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读鲁迅通往范文
重读鲁迅
演讲人：杨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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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我从鲁迅的文化血脉、哲人眼光、志士情怀、巨人智慧等多元角度，以古今文献、金石文物、野史杂著、风俗信仰、地域基因、时代思潮以及鲁迅的深层生命体验方面的丰富扎实的材料，对220余篇文章进行有根柢、有趣味、有独到眼光的评点。这实际上是为五四前后的半个世纪的文化精髓谱系作注，为20世纪最深刻的一位思想文学的巨人，作方方面面的解读。以一人之力进行如此充满挑战性的事情，诚如《诗经》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今将这些评点奉上，意在获得更多的批评指点。
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此后我发表的若干关于鲁迅的文字，创造了个人学术生涯的颇有几个“第一”。1981 年上半年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4年4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综论》，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由此迈出的最初的学术脚步，是我后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并孜孜矻矻探寻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源和本质的第一个驿站。选择这个学术思想出发的驿站，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奔袭，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于是在最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 (《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8月)，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地大清理。清理的结果，使我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有此标杆，令人在思想学术上不容稍微懈怠。
最近，我把总字数133万言的这三份材料，作了一次校对，把校勘所得写成两篇文章：《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如何推进鲁迅研究》，每篇都是两万多字，前一篇还是草稿。文章写得很匆促粗糙，只不过想把近年重回鲁迅的心灵轨迹作一番清理。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往思考这个问题，往往罗列鲁迅的一系列观点，不妨换一个角度，鲁迅在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上留给我们什么启示。观点是具体的，容易随着历史的行进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质或思想方法，则具有潜在的普适性，运用之妙，可以进入新的精神过程。
严峻深邃的眼光
鲁迅有33篇小说，有16篇写到“眼光”。《奔月》写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把一 个看作人物精神的要紧处。《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绛洞花主·小引》谓对于《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眼光是认知世界关键。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说： “读书须眼光透过纸背，勿在纸面浮去。”
在《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每一本书中，都夹着我手写的书签：“读鲁迅可使心灵的眸子如岩下电。”强调的也是“眼光”。香港版《鲁迅作品 精华》作《弁言》也说过：“我们观察中国事物之时，灼灼然总是感受到他那锐利、严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什么，申斥着什么，期许着什么”;“‘鲁迅眼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 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鲁迅学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从而使他丰厚的学 养和深切的阅历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历史通识。”
比如解剖国民性的命题，《阿Q正传》写阿Q式的革命：阿Q所梦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连自由党都讹成“柿油党”，反而《三国》《水 浒》《封神》等小说及地方戏剧《龙虎斗》中的各种兵器，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带有民俗狂欢的讽喻性。鲁迅眼光看透了群体潜意识。鲁迅有一个透入人们灵魂的发现：“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调集·谚语》) 这是鲁迅的眼光，那种认为鲁迅解剖国民性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殖民思想”，是离开事物的本质，或把事物本质虚无化的不实之论。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还说：“谁能设想鲁迅仅凭一枝形小价廉的‘金不换’毛笔，却能疾风迅雷般揭开古老中国的沉重帷幕，赋予痛苦的灵魂以神圣，放入一线晨曦于风云如磐?他对黑暗的分量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一进入文学旷野便以身期许：‘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靑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赋予新文化运动以勇者人格、智者风姿。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读鲁迅，可以领略到一种苦涩的愉悦，即在一种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体验着他直视现实的‘睁了眼看’的人生态度， 以及他遥祭‘汉唐魄力’，推崇‘拿来主义’的开放胸襟。他后期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活生生的，毫无‘近视眼论匾’(参看他的杂文《扁》)的隔膜。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关于家族、社会、时代、父子、妇女，以及文艺与革命，知识者与民众，圣人、名人与真理一类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通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智慧禅悦。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类乎‘过客’的精神驱动力。”
鲁迅杂文，得力于他那种随手拈来的杂学。民初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练内功。思想痛苦的医治，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没有民国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经，搜集汉画像和金石文物，就没有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鲁迅。
