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

2024-05-09

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精选9篇)

篇1: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

行政复议答复书

答 复 人:吉安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丹,县长

被答复人:黄少庭,男,43岁,住吉安县固江镇凫坛村第二村小组。第 三 人:刘桂太,男,46岁,住吉安县固江镇凫坛村第二村小组。因被答复人不服答复人作出的《关于注销黄少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502033号)的决定(吉县府字[2008]21号),提请行政复议,现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法规答复如下:

1998年,我县在开展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时,第三人刘桂太已成家立户,承包了5.37亩耕地,进行了登记,由其母亲代耕,2002年4月,其母曾经要求调出一部分承包地,以免撂荒,村委会和村小组都未同意。被答复人黄少庭在申请书中表述:“申请人受让第三人的土地经过了村、组会议的同意,并且受让后又履行了缴纳税费的义务,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显然同意土地在第三人与申请人之间流转。”而实际情况是,2002年6月,双方协商后,被答复人黄少庭通过其父黄明生和第三人刘桂太其母王长妹双方就刘桂太承包土地的耕种事宜找到村委会会计,当时凫坛村委会正在召开村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分摊税费,村支书就刘桂太的承包地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耕种咨询双方,都没有表态。只是将5.37亩承包地的税费明确由被答

复人黄少庭承担,当时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和合同。也没有召开村小组长和村民会议,征求村民意见。

根据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要求,我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工作。第三人刘桂太进行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底册登记,当时刘桂太分得土地5.37亩,县、乡、村都有底册可查,这样既符合中央的政策,也符合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并根据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农业局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的通知》(吉府办字[2005]282号)第1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坚持稳定承包关系不变的原则。本次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二轮承包的完善和规范,不是重新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不得推倒重来,不得重新发包。因此要在巩固二轮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全面换发到户。”而黄少庭所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征得刘桂太本人和发包方村委会的同意。2006年换证过程中抄写人员在村会计肖正桂家填写证书时,一并将刘桂太、黄少庭的经营权纠纷如实反映,当时村会计不认真负责,要求工作人员按实际田亩表进行填写经营权证书。而且当刘桂太与黄少庭发生土地纠纷后,村委会具体经办人员私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至被答复人黄少庭。

综上所述,答复人本着尊重事实,有错必纠的原则,根据被答复人和第三人所在的村委会和固江镇政府的申请,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注销被答复人黄少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502033号)的决定,处理客观公正。

此呈

吉安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篇2: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

我于20xx年3月30日进入公司,根据公司的需要,目前担任行政专员一职。

我是初次接触文员工作,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我自觉加强学习,不断掌握方法积累经验。通过观察、摸索、查阅资料和实践锻炼,较快地进入了工作状态。另一方面,问书本,问同事,不断丰富知识。在各级领导和同事的努力帮助指导下,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我渐渐摸清了工作中的基本情况,知道了文员日常工作的内容比较琐碎,需要细心、谨慎,且不能疏忽大意,更不能马虎潦草,在工作中懂得轻重缓急,做事有条理,当天要发出的资料一定会先提前准备完成,不会留到第二天做。已经能够认真做好我的岗位职责,例如:办公室,会议室的杂务,办公室的文件打印,复印,收发文件等等。

在工作中我还了解到: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下功夫熟悉工作内容才能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只有主动融入集体,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要新的环境中保持好的工作状态;只有树立服务意识,加强沟通协调,才能把份内的工作做好。

两个月以来,我在总监以及同事们的热心帮助及关爱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综合看来,我觉得自己还有些不足:有时候办事不够于炼,言行举止没注重约束自己;工作主动性发挥的还不够,还离领导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等等,根据我的工作能力,态度及表现给出合格评价,使我转为正式员工,并根据公司的薪资福利情况进行调整。

来到这里工作,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工作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与提高,也激励我在工作中不断前进与完善。我明确企业的美好明天需要大家的努力创造,相信企业的美好明天会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更加辉煌。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努力上进,希望上级领导批准转正。

申请人:xuexila

日期: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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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有关铁路局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至2001年1月4日, 铁道部公布2001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乔占祥购买了二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9元票价。据此, 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关于涨价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就不服铁道部通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乔占祥的复议请求有两个:第一, 撤销被申请人公布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第二, 审查被申请人做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依据———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有关的问题的批复》不合法, 并予以撤销。然而该复议决定维持了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对于乔占祥的第二个复议请求, 铁道部却没有进行答复。

本文就乔占祥以撤销铁道部上浮票价的行政行为, 并请求审查国家计委的批复不合法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从该案中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第一, 国家计委的批复是否在行政复议的范围内?第二, 乔占祥是否符合申请复议的主题资格?

