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庭函(诉讼)

出庭函(诉讼)（共9篇）

篇1：出庭函(诉讼)

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函

（2015）百悦（民）字第 号 人民法院 ：

贵院受理的 与 纠纷一案中，本所接受 的委托，现指派李冰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加诉讼。

特此函告。

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

****年**月**日

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88号华南大厦701室 邮 编：200125 电 话：（021）58819909 传 真：（021）58818085

李冰 手机：***

篇2：出庭函(诉讼)

人民法院：

你院受理中房投资管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3日作出的（2012）一中民终字

第0296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再审一案，现已委托本所 杜义龙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特此通告。

北京代木想律师事务所

篇3：试论民事诉讼中证人的出庭

我国关于证人的定义是指知晓案件的有关情况, 应当事人的询问和人民法院的传唤到庭作证的人, 是采狭义上的概念。而在西方英美法系的证人的定义上, 是采广义的概念, 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思等方式证明案件事实的人, 而无论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 都可称之为证人。“在他们的概念中证人有两种:非专家证人和专家证人, 证人可以是当事人自己也可以是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1]证人在整个证据种类系统的地位、收集和审查判断模式, 直接体现审判机关、公诉机关、当事人等诉讼主题在诉讼过程中的职能、角色和地位的配置模式。因此可以说, 证人是检验一个国家诉讼模式的试金石。[2]

证人资格条件, 又称证人能力或者证人适格性, 是指哪些人可以和应当作为证人, 哪些人不能作为证人, 又可称为证人的范围。当今各国法律基本上对证人资格不予以严格限定, 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假定为具有证人能力, 除非是法律作出了例外的规定, 比如是依法享有证言豁免权的人, 或者证明某人在作证上存在主客观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由此可见, 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不问其性别、种族、社会地位和身份都能成为证人。同时, 单位也可作为证人, 这在各国立法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先例, 事实上, 只有自然人才能充当证人, 因为证人具有自然属性, 只有自然人才能凭借其生理和心理上的感官去感知案件的事实。所以, 我国证据法中对证人的定义虽然是狭义的证人概念, 但是在范围的选择上却是比较广泛的, 这就导致了因为证据种类的宽泛而产生了在法律适用中的混乱和不重视。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 司法审判更倾向于书面审理原则, 证据以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为主, 证人证言的地位相对较弱, 证人对诉讼过程影响相应也较小。

二、证人出庭的作用和必要性

(一) 证人出庭在诉讼制度中的作用。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基本上是大陆法系的翻版, 大陆法系更青睐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大陆法系, 尤其是德国, 对证人的认识是基于公法上的理解, 即证人作证是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来对待的。我国在证人作证制度上亦是如此, 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单位和个人, 原则上都有出庭作证义务。对于证人的询问基本上只被认为是辅助性的证据方式, 只有在其他证据起不到应有作用时才采取的措施。这种认识很大地影响了证人在诉讼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使大陆法系诉讼当事人中的大多数, 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靠性缺乏信心。[3]究其原因, 是大陆法中的证人证言并未像英美法中的证人证言对证据法具有特殊的法律意义。在英美法系国家, 是讲证人作为证据方式来看待, 证人证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美国, 更有所谓的“没有证人就没有诉讼”的说法, 在司法实践中, 美国的诉讼过程几乎就是围绕着收集、审查证人证言来进行的。[4]根据英美法的理念, 证人是当事人的证人, 并不对国家负任何责任。英美法系的诉讼模式的作用, 是通过相互抗辩和交叉询问把证人诘问得语无伦次, 剿杀得体无完肤, 借助可靠性不同的各种证人的感官印象, 重现过去已发生的事实, 以图左右法官与陪审团的观点。当然, 虽存在着较深的以案卷主义为主导的办案理念, 大陆法系的法官不可能也不愿意把证人证言放在一边, 都会传唤证人到庭。事实上, 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审判, 证人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如果说自认口供是“证据之王”, 那么证人指证就是“证据之后”, 实际上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审查、提问和对答又可以共同构成独立的证据。大量的证人证言, 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后, 几乎可以再现案件场景, 凸现案情事理, 成为法官内心确信、裁决判断的重要辅垫。所以,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虽然对于证人是否出庭上,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认识并无二致, 但是对于证人出庭的作用上的认识, 还是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更加注重和保障证人的出庭。