鲁迅的人文兴趣广泛，少好绣像、俗剧，长嗜古碑、汉砖和木刻，借以体验文化趣味和古人心灵。文学家的鲁迅，是以博识者作为其文化修养背景的，1925年作《看镜有感》一文，写得如此驱遣自如，诚然显示了博识者风采。杂文，乃是鲁迅创造的与民族国家共患难的文化方式。
强悍的骨头
鲁迅是大智大勇的启蒙斗士，《自嘲》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骨头之硬，来自鲜明而热烈爱与憎的锤炼和淬火。“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女吊》写一种“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吗?鬼本该连着“黑暗”和“死”，鲁迅却从中激活强悍的生命，由此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上无可重复的意义方式和意义深度。
悲悯求索的情怀
由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惊世骇俗，到1919年写《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间，鲁迅小说形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显示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渊深莫测。在《孔乙己》中，鲁迅捡起故乡街市有如随风飘落的一叶陈旧人生的碎片，夹在狂飙突起的《新青年》卷页之间，由此审视着父辈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运，行文运笔充满着悲悯之情。这就是他们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吗?其地名、其人名，充满反讽的张力。
不仅文章与文章之间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创，而且书与书之间呈现了精神求索的独特的深度。《呐喊》冲击力强，《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启蒙。辛亥过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讲理学的本家叔辈老监生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似乎历史并没有由于思潮推涌而迈步前进。
《孤独者》反思“孤独”。胡适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里面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的话：“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对此深度反思的结果，孤独的魏连殳，怎么能说的“世界上最强的人”呢?他只有一句“我还得活几天”，这是魏连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复鸣响。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出卖人生价值为代价的，胜利意味着失败：“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伤逝》沉浸于对更年轻一代知识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开头就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忏悔格调。哀婉源自对青年知识者的青春礼赞，以及对青春失落的哀伤。其中剔出了一种“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学”：“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这条摆脱不掉的细线，就是社会习俗、宗法势力、经济体制，左右着青年知识者的命运。《离婚》反思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翻滚后，乡村依然是士绅的厅堂原则压倒和制约着乡野原则。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屁塞”，轻而易举地打翻了爱姑的“钩刀脚”，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无物之阵”。
至于《如何推进鲁迅研究》，就不准备细讲了。其中认为，鲁迅是一口大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依然觉得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 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我讲了推进鲁迅研 究的五个维度，即更深一层地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根本性了。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 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他是把思潮和血脉并举，而使之相互对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义和国人之自觉。思潮离血脉而浮，血脉离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脉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鲁迅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转换流向和形态。如鲁迅所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 是发声器，才会共鸣。”(《热风·圣武》)血脉是解释思潮为何及如何“着火”“出声”“共鸣”的内在根据。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比如解释《朝花夕拾》开篇的《狗·猫·鼠》，就可以启动地域文化和文献学的角度，上溯到八百年前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五有《赠猫》绝句云：“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这对猫的捕鼠功劳相当感激，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述“猫，都人畜之，捕鼠”;陆游又借猫来吐露家境的贫寒，连累了猫也挨饿受寒。到了《剑南诗稿》卷三十八，又有《嘲畜猫》诗曰：“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鱼餍足，不顾鼠纵横。欲骋衔蝉快，先怜上树轻。朐山在何许，此族最知名。”注云：“俗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惟不教上树。又谓海师猫为天下第一。”陆游为山阴(今绍兴)人，与鲁迅有同乡之仪。鲁迅幼年听到的故事与这里的“俗言”一脉相承，但鲁迅听到的猫是虎师傅，陆游却说是“虎舅”，加了一层亲缘关系。
