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通用8篇）

篇1：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支小再贷款

3月21日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开办支小再贷款支持扩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通知》（银发〔2014〕90号）。正式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类别下创设支小再贷款，专门用于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同时下达全国支小再贷款额度共500亿元。

所得税优惠

4月8日财政部、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小型微利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方式，凡符合小型微利企业规定条件的，均可按规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减按20%征收，以及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发展专项资金

4月11日财政部、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专项资金的宗旨是，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公平竞争，激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促进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专项资金综合运用无偿资助、股权投资、业务补助或奖励、代偿补偿、购买服务等支持方式，采取市场化手段，引入竞争性分配办法，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担保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支持中小企业，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新三板

4月14日财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相继出台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政策。

点评：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新三板不仅为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还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在带来资金的同时，引入规范的公司治理，为企业做大做强奠定资本与治理的基础。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对新三板寄予厚望，一方面希冀通过新三板获得企业发展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希望借助新三板来规范公司治理，优化股权结构，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奠定基础。

下调存准率

6月9日央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引导信贷资源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4年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2014年4月25日已下调过准备金率的机构）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支持小微文化企业

7月11日财政部、文化部、工信部发布《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于小微文化企业的新的支持政策，将涉及市场准入、减轻税赋、信贷支持等方面。其中，针对小微企业用水、用电、用气、用热等成本较高的问题，意见明确将商业用价变为工业用价，相关花费将由此降低30%左右。

点评：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小微文化企业。在推动小微文化企业发展方面，将充分运用文化金融扶持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小微文化企业，在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等方面继续予以支持，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撬动作用。

小微企业贷款

7月23日银监会出台《关于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在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倒贷（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桥资金续借贷款）问题，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证监会也提出了资本市场扶持小微企业的十条意见，其中，“大力培育私募市场”和“扩大公司债券范围”备受市场瞩目。

缓解融资贵

8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具体包括以下十方面：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发挥保险和担保的功能和作用、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广PPP模式

9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称，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立足国内实践，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国家确定的重大经济改革任务，对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营业税增值税减免

9月2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经国务院批准，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2万元（含本数，下同）至3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月营业额2万元至3万元的营业税纳税人，免征营业税。融资担保

12月18日发展融资担保，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国务院召开全国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指出：发展融资担保是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完善银担合作机制，扩大小微企业和“三农”担保业务规模，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担保机构要为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和优质服务，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篇2：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我国财政部、住建部于2009年3月26日出台了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和补助办法，使我们看到了光伏产业新的天地、新的太阳和新的光辉前景。可以说，我国光伏产业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三是对推进光电建筑应用项目实行财政补助

财政部和住建部在实施意见中提出，对太阳能光伏组件应与建筑物实现构件化、一体化项目和并网式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项目，以及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公共建筑应用光电项目优先给予资金补助。同时，还补助太阳能光电产品建筑安装技术标准规程的编制和应用共性关键技术的集成与推广。补助的基本条件是单项工程应用太阳能光电产品装机容量应不小于50kWp；应用的太阳能光电产品发电效率应达到先进水平，其中单晶硅光电产品效率应超过16％，多晶硅光电产品效率应超过14％，非晶硅光电产品效率应超过6%。2009年补助标准原则上定为20元/Wp，补助标准将根据产业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的情况逐年调整。申请补助资金的单位应为太阳能光电应用项目业主单位或太阳能光电产品生产企业。提报的材料包括项目立项审批文件、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技术方案、太阳能光电产品生产企业与建筑项目等业主单位签署的中标协议。项目审报按照属地原则，经当地财政、建设部门审核后，报省级财政、建设部门。省级财政、建设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汇总和核查后，于每年4月30日、8月30日前联合上报财政部和住建部。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对材料进行审查与评估，确定示范项目及补助资金的额度。

四是明确财政补助资金的来源和额度

这次出台财政补助政策的资金来源是国家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而专项资金的来源主要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200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据此在销售电价中加征了每度电2厘钱，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按照08年全国发电量3.4万亿度电计算，则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附加约为68亿元，考虑其中50%用于风电补贴，09年用来补贴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项目的为34亿元，则09年可补助的装机总量最多为170MW。我国光伏电池安装量07年大约20MW，08年40MW，按照发改委能源所规划2010年安装量将达到50MW。预计政策实施后将会比原来规划有4-5倍的突破。按照目前组件售价2美元/wp计算，考虑安装成本及附件和屋顶系统的额外施工费用和电池系统价格，成本在30元/wp左右，扣除20元补贴之后实际成本为10元/wp左右。假设全部自有资金投资，系统20年折旧，每年运行维护及设备大修占系统成本1.5%，度电成本在0.8元左右,已经具备经济性与可行性。这次国内最大的光伏电站工程—甘肃敦煌10MW发电场项目招标，国投电力和英利控股就报出了每度0.69元的成本价格。

五是争取对光伏发电产业有更大的支持力度

据测算，2008年，光伏发电成本约每度0.38美元，今年平均成本约每度0.34美元，折合人民币2.3元。可见，相比传统化石能源甚至是风电、核电等新能源，光伏发电成本都高出许多。尽管发展很快，但目前我国光伏发电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原因是成本高，缺乏竞争力。要想把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降到化石能源水平，除了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外，还有待政府后续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在两部出台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充分调动地方发展太阳能光电技术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出台相关财政扶持政策”。可见，国家在扶持光电产业发展方面，留足了政策空间。

此次补贴将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政府可能出台更多后续支持措施，以加快太阳能光伏利用的发展步伐。我们建议政府尽快出台度电补贴政策，真正使终端用户得到实惠，从根本上刺激市场需求。同时，建议出台光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增值税、所得税征缴上给予优惠，并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建议出台光伏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光伏产业化项目扶持政策。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光伏产业尽快实行商业化运行，进入寻常百姓家。

财政部、住建部出台的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和补助办法，为启动我国光伏市场打开了大门。我们一定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完善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充分拓展光伏电力工程公司业务，扎实提高光电与建筑一体化设计能力和技术水平、服务水平，搞好光电建筑示范工程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扶持，为推进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于：财政部参考资料

盐城市

节能建筑建造单位和个人可享受如下奖励：

(一)采用新型墙体材料，经验收达到节能建筑标准要求的建筑工程，经市墙改与建筑节能管理机构批准，可悬挂节能建筑小区标志。各级墙改管理机构对采用合格粘土类新墙材的节能建筑最高可返退35％墙改专项基金，对采用合格非粘土新墙材的节能建筑全额返退墙改专项基金，未达到节能建筑标准要求的建筑不予返退墙改专项基金。列入市节能建筑示范工程的另由各级墙改管理机构给予适当补助。

