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长恨歌》（通用8篇）
篇1：重读《长恨歌》
读《长恨歌》
写一篇小说的读书笔记，还是在刚看完的时候写比较有感觉吧。我看完王安忆的《长恨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的感慨现下已经很模糊了，只依稀记得那天晚上躲在被窝里看到王琦瑶被“长脚”失手杀死让我唏嘘不已，不由地回想起王琦瑶丰富而多舛的一生。看一部不错的小说，就像在读人生的长卷。真的很佩服小说家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解读能力。仅仅是一篇读书笔记，也让我觉得无处下笔，因为想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也很难理得清那些重重叠叠的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情。《长恨歌》这部小说的读书笔记我不想从某个自己硬拉出来的角度或者硬立的论点来写，我想如果我写的很乱，那就让它乱吧。
说《长恨歌》是上海的现代史诗并不过分。因为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四十年的情与爱来展开，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上海”这座经历了20世纪巨大变迁的都市，被独出心裁地置于王琦瑶夹缠一生的情欲历程中去呈现，点染出时而张扬、时而低落但却坚韧地潜伏于底层结构的现代都市气息。上海的史记，正是由这样一个个女人的历史拼贴而成。而王琦瑶这个人物是有些传奇性的，她名列“上海小姐”，她的一生围绕了很多的男人，可谓是既坎坷又风光。坎坷的是她一生未嫁，过的是一种非正常的生活；风光是在旁人眼中的风光，她貌美非凡，举止端庄，她的家是平安里最能吸引年轻人、最热闹的地方。书中王琦瑶的出场是令人触目的，作者用了她最繁华的笔触，花费大量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等等，然后姗姗来迟的王琦瑶从无数王琦瑶中出来了。看的时候我着实有些着急，心想着为什么主角迟迟未来。也许这就是文学言语的某些特性吧，让初来的看客着急又不忍跳过，让回味的读者反复咀嚼而意犹未尽。然而在故事的开头作者花费奢华笔墨的铺垫无疑是有目的的：衬托出王琦瑶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有人说《长恨歌》的世界是女性的，我却想多说说书中的男子们。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固定的男主角，但几乎每一个男人，都代表了一个时代。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围绕着王琦瑶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男人们。国民党要员李主任，是王琦瑶遭遇的开始，他的有权有势注定了王琦瑶一生的歪路。他圆了她的繁华梦，却让她闲置了青春，放弃了自由，失去了爱情。程先生是王琦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男人，也是陪伴王琦瑶最久的一个，在王琦瑶在怀孕的时候，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是程先生一直默默地陪伴她、帮助她，但他始终进不了她的心，无论多么地付出与不求回报，依然只能痛苦的单相思，我认为这也是程先生和后来选择自杀结束自己悲剧一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琦瑶在外婆家休养时认识的阿二是我喜欢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只在那么一小短时间内出现了一小下，他用他的天真纯洁使王琦瑶沉寂如死灰的心复燃了起来。王琦瑶也象一面镜子照出了阿二的影子，让他从她身上发现了梦想。但是小说的后文再没有出现阿二，让我挺失望的，我以为他会是个铺垫，也许是他拯救了王琦瑶，但是《长恨歌》并不是出自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那些浪漫主义作家之手，《长恨歌》自有它的现实性呵。
康明逊则给了王琦瑶一份不能负责任的爱 ,让她独自养大女儿 ,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与她一样，“都不幸在同一个缺口上，那是无望看到满起来的日子的。”因此他们更懂得适者生存和保护自己。
后来，王琦瑶与“老克腊”的“忘年恋”更是一次错位的爱，在这场“恋爱”中，有怀旧癖的老克腊爱的其实是虚拟的王琦瑶，他把王琦瑶也看做是件上海滩的近代古董，因此他觉得她那样特别，这完全是一种虚拟的情爱，一个是精神上的需要，一个是肉体上的需要。双方都爱得不真实，双方又都要求自己表演得真实一些，因此注定是要分离的。
看到长脚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挺魄力的，他的所做所为都不是一个没有魄力的男子所能做出来的，包括最后杀了王琦瑶。他为获得朋友的开心而要求埋单，一直以来“阔绰”地当“冤大头”，其实自己却是上海最底层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并且干着投机倒把的勾当，但是他的快乐很简单，他的追求他的目的都很简单，他只是要周围的人快乐，这样他自己就会很快乐。他在发愁的时候在难熬的时候只是躲在他自己的空间里，绝不给别人带去担忧和烦恼，当然其间要的不仅仅是面子，而是快乐，单纯的快乐。长脚喜欢跟王琦瑶聊天，因为他在她身上能找到知音，她使他觉得安宁，但是最后也因为财而杀死了她。
《长恨歌》中的男人们是懦弱胆小的，李主任潜逃后，王琦瑶平静地搬出爱丽丝公寓；王琦瑶怀孕后，康明逊胆小不敢承认，王琦瑶独自决定生下孩子„„但是从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王琦瑶在“恨”，也许她的内心里早就原谅了那些爱过她的男人们。
小说的结尾给王琦瑶安排了场“意外”的死，但仔细想来，王琦瑶的死又是一种必然，但是此处还是给我一种突兀的感觉，我还不想她死的时候她就死了，正如我还不想她长大的时候她就长大了一样，有一种戛然而止余情未了的感觉。其实后面还可以有很多故事，也许是作者乏了，也许是作者怕读者倦了，也许是王琦瑶也老了。既是如此的话，那么我的文章也随着她的苍凉而结束吧。
篇2：重读《长恨歌》
— 浅析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