又比如，讨论鲁迅的美术关注，以发现“东方美的力量”为主旨。1935年，他给木刻家李桦写信：“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 页)他由此设想一种新的美学形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鲁迅。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二十年的两端，购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里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鲁迅收藏的山东嘉祥等地的汉画像拓片405种，多是民初沉默期所得;南阳汉画像246种，则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通过王冶秋转托相关人士拓印所得。许寿裳称赞：“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页)。其间曾用南宋人洪适《隶续》校订《郑季宣残碑》。考证古碑时，对清人王昶(号兰泉)的《金石萃编》多有订正。1915年末，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清人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鲁迅的金石学、考据学修养，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的，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东方美的力量”，借以遥祭“汉唐魄力”。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来源：光明日报
第二篇：重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作品
我之前已多年没接触先生的作品了。
按说，一个工科生，和先生的作品的关系确是不大，但口中却会不时地冒出一两句来自于先生的口头禅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此看来，到还有些关系。
一谈到先生的作品，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啊Q，不是孔乙已，而是闰土，那个先生少年时的朋友，当然，也仅限于少年时。会有这种反应，大概是因为同样处于少年时的我，便读到了这篇文章，从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故乡》是写鲁迅先生自身的故事，我觉得但凡看这种写自己的文章，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都是很重要的。《故乡》是鲁迅1919年从北京回故乡的见闻.但它深刻地概括了1921年前三十年内，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由此，我可以想象出文章开头时描写家乡的萧条景象，那正是整个社会的反映：农民们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到头来连维持温饱都困难，这也为下文写闰土的变化作下了铺垫。
接着文章写到了闰土和迅哥儿的相识，及与其分别时显露出的深厚感情。从小在城市生活的我也如同鲁迅般深深地喜欢那闰土描述的海边的乡村景色，同时也为两个少年即将分离而无奈：“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我能想象出两个一见如故的少年要分离时那种情景，也在期待两人的重逢。
但，物是人非，二人再见时，双方的身份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其时，正如“豆腐西斯”所说，迅哥儿阔了，而闰土，则成了他父亲一般在海边种田的人。两人的身份地位不允许他们再兄弟相称，我不想相信而不得不信，他们最终会成为陌路人。
而宏儿和水生，便如二十年前的迅哥儿和闰土一般，也成了好朋友，甚至在离开故乡时，宏儿还想去水生家里玩，一如二十年前的迅哥儿。至于二人到了以后会怎么样，鲁迅则以为他们都必须有自己的新生活， 上一辈人未曾有过的新生活。
造成迅哥儿和闰土之间隔阂的除了旧社会的腐朽之外，他们自身不敢于去冲破社会阶层的约束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假如当时每个人都能走出那一步，地上自然就有了路，后人也就能沿着路越走越远......
第三篇：读《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是在我读关于中国当下劳工问题相关资料时，了解到的。一直都想读一下，中间，因为各种原因，拖了很久，直到今天——六月的最后一天，才将这薄薄的一本书读完。读完以后，还是很有一点启发的，这中间既有计划体制何以必定导向极权政治的深层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原因，也澄清了许多司空见惯的谬论。尽管哈耶克是在1944年完成这部批判“国家计划等于全民奴役”的作品的，但他对于计划经济之下，自由、民主、法治覆亡的精彩论述，仍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我国实行了长达30年完全的计划经济，而直到1992年才正式宣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计划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与此相对，经济计划之下，人的被奴役、法治的被搁浅、自由的被践踏、民主的被虚化等问题仍深深困扰着民众。在此背景之下，读《通往奴役之路》所引起的思考，就多了一层现实的东西。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哈耶克在这时出版这本书，警告人们，中央计划经济是“用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条国家通往地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追究，何以当时的众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底层的民众越来越倾心于中央计划经济呢?何以在英国——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最为坚实的国度，中央计划思想竟会逐渐泛滥呢?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造成的，”即人们越来越不满于自由市场经济下，产生的种种问题，譬如经济危机、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上存在的特权、垄断，这些在自由经济的语境下，都被算在了自由竞争的头上。如果细心思考的话，自由竞争使得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私有财产使人们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人被更大程度地解放了，然而正是自由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产生了更大的欲望——通过有意识的计划可以使人们规避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完全的保障。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无疑在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其显著表现就是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也算是契合了人们的心愿吧，不过，1973年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滞胀，则宣告了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模式存在着深刻的弊端，而这，也正是哈耶克所主要攻击的。
哈耶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主要针对德国、俄国。
