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权（精选十篇）

量刑建议权 篇1

关键词：刑罚权,公诉权,量刑建议权

一、有关量刑建议权含义的争论

目前理论界对量刑建议权的定义有诸多观点, 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量刑建议权等同于求刑权。“就是在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中检察官代表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意见, 至少应当确定一个较法定量刑幅度以内的更确定的量刑意见, 合议庭在评议时应当对检察官的求刑意见充分考虑;”[1]。二是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 区别于求刑权。求刑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求刑权专门指与刑法的适用密切相关的行为性质和刑罚量刑问题, 即量刑意见;而广义的求刑权除了量刑意见外, 还包括了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的问题。”[2]

虽然在量刑建议权的定性上存在差异, 但是无论哪种观点,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量刑建议权的实质是检察机关针对被告人的刑罚适用而向人民法院提出的意见, 即“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公诉案件中, 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客观、充分认定被告人具有的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情节的基础上, 通过《量刑建议书》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量刑的意见”。[3]因此, 量刑建议权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确定指控犯罪的基础上, 提出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以及执行方式等合理意见, 并请求法院采纳的一种司法请求权。

关于量刑建议权是权力还是权利也存在争议。权力指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授予特殊的主体行使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支配性力量, 属于政治概念, 与责任相对应;权利指法律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社会需要赋予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主选择的行为, 属于法律概念, 与义务相对应。“权利说”认为, 我国宪法或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并且量刑建议只是“意见”, 对法院的审判结果不具有决定性, 仅起参考作用, 不符合权力的强制服从性, 因此, 量刑建议权属于“权利”,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可以享有。

笔者赞同“权力说”, 首先, 虽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量刑建议权, 这正是法律滞后性的一个体现, 不能以此来否定量刑建议权存在的合理性。其次,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延伸, 既然公诉权属于国家公权力, 自然而然的应将量刑建议权划归到权力的范畴内。最后, 量刑建议权对法院的最终判决没有强制性, 正好符合了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另外,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主体具有特殊性, 仅限于检察机关,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享有量刑建议权的看法, 笔者不敢苟同, 因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是在行使其辩护权范畴内的量刑异议权或量刑答辩权, 而不是量刑建议权, 因而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二、量刑建议权与相关概念的分析

传统的国家刑罚权包括立法机关的制刑权、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人民法院的量刑裁量权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行刑权。公诉权的行使方式主要有决定起诉权、提起公诉权、出庭支持公诉权、决定不起诉权和抗诉权。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 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遏制犯罪、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 包括定罪建议权和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发生在公诉权的行使过程中, 是公诉权与刑罚权的连结点, 是公诉权的自然延伸, 是公诉权的补充和完善, 而公诉权是量刑建议权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对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二级权能、下位概念的定位无可非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于受前苏联的法律监督理论的影响, 加上当时两国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契合, 两国新政权成立时面临相似的境遇和任务, 所以认为公诉权是进行法律监督的手段之一, 这种观点在当今仍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 理所当然量刑建议权也被纳入到了法律监督权的范畴, 并且视之为对人民法院量刑裁量权的事前监督行为。因此, 持以上看法的人没有区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差别, 如“在我国, 法律监督特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运用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 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来保障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的专门工作。”[4]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包括狭义上的检察权和广义的检察权。广义上的检察权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认为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审查, 在确定犯罪的基础上提起诉讼使犯罪受到追诉的权力, 是一项独立的权力, 公诉权是其核心内容。而狭义的检察权即为法律监督权, 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特定国家机关执行法律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监督, 进而督促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的权力, 内容包括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立案行为是否合法的监督, 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以及抗诉权的提出, 对刑罚执行的监督等。因此, 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与广义的检察权、狭义的检察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广义上的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是一项横向的权力, 与审判权、行政权同属于国家权力, 量刑建议权自然也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等权力是对等的;而法律监督权是纵向的权力, 存在着上下级别关系。第二, 量刑建议权仅仅是检察机关的一个意见, 是一项程序性权力, 对人民法院的量刑裁量不会产生实体影响;而强制性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特征, 该权力的行使必然引起实体效果, 如一旦检察机关行使抗诉的权力, 法院就必须启动再审程序;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 公安机关必须遵照执行。综上, 量刑建议权和法律监督权不存在包容关系, 所以将量刑建议权视之为对人民法院量刑裁量权的事前监督行为的观点也是去了存在的基础, 除此之外, 法律监督权必须是对已经完成的法律行为进行评价, 而量刑建议权是在人民法院尚未开始判决前对被告人刑罚的意见, 这有悖于事后性, 进而何谈量刑建议权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范围。量刑建议权虽然不属于法律监督权, 却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使法官的量刑裁量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可预测性更强。

量刑建议权也不同于协商性司法权。所谓协商性司法是指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 必须要求有协商的对象, 具体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就是控辩双方以被追诉人认罪为前提进行合作与妥协, 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相互让步。笔者认为协商性司法和量刑建议权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 两者诉讼活动的对象不同。协商性司法的诉讼活动是控辩双方之间的商量;而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予以量刑的意见。其次, 两者的侧重点不同。量刑建议权主要强调检察机关的责任, 理论出发点是“权力制约”;协商性司法权则主要侧重考虑到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理论基础是“法的效率价值”。最后, 协商性司法权产生于近年来关于辩诉交易的激烈背景下, 就目前我国刑事辩护率极低并呈下降趋势的现状, 可以想象法律意识淡薄的被告人和控诉机关进行协商的阻碍有多大, 可操作性低于量刑建议权的行使。虽然量刑建议权也是近几年来才推广的, 但是目前该权力的行使已经具备了相对稳定的司法环境, 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另外国家的重视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去年两高三部作出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单独作出的通知, 使量刑建议权更程序化, 法律依据更完备。

参考文献

[1]龚振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法理思考[J].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 (2) .

[2]柳萌主编.检察机关求刑操作实务[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3.

[3]刘丹, 邓思清.量刑建议制度探析—以重庆市A区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为调查分析样本[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9 (6) .