篇3：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关键词：粮食,补贴政策,发达国家

我国从2004年开始大规模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为主要内容的收入补贴和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专项补贴以及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兼顾了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等多种政策目标的要求[1]。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摸索不断完善,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本文正是在此前提下, 进行探索研究。

一、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

1、美国

美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主要以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为主, 采用的是典型的脱钩模式, 即补贴数额只与基期的产品种类、面积和单产有关, 而与农民的补贴和当年的产量和价格无关, 但是只补贴粮谷和陆地棉, 该政策在1996年由《美国联邦农业改进和改革法案》以法律形式确定。2003年签署的《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新增灾害补贴及其它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补贴[2]。美国政府对粮食的补贴政策除采取上述措施外, 还有反周期支付及营销援助贷款、贷款差价补贴等措施。

2、欧盟

近年来, 欧盟在扩大农业生产和出口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这与其实行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是分不开的。欧盟农业政策在不断变化中, 逐渐完善支持和保护区域粮食发展的共同政策。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规定从2005年开始实行与当年面积和产量脱钩的单一农场支付计划, 取代以前的“单一农场补贴”[3]。

3、日本

日本对粮食的巨额补贴早已引起了WTO和其它国家的不满。近年来, 日本采取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类型主要有:一是收入补贴, 主要是对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山区和半山区农民的直接补贴, 以此来提高低收入地区农民的收入;二是生产资料购置补贴, 日本农民建立或改造农业生产设施都可以得到各级政府的补贴。另外还有灾害补贴、农业保险补贴、贷款优惠等[4]。

二、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分析及存在问题

1、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分析

(1) 补贴方式。在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中, 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影响较大, 我国的粮食直接补贴方式主要有按农业计税面积补贴、按计税常产补贴、按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按种粮农民出售商品粮的数量补贴四种, 因地区差异而各不相同。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种粮农民对粮食补贴政策都有所了解, 但是不全面、准确, 对于粮食补贴方式多倾向于按粮食种植面积进行补贴, 补贴金额与粮食生产挂钩, 可以直接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 有效提高粮食产量[5,6]。

(2) 补贴对象。部分省区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行普惠制, 即按照种植面积进行平均补贴, 无论大农户还是小农户, 无论种植何种粮食作物, 无论产量高低, 广大农民都能根据相同的补贴标准享受到粮食补贴带来的利益。但有少数省市是根据农户种植粮食面积的规模, 将补贴向种粮大户倾斜。如上海规定:对水稻种植规模在5亩以下 (含5亩) 的每亩补贴60元;5~15亩 (含15亩) 的每亩补贴70元;15亩以上的每亩补贴80元;浙江省在2008年的相关粮食补贴政策中规定全年稻麦种植面积20亩 (含) 以上的种粮大户可享受双倍补贴。在补贴品种和范围上, 根据各省市地区自然条件的不同, 国家分别对不同粮食作物进行直接补贴和专项补贴, 2007年我国又将水稻种植面积由过去的7个省份扩大到10个。随着我国粮食补贴的进一步实行, 补贴面积和补贴品种范围都在逐渐扩大。

(3) 补贴资金来源及分配。我国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来源于以前的粮食风险基金, 是把原来补在流通环节的钱转为直接补给农民, 主要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由于各地风险基金的不平衡, 各地农民的补贴额也有很大差别。虽然政府这种补贴政策的重点是粮食主产区, 主旨是增加农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 以保障粮食安全。但由于粮食主产区自身支持农业补贴的财政实力有限, 其结果必然是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标准远低于非粮食主产区。如2007年北京市农民每种1亩小麦, 可获补贴共计128元, 而同年粮食主产区小麦的平均补贴仅为粮21元/亩[7]。

(4) 补贴政策评价。大量调研发现, 农民对政府取消农业税, 实行粮食直接补贴的举措都很认可, 赞同直接支付方式。总体上农民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较高, 但对这种政策的持续性及支持力度持怀疑态度, 同时发现该政策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甚微。

2、存在问题

(1)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问题。我国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存在着计算复杂、具体操作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效果, 其中粮食补贴落实不到位尤其影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如在苏南地区, 由于经济发达, 当地农民很多将土地出租给外地农民, 但是国家发放的补贴款只是给了承包人而没有给真正种地的租地农民, 这种补贴对象的不公平不仅影响真正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 有时甚至影响农民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评价。

(2) 粮食直接补贴在农民种粮收益方面作用不大。这是由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金额太小, 每亩少的只有十元, 多的也不过百十元, 占农民收入比例太小。而生产资料价格增长迅速, 超过了粮食补贴额的增长, 虽然政府2006年出台了农资增支综合直补, 但是由于补贴额度太小, 仍不足以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价格相抵, 这使得其对农民收入造成很大影响。

(3)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副效应。在评价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时不能只关心其直接效应, 还要考虑补贴的连锁效应、综合效应和负面效应等。这是由于一方面现行的粮食直接补贴在刺激粮食生产的同时, 可能导致粮食价格的下降, 最终会出现补贴的数额比不上降价的幅度。另一方面, 不利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在某些地区, 如果补贴过高, 由于补贴对象的不同, 有些已经调整结构不种粮食的农民会转而种粮, 于是就会导致调整了的结构又恢复过来。

三、对策建议

首先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内容的明确, 如对补贴对象的明确界定, 增加粮食灾害补贴和制定出台农业保险等;其次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法制化;再次对粮食价格支持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完善结合;最后要加快农民粮食补贴网的建立和完善, 使粮食补贴更公平、公正和透明, 同时对政府的粮食补贴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参考文献

[1]张照新, 陈金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框架、问题及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7) :11-16.

[2]Jim Monke.Farm commodity programs:Direct payments, counter-cyclical payments, and marketing loans[R].December13, 2004

[3]Kathy Baylis, Stephen Peplow, Gordon Rausser and LeoSimon, Agri-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the EU and United States:A comparison[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07) .

[4]杨东群.日本的直接补贴政策和农作物流通体制[J].世界农业, 2005, (11) .

[5]肖海峰, 李瑞峰, 王姣.农民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与期望[J].中国农村经济, 2005, (3) .

[6]李瑞锋, 肖海峰.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农民直接补贴政策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6, (7) .