对自由主义信条造成主要威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前提是，伴随着自由竞争和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行业会逐渐由垄断组织所控制——规模化生产的低边际成本和大企业的先进技术使得竞争没有可能。而哈耶克则认为与其说垄断是竞争的结果倒不如说垄断是政府具有偏向性政策的结果。譬如，如果说垄断时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的结果，那应当是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地方，越早出现大型垄断组织，但事实是，垄断组织首先是在比较年轻的工业国家美国和德国出现的。而德国大型垄断组织的出现，和政府周密的扶植政策密不可分的。换言之，使得垄断组织能够长期在某一领域居于垄断地位而免于受其他竞争者挑战的，与其说是因其规模和技术而导致的竞争的不可能，到不如说是政府高度保护性的政策使得竞争变得不可能。而英国也只是在过渡到经济保护政策以后，垄断组织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哈耶克在本书中认为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德国以及之后的许多国家追随19世纪的思想家的思想的结果，即“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不可避免的是思想。”我觉得除了思想方面的因素，具体的现实更可能是加剧众多国家逐渐倾心于国家计划的原因。而现实就是，1929年，大萧
条之后，使众多西方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并不是古典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政府的不作为，而恰恰是政府的大有作为使得人们逐渐走出失业的阴影，与此同时，两个典型的中央计划国家德国和俄国的迅速崛起，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计划的魅力”，二战的特殊情况，加重了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人们觉得似乎19世纪的思想家们关于中央计划经济的鼓吹和对自由经济的诘难是对的。现实和思想的互相促进加剧了这一过程。
然而计划的核心魅力在哪里呢?它勾起了无数人理想状况下的狂热。在自由经济状况下，事物出于一种自生自发秩序之中，这不仅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对局面的控制能力，更意味着无数人关于经济的完美设想不能强有力地推行下去，这实在是令很多人沮丧的——明明有更完美和更高效的方式，却无法实施。而计划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它可以迅速集中大量的资源完成某一个单方面的目标，这种速度和效率是自由状态下所根本不能想象的。正是计划的这一优势，使得许多胸怀理想的人幻想借助国家计划迅速实现某个理想或者社会抱负，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目标只有借助计划才能充分实现。然而，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矛盾——社会的最优和某一领域最优的矛盾。无数的人都希望通过计划来实现他们认为的最重要的社会目标，而除非他们的价值观是统一的，他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否则他们就无法在具体在哪些方面集中资源得出统一结论。而这时，就只有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来做决定，但事实是，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能够清楚社会资源运用的最优解是什么。这样出于美好愿望的结果只能是资源运用的非效率，比如和运输量不匹配的公路，和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匹配的政绩工程，这统统都是资源的误用。
民主和计划是不相容的。民主与计划的矛盾主要在于民主议会在产生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时的无能，这就必须使得政府摆脱民主程序的羁绊，自由地制定计划，自由地实施计划，换言之，计划必然产生经济上的独裁。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裁，在民主之下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是混乱不堪——经济领域的过于庞大使得无法通过表决来达成一致意见。从根本上讲，人们之所以对于庞大的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不仅仅因为任何人的智力和想象力的有限使得他不能形成一个可以衡量全社会的价值尺度，还因为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有限经验所形成的价值尺度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意味着，人们所能达成一致的仅限于某些一般性的规则和十分有限的共同目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使得表决无法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计划。然而，一旦经济上产生了独裁，独裁就势必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坦率的讲，民主只有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处置私有财产的竞争体制下，才能实现。而独裁的结果是，人们自由的丧失，人们重新回到等级森严的“身份”社会中。
法治和计划是不相容的。计划要求的是独裁者无限的权力，法治要求的是将权力关在规则的笼子里。具体的讲，法治要求必须有一种一般的规则，这种规则首先是针对政府本身，然后是针对所有公民。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在一件事未发生以前，就可以根据规则预见到政府或者其他公民会采取什么行动，从而根据这种预见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而计划经济下，政府不可能根据一般性的规则办事，因为，计划当局面对的是复杂的经济运行，从一般性的规则当中根本找不到答案，它必须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行动，而且具体的行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可能直接和决策者的情绪、偏好、利益相关，人们根本就无法预测政府的所作所为，因为政府是不受限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不再通过努力预测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尽量做出准备，而是设法使得决策者做出有利于人们的决策，
这意味着，对于不同的人的差别对待，人们又回到了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掌权的人才能致富，人人都是被权力奴役的工具，这种奴役程度又因为现代先进的技术设备达到古代所不能达到的地步。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经济控制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对人全方位的奴役。从根本上说，私有财产是我们能自由做出选择的最后保障。哈耶克认为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等于控制了我们可以用以实现目标的所有手段，这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将不再有能力去选择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将失去所有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是万恶，最根本的是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必须接受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因为他别无选择。这里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是众多的，劳动者有着充分的选择权，正是劳动者自由的选择权保证了劳动者不可能被无限地奴役，因为他可以转向其他人。但是，当所有资本都被集中在国家手中时，不管资本名义上的所有者是谁，劳动者必须为一家雇主——国家劳动，他没有任何的选择权，而国家资本的实际管理者可以凭自身利益、偏好、情绪施行任何的差别待遇，因为，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个人一旦摆脱国家，将无路可逃。
