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书

量刑建议书（共8篇）

篇1：量刑建议书

XXX人民检察院

量刑建议书

检 量建[ ] 号

被告人________涉嫌________犯罪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______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__条______第______款______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______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为______。

因具有以下量刑情节：

1. 法定从重处罚情节：____________

2. 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____________

3. 酌定从重处罚情节____________

4. 酌定从轻处罚情节____________

5. 其他____________

故根据______(法律依据)的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______(主刑种类及幅度或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______(执行方式)，并处______(附加刑)。

此致

________人民法院

检察员：

年 月 日

(院印)

篇2：量刑建议书

被告人：宋小平

案由：涉嫌交通肇事罪

起诉书文号：吴检刑诉字(20xxx)第1号

被告人宋小平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宋小平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具有以下量刑情节：

1.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无。

2.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具有自首情节。

3.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无。

4.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无。

5.其他：犯罪嫌疑人辛二朝没有与被害人刘波达成调解赔偿协议。

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宋小平有期徒刑三年。

此致

吴堡县人民法院

检察员：孙文成

助检员：艾金鹏

篇3：浅议“量刑建议权”

关键词：刑罚权,公诉权,量刑建议权

一、有关量刑建议权含义的争论

目前理论界对量刑建议权的定义有诸多观点, 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量刑建议权等同于求刑权。“就是在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中检察官代表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意见, 至少应当确定一个较法定量刑幅度以内的更确定的量刑意见, 合议庭在评议时应当对检察官的求刑意见充分考虑;”[1]。二是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 区别于求刑权。求刑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求刑权专门指与刑法的适用密切相关的行为性质和刑罚量刑问题, 即量刑意见;而广义的求刑权除了量刑意见外, 还包括了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的问题。”[2]

虽然在量刑建议权的定性上存在差异, 但是无论哪种观点,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量刑建议权的实质是检察机关针对被告人的刑罚适用而向人民法院提出的意见, 即“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公诉案件中, 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客观、充分认定被告人具有的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情节的基础上, 通过《量刑建议书》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量刑的意见”。[3]因此, 量刑建议权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确定指控犯罪的基础上, 提出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以及执行方式等合理意见, 并请求法院采纳的一种司法请求权。

关于量刑建议权是权力还是权利也存在争议。权力指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授予特殊的主体行使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支配性力量, 属于政治概念, 与责任相对应;权利指法律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社会需要赋予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主选择的行为, 属于法律概念, 与义务相对应。“权利说”认为, 我国宪法或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并且量刑建议只是“意见”, 对法院的审判结果不具有决定性, 仅起参考作用, 不符合权力的强制服从性, 因此, 量刑建议权属于“权利”,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可以享有。

笔者赞同“权力说”, 首先, 虽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量刑建议权, 这正是法律滞后性的一个体现, 不能以此来否定量刑建议权存在的合理性。其次,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延伸, 既然公诉权属于国家公权力, 自然而然的应将量刑建议权划归到权力的范畴内。最后, 量刑建议权对法院的最终判决没有强制性, 正好符合了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另外,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主体具有特殊性, 仅限于检察机关,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享有量刑建议权的看法, 笔者不敢苟同, 因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是在行使其辩护权范畴内的量刑异议权或量刑答辩权, 而不是量刑建议权, 因而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二、量刑建议权与相关概念的分析

传统的国家刑罚权包括立法机关的制刑权、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人民法院的量刑裁量权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行刑权。公诉权的行使方式主要有决定起诉权、提起公诉权、出庭支持公诉权、决定不起诉权和抗诉权。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 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遏制犯罪、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 包括定罪建议权和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发生在公诉权的行使过程中, 是公诉权与刑罚权的连结点, 是公诉权的自然延伸, 是公诉权的补充和完善, 而公诉权是量刑建议权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对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二级权能、下位概念的定位无可非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于受前苏联的法律监督理论的影响, 加上当时两国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契合, 两国新政权成立时面临相似的境遇和任务, 所以认为公诉权是进行法律监督的手段之一, 这种观点在当今仍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 理所当然量刑建议权也被纳入到了法律监督权的范畴, 并且视之为对人民法院量刑裁量权的事前监督行为。因此, 持以上看法的人没有区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差别, 如“在我国, 法律监督特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运用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 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来保障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的专门工作。”[4]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包括狭义上的检察权和广义的检察权。广义上的检察权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认为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审查, 在确定犯罪的基础上提起诉讼使犯罪受到追诉的权力, 是一项独立的权力, 公诉权是其核心内容。而狭义的检察权即为法律监督权, 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特定国家机关执行法律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监督, 进而督促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的权力, 内容包括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立案行为是否合法的监督, 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以及抗诉权的提出, 对刑罚执行的监督等。因此, 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与广义的检察权、狭义的检察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广义上的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是一项横向的权力, 与审判权、行政权同属于国家权力, 量刑建议权自然也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等权力是对等的;而法律监督权是纵向的权力, 存在着上下级别关系。第二, 量刑建议权仅仅是检察机关的一个意见, 是一项程序性权力, 对人民法院的量刑裁量不会产生实体影响;而强制性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特征, 该权力的行使必然引起实体效果, 如一旦检察机关行使抗诉的权力, 法院就必须启动再审程序;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 公安机关必须遵照执行。综上, 量刑建议权和法律监督权不存在包容关系, 所以将量刑建议权视之为对人民法院量刑裁量权的事前监督行为的观点也是去了存在的基础, 除此之外, 法律监督权必须是对已经完成的法律行为进行评价, 而量刑建议权是在人民法院尚未开始判决前对被告人刑罚的意见, 这有悖于事后性, 进而何谈量刑建议权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范围。量刑建议权虽然不属于法律监督权, 却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使法官的量刑裁量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可预测性更强。