摘要： 《伤逝》是鲁迅的唯一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两个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深受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从争取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生活到最终发展成一场爱情悲剧的爱情故事。造成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有：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脱离了社会的解放；两人的个性原因；人性的弱点、人与人的隔膜；爱情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日常琐碎事务对于爱情的消解力量。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涓生和子君不懂得个人的解放必须从属与社会的解放。
关键词：爱情悲剧原因；二人个性原因；经济问题
关于《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原因，多年来人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揭示，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对于他们的爱情悲剧，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脱离了社会的解放
作为在五四运动大思潮中诞生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子君和涓生，他们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想，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追求幸福，同时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但在当时那个封建、守旧、冷酷的社会，他们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他们将个人的解放和自由爱情与整个庸俗、僵化的社会的解放孤立开来，如此，当他们需要他人的帮助的时候便无处可寻，处处碰壁，他们终究逃不出封建牢笼的束缚，也无法从那个冷酷无情的压迫成风的社会中解脱出来。
再者，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了新思想新文化,但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封建思想意识并不是即刻就被一扫而尽的,它仍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当时的青年们追求自由恋爱.但是,这浪潮仅仅使都市里的空气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变化的发源地首先是在学校.而对整个社会来说,传统的、守旧的思想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思想被视为新潮,这种思想的实践者被认为是异端另类,他们往往要遭受到人们的歧视与非议,行走在一条异乎常人的道路上.在当时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也不能容忍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爱情任由发展，封建礼教会迫使他们的爱情向着爱情悲剧的既定轨道方向延伸。鲁迅在写这篇小说前两年，在说到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时就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脆弱。①以致黑暗势力和现实环境终究压倒了他们的反抗和追求，给予他们的是毫不留情的打击，子君不得不回到她曾经勇敢地出走的家庭，最后是带着无限的凄怨悄然死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虽然想奋翅高飞，也不过是寄希望于渺茫之中，到头来只落得悲哀和悔恨，饱尝这人生的可悲。②由此可见，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原因与当时他们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脱离了社会的解放是分不开的。
二：二人的个性原因
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却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尽管周围的人对她讥笑，她却是大无畏的。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他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的爱是甜蜜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正如书中所说：“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但子君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她在建立起小家庭之后，便用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啊随。她至死未悟“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③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涓生他本身的弱点，慢慢地流露出来。《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他明知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但最终还是离开了子君，他想的只是他自己，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最终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虽逐渐认识到生存温饱要比爱情来得迫切和实际，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他最后抛开子君，要一个人去“开辟新的生路”，则显得有些自私。另外，他虽然觉得新的生路很多，但还不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子君和涓生二人的个性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三：经济问题