建立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篇2

建立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摘要：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犯罪的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的一种权力，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存在，公诉权是不完整的。 关键词：量刑建议权;控诉权;公诉权;平衡;合理 量刑建议权制度确立与否的问题，近年来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等诸多不同观点推上了风口浪尖，量刑建议权伴随着一片质疑成为法学界议论的焦点。 所谓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犯罪的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的一种权力。 笔者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机关控诉职能的一部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将刑事犯罪起诉至人民法院，其前提必须是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量刑建议只不过是在确认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对应该判定的刑罚给予法定刑期之内的建议请求权，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存在，公诉权是不完整的。 宋英辉教授认为，推行量刑建议的做法有四项意义，首先，可以使控辩双方就具体量刑问题进行争辩，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更加全面、充分，有利于神话审判方式改革。其次，辩护方不仅可以就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防御，而且可以针对检察机关具体的量刑意见进行防御，对于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再次，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第四，检察人员提出量刑建议，辩护人对此进行防御，审判人员在监听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对量刑做出判断，所有这些都对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笔者赞成宋英辉教授对量刑建议权意义的精辟总结，在宋教授总结的基础上，笔者也对推行量刑建议权的意义有了一些不成熟的理解。 1、有利于保证检察机关充分行使控诉权，量刑建议权的确立使检察机关之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权趋于完整。 国家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其目的是为了使犯罪的人得到刑罚的惩罚，使其行为得以规制，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现实的司法实践工作中，检察院在控诉过程中只是较好地发挥了定罪请求权的职能，侧重强调通过控诉行为得以有效定罪的确定性，却忽视了在定罪请求权的基础上的另外一项尤为重要的权力――量刑建议权，也即忽略了量刑的确定性。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放纵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发生(因为只要法官在法定刑的规定幅度内判决则都是有效的)。对量刑的结果难以预测，对量刑的结果更难以监督，从而导致量随意性较大。因此造成“相当数量罪责相近的犯罪行为，不同法院之间或同一法院不同的合议庭之间所做的裁量结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这与我们的宽严相济的政策是有冲突的。检察机关充分利用量刑建议权来平衡刑期的适用，就可以使量刑趋于合理。 2、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现在的庭审制度，控辩双方只是围绕着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展开辩论，对于案件定性后的量刑部分，作为控方的公诉人不曾涉及，现实中的公诉书也只是在最后加入从轻、从重或者是减轻等相当笼统的建议，没有将量刑建议相对具体化。所以只要是法官在法定刑的范围幅度内裁判，就都是有效的。这样就会造成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如果法官素质相对不高，那么这种毫无制约机制的“随意性”裁判环境，就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细菌的温床。 3、有利于实现控辩平衡，使辩方充分发表量刑异议，增强庭审的抗辩性。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可以使辩方在庭审过程中提前获取量刑建议的信息，在是否成立犯罪或者成立何种犯罪的基础之上，更加关注量刑幅度的裁量是否合理，在量刑期限上加大辩护力度，这种在量刑期限上的正面交锋，可以使量刑问题得到充分的辩论和质证，作为审判者的`法官也可以总和双方的观点，做到兼听则明。这样不但可以扩大被告的量刑知悉权，强化辩方在庭审中的辩护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判决更加趋于公正和合理化，使判决结果更加容易得到双方的接受和认可。 4、有利于审后监督，形成有利的抗诉制约机制。 就像是法庭笔录当仁不让地成为判决的理由一样，量刑建议的明确记载也可以成为检察机关认为判决不当提起抗诉的重要依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提出在制度设计上讲，应该是科学的合理的，审判者基于同一法治环境下的同一法理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判断从常理上讲应该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审判者有违常规，作出不当判决。检察机关就可以把量刑建议作为有纸化依据提出抗诉申请。这样形成的抗诉制约机制，更加有利于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执行。 5、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推进和落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要人的执行和运用上来。所以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和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在落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过程中都担任着不可或缺的总要的主人翁的角色。法官和检察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宽严相济政策的推行进度和进程。 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公诉人在代表国家行使控诉职能时更加重视公诉权的完整的行使，使检察人员更加重视公诉权的全面性和重要性，主动地深入研究和探讨公诉权的重要和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会直接牵制到法官的审理效果，审理的结果如果是差强人意的话，检察机关则会以量刑建议为依据提出异议，或许要求审判者作出解释，这样就要求法官必须提高个人素质，加强法官个人的修养和职业素养。 6、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使得法庭审理过程对峙程度加强，各种事实及证据充分辩论、质证。其中包括案件定罪性质的有无轻重，甚至还涉及到了量刑期限的具体确定。这样庭审得出的结果必然更加容易让双方接受，避免了上诉抗诉带来的诉讼成本的增加，和诉讼资源的重复浪费。 因此，笔者认为，设立量刑建议权是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公诉权的必然趋势，也是检察机关行使量刑监督的重要工具。量刑建议权有其确立的必要性和重要使命。(作者单位：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考文献 [1]苗生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与公诉裁量权的适用》，法律出版社版。 [2]季美君：《专家学者纵谈“量刑建议制度”》，载于《检察日报》10月2日 [3]季美君：《专家学者纵谈“量刑建议制度”》，载于《检察日报》月2日 [4]李志平：《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探析》，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4期。 [5]张军、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年版，第416―417页。

量刑建议权的属性简析 篇3

关键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权利属性；本体属性

一、什么是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之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之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之发展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之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之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量刑建议权之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二、量刑建议权权利属性

1.量刑建议权属于公诉权

从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提起公诉的任务是追究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责任，追究刑事责任包括定罪和量刑两部分，所以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内在含义，也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量刑建议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具有国家一致性、统一性。它不同于量刑异议权，在庭审中，在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后，被告方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同意或者反对），被告方也会在综合考虑各种情节后，提出自己的量刑请求，也就是在行使量刑异议。但它与量刑建议权是不一样的，公诉人代表国家提出的量刑建议权主要目的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辩护权作为一种私权利，目的是为了实现被告人的利益，从而减轻被告人的刑事处罚。

2.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请求权，它不会发生终局的效力，它并没有侵犯法院的量刑权，公诉机关在诉讼的过程中行使量刑建议前时，只是检察官根据自己认识向法官提出对被告定罪量刑的建议和请求，它与其他诉讼请求权的区别只是在于主体是国家的代表。我国刑法规定大部分是相对法定刑，并且罪名的量刑幅度很大，司法实践中又有很多酌定量刑情节，所以我国的法官有很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这虽然为个案的量刑公正提供了前提条件，但也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空间，法治原则下量刑建议权不仅不会妨碍审判权，法官在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兼听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有助于法官公正、科学的做出判决。

3.量刑建议权是程序性权利

量刑建议权不同于审判权，不具有最终处置的终局性，量刑建议请求的内容能否实现来自于法院的判决。法院作为刑事诉讼中最终的裁判者，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请求进行公正的评判，不论公诉人是否明确的表达量刑建议，也只是为最终的判决提供依据和参考，对于量刑建议，法官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最终的裁判权在于审判机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和法院的量刑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虽然共同存在于诉讼程序之中，但量刑建议权基于本身的价值而隶属程序性权利。

三、量刑建议权的本体属性

1.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公诉权的下位权能

量刑建议权源于公诉权，而公诉权又直接来自于刑罚权。刑罚权是国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藉以惩罚犯罪人的权力，具体说来，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权力渊源上看，刑罚权是公诉权存在的基础，公诉权是量刑建议权存在的基础。公诉权不仅为刑罚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依据，同时为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2.量刑建议权是公权力而非私权利

没有国家对刑罚权的垄断就不会有公诉的出现，而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是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赋予特定人或特定机关行使的权力。因此，这里所说的量刑建议权是来自国家的、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的追诉犯罪的权力。它具有象自诉权等私权利所没有的国家意志性、统一性以及与刑罚距离的进一步拉近等特性。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享有自诉权。自诉权与公诉权同样都是来源于刑罚权的一种权力，两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而具有了不同的权力特性。因此，与公诉权中的量刑建议权相呼应，自诉人在自诉案件中也享有类似的量刑请求权。

3.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

是由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公诉人或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作为来源于刑罚权的一种派生权力，具有刑罚权的国家垄断性。国家是抽象的，因此其权力的行使必然要通过国家授权的机构或个人实现，而这种机构或个人行使该项权利的时候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