(二) 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必要性。

科学的审判方式和质证程序的特点是在庭审中对所有的证据予以积极主动的核实和对质。这就要求证人要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如果不愿作证对于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 案件不能得到准确、公正处理。因为任何一个案件处理首先必须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要达到这个要求, 就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材料。证人作为提供证据材料的重要来源, 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次, 对于原告或者被告来说, 如果证人不愿作证, 且客观上他们自己又无法举证, 依法必然要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如果法院依此作出不利于原告或者被告的判决, 不仅不利于本案及时息讼, 反而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纠纷, 甚至人命案件, 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再者, 证人不愿作证可能大增法院诉讼成本, 不能及时结案。证人不愿作证使案件事实不能及时认定, 必然需要法院依职权从其他途径搜寻证据, 浪费人力、物力, 最后还有可能仍然不能查清案件事实。

因此, 证人是构筑司法公正的有益力量。在民事、经济案件中, 证人证词有时往往是原被告胜诉或是败诉的重要证据;同样对于在刑事案件中, 也是被害人是否得到伸冤或是被告人是否得到惩罚或公正判决的关键证据;对于法院审理案件来讲, 这是体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 证人是否作证及是否作伪证, 有时直接体现在判决结果上, 从而会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分析

(一) 对实物证据的迷信。

在古代, 由于科技水平的落后, 人们往往把口供作为定案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因此口供有“证据之王”的称谓。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现在物证在证明案件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案件, 即使没有了口供, 但有能说明案情的物证, 仍然能够定案。所以在整个证据的证明力中, 物证的证明力是最强的, 口供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证据, 导致了很多情况下, 即使有证人, 但是没有出庭仍然能结案的情况, 为证人以后的不出庭制造了一个比较消极的假相, 从而影响了证人的出庭。

(二) 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对证人出庭的影响。

这种审判方式一定程度上使法官包揽了证据的收集, 弱化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经常发生庭下调查并认证的做法, 即使证人不出庭, 法官也可以在庭外向证人询问有关情况, 这种做法已司空见惯。有些证人认为, 与其出庭作证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不如坐在家中等法官来取证, 或者写一份书面的证词省事。

(三) 证人作证的意识不强。

虽然法律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但是由于法律的宣传深度不够, 证人对此并不了解, 特别是农村的村民, 认为自己不出庭作证并没有违法, 别人打官司与自已没有关系。另外受传统的“事不关已, 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思想的影响, 因此证人都不想、不愿出庭作证。

(四) 中国人的人情观在作证中的影响。

民事案件处理的大多是邻里纠纷、熟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因此原、被告与证人之间大多是亲友、邻居、同事等关系, 彼此关系都比较熟悉, 碍于情面, 怕出庭作证后影响今后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 得罪其中一方。因此在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 证人出具给原告的书面证言是有利于原告的证词, 出具给被告的书面证言中则是有利于被告的证词, 使得案件事实无法查清, 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

(五) 出庭作证成本高的权衡下的选择。

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出现, 证人在法庭上作证结束, 刚出法庭即遭到对其不利一方的亲属的围攻、谩骂、纠缠甚至遭到殴打, 虽然法庭一般均能作出及时的处理, 但给证人心理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有些证人甚至在作证后长期遭受当事人的亲属的辱骂、名誉上的损毁, 即使经过有关部门的处理, 但效果也不理想, 因此出于中国传统中固有的明哲保身的想法, 证人不但不愿出庭作证, 甚至连书面证言也不肯出具, 就是怕将来可能出现的没完没了的打击报复。

四、解决证人出庭难的建议分析

针对上述原因,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一) 进行多方位的法制宣传教育, 改变人们长期对出庭作证的不正确的看法。法律秩序是靠人来维持的, 由于法律是以强制形式规范行为的手段, 只能解决“不敢”、“不准”的问题, 却无法解决“不想”、“不愿”的问题, 也就是说, 法治难以触及人的思想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深入广泛的法律宣传, 使人们了解到出庭作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通过法律教育使人们内心产生对出庭作证的义务感、责任感、正义感, 使了解案件情况的证人都能自愿出庭作证。

(二) 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明确不出庭的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虽然均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但对强制证人出庭都未作具体规定, 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不出庭的证人进行处理没有法律依据, 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这不仅不利于公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保证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同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使当事人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动摇人民法院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因此, 笔者认为必须在立法上有明确的强制性的规定, 即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明确证人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 并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当事人也不能直接带证人出庭, 应向法院申请, 由法院传唤, 法院可以规定在开庭之前, 对证人下达出庭传票, 对经传唤不到庭的证人, 法院可以派法警将其拘传到庭, 因此而产生的费用由该证人承担。