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在经济困顿面前，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经济问题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
篇3：重读《长恨歌》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城市
王安忆曾感叹于城市无故事:“我们只拥有我们个人的内心故事,而城市,无故事。”但《长恨歌》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大上海的琐碎故事。故事发生在40年代的上海,主人公名字叫王琦瑶——“典型上海弄堂的女儿”。作品通过王琦瑶的一生写了上海几十年的历史,也可以说在几十年的上海历史里写出了王琦瑶的一生。故事里几乎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描写,相反却是平常琐碎的生活和庸俗的人。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和生活的历史。在《长恨歌》获奖后的一些采访中,王安忆曾表达过她对历史这样的看法:“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日子。”所以对于历史,王安忆有自己不同的心得。历史与其说在岁月中“演变”,不如说是“坚韧”的日常生活累积,尤其是在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里那种执着于每一个日子的“抉择”,更有可能构成历史的底子。她努力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远离了历史中的“大叙事”,时间与个人才更真切,历史与个人才能融为一体。所以,《长恨歌》在写上海的历史,更是在写存在于上海历史中的个人。王安忆曾坦言,《长恨歌》的目标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如果再给她补充一句的话,那就是还有城市中的人。
故事一:女人和男人
“生命发生在女人身上,在女人的身体中成熟,与女人的血液交流,合着女人脉动的节拍,分享着女人的呼吸与养料。生命在女人的体内给她教育,她是要比男人更深刻地懂得,生命究竟是什么?当然那生命里确有男人的一半,可是他必得相隔着肉体,需用着头脑与思想去体察,去感受。”
于是,在《长恨歌》中,我们看到了在王琦瑶身边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男人。琐碎的故事,庸俗的生活,则借助女人和男人演绎着不同的意义。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早晨的电车里,坐的都是王琦瑶上班的父亲,下午街上的三轮车里,坐的则是王琦瑶的去剪旗袍料的母亲……上海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弄堂里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
程先生是王琦瑶感情生活中第一个男人。程先生学的铁路,接受过新式科学思想教育,也曾经是摩登少年。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沪上流行什么,他必定要去试一下。然而,西方的留声机、网球、好莱坞对于程先生来说只是一时之兴。当他迷上了照相机时,一切摩登都似过眼云烟。“他的心也不再像跟年轻的时候那样游动飘移,而是觉出一点空洞和轻浮,需要有一点东西去填满和坠住,那点东西就是真爱。”表面上看来,程先生还是很摩登的,梳分头,戴金丝眼镜,三件头的西装,皮鞋锃亮,英文很地道,好莱坞的明星如数家珍,可他那一颗心已不再是摩登的了。他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是理想化的上海人,或者说他是一个与苏州邬桥气质十分配的人,是上海的阿二,有着上海的沧桑、成熟与固执。他“像是四十年代旧电影里下来的一个人物。这类人物,在一九六零年的上海,马路上还是走着几个的。”他们的身影带着些纪念的神情,最会招来孩子的目光;他不是像穿着人民装的康明逊那样,旧也是旧,却是新翻的旧,是变通的意思。程先生是执着的,要与旧时尚从一而终的决心。然而,程先生对王琦瑶执着了一辈子,却“顶多是个底”,是王琦瑶生活中的一个过客。十二年前是,十二年后还是,程先生可以说是大家眼中的好男人。
康明逊读过大学,却没有自己的事业,整日吃着父亲的定息。这是一个纨绔子弟,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纨绔子弟。然而,他的“大学”与他的“家庭”相比显得那么渺小。他不像程先生,总不忘记自己是学过铁路的,并能用自己所学的只是求得生存。而康明逊的“读过大学”只是个小小的背景,小的甚至看不见,而旧厂长的父亲,才是他生活得靠山。王琦瑶对康明逊的心动却始于想象这他穿西装的样子,但王琦瑶在康明逊眼里只是个替代品。“王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再拾回他遗落的心,到头来,终究是个泡影。他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有些事是绝对不行的,不行就是不行。可他又舍不得放下,是想在这‘行’里走到头,然后收场。”事实就是这样,在家庭责任与爱情选择之间,康明逊选择的是家庭。这是一个典型受封建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恪守着封建道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他还不如萨沙这个混血儿,他连担当责任的勇气都没有,自己的事儿却让一个中苏混血儿来替他承担。他没有萨沙那样的风度,所以,当王琦瑶对他说孩子是萨沙的时候,他只是呆呆地说“对不起”。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桎梏,康明逊也始终摆脱不了命运枷锁的桎梏,这桎梏伤害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王琦瑶,甚至更多人。
