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宁民风民俗名人文化

新宁民风民俗名人文化（精选3篇）

篇1：新宁民风民俗名人文化

新宁文化底蕴厚重，有神秘的山寨文化，精湛的书画奇石根雕艺术，庆鼓堂、拦门酒、唱山歌、划龙船等民族民俗文化，板凳戏、傩戏、木偶戏、花鼓戏等戏曲文化，清末新宁楚勇于太平天国兵家征战的战争文化，抗金名将杨再兴、楚勇领袖江忠源、两江总督刘坤

一、建筑学家刘敦桢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文化，红八军参谋长宛旦平、新宁老山界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湘南武术馆岩鹰拳为代表的武术文化，世界乒坛皇后邓亚萍为代表的现代名人文化。

新宁有4500年的人类文明史，在崀山有距今4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商代、汉代等珍贵出土文物，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刘坤

一、直隶总督刘长佑、安徽巡抚江忠源等为代表的一批晚清重臣的宗祠和墓葬、扶夷侯国古城、白沙老街、西村坊古民居等古城古镇古村，八角寨“云台寺”、紫霞峒“紫霞宫”和“玉泉寺”等名山古刹

民俗风情

新宁县聚居着汉、瑶、苗、壮、侗、回、蒙古、土家、彝、朝鲜、藏、黎、满、布依、维吾尔、白、哈尼、佤、畲、京族等20个民族，由于多民族杂居，互通有无，造就了新宁独特多样的风土人情。

这里民风淳朴，瑶族因其居住、服饰和语言的不同，有红瑶（红头瑶）、花瑶（花衣瑶）、青瑶（青衣瑶）、过山瑶（盘古瑶）、背篓瑶、顶板瑶、长衫瑶、白裤瑶、黑裤瑶等30多个称谓。新宁的瑶族主要是过山瑶，也就是盘古瑶，散居在“八峒瑶山”，主要习俗有“庆古堂、祭盘王、接四姑娘”等。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宁八峒瑶族跳鼓坛

跳鼓坛是新宁八峒瑶族的一种祭祀活动，俗称打鼓堂，庆盘王，又称盘王节，可追溯到三国时期。即每年的农历十月十六日，相传是瑶族祖先盘王的生日，时值丰收季节，瑶族人民为纪念先人的艰苦奋斗精神，饮水思源，杀猪宰羊，隆重庆祝。有三年一大庆，一年一小庆之习俗，小庆为3天，大庆为7天。新宁八峒瑶族跳鼓坛主要包括告报(设圣);清水净坛;立五楼、四寨;朝幡、朝榜;打五猖;接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穿犁头);开天煞(传说谁要喝了开天煞的血酒百病不侵，心想事成，消灾除邪，延年益寿);五祭盘王、庆五大王、跳鼓堂舞;游山打猎、走长风、唱谢情歌;打清醮、收五猖、扎三殃、纸船收瘟、做辞送;古堂会(在空旷的古堂地燃起熊熊柴火，人们围着火堆尽情歌舞，演示瑶族人民驱魔赶兽，开山辟地，顽强生存的雄风)等个部分。是集歌、舞、乐、傩及祭祀仪式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是新宁瑶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跳鼓坛是瑶民一种流传久远的祭祖仪式，一般在秋后举行，包括上云梯、过火海、五祭盘王等23项内容，它集歌、舞、乐、傩及祭祀仪式于一体，集中体现了瑶族的传统文化，被称为瑶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新宁八峒瑶族跳鼓坛”被列入我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跳古坛”源起于瑶族图腾崇拜的“盘瓠祭”，因为盘瓠图腾崇拜是瑶族最原始的祖先崇拜，晋代干宝《搜神记》中就载有“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的礼俗了。宋代迁徙到贵州的瑶族接受了古夜郎的竹图腾文化，在“盘瓠祭”中纳入了祭竹王。这类瑶族来新宁八峒定居后，瑶汉长期杂居并接受了汉族盘古化生、创造万物的神话信仰，在“盘瓠祭”仪式中又纳入了“祭盘古大王”，并将盘古大王与盘瓠王的关系作了自己的诠释。因此，“跳古坛”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对研究原始文化、瑶族文化、古夜郎国文化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研究民族文化复合的极好材料。】

乌饭节

新宁县苗、瑶、侗族人民为纪念或悼念自己的祖先，都把每年农历四月八日称为“乌饭节”。这天瑶山各家各户掐了乌饭草、嫩杉尖等草叶，或3种，或5种，或7种，浸成乌汁作饭。这乌饭要让长辈先尝，然后一家大小同吃。据说吃了这种乌饭，夏天不会生痧、疖子及其他肿毒。