量刑建议权也不同于协商性司法权。所谓协商性司法是指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 必须要求有协商的对象, 具体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就是控辩双方以被追诉人认罪为前提进行合作与妥协, 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相互让步。笔者认为协商性司法和量刑建议权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 两者诉讼活动的对象不同。协商性司法的诉讼活动是控辩双方之间的商量;而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予以量刑的意见。其次, 两者的侧重点不同。量刑建议权主要强调检察机关的责任, 理论出发点是“权力制约”;协商性司法权则主要侧重考虑到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理论基础是“法的效率价值”。最后, 协商性司法权产生于近年来关于辩诉交易的激烈背景下, 就目前我国刑事辩护率极低并呈下降趋势的现状, 可以想象法律意识淡薄的被告人和控诉机关进行协商的阻碍有多大, 可操作性低于量刑建议权的行使。虽然量刑建议权也是近几年来才推广的, 但是目前该权力的行使已经具备了相对稳定的司法环境, 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另外国家的重视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去年两高三部作出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单独作出的通知, 使量刑建议权更程序化, 法律依据更完备。

参考文献

[1]龚振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法理思考[J].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 (2) .

[2]柳萌主编.检察机关求刑操作实务[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3.

[3]刘丹, 邓思清.量刑建议制度探析—以重庆市A区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为调查分析样本[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9 (6) .

篇4：浅议量刑建议权

[关键词]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权；诉讼权力

量刑建议权是在刑事讼活动中检察机关在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充分审查和指控的基础上，依法享有的对其应当判处的刑种、刑期、附加刑以及刑罚执行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岀的明确、具体建议的诉讼权力。开展量刑建议，是全面、充分履行控诉职责要求。开展量刑建议可以保障当事人权益，检察机关既是国家公诉机关，同时又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它既承担对被告人的控诉职能，同时又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行使监督职能。量行建议权属于检察权，量刑决定权属于审判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分工、配合及制约的关系。推行量刑建议权可以使控辩双方就具体量刑问题进行争辩，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更加全面充分，有利于使辩护方的防御更加全面，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力，可以更有效地维护司法的公正。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量刑建议，也就不存在量刑建议的法律制度，因而有法律意义的量刑建议权力也就很难成立。但从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讼权的组成部分来讲，称量刑建议权也是不违反法津规定。因为检察官的求刑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是司法请求权下的量刑请求权，是程序上的权力而非实体上的权力。同时从义务上看，检查官向法庭裁判官提出量刑建议，既是权力又是义务。无论是将量刑建议界定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力，还是界定为法律上的职责，都必然会在法律上引起一定的后果。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量刑建议明确在法津上作出规定，并将其作为权责统一体来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量刑建议的开展有法有据。

提岀量刑建议的时间为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开始到法院对被告人作岀特定的生效刑罚裁判之前的阶段。量刑建议权的提出前提条件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充分审查和指控。检查机关向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提出具体的刑罚适用建议应当包括对被告人所應判处的刑种、刑期、附加刑以及刑罚执行方式。

一、量刑建议权的权力性质

其一，量刑建议权具有法定性的特征。量刑建议权的提岀主体必须有法律依据，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内容受到法律规定的一般限制和特殊限制。具体的权力都有具体的内容。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内容受到刑事讼法和一般性规定的限制，刑法和具有刑法意义的其他规定性文件，既要受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的限制，又要受到刑事讼法和刑法的特别规定的限制。