四、量刑建议权的价值

1.有利于个案的公平正义

“在人类刑法文明史上，量刑公正始终是人们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刑法文明史就是一部为实现刑罚目的而不断追求量刑公正的历史。” 公诉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对于维护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具有中重要的价值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都比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区别不同案件的情况作出差别对待，以实现个案公正，但是权力不受监督就可能会被滥用，缺乏监督的行使自由裁量权往往导致司法威信力的丧失，公诉人在审判中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力可以很好的监督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所以法官如果拒绝，就应当向所有的诉讼参与人说明理由，倘若理由不能成立或者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则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抗诉，被告人提起上诉。从这个层面讲，量刑建议权提高了法院判决的透明度。

2.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浅议量刑建议权 篇4

关键词：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权,诉讼权力

量刑建议权是在刑事䜣讼活动中检察机关在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充分审查和指控的基础上, 依法享有的对其应当判处的刑种、刑期、附加刑以及刑罚执行方式, 向人民法院提岀的明确、具体建议的诉讼权力。开展量刑建议, 是全面、充分履行控诉职责要求。开展量刑建议可以保障当事人权益, 检察机关既是国家公诉机关, 同时又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它既承担对被告人的控诉职能, 同时又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行使监督职能。量行建议权属于检察权, 量刑决定权属于审判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分工、配合及制约的关系。推行量刑建议权可以使控辩双方就具体量刑问题进行争辩, 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更加全面充分, 有利于使辩护方的防御更加全面, 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力, 可以更有效地维护司法的公正。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量刑建议, 也就不存在量刑建议的法律制度, 因而有法律意义的量刑建议权力也就很难成立。但从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讼权的组成部分来讲, 称量刑建议权也是不违反法津规定。因为检察官的求刑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 是司法请求权下的量刑请求权, 是程序上的权力而非实体上的权力。同时从义务上看, 检查官向法庭裁判官提出量刑建议, 既是权力又是义务。无论是将量刑建议界定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力, 还是界定为法律上的职责, 都必然会在法律上引起一定的后果。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量刑建议明确在法津上作出规定, 并将其作为权责统一体来定位, 只有这样, 才能使量刑建议的开展有法有据。

提岀量刑建议的时间为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䜣开始到法院对被告人作岀特定的生效刑罚裁判之前的阶段。量刑建议权的提出前提条件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充分审查和指控。检查机关向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提出具体的刑罚适用建议应当包括对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种、刑期、附加刑以及刑罚执行方式。

一、量刑建议权的权力性质

其一, 量刑建议权具有法定性的特征。量刑建议权的提岀主体必须有法律依据, 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内容受到法律规定的一般限制和特殊限制。具体的权力都有具体的内容。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内容受到刑事䜣讼法和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刑法和具有刑法意义的其他规定性文件, 既要受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的限制, 又要受到刑事䜣讼法和刑法的特别规定的限制。

其二, 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对被告人的定罪问题提岀明确请求的基础上, 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向审判机关提出具体主张的一种量刑请求权。量刑建议权具有公权力的性质, 就世界范围而言,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普遍现象。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性质决定了检察官行使的量刑建议权的公权力性质。从检察官代表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来看, 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公权力性质。

权力在特定场合或情形需要借助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实现其内容。从这些意义上看, 量刑建议权具有权利的性质。

其一, 量刑建议权是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的自由。在多数情况下, 法律没有强硬性要求量刑建议权的主体必须提岀量刑建议, 而只是认可其量刑建议的资格和能力。量刑建议是否提岀, 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提岀, 取决于量刑建议权主体在认识案件的各种事实情况之后的自由意志, 是由量刑建议权主体自由决定的事情。量刑建议权可以以作为方式或不作为方式行使。

其二, 量刑建议权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约束力, 更没有强制力, 其作用和内容须借助具有强制力的审判权得以实现的。并且只有实现的可能性, 没有实现的必然性。量刑建议权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法院的量刑判决。从影响力的程度看, 绝大多数的量刑建议权只具备权利的影响力。

量刑建议权的双重性质决定量刑建议对于法院的量刑判决只发挥着影响力的作用。量刑建议权既然属于刑事的䜣权的一个方面, 提岀量刑建议就是行使诉权的表现, 而不是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量刑建议的内容必须依赖于法院有强制力的审判权得以实现。

在量刑建议的行使过程中, 由于案件错综复杂, 需要有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 以规范量刑建议的行使和实现, 目前多数检察机关都有开展量刑建议的内部规定。

开展量刑建议提高了法院判决的准确度和当庭宣判率。由于量刑建议在庭审过程中经过充分的调查和辩论, 被告人和辩护方对量刑的意见都围绕公诉人提岀的量刑建议展开, 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充分, 公开性、透明度、针对性、可操作性增强, 差异性减少。固此, 法院判决的准确性提高, 庭审时间大大宿短, 当庭宣判率较大幅度的提高。例如, 山东省枣庆市人民检察院, 2002-2003年开展量刑建议后, 共受理案件351件, 对496名被告人提出量刑建议, 被法院采纳的占83%, 法庭当庭判决率提高了20%, 被告人翻供率同比降55%, 上诉率也有原来的22%下降到9%。

二、量刑建议权存在的争议

第一, 认为量刑建议权于法无据, 有人认为是检察机关自己跟自已争权, 已客观地影响量刑建议在实践中的运用。

第二, 认为量刑建议权缺乏应有的强制力, 实践中, 很多公诉人认为量刑建议没有强制力, 不能称之权力, 说了也白说。

第三, 认为量刑建议干涉法官独立审判。公诉人若提岀量刑建议, 法官有时会碍于情面而采纳, 这会干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违反司法独立的宗旨;若法官不采纳, 公诉人会觉得没面子, 长此下去会影响法官与公诉人之间的关系, 进而影响公诉人办案的难度。

第四, 认为量刑建议使检查机关陷入困境。实践中有人担心, 判决结果若与量刑建议相符固然最好, 但若不符则意味着不是法官错就是公诉人错了。这时公诉人若抗诉则怕影响和法院的关系, 不抗诉则是承认自已错了。

由于量刑建议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 有的从提出要求上来界定, 有的从提出意见、建议上来界定, 有的从诉讼活动来说明, 有的从广义狭义来说明, 有的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界定。目前还很难说量刑建议是一种真正法津意义上的制度。从诉权和刑罚权的结合上来探讨量刑建议的界定、量刑建议的依据、量刑建议的现实基础、量刑建议的原则等, 对量刑建议权的性质及在实践上的规范化和在操作上的具体化进行研究。由于我国开展量刑建议处于试点阶段, 时间比较短, 在量刑建议方面的研讨中出现一些争议是正常的, 说明我们对一些问题研究还不够深透, 如量刑建议的提出应当具备什么条件?量刑建议的原则和量刑建议的条件如何区别?对量刑适用的具体建议标准、方式及对公诉人、法官应承担的责任等, 需要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量刑建议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可行性分析和设计, 从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实行量刑建议的制度设计, 才能真正达到行使量刑建议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力, 有利于实现量刑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可以更有效地维护司法的公正。