篇4：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关键词：光伏产业;技术创新;政府补贴

技术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外部性，都会导致企业对研究发开的投资不足。由此，政府作为一个非市场力量同时也是市场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便显示出来[1]。

光伏产业在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面临技术和成本等障碍，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利于其发展，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

一、中国光伏产业现状

通过对中国光伏产业的考察，中国光伏产业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低

根据ENF的统计，在光伏原材料（多晶硅）生产这个环节，中国有21家，占到了世界一半左右。在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环节，中国企业数量达到了71家，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环节，中国企业数量更多，总计有356家。 而在光伏系统安装-这一环节中，中国企业数量却远远低于传统光伏强国的数目。ENF的数据显示，中国有73家企业从事光伏系统安装，美国、德国、日本的数量分别为375、534和64。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到现在，“两头在外”的现象在原材料这一端有所缓解，中国各地纷纷上马的多晶硅项目将大大降低中国光伏电池生产企业对国外的依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光伏产品的98%依然出口到其他国家，使得产业链的下游严重依赖国外市场。

（二）核心技术缺乏，科研创新动力不足

多晶硅生产是光伏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的多晶硅生产厂商的技术主要引进自国外，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缺乏。在对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尾气回收技术不够成熟等。缺乏核心技术一方面导致生产的多晶硅质量与国外厂商相比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单位多晶硅的能耗也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进而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此外，中国光伏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远远低于国外竞争对手。这是企业缺乏科研创新动力所致，也很好的解释了中国光伏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核心技术缺乏这一现状。

二、现行补贴政策分析

近期，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被光伏业界视为国内市场启动的信号。

《办法》决定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对相关项目给予财政补贴，2009年的补贴标准原则上定为20元Wp。那么，这项政策对中国整个光伏产业有什么影响？本文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进行分析。

从测算的数据来看，此计划对无锡尚德的R&D投入影响最大，可促使其新增R&D投入2686万，占到其2008年投入的25.7%左右。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此计划都可以大大的提升无锡尚德的研发投入。但是其他组件生产厂商的情况远没有这样乐观。在数据可获得的余下四家代表性厂商中，直接受益于新计划而新增的R&D投入在230万到383万之间，相应的占其2008年R&D投入的比重在11.7%到16.5%之间。从相对数来看，这相当于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在企业原计划增长幅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从11.7%到16.5%不等的幅度。但是从绝对数来看，新增的研发投入都在百万级，而且都低于500万，对于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不会起到实质性的提升作用。

三、补贴政策探讨——个策略性的框架

本文借鉴了Reinganum(1983)所使用的建模分析框架，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进行分析，讨论是否存在一种政府补贴政策能有效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进而形成良性循环[2]。

假定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行业存在N个生产企业。一个典型的企业在每一时期获得的利润取决于该时期使用这一新技术的企业数量（mt,t=1,2）。一个使用新技术的企业在时期t获得?仔1(mt)，一个未使用新技术的企业在时期t获得?仔0(mt)的利润。

假定政府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对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补贴率分别为s1和s2，且设s表示第一时期对第二时期补贴率的预期。对第二期的补贴将把第二期获得技术的成本降低为p2(1-s2)。第一时期预期第二时期的补贴为s，则第一时期的技术应用水平由下式决定：

?仔1(mt)-?仔0(mt)=p1(1-s2)-vp2(1-s)(6)

从上式可以看出，对第一期进行补贴将起到增加第一时期技术使用水平的作用，但是对第二时期进行补贴却起到减少第一时期技术使用水平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在每一时期运用补贴都会使那一时期的技术使用水平上升。

通过上面模型的分析，结合中国太阳能电池产业的现实情况，可以看出，政府对太阳能电池产业采用新技术（自主研发或引进）进行补贴可以促使技术使用水平的上升，随之而来的将是企业的平均总成本下降。

四、结束语

本文也在政府制订产业政策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提供了一些启示：全球经济危机让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极大波及。从历史来看，每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主导产业，带领全球经济再次走向繁荣。这一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或许正是新能源产业。如何调整政府职能，合理利用补贴激励创新，完善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抓住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遇，促进经济复苏显得至关重要。政府投入创新研发的资金有限，需要有限的资金补贴产生更可能大的激励效应，避免盲目的低效率补贴。

参考文献：

[1]刘楠，杜跃平.政府补贴方式选择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11).

[2]钱昇,武健.政府补贴对知识溢出条件下竞争企业R&D合作收益的影响[J].东岳论丛，2007，（6）.

篇5：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方案一）

一、执行的会计政策和文件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企业在收到政府搬迁补偿款时首先要区分政府补助和政府资本性投入，对于政府补助，又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偿收入）；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会[2009]）8号规定：

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61号）第二条规定：

1、搬迁企业根据搬迁规则，用企业搬迁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2、搬迁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四）重庆市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2007]207号）通知的规定：

“搬迁企业从规划搬迁第二年起的五年内收到拨给的搬迁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核算。发生的与搬迁、重建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不得计入当期损益，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第二年起五年内完成搬迁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会计账务处理方案

（一）收到补贴款的账务处理

收到政府补贴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二）资产处置的账务处理

1、固定资产处理：

（1）如为损失： 借：固定资产清理 累计折旧 贷：固定资产 清理净损失：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固定资产清理

（2）如为收益： 借：累计折旧 贷：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2、无形资产：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累计摊销

贷：无形资产

（三）支付相关费用的账务处理

如支付职工补偿费、土地处置发生的印花税，新厂建设发生的相关费用等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银行存款

（四）形成新的资产账务处理

1、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贷：在建工程等

2、无形资产

借：无形资产 贷：预付账款

3、根据形成资产的金额，转销专项应付款。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递延收益

（五）专项应付款余额账务处理

专项应付款扣除搬迁、重建发生费用、损失及新建形成资产转销后的余额，结转到资本公积，并入当期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资本公积

（六）以后各期账务处理

1、计提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分录略）

2、按资产使用年限摊销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贷：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偿收入

所得税申报时，根据政策作免税收入处理。

三、对今后财务的影响

（一）制订方案的思路及结果

本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是《企业会计准则》，因此本方案按照《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贴》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政府补助规定处理，对企业搬迁新增资产从专项应付款结转到递延收益，按资产使用年限平均摊销。

（二）对以后各期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方面新增资产按预计使用年限计提折旧和摊销，按政策计入相关成本费用，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递延收益按照新增资产的使用年限平均摊销，转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收入，作为免税收入。并对各期因计提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计入成本费用的补偿，相对地影响了以后各期经营成果。

财务部

2012年1月8日

关于公司政策性搬迁收到补贴账务处理方案

（方案二）

一、执行的会计政策和文件

（一）、《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5]123号）

1、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核算。搬迁补偿款存款利息，一并转增专项应付款。

2、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损失或费用，区分以下财政部文件情况进行处理：（1）因搬迁出售、报废或毁损的固定资产，作为固定资产清理业务核算，其净损失核销专项应付款；

（2）机器设备因拆卸、运输、重新安装、调试等原因发生的费用，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

（3）企业因搬迁而灭失的、原已作为资产单独入账的土地使用权，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

（4）用于安置职工的费用支出，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

3、企业搬迁结束后，专项应付款如有余额，作调增资本公积金处理，由此增加的资本公积金由全体股东共享；专项应付款如有不足，应计入当期损益。

4、企业收到的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的总额及搬迁结束后计入资本公积金或当期损益的金额应当单独披露。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61号）第二条规定：