其二，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被告人的定罪问题提岀明确请求的基础上，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向审判机关提出具体主张的一种量刑请求权。量刑建议权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就世界范围而言，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普遍现象。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性质决定了检察官行使的量刑建议权的公权力性质。从检察官代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来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公权力性质。

权力在特定场合或情形需要借助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实现其内容。从这些意义上看，量刑建议权具有权利的性质。

其一，量刑建议权是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的自由。在多数情况下，法律没有强硬性要求量刑建议权的主体必须提岀量刑建议，而只是认可其量刑建议的资格和能力。量刑建议是否提岀，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提岀，取决于量刑建议权主体在认识案件的各种事实情况之后的自由意志，是由量刑建议权主体自由决定的事情。量刑建议权可以以作为方式或不作为方式行使。

其二，量刑建议权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约束力，更没有强制力，其作用和内容须借助具有强制力的审判权得以实现的。并且只有实现的可能性，没有实现的必然性。量刑建议权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法院的量刑判决。从影响力的程度看，绝大多数的量刑建议权只具备权利的影响力。

量刑建议权的双重性质决定量刑建议对于法院的量刑判决只发挥着影响力的作用。量刑建议权既然属于刑事的权的一个方面，提岀量刑建议就是行使诉权的表现，而不是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量刑建议的内容必须依赖于法院有强制力的审判权得以实现。

在量刑建议的行使过程中，由于案件错综复杂，需要有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以规范量刑建议的行使和实现，目前多数检察机关都有开展量刑建议的内部规定。

开展量刑建议提高了法院判决的准确度和当庭宣判率。由于量刑建议在庭审过程中经过充分的调查和辩论，被告人和辩护方对量刑的意见都围绕公诉人提岀的量刑建议展开，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充分，公开性、透明度、针对性、可操作性增强，差异性减少。固此，法院判决的准确性提高，庭审时间大大宿短，当庭宣判率较大幅度的提高。例如，山东省枣庆市人民检察院，2002-2003年开展量刑建议后，共受理案件351件，对496名被告人提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的占83%，法庭当庭判决率提高了20%，被告人翻供率同比降55%，上诉率也有原来的22%下降到9%。

二、量刑建议权存在的争议

第一，认为量刑建议权于法无据，有人认为是检察机关自己跟自已争权，已客观地影响量刑建议在实践中的运用。

第二，认为量刑建议权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实践中，很多公诉人认为量刑建议没有强制力，

不能称之权力，说了也白说。

第三，认为量刑建议干涉法官独立审判。公诉人若提岀量刑建议，法官有时会碍于情面而采纳，这会干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违反司法独立的宗旨；若法官不采纳，公诉人会觉得没面子，长此下去会影响法官与公诉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公诉人办案的难度。

第四，认为量刑建议使检查机关陷入困境。实践中有人担心，判决结果若与量刑建议相符固然最好，但若不符则意味着不是法官错就是公诉人错了。这时公诉人若抗诉则怕影响和法院的关系，不抗诉则是承认自已错了。

由于量刑建议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有的从提出要求上来界定，有的从提出意见、建议上来界定，有的从诉讼活动来说明，有的从广义狭义来说明，有的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界定。目前还很难说量刑建议是一种真正法津意义上的制度。从诉权和刑罚权的结合上来探讨量刑建议的界定、量刑建议的依据、量刑建议的现实基础、量刑建议的原则等，对量刑建议权的性质及在实践上的规范化和在操作上的具体化进行研究。由于我国开展量刑建议处于试点阶段，时间比较短，在量刑建议方面的研讨中出现一些争议是正常的，说明我们对一些问题研究还不够深透，如量刑建议的提出应当具备什么条件？量刑建议的原则和量刑建议的条件如何区别？对量刑适用的具体建议标准、方式及对公诉人、法官应承担的责任等，需要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量刑建议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可行性分析和设计，从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实行量刑建议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达到行使量刑建议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力，有利于实现量刑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可以更有效地维护司法的公正。

[参考文献]

[1]卞建林.检查机关量刑建议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岀版社，2010，（7）.