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设想

(一) 《行政复议法》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复议的规定: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 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1) 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2)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3) 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从该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申请时, 要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条件, 并且要在具体行政行为提出时“一并”提出。这体现了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不独立性, 即必须依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单独对其提出复议请求。

2. 提出审查申请的范围仅仅包括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 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省级人民政府、省会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较大的市人民政府的规章没有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可以看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层次低, 同时降低了整个复议制度的层次和地位。鉴于我国近几年法治化进程及行政法规、规章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等因素考虑, 应将可复议的范围界定为除行政法规以外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1]。

(二) 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

《行政诉讼法》第九条和第十条是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规定, 以前将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的认识已经突破, 有关的间接相对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应被赋予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

对抽象行政行为复议的申请, 应当以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有可能受到影响为前提条件。首先, 复议申请人必须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每项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针对一定范围的人做出的, 只有可能受到该抽象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其次,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 应以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可能受到影响为前提。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必须以该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为复议的理由。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适当, 当事人固然可以向有关机关反映意见, 但不能申请复议, 因为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原本就是利益平衡的结果, 只能考虑和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因而就局部而言, 必然有不妥当的一面[3]。

三、对“乔案”的反思

(一) 乔占祥作为申请人的主体适格

通说认为, 所谓具体行政行为, 是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做出的处理决定。本文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主要理由是: (1) 铁道部的《通知》直接发生了执行效力, 即导致了客票涨价的行为后果; (2) 铁道部的《通知》只适用于2001年春节前后特定时期; (3) 铁道部的《通知》通过铁路局就得到了实施, 没有中间环节; (4) 铁道部明确规定了客票上浮的范围、时间和幅度。乔占祥在购买了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车票, 实际支付了比价格上浮前多的票价时, 他的实际利益才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 他与铁道部的《通知》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 “国家计委的批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复议的范围

国家计委发布的《批复》是国务院授权, 以国家计委的名义做出的, 只能作为是国家计委的文件来认识, 而不能看作是国务院的文件。所以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的范围来说是可以纳入的。因此, 它属于相对人可以一并申请行政复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潘荣伟.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制的缺陷与完善———<行政复议法>第7条评析.行政法学研究, 2003, (3) .

[2]马怀德.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规范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中国法学, 1998, (2) .

篇4:政府与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

关键词: 政府;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

一、概述

(一)概念的界定

关于行政信息,本文采用的是一种较为狭义的观点,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从而在主观上排除了广义的包括党、政、军、法院、检察院等的各级系统。目前在世界各国,公民获取行政信息的方式主要采取以下两种途径:一种是政府部门的主动公开,这指的是涉及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并且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也是公民获取行政信息最普遍的途径;另一种则是公民依申请公开(也称“被动公开”),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生产、生活或科研等的特殊需要而采取的一种主动寻求信息的过程。

(二)理论基础

一项制度必须有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角度还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方面来看,两者都是基于“人民主权”的基本理念,以及由此推及的作为其权利基础的公民知情权理论。

1. “人民主权”基本理念

人民主权亦称“主权在民”。17、18 世纪,针对“君权神授”,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卢梭是从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人们最初是自由、独立、平等地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不平等,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人们才把自然权利交给社会,同时从社会得到保护。[1] (P.958)因此,“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2]我国宪法第2 条也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根据人民主权理论,政府机关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政府信息,人民有权利获得政府信息。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行政机关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均来自于人民的权利和宪法的授权。因此,行使行政权力的目的,只能是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权利,增进人民的福利。总之,人民主权的理论要求政府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上,要树立起正确的观念,摆正政府的位置。不应再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观念来指导行政行为,而应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将公开作为政府一项应负的责任。

2.公民知情权理论

知情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尽管没有将其写进宪法,但都可以在其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找到它存在的根据。如韩国《情报公开法》第一条规定“以保障国民‘知情权’及确保国民对国政的参与和国政运营的透明性为目的”。简单而言,知情权是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性质的一种新类型权利。

知情权是由人民主权推导出来的权利。知情权是民主宪政的固有的要素。正如前面所述及的,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君主或政府,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公民的权益。因此,公民有权利知晓行政权力的意图、依据、过程、结果,而政府有责任说明这一切。从政府掌握的行政信息的归属来看,由于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所以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具有“公共财产”性质,信息的所有权人应是全体人民,而不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只是暂时的“持有者”或“保管者”,自然不能对其垄断。政府无权单方面决定其所拥有信息的使用、处分,而排除人民的利用,而应负有向信息的真正所有者公开的义务,而作为信息所有权人的人民也自然有接受并请求公开政府拥有的行政信息的权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知情权应是公民的固有权利之一,而基于知情权的行政信息公开就其性质而言可说是“还政于民”的一项具体制度。