参考文献

试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篇5

ｏ量刑建议作为公诉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两大法系国家检察官普遍享有的权利

ｏ刑事公诉实行量刑建议，是强化刑事公诉法律监督属性的要求

ｏ推行量刑建议，也是强化审判监督之必然

所谓量刑建议权，也称为检察机关的求刑权。就是检察机关不仅要指控犯罪，而且要向法庭提出依法应对被告人适用何种确定的刑

种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幅度的建议。在英美法系中，由于存在着辩诉交易制度，因此，检察机关有求刑权。我国由于没有建立辩诉交易制度，所以，也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求刑权。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该制度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有人认为此项制度的实验缺乏法律依据，侵犯了法官自由裁量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按照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依据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对其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笔者认为，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有必要全面推行量刑建议。

一、国外相关问题的司法实践

党的十六报告关于建设和体制改革一章中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制度的模式”.司法改革是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司法改革中诉讼程序的完善同样可借鉴人类诉讼程序发展中的有益成果。同时，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探讨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时，有必要了解国外的相关司法实践。

在英美法系，总的看来，量刑是法官专有的权力。但在美国有些例外，即美国检察官有判刑建议权，基于辩诉交易的需要，检察官可以在审判中建议作从轻量刑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所谓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辩诉有两种方式，一是控罪交易，一种是判刑交易。其中判刑交易是指检察官可以向法官提出有关对答辩有罪的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刑罚的具体建议。检察官尽管没有量刑权，但法官对他的量刑建议一般都会接受的。

在大陆法系，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较为普通。

如德国，处罚令程序这一简易审判程序中检察机关有量刑建议权。《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7条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在处罚令程序中，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就是提起了公诉。

如日本，检察官出庭公诉中有论告和求刑。论告，是指法庭证据调查终结后，检察官必须就本案事实及适用法律问题，总结性地陈述控方的意见。论告分事实论告和法律论告两类，前者就犯罪与否的事实，依照已取得并质证的证据，阐明公诉人的立场与意见；后者则是公诉人在阐明事实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提出公诉机关关于如何适用法律制裁或处理被告人的看法或观点。求刑，指建议量刑，是论告的结论。检察官求刑的范围，不仅包括主刑，同时也包括附加刑。

如俄罗斯，刑诉法典第284条也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国家公诉——应对被告人适用刑法和刑罚措施向法庭提出意见。“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特别是在简易审判程序中。

二、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

（一）合宪性与合法性理论

关于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问题，有人认为法律对此是没有授权的，原因是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笔者认为，对此应当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公诉权是检察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量刑建议权与定罪请求权又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行使检察权的应有部分。其次，检察机关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定罪是量刑的基础，量刑是定罪的结果。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的任务就是要向法庭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要求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相应的刑罚。那么在庭审中，公诉人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当然应当对于定罪和量刑两个问题讲明自己的看法。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的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符合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具有合宪性与合法性基础。

（二）法的发展理论

法的发展理论是建立和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学基础。在对域外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量刑建议制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作为一项具有独立价值的法律制度，其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与紧迫性。我国现行刑事诉

讼司法实务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发表量刑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只是根据被告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提出一个笼统的建议或者根本不提。这远非法治意义上的量刑建议。中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律制度，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和现有的法律制度中缺乏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规范，这就会遇到法的移植问题，这也是法的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三）人权保障的宪政理论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政的最终归宿。宪政是发展人权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人权的保障就只能停留在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之中。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为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进行控诉的检察机关所享有。这项权利的行使具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终极意义。首先，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客观上是对法院裁决的监督。法院裁决是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救济手段，因此法官的裁判权就成为国家最具权威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法官的权力如果被滥用，对社会秩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任何一种诉讼，不公正的裁判至少要损害纠纷一方甚至双方的正当利益，特别是刑事诉讼的最终结论，因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这些基本人权的损失，其不公正对公民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量刑建议权本身所体现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权的监督以及其所引起的更为清晰的公众监督，是对与刑事诉讼结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手段之一。其次，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权，也是对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所赖以生存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保护。量刑建议权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一项司法请求权，正是国家对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生存环境和基本权利本身的保护。再次，量刑建议权所具有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对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和判决的保障。

三、量刑建议的诉讼价值

（一）有利于强化审判公开，符合中立原则

在现代程序正义理论的发展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的概念。陈瑞华博士认为刑事审判程序的最低限度公正标准之一是中立原则，即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而检察机关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量刑建议，这样可以较好地保持法官的中立、客观的立场，防止法官在庭审中过分地积极主动，有失公正。

同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强化审判公正。虽然，对犯罪人的量刑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但现代司法理念要求诉讼过程公开公正。因此，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仅对被告人的定罪要公开，而且对被告人的量刑也应公开。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却仅强调了定罪方面的公开，而忽略了量刑的公开。这一点，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就体现得很明显。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性有很大的加强，特别是在被告人的定罪上，但在量刑方面，判决书仍缺乏说理。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法官认为量刑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量刑无需说理或不易说理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说理的外部动力。而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量刑建议及理由，那么，就可以促使法院判决在量刑方面加强分析论证，防止暗箱操作，增强判决的透明度。

（二）有利于减少诉讼纠纷，实现效率目标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不上诉的仅占少部分，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告人对量刑的一知半解，一方面是庭审中未对量刑展开辩论，另一方面是判决书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论证，以致被告人对量刑缺乏正确的认识。一些量刑适中甚至偏轻的案件，也提出了上诉。实际上，如果在庭审中对量刑展开辩论，再在判决书中对量刑进行论证分析，使被告人对量刑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被告人上诉的情况，从而提高诉讼的效率。

（三）推进刑事诉讼改革

目前，刑事诉讼改革正在推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实质是普通程序的简化，因此，相对普通程序而言，适用简化审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序的限制，被告人的部分诉讼权利成为追求效率而付出的代价。从公平原则出发，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被告人理应得到一定的补偿或报酬。而在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要得到的最好的补偿或报酬莫过于从轻处理。在世界上，认罪也是许多国家减轻刑罚的主要根据。但在我国，除了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被告人作出认罪后的刑罚适用情况并无具体的规定，特别是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庭审方式的被告人，不仅作有罪供述，而且其诉讼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情况下，法律仍没有规定可以减轻处罚，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简化审庭审方式产生对抗情绪。因此，有人提出对策之一是建议法律赋予公诉机关求刑权，若被告人一方完全认同指控事实、罪名和求刑意见，则法庭在原则上支持公诉机关表明的求刑意见。当然最终决定权必须在法庭。实际上”两高“、司法部制定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称《意见》已采纳此意见，规定量刑是辩论的重点之一，并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但从轻的幅度没有具体的规定，使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的实体法利益过于模糊，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可以弥补这一点。

（四）是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有效举措，有利于合理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公正目标