篇5：量刑建议的意义

谢鹏程

原连载于《检察日报》2001年8月14日和17日第三版

量刑建议制度是一项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有助于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而且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强化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

一、量刑建议制度是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的良策

我们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一般都比较大，刑诉法规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较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乃至由此引起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答辩，可以帮助法庭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线，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预测性。正如某区法院的一位副院长所说：“如果大家都出于公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是一件好事。” 量刑建议给法庭量刑裁判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公诉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如在起诉书中、在法庭辩论阶段或者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刑事政策以及相关案例的基础上，依法就适用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提出建议。这对于法庭作出量刑裁判是一种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本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虽不具有终极性，但在刑事审判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相应地，量刑裁判权则是审判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裁判权，只有法院才能决定被告人适用的刑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都涉及量刑，但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存在于不同诉讼环节的权力，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辅相成。进一步言之，如果公诉人在法庭辩论或此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就提出量刑建议，辩方还有机会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进行充分的答辩，提出不同的量刑意见和理由，法庭更能全面了解量刑的各种情节，形成更加明确而公正的裁判意见。客观上，量刑建议及有关辩论必将促进当庭宣判率的提高，减少在量刑裁判环节上舞弊的机会。

量刑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目前，法院的量刑过程是刑事司法中比较严重的黑箱操作。虽然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本身并不能直接监督和制约法院的裁判，法院也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量刑建议，但是，它有助于打破量刑的黑箱操作，给控辩双方以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这实际上增设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使量刑裁判权的滥用难以藏身。随着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关贸总协定中的透明度原则明确要求法院的所有判决不仅要公开，而且要便于查阅。这就给援引案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控辩双方都有权援引先例证明自己的量刑意见的合理性，法庭如果要做出相反或不同的判决，就应当说明理由。这实质上调动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共同探索量刑的合理界线，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量刑裁判意见的形成。这不仅从程序上有力地保障了量刑公正，而且增强了量刑裁判的说服力，有助于消除诉讼各方乃至社会对量刑裁判之合理性的怀疑。

二、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基石

北京市某区检察院检察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陪同韩国检察代表团旁听了一起刑事案的审判，自觉公诉人表现不错，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庭审仅用了三个小时。当他问外国客人感觉如何时，不料这位外国客人疑惑地反问道：“这种被告人认罪、证据确凿的案件在我们韩国只需要半小时即可审判完毕，为什么你们要用半天时间呢？”据说，这是我国试行 1

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的起因和由来。然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必须以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为前提，否则，法庭在没有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质证、陈述和辩论的情况下，凭什么作出定罪和量刑的公正裁判呢？只有当最了解案情的控辩双方在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的意见或预期没有实质性差距的时候，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才是现实的。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美国辩诉交易的由来：在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司法系统一直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待审的案件堆积如山，二是司法的费用使财政不堪重负，三是无罪判决率居高不下。辩诉交易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才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此后，全部刑事案件包括联邦的和州的刑事案件的90％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对于解决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的困境起着巨大的作用。在1971年的Santobello v.New York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承认辩诉交易是“司法管理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并不能保证被告人一定会得到某个具体的定罪和量刑，他只能向法庭提出某种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法庭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检察官的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尽管它在一般情况下会接受。那么，我们离辩诉交易到底有多远呢？除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如限制性规定和要求）之外，实质上只有两步之差：一是确认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二是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即比现行的简易程序更为简单的程序，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权力。至少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还没有遇到像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所曾经面临的那种困境，因而没有实行辩诉交易的迫切要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这种均衡地使用司法资源的作法是合理的、有效率的。

庭审制度的改革初步确立了对抗制模式，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庭审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自实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围绕着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行，带动和引起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如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等，也使如何合理使用有限司法资源的问题逐渐走入了关注司法改革的人们特别是关注检察制度改革的人们的视线。随着司法官员人数的裁减和素质的提高、司法官员职业保障的加强以及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呼声就会逐渐高涨。这就决定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突出程序公正的价值，一方面要简化大部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要完善和健全少数疑难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将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特别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改革的契机，奠定理论和制度的基石。

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并不是简单地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强化了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正如一位进行过量刑建议试验的检察长所说：“对于检察官来说，量刑建议制度是一把双刃剑，监督别人，也使自己受到监督。”

从检察系统探索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来看，不论是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的“判前预测”，还是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乃至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它们都是围绕着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管理展开的，或者说，它们的基本动机之一就是要寻找激励和考评检察官的机制。实际上，量刑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旗帜和理由，而不是直接原因。换句话说，量刑建议制度最初的矛头是指向检察官的，而不是指向法官的。

量刑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考评检察官的依据呢？或者说，量刑建议的效果与检察官的业绩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它作为考评依据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公诉人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法庭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和检察机关的容错标准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相对来说，容错标准比较容易确立，譬如刑种不变、有期徒刑的误差在3年以内等；但是，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则是难以测评的，由个人来测评就几乎等于赋予个人以专断的权力，由某个组织来测评又极大地提高了测评的成本。依笔者之见，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可以综合起来考虑，从