二、行政信息公开与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中的作用

(一)行政信息公开的产生与特点

由法律确定的、现代意义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最早产生于18 世纪的欧洲。1766 年,瑞典就已经制定了具有宪法效力的《新闻自由法》,该法着重规定了行政申诉审查制度,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实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公开性,使新闻界能够及时获悉并详细刊载申诉专员提交的案子或报告,制止行政权力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的侵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行政信息公开法。此后,将近200 年中,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并未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行政公开立法真正成为潮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已确立了自己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尽管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一样的。综合各国信息公开制度,总体上具有如下特点:首先,都是为了对行政部门的信息进行公开,为了更好地体现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体现了政府或其他机关的义务和责任,为更好地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创造了条件;其次,调整了信息公开双方的关系,坚持平等、公开和公平的原则,同时规定了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最后,各国都用了一定的篇幅规定了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的责任和具体做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二)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中的基本作用

1.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起“守夜人”的作用

作为“守夜人”政府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指出,政府应该“建立并维护私人不愿或无力承担的基本设施和公共工程。”[3] 因此,信息的收集、甄选、管理与保存都属于非营利性事务,社会组织及企业考虑到经济成本也很少涉足。而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对于社会公益性领域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公民提供便利与服务,以此来满足公民信息知情权的需要。

2.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起“裁判员”的作用

在运动场上裁判员的主要职责是对比赛结果进行公平、公正的裁决,以维护结果的“服众性”;同样,政府在公开行政信息过程中也应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杜绝搞“权力寻租”或“特权”腐败行为,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和谐性的服务型、责任型政府。

3.政府在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起“联络者”的作用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需要与多方进行协调来促使国家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在行政信息的公开过程中,不仅要从外部各阶层与各行业中搜集、遴选信息,还要与自身内部各职能部门进行信息的交换与沟通,最终才能将信息传递给公民、企业等所需机体,俨然一位承上启下的联络者。

三、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的责任

(一)政府是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直接责任主体

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其权力基础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它有义务、有责任将掌握的一些关系公民切身利益和需要公众知晓的行政信息公开。据不完全统计,政府掌握着社会上约80%的信息,他们是信息的最大制造者、收集者和保存者。尤其是公民在向政府申请行政信息的过程中,政府是直接的信息传输者,既然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理应体现公民的意愿,对人民负责。“有权必有责”,只有权责相等才能有效地遏制政府自由裁量权

过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是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直接责任主体。

(二)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的有限性和无限性

政府虽然掌握着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信息,但它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方面并不是全能的,受到主客观因素的一些影响,使得政府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有限性。政府对公民申请的行政信息有进行公开的义务,但政府并不总能掌握公民所要求的所有信息内容,部分信息受到来自技术、环境等因素的阻碍,使得政府对信息无法进行有效地收集整理;有些信息虽由政府部门掌管,但可能涉及国家机密或存在危害第三方权益,政府不能将这些信息直接公开;机构的运行需要成本,政府也不例外,因此在信息的查询、复制和传递过程中政府会象征性地收取必要的成本费用(难以弥补维护整个行政信息公开所花费的制度性成本)。这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公开行政信息中的有限性。

尽管政府在公开行政信息过程中存在有限性,但作为行政信息的最大拥有者,政府对公民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要求却是无限的。对公民所申请的合理行政信息暂时不存在的,政府应根据信息的特点与群众关注度来决定是否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收集;对涉及国家秘密的行政信息,政府虽暂时不能公开,但需告知公民不能公开的原因,并且当信息失去其保密价值时,可以进行解密、公开;对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确有经济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可以减免相关费用,以保证公民平等地获取行政信息的权利。这些方面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服务的无限性。

(三)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应承担的责任

1.政府对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公民有答复的责任

公民在向政府各机构进行行政信息申请公开的过程中,不论其信息是否存在,不论公民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论信息是否保密,政府部门都要对其申请予以答复。不管政府对信息申请者的答复是接受还是拒绝,政府首先是履行了作为其代理人应尽的职责;反之,如果政府机构或官员对公民的行政信息申请不予理睬,那么它就不配做公民的代理人,公民当然有权对其不合理行为进行诉讼,法院和监察机关也有调查处理的义务。

2.政府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有“教示”的责任

所谓教示就是对于公民在申请行政信息公开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申请的程序,信息保管机关的地址,甚至是申诉的途径等,政府机构或人员都有帮助说明与指导的义务。一国其公民的文化与教育程度不同,对其行政信息公开的理解和申请程序的掌握也会不同,政府的教示作用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