老克腊,他是王琦瑶的夕阳之恋。他显示着那个殖民文化的时代特征,也被有些人归到西方的“雅皮士”里。他们弹吉他,听爵士乐,可他们是怀旧的一派,以固守为激进;他们生活在摩登的生活圈里,却是寂寞者。老克腊是典型的上海产物,这是上海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中西“混杂品”,而这种混杂品在某些方面吸引了暮年的王琦瑶。老克腊怀念的是昔日的“上海小姐”,在王琦瑶身上吸引他的也许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影子。而影子终归是影子,当他真正走进现实的王琦瑶,总摆脱不了噩梦。“驶去王琦瑶家的路上,就好像梦魇在向他招手。”大家都在压抑着呼叫,恶梦醒后,老克腊也醒了。他没有战胜时间的跨度,他没赶上四十年的罗曼蒂克,没赶上如锦似绣的高潮。所以,当老克腊面对王琦瑶欲揭开秘密的真心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逃了出来;他握着王琦瑶冰凉的手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心想“这地方他再不能来了。”王琦瑶的最后一个男人也离她而去,她想找个一生值得停靠的港湾却始终没有找到,无论是“中”式男人,“西”式男人或者是“中西”混合型男人,抑或是带有“殖民文化”特征的男人都不适合她。
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王琦瑶这位上海弄堂典型的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的代言人。她的喜怒哀乐正是上海的喜怒哀乐,她的辉煌与失落正是上海的辉煌与失落。从她在显示着不同传统、不同文明的男人之间的选与被选之后的悲惨结局,我们是否也能看到上海曾经的沧桑与无奈,看到上海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而这历史是琐碎的、日常的、肌肤可触的。
故事二:女人和城市
对于许多作家来讲,乡村社会的文化空间轮廓清晰,版图分明,相对的封闭致使他们的叙述集中而富有效率。这些作家心爱的人物不至于任意地出走,消失在叙述的辖区之外。而与众人不同的是,王安忆更乐于为她的小说选择城市——一个开放而繁闹的空间。在她看来,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城市更为适合于女性的生存。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灵巧和智慧。《长恨歌》便实现了王安忆的这个理想。而在王安忆心中,女性是城市的代言人,最能代言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当然是典型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
王琦瑶的出场用城市做了很长的铺垫。晨雾里精致乖巧的弄堂是上海几十年的底,这弄堂是性感的、肌肤可亲的,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的。这弄堂孕育了王琦瑶。弄堂里便是数不清的流言,流言是鄙陋的,确实城市的真心。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下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流言成就了王琦瑶。弄堂里的闺阁,消耗做女儿的耐心,也消耗着做人的耐心,它免不了有种箭在弦上、钗在匣中,伺机待发的情势。“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闺阁还是上海的门锁,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同样,闺阁也没有关住王琦瑶。鸽子是城市的精灵,城市里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却瞒不住他们的眼镜。它们的眼镜同样见证了王琦瑶的一生。上海弄堂因有了王琦瑶,才有了情味,才触手可感。这样的一个城市不再那么遥远,一切都可感可触。而王琦瑶的一生也在城市的历史中真切地呈现出来了。
上海这个城市对王琦瑶充满了诱惑。时尚、舞会、荣誉、权势、掌声,都因王琦瑶而出场,都围绕着王琦瑶上演在历史的日常生活中。也正是这些生活原素,把王琦瑶编织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王琦瑶是这个城市的产物。所以,她的魅力和悲哀也都属于这个城市,她随着城市的辉煌而辉煌,随着城市的失落而失落。前半生的王琦瑶是上海里的一颗明珠,闪闪发光,点亮了上海无数个繁华的夜;后半生的王琦瑶只是上海平安里一个普通的女人,但大上海给她的光和热还未散尽。王琦瑶的传说是海上繁华梦的景象,虽然繁华是旧繁华,梦是旧梦,可那余光照耀,也够半个世纪用的。经过乡下邬桥的洗刷,在上海的记忆里,王琦瑶又找到了浮华后的平实与成熟,使昔日的上海小姐依然那么神秘,充满了魅力,折服了许多男人。虽然上海留下了王琦瑶,但岁月却没留下王琦瑶,随着岁月的流失,漂亮犹如烟火,绚烂后便是漆黑的夜空。但城市繁华还在,诱惑还在,于是便出现了康明逊、萨沙、老克腊和长脚。
对于《长恨歌》,也许王安忆的意图恰恰是“运用女性视域打捞这个城市历史的另一维面。这些维面的存在将证明主流历史外的另一些文化向度,这即是那些琐碎的叙事所包含的价值。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维面与主流历史之间的特殊紧张,同样耐人寻味。”在王琦瑶的一生中,交织着多次面对代表着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人的选择和困惑,面对这些选择、被选和困惑,王安忆试图对四十年的上海历史重新审视,在人与城市的故事中,为上海打捞出某些可供现实和未来继承的东西。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城市无故事//疲惫的都市人[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10.
[2]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N].文学报,2000-10-26.
[3]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10).
[4]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疲惫的都市人[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16.