1、搬迁企业根据搬迁规则，用企业搬迁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2、搬迁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三）重庆市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2007]207号）通知的规定： 搬迁企业从规划搬迁第二年起的五年内收到拨给的搬迁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核算。发生的与搬迁、重建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不得计入当期损益，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第二年起五年内完成搬迁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会计账务处理方案

（一）收到补贴款的账务处理 收到补贴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二）资产处置的账务处理

1、固定资产处理：

（1）如为损失： 借：固定资产清理 累计折旧 贷：固定资产 清理净损失：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固定资产清理

（2）如为收益： 借：累计折旧 贷：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贷：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2、无形资产：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累计摊销

贷：无形资产

（三）支付相关费用的账务处理

如支付职工补偿费、土地处置发生的印花税，新厂建设发生的相关费用等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银行存款

（四）形成新的资产账务处理

3、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贷：在建工程等

4、无形资产

借：无形资产 贷：预付账款

3、根据形成资产的金额，转销专项应付款。

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资本公积

（五）专项应付款余额账务处理

专项应付款扣除搬迁、重建发生费用、损失及新建形成资产转销后的余额，结转到资本公积，并入当期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 贷：资本公积

（六）以后各期账务处理

1、计提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分录略）

三、对财务的影响

（一）制订方案的思路及结果

本方案侧重于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及《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5]123号）规定处理，对企业搬迁新增加资产从专项应付款结转到资本公积。

（二）对以后各期经营成果的影响。

新增资产按预计使用年限计提折旧和摊销，按规定进入相关成本费用。与新增资产部分相对应，从专项应付款结转到资本公积，增加了所有者权益。

财务部

篇6：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政策

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的民主化

——以行政立法的听证制度为切入点

邓剑光

吴啟铮*

摘要：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建设，需要从行政立法的听证制度着手。听证制度就是连结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的程序化和民主化的关键环节。我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很不完善，无法体现民主的价值和公众参与的功能，应当将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确定下来，并且完善听证的各项具体制度，使之体现民主的价值和要求。关键词：地方政府规章；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民主化；程序化

一、程序与民主：地方政府规章制定中关键词的展开 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属于行政立法的一种，其本质是一种行政行为，其性质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但是，作为一种“准立法”，它又直接规范着行政相对人的活动，且地方政府规章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作为一种较低层级的地方性文件，更直接面对着地方群众。如何使其制定既要依法，又要反映社情民意？地方政府规章制定中的程序及其民主化问题，便成为我们面前的关键词。

美国学者卡尔·科恩认为，民主即民治，“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亦即社会成员，参加决定一切有关全社会的政策。”他把民主定义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且不论这种定义是否完整、准确和科学，但他点出了民主决策中社会成员的参与对决策的影响这一关键要素。季卫东教授则把程序和民主联系起来，认为民主与程序的直接联系主要表现在选举和立法方面，“只有遵循一定的程序原理和要件的选举或立法才是‘民主的’，而只有民主的选举或立法才具有实效性和正统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排除舞弊、恣意和偏倚，使人民的意志得到正确的反映和贯彻。”[2]中国政府近年来也愈加重视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化问题，强调了“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是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之一，“程序正当”被当作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被提了出来，在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上，要“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向社会听取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在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方面，国务院在2001年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公布了《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使得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开始有法可依，并且体现出一定的民主内容，但是仍然不是很理想。* 邓剑光（1973~），男，汉族，湖北崇阳人，汕头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刑事司法。吴啟铮（1982~），男，汉族，广东汕头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公法理论。[1] [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2]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3] 参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3条、第5条、第16条，2004年3月22日国发[2004]10号。我们在衡量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的民主化上，有两个重要的关键指标，即制定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度和公众对规章制定结果的影响度。而在制定程序当中，具有一定法律形式和法律效力的听证制度，无疑是连结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的程序化和民主化的关键一环。

二、行政立法听证与行政程序法原则

听证制度是一项具有显著的程序性特征的制度，行政听证必须遵从行政程序法的一般原则，同时，它又是一项具有民主特征的制度，因而它能够成为行政立法程序化与民主化的连结点。行政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4]它可以分为行政立法听证和行政决定听证，或者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中的听证即是行政立法听证的一种，同样须遵从行政程序法的一般原则。

听证制度最早发端于英国，其理论可以溯源自英国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行政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5] “自然公正”既是英国普通法的原则，也是其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原则。[6]因此，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精神实质与行政程序法原则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有：公正、公平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效率原则等。而“设立听证制度”本身就是公开原则的一项内容。[7]听证制度与参与原则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参与原则中行政相对人的获得通知权、陈述权、抗辩权、申请权等，均直接体现在听证制度当中，特别是申请权中就已经包括了“听证请求权”的内容。因此，行政听证制度也就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它所体现出来的公众参与的原则，也成为行政民主化的一个标志。回到我们所讨论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当中，对于直接面对地方群众的地方政府规章来说，体现民主性的听证制度对于其制定程序来说就有着重大的意义。如何建立比较完善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其中听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我国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中听证制度之缺陷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规章制定程序中的听证会仅作了极其笼统的规定，并且听证会的效力并不明确。该条例在规章的起草和审查阶段分别提及了听证会制度，第14条规定：“起草规章，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15条规定：“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起草单位也可以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依照下列程序组织：„„。”第23条规定：“规章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起草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未向社会公布，也未举行听证会的，法制机构经本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社会公布，也可以举行听证会。举行听证会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该条例虽然提及了听证会，并且规定了听证会的组织程序，但是并没有赋予听证会以刚性的法律效力，使得听证会流于形式，无法体现行政程序的公平原则和参与原则，也无法使公众对规章制定结果有足够的影响力，使本来旨在体现行政立法的民主性的听证制度无法发挥实效。

[4][5]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6] 胡建淼：《行政法学》（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7] 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359页。其一，将听证会与不具备法律形式和法律效力的座谈会、论证会等等量齐观，并且只是作为听取意见的一种形式，实际上降低了听证会的法律效力和规格，在立法上没有对听证会这一体现程序性和民主性的制度予以足够重视。

其二，规章起草的透明度不足，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在现行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由于是“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才向社会公布。从逻辑上讲，只有先公布草案，公众才能知道有关的规章草案是否与其有切身利益。如果由行政机关自行判断，赋予了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忽视了公众申请听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众根本无从得知有关的规章草案是否与其有切身利益，公众的知情权实际上被削弱了，听证的权利也就无从行使。

其三，极大限制了可以举行听证会的规章草案的范围。根据该条例第15条的规定，举行听证会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并且“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然而，起草单位并没有必须举行听证会的义务，条例仅规定“起草单位也可以举行听证会”，使起草单位实际上享有极大的裁量权，规章起草阶段的听证会变得可有可无。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在部分地方政府规章制定办法之中，也有诸如“规章内容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应当举行听证会”这样的突破性规定，“遗憾的是这样的规定毕竟较少。”[8]