统计学意义上确定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例如，一个检察官在一年之内提出的若干量刑建议完全被采纳的比率是多少，误差率是多少，这大致可以确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乃至整个公诉工作的业绩；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测评某个法官的工作业绩。而且，如果要搞测评的话，我们就应当作检察官和法官两个方面的测评，以加强相互配合和监督，而不是片面地测评检察官，以免检察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即使我们不把量刑建议的准确率作为考评检察官的标准之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也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检察官的素质。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公诉人就要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斟酌量刑建议时，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要努力达到量刑的个别化。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起码影响到“面子”。这就必然地使办案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客观上加重了检察官的责任，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个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

量刑建议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对检察机关抗诉的制约机制。不实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时候，公诉人对各个案件一般也有个量刑预测，但是，这个预测是非正式的、口头上的或个人的。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滥用抗诉权的情况，一是在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有不同看法或临时想干预某个案件时，不管公诉人自己当时的量刑预测如何，是否合理，都要提出抗诉；二是公诉人明知法院的量刑与自己的量刑预测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或疏于职守，故意不提出抗诉。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后，检察机关在作出抗诉或不抗诉决定之时，就必须考虑检察官在法庭上正式提出的量刑建议，如果没有较大的出入，又没有特别重大的情况发生，就不能以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更不能因为哪位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个人觉得不满意就随意抗诉，从而排除检察机关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四、量刑建议制度是强化控辩双方诉讼职能的契机

检察机关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直接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的透明度，而且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进一步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扩展了意见竞争的范围即量刑辩论。我们知道，修订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平等性和抗辩性。相对于加强平等性和抗辩性而言，扩展意见竞争的范围具有更大、更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平等性和抗辩性主要是一种条件和环境，而竞争范围则涉及内容和实质。

刑事公诉权，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罪犯进行追诉的权力，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宗旨，以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和司法公正为价值取向。从理论上说，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个必要方面。从实践上说，赋予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不仅会充实公诉权的内容，而且有助于检察机关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应有作用。量刑建议制度将在如下两个方面加强检察职能：一是刑事政策的制定和适用。检察机关对国家刑事政策的制定（当前我国刑事政策主要由检察机关以外的其他部门制定的作法不符合国际惯例）和适用都负有重大的责任。量刑建议是反映和体现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借以对预防犯罪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否定了量刑建议权实际上就几乎是否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应有职能。相反地，确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就等于确立和加强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制定和执行职能。二是法庭抗辩的强化。一旦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和理由，辩护方就能够有效地开展量刑答辩，纠正控方量刑建议的不合理之处，也就自然而然的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特别是控方量刑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风险显著加强，这种责任设置必然会激发和强化公诉人的庭审应对意识和庭审效果意识。

自对抗制庭审模式确立以来，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举证责任和定罪风险都加大了，初步减少了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确认量刑建议权，法庭辩论仍然仅仅围

绕着定罪展开，虽然也有量刑情节的陈述，但是，没有具体的量刑意见和明确而系统的量刑理由，法庭辩论不能充分展开，法庭当庭宣判率仍然很低，部分程序虚置的问题依然存在。公诉人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量刑问题上躲躲闪闪，实际上使辩护方没有明确的批驳靶子，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往往迫使他们通过幕后交易等不正当的途径来了解他们本来有权了解的量刑意见，扭曲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导致各种类型的司法腐败。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刑事诉讼方面，这种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主要体现在法庭上同公诉人或自诉人进行辩论的力度以及法院最后作出的定罪和量刑是否合理、合法。实际上，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定罪问题没有什么争议，问题主要在于，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发现公诉人的遗漏或错误，进行辩论，以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只有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以后，律师才有量刑辩护的机会，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环节越提前，律师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可能越好。虽然，在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的权力之前，换言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建立之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越准确，律师辩护的余地就越小，作用也就显得越小。但是，只有在确认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之后，才可能建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一旦确立了类似于辩诉交易的简易程序，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就更加明显，律师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大大地加强。