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两条路：自身命运由几个人决定或者是自身命运由自身的才能和运气决定。前者以失去选择的自由为代价来获得语义上的绝对平等，后者以相对不平等为代价来获得选择上的自由。不可否认的是，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要少得多得多，但是也只有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才能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掌权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因为，他至少有选择的自由。由于生产资料私有，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而在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中，谁掌握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谁就有掌控我们的全权。这种掌控，不仅仅是外在行动上的掌控，还包括精神上的掌控。赋予计划正当性的不是计划本身，而是为计划量身定做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仅是独裁者自我陶醉的麻药，还是统一价值观的社会麻药，这种麻药不是理性的逻辑说服，而是信条的重复，在全社会被高度管控的国度，谎言不用重复一万句就已经成为了真理，而且是被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真理，这种业已成为真理的麻药使得一切不合理事物成为理所当然。
人们被全方位的掌控意味着，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服从组织、服从上级、服从集体、服从领袖变成至高的信条。而相应的，国家也许诺给人们一种保障，这种保障是绝对平均的，换言之，人们获取的酬劳，不因为他们对社会的用处不同而不同，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齿轮式地例行公事，因此，希望人们能竭尽全力只是一种幻想。保障的代价不仅是选择的自由还是效率的低下。在当下社会，绝对平等的保障没有了，但是在特定领域内的保障即特权十分严重，随着有保障的人和无保障的人的差距(地位、薪金)越来越大，一套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就会形成，人们不再被自身的能力被评价，而是被是否获得某种确定的保障为评价标准。每年有众多的高校毕业生希望进入体制内，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特权性质的保障。
在总结何以德国、俄国最终走上计划经济、极权政治的道路时，哈耶克认为，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过于发达，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这也充分说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自由只有在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才能充分实现，而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资产阶级不够强大的地方，民主、自由、法治必然是不稳固的，自由、民主观念必然是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心中的。通读《通往奴役之路》，最使人玩味的就是，一切道德的热忱、理想主义的狂热、天
堂般的梦幻都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前兆，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当个体被群体裹挟、当群体被某些人的狂热裹挟、当某些人被自己一厢情愿的某种理想裹挟，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何以会有如此狂热的人，譬如希特勒、毛泽东等人，而是无数的个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何以会被群体所裹挟，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失去自己的价值判断?低水平的小农经济，历史上长时间的专制，文化上长时间的对圣王的渴求，畸形的民族优越感所引发的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民族狂热的原因。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在自由竞争经济之下，在现代观念的洗礼之下，在越来越多人的公民素质提高之下，人们必定会有自觉运用自身理性的勇气和能力，这也是启蒙的真正含义。
第四篇：通往奴役之路书评
《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最知名著作。这本书被翻译超过20种语言出版，哈耶克称要将这本书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读一读。《通往奴役之路》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著名，而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在我看来《通往奴役之路》其实应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哈耶克著书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正值纳粹德国大肆侵略别国和施行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行。与此同时，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哈耶克以缜密和清醒的思维态度，告诫世人，不要被当时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的理想所蛊惑。哈耶克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哈耶克警告知识分子们，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目标所要付出的效率方面和自由思想的权利方面的代价。《通往奴役之路》精辟地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持的、其运行之规律、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等等。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耶克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判断非常醒目的标明在封面上——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换言之，伴随着计划经济民众将不断失去自由最终彻底的变成不自由。