四月八

四月八日为牛王生日。是日，农村有用乌树叶浸水煮饭呈紫色，称为“乌饭”。俗谓吃了“乌饭”可以防蚊子咬牛。大庙口、塘夫一带至今犹兴。

男女对歌迎宾客

外寨来的青年男女，本村寨人见面就和他对歌。姑娘来，小伙子就上前对歌。小伙子来，姑娘就上前对歌。接待客人时，客人进门唱“赞歌”，主人唱“谢歌”，晚上请他参加寨子里的“歌堂”。

【瑶族的民歌以千百年来传承的《盘王大歌》为主。《盘王大歌》是瑶歌的“集大成”，也是瑶族的“民族知识总汇”，有史诗古歌的特点。它既是庄严的民族祀典的仪式歌，又是瑶族漫长历史的史歌；是讴歌生产的劳动歌，也是表现男女愉悦的情歌，还有逗乐的滑稽歌、游戏歌和溜溜歌等。】

春 分

春分日农村家家做糯米粑，置筷尖插于田头、园边。谓可以粘住鸟嘴，免其损害庄稼。

长鼓舞

瑶族长鼓，源远流长，有人曾称瑶族文化为长鼓文化。长鼓舞包括鼓和舞，鼓的来历比较早，从产生到现在，淳朴的瑶族同胞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圣物和灵魂。

祁剧

流行县境内的祁剧由江西“弋阳戏”演变而成。今已200多年。弹腔为主，高、弹昆兼有。解放前，大多伴随民间迷信和喜庆活动在城乡各地有偿演出。

山歌

县境内现今仍流行着山歌，并且多为情歌、劳动生产歌、抒怀歌等。歌词多是七言四句，县内东南西北长发各异。东北唱法柔中偏刚，激情四溢；东南唱腔音域不宽，音律起伏不大，听来朴实、优雅。每逢传统节庆，民众都会自发集会进行山歌表演。普通时日，也可以看到山歌爱好者集会切磋技艺。

采茶灯

采茶灯市新宁民间戏曲，流传于堡口。唱词主要阐述7位仙姑元宵下凡观灯遇到的奇闻异事。唱词每段七言四句，分12月供12段，反应劳动中男女真挚爱情，平而不絮，丝竹管弦，间以锣鼓等打击乐，娓娓动听。被收录到《湖南省民间舞蹈集成》。

划龙舟

新宁过端午节历来有小端午大端午之分, 小端午是农历五月初五,大端午是农历十五，屈原五月初五慨然投汨罗江自尽,于是过小端午来纪念，人们划着小船十五才找到他的遗体,大端午由此而来，为了防止江中的鱼吞食屈原肉体，人们往江中投粽子。于是便有了吃粽子的习俗。

新宁人过端午节之隆重、淳朴，只有见过的人才能体会。妇女们 淘米，挑粽叶，包粽子；还要推米面，做发糕； 这一天美丽的扶夷江畔，锣鼓喧天，男人们奋力地扬着手中的船桨....扶夷江赛龙舟......这里没有组织者，没有参赛奖金，当地民众以热情延续传统......这是淳朴的人们过节时的热闹场景

元 宵

元宵(正月十五日)过后，春节结束，俗称“散宵”。龙灯狮子耍至元宵止。十六日雇工上工，故有“吃了元宵酒，锄头挂耙不离手”；“吃了元宵肉，各人寻门路”；“吃了元宵饭，各人寻事干”的谚语。元宵夜，俗兴“老鼠嫁女”，将烛光从卧室、仓屋门口断断续续插至大门外，谓可减少鼠害。新中国建立后，旧俗渐废，惟家宴尚盛。

冬 至 冬至日喜食羊肉，有“冬至羊肉当人参”的美谚。大族有冬至会，每年冬至日邀本族长辈缙绅于祠堂吃“冬至酒”，宣讲族规，商议族中大事，对族人作奸犯科者给予处分。新中国成立后，冬至会已废，吃羊肉之习仍存。