量刑是刑事裁判的最终结果，量刑公正是刑事程序的价值之一。而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裁判不公主要的不是表现在有罪判无罪或无罪判有罪，也不是表现在量刑偏离法定刑的范围，更多的是表现为量刑的偏轻偏重。即虽在法定刑范围内量刑，但所判处刑罚与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比，明显偏轻或偏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如故意杀人罪，其法定刑既可以是死刑，也可以是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还可以是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哪种情况下是死刑，哪种情况下是无期徒刑，哪种情况下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具体规定，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即使是情节较轻的，也可以在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自由裁量。二是量刑规则建设滞后。量刑规则指专门规范法官量刑行为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刑事法律制度以及司法解释。量刑规则建设能够有效地规范和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防止偏离正常的量刑轨道，确保量刑公正。如美国1987年颁布了《量刑指南》，规定了每一种犯罪的基本等级以及刑罚的刑量表和罚金刑量表，表中每一等级的幅度，其最高法定刑与最低法定刑不能超过25%或者6个月，并规定法官量刑时必须在规定的等级和幅度之内判处刑罚，如果有偏离，必须说明理由。而我国，量刑的实体性方面，79年刑法修订时规定得比较笼统、原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也对盗窃、诈骗等犯罪的量刑情节作出了具体规定，但仍规定得比较宽范，而且作出规定的罪名占刑法中罪名的比率较小。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一方面是内部难以监督。从形式上看，法定刑幅度内的轻重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法院内部监督，包括二审法院也不好处理。二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难以监督。从目前的诉讼程序看，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但量刑偏轻偏重，即使是畸轻畸重仍是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错误不明显。检察机关即使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也通常予以驳回。

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可起到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事前监督和预防作用，从而促进量刑公正。

（五）有利于提高公诉人的素质

明确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这将对公诉人的案情分析能力、证据判断能力和准确理解法律条文规定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点在我院实行庭前预判制中已有体会。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既要审查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此罪还是彼罪，又要考虑被告人的罪重罪轻的问题，斟酌影响被告人量刑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研究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决定乃至参考先前的判例，这样可以促进公诉人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同时也更体现检察机关价值取向的客观公正性。公诉人为了提出正确的量刑建议，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全面收集证据，既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证据，也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证据。

四、量刑建议权的法理依据及缺陷

目前，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公诉过程上，普通程序在法庭调查结束阶段、简易程序在起诉意见书中提出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而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对此建议是否被采纳及理由进行表述。有的认为这是不妥的，概括有以下方面：

1、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突破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审判量刑权属法院专属权力，任何机关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干预。

2、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实际上是对未经法院审判定罪的人进行了量刑，突破了刑法规定“任何人未经法院审判，不能定罪”的原则。

3、我国现行司法文书格式中，没有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表述的内容。

4、我国刑法规定了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根据情节酌情量刑，而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可能左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同时容易导致开庭前检察官与法官达成诉判交易，甚至私下“通气”或“勾兑”现象。

5、不便于监督权的行使，如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采纳，判决的结果是量刑畸重畸轻，那么检察机关又怎么去抗诉监督？

6、如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被采纳，被告人及当事人对此更不理解，容易造成百姓对法律统一权威的质疑。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而公诉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求刑权，即通过诉请人民法院运用审判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处罚。同时，我国刑事诉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根据该条的规定，公诉人在法庭审理中根据案情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发表自己的意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根据案情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发表自己的意见应该是”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应有之意，因此，量刑建议也应是公诉权的应有之意。实际上，这一点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已明确，”两高“、司法部制定的《意见》第七条第（四）项规定：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根据该规定，量刑是辩论的重点，既然要开展辩论，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理应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

而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一般不发表意见，究其原因：一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公诉机关运用没有外部环境。司法实践中，比较强调的是量刑权由法官行使，虽然从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看公诉人庭审可以对量刑问题进行辩论，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公诉人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的刑罚一般就不发表意见，或只笼统简单表个态，建议从轻或从重处罚，并不提出具体的刑罚意见，以免有冒犯法官之嫌。二是缺乏运用规则，导致难以运用。从检察机关来讲，对量刑意见的提出也没有一套合理有效的规章制度，公诉人难以运用。三是业务建设滞后，导致不想运用。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比较侧重公诉部门办案人员出庭水平和公诉能力的提高，对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对被告人的定罪与否比较关注，而对具体的刑罚，一般不太关心。长期的积累，导致公诉人对量刑原则理解，具体适用刑罚水平较低，对量刑意见的提出变得不适应。

五、量刑建议权的运用规则构建

量刑建议是司法操作性很强的问题，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学者和专家多有著述，笔者对量刑建议的主体、时间、方式谈点初浅的认识。

（一）量刑建议的主体

目前检察机关公诉业务运行机制中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作为公诉权中程序性措施的起诉权基本由主诉检察官行使。那么对于有实体性质的量刑意见的提出，是否也可由主诉检察官行使。笔者认为，量刑建议仍属程序性措施，主要应由主诉检察官决定。但有几种情形例外，一是由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检察委员会在讨论案件事实、定性时，对量刑请求也应一并进行讨论决定。二是对死刑的提出、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应经主诉检察官会议讨论并经检察长批准。

（二）量刑建议的时间

一般来说，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的时间有两个：在起诉书中或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在起诉书中量刑建议，是一种书面求刑，比较正式规范。但起诉书量刑建议也有其缺陷：一是虽然检察机关通过审查起诉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但由于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尚未建立，提起公诉时控方对全案的证据可能没有全部掌握。随着庭审进行，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而起诉书中的量刑建议也可能与随后庭审中的调查情况不符。二是我国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而非个人对刑事案件提起诉讼，这就决定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可以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甚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调解或自行调解、撤回起诉。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撤回、追加或变更起诉权，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作了规定。同时，公诉中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是公平、正义的象征，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经常因庭审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则有损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的形象，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不能随意变更。因此，为保证公诉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一般不宜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应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

但对于被告人认罪，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意见》审理的案件，笔者认为应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以明确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的实体法利益。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检察机关一般不派员出席法庭，因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应在起诉书中提出。

（三）量刑建议的方式

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已经开始量刑建议的尝试。从实践情况，量刑建议的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如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是在法定刑内提出量刑幅度。如提出应判处八年至十年有期徒刑。三是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刑期。如提出应判处九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应是法定刑内提出量刑幅度。因为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的方式，目前的诉讼制度中已在实施，没有具体的意义。而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刑期，则缺乏操作性。实践中案件情况复杂，对同一案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差异在所难免。就量刑而言，对同一被告人认识差一、二年实属正常，所以检察的量刑建议不宜过于具体。这一点本院在实行庭前预判制也有体会。

同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应进行说理，即说明量刑建议的依据。而量刑建议的依据，就是与量刑有关的所有情节，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如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具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在起诉书中与量刑建议一并写明，其他的案件，应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说明。

考察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各个罪名的犯罪构成和刑罚的规定即可看出，由于刑法对刑罚所规定的幅度较大，因而在量刑环节上，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翻开现行刑法，即可以看到”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等类似的规定。毫无疑问，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越大，个别公正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较大的量刑幅度为实际上千差万别的同罪名案件之间实现结果上的区别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但是法官的量刑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权力就会有权力所共有的性格。孟德斯鸠的结论已成为对权力的经典评价：”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导致腐败，权力始终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有人曾对某区法院对四起盗窃案的判决做过比较：