其四，在规章的审查阶段，同样存在着极大限制听证会举行范围的情况。根据该条例第23条的规定，规章送审稿如需举行听证会的，除须同时具备与第15条所规定的对规章草案举行听证会的两个相同条件外，还须“起草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未向社会公布，也未举行听证会的”，才可以举行听证会。同时，举行听证会还须履行批准手续，并且也非“应当”举行，而是“可以”举行。这不仅未对公众在规章起草阶段所应享有的听证权利提供救济，反而增加了限制条件，使听证更加难以举行。

其五，听证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略。该条例第15条对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是相当简单的，缺乏可操作性，应当属于行政程序基本内容的一些条款，如听证主持人规则、详细的陈述和质辩规则、证人规则、专家规则、代理人规则等等，该条例都没有作出规定。缺乏完善的程序规定，对于本身就属于行政程序的听证制度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缺陷。程序必须可以操作，过于简单的程序规定实际上使听证具有太大的操作弹性，行政立法听证程序所具有的防止恣意立法的功能就无法发挥。

最后，并未赋予听证笔录在规章制定程序中的相应法律效力。听证笔录是对听证程序的整个过程的记录。如果听证结果必须受听证笔录的拘束，那么这种听证就属于正式听证；如果听证结果不以听证笔录为唯一依据，那么这种听证则属于非正式听证。正式听证的民主性显然比非正式听证要强。但从条例第15条第（四）项[9]的规定来看，听证笔录对于规章的制定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研究意见、说明处理情况和理由等，毕竟与以听证笔录作为决定的唯一依据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似乎更倾向于非正式听证。如果规章制定走的都是非正式听证程序，听证笔录都没有绝对效力的话，不仅听证笔录的作用就被大大削弱，听证的效力也会被大大削弱，本身也会流于形式。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Van Devanter所说的的，“制定法所规定的对于没有列入听证笔录的证据，一律不得加以考虑的原则必须遵守，否则听证的权利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决定者在作出处分时随意背离记录，或咨询他人作出的事实认 [8] 如《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第18条第3款、《杭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第20条第3款，参见袁炜：《关于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建构的几个问题的思考》，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9] 该项规定：“起草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听证会反映的各种意见，起草的规章在报送审查时，应当说明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情况及其理由。” 定和法律见解，则在正式听证中提出的证据和辩论，没有任何价值。”[10]

四、完善听证制度之必要：规章制定程序民主化的关键环节 如前所述，在规章制定程序中，公众的参与度和公众对规章制定结果的影响力是行政立法民主的主要指标。行政立法听证的设立本应体现行政程序的参与原则，即公众可以通过听证程序参与规章的制定，并且对规章的制定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立法听证的基本功能主要在于其规范性和操作性两个方面。前者体现民主价值，后者提供公共参与的功能性渠道。”[11]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方面其实都体现了听证制度的民主价值，公众参与本身就是民主的组成部分。那么，听证制度对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完善这一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

规章制定的听证程序，同时也是出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现实矛盾。有学者认为，“对于不同的国家权力来说，立法的民主化意味着不同的解释。作为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民主是其追求的价值取向，因此立法的民主化意味着在既有基础上立法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民主状况不断改善，„„。作为行使‘行政立法职权’的行政机关，效率是其追求的价值取向，因此行政‘立法的民主化’意味着只能在不影响行政机关集中行使权力和行政首长指挥命令的权威的前提下，才能倡导和实行有限的民主化，如行政法案的公开、行政法案的听证会等。”[12]应当指出，立法机关的立法权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确有区别，而且两者之间的民意代表性在程度上亦有区别。然而，正是这种区别的存在，使得增强行政立法的民主程度确有必要。立法机关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由民选产生，其民主程度最高，也直接受到民意的制约，而行政机关由于体系的庞大和行政权的天然强大，往往容易产生摆脱制约的倾向。现代社会的纷繁复杂又使行政机关不仅拥有执行权，而且有必要拥有一定程度的行政立法权，这种权力如果不加以控制，则难免被滥用。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以后，各国普遍出现了议会大权旁落和行政权扩张的社会变迁结果，通过扩大民主政治中的参与机制作为摆脱民主制度困境方略，为许多国家所采纳，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公民应当有权越过议会直接参与到政府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13]在我国，虽然有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兼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但是行政权的天然强大仍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况且我国的民主传统比较薄弱，而扩大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成为世界的趋势，那么，具有提供公众参与渠道并且设计良好的、能够对行政立法产生实质影响的听证制度，就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五、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中听证制度之完善 完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必须遵循行政程序的公平原则、公开原则和参与原则，来构建民主化的规章制定程序。在这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参与原则，来拓宽公众对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的参与渠道，让公众有机会真正参与行政立法，另一方面必须遵循公平原则和公开原则，来建立一个公开和公平的听证程序，让公众的参与对规章制定结果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地方政府规章制定程序的民主化程度大大提高。

首先，应当将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立法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确定下来。也有学者将听证 [10]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袁炜：《关于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建构的几个问题的思考》，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11] 陈家刚：《程序民主的实践——中国地方立法听证规则的比较研究》，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12] 李林：《立法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6页。[13] 胡建淼：《行政法学》（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页。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来对待，认为“听证原则是公民参与行政活动的基本权利之一”，“从当今世界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来看，听证程序实际上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程序制度。”[14]在我国，听证的立法和实践都十分薄弱，将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立法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确定下来，既能增强行政立法的民主程度，也能增加人们的程序观念，还能激起公众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热情。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当在未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使之作为行政程序的一项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修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时将听证的原则和制度具体化，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其次，建立规章草案公开制度。由于规章起草的透明度不足，现行立法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因此，建立规章草案公开制度就成为完善听证制度的关键。应当区分内部规章和外部规章，除了内部规章可以不必公布草案外，对于外部规章，地方政府在起草时都应当将起草向社会公布，[15]刊登在政府公报和当地的主要报纸上，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也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听证申请权创造可能性。

再次，拓宽可以举行听证的规章的范围。对此，笔者认为可以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其一是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听证范围，如采取这种模式，宜将《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的双重条件改为选择性条件，即只要“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就“应当”（而非“可以”）举行听证会，同时还可以再列举应当举行听证会的其他情形；其二是采取排除式的方式规定听证范围，如采取这种模式，则可以规定除属于内部政府规章，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的情形外，其他的规章草案都应当举行听证。由于采取列举式的方式，难以完全列出理论上可以举行听证的情形，所以笔者倾向于采取排除式的方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浪费，可以规定只是就某个或某些争议事项进行听证，而不是对整部规章草案进行听证，除非整部规章都存在争议。