(三) 同时也应建立证人权益保障制度, 保障证人经济权益和人身权益。英国学者丹宁勋爵曾说过:“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 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 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因此, 保护证人是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证人是案件证明材料的来源, 不存在属于哪一方的问题, 因此, 证人的费用应从当事人交纳的诉讼费用中开支。对证人因出庭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应当予以相应补偿, 制定有关对证人的人身安全保护的规定, 同时制定关于对证人保护的规定, 如只要出现对证人实施报复行为的, 无论案件是否审结均予以严惩, 情节轻微的如谩骂、纠缠证人的, 可对其进行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罚款;对情节严重的予以拘留直至自己追究刑事责任。

(四)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充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证人出庭的例外规则应予以进一步的细化, 实现可操作性的转换, 避免成为逃避出庭的工具和理由。因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出庭的, 可以动用司法权力克服的, 尽可能创造条件, 如特殊岗位不能出庭, 在有其它人可以代替的情况下应强制单位或者公司给予代替, 保证出庭, 实现对国家法律规定义务的履行;如不能克服的, 可以用电话或视频的方式, 在庭上当庭质证, 实现间接出庭的目的。

(五) 尽快出台《证据法》。目前的证据规则都藏匿于各个诉讼法当中, 犹如一盘散沙, 在实践中, 侦查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和审判部门在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上存在诸多不一致, 某些高检和高法的司法解释也不尽相同, 不利于高质高效地办理案件, 容易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随着时间的推移, 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 急需有一个统一的证据标准来参照执行。所以, 《证据法》的出台刻不容缓。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是民事审判实行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民事审判结果的公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证人自身的因素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完善,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如何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是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出庭

参考文献

[1].田平安.证人证言初论.诉讼法论丛, 1998, 第2卷:557

[2].高家伟, 邵明, 王万华.证据法原理, 2004:52

[3].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 2002:92

篇4：强制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初探

【关键词】 证人制度;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借鉴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国家先进理念,应采取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违反了义务就应当受到制裁,对于证人拒绝作证的,应采取强制作证的措施,对于严重的拒证行为,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另一种较为微弱的声音认为,公民有拒绝作证的义务,其理论构建基础为:公民个体权利之上的政治理念是西方法治国家文明的支柱,我国“大一统”的封建传统思想引起的高度集中的计划观念则使公民权利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强制证人出庭是这一观念在诉讼证据上的反映。在折服于一项外国规范的魅力之前,改革者们首先应当认真思考这项规范与本国的整个规则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可能性。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植根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改革者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谨慎,将英美程序理念移植到中国的尝试就属于这种类型。

在我国进行的审判方式中,最突出改变就是引进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以弱化我国原有的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证据法上表现为逐步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由最初的“人民法院收集和调查证据”(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56条)到“当事人提供证据”(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在证人制度上,证人由当事人提供,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被采用,即由提供证人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这样进一步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符合审判改革潮流。笔者认为:证人的作证行为首先体现的是一种义务,因为在现代国家,公民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人的作证义务,是一种公法上的义务。证人应当在案件的庭审时向法庭提供证言,除非有正当理由,证人不能以书面证言代替其出庭陈述,如果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法院可强制其出庭作证并对其施以制裁措施。但在构建强制证人出庭制度时,我们不宜全盘照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强制证人出庭制度,需辨析其运作的机理及中国的现实状况。

1.司法制度构造的互异性。型构证据制度,必须将它置于程序法的层面,与程序法的构造同步进行。程序法支配着证据法的样态,证据法中的每一个内容设计,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程序法的需求与影响。在英美法系司法运作中,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由陪审团和法官分别进行。陪审团被要求依据向它提交的证据来裁判案件;收集证据并非法官的责任,只考虑诉讼请求及陪审团的裁决;当事人为自己收集并提交证据。律师负责收集证据资料、过滤证据资料、准备证据资料并以一种最能够促进其代理人利益的方式提供证据,证据方法与当事人中的某一方有密切的联系,特点可以概括为证据资料的当事人化。证明方法与诉讼者联系越紧,案件事实虚假性的可能性就越大。该特点诱使证人证据资料的虚假性程度很高,证据法对其检测证据材料的各种手段和措施不得不加以重视。在司法运作中,一方面在一定限度内赋予对方当事人对证据资料的及时异议权和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当事人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通过激烈的对抗达到事实越辩越明的客观效果。