[5]王安忆.长恨歌[M].作家出版社,2001:20.
[6]王安忆.上海的女性//疲惫的都市人[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60.
篇4：重读《绿天》
我手头收藏有一册北新书局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五版毛边本，绿漪女士的成名作《绿天》。说起来，那还是三十九年前，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上淘到的。在版权页上贴有“小梅”的朱文版税印花（小梅，大约是苏雪林原名苏梅的缘故吧）。这本书我是翻阅过的。今天重读却无意中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木版印制的蓝色“覆据”（21×8厘米），内容是“今收到忠兴（即兴）乡呈文壹件民国二十年七月六日”，落款是“县教育局稽查处”的长条形红色印章。巧合的是，这个日期正是该书出第五版的时间。因此我推想，大约是乡政府的一位文书，到县城送公文，他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一天早早地来到县城，衙门还未办公，先去逛书店，买了一本刚刚出了第五版的《绿天》，然后将公文送到县教育局，随手将收据夹在书里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收据就沉睡在书中。过了三十年，不知怎么的，这本书流落到西单的旧书铺，其原因可以做多种推测：战火、天灾、人祸。要知道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年代。可能有无数人翻阅过它，直到一九六一年，这本书归我所有，但由于未一页页翻检，以致又过了三十九年，才发现了这张收据。
乡政府的呈文可能是一份官样文章，无关大局，但收据所标出的日期，恰好是《绿天》出第五版的时间，这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绿天》初版于一九二八年三月，虽然版权页上未注明印数，如以每版一千计，也可见是当时的畅销书了。
由《绿天》使我想到了鲁迅先生。众所周知，鲁迅逝世后不久，苏雪林对鲁迅进行过恶毒的人身攻击。但此前鲁迅与她也有过一些交往。从《鲁迅日记》和《书信集》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的痕迹。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鲁迅在给川岛信中说：“苏夫人殊不必有杞天之虑也。该女士我大约见过一回。盖即将出‘结婚纪念册’者欤？”所谓“结婚纪念册”，是指《绿天》扉页印有“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因此，《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九期（1928年2月27日）刊登出版广告称之为“结婚纪念册”。
《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记：“午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达夫、映霞、玉堂及其夫人……”那么，鲁迅先生起码应该与苏梅见过两次了。
篇5：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书籍蕴涵着不屈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其中所洋溢的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所展示的大公无私、坚忍不拔的崇高品质，值得一代代传承、光大，其所塑造的一大批英雄形象和光辉典范，值得每一位后来者景仰、学习。
当前，我国已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的伟大征程，建设先进发达的气象事业的宏伟画卷也已展开。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气象部门开展读“红书”活动，就是要通过中心组学习、集体学习、个人自学、撰写学习体会文章等形式，让每一位干部职工深入了解党的历史，了解革命先辈崇高的品德和价值取向，不断增进对党的感情，树牢理想信念，增强建设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气象事业的信心；就是要不断汲取红色书籍中的精华，使之内化为自身的思想，外化为自身的行动。
读红色书籍贵在思，让红色经典的甘露浸润我们的思想。读中国共产党简史、领袖传记，读《长征》，读《共和国纪事》，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读到思，由思到悟，由悟到醒，不断审视我们的思想与时代精神是否相悖，不断检视我们的理想信念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可曾动摇，不断审察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思量我们所担负的气象工作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多大差距。