第四，增加对听证主持人、证人、专家和代理人等听证参加人的规定。现行立法并没有对听证主持人、听证程序中的证人和专家作出规定，这是行政立法听证很大的欠缺。缺乏对听证主持人的规定，给了听证主持工作很大的任意性，很有可能造成对参加听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利的局面。根据行政程序的公平原则，由草案起草机构的人员来担任主持人就有“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嫌疑，是不适合的。而如果听证程序的主持人是聘任的，就比较合适，聘任的人可以是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专家或者社会知名人士，也可以是同级或者上级人大的代表。总之，听证主持人必须具有中立性是基本的要求。行政立法虽然与司法程序不同，但是也需要一定的证人以协助行政立法听证的进行。“一般而言，任何国家

[16]公民受到立法机关正式邀请，都可成为立法听证会的证人。”我国也需要参考国外的经验，建立行政立法听证的证人制度，以协助听证的进行。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对知识的掌握无法面面俱到，特别是在科技、环境、卫生、金融、贸易等专业领域，行政立法机构也需通过各种专家的协助，促进理性立法。立法民主不应当是盲目的，理性的民主尤为重要，在行政立法听证中，专家的意见可以为参加听证的人员提供理性的参考，因此，我国也须参考国外的经验建立行政立法听证的专家制度。另外，当听证参加人因故无法参加听证时，也应当允许其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并且也应当允许一定数量的公民、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旁听听证会。

第五，完善听证举行的步骤。由于现行立法没有对听证举行的具体步骤作出规定，因此听证的举行就显得很不规范。首先应当打开听证的申请渠道，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14][15]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内部规章由于仅涉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并不涉及到当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次可以不必公布规章草案；外部规章由于规范了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将影响到当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因此其草案必须予以公布。[16] 彭宗超、薛澜、沈旭晖：《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比较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听证申请权，让社会公众有权利按照法定条件申请听证，启动听证程序。可以仿照司法程序，对在举行听证时，主持人宣读听证程序规则、听证会纪律和听证事项，规章草案起草机构人员作陈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听证代表人作陈述，各方举证，证人陈述，专家陈述，质询和辩论等步骤作出规定。

最后，赋予听证笔录以相应的法律效力。除了特定情形举行非正式听证，听证笔录仅作参考作用外，应当赋予听证笔录以绝对效力，即规章制定结果应当以听证笔录为唯一依据，不以听证笔录为规章制定的唯一依据，即为行政立法程序违法，这是避免听证流于形式的有效措施。在将来如可能赋予法院对制定政府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权时，违反法定程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则有可能被宣告无效或者违法。

六、结语

篇7：国家农业补贴政策

冷崇总

???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农产品市场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趋势加快。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价格、品质、技术、市场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若向中国大量倾销，对中国的粮食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稳定等都构成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缓解国外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促进农业发展，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对国内农业补贴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

一、世贸组织关于农业补贴的规则

??? 农业补贴受到各个国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涉及到安全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环保问题等。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作为议题正式提出来，直到1994年才真正形成一个WTO的农业协议，谈判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关键在农业补贴上意见不一致。协定的形成及生效意味着当时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以及1995年以后世贸组织的成员都应该按照它的要求逐步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自然也得遵守它。

???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重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一般意义上的补贴，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向某种产品的生产、流通、贸易活动或某些居民提供的转移支付，农业补贴主要是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农业补贴措施作为一个政策体系，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粮食普遍短缺，美国以其丰富的农业资源积极扩大粮食生产和出口，导致后来农产品大量过剩、出口急剧减少、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大量农户破产。为扭转局面，3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制定《农业调整法》，政府拨专项资金，设立专门机构，从农业资金、粮食储备和农产品市场销售三个方面入手，实行支持与保护本国农业的政策。欧盟的农业保护政策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农产品供给不足、依靠进口的阶段，其对农业保护政策除对农业和乡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外，主要手段仍是对农产品的价格与出口补贴等。

???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如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这些投资或支持不会对农产品的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 箱政策”，WTO农业协议不限制“绿箱政策”。根据《农业协议》规定，“绿箱表示可以放在削减范围外，绿箱的国内支持指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者的退休、农地的转用及投资补助的机构调整方面的支持政策。”另一种是狭义补贴，指政府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支持、直接支付以及其他形式的保护，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它形式补贴，这类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 箱政策”，WTO农业协议不赞同“黄箱政策”，并试图通过多边贸易协议框架加以限制和削弱。根据《农业协议》，禁止对农产品出口“给予或维持任何补贴，包括任何形式的收入

支持或价格支持在内”，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不适当地刺激出口或其他方面严重损害其他缔约国的利益”是要禁止的，“属于黄 箱补贴的所有国内支持以1986～1988年的补贴为基准，换算成具体的数额作为削减基准，在6年内必须削减20%。”根据WTO规定，“黄箱政策”的补贴额度，对发达国家限于农业总产值的5%以内，对发展中国家限于10%以内。

???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农业补贴是一个焦点。美国担心中国的农产品今后在国际市场上与它竞争，希望把中国的农业补贴限制在一个潜在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经过与37个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和欧盟的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我国最终与谈判国在农产品关税减让、关税配额、出口补贴、农业补贴等方面达成协议。我国承诺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同意把《农业协议》6.2款的投资补贴和投入品补贴计算到6.4款“微量允许”补贴中，据此谈判结果是，我国农产品价格补贴、投资补贴和投入品补贴最高限定可达到农产品总值的8.5%。也就是说，我国在农业补贴方面的“黄 箱政策”补贴为8.5%，虽然比发展中国家少，但比发达国家的5%要多。

???

二、我国农业补贴的演变及其现状

??? 价格补贴、收入补贴、支出补贴或出口补贴等对于农民的直接支付，是农业保护中传统的重要手段或者说是国内支持手段之一，也是受WTO农业协议冲击最大的方面。WTO农业协议对于国内补贴的使用（特别是对于直接刺激生产的价格支持政策）加以严格限制和规定必须削减，特别是明确规定了削减国内支持总量的方式、时间和幅度。那么我国农业补贴的现状如何呢？

??? 我国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如1979～1980年间财政用于农用塑料薄膜的补贴就达16亿多元，对当时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是：（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的多环节、多类别的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由于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各环节、各类别上所获得的补贴数额很少财政补贴的作用因此难以集中发挥效能，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主要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五一节的补贴达到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这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只是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多采取“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助性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 90年代中后期，我国对粮棉等农产品实行较大力度的价格和流通干预政策，政府收购价显著高于市场均衡价，迫于库存压力出口时，整体收购和经营成本又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因而这类流通干预政策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性补贴效果。近年粮棉国有部门亏损挂帐高达数千亿元，实际补贴规模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然而，这种农业补贴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国外主要是基于“农民收入平价”原则，试图通过大规模补贴把农民收入提高到与城市居民大体相等的水平。我国高价收购粮棉农产品政策的根本目标是控制严重通货膨胀，政府试图通过对价格干预刺激农产品供给以抑制通货膨胀，是特定环境下的短期政策。在通货膨

