或说是导致侵害权利的心理状况。

(二) 第三人原因在违约事由中的地位

正如上面我们首先对过错的界定, 在从外在上表现为违约的情况下, 讨论合同债务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 就应当对违约之事由做体系化思考。其实, 发生违约事由的原因无外乎有以下几种:不可抗力, 债权人原因, 债务人原因, 第三人原因。[8]各国的法律几乎都对因不可抗力、债权人原因致违约的情况下, 债务人不承担违约责任作了规定, 原因是债务人不存在任何可归责事由, 债务人仅仅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财物, 但是绝对不能支配控制他人之行为或财物。在因债务人原因致违约时, 无疑要承担违约责任。问题是在第三人原因致违约时, 出现了解释的困境。

(三) 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两个:第一, 将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确定为过错责任, 在证明责任上是过错推定。确立《合同法》上违约责任的过错责任 (过错推定) 原则后, 则对第121条的适用就不存在问题了:“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中的“违约”不应当只是客观的不履行合同状态, 而是包含了客观不履行合同和主观的可归责的实质违约概念。这样, 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第三人致合同不能履行的, 债务人本身不构成违约, 所以就不适用121条, 而是视第三人原因的具体情形适用 (构成不可抗力) 或者准用 (意外事件) 117条的规定, 全部或部分免除债务人的责任。

第二, 区分责任性违约债务和非责任性违约债务。[9]简而言之, 应当对因债务人原因致违约和因第三人致违约的情况分别看待之, 二者绝非等量齐观。即便二者财产价值相同, 但是反映的法律对其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

参考文献

[1]据学者考察, 合同责任的目的是为了“补偿”当事人因过错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或是为了使债权人获得其应受给付的“等值履行”, 对于合同责任的构成有很大的影响.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37-338.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68.

[3]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367.

[4]王利明.违约责任论 (修订版)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319;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 (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63.

[5]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594.

[6]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595;[日]我妻荣.民法讲义V1——债权各论上卷[M].徐慧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94-95.

[7]史尚宽认为意外事件也是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邱聪智认为事变 (第三人因素) 属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

[8]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685.

篇4：对我国社会责任的反思

【关键词】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二元经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深化国有企业单位改革，为实现减员增效的公司制市场主体改革目标，破除企业大包大揽的单位制特征，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为了配套国企改革，减少改革阻力与社会成本，社保制度就被国家重新建构，以应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化解改革难题，发挥社会保障“安全阀”和“稳定器”的功能。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模式，主要针对正规就业人群。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参保覆盖范围的扩大，国有企业职工早已应保尽保。当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进行推广时，其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流动人口涌现，非正规就业成为解决包括下岗失业人群在内的主要就业方式。这种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就难以起到真正保障作用，无法有效承担起为民众提

供有关未来安全预期的功能。制度缺陷很快以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广东省出现的大量农民工“退保”现象显现出来，并有增无减，一年比一年严重，截至2007 年底已办理退保手续 1000 万人。

我国一直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不同内涵的二元化形式。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城乡之别，改革开放以来，依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体制的各类保障名存实亡，养老和医疗两大领域的需求完全由个人及家庭承担满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并没有及时考虑到农民群体的需求。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历史新方位的确立，国家针对亿万农民群体迅速建立起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风险。但是，农民与城镇职工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其制度规定与待遇标准都不一样。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对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保障基本生活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低级阶段，其自身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我们的正视和解决。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保障项目不断增多，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收益人数不断增多，保障的标准不断提高，政府的投人力度不断加大，管理监督不断加强，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断改善，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保证条件，兼顾效率与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平等进人市场，参与竞争，使劳动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企业通过社会保障使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从而为企业竞争和资源的优化利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了劳动者足够的物质帮助和生活保障，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调动了劳动积极性，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1.制度“碎片化”问题突出，公平性问题日益凸显

由于制度设计、缴费水平、筹资机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不同人群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权益待遇还存在着显著差距，并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从养老保险看，以农村居民为主要目标对象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设计上没有建立明确的待遇调整机制，中央对于居民养老金待遇的规定标准连续多年没有调整。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财政实力较为雄厚的地方政府提高了养老金标准，但从全国情况看，居民养老金待遇水平偏低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医疗保险为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均补助标准为320元， 总筹资水平普遍在400元左右，不足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的30%。受此影响，新农合报销目录所规定的基本药物、诊疗项目也少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目录。