读红色书籍贵在行，让红色经典的光芒照亮我们的行动。不断传承和发扬红色经典书籍所体现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并使之与所担负的气象工作实际相结合，与当前正在开展的“争先创优”活动相结合，与不断繁荣的“气象文化”相结合，弘扬气象人艰苦奋斗、爱岗敬业、服务全局的奉献精神，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精益求精、开拓进取、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勇于挑战、迎难而上、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坚持“一年四季不放松、每一次过程不放过”,努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人民谋福祉。
篇6：重读《三国演义》
书
笔
记
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班级：09旅管三班 姓名：王晗希学号：
重读《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在高中时，曾拜读过一遍，这个暑假又拿起来重温一道，又是一番感触。
高中时，读这本书，毕竟当时涉世未深，只是从其中某个角度来理解，往往沉醉于其中对对英雄人物的描写，而未能真正深深领会其中的精髓。这些英雄人物使我深受鼓舞，也立志要像他们一样干一番大事业。
这次重温《三国演义》，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又开始以现在的眼光来一一审视他们的命运。
诸葛亮是我最崇拜的人物，他是“贤相”的典范，他既是智慧的化身，又是道德的化身，集忠贞、仁信、睿智、机敏于一身，上识天文，下通地理，精通兵法，富于谋略。最初居隆中，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已明察天下大势。出山之后，运筹帷幄，创造了鼎足之势。此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白帝城托孤，虽面对一个平庸、无能、扶不起的啊斗，却无个人野心，也不居功自傲，七出祁山，立志统一天下。
然而诸葛亮虽才高八斗、学富五书，其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首先是才德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是以等级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而封建时代道德人格正是宗法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现，诸葛亮受刘备知遇之恩，毕生辅佐刘备及后主刘禅。然而刘禅贪图苟安，不思进取，胸无大志，诸葛亮夺取中原，统一天下的行动也受到牵制。当他四出祁山，曹丕病死军中，司马懿斗阵失败，正是夺取中原的千载良机，刘禅却贪图苟安，下令回军，使诸葛亮错失良机。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如果诸葛亮废主自立，则历史可能将会被改写，而诸葛亮没有背弃封建的纲常伦理，终究未能统一天下，为的是作为一个贤臣的高风亮节。
诸葛亮悲剧的第二个层次是奉献与事业欲求的矛盾。“克己奉公”，历来被视为高尚的美德，无私奉献，南征北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汗流终日”。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情况后，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在伐魏前线五丈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诸葛亮若能多保重身体，则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事业。临终前他强支病体，乘车“出塞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寒生，仰面长叹”，使人们不能不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诚然，无私奉献使诸葛亮生命发出灿烂的光辉，使他的道德人格为万世所景仰。但若劳逸结合，岂不更好。他事必躬亲，鞠躬尽瘁，非但不能使事业成功，反而壮志难酬，呜乎哀哉！
诸葛亮悲剧的第三个层次是人事与天命的矛盾。诸葛亮为报刘备知遇之恩，毅然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由于命运的捉弄，孔明终究未能成大业。在北伐中原的过程中，几次将置司马懿于死地，却因各种原因而未成。他曾令杨仪、马忠引一万弓弩手在剑阁木门道埋伏，让魏延、关兴出诱敌军，以为可以射死司马懿，但“欲射一马，误射一獐”，被射死的是大将张颌，司马懿出逃。火烧上方谷，孔明将司马懿父子引入谷中，烧断谷口，引发地雷，司马懿父子以为必死，抱头痛哭，忽然来了一阵大
雨，将火扑灭。孔明只好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违也。”许多事情存在变数，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想到我高考发挥失常，也只能一叹而过，并非我自身因素，实出偶然。今后做事情要作好多方准备，以免意外。挫折人生常有，坦然处之，不折不挠，如孔明先生与命运的种种抗争，虽然失败，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精神的延续，是一种壮美的悲剧。