胀问题消除后，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国家针对农产品价格下降问题，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保护价，以支持粮食生产发展。然而，国家对粮食经营的补贴，实际上更多地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到粮食生产者手中的补贴很少，也就是说，国家通过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1998年以来，我国为了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了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粮食的品种品质调整。为了让农民在优质优价的市场价格约束下，改变过去追求低质量、高产量的生产行为，政府于1999年夏收起决定将低质量粮食退出国家定购，以缩小补贴的范围和总量。但是过去几年里由于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国家财政已背上了多达数千亿元的包袱，尤其是国有粮食系统长期亏损，而广大农民却没有明显的收益，甚至连续几年出现收入下降局面。

??? 从以上我国农业补贴的演变情况看，我国农业补贴的现状用一名话来表述，那就是补贴范围广、补贴效率低，以“黄箱”补贴为主，“绿箱”补贴为辅。正是这种现状，使外国对我国的农业补贴问题存在误解。我国有不少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增长较快，有的外国人不理解其真实经济原因，捕风捉影地认为中国政府补贴在起作用，甚至经常以反倾销起诉手段来压制。我国蜂蜜、大蒜等农产品出口近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就是这类事例。

???

三、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方向

??? 加入世贸组织后，为了保护我国农业发展、保持农村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外国农产品对我国的冲击，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然而受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农业补贴的空间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粮食生产和农民利益，怎样进行补贴，成了我国最追切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作出如下调整：

??? 首先，调整和用好“黄箱”补贴。按照WTO规定，政府对农业的“黄箱”补贴，发达国家限于农业总产值的5%以内，发展中国家限于10%内；我国入世谈判的结果是允许8.5%以内的“黄箱”补贴。尽管WTO规则对我国农业补贴作出了明确的约束，但我国迄今为止的“黄箱”补贴为每年2200多亿元，离8.5%的限度至少还有1004亿元（即121亿美元）的支持空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一空间，建立以农产品价格支持尤其是以粮食价格支持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这一体系的重点是：（1）必暗补为明补。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应由过去的间接补贴、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等“暗补”形式，转向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转向国家需要扶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经营项目的补贴，以农产品的保护价格为手段，实施财政补贴对农业的“明补”，最终确立以产出补贴为主体的农业补贴支持方式。这不仅可以减少补贴资金的流失，而且能使补贴更直接、更具体，更能达到补贴政策的目标要求。（2）改补“硬件”为补“硬软件”并重。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主要以补贴物资，如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硬件”为主，缺乏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软件”的补贴，补贴效果不够理想，难以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大量事实表明，农业科技内存量和内含值是极大的。一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可使农产品产量增加10%～30%，质量也相应提高，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必须在增加对农业生产者提供新品种、化肥、农药、农用油、农业机械等“硬件”补贴的同时，增加对农业“软件”的补贴，有利于保证农业的优质、高效；通过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解决农户生产经营的后顾之忧，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3）建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补贴制度。要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性、补贴方式模糊性、补贴对象和补贴数额的随意性，使补贴效果难以集中体现和发挥出来。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规，使之成为支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制度，以加强农业补贴管理，提高农业补贴的运行效率，使农业补贴支持政策的基本目标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为中心，同时兼顾农民收入。

??? 其次，充分用足WTO的“绿箱”补贴。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对农业直接的价格支持和投入补贴受到WTO规则的限制，它的运用空间相对缩小。但“绿箱”补贴则不受限制，如涉及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环境保护、收入保险、自然灾害救助、农业服务等方面的补贴，是世贸组织所允许的。由于财力限制，目前我国对“绿箱”补贴政策并不充分，每年补贴额为182亿元左右。为了使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更加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应当增加财政支持力度，用足“绿箱”补贴空间。为此，农业补贴政策应突出以下重点：（1）增加农业科技投入补贴。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步伐，要提高农业科技投入 的比重，除积极鼓励和支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科研机构合作，共同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技术推广中的资金困难，建议设立国家农业技术推广基金，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予以必要的支持。

（2）注重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一靠国家，二靠农民自己，实行责任分摊，农民受益的办法，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也是许多国家所采取的办法。参照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比较科学合理的办法是：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由农民自筹资金解决。中型以上的农业基础设施由地方政府立项审核，财政根据建设规模大小按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不足部分由集体、受益农户承担。通过增加农业基础投入补贴，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的发展后劲。（3）增加农村环境和生态保护投入补贴。农村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应建立全国农业资源信息系统，用现代化手段对农业资源进行管理和配置，向农民提供结构调整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补贴。（4）增加农业的服务支出，比如增设农产品检验专项基金，建立农产品质量的无偿检验制度和畜禽病疫无偿防检制度；增设市场服务专项基金，建立农产品信息服务体系；扩大对农业病虫害防治的投资规模等。

??? 第三，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为了增强农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维护农民的利益，需要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在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如美国政府为所有参加保险的作物提供30%的保险费补贴，投保的农民当年作物收成减产25%以上时，可获得联邦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日本政府对主要农作物给予15%的补贴，遇到灾害时给予10%～30%的保费；加拿大的保险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农产品，农民自愿参加作物保险，联邦及各省政府支持50%的保险负担。通过农业保险实现对农业的保护使作物保险升格成为农民收益保险，取代灾害救济及价格补贴，已是WTO框架下世界农业政策的新走向之一，且这一支持措施并不违背WTO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农业保险水平低，农业保险运行远远不能适应WTO框架下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宏观政策要高度重视农业保险问题，把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列入政府农业宏观政策的议事日程，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保险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首先需要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并借鉴国外已有的成功经验，由政府直接开办或者由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这项补贴肯定比财政直接用于救灾支出少得多，它不仅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而且能极大地减轻财政的救灾支出压力。其次，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 第四，实行切实可行的农村税赋制度。现在我们一方面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被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指责为对农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农民除负担农业税外，还要负担三提五统

和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社会负担等名目繁多的收费。与其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还不如将不合理的农业税费降下来，由财政负担，不要再让农民掏腰包，以免授人“农业补贴”之柄。为此，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的合理税赋制度，取消现行带有缺陷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杂费，代之以田赋和农业税两部分。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既保证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和乡村行政正常运转，又照顾到国家现有财政支出能力的同时，将人均税赋由现在的200多元减少到130元以下。农民在交完税赋以后，有权拒绝任何部门的征粮索款。这样，既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又能增加对农业的保护，还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 总之，农业补贴问题是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考验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道难题。入世后，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避免我国农业遭受国外农产品的猛烈冲击，政府必须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对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篇8：政府补贴对企业发展的贡献