春 节

春节，俗称过年，年节，是一年中最隆重延续时间最长的节日。解放前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各商店宴请缙绅和雇员(俗称“先生”)，结算一年帐目，确定雇员明年去留，名叫“倒牙”。“倒牙”后雇员回家准备过春节。地主所雇长工亦然。二十三日送灶王上天。二十四日(或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各地不一)女婿携妻子儿女赴岳家送年礼、过小年。二十四日起打扫卫生，洗衣服被褥，填补室内地面，杀年猪，做粑粑。二十七日杀鸡祭庙。除夕那天贴春联、挂年画，室内装饰一新，并备香烛、酒菜祭祖坟。晚上过年，先摆酒菜迎灶王、供天地、敬祖先，然后全家团聚家宴。席上必有鱼，取年年有余之意。有的至中夜不睡，名叫“守岁”。午夜刚过，即鸣鞭炮迎新年。清晨按星历所定吉利方位鸣炮竹出行。自初一日起至亲友家拜年。俗话说：“初一崽(儿子)，初二郎(女婿)，初三初拜舅娘”。意谓必先至亲然后其他，否则谓不知礼。拜年至元宵止。儿童拜年，长辈须给“挂钱”。初一至元宵，堂前悬点“天灯”。元宵后开始请春酒。春节期间，凡敬神祭祖、拜年迎客、入席送客均燃爆竹。正月初开始，各村镇耍龙灯、舞狮、唱戏庆贺，或白天、或黑夜，串行各村，观者空室；如有姻亲或同族耍龙舞狮来，须酒宴款待。新中国成立后，倒牙、祭庙等习已废，耍龙、舞狮、唱戏不如以前兴盛。其余习俗仍旧。

重 阳

俗又称重阳节为重九节。读书人喜于是日登高游览。老师带领学生登临附近名山胜景，作文赋诗以为乐事。部分地区定重阳节为圩集。白沙石瑞村、芦洪市毛铺街都在重阳日举行迎神赛会。石瑞村赛会时扎的水车故事，是一种形式特殊的民间游艺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圩集照常进行，其他活动已废。

名人文化

抗金名将杨再兴

杨再兴（1104—1140年），崀山镇人，瑶族。宋崇宁三年（1104年）生于城步，年幼丧父，随母李氏来到新宁盆溪外婆家居住。自幼习武，弓法神奇。

绍兴元年，绿林曹成自北方入湘，杨被掳入曹，曹见其身躯奇伟，武艺超人，即委以头领，把守莫邪关。次年，荆湖路安抚都总管岳飞剿抚曹成，再兴在迎战中附涧被擒，后追随岳飞。

金军大举南侵，岳飞驻军襄阳，誓复中原，杨受命为前锋，开赴长水县，在业阳一带与金兵交战。初战即斩阳都统及统制蒲在，杀金兵300余。次日会战阳洪涧，破敌2000名，得粮2万担、军械马匹无数，乘胜收复西京一应险要，直下蔡州，积功封御前统制。

绍兴十年，金兀术起兵12万骤攻临颖，杨再兴率部一马当先，杀敌2000余，又领轻骑300进击，至小商河，雪掩河道，杨再兴英勇战死。时年36岁。杨再兴遗骨、遗甲及军中指挥所用两面铜锣均运回故里，葬于大绢峒，并建专祠祭祀。

民间义侠杨发奎

明末清初，红花会领袖杨发奎（新宁崀山人氏），反清复明失败后，红花会残部匿迹民间。杨发奎回到崀山，选择了险峻无比的骆驼峰作为隐身之地。爬骆驼峰需登99级壁陡的台阶，台阶宽约60多公分，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万丈深坑，一般人都望崖兴叹，无法攀登。而杨发奎手提两三百斤重的石磨在悬崖上行走如飞，挑一、二百斤稻谷登99级台阶身轻似燕。他常深夜下峰，劫富惩恶，将劫得的衣服粮食分发给当地贫苦农民。后来清廷衙内高手探得杨发奎的隐迹处，多次聚众围剿，都被杨发奎击退，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自此，杨发奎继续下山打富济贫，后来当地土豪收买了武林败类，在他登99级台阶时施放暗器，不幸被击中摔下山崖死去。百姓们为纪念杨发奎，在骆驼峰顶上的崖洞内修了杨义士庙，塑了他的英雄形象，数百年香火不断。游客睹物思人，憾叹万千。

晚清湘军将领、楚勇

新宁一地，自晚清江忠源后，人才辈出，先后产生了20多位二品以上官员，其中最著名者有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云贵总督刘长佑，以及江南提督刘光才，均为出身湘军的重要将领。

湘军鼻祖——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年，字常孺，号岷樵，金石镇杨溪村人，臂长至膝。道光17年中举，27年办团练，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忠源奉调召集所练乡兵，号称“楚勇”，随清军赴广西进击义军，受副都统乌兰泰器重，升为知府。