2.限制了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建立。

郑秉文教授撰文指出，“在社会大转型时代，劳动力要素流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内在要求，全国大市场的形成有赖于社保制度的配套和支持。”碎片化造成的各类社保制度间无法有效转移接续，不利于人们的空间位移。碎片化导致的制度性区隔问题，极大地损害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流动群体的大规模流动就业，各类正规就业者在不同就业单位间的转换职业，都被社保碎片化拖累。“在多种退休制度下，不但农民工难以转续社保关系，就连机关干部向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私人部门跨省市的流动，社保关系转续也都统统成为难题。现阶段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等较为突出，在落实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中，保持良好的社会流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稳定器，否则，制约社会流动的社保制度就将成为一个潜在的‘火药桶。”这也带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困难，不利于和谐社會的建设。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退保现象也使我们认识到，碎片化不利于扩大社保的覆盖面，不利于社保制度的长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再次，制度碎片化也不利于拉动内需。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发展方式，已经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为我们带来了警示，必须通过建立健全透明有效的社会保障，促进人们的消费决策，提振消费信心，才能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下去。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70%左右，拉动内需就不仅仅是城市的事情，重心仍在农村及农民。为了促进农民消费，就需要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就必然要解决制度碎片化问题。我们要确立社保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明确政策理念，发挥社保制度体系促进居民消费行为和扩大内需的功能。只有建立健全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我国经济由投资与外贸拉动为主向内需拉动为主的积极转变。最后，社保制度碎片化还成为社保制度改革的阻力，如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引发的争论。制度正在定型，并逐渐固化，相关的利益获得者会在政策改革过程中进行阻挠，延迟制度整合的时机。“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改革必须得动，如果不动，任何改革都是劳神费力，就是‘碎片化，绕来绕去还是没有把机关事业单位搁进去。[1]” 3.基金存在远期支付能力缺口，财务可持续性不足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金资产规模过小，维持可持续的长期支付能力面临一定的挑战。2013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虽然实现了收大于支，但基金收入构成中保费收入 1.76 万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3038 亿元，剔除财政补贴收入，基金已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出现“赤字”1563 亿元。 同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待遇水平的上涨，远期的支付责任会进一步扩大，保费“收不抵支”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如果财政补贴不到位，养老金将出现“入不敷出”的财务失衡问题，可持续性无法得到保障。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看，2001 年～2013 年收入增速为 18.9%，而基金支出增速为22.7%，已出现了基金“支快于收”的趋势。由于统筹层次过低，无法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调剂，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基金紧张的问题。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搞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加快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中国梦”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

（一）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

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指导原则。公平、效率与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缺乏一个明确长远的指导思想，致使再分配既难以实现公平，又有损效率。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使得人人享有社会保障，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也是实现公平性的必然要求。增加社会保障项目，涉及养老、失业、退体、疾病、交通、食品、住房、意外等社会方方面面的保障项目，充分体现公平性原则。统筹地区发展，统筹城乡建设，促进社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经济效率水平的提高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物质保证，是保障公平性的物质基础。合理确定支付水平，让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不断完善支出结构，积极推动公共财政建设，扩大资金来源渠道，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不断完善支出结构，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二）统筹城乡发展，健全农村保障体系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致使农村保障体系存在很大缺陷。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管是基础建设方面，还是社会保障方面，农村都不能与城市相比，这是由农村的经济实力决定的，但却是可以通过统筹协调加以弥补的。高度重视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事业的统筹发展，将社会保障工作的中心和财政投人的重点向农村适当倾斜，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统一的前提下，农村保障体系的一些政策要立足于农村不同于城市的客观实际上，与城镇社会保障政策要有所差别，符合农村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并加以创新，从政策和舆论上加以引导，确保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普及实施。扩大农村消费，进一步加大在一次分配环节增加农民收人的力度，深化收人分配改革，增加农民收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促进农村整体收人水平的提升，缩小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特别要着力解决农产品价格低、农民就业不充分和农业科技化水平低等三农问题，促进农村保障制度的深人贯彻落实。深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教育，让农民自觉主动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树立社会保障意识，有助于农村保障工作的展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

（三）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着手制定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法律

1.建立为广大社会成员接受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将公平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转变传统的观念和体制，实行市场经济要求建设社会保障机制。建立社会保障的管理和运用机制，更好地促进社会效率，加大财政投人力度，监督和管理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流向，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切实实施。调节收人差距和消费差距，强调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发挥企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作用。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最根本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与要求。