2.传统诉讼理念的制约性。在当代中国法律文化整体结构中,存在着两种不相协调、相互冲突的文化现象和构成。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必要其实植根于某种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与当事人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归责机制密切联系。这样一种纠纷的基本结构及其正当性的原理却来自于西方近现代法治。当证人出庭作证的应然性研究及有关规范遇到我国社会中某些特殊的固有的条件或因素时,出现难以契合的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3.“熟人社会”对参诉者的边缘性。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乃是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人情无疑占有较重的分量,每个人都身不有己地处于一个人情关系的网中,人们不愿意冒险地去破坏这张关系之网,甚至有可能在被告人“遇难”之时施以援手。倘若官方裁决机构的强行介入排斥原来圈子的纠纷解决方式,与官方合作并参诉的民众将被原有人际圈边缘化。参诉者将会受到与之熟知的民众的排挤,将会在圈里被边缘化或受到孤立、排斥甚至受到打击。如果强制证人出庭,从大众视野中,法院以公权力为后盾查清了事实,法官据以做出裁决的自信心得到张扬。但有此衍生出当事人与证人间的关系在微小视角下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4.传统伦理道德的排斥性。虽然我国公民的法律观念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因受儒家“和为贵”思想的深刻影响,人们头脑中那种“以无诉为德行,以涉诉为耻辱”的崇尚和谐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很难想象,一个在道德感上遭排斥的法律,会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循。

5.制度改革对证人出庭范围的过滤性。纵观大陆法系与英美国家在证人出庭制度上的构建,除具有不同制度构建外,其在一些改革方面显示异曲同工,趋于合流的特征。一方面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诉讼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运行顺畅,起到润滑剂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标准对诉讼纠纷进行争点归结,对不同案件实行繁减分流,通过制度创新强化当事人间对抗程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等,有条理、主次分明的解决民事纠纷。大部分民事案件争议在简易程序上就已经得到了解决,最终进入普通程序的案件相对比较少,原本众多的潜在证人通过这些诉讼制度的消化被过滤掉了,出庭的证人并不是很多。

6.刑民证人作证理念的必要区分性。民事诉讼目的和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同。对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基于诉讼目的应在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动员、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以保障整体社会秩序不受创伤,对于民事诉讼制度缘于诉讼目的不必如同刑事诉讼证人制度之设计,对当事人之间民事纠纷无关的第三人不出庭并不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民事诉讼证人不出庭作证具有可以探讨的空间,强制每个人出庭作证没有强有力的法理支撑。

7.证人权利保护硬件的滞后性。我国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司法理念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手段,并不能做到如同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对证人权益的相应保护。

在走向权利的时代中,面对社会转型期日益增多的纠纷及民众日渐觉醒的健诉之风,若固守并继续强化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全面无偿支配性,忽视证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及紧迫性,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在现今状况下,国家要求每个证人出庭并提供上述保护措施是不现实的,一方面体现义务与权利相适应,另一方面保证证人出庭作证以实现直接言辞原则的落实,可以采取把证人分为必须出庭的证人与自愿出庭的证人。对必须出庭的证人应提供人身、财产保护及弥补,如不出庭,可设置一定制度予以惩戒;对符合可以不出庭之情形,如证人自愿出庭,也应提供上述人身、财产保护措施,不宜采取强制证人出庭措施。鉴于国外证人制度运行机制不同,传统诉讼理念的制约性、“熟人社会”对参诉者的边缘性、传统伦理道德的排斥性、制度改革对证人出庭范围的过滤性、刑民证人作证理念的必要区分性、证人权利保护硬件的滞后性及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言词原则对证人出庭要求的先进理念,我国证人出庭制度不宜搞一刀切方式,应该把有限的资源主次分明、合理配置。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看只能采取大系统的方法,即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的、改良的,也就是说,应当奉行相对合理主义,即不求最好,只求较好。

参考文献

[1]刘敏.《论强制证人作证》.《法学》2000(7)

[2]连俊峰.《论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的犯罪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3]牟军.《证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及对策探讨》.《现代法学》.2000

(3)

篇5：行政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

(注：申请人是公民的，请按上述顺序、格式写明身份情况)

申请人×××××，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职务)联系电话：×××

(注：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按上述顺序、格式写明身份情况)

原告×××与被告(请在此写明被告姓名或名称与案件案由)纠纷一案，业经贵院立案受理。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申请人特向贵院申请以下证人出庭作证，请予准许。

1.证人×××，(性别)，(出生年月日或年龄)，(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联系电话：×××

证明事实：……

2.……

此致

XX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并按指印或盖章)