3.政府对所公开的行政信息要敢于承担责任

“政府不愿意向公众公开信息,存在着多种激励动因。政府信息可以分为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两类。负面信息是关于政府失败或失误的信息,比如政府行为的失误,管理不善和浪费等等,政府害怕这些信息公布之后影响自身的形象。”“一般的政府总是试图将那些负面信息控制在系统内部,因为信息的披露也意味着权力从政府向获得信息的公众的转移。行政官员依据自己的偏好取舍发布信息,这也恰恰是公共行政的内部信息发布系统很少能够让老百姓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所在。”[4]基于从维护自身机构或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他们不仅隐藏“不光彩”的信息,甚至给那些怕见光的信息带上了“绝密”的镣铐,使得公民无法正常获取有效的行政信息,剥夺了公民应有的信息知情权,从而无法发挥公民正常的监督权。隐藏信息,逃避监督,推卸责任的最终后果可能会导致整个政府部门内部的腐败或寻租,进而将可能酿成政府“改朝换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张庆福. 宪法学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曹康泰.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Heungsik Park.韩国的行政公开改革研究[M].上海:华东法律评论,2003.

篇5:关于解除行政处分的申请书

200*年*月*日,我所候问室发生了犯罪嫌

疑人自杀死亡事故,作为该案的主办民警,我对事故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到区局党委给予的行政记大过处分。

“*.*”事故的发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在过去的执法行为中,我们往往凭经验思考问题,没能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更好的联系在一起。“二十公”会议中一再强调执法为民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坚决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错误的执法观念,就是需要我们在执法中强化“人权”意识,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去执法,在依法履行职责中,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在打处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同时注重办案程序,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事故发生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真查找了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整改。一方面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畏罪心理,在实际办案中多思考讲策略,正确有效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引导,减轻其心理负担。另一方面,针对事故发生的客观因素,对候问室管理制度、有关的防护措施等提出了建议,避免了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一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自己对照岗位练兵的标准和目标,寻找自己在法律法规、办案程序、业务知识等方面的薄弱环节,采取针对性的学习措施,按照“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在工作中,处处以人民警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高度的工作热情,在办案中提高警惕随时提醒自己严守执法程序。同时克服“*.*”事故带来的巨大压力,调整情绪变压力为动力,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侦察破案之中,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创新思维,采取了多样化的侦破手段,进一步强化了刑侦基础工作。在摸排、取证的艰苦工作中与同所民警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情谊,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今年以来,我累计加班132个晚上,同***一起破获了“*.*”绑架抢劫案,强迫妇女卖淫案等一批影响较大的恶性团伙案件。在强迫妇女卖淫一案中,解救出了*名妇女(其中一名为越南籍女子)。截至10月,我俩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件(其中“两抢一盗”案件*余起),切实维护了法律尊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篇6: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

不属于规定的复议范围,复议机关作出终止行政复议决定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的答复

(2005年6月3日 [2005]行他字第11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05]102号《关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终止审理余国玉复议案件的请示的复函)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你院倾向性意见,即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作出终止行政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可以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

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终止审理余国玉复议案件的请示的复函》有关问题的请示

(2005年4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函[2002]3号《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终止审理余国玉复议案件的请示>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规定的,可以决定终止行政复议。

针对上述情况,实践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复议申请不属于《》复议范围而决定终止行政复议的,不符合《》规定的复议终止情形,人民法院对此应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判决撤销复议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复函》是对行政复议机关不应受理而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提出的结案方式意见,是对《》结案方式上存在不足的弥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复议申请不属于《》规定的复议范围,可以参照《复函》的规定,决定终止行政复议。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经审查,如果认为行政复议机关终止行政复议决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经研究,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当否,请批复。

篇7:关于驳回回避决定书的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方,男, 20__年1月1日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单元。

被申请人:林敏,晋安区法院(20__)晋民初字第1847号,独审审判员。

申请人对晋安区法院20__年8月10日决定林敏继续作为本案独审法官的决定不服,提出复议,坚持要求林敏法官回避。

被申请人林敏与周少华是上下级关系,周少华为晋安区法院新店法庭庭长,是(20__)晋民初字第476号和第2048号独审审判员,申请人不服已于20__年6月28日申请再审至福州市中级法院立案调档复查中。第2048号判决书,结果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证明判决原告具备主体资格,也证明安置房已是申请人物权。但判决无权要求物业恢复供水供电。(20__)晋民初字第476号和第3618号撤诉裁定书,原告对已选房定位安置房开房装修入住,证明法院确认不违法,证明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另一请求福州康城物业,要将福州旭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有印章《居民生活用电申请表》第二联移交原告业主,配合业主办理用电户名换户更名手续。该项原告所告的对象福州康城物业是错误的,周少华法官审理此项做出认定是错误。

(20__)晋民初字第1847号,是林敏独审审判员。请求旭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将印有贵公司印章《居民生活用电申请表》第二联移交原告业主,配合业主办理用电户名换户更名手续。20__年8月7日开庭审理,原告提交申请林敏回避。