2.建立更加公平的待遇确定机制，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待遇权益与缴费责任之间关系不明确，是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的重要表现。“十三五”时期，应从顶层设计入手，理顺制度的收入分配关系，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待遇确定办法，兼顾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一是建立常态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指数化调整机制。应参考养老金制度成熟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起以缴费基数、缴费年限和当前养老金待遇水平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既保证再分配环节的公平性，也兼顾“多缴多得、多劳多得”的经济激励功能。二是改革失业保险金计发办法。将失业保险的数量和发放时限与个人缴费基数、失业前收入、家庭未工作人数等因素挂钩，实现对失业者退休前收入的合理替代。同时，保障失业家庭生活稳定。三是完善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机制。生育保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险种，是对执行计划生育国策妇女的特殊保护。应本着“全民皆保”的理念扩大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允许已建立起生育保险关系或者有较长缴费记录的育龄期妇女享有各项生育津贴和孕产期费用报销待遇，鼓励地方探索生育保险“家庭化”，允许未工作育龄妇女通过配偶单位参保方式获得相应保障。

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经济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不断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保证分配的公平，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又考虑经济效率，确保劳动者的积极性，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只有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1]郑秉文.法国高度“碎片化”的社保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天津社会保险，2008，（3）：41-44.

[2]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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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我国儿童社会福利现状的反思

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儿童社会福利的对比分析

儿童是家庭的瑰宝，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基石，社会的明天。中国是世界上儿童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儿童与社会、国家与儿童、儿童与家庭、儿童与儿童的关系，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

为所有儿童提供一个安心、安全能最大程度实现自我和社会参与的健康成长环境，是儿童福利的核心部分，而儿童福利政策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政策保障。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会议对儿童福利作了如下定义 ：凡是促进儿童身心健全，发展与 正常生活为目的的各种努力、事业及制度等均称之为儿童福利。

儿童福利政策是实现儿童福利的政策保障，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涉及的对象为所有儿童；第二、对儿童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第三，为儿童提供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自我、参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保障。

根据安德森的理论，西方福利国家明显地分为三种制度类型。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此模式中，公共福利的责任范围较窄——主要是针对穷人，大多数人主要依靠市场来获得保障，代表国家是美国和英国。第二种是欧洲大陆传统模式，其前提是就业和贡献相关联的公共社会保险计划，代表国家是德国。第三种是“社会民主”模式”，主要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制度，它与其他两种制度有着明显区别。

瑞典福利橱窗中的--儿童社会福利

瑞典最早颁布《儿童福利法》，促进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瑞典政府充分考虑到儿童发展的需要，通过推行父母保险、儿童津贴、家庭津贴、各种医疗保险和福利服务，为所有家庭创造了一个适宜照料儿童的社会环境，为儿童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以优厚的亲职假给付（也有译为“父母津贴”，“亲子假”）与普遍的公共托育服务著称。

尤其是母亲友好型福利政策，充分配合父母工作需要，尤其是工作母亲的需要，设计不同类型的亲职假，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家庭需要制定适宜的政策。良好的儿童福利制度无疑是提高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使得瑞典享有先进国家中甚高的妇女就业率与生育率。

瑞典将儿童福利作为福利的重心之一，将福利深入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根据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制定针对性不同的福利制度，同时注重普惠性、人性化。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基本上由政府承担儿童照顾及家庭支持的责 任。国家支持的母亲友好型儿童福利政策。表现出公共提供、平等普及、充分配合父母工作需要等明显特征。这不仅有利于瑞典的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而且是建立在增进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有重要作用。

日本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特色

日本自二战后开始对儿童社会福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日本经历了从“补缺救助型”到“普惠型”的巨大转变。在此过程中，既有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和需求，也蕴含着从“保护”、“救助”到“自立支援”的社会福利观和儿童观的转变，更贯穿了从“家庭育儿”到“社会育儿”育儿理念的改变。着重体现出带有东方传统儒家思想色彩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理念，家庭内的父母切实承担起各自应负责任与义务的企业社会理想型家庭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以“家庭基盘的稳固充实、个人自立为指向的福利政策理念”。主要包括：

1、强调以家庭为主体的福利政策

2、推行以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地方公共团体、企业、民间团体等多元化供给的福利模式