篇6：建立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建立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摘要：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犯罪的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的一种权力，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存在，公诉权是不完整的。 关键词：量刑建议权;控诉权;公诉权;平衡;合理 量刑建议权制度确立与否的问题，近年来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等诸多不同观点推上了风口浪尖，量刑建议权伴随着一片质疑成为法学界议论的焦点。 所谓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犯罪的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的一种权力。 笔者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机关控诉职能的一部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将刑事犯罪起诉至人民法院，其前提必须是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量刑建议只不过是在确认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对应该判定的刑罚给予法定刑期之内的建议请求权，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存在，公诉权是不完整的。 宋英辉教授认为，推行量刑建议的做法有四项意义，首先，可以使控辩双方就具体量刑问题进行争辩，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更加全面、充分，有利于神话审判方式改革。其次，辩护方不仅可以就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防御，而且可以针对检察机关具体的量刑意见进行防御，对于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再次，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第四，检察人员提出量刑建议，辩护人对此进行防御，审判人员在监听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对量刑做出判断，所有这些都对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笔者赞成宋英辉教授对量刑建议权意义的精辟总结，在宋教授总结的基础上，笔者也对推行量刑建议权的意义有了一些不成熟的理解。 1、有利于保证检察机关充分行使控诉权，量刑建议权的确立使检察机关之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权趋于完整。 国家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其目的是为了使犯罪的人得到刑罚的惩罚，使其行为得以规制，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现实的司法实践工作中，检察院在控诉过程中只是较好地发挥了定罪请求权的职能，侧重强调通过控诉行为得以有效定罪的确定性，却忽视了在定罪请求权的基础上的另外一项尤为重要的权力――量刑建议权，也即忽略了量刑的确定性。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放纵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发生(因为只要法官在法定刑的规定幅度内判决则都是有效的)。对量刑的结果难以预测，对量刑的结果更难以监督，从而导致量随意性较大。因此造成“相当数量罪责相近的犯罪行为，不同法院之间或同一法院不同的合议庭之间所做的裁量结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这与我们的宽严相济的政策是有冲突的。检察机关充分利用量刑建议权来平衡刑期的适用，就可以使量刑趋于合理。 2、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现在的庭审制度，控辩双方只是围绕着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展开辩论，对于案件定性后的量刑部分，作为控方的公诉人不曾涉及，现实中的公诉书也只是在最后加入从轻、从重或者是减轻等相当笼统的建议，没有将量刑建议相对具体化。所以只要是法官在法定刑的范围幅度内裁判，就都是有效的。这样就会造成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如果法官素质相对不高，那么这种毫无制约机制的“随意性”裁判环境，就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细菌的温床。 3、有利于实现控辩平衡，使辩方充分发表量刑异议，增强庭审的抗辩性。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可以使辩方在庭审过程中提前获取量刑建议的信息，在是否成立犯罪或者成立何种犯罪的基础之上，更加关注量刑幅度的裁量是否合理，在量刑期限上加大辩护力度，这种在量刑期限上的正面交锋，可以使量刑问题得到充分的辩论和质证，作为审判者的`法官也可以总和双方的观点，做到兼听则明。这样不但可以扩大被告的量刑知悉权，强化辩方在庭审中的辩护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判决更加趋于公正和合理化，使判决结果更加容易得到双方的接受和认可。 4、有利于审后监督，形成有利的抗诉制约机制。 就像是法庭笔录当仁不让地成为判决的理由一样，量刑建议的明确记载也可以成为检察机关认为判决不当提起抗诉的重要依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提出在制度设计上讲，应该是科学的合理的，审判者基于同一法治环境下的同一法理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判断从常理上讲应该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审判者有违常规，作出不当判决。检察机关就可以把量刑建议作为有纸化依据提出抗诉申请。这样形成的抗诉制约机制，更加有利于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执行。 5、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推进和落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要人的执行和运用上来。所以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和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在落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过程中都担任着不可或缺的总要的主人翁的角色。法官和检察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宽严相济政策的推行进度和进程。 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公诉人在代表国家行使控诉职能时更加重视公诉权的完整的行使，使检察人员更加重视公诉权的全面性和重要性，主动地深入研究和探讨公诉权的重要和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会直接牵制到法官的审理效果，审理的结果如果是差强人意的话，检察机关则会以量刑建议为依据提出异议，或许要求审判者作出解释，这样就要求法官必须提高个人素质，加强法官个人的修养和职业素养。 6、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使得法庭审理过程对峙程度加强，各种事实及证据充分辩论、质证。其中包括案件定罪性质的有无轻重，甚至还涉及到了量刑期限的具体确定。这样庭审得出的结果必然更加容易让双方接受，避免了上诉抗诉带来的诉讼成本的增加，和诉讼资源的重复浪费。 因此，笔者认为，设立量刑建议权是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公诉权的必然趋势，也是检察机关行使量刑监督的重要工具。量刑建议权有其确立的必要性和重要使命。(作者单位：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考文献 [1]苗生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与公诉裁量权的适用》，法律出版社版。 [2]季美君：《专家学者纵谈“量刑建议制度”》，载于《检察日报》10月2日 [3]季美君：《专家学者纵谈“量刑建议制度”》，载于《检察日报》月2日 [4]李志平：《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探析》，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4期。 [5]张军、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年版，第416―417页。