晚清湘军初期统帅。募勇500赴广西，击太平军，号“楚勇”，为湘军雏形。请设长江水师以与太平军水师抗衡，对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有一定影响。授官安徽巡抚。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的头号缔造者、军制的制定人和最终把湘军带向巅峰的出色统帅的话，江忠源则是湘军创建的最初奠基人和先行者，湘军真正的鼻祖！

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

刘坤一（1830-1902），湘军宿将，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参加湘军楚勇与太平军作战。累擢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后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与张之洞连上三疏，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称“江楚三折”，多为清廷采纳。有《刘坤一集》传世。

刘坤一在任两江总督期间极力主张并致力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发展国力，他在自己管辖的上海、江苏、浙江一带，修铁路、建船厂、造军舰、装电话、办学校、训练部队，他创办了江南水师学堂、陆师学堂、农工商矿学堂，并下令要求各省、府、州、县都要创办学校。鲁迅就在刘坤一创办的矿路学堂毕业，刘坤一还为他颁发了毕业证。这就是清末的洋务运动。光绪二十八年，刘坤一病卒，年72岁，谥忠诚，有《刘坤一遗集》。

“乒坛皇后”——邓亚萍

邓亚萍祖籍湖南新宁金石镇连村的“树德堂”（树德堂是她曾祖父清朝五品官侯选道邓家钰所建），出生在河南。

1962年，其父邓大松投奔河南兄长，被安排在河南省工商联任职。大松酷爱体育，乒乓球打得很漂亮，没过多久，组织上又把他调省体委任乒乓球教练，这对邓亚萍的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

邓亚萍与父亲邓大松、母亲、哥哥等一家人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故乡崀山。短短一天多的时间，亚萍到祖坟前为故去的先辈们一一扫墓、踏看了祖居小院、漂流了美丽的夫夷江，同时向全县人民赠送了一对球拍，向故乡“连村小学”捐赠现金一万元，并亲笔题写校名。

岩鹰拳王——刘烈红

新宁深藏在南岭山脉腹地，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大宋年间的杨再兴、明代的飞龙将军邓中军、清末农民领袖李元发、雷再浩、解放时期的蒋兆鸿、邓玉娘等皆以武功著称，现今以刘烈红的“岩鹰拳”最具代表。“岩鹰拳”以其独特的拳法，较高的观赏性与实用性而驰名中外，在 “中国第一届武术交流大会 ”上，鹰翅初展，即创佳绩，颇有功夫和极富传奇色彩的许世友将军在刘的脊背上连击三掌：“好功夫，好功夫！”，并亲自为刘烈红挂牌授奖。刘烈红先生本人也名声鹊起，被誉为“岩鹰拳王”。后创办省唯一的国资湘南武术馆教授武术，带领弟子在中外武术比赛中多次获奖。

宛旦平

宛旦平，又名明洲、运游，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杨溪宛家岔（今西冲乡）其父宛光诂，以驾船、挑脚维持八口之家的贫苦生活。旦平13岁才进私塾，四年后考人县立高小。民国11年，考入长沙私立岳云中学，全凭舅父和宗祠族产资助就读。平在长沙求学期间，认识了毛泽东、杨开慧、何叔衡、夏明翰、姜梦周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下，宛积极参加织造工人和泥木工人举办的游艺会、讲演会等活动，常向中共湘区委创办的“湖南青年图书馆”借阅《向导》、《先躯》、《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 13年5月，宛 旦平尚未从中学毕业，中共湘区委就送其去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接着投身北伐战争。民国16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宛旦平受中共地下党指示，脱离第一军，加人叶挺部队，任七十五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后任代理团长。民国19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宣告成立，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委；宛旦平出任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并为红八军五人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２１日，龙州军民在龙州城内举行“三一八”惨案纪念会暨何建南追悼会时，由于电台台长、内奸何炳南告密，遭到桂系军阀梁朝玑师的突然袭击，面对几倍的敌人，为保存实力，宛旦平毅然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冲向前沿，扼守龙州铁桥，阻敌千对岸，掩护部队撤退。敌军疯狂地向铁桥猛扑，宛旦平高呼：“同志们！有我们在，就不能让敌人窜过桥来！”率部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桥头争夺战，从卜午到晚上，消灭大批敌人，红军亦伤亡惨重。最后，守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宛亦身中数弹，英勇献身，年仅30岁。莫文骅将军在回忆录《百色风暴》中叙述：“宛旦平同志奋不顾身，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这位经过北伐战争考验的军事指挥员，表现得异常勇敢沉着，毫不退却„„”