篇6：浅析刑事诉讼鉴定人出庭制度

新刑诉法施行伊始，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汪守国故意杀人一案时，辩护人对《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中检验意见“可能系钝器多次打击头面部致颅脑损伤死亡”提出异议，申请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该院亦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并根据新刑诉法第187条之规定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庭审中，鉴定人对《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做出说明，针对辩护人提出人异议当庭答疑，合理排除了疑点，该院根据鉴定人所作说明、检材状况等客观因素，以及对该鉴定意见的程序及内容审查，当庭认为《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的程序合法、内容客观，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该鉴定意见结合《毒化检验报告》、检验照片、被告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认定被害人的死亡原因系钝器多次打击头面部致颅脑损伤死亡。这次庭审，无疑对刑事审判法官如何准确把握鉴定人出庭作出很好的诠释。新刑诉法对于鉴定人出庭的明确规定不仅诉讼法体系的完善，更是对司法公正理念的具体化，其意义不言而喻。结合实践，如何理解、把握、并在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鉴定人出庭制度，是当前刑事法官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新刑诉法关于鉴定人出庭的规定

纵观全球各国的诉讼制度，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实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实行直接言词证据，无一例外的均要求鉴定人出庭（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称为专家证人），这是实现审判公正和程序正义的保障。

虽然我国1996年刑诉法第47条、48条明确了证人的作证义务，但未单独将鉴定人出庭作为一项明确的义务加以规定，并且在该法第157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提供了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23条规定“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传唤或通知未出庭，不影响开庭审判，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则进一步强化了鉴定人不出庭的理念。从司法实践看，鉴定人的出庭率极低，导致鉴定人出庭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新刑诉法第187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中将鉴定人出庭作为一种义务予以明确，不仅对鉴定人出庭的案件范围作了合理的限定，还对鉴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进行了明确规定，为鉴定人出庭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应当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诉法对鉴定人出庭的案件范围所作的合理限定仍然是以人民法院的裁量权为依托，即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是以人民法院的决定为准。这一规定仍然需要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立法理念、厉行法治的基础上合理、准确的适用裁量权，方能使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发挥积极作用。

二、正确适用和规范鉴定人出庭

新刑诉法对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作出的仍然是较为原则性规定，其薄弱环节在于作证程序规范的缺乏，如何在实践中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范势在必行。笔者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范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

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应当在庭前或是庭审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庭前申请的应以书面为宜，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当在期限内作出答复。当庭申请的可以口头申请，合议庭可以当庭经过合议后作出是否准许的答复或在休庭后再作出答复。（2）鉴定人出庭的通知。当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要求鉴定人出庭，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82条之规定通知鉴定人，并将通知书在开庭三日以前向鉴定人送达。（3）鉴定人作证资格的审查。在国外，专家证人在作证以前，由法院（或者律师）对其教育、训练或经验等作必要的询问，以确定他具有资格。但我国新刑诉法对此没有进行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在庭审前书面审查鉴定人身份，在开庭时依照新刑诉法第185条的规定，宣告鉴定人名单并当庭核实其身份，并告知当事人有权对鉴定人申请回避。（4）庭审中对鉴定人的询问。新刑诉法第189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审判人员可以询问鉴定人。但对于各方的发问方式、顺序等具体程序，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证人出庭作证的审理方式进行：审判长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义务进行告知后，先由申请鉴定人出庭的一方对鉴定人进行主询问，鉴定人可以宣读鉴定结论、对鉴定的过程进行说明，然后由对方进行反询问，就其中有争议的问题向鉴定人提出质疑；接着再由提出鉴定人一方对鉴定人进行再主询问，以恢复鉴定结论的证明力；然后由对方进行再反询问。最后由审判人员对鉴定人进行询问。如果鉴定人是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申请或法院依职权提出，询问的次序由审判长决定。在发问过程中，应当遵循禁止诱导性询问和复合性询问的规则。

三、鉴定人不出庭的后果及对策

（一）后果分析

对于新刑诉法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如何理解？笔者认为，鉴定人的出庭是基于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说明鉴定意见本身存疑，在此情况下，鉴定人经通知拒不出庭就鉴定意见进行答疑，其鉴定意见中的疑点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对于这样的存疑证据，就不应当作为案件的定案根据。因此新刑诉法的这一规定符合证据规则，人民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采用。但在适用该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应当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在开庭前三天将书面出庭通知书送达鉴定人。二是鉴定人没有按照通知要求的时间、地点出庭参加庭审不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无法出庭的。三是前述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将鉴定意见提请合议庭研究并依法作出不予作为定案根据采信的决定。

（二）对策建议

立法的进步无疑将大大改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现状,有助于直接言词证据原则的落实。但是对于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后果的规定,虽然保证了诉讼的公正,但并未对鉴定人采取任何强制予以规定,且鉴定人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因鉴定人不出庭而引发的败诉后果却由公诉机关和当事人来承担。这显然无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也使立法的本意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有的鉴定人专业知识不过关,在鉴定时并未做到科学、全面、客观、准确,因此不愿意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二是有的鉴定人对于出庭作证心怀疑虑,害怕遭到当事人的报复,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出庭作