申请人认为林敏与周少华是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其实这种关系比近亲属还亲,客观上就存在冲突与矛盾,申请人不信任林敏法官能公正审理本案。林敏审判员是无权改判周少华庭长的判决书,正如基层法院无权改判中级法院判决书。故请求法院更换审判员,依诉讼程序应由区法院领导或审判委员会审理该案。如由黄勤民、吴绍强、唐建新、吴仕红、郭丽萍等审理该案。法院驳回申请人对林敏法官的回避的决定书,进而怀疑法院法律的公正,林敏主审本案可能影响的公正审理。第1847号、第476号、第2048号形式上是三案,其实为一个案分枝案,为避免本案不公正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条第5款规定,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必须回避,现申请复议林敏回避。

请晋安区法院作出复议决定。

此致

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篇8: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

一、公安行政复议听证的概念和功能

1、公安行政复议听证的概念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 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 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其后价格法、立法法对此也作了规定。听证的核心在于“听”和“证”两方面。所谓“听”就是“听取”;所谓“证”是指决策部门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利害相关人提供的证据事实基础上, 允许利害相关人就对方提供的证据加以质证、辩驳。因此, 笔者认为应对公安行政复议听证作如下定义:公安行政复议听证是指公安行政复议机关在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之前, 由行政复议机关中相对独立的听证主持人主持听审, 通过被申请人、申请人、第三人进行举证、质证, 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从而实现行政复议机关核实证据, 查明案情目的的复议审查方式。

2、公安行政复议听证的功能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行政争议的“准司法程序”, 是上承行政执法, 下启法院司法的一个中心环节。建立行政复议听证制度, 具有以下三种功能:

(1) 核实证据, 查明事实。在行政复议听证中, 通过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对申请人、第三人提出的辩解理由及案件中存在问题的质证和辩论, 对据以定案的有关证据和有关程序进行审查, 使案件认定事实逐渐接近事实真象。

(2) 保障申请人、第三人平等、有效地参与行政复议过程。在听证中, 申请人、第三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 双方均有权聘请律师代理参加听证会, 向听证主持人陈述意见、提交证据、向证人质证、与被申请人就认定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 使其意见得到充分表达。行政复议机关在兼听多方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证据证明的事实做出行政复议决定。

(3) 保证行政复议决定公正。行政复议听证中, 行政复议案件承办人员处于居中地位, 担任听证主持人、听证员, 具备法院法官的某些特征。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都有平等的行政复议听证参与权, 平等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听证主持人处于公正的独立地位, 保证了行政复议机关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公正性。

二、开展公安行政复议听证审查方式须坚持的六项制度

1、建立公安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制度。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 而在听证过程中, 听证主持人则是整个听证程序的灵魂。公安行政复议听证也是如此。听证主持人的水平和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听证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 必须建立公安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制度, 明确担任听证主持人的条件及听证主持人权利义务。

2、建立会前证据交换制度。

在听证程序开始阶段, 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它有关材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 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从我国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精神来看, 倾向于资讯公开, 建立听证会前证据交换制度。但是《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过于被动, 申请人、第三人不主动来查阅案卷, 行政复议机关就免除了资讯公开的义务。听证会前证据交换制度,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证据交换的主持机关是听证机关, 即行政复议机关。证据交换必须在听证机关的主持下进行, 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在证据交换后应在送达回执签字, 证明证据材料已经收到。

(2) 证据交换的时间是在听证举行前合理的时间里, 而非听证会举行过程中。如果在听证过程中交换证据, 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就需要占用较多的听证时间来熟悉证据材料, 客观上就会降低证据效力。

(3) 这种证据的交换具有双向性, 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具有平等的证据交换请求权。听证申请人、第三人有平等的要求查看被申请人答辩及允许其阅卷的权利, 而被申请人有要求申请人、第三人提供其申辩证据的权利。

(4) 证据的交换具有强制性。任何一方不向对方展示其取得的证据, 那么听证会举行时, 这种证据将失去证明力, 不产生证据效力。

3、建立证据失权制度。

所谓证据失权制度, 是指听证会查证据的范围只限于双方当事人在听证前交换的证据, 听证会前未交换的证据在听证会上不得提出。如果当事人提出, 听证会可以裁定该证据失效。证据失权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与证据交换制度相配套, 使证据交换制度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行政复议机关在做出复议决定时只能以案卷和申请人、第三人提供的材料中经过质证属实的证据作为根据, 而不能以案卷以外未经过质证的事实为依据。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 它有利于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和批驳不利于己的事实的权利的实现, 也有利于司法审查中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同时建立证据失权制度, 可以防止证据突袭, 提高行政效率, 在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追求公正的最大化。