1964年2月25日，新宁县人民委员会追认宛旦平为革命烈士。

篇2：新宁民风民俗名人文化

一、“乡愁”的解构与阐释

乡愁是一种因主体与其故园分离而造成的思念与忧伤情绪。现代化所引起的乡愁, 是在以城市化为主题的历史潮流中对传统生活消亡却无可奈何的迷失。“乡愁”作为人们的一种内心体验, 与文化身份、民俗事象、精神归属等有着逻辑上的关联。乡愁之感的根源, 在于精神归属的丧失, 尤其在现代化与城市化冲击下, 文化同化与西式文化对人的异化, 导致现代人精神的“无家可归”。从本质上讲, “乡愁” 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代文化异化的反思。因此, 思乡是怀旧和追忆过往, 成为寻求精神归属的情感表达。

乡愁是一种无形精神体验, 于民俗的具体事象中得以寄托和表达。具体的民俗符号和文化场景, 是民族乡愁之感释放和具象的产物;而人们对于“乡愁”的理解, 亦不只停留在伤感与对民俗事象符号化的追逐中, 更多是期盼寻求一种文化与身份的认同。

二、民俗对“乡愁”的表达

人们常常将民俗与乡愁联系在一起。可以说, 民俗即是安放乡愁的地方。乡愁本身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中延续的文化记忆, 就是一种民俗。风俗本是历史生活的积淀, 都让人有一种天然的参与感, 而参与民俗活动, 使人产生对失去美好的怀想。对民众而言, 乡愁是民俗的精神提炼, 加深了民众的精神归属感与身份认同。乡愁中所蕴含的对传统、对家园的真挚情怀与民俗有诸多一致。这种情怀, 把每一个个体与历史、与特殊的地方、特殊的人群连接起来, 对使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中的成员起着丰富和强化作用。当下的中国, 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 受现代性怀旧 (乡愁) 情绪的影响, 故民俗学与“乡愁”的关系越发不可分离。

民俗作为乡愁情绪的具象, 使游客找到了乡愁得以表达和寄托的家园。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冲击、标准化的工业程序和生活方式、市场主导的消费主义及信息轰炸等, 都裹挟现代人进入一种无意识主义状态。传统生活方式被摒弃, 文化与身份认同渐趋淡漠, 价值体系的多元无序使人们的精神处于涣散和迷失。精神无处安放, 人们开始寻根溯源, 民俗将乡愁具象成一个个寄托物, 并通过仪式化的过程调动游客对过往历史与经验的回顾。

三、文化空间与民俗旅游

文化空间是民俗旅游中所有文化遗产特殊价值集中的表现。“文化空间”源于法国都市理论研究专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文化空间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从旅游主体——旅游者的角度看, “旅游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 它既是获得旅游体验的前提条件, 也是旅游体验建构的产物, 具有主观建构的抽象性和剧场化特征”。

文化空间既是标志性旅游文化符号, 也是核心旅游产品和典型旅游景观。民俗事象被高度符号化, 已成为重要的一种旅游开发策略。“场所精神”一词最早由诺伯格·舒尔兹提出, 场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和气质是一个场所的象征和灵魂, 能使人唤起对历史和特点地点的记忆。

为加大民俗文化传播效果, 挖掘空间性的多维开发、文化空间的表达、场景精神的塑造成为民俗旅游的重中之重。 在物理空间上, 不应只停留在民俗展示区设置上的真实性和空间的舒适性, 在整个民俗旅游目的地的设置, 都会直接影响到游客对于民俗体验的感受。在文化空间中, 应在最大程度上扩展文化空间传递的场所精神, 则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 加大传播的效果。

四、结论

在民俗旅游的语境中, 作为游览与体验对象的民俗文化, 在平衡民俗本真性与商业性的前提下, 挖掘空间的多维开发, 注重文化空间的表达、场景精神的塑造成为民俗旅游的重中之重。只有如此, 人们对于“乡愁”的理解才不至停留在肤浅的伤感与对符号化民俗的追逐中, 而更多发展为一种期盼, 期盼从乡愁的感伤走向文化身份的认同, 从悲观情绪的低迷走向集体文化归属的团结。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2]贺学君.民俗变异与民俗学者的立场[J].西北民族研究, 2003 (3) .

[3][美]阿兰·邓迪斯.周惠英译.伪民俗的制造[J].民间文化论坛, 2004 (5) .

篇3：新宁民风民俗名人文化

关键词：城市民俗文化 农村民俗文化 差异 整合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1]。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圍广阔的多。

1.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

2.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3.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1.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2]。

2.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

3.“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包永辉.金陵“首富村”探秘[N].扬子晚报，2002-12-23A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