证；三是鉴定人出庭作证,不仅造成时间上的耽搁,而且立法暂时未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鉴定人出于对经济损失的担心而不愿出庭作证；四是缺少鉴定人拒不出庭的追责制度，从而无法对不出庭的鉴定人进行行政上的监督约束和法律责任的追究。

如何解决好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后仍不出庭作证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以保证鉴定人出庭作证:

一是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尽量避免“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的情形出现。新刑诉法对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规定了一个必要条件，即“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设想，如果鉴定意见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鉴定意见的专业术语难以掌握等原因导致承办法官认为鉴定意见存疑，或是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失误，通知鉴定人出庭，而鉴定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出庭，造成该鉴定意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则违背了新刑诉法设置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初衷。由此产生的重新鉴定或者因检材的灭失等原因无法重新鉴定导致对被告人无法定罪的后果，轻则浪费诉讼资源，重则影响刑诉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功能的实现。

二是积极与鉴定机构进行沟通,达成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共识。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法院主动与鉴定机构沟通,可以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沟通、释法说理,使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打消思想上的种种顾虑,能够配合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提供出庭作证率。二是通过沟通了解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活动,对其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意见是否科学做到心中有数,从而达到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率的目的。

三是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保障制度。新刑诉法对特定案件中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问题作了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会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将法律落实到位,保证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解除其后顾之忧。同时有的鉴定机构是盈利性的中介机构,经济因素是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上予以适当补偿同样有助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率的提高,在此可以借鉴新刑诉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的规定,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给予补助。鉴定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定罪量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定人依法出庭作证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保证鉴定人在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后出庭作证,不仅要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进一步进行规范,司法机关也要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细致严谨的工作,提高鉴定意见的准确程度,打消鉴定人的种种顾虑,保证鉴定人能够出庭作证。

篇7：出庭函(诉讼)

________人民法院：

在申请人与_________________因__________纠纷一案中，我申请证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出庭作证，证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此申请。

申请人：

篇8：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

一、矛盾所在:法规与现实难以契合

(一) 从法理视角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义务与权利、责任关系的设定。

我国2012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清楚地表明证人出庭作证是原则, 不出庭而提供证言是例外, 并对作证方式作出了一些新规定。这一规定可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规则的新突破, 也是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第一次将关于证人以出庭以外的方式作证的规定明确写入诉讼法, 为审判机关公正司法, 增强办案透明度, 提供了更强力的保障。

然而, 我国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中, 只规定证人应履行作证义务, 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如何保护这些权利, 亦未明确规定证人不履行出庭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权利、义务和责任作为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 享有权利必须履行义务, 不履行义务则应承担责任。因此, 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应当与其作证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 而作证义务的履行又应当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故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的失衡是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

(二) 立法本身的局限性。

修正后的《民事诉法》虽对证人出庭制度有所完善, 但法条仍然规定得过于概括粗陋, 缺乏具体操作措施及相关约束机制, 难以行之有效地付诸实践。

1. 证人保护机制不健全。

设置证人制度是为了查清事实, 但在诉讼效力上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保护制度设置的都是事后补救性的措施, 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落实。另外我国立法未涉及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 缺乏对证人财产的保护。证人出庭作证前必然要权衡出庭成本, 若证人及其家属因作证遭到打击报复, 即使这时再追究对方的责任, 证人及其家属所受到的伤害却已是板上钉钉。基于对经济和安全的双重顾虑, 证人干脆选择不作证或不出庭作证。

2. 程序设置欠细化。

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 特别是那些要求人们必须完成某种作为的法律规定, 应当既有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 又有具体明确的要求。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具体程序、证人拒不履行作证义务时如何处理等问题仍未明确规范, 传统的证人制度规则中存在诸多弊端, 在新民诉法条文和其他相关法条中均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让民众无法遵循。

(三) 传统厌讼心理影响。

受我国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以和为贵”的观念深入人心, 而这些观念在诉讼中形成拒证以互不得罪, 认为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 这种心态成为许多人不愿介入诉讼的惯性思维。

从当今社会环境来看, 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人们默认的普遍遵循的一种原则。从中国社会特征分析, 中国是一个熟人化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 人际关系、人情关系无疑占有重要份量。另外由于民事案件自身的特点, 民事纠纷经常牵涉到亲情、友情、乡情, 因此, 人们遇到作证的情形, 大家都有意识地回避, 不想和纠纷有任何牵扯, 免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二、何以解困:以保护权利为先导