4、建立证人当场作证制度。

根据行政复议执法实践, 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因为证人所作证词存在反复, 甚至自相矛盾, 造成一部分公安行政复议案件事实难以认定, 严重影响了复议机关的效率, 证人不当场作证的弊端已严重影响到复议公正和救济成本。公安行政复议听证作为一种准司法程序,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突前性, 应当首先建立和完善证人当场作证制度。当然实施证人当场作证制度, 当今条件下存在着缺乏证人保护制度、复议成本高, 以及证人出庭费用、证人拒不出庭时该如何处理等问题, 这需要在立法中逐步加以解决。

5、建立律师参与听证制度。

从我国立法精神和国外司法实践来看, 复议听证应当建立律师参与听证制度, 并明确律师在复议听证中的权利义务。《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 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参加听证”。“当事人有请律师陪同出席的权利”。律师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对法律知识比较熟悉的专业人员, 允许律师介入复议听证, 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也有利于复议机关迅速查明案情, 公正高效地做出处理决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戈德伯格诉凯利案件的判决中就对正式听证程序中当事人雇佣律师的权利作了强调, 认为当事人的听证权如果不包含雇佣律师权, 在许多情况下毫无用处。在现实中, 由于有的申请人、第三人因不具备经济能力聘请律师而遭受损失, 因此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中明确必要的时候指定律师帮助当事人参加听证。

(1) 要制定具体的指派规则, 明确律师代理费用分担办法。律师由处于中立地位的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指定。通过立法明确律师代理费用的分担, 如设置法律援助律师或律师协会, 或者律师进行有偿代理, 代理费用由国家或者某个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承担。

(2) 明确指定律师代理案件的范围。在现今的执法环境下, 不宜将指定律师的行政复议案件范围划定过宽, 应界定为严重影响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决定。如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治安拘留以及侵犯财产权的吊销证照、许可证、大额罚款等决定。

(3) 明确指派律师的必备条件。为防止申请人、第三人滥用指派律师参与听证权利, 应当对申请指派律师的申请人或第三人的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应当掌握以下三个条件:申请人、第三人不聘请律师将可能会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巨大损害;申请人、第三人确实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申请人、第三人本人提出申请, 是否准许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6、建立听证效力制度

(1) 听证对复议机关的效力。首先复议机关在听证会后, 对通过听证会调查还没有查清的重点问题和申请人、第三人提出的申辩进行核查。申辩意见成立的, 复议机关应当采纳。其次复议机关的决定必须以听证笔录为重要依据做出。听证笔录是听证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书, 直接反映出听证会的进展和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状况。国家机关按照听证程序做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 不能以听证记录之外的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因此, 听证笔录应当成为做出复议决定的重要证据, 在听证会上经过质证的证据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而有无经过质证则要从听证笔录中才能反映出来。如果复议机关没有基于听证笔录做出复议决定, 那么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 可以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

(2) 对申请人、第三人的效力。参加听证的当事人拥有对复议决定的诉讼权。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听证的, 视为撤回复议申请, 不能向人民法院再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国家 (复议机关) 已经给予申请人听证、质证的权利申请人未加利用, 便没有理由再给予他们听证 (行政诉讼) 的权利。第三人不参加听证的, 如果行政复议决定对第三人的权益没有影响的, 第三人拥有行政诉讼中第三人的地位;如果行政复议决定对第三人的权益产生新的影响的, 第三人自动丧失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因此, 推行一种积极的公安行政复议听证审查方式势在必行, 从而充分保障申请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查清案情, 减少公安机关受到的行政干预, 提高行政效率, 更好维护申请人、第三人合法权益, 保障行政复议机关及时做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复议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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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皮纯协:《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篇9:关于修改我国行政复议法的思考

[关键词]行政复议;抽象行政行为;和解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行政权的行使理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追求效率化与时效化并行为基础,各国在解决行政纠纷的手段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是以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为蓝本颁布实施的,旨在扭转《行政复议条例》实施以来作用有限的被动局面。其诞生进一步拓宽了我国行政纠纷的救济渠道,加大了对行政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并有效地监督了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履行。

一、我国行政复议法的缺陷与不足

(一)行政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与专业性

目前,在我国能够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最终做出复议决定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其下设行政复议机构,是负责复议活动的政府法制部门。由于复议机构设置过于分散,长期与复议机关存在隶属关系,不具备独立性且经常受到政府法制工作的冲击,进而导致其复议决定的公正性容易受到公众质疑,必然导致复议的公信力下降,由此复议案件数量也自然呈下降趋势。复议案件数量的逐年递减,导致原本就无专业人员负责的复议案件工作人员更加懈怠,复议工作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职能,完善行政复议机构及人员设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行政复议案件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我国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分为作为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和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作为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包括: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行为、行政许可的不当行为、行政主体的行政确认行为、行政主体行为侵犯经营自主权的行为、侵犯农业承包合同的行政行为和行政主体违法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的行为。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包括:对待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的请求消极不作为、对行政相对人的依法许可请求消极不作为和对行政相对人的依法社会福利请求消极不作为。此外,还将国家行为、涉及民事关系的行为、行政系统内部行为以及独立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法》的受案范围之外。