判决一：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年，某年6月12日。

判决二：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个月，与判决一同年的6月16日。

判决三：盗窃财物共计9800元（多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3000元。

判决四：盗窃财物共计980元（一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2300元。

浅谈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篇6

关键词：量刑建议权；量刑规范化；量刑辩论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20-02

一、量刑建议权的属性

1.量刑建议权从属于公诉权

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做出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决定。公诉机关行使公诉权的目的，首先，通过提起公诉，请求人民法院对其起诉的犯罪予以确定；其次，请求人民法院在所指控犯罪的范围内，对有罪被告人给予适格的刑罚制裁。可见，人民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实际是行使公诉权的一个表现，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概念。从权力架构上看，公诉权基于刑罚权产生、量刑建议权又基于公诉权产生。公诉权不仅为刑罚权的实现提供可能性，也为量刑建议权的产生提供了权力依据。

2.量刑建议权体现工具、程序性

任何一种权力都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设置，量刑建议权也如此。量刑建议权的确立，一是体现程序正义，维护司法权威；二是规范审判机关权力，平衡审判权和审判监督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量刑建议权的程序性价值甚至超过建议实体权本身。

3.量刑建议权属司法请求权，不具有终局性

由于量刑建议权之于公诉权的从属性，这一权力和公诉权所要求的目的一致，即通过提起公诉，请求人民法院按照人民检察院所提出的理由和事实，对有罪被告人处以应有的刑罚。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决定了其量刑建议权的司法请求权属性。人民检察院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只能作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决定的参考，只有具备审判决定权的人民法院，通过采纳或者不采纳量刑意见，做出终局性裁判的权力。

4.量刑建议权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的表现

前文提到，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会导致量刑畸轻畸重、同案不同判现象日益增多的现象。从程序上看，明确量刑建议权是将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行使时间提前，这种前置的审判监督方式，和检察机关抗诉权这一后置监督方式相互呼应，加强了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张力，为检察机关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量刑建议权与量刑规范化

明确量刑建议权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量刑规范化，进而维护司法统一和司法权威。笔者认为，量刑建议权与量刑规范化二者的关系如下。

1.量刑建议权是量刑规范化的逻辑起点

量刑规范化是量刑建议权的其中一个具体归宿。求刑权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刑罚权的重要表现。制刑权是立法机关将某些行为入罪并创制刑罚的权力；求刑权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要求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权力；量刑权是审判机关决定对有罪被告人是否处刑、处何等刑罚的权力。行刑权是行刑机关根据司法判决加以执行的权力。量刑规范化是量刑权的逻辑延伸，是刑罚权的“最终归宿”。在刑事司法程序的各个环节，刑罚权通过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相互交叉更迭，最终得以实现。

量刑建议权和求刑权在存在方式上互相依存、相互独立；在逻辑顺序上求刑权在前，量刑建议权在后，二者循序渐进，共同构成了公诉权。量刑建议权作为求刑权中的一个后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求刑权的活力，使求刑权在刑罚权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进而促进刑罚从静态走向动态并使之合理化，最终实现量刑规范化。因此，作为求刑权重要组成部分的量刑建议权就成了量刑规范化的逻辑起点。

2.量刑建议权和量刑规范化体现为权力和制度的关系

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是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赋予特定人或特定机关行使的权力。量刑建议权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公诉权的出现，是国家通过对刑罚权的垄断产生的结果。因此，这里所说的量刑建议权，其渊源来自国家的权力授予，是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授予检察机关追诉犯罪的权力。与自诉权相比，它具有国家意志性、权力统一性以及拉近刑罚距离等特点。确立量刑建议权的最终目标，在于保障公诉权的充分行使，实现诉讼公平、量刑公正。

量刑规范化是一系列制度形成的过程，它通过制定精密的规范化文件、优化量刑程序、革新量刑技术等措施达到规范化量刑的目的，最后实现量刑公正。而制定这一制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与量刑建议权的终极目标一致。量刑建议权为量刑规范化创造了有利的法律环境和条件，相应地，量刑规范化也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提供了制度支撑，二者表现为权力和制度的关系。

3.量刑规范化的尺度和方法表现为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一个下位概念，从行使效果上看是一种请求权，这一属性表明了其在法律上的效果不具有终局性。具有终局性裁判权的是审判权，可是审判权的终局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其被滥用的可能。量刑规范化需要某种工具性手段的配合方能顺利实现。这个工具性方法，便是量刑建议权的确定和使用。量刑建议权的非终局性体现了其工具性及程序性价值，这一具备双重价值的手段放在整个刑事审判过程中，成为平衡自由裁量权、维护司法公平、公开、公正的重要砝码。

三、量刑建议权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的作用

首先，建立量刑建议有助于法官做出准确裁量。我国刑法确立的粗放式量刑规则，使各具体罪名的量刑幅度较大，可适用的刑种跨度也较大，以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空间相当大。由于公诉机关更加接近案件的侦查环节，通过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以充实的理由提起公诉，并提出更加契合实际、体现犯罪主客观相统一的量刑建议，将有助于法官对罪行作出准确裁量，抑制自由裁量权的无度行使。

其次，建立量刑建议有助于提高司法运行效率。公诉机关依法对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可以让法官在量刑时有针对性地考虑案件的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让法官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定罪和量刑的说理部分的把握上，从而减少法官的工作量，提高司法运行效率。

再次，建立量刑建议权制度，有利于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一是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能够有效维护被告人的特有诉权。被告人的辩护权刑事诉讼中包括是否有罪和应当受到何种处罚。因此，被告人不但可以就自己是否有罪以及犯何种罪进行辩护，在判决之前，还应在判决前对自己将受到何种处罚具有知情权与辩护权。只不过上述权利的实现必须以量刑建议权制度存在，检察机关可以行使量刑建议权作为前提，不然被告人就无法就量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其结果只能是被动接受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得出的量刑结果。这既不能体现量刑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又剥夺了一审程序被告人对量刑幅度的辩护权与知情权。二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在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上诉的情况较多，除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一原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被告人对量刑不服：一方面庭审中没有对量刑展开辩论，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充分有效行使；另一方面判决书本身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论证，“判决意见书”实质上沦为“判决结果书”。“实践证明，如果检察机关通过行使量刑建议权，在庭审中对量刑展开辩论，审判机关在判决书中对量刑进行论证分析，不仅能够使被告人对量刑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相当程度上保证判决效果。这样既可防止被告人滥用上诉和申诉权利、减少上诉情况，同时也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另一个表现”。

四、对完善量刑建议权的建议

尽管目前已经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该项权力怎么才能有效行使，不流于形式，还需要司法实践中多方的配合和不懈的努力。关于如何完善量刑建议权制度，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注重量刑辩论，充实量刑建议权的内涵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不仅表现为检察机关根据侦查起诉阶段收集的案卷材料单方面做出量刑建议书，还表现为检察机关在庭审阶段，通过与被告人、辩护人的量刑辩论活动实现。量刑辩论环节的存在，一方面，增强了检察机关的权力意识，让量刑建议权不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其本身对量刑建议权的行使起着约束作用，有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形成。所以，完善量刑建议权，量刑辩论是必须予以重视的环节。

2.建立监督制约和测评机制

要提高量刑建议的质量，必须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具体监督制约办法可以是在案件判决后，公诉机关可将所提出的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结果进行对照，如果出入较大，要求公诉人书面说明原因，报该院相关领导或部门审查。同时建立测评机制，制定关于案件量刑质量的测评标准，以此作为检察官工作质量和法官工作水平的考核标准，“即将量刑建议案件列为案件质量检查的一项内容，量刑建议工作的好坏，直接与个人年度考核挂钩，促使公诉人和法官更加重视量刑建议工作”。

3.衔接好量刑建议与抗诉工作

量刑建议在遭到否定时如何救济，是量刑建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救济则无权力，如果说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前置性权力，那么抗诉权则是公诉权的一种后置救济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检察机关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抗诉。具体的抗诉理由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

参考文献：

[1]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蒋熙辉.论求刑权与求刑制度[EB/OL].Http：//www.Chinawe

blow.com/html/c27/2005212/33750.html.[2005-02-12].