哈耶克在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论断，即西方国家热衷的国家干预经济并不是自由主义在和平时期的演进，反而是会向计划经济前进。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必然通向“奴役”。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西方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潮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哈耶克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24。可以说，计划经济就是给所有人强制规定了计划，个体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要求每个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不论此选择结果如何。而计划经济正是遏制了普通民众选择的权利，因此，也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作者所反对的。
之后，哈耶克也对计划经济的计划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本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6-46。哈耶克随后对计划经济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在那个时代有人认为垄断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发展一定会导致垄断。政府只能在垄断组织控制生产和政府计划中做出抉择。然而，哈耶克认为“在计划经济不可避免性的论证中，技术的改变已经在数量逐渐增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这个信念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的学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7-47。然而产业集中化理论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同时各种实证研究证明，科技生产水平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垄断，反而是政府的有意扶植造成了行业垄断。因此，垄断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在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必经的演进过程典型国家的德国，自从1878年以来，卡恃尔和辛迪加的发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统的扶植。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手段，而且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9-50。反而在社会经济十分复杂时，自由竞争比中央计划更加有效。只有充分竞争状态下，即生产者只能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却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才能有效利用价格体系调节经济。反观德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德国并不是自发形成垄断，而是依照德国思想家所划定的路线前进。“因此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1-51。
不论在何种社会，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每一个人的效用，包括了无数的变量。同时，不同人的生活环境，价值观，教育水平等等都不尽相同，因此，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严格意义上都是不相同的。社会经济中，政府不能简单地宣称“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作为单一的目标。这种目标已经预先假定我们每个人是拥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但是一个人的效用包括了一系列的变量，是一个多维的向量空间。但是，集体主义者依照一个单独的变量来规定我们的一切活动。并且他们认为这个效用函数是很完备的，不论任何人，此效用函数对其都适用。现实中肯定不是如此，并且有些东西对某些人效用为正，对其他人来说效用就为负，且不同变量的权重也不尽相同。举个简单地例子，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时间对其的效用就比金钱更大，但在低收入人群看来，金钱效用远远大于时间。因此计划经济政策很有可能一刀切，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成全了另一部分人。计划经济通常要求民众为某一“更为高尚”的利益做出牺牲，而这类高尚利益通常被简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口号。于是，当计划经济的领导人要求部分人牺牲利益时，除了受害人之外的所有人都会认可和支持，因为这被视为是善良公民应有的义务。如果受害人不愿做出牺牲，就被认为是反对国家和人民的。民众受到社会道义的绑架，不得不牺牲自己。哈耶克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即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损害。个人主义者认为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且，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且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但是集体主义者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求个人按照集体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和偏好，集体的需要应该至高无上且优于个人的喜好。
如果集体的需要随意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则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种屈从就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所有的抗辩都会淹没在“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中。哈耶克的简练地总结为一句话，“当这个制度由一个集体主义信条支配时，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自行毁灭。”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0-71。哈耶克的观点固然有些偏颇，但也说明了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弊病。扼杀了人类自由的本性，以及突破现有框架进行突破创新的欲望。而且某些牺牲是完全不合理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农村价格剪刀差。利用低廉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城市发展，牺牲农民的利益。更可怕的是利益集团制定出有利于自身损害普通民众的政策。这些也是中国现在发展需要注意的。但是集体的某些政策确实是为了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比如社会保障制度。因为自由竞争的经济在某些条件下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但是帕累托最优仅仅是效率上的判断，并不代表分配上的公平。哈耶克奉行自由主义，他认为个人只要是凭自己能力奋斗，而没有藉由体制或政府管制获得的特权，其所获得的财富都是合理合法的。不管落得何种下场，贫穷或富贵都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确有遏制民众自由生活的行为，但是在公共物品等方面，经济学已经证明了市场行为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的。政府的行政命令在这些方面可能更加有效。当然，前提是命令必须是深思熟虑，不以谋私利为目的的。