3、以对“儿童自立生活援助”为儿童福利事业

核心家庭的特点是对亲属网络的依赖性小，独立性灵活性大。这种家庭模式有利于形成家庭中的平等关系，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但也削弱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使得正处于育儿期的年轻父母难以直接得到来自长辈的育儿指导和帮助，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家庭育儿功能低下各类儿童问题突显90年代后日本社会儿童厌学、暴力行为不良情绪不稳，抑郁甚至于自杀等的比例不断上升，就是体现之一。

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的现状及反思

总体来说，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从政策层面上看，我国儿童福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内容涉及儿童的抚养、教育、医疗、保护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儿童生存权、发展权、被保护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这些政策对推动我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我国仍处于福利补缺型，有很多漏洞和不足。

以艾滋病儿童的救助为例，目前我国对艾滋病儿童的救助人处于最基本的生存和最简单的医疗服务。主要有照顾者的照顾意愿与照顾能力, 收养、寄养、集中供养、小家庭养育、社会助养五种不同类型养育模式。同时，政府部门对这些儿童的养护模式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因为中国现阶段没有健全的儿童福利政策法规及服务体系。对于此部分儿童，各地方，各部门各行其是，养育和服务标准和策略各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有些儿童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养护和服务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和管理的混乱，同时也对儿童也造成经济坏的影响。

目前中国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分散在不同部门之中, 各种不同类型服务之间缺乏协调和整合, 而且中国16岁以下少年儿童总数多达一亿之巨, 儿童数量比美国和整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都要多。单亲家庭儿童、患病儿童、残疾儿童、孤残儿童、留守儿童、自闭症儿童、服刑人员子女, 其他各类困境儿童与脆弱儿童的数量巨大, 但纳人国家保护视野人数有限。主要问题包括

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分散，缺少统一规范，而且实际的、可操作的内容不足，政策的适应性不强。儿童福利政策执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不顺，多头治理，缺乏协调、整合机制和问责机制。现行儿童福利政策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宗教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针对孤残流浪等困境儿童的福利和保障政策偏少，且层次较低。

篇6：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内容摘要：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效果显著

使世界人口数70亿关口推迟5年，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

源环境的压力，但是正如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十全十美的一样，中国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

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从人口与社会以及国际人权标准

方面来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人口政策，经

济发展，社会问题

引言

自 20世纪 70 年代，我国执行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经走过了两代人的时间，由于城乡之间政策本身、推行力度、经济水平以及生育观念的差异，我国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要高于城市，这导致我国人口发展存在着潜在的逆淘汰倾向。计划生育政策将我国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压了下来，这种迅速的人口转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以及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等社会问题。

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是人口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状况制约着人口的发展，而人口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又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问题之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久以来就被激烈地争论着，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们又基于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政策。诸如“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凯恩斯用的“有效需求不足论”以及坎南的“适度人口论”等都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各自在特定背景下提出，它们反映的都是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实际。就我国来说，应该从实际的人口经济状况出发，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口政策。

建国初期我国大力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这导致人口恶性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阻碍。因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占用经济发展的资源。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生率高，这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人口负担系数过大。那些本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却被大量增加的人口消费掉了，从而降低了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如果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将迅速膨胀，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二、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社会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人口老龄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2、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首先，老龄化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增加政府和家庭的负担。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社会保障底子还很薄弱，无论是资金到位情况还是机制的完善，都不尽如人意。其次，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的老化。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这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我国目前虽然确实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劳动力将会老年化，而青壮年劳动力则会相对短缺。再次，老龄化将给产业结构、文化冲突、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会使许多潜在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代沟问题、住房问题、婚姻问题、娱乐问题等等。

（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1、我国男女性别比例现状：我国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注：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通常表示为平均每100 个活产女婴所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中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为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为116.86，呈长期攀升趋势。而按照国际上长期的观察，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应该在103~107 之间。

2、性别比例失衡的影响：如果高出生性别比持续下去，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男女比例失调也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等，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

三、反思建议

针对以上由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以上我们所指出的人口问题有老龄化问题和性别比失调问题，可以说都是由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首要的是要放松一胎化政策。

（二）完善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一个难点。我们应该逐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老年人口特困医疗救济基金和生活最低保障线，切实关注农村老年人这个弱势群体，使他们老有所养，这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进一步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要点。

（三）严禁胎儿鉴别，避免婴儿比例失调

我国虽有禁止胎儿鉴别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管理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因此，建立有效管理机制，切实管理好胎儿鉴别技术的使用，打击并严惩那些违法行为发生，是遏制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关键。

结语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对社会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历史遗留原因。而如今我们却发现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必须立足实际，正视现状，找准症结，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让利国大计变成祸国之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