[3]张曦，，林志刚.论量刑规范中的检察量刑建议权[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6）.

[4]朱孝清.论量刑建议[J].中国法学，2010，（3）.

[5]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新时期检察工作理论实践探讨[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定位思考 篇7

一、各国有关量刑建议权的立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 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 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量刑建议权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权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 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 对如何确定量刑也没有具体规定。这主要是基于“定罪和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 都应由法官统一行使”的理论前提。它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及这一建议对法官的效力等一系列规定或习惯做法体现出来的。

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权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 在陪审团定罪后, 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 控辩双方都要参加, 都可以就量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充分发表意见, 检察官作为公诉人自然具有量刑建议权。

二、我国构建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意义

量刑建议权制度是一项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创新, 它无论是对于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量刑建议权制度是从程序上保证量刑公正的良策。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都比较大, 刑诉法规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较封闭, 很容易形成暗箱操作。在这种情况下, 公诉人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 由此而引起的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答辩, 可以帮助法庭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限, 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预测性。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制约审判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需要。

其次, 量刑建议权制度是提高和促进检察官素质的重要机制。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 公诉人就要全面掌握案情, 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 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 在斟酌量刑建议时, 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 又要努力达到量刑的个别化。这就必然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 尽可能的提出比较合理的量刑建议, 保证办案质量。

再次, 量刑建议权制度既是强化控辩双方诉讼职能的契机, 又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手段。检察机关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直接意义在于, 它启动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 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的透明度, 而且强化了控辩双方的抗辩性, 扩展了意见竞争的范围即量刑辩论。在此基础上, 也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 对一些简单案件, 可以直接适用简易程序, 即控辩双方直接达成有关量刑的协议, 建议法官考虑。一旦双方意见一致, 其案件的审理程序就大大的缩短了, 法官只要在双方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判决就可以了。

三、对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法律性质定位

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是指检察院机关在刑事诉讼公诉中, 针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其性质, 依法向审判机关提出量刑意见的一种检察权。但因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对量刑建议制度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导致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的法律性质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法律性质定位如下:

(一) 检察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享有公诉权, 公诉权本身就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请求权包括:一是请求审判机关对其提起公诉的犯罪予以确认, 即定罪建议权 (又称“求罪权”) ;二是请求审判机关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基础上予以刑罚制裁, 即量刑建议权 (又称“求刑权”) 。司法请求权的两部分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前者是基础, 没有前者, 自然也就不会存在后者;后者是请求确认前者的目的, 没有后者, 对定罪的请求就失去了意义, 其请求也就不是完整的请求。也就是说量刑建议权与定罪建议权一样属于公诉权的范畴, 量刑建议权显然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尽管现行法律对检察量刑建议没有明确规定, 但既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 检察机关就应当享有量刑建议权。

(二) 检察量刑建议权本质上是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的建议权, 不会影响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量刑建议权属于公诉权的一部分, 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并不具有实体处置权;而与之相对的是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 则是审判权的一部分, 是一种司法裁判权,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分工、配合及制约的关系。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性质来看, 量刑建议权仅仅是一种建议的权力, 并不能约束或替代审判机关的量刑权。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公诉权是一项司法请求权, 其本身不具备终结性即最终判决性和刑罚性。对于人民检察院的量刑请求是否采纳, 其量刑决定权在于人民法院, 并未干涉其审判权;从量刑建议的内容来看,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依据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从重和加重处罚的情节提出的, 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提出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建议, 而且已经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犯罪事实与法律适用, 一切都在审判权的控制范围之内, 因此量刑建议权不但不会影响审判权, 反而有助于法院有效地行使审判权, 提高审判效率, 促使法官更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实现量刑公正。

四、对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实践运用定位

从对检察量刑建议权的法律定位和诉讼实践来看, 检察机关行使检察量刑建议权是其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检察机关的应有之义, 并不是一种新的权力。事实上我国检察机关早已在一定程度上行使量刑建议权, 只是在司法实践中行使这一权力尚不全面, 而且由于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 往往只注重罪名、定性的论证, 即注重定罪方面的公诉力度, 而不重视量刑意见的合理提出, 对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显得原则、概括, 流于形式, 大大弱化了量刑建议权。加之现行法律对检察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没有明确、可操作性的规定, 检察量刑建议权在实践运用中亟需进一步强化, 而且需要进一步规范、发展和完善。为此, 在现有立法滞后的情况下, 有必要对检察量刑建议权的实践运用予以定位。

(一) 量刑建议权的提出阶段。

笔者个人认为量刑建议的提出应根据刑事案件适用的不同程序区别对待。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因为案件事实清楚, 同时考虑到保障辩护权的要求和诉讼效率, 量刑建议应在起诉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时提出为宜。对于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尤其是重大、复杂案件, 应当在法庭调查完毕以后, 法庭辩论之初提出量刑建议。因为根据我国目前的诉讼进程安排, 经过法庭调查, 控方 (公诉人) 和被告方对对方出示的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质证之后,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已经基本上能够显现出其本来面目, 此时提出检察量刑建议, 是立足于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基础上的, 应该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也比较客观、正确, 被法官采纳的把握性更大;同时, 由于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 辩护方有足够的机会对控方 (公诉人) 的量刑建议提出异议, 为己方的合法权益进行辩论;再则, 通过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在法庭辩论阶段进充分辩论, 发表意见, 可以使裁判方兼听则明, 全面考虑各种情况, 公正量刑, 实现案件处理的公正性。

(二) 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

从检察机关内部而言, 在法庭上根据庭审情况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一般只能是公诉人。在司法实践中, 决定并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要结合现行的公诉体制来确定。笔者认为:由主诉检察官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 量刑建议权由主诉检察官行使, 但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应实行备案审查制度;适用三级审批的案件,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实行报批制度, 量刑建议权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行使;由检察长办理的案件, 量刑建议权由检察长行使。

(三) 量刑建议权行使的形式。

国外提出量刑建议的形式或者是以口头形式提出, 或者是在起诉书以外另以书面形式提出。在我国, 由于证据开示制度尚未建立, 提起公诉时控方对全案的证据可能没有全部掌握。随着庭审进行, 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笔者认为不同诉讼程序应采取不同的形式提出量刑建议为妥。具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由于检察机关一般不派员出席法庭, 因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在起诉书中提出。对于适用普通程序 (包括普通程序简易化) 审理的案件, 一般不宜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 应将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意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说明。无论采取何种程序审理的案件, 检察机关都必须针对与量刑有关的所有情节, 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 如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序、被告人的认罪态度、退赃表现等事实并援引具体法律条款说明其提出量刑建议的理由, 即对量刑建议进行说理分析, 与辩方一样对量刑建议承担举证责任, 并以书面形式提交。当然, 要规范、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检察量刑建议制度, 还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立法。笔者相信, 随着我国立法对公诉权尤其是对检察量刑建议权规定的不断完善和司法队伍素质的日益提高,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必将得到强化, 并真正发挥其对于完善公诉权、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摘要：学理界和司法界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量刑建议权的意义和各国有关量刑建议权的立法的分析, 对我国检察量刑建议权的法律性质、实践运用的定位作一探讨, 以期对量刑建议权的立法有所裨益。

关键词：量刑建议权,法律性质,实践运用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陈光中.辨诉交易在中国[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3]王志丽.量刑建议权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08, (5) :18-19.