通过笔者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法》受案范围的列举,我们不难看出其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十分相似。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行政争议是由行政机关来解决的,而在行政诉讼中则通过人民法院来解决行政争议。两种争议的解决手段不同,但是范围却惊人的相似,原本不适用行政诉讼解决的纠纷可能通过行政复议解决,却因受案范畴一致的原因而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因此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关键就是扩大行政复议范围。

(三)行政复议程序过于行政化、简单化和单一化

在我国,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流程均为:行政复议的提起、审理、决定,没有规定回避制度。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2条的相关规定,在正常情况下行政复议的审查方式是书面审查,只有当中请人要求或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才可以向相关组织及人员进行情况调查,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而且不论复议案件繁简一律适用同一程序。《行政复议法》立法之初,为了突出与行政诉讼法的不同,对于复议程序问题过分追求内部行政化与简化,严重削弱了司法化,从而导致了如下问题的产生:

第一,行政复议程序过于行政化,从而导致了行政复议救济渠道的单一性。不论是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行政纠纷还是案情复杂、影响较大、专业性强的行政纠纷,办理流程均为:行政复议的提起、审理、决定。导致了名为行政复议实为行政审批的情形发生,有悖于立法初衷。

第二,《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回避制度,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中,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可能与被申请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对于复议申请人而言缺乏公信力。

第三,在复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往往采取原则上适用书面审理,只有在申请人要求或复议机关认为应该调查时才可以听证审理,其立法目的旨在简便、高效地化解行政纠纷,但是,却忽略了言辞对抗和当面质证对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排斥了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群体的加入。这样就无法保证复议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复议裁决的公正性。

第四,不论复议案件繁简一律适用同一程序,导致复议程序过于机械,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利于行政复议案件的高效审理。

二、我国行政复议法缺陷与不足产生的原因

从《行政诉讼法》颁布,到《行政复议条例》的实施,再到《行政复议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全面建立。《行政复议法》作为一部保护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法律,是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产物。同时,《行政复议法》也经历了我国行政复议案件的快速增长到逐年下降,特别是在信访大潮的冲击下进入“寒冬期”的全过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盛极一时的《行政复议法》日趋走向衰落?除了立法不是完美无缺,无法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无缝对接外,其自身还存在以下原因。

(一)缺乏宪法的有力支撑

我国1989年出台了《行政诉讼法》,其立法目标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不法行政侵害,这也成为了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的立法目标,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依然延续了该立法目标,既要求行政机关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还要求其行政合法。正如我们所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才开始大规模的法制建设,1996年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发表了重要讲话,1997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然而,《行政复议法》,过分强调行政合法,理论支撑乏力,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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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度强调“非司法化”

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是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的,对其具有高度依附性。国务院为了贯彻《行政诉讼法》,预计出台《行政复议条例》、《行政处罚条例》、《行政规章制定条例》、《行政赔偿条例》等。但是最后只出台了《行政复议条例》,其深受《行政诉讼法》制约。《行政复议法》是以《行政复议条例》为基础制定的,汲取了《行政复议条例》的先进经验,同时为了摆脱《行政诉讼法》的限制,立法者过度强调“非司法化”,导致我国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流程均为:行政复议的提起、审理、决定,名为行政复议,实为行政审批。

(三)完全依赖内部监督

立法者在权衡复议的三个功能,即内部监督功能、行政救济功能和解决纠纷功能上更钟爱内部监督功能。短时间来看,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也是立法创新。但从长远看,《行政复议法》这种功能定位片面地割裂了复议三个功能的内在联系,是不科学的,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不仅不会确保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还会成为权利救济的障碍。只有将内部监督、行政救济和解决纠纷这三种功能妥善结合,协同作用才能避免《行政复议法》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四)《行政复议法》缺乏与之配套的程序法

纵观世界各国行政复议立法,不仅拥有《行政复议审议规则》等相关配套制度,还针对行政复议法律主体、回避等规则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为了避免配套制度的欠缺导致《行政复议法》的任意性和随意性,我们应该借鉴各国复议机构组织规程及审议规则的相关立法,为我国《行政复议法》保驾护航。

三、关于修改我国行政复议法的几点建议

笔者通过对《行政复议法》的缺陷和不足的列举及对其产生原因的分析,拟从行政复议机构重建及人员设置、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完善行政复议程序等方面,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完善行政复议法律主体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行政纠纷完全依靠司法程序解决是不现实的。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业务优势,由自己来纠正下级不当或违法的措施,坚持依法办事,势必会比法院处理来得更加及时、高效,更有利于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