刘备是作者全力歌颂的仁君，胸怀大志，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其政治愿望，一心光复汉室江山。刘备本身并无多大的才能，其最大的优点在于珍惜人才，善于用人，不仅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视如手足，而且重用几经波折而一心追随自己的赵云。他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的出山，给刘备的事业带来转机，从而开创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能建立蜀国全靠他善于用人，全靠各位贤臣将士为他打天下。当今社会上许多成功之士，本身并无多大的才能，但善于用人，“他人之才，为我所用”，让有才能的人为之服务，终成大业。
关公是在中国民间有着很高声望的人物，是供奉的一个神，小说中，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他长得仪表堂堂：身长九尺，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五络长髯足有一尺长，手持一把青龙偃月刀。关于是个义重如山的人，他忠于“桃园三结义”的誓约，笃守兄弟之谊，虽身陷曹营，不忘旧情，尽管曹操封以高官，给予厚禄，赠美女，馈金银，仍不为所动，唯收下“赤兔”马，“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终回刘备身边。但他对曹操的恩情也不忘回报，先是为曹操斩颜良、诛文丑，后在华容道面对凄惶垂泪的曹操，甘违军令，“义释”曹操，让其回到中原，封建时代的“义”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
关羽武艺高强，胆略过人。曾只带十几个随从深入虎穴，到东吴赴宴，即“单刀赴会”。有次右臂中毒箭，一面饮酒，一面让神医华佗为他做手术，刀子刮在骨头上“悉悉有声”，旁人看了都“掩面失色”，唯关公谈笑自如。但关公也有其性格上的缺点，自高自大，意气用事，缺乏政治头脑。坐镇荆州，本应与孙权集团搞好关系，却化友为敌，吴蜀开始争端，忘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意义，后又大意失荆州，让吕蒙得手，最后败走麦城，一代英雄到此终结，让人不免为之感叹。
小说中还有一个有着非凡武艺、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吕布，张飞、关羽、刘备三兄弟也只是与之战成平手。但吕布武艺虽好，却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只是自恃武力，一味杀戮，“见利忘义，反复无常”，杀丁原为劫才，杀董卓为劫色，杀丁原是坏事，杀董卓又是好事，此人的一再反叛，则全是见利忘义。后吕布投刘备，趁刘备不在时偷袭荆州；袁术派兵攻刘备，吕布又以辕门射戟的方式为之解围，这一击一助，又是出于利益。他一介匹夫，多行不义必自毖，最终丧命白门楼，也是必然。
篇7：重读冰心,感受母爱
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它无所不在，有时它是一个亲切的动作，有时它是一个鼓励的眼神，有时它是一句关切的问候，重读冰心,感受母爱。爱就在我们身边。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冰心老人认为，在人类各式各样的爱中，母爱是最纯真最伟大的，在冰心爱的哲学中，它认为母爱是人生唯一的避难所，母亲是温馨、博大、深情的爱的化身和象征。
母爱是平凡的，我们享受这份爱的时候，就像鱼儿生活在水里却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一样。但是，母爱也是伟大的，当我们遭遇人生的风雨之时，那个宁静的港湾则显的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篇8：重读《呐喊》
依据语文界的传统观点, “不争”就是“不加抗争”。然而重读《呐喊》, 笔者却发现“不思挣扎”、“不争气”这两种意思似乎更合乎鲁迅的原意。鲁迅当然欣赏抗争, 对于勇于抗争的前驱, 他始终怀着敬意, 在他前期的散文与小说中, 有相当多的篇什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前驱的怀念, 但鲁迅并不奢求一般民众也有革命前驱的反抗思想与素质, 甚至对自身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对于社会的战斗, 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 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熟悉鲁迅先生的人都知道———鲁迅的高尚之处就在于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 要求自己也一定比要求别人更严格。既然不要求自己挺身而出, 他又怎么可能去期盼一般民众去抗争黑暗去反抗压迫呢?在这种思想状态下, 鲁迅更不会因为“不幸者”不反抗就迁怒于他们, 因此, “怒其不争”应该不是“为受苦民众不反抗而愤怒”。
相反, 鲁迅却常常为庸众的反抗而愤怒。你看, 阿Q就有反抗的要求, 并且常常付诸言行。当他见到富人时, 他的反抗是———“我先前比你阔多啦, 你算什么东西”。当别人笑话他的癞疮疤时, 他的抗争是———“你还不配”。原来, 这类反抗仅仅是精神胜利法的运用。当然, 他也有更进一层的反抗, 当发现革命能让举人老爷害怕, 让未庄的鸟男女们慌张时, 阿Q便抛开了精神胜利式的抗争, 大嚷:“造反了!”接着就是“要什么就是什么, 喜欢谁就是谁”的白日梦。再后来又想加入假洋鬼子“咸与维新”的队伍, 不能如愿, 就又翻脸, 痛恨起造反来。