哈耶克在法治与民主上也进行了一定了论述。所谓“法治”，并不是人民守法，政府行法就足够了。法治在根本上是中立性的，它与民主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真正的法治在近代是由民主政治衍生出来的。法治对于民主政治， 只是一种必要条件，并非成分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说，没有法治一定没有民主政治，但有了法治，而其他条件未满足时，不必是民主政治。由此可证，法治一定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更不一定是到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法治之下，政府的政策，应以固定的法律为依据。在行使专断权力的政府统治之下却并不如此。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政府可能把生产导向其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法律条文是可以预先制定的。但是，在法治之下，这些法律制定，并非为了特殊的个人达到其特殊的目标，或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法律只是满足每个人各种不同目标的工具。这些法律的制定，应该是长期的规划。在规划中，我们不能明确知道这些规律是否只有利于某些特殊人物，而不是有利于其余的人。法律的公平精神由此体现。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无必然联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在受法治原则的支配。“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3-83。我是十分认同哈耶克对此问题的看法。一个国家如果立法出现问题，那么法律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调整，人们对规则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对于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是我国目前立法存在着许多问题。下位文件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不同部门规范性文件相互矛盾冲突。而且某些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规范来调整。而且我国的立法过程通常表现为由上而下，更多的体现了党和上级的意志，这其实与立法民主精神相违背。同时，立法时更多的体现了部门地方利益。这其实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恶法，立法目的就是对特定的人有利。中国过去过度依赖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因此政策往往具备法律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改革的进程中，谁先获得了政策优惠，谁就可以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而获益，而谁掌握政策权限，谁就有更大的支配权。由于历史传统、体制改革等因素，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而且我国的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中央的权力又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虽然这种体制曾经起过较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弊端日益凸现。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党的领导职已经逐步取代国家机构的管理职能，使国家机构的权力逐渐向党组织集中，党组织日益成为整个国家体制的中心。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关系逐渐转化为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中共也经常对立法进行直接干预。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提出了法治的口号，改革正在进行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正在提请大会审议。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立法法则是规范国家立法活动的重要法律，这是一部宪法性法律，其法律层级仅次于宪法。通俗来说，立法法是管法的法。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意味着立法本身受到更加谨慎严格的对待，在“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这样的目标下展现问题意识，并勇敢坚决地做出改变。
总体来说，哈耶克这本《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好书，其中的很多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深刻的也是犀利的。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灾难。不管是苏联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中国的“文革”，在个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度里一旦爆发起大的运动，受害最深重者必将是普通民众。而每年饿死无数人的朝鲜勒紧裤腰带也要每年花费巨资进行导弹试射，这与中国60年代德国30年代的做法又何其相似。《通往奴役之路》对我们这些在爱国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我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残余，比如法治的不健全，比如对于物权保护的欠缺，比如集体主义对于个人效用的压迫。同时，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也过于偏激了，将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我并不十分赞同。但其的初衷应该是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而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到中国正在逐步改进一些错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第五篇：通往天堂的路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在为主麻服务之后，伊玛目和他11岁的儿子总是会拿着“通往天堂的路”的宣传单和一些伊斯兰宣传册去城市最繁华的市中心去宣传。
有一个特殊而有吉庆的星期五的下午，那天，天气非常的寒冷，并且下着倾盆大雨。伊玛目和他的儿子带着他们的宣传书籍准备去街头散发。因为冷小男孩裹紧了衣服，抱紧了肩膀取暖，他说：“爸爸，我准备好了。。。!”他的爸爸就问他说：“你准备好什麽了?”
“爸爸，现在是我们该出去发传单的时候了啊!”
爸爸回应到：“儿子，现在外面太冷了，而且还下着大雨。”
小男孩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的爸爸说：“但是爸爸，地狱不会因为下雨天就关门了啊!”
爸爸说：“儿子，这样的天气我不想去了。”
小男孩沮丧的请求：“爸爸，那请让我去好吗?”