其次,要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及行政复议办公室,对辖区内的行政复议案件进行统一管理。为了进一步体现行政复议的中立地位,可以采取委员会的委员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适时地引进法学专家、社会专业人士等作为兼职委员参与到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当中,一方面提升了行政复议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社会监督的透明度。

最后,行政复议工作队伍的自身建设还是重中之重。因为他们是复议案件审理的主力军,因此建议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要经过法学专业学习或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此外还要经常性地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构建信息交流平台,同时还要重视老中青三代工作人员的梯队建设,以确保行政复议工作长期、有序的进行。

(二)拓宽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关键就是扩大行政复议范围,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范畴。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非特定主体制定的,对后发生法律效力,而且有反复适用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目前我国不能对单独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复议,只能是由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时,附带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复议,这样不利于对公民、法人及其它经济组织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因为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要比具体行政行为严重得多,具体体现为损害范围大,具有反复损害的可能性。但是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对全部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复议又不符合社会实际。笔者认为只要将规范国家行为的抽象行政行为如国防、外交等排除在行政复议范畴之外,大可将行政法规、规章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复议范畴,倒是现实而又必要的。这样不仅会实现个案正义,还有助于避免同一抽象行政行为在适用中反复侵权,节约了社会成本。

第二,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畴。内部行政行为主要是存在于行政机关内部,不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影响,一般指行政机关的人事任免及行政奖惩等行政行为。行政复议的受案范畴之所以未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其中,主要是受已经消失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考虑到内部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建设不适宜由其上级机关进行复议。另外,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人事变动及奖惩是对其行政工作的评价,并未损害其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处分或辞退并没有有效的救济手段,即便是《公务员法》和《行政监察法》也没有形成相关的救济体系,这样势必有损其合法权益。因为公务员除去其工作身份外,作为自然人其合法权益同样需要维护,所以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畴是十分必要的。

(三)完善行政复议程序

行政复议程序的完善是修改《行政复议法》的另一大关注点。通过对行政复议程序不足之处的列举可知,过度的反司法化,刻意地与行政诉讼程序相区别是有害无益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行政诉讼司法程序,否则将会抹杀《行政复议法》独立存在的价值性,因此笔者将针对《行政复议法》程序修改提出几点个人意见。

第一,开辟行政复议“双通道”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行政复议申请是由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对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请求其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或合理性审查并给出相应的复议结论。这样就可以避免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可能不愿向原行政机关申请,或即便向原行政机关提出了申请,但原行政机关未能及时将复议申请递交给行政复议机关的情形发生,因此规定由申请人依法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申请人直接将复议申请提交给原行政机关,由原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及时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直接撤销,则更为便利,同时减少了行政复议的案件,又使行政纠纷得以解决。所以笔者建议在修改《行政复议法》时可以考虑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声名异议制度,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收到行政处罚时,如果不服,可于一个月内向原处罚机关申请复议,如原处罚机关认为其理由成立,可撤销处罚,如认为其理由不成立,可移送上级行政机关裁决,这样可以为当事人开辟行政复议的第二渠道,供其选择。申请人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方式,既是人性化的考虑又是司法高效的体现。

第二,为了保证行政复议案件的公正审理,笔者建议将回避制度引入行政复议。回避情形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行政复议人员出现应当回避的情形,应由申请人或本人提出回避,以便确保行政复议案件的公正审理。

第三,行政复议原则上是书面审理,只有当申请人提出或行政复议机关认为有必要时才进行听证审理。笔者认为由于缺少了申请人、第三人与被申请人当面对质辩论,不利于复议案件的审理。一旦遇到案情重大、复杂或案件事实不清等情形,开庭审理,通过言辞辩论,更容易让复议人员厘清案件事实,从而得出公正的复议结论。对于申请人一方也体现了充分的尊重,给予了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从而可以减少由于案件事实不清、认定不准确情况的发生。

第四,行政复议案件千差万别,既有案情重大、复杂的也有事实清楚相对简单的,如果我们不将其进行合理的区分而以同样的标准进行复议,势必不利于复议案件的审理。建议在行政复议法修改时考虑将复议程序分为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般程序主要针对案情重大、复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案件事实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的情形,通过在复议人员的主持下经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充分质证,最终厘清事实做出正确、公正的复议决定。简易程序主要针对案情事实认定清楚、相对简单,申请人也愿意采取简易程序,高效处理行政纠纷的情形,在简易程序中如果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同意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来解决行政纠纷,也要为其提供表达诉求的机会。除此之外,在行政复议案件中适度地引入调解或允许当事人实现和解是我国《行政复议法》修改的重大举措。通过领会《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适用方法:首先要尝试运用调解和和解的方式去解决行政纠纷,如果经过调解和和解行政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行政纠纷中仍然达不成协议的,就要依法及时地做出公正的复议决定。因此,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适度引入和解制度,势必会收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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