篇7：量刑建议书

检务公开，是指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办案过程以及终结性法律文书的公开。目前，对于公开的终结性法律文书的范围有哪些，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没有给予明确回答。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对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的范围，大都为不立案通知书、不批准逮捕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已生效判决的起诉书等，并未将量刑建议书纳入。笔者认为，量刑建议书作为检察机关行使刑罚请求权的载体，是通过审查起诉对案件提出的量刑性意见，集中代表检察机关在个案中为实现国家刑罚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所做出的努力，属于检察机关在量刑方面终结性、公开性的法律文书。因此，量刑建议书也应向社会公开。

一、量刑与定罪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193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69条也要求公诉人出席简易程序法庭时，应当主要围绕量刑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可见，《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将量刑放在与定罪同等位置。既然作为予以定罪的起诉书能向社会公开，作为与定罪相并列的量刑的载体量刑建议书也应向社会公开。

二、法院刑事判决书的公开需要量刑建议书公开

检察机关作为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的司法机关，对于指控犯罪和审判阶段的监督，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上(当然还有行使抗诉权的监督)，在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的`大背景下，既然下游法院的法律文书——公开的刑事判决书=定罪公开+量刑公开，那幺作为上游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文书就应当是起诉书公开(定罪公开)+量刑建议书公开(量刑公开)，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法院能否准确定罪，也体现出法院能否对被告人罚当其罪。

三、量刑建议书公开倒逼公诉人办案水平的提升

量刑建议书作为检察机关刑罚建议的法律文书，意义重大。然而，在现实工作中，量刑建议书经常出现法律术语不恰当、制作不规范以及说理不完善等问题，有的基层院甚至不制作量刑建议书。对量刑建议的忽视，将使对案件定罪量刑不能准确的把控，在法院判决量刑畸轻或畸重时更不能有效提出抗诉，降低公诉人的办案质量。

因此，在检务公开推进下，将量刑建议书也及时公开，可对公诉人起着一举多得的倒逼作用：一是促使公诉人对量刑意见引起足够的重视，树立量刑与

定罪同等重要的理念，提高案件质量意识，不仅准确地把握案件的定性，而且也能充分的做出量刑幅度的分析。二是促使公诉人对量刑建议书的制作更加严谨慎重，对阐释和说理更加清晰完善，提高文书的规范水平。三是审查案件更加认真负责，注重对量刑证据的搜集，准确地认定量刑情节，提高公诉人的证据意识和法律运用意识，促使公诉人提高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

四、实现对法院量刑失衡现象的监督

篇8：量刑建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一、量刑建议权的含义及法理基础

1. 基本含义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亦称求刑权, 是指刑事诉讼中, 检察机关在代表国家依法对刑事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同时, 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反映等综合因素, 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 并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要求的检察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属司法请求权中的刑罚请求权。

2. 法理基础

量刑建议权, 法理上分析, 应属公诉权的组成部分, 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最终效力意义, 与之相对的是法官的量刑裁判权, 这两种权利是不同阶段和不同效力的权利。

首先,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诉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打击犯罪, 而刑罚是最后的结果, 量刑建议权是对刑罚的意见, 是公诉工作的最终目的的体现。

其次, 量刑建议是公诉改革发展的方向。量刑建议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的监督, 但是由于法定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常常发生交叉重叠的现象 (即多个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同时存在) , 法律又没有具体指导发生多重情节时的量刑方法, 因此很难讲清楚这些法定情节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 从轻和从重的具体程度应该怎样确定法律也缺乏相应的规定, 量刑建议刚好弥补该项空缺。

再次, 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重要依据。检察机关在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后, 对案件的定性和处理意见在量刑建议中已经表现的非常清楚, 如果法院的判决在案件性质和定罪量刑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如果人民法院认定的理由在检察机关来看, 并不充分, 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据此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人民法院的判决基本一致, 那么检察机关就没有理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由此可见, 这同样是对检察机关抗诉权行使的一种监督和限制。

二、国外量刑建议制度的比较

现今, 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 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 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

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 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 在陪审团定罪后, 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时, 控辩双方都要参加, 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

2. 大陆法系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 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

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 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作出判决, 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 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 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 都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

3. 不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检察官都普遍地享有量刑建议权。

最为典型的当然要属美国的辩诉交易。在辩诉交易中,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协商, 协商的内容之一就是检察官以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 换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协议一旦达成, 审判过程就大大简化, 如无特别情形, 法官一般都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刑罚作出判决。