他的爸爸犹豫了一会儿说：“好吧，儿子，传单都在这里，你可以出去，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于是，小男孩就带着传单冲进了雨中。
这个11岁的小男孩走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街道，并且挨家挨户的给每一个他看到的人散发了他的传单和小册子。
在雨中奔走了两个小时后，他全身都湿透了，在刺骨的寒冷中之剩下最后一张传单了。于是，他在街角停了下来，四处搜索是否有人可以发送传单。但是，整条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他向他转身后看到的第一家人家走去。到了门口，他礼貌的按了门铃，但没有人搭理他。
他不停的按着，但是，还是没有人回应他。他等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回应。最终，这个11岁的小男孩决定放弃离开了。可是，突然有什麽东西阻止了他。接着，他又转向那扇门，继续按着门铃并且用他小小的拳头去敲打着。他等待着，不知道是什麽原因让他不愿意离开那扇门。
他一直按啊按，这个时候，门慢慢的打开了。
一位眼神充满了悲伤的夫人出现在了门口，她轻轻而有温柔的问道：“孩子，我能为你做些什麽吗?”这个小男孩说：“夫人，很抱歉打扰了你，但是，我是想告诉你‘安拉真的很爱你，关心你。’我来这里是想把这最后一张传单送给你，它会告诉你关于安拉的一切，万物的真理，并且怎样得到安拉的喜悦。”
他把他最后的传单给了她，然后转身离开了。。。
正当他转身的时候，那位夫人说到：“谢谢你，孩子，愿上帝保佑你!”很快的，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主麻之后，伊玛目做了演讲后说：“你们有什麽问题或者愿意说点什麽吗?”
这时候，在最后排的妇女群中，传来了一位夫人的声音，很显然，这声音里透着她的快乐和满足。她说：“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可以参加这样的聚会。你看，上个星期我还不是一个穆斯林，并且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穆斯林。不久前，我的丈夫离开了人世，他留下我一个人孤独的面对这个世界。就在上个星期五，那是一个特别寒冷并且下着大雨的星期五，我的心就如寒冷的天气一样，心灰意冷。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
到了尽头，我完全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和意志。因此，我拿了一根绳子和一把椅子，来到了我家的阁楼上。我把绳子牢牢的系在了屋顶的椽子上，然后站在了椅子上，将绳子的一头缓缓的套在了我的脖子上。当我决意要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突然听到了门铃声，急促的门铃声和巨大的敲门声使我感到惊讶。我没有回应，默默的等着它停止。然而，我等了又等，但它始终不停的响，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且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
我心想，这个时候谁会想来见我呢?这么久了，从来没有人来看我啊?我解开了脖子上的绳子，来到了门前，此时门铃还是执着的响着。
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的门前站着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如天使般的小男孩，他微笑的脸，请原谅我无法向你形容。他的声音使我早已死去的心开始复苏，他用天簌般的声音告诉我说：“夫人，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安拉真的很爱你也很关心你。”
他把拿在手上的“通往天堂的路”的小册子放在了我的手上。
然后，这个小天使消失在这个寒冷的下雨天。我关上了门，然后开始逐字逐句的阅读书中的每一个字母。然后我去了我的阁楼，解下了绳子挪走了椅子，我想我再也不需要它们了。
你看，自从得到了上帝的指引后，我便成了一个快乐的人。小册子上有你们的地址，所以我来到了这里，我想亲自对在我人生最危难的时刻出现的那位上帝的小天使说声谢谢，是他让我开始珍爱我的灵魂。
清真寺里没有人流泪，巨大的赞美声：“真主之大”响彻在人们之间。当伊玛目的爸爸走下了演讲台，他缓缓的走到了他的小天使跟前，他看
着他的儿子，然后拥抱着他的小天使无声的哭泣。贾玛清真寺从来没有这样耀眼的时刻，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这样一位充满着爱，因为儿子的荣誉而感动的爸爸了吧，它应该是最引人的一个吧。祝福每一位读过这个故事的人。
不要让这个故事停止，要不断的去阅读，并且把它讲述给每一位你认识的朋友。天堂属于他的人们。记住，安拉的讯息能让每一个人改变他的生活。请分享这个美丽的故事。
替真主传达他的语言，你会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感受到他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