证人作证是一种法律创设的义务, 法律为公民设定义务, 就要保证公民权利。作为解决困境的思路, 应当以保护权利为先导。通过借鉴相关学说以及各国对于证人保护的立法资料, 我们认为对证人的保护不仅包括对证人本人的保护, 也应包括对其近亲属的保护。结合我国实际, 民事诉讼证人保护具体制度的构建设想如下所述。

(一) 人身保护。

1. 证人保护的申请制度与保护机关。

证人保护的申请分为证人主动申请和法院依职权申请。当证人有证据证明自己及近亲属可能因为作证受到损害时, 可以申请保护;当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保护将会使证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由法院依职权申请保护, 在保护机关受理证人保护申请之前, 证人在法庭内的, 法院应承担证人保护的责任。此外, 由于证人保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从现有的国家机构设置来看, 可以考虑在公安机关部门设立证人保护部门, 专门从事相关工作。鉴于现有法律保护证人的条文主要是事后补救性, 因此证人保护应分为诉前、诉中、诉后三个阶段, 在执行中应要求做到诉前认真保护, 诉中认真监督, 诉后严厉惩处。

2. 关于证人特权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 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证人履行这种法定义务, 可能导致违反其他法定义务或陷入道德困境, 因此, 各国均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种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一般而言, 证人具有特殊身份关系, 如血缘关系、配偶或近亲属等, 有拒绝作证的特权。这种规定符合我国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故应设立证人特权制度。

(二) 经济补偿。

补偿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是解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的重要措施, 对于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只对证人作证费用的项目和负担原则进行了规定, 但对具体补偿标准、期限及证人作证的费用请求权未作明确规定。一方面会由于费用问题而影响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费用由当事人负担不尽合理, 容易滋生收买证人的情况, 给证人出庭作证的良性运行造成了障碍。因此, 应当在立法上设置证人作证所支出费用的补偿制度。

三、法律天平:义务的重量

正由于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 健全义务性规范, 也是完善整个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重中之重。

(一) 制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充规则。

修正后《民事诉讼法》虽然对证人出庭的例外规则进行了规定, 但只是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未进行细化, 可操作性不强, 容易成为证人逃避出庭作证的理由。另外证人被确定出庭后不得参加本案庭审的旁听应予以明确。因此, 结合我国实际, 应该细化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充规则。

(二) 建立必要的强制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履行法律所设定的义务, 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相对应, 这种义务即被虚化, 无法实现法律设定这种义务的目的。我国目前普遍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情况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惩戒措施造成的。因此, 构建一套保障证人出庭的强制机制是必要的, 根据证人违反义务的程度, 对应不同严厉程度的惩戒措施, 同时不能免除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三) 建立具体的伪证处罚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是通过质证, 查明案件事实, 正确处理争议。如果证人作出伪证, 必然导致案件事实的查明陷入歧途, 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可以说, 证人不仅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而且负有不作伪证的义务。为保障证人出庭真实作证, 我国应当构建司法处罚、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三个层次的伪证处罚制度, 此外, 因作伪证致使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证人还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法制教育:信仰的呼唤

篇9：试论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护；补偿；完善

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及缺乏对证人的保障机制，在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十分低，特别是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因重要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进行了完善，不仅规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出庭作证的义务，新增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还特别制定了对证人的人身安全及经济补偿等相关制度，这些新规定对于完善辩护制度以及改善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

（一）受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

1.传统思想观念影响

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主张“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使我国民众大都有着不愿被牵扯进官司的心态，而且我国又是一个熟人社会，证人出庭作证往往担负着沉重的人情压力；特别是发生在农村中的刑事案件，证人都与案件双方当事人不是邻居就是有着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在生活中的联系较为密切，一旦出庭作证，势必会得罪一方当事人，对自己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些都是直接导致证人不愿意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不愿意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

2.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由于我国民众尚缺乏法治信仰，普遍认为出庭作证不仅会遭到被指控一方的怨恨甚至打击报复，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出庭作证还要在法庭上接受公诉人、被告人、律师及法官的询问，思想压力大，又要占用自己的时间，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些损失又难以从司法机关获得补偿，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从自我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能够接受侦查机关的询问提供证言已算极限，再让其主动出庭作证的概率就变得十分渺茫。

（二）受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

1.大量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做了规定，即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等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适用条件范围拓宽，基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符合条件的均会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建议，而法院基本上都会采纳，又因被告人对指控其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故证人都不再出庭作证。