三、量刑建议构建的诉讼原理

笔者认为, 诉讼原理理论要求检察官不仅拥有定罪求刑权, 还应当拥有量刑建议权, 公诉人应当明确地向法官表达对被告人适用具体宣告刑的建议。

1. 控审分离制度的内在关系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诉讼, 公诉人、辩护人及法官构成一种三角关系。理想的诉讼关系, 法官保持中立性和消极性, 与公诉人、辩护人的距离是相等的, 法官不代表也不偏袒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利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控、辩、审三方的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关系。按照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 法官、公诉人、被告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司其职, 三方的职能不应集中或混淆。在诉讼职能的区分中, 最容易产生问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审分离。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以人权保障为指导思想, 对刑事诉讼的模式进行了改造。新刑诉法通过引进、移植当事人主义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 增强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些进一步地体现了控审分离的精神。

2. 控诉与审判职能的分离下的检察量刑权职能保障

在这种背景下来讨论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权的问题并不困难。在刑事审判中, 公诉人在法庭上向法官指明了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后,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向法官提出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请求,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公诉人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 其实质是在国家与被告人双方的利益冲突中, 公诉人向法官指控了被告人侵犯了其所代表的公益的事实之后, 而从公益的角度指出被告人为此所应当付出的代价。要求法官根据指控定罪是定罪请求, 而要求法官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裁决被告人负应负之责则是量刑建议。后者同前者一样, 都是司法请求。公诉人将二者都向法官明确提出才算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案件的整体请求。作为控诉方, 除了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是某种犯罪以外, 必定对其应怎样来承担责任有自己的意见和请求。

3. 量刑建议原理构建的合理性

量刑建议只是公诉人自己对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看法。如果法官对此并不认可的话, 他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自由裁量, 就像他在听取了公诉人的定罪请求后完全可以依职权裁判被告人无罪一样。有人认为, 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会影响法官的裁判, 这种担心是不合理的。因为作为控诉方, 他既然提起诉讼, 就是要法官倾听其请求, 说服法官按照其请求进行裁决。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行为目的都是试图影响法官的判决, 以期裁判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有利于自己的或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这一点是不需要掩饰的。

四、量刑建议实现方式的改革和建议

1. 量刑建议提起的主体。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有三种:对于重大

复杂, 或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的量刑建议, 应由案件承办公诉人提出意见, 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其他普通案件, 由案件承办人个人决定并提出;检察长办理的案件的量刑建议, 由检察长行使。

2. 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

笔者认为根据案件适用的审判程序不同而有所不同。 (1) 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公诉人一般不出席法庭, 可以在提起公诉时, 将量刑建议书连同起诉书一起移送法院。 (2) 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 都是被告人认罪案件且被告人同意简化审理, 这类案件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时提出量刑建议。 (3) 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对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公诉人应当在法庭调查之后, 法庭辩论开始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量刑建议。这类案件的量刑建议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全面客观掌握和证据充分证明之上, 量刑建议具有客观性、透明性、公正性。 (4) 二审刑事案件。因实体部分判决错误而提起抗诉的案件和再审程序的案件, 可以比照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在法庭调查之后, 发表公诉意见书是提出, 庭后以正式书面形式送达法院。

3. 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

量刑建议作为一项制度的实行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 内容可以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况、量刑建议、求刑理由、法庭辩论后量刑建议及其理由等四方面;在格式上要规范制作, 可一式两份, 一份附起诉卷备查, 作为审查判决的依据;一份作为起诉书附件送达法院, 作为起诉书的随附性法律文书, 有正规的格式、编号和内容, 这样法院量刑时不仅能作为重要参考, 而且还要在法院判决中予以体现, 并作为法院入卷归档中不可缺少的材料。

4. 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及其求刑“度”。

实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强化审判监督、充分履行公诉职权的体现, 因而不应当有案件范围的限制, 但考虑到检察机关现有的人力和人员素质, 充分利用检察资源, 最大限度地发挥监督功效, 应当循序渐进。具体而言, 可先在简易程序审的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中实行量刑建议, 积累经验, 等条件成熟时, 由点带面, 全面展开。对刑种而言, 可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当然这种量刑建议必须具体明确,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可以提出一个较小的幅度, 刑期幅度过宽, 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5. 量刑建议适用的范围。

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应该是所有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和部分二审刑事案件。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包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等三类。部分二审刑事案件是指因实体部分判决错误而提起抗诉的案件和再审程序的案件。

6. 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

作为一项正在不断推进的制度创新, 量刑建议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 那就是如何规范量刑, 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在我国尚没有“量刑指南”的条件下, 公诉机关该如何提出量刑建议,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