一、政府补贴的概念及特征

(一) 政府补贴的界定

从经济理论学的角度来看, 补贴通常指一种赋税制, 是政府为某种目的而对特定的经济单位或符合特定条件的经济单位给予一定的财政资助。其目的就是对外部性的受益者征税, 同时对外部性的受害者予以补偿。

从科技政策的角度来看, 政府补贴泛指政府采用直接投资、政府购买、税收优惠及风险投资等方式对技术创新的科技投入。

本文把政府补贴定义为:为弥补创新外溢的损失, 政府采取的科技计划、财政拨款、税收优惠等技术创新激励手段的综合。

(二) 特征

(1) 政府补贴是一种政府行为:此处的政府行为是广义概念, 不仅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府补贴行为, 而且还包括政府干预的私人机构的政府补贴行为。

(2) 政府补贴是一种财政行为:即政府公共帐户存在开支。

(3) 政府补贴必须授予被政府补贴方某种利益:一般认为这种利益是受政府补贴方从某项政府政府补贴计划中取得了某些它在市场中不能取得的价值。

(4) 政府补贴应具有专向性:专向性政府补贴是指政府有选择或有差别地向某些企业提供的政府补贴。

二、政府补贴对创新型企业的激励作用

(一) 技术创新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失灵现象之一, 客观存在的外部性可以加快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扩散与应用, 从而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企业的技术创新给国民经济创造收益, 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通过外部性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导致创新企业难以完全攫取创新的全部收益,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竞争性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使得企业的创新成果产生“溢出效应”。企业的科技创新“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的技术溢出、科技创新的市场溢出和科技创新的利益溢出。

第一, 科技创新的技术溢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不仅是产品的生产过程, 实质是技术知识生产的过程。创新产品存在一定的外部性, 不可避免地使本企业的创新产品发生技术外溢, 给企业的收益造成重大损失。同时, 其他企业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 可能很轻易的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渠道获得创新企业的成果, 以较低的成本仿制大量的产品, 与创新型企业进行恶意的竞争。有时, 他们生产劣质的仿制品进行销售, 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 使消费者对新产品失去信心, 外部企业不道德的竞争使创新企业高投入的产品也很难在市场上立足。科技创新企业的人力资本的流出也会造成科技创新企业的技术外溢, 随着研发人员的流动, 已存在于研发人员大脑中的知识产权随之流到其他企业。竞争企业以很小投入轻易获得创新性企业的大量信息, 对创新型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 科技创新的市场溢出。创新性产品进入市场需要长期的、大量成本投入。在市场开发过程中相伴随的是市场需求现状、特点及趋势等信息的溢出, 其他企业可以不付任何费用地利用这些信息, 进入科技创新企业以开拓的市场, 进一步侵占科技创新企业的市场利益。同时, 在创新性企业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市场时, 其他企业就会利用剩余市场, 进行大量模仿、伪造科技创新企业的产品。生产价格相对较低, 性能相似产品使消费者很快的认可接受, 使这些企业以较少的市场投入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 甚至可能成为科技创新创产品的替代品, 把创新产品挤出市场。

第三, 科技创新的利益溢出。科技创新的利益溢出是指企业创新的利益不能完全被创新企业独占, 还会溢出到其他的企业中, 从而使其他的企业从中获利。创新企业利益溢出往往通过技术溢出和市场溢出渗透出来的。创新企业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被外部企业大量的复制, 最终导致利益溢出。科技创新企业的盈利空间大打折扣, 而且也使得创新企业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

“溢出效应”不仅使科技创新企业的技术外流、市场份额减少、利益缩减, 而且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 甚至导致整个社会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动力、能力、水平及福利降低。

(二) 政府补贴对创新型企业的激励

为了保证科技创新企业的权益, 以及外部溢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相关政府部门根据科技创新“溢出效应”的具体情况, 向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 激励技术创新企业充分发挥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府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直接补贴指政府通过科技计划、财政拨款对技术创新给予直接激励。政府往往将有限的财力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不同阶段、不同领域, 不仅是技术创新企业的激励, 同时也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市政府和企业达到双赢的局面。例如,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主要保健物理与核安全研究、放射医学与环境医学研究、核环境科学研究、三废治理研究, 这些研究不仅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 还需要很高的技术, 只凭借他们自己单位是没有资金研究的, 政府必须进行财政补贴, 才能使这些研究继续进行。间接补贴是指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来降低科技开发成本, 调节创新收益, 减少创新风险, 鼓励企业应用新成果、引进新技术。

企业在不享受政府补贴时, 通常是利用自我积累的资金进行设备引进、人才引入和产品研发等科技创新活动, 不仅成本高、负担重、赢利少, 而且还要承担“技术外溢”风险。政府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恰当的政府补贴后, 不但可以降低科技创新企业的创新成本、化解或分担各科技创新企业的种风险, 而且也提高了科技创新企业的创新产品向市场转化的效率和效果, 以及技术创新型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政府补贴使得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信用

2001年12月31日正式规定上市公司不能享受地方政府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 但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贴总额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且获得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成比例的逐年上升。政府补贴行为是为了从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 或将资金吸引到本地区来, 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支持近一半的已配股公司不会得到配股资格。

政府补贴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流动性的资金。政府补贴代表着国家政策倾向的一种, 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一种表现, 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将会在产业链上获得较多的信用。同时对于那些处于困境, 经营存在“瓶颈”的上市公司, 只有获得政府补贴才能的到上下游企业更多的信用, 才能保证产业链的正常运行。

获得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往往获得更多短期银行信用。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优惠政策进行倾斜, 对商业银行发展有利, 而且短期贷款风险比较小, 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又是政府直接给予的, 增加了信用度, 所以获得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短期贷款的信任。

获得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不仅获得了流动性的资金, 也获得了更多的信用。获得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应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良好的外部条件, 即银行和产业链上获得资金的优势来提高自身能力, 发展壮大企业, 获得竞争力, 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四、总结

通过上述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得出政府补贴不仅对技术创新型企业起到激励作用, 还弥补了外部溢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激发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获得政府补贴的上市公司不仅获得了资金的支持, 同时也获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更多的信用, 也提高了商业银行对上市公司提供短期贷款的信用。技术创新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应充分利用政府补贴积极发挥主动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利益。

政府通过政府补贴将有限的资源合理的配置的创新的不同环节, 协调不同创新环节的动力, 使资源优化配置, 达到整体最优。

摘要：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政府补贴在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是存在的。政府补贴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领域、干预市民生活的强有力的手段, 补贴实施与否以及实施的对象是否合适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成功与否。本文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创新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贡献。

关键词：政府补贴,技术创新,激励,信用

参考文献

[1]、宋常, 严宏深.《科技创新企业的外部性与政府补贴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年第1期

[2]、刘静, 周步云.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对企业信用的影响.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