2.司法机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首先从检察机关的角度来分析，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其中也包括证人证言。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一旦证人出庭作证，就会让指控犯罪面临变数的风险，证人曾向侦查机关所作的书面证言在庭审中与被告人对质时就有被推翻的可能，进而使检察机关的指控工作陷入被动。因此检察机关为顺利指控犯罪，减少法庭变数，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态度不积极。其次从法院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法院存在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等实际困难，每个案件都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势必导致审理案件时间的延长，降低办案效率。实践中，法官已习惯将审理书面证言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对那些没有争议没有必要的不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3.证人当庭作证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证人向侦查机关所作的证言一般是在案发不久，受外界不良影响少，对案件事实发生的认知和记忆更为清晰全面，更为接近事实真相。而证人在开庭审理时所作的证言，历经从侦查、起诉到开庭审理有数月之久，此时证人对案件事实的记忆一般会趋于模糊、残缺，更有可能在此阶段中遭受到被告人及其家属施加的压力，对如实作证产生顾虑，在此情况下所提供的证言，在可信度上就会遭到质疑。鉴于此，司法机关往往更愿意采信侦查机关所作的书面证言。

二、新修改的刑诉法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1996年刑诉法中对证人出庭制度规定的不足，通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强化证人保护、明确证人作证的经济保障三个方面的规范，初步建立了争议案件关键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这些关键条文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在一些不足。

1.证人出庭与不出庭作证产生的法律效力相同

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对证人出庭作证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明确出庭作证是证人作为普通公民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但新刑诉法同时又规定证人出庭时所作的言词证言与公安机关依法取得的书面证人证言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便成为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理由和借口，也是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根源所在。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不够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关键是靠自身觉悟，能够自愿出庭作证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那些有争议的案件如果一味强调对关键性证人使用制裁的方式迫使证人出庭作证，其结果不仅不能保证出庭率，反而容易引起证人反感，作出与公安机关取得的书面证言相反或含糊其辞的证言，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3.对证人保护的规定不足

是否会遭到案件当事人的报复是证人出庭作证最担心的问题，虽然法律将公检法这三个单位规定为保护证人工作的主体，但案件在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时期时，究竟具体应该由哪一个单位来承担证人保护责任，如何进行分工以及如何开展证人保护工作没有明确规定，就不能从根本上为证人的安危提供充足的保障。同时，证人保护范围偏窄，除本人及近亲属外，对与证人有密切联系的人不在保护之列，自然难以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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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人获得经济补偿权难实现

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所规定的经济赔偿，仅是针对证人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没有规定鼓励性奖励措施。因权利义务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另刑诉法规定经济补偿由证人向司法机关申请获得，但具体应该向公检法的哪一个单位申请，应该获得多少补偿才算合理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证人可能无法行驶获得补偿的权利，打击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建议

1.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以侦查机关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导致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材料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过于依赖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法官在庭审中也只关注公安机关取得的书面证言，而证人即使不出庭作证也不会影响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从观念上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转变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使侦查活动服务于审判活动，提升审判活动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使审判时双方所进行的质证、询问、提供的证据等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才能促使司法机关主动积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2.进行普法宣传

针对民众对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履行率不高的现状，必须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要引导群众接受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通过对出庭证人给以物质层面的补偿，更要许以精神层面的奖励，以实际行动来倡导公民主动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积极主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除此以外，还应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证人、保障证人权利及人身安全的风气与意识。通过社会公众对待证人态度的转变，来引导证人态度发生转变，由被动变为主动，形成社会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支持法院庭审活动的良好风气。

3.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拓宽保护范围

可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完善对证人作证的司法保护，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规定司法机关在证人保护方面应该要履行的职责。同时为避免公检法三部门在保护证人方面进行互相推诿，可设立一个专门保护证人的组织机构，由具有相关专业及能力的人才组成，专门负责对证人的保护工作，同时积极配合公检法部门的相关工作，以缓解公检法部门的压力。而在证人保护的对象及范围上，也不应仅仅局限于证人本身及其近亲属，还可扩宽到与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比如恋人、朋友等，这些人因与证人关系密切，一旦证人出庭作证，也会使其陷入到危险中。

4.细化出庭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针对新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出庭证人的补偿制度不够细化，建议应当详细规定出庭证人行使求偿权的程序及救济途径，比如在证人出庭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就应当将其享有申请补偿的权利如实告知并予以解答提出的疑问。并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后实际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应向司法机关的哪个部门申请补助、申请程序以及得不到合理补助后的救济途径，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证人在出庭后是否应当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给予相应补助也要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