从前, 语文界总习惯于借阿Q的这类“革命性”加以发挥, 说是鲁迅先生在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没有广泛发动群众。这实际上是对鲁迅的误解。在鲁迅看来, 像阿Q这样的庸众是不该去发动的, 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点反抗性, 不仅不会让他们真正走向革命, 反而会导致更卑劣、更可恶的后果。果然, 阿Q有了革命意识之后, 认为第一个该死的就是小D, 采取的革命行动首先瞄准静修庵的尼姑。这些在他看来比他更弱势的人们, 才是他发泄怒火的恰当人选。
同样, 那种将《药》的主旨说成是批判辛亥革命没有发动民众也是错误的。从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初衷到后来一系列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 可以看出, 鲁迅要改造的重心是国民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 而非激发他们的反抗行动。鲁迅始终认为麻木愚昧的庸众一旦贸然反抗, 发泄怒火, 是有害于社会的。
由此可见, 鲁迅所谓“怒其不争”, 并不是针对下层民众没有反抗行动而言的, 而是针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争气、不思挣扎、一贯逆来顺受的精神状态而发的。鲁迅认为, 激发起来的某种愤怒固然是争, 呼叫出苦痛的声音也应该是争。当麻木民众饱受苦难, 心中有苦痛也不试图呼告时, 便是处于典型的不争状态。这样的状态才是令人愤怒的。
在《故乡》中, 鲁迅深切关注着闰土的状况, 最让他痛心的是闰土灵魂的麻木:只是觉得苦, 却又形容不出。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一个连苦都无法表达且不想表达的人, 当然也是不思挣扎的、没有生命活力的不争气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争者。在《呐喊》所展示的不幸又不争者中, 闰土显然是鲁迅最同情的对象。因为他虽然形容不出自己的苦, 但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了苦, 他的痛苦感觉机制并没有丧失。
更令鲁迅愤怒的, 是那些连痛苦感觉机制也已经丧失的人。他们遭受着沉重的苦难, 不仅外表呆滞、麻木, 而且内心也处于麻痹状态, 就连挣扎的意识也从未产生。如《药》中生活艰难并遭受丧子之痛的华老栓夫妇, 他们是那么平淡地接受人生的各种磨难, 似乎一切的不幸都是他们应有的承受, 即便面临生命中最大的变故, 他们麻木的灵魂也没有产生任何悸动。类似的不幸者还有《明天》中的单四嫂子, 她的痛感神经也已经麻痹, 从举止到精神都显示出一个粗笨女人的愚钝和呆滞, 浑浑噩噩地在各种苦痛中逆来顺受。
相比之下, 鲁迅最感到愤怒的“不争”者仍然是阿Q式的。处在苦难的境遇中, 不仅从肉体到灵魂没有相应的痛楚感觉, 而且还在心里为得到这些苦痛而洋洋得意, 利用可笑的狡智和无赖的强辩来求得精神胜利。阿Q在未庄属于彻底的赤贫, 住在土谷祠, 以打短工为生, 一旦无工可打, 生计就成问题。在这样的境遇中, 他想到的是先前的阔, 或认为儿子会“阔得多”, 用虚幻的想象抹平了心中本来就很纤弱的不平之气。如此赤贫必定被人欺侮, 何况阿Q长相还有缺陷, 性格也不讨人喜欢。可是每次被人嘲笑, 甚至被人殴打后, 阿Q不仅没有痛苦的心理反应, 反而借助“总算被儿子打了”之类的想象, 使自己洋洋自得起来。如果说其他庸众的卑劣之处在于欣赏别人的痛苦, 那么阿Q竟善于欣赏自己的痛苦, 这就是鲁迅笔下的“不争者”最典型的心态。这种令鲁迅出离愤怒的不争心态具体表现在, 阿Q能在欣赏自己的痛苦时竟然完全忘却这种痛苦, 甚至面对砍头的危险时也是如此, 他被莫名其妙地抓进监狱, 心中虽然有点忐忑, 但“并不很苦闷”, “因为那土谷祠里的卧室, 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 因此就不感到冤屈了。接下来就是堂审后的“画圈”了, 他也不计较这画圈与自己命运有什么关系, 只叹息画得不圆。当他终于明白自己要被押去杀头时, 也没有任何愤怒或冤屈的表示, 却陷入了如何在示众的路上进行恰当表演的紧张设计之中。
从闰土“觉得苦”但“形容不出”, 到华老栓夫妇、单四嫂子完全麻痹了痛觉神经, 感觉不到痛苦, 再到阿Q主动忘却甚至欣赏自己的痛苦, 这是鲁迅在《呐喊》中为不幸者的“不争”划定的三个层次。鲁迅对不争者的愤怒也随着这种层次的增加而增大。到了阿Q这一层面, 鲁迅“哀其不幸”的成分明显比“怒其不争”少得多, 他集中笔力批判主动麻痹痛感神经, 戕害灵魂不思挣扎的行为。当一个人主动欣赏自己的痛苦, 自己割断精神上的痛感神经, 用虚幻的胜利想象应对心灵创伤, 他就不可能激发起真正的抗争, 即使有抗争, 也会走上邪路, 就像前文所述的阿Q式的革命一样。
有人认为, 精神胜利法有积极的一面, 它能使人在劣境中保持乐观, 既有利于人际环境的和谐, 又有利于个人的身心。这是对精神胜利法的误解。鲁迅并没有站在心理学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精神胜利”, 而是对国民的精神病态、庸众的自我麻痹进行的一种深刻剖析。这种“精神胜利”割断了人的痛感神经, 在一种自欺的虚幻假想中养成了精神的奴性。它是毒害不幸者灵魂的鸦片, 是这类人陷入不争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 认知精神胜利的危害, 一定要与鲁迅“怒其不争”的创作思想和价值观念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正确把握鲁迅“怒其不争”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