量刑建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篇8

一、量刑建议权的含义及法理基础

1. 基本含义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亦称求刑权, 是指刑事诉讼中, 检察机关在代表国家依法对刑事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同时, 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反映等综合因素, 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 并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要求的检察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属司法请求权中的刑罚请求权。

2. 法理基础

量刑建议权, 法理上分析, 应属公诉权的组成部分, 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最终效力意义, 与之相对的是法官的量刑裁判权, 这两种权利是不同阶段和不同效力的权利。

首先,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诉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打击犯罪, 而刑罚是最后的结果, 量刑建议权是对刑罚的意见, 是公诉工作的最终目的的体现。

其次, 量刑建议是公诉改革发展的方向。量刑建议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的监督, 但是由于法定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常常发生交叉重叠的现象 (即多个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同时存在) , 法律又没有具体指导发生多重情节时的量刑方法, 因此很难讲清楚这些法定情节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 从轻和从重的具体程度应该怎样确定法律也缺乏相应的规定, 量刑建议刚好弥补该项空缺。

再次, 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重要依据。检察机关在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后, 对案件的定性和处理意见在量刑建议中已经表现的非常清楚, 如果法院的判决在案件性质和定罪量刑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如果人民法院认定的理由在检察机关来看, 并不充分, 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据此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人民法院的判决基本一致, 那么检察机关就没有理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由此可见, 这同样是对检察机关抗诉权行使的一种监督和限制。

二、国外量刑建议制度的比较

现今, 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 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 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

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 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 在陪审团定罪后, 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时, 控辩双方都要参加, 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

2. 大陆法系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 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

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 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作出判决, 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 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 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 都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

3. 不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检察官都普遍地享有量刑建议权。

最为典型的当然要属美国的辩诉交易。在辩诉交易中,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协商, 协商的内容之一就是检察官以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 换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协议一旦达成, 审判过程就大大简化, 如无特别情形, 法官一般都会按照检察官建议的刑罚作出判决。

三、量刑建议构建的诉讼原理

笔者认为, 诉讼原理理论要求检察官不仅拥有定罪求刑权, 还应当拥有量刑建议权, 公诉人应当明确地向法官表达对被告人适用具体宣告刑的建议。

1. 控审分离制度的内在关系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诉讼, 公诉人、辩护人及法官构成一种三角关系。理想的诉讼关系, 法官保持中立性和消极性, 与公诉人、辩护人的距离是相等的, 法官不代表也不偏袒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利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控、辩、审三方的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关系。按照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 法官、公诉人、被告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司其职, 三方的职能不应集中或混淆。在诉讼职能的区分中, 最容易产生问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审分离。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 以人权保障为指导思想, 对刑事诉讼的模式进行了改造。新刑诉法通过引进、移植当事人主义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 增强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些进一步地体现了控审分离的精神。

2. 控诉与审判职能的分离下的检察量刑权职能保障

在这种背景下来讨论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权的问题并不困难。在刑事审判中, 公诉人在法庭上向法官指明了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后,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向法官提出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请求,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公诉人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 其实质是在国家与被告人双方的利益冲突中, 公诉人向法官指控了被告人侵犯了其所代表的公益的事实之后, 而从公益的角度指出被告人为此所应当付出的代价。要求法官根据指控定罪是定罪请求, 而要求法官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裁决被告人负应负之责则是量刑建议。后者同前者一样, 都是司法请求。公诉人将二者都向法官明确提出才算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案件的整体请求。作为控诉方, 除了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是某种犯罪以外, 必定对其应怎样来承担责任有自己的意见和请求。

3. 量刑建议原理构建的合理性

量刑建议只是公诉人自己对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看法。如果法官对此并不认可的话, 他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自由裁量, 就像他在听取了公诉人的定罪请求后完全可以依职权裁判被告人无罪一样。有人认为, 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会影响法官的裁判, 这种担心是不合理的。因为作为控诉方, 他既然提起诉讼, 就是要法官倾听其请求, 说服法官按照其请求进行裁决。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行为目的都是试图影响法官的判决, 以期裁判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有利于自己的或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这一点是不需要掩饰的。

四、量刑建议实现方式的改革和建议

1. 量刑建议提起的主体。提出量刑建议的主体有三种:对于重大

复杂, 或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的量刑建议, 应由案件承办公诉人提出意见, 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其他普通案件, 由案件承办人个人决定并提出;检察长办理的案件的量刑建议, 由检察长行使。

2. 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

笔者认为根据案件适用的审判程序不同而有所不同。 (1) 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公诉人一般不出席法庭, 可以在提起公诉时, 将量刑建议书连同起诉书一起移送法院。 (2) 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 都是被告人认罪案件且被告人同意简化审理, 这类案件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时提出量刑建议。 (3) 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对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公诉人应当在法庭调查之后, 法庭辩论开始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量刑建议。这类案件的量刑建议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全面客观掌握和证据充分证明之上, 量刑建议具有客观性、透明性、公正性。 (4) 二审刑事案件。因实体部分判决错误而提起抗诉的案件和再审程序的案件, 可以比照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在法庭调查之后, 发表公诉意见书是提出, 庭后以正式书面形式送达法院。

3. 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

量刑建议作为一项制度的实行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 内容可以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况、量刑建议、求刑理由、法庭辩论后量刑建议及其理由等四方面;在格式上要规范制作, 可一式两份, 一份附起诉卷备查, 作为审查判决的依据;一份作为起诉书附件送达法院, 作为起诉书的随附性法律文书, 有正规的格式、编号和内容, 这样法院量刑时不仅能作为重要参考, 而且还要在法院判决中予以体现, 并作为法院入卷归档中不可缺少的材料。

4. 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及其求刑“度”。

实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强化审判监督、充分履行公诉职权的体现, 因而不应当有案件范围的限制, 但考虑到检察机关现有的人力和人员素质, 充分利用检察资源, 最大限度地发挥监督功效, 应当循序渐进。具体而言, 可先在简易程序审的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中实行量刑建议, 积累经验, 等条件成熟时, 由点带面, 全面展开。对刑种而言, 可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当然这种量刑建议必须具体明确,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可以提出一个较小的幅度, 刑期幅度过宽, 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5. 量刑建议适用的范围。

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应该是所有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和部分二审刑事案件。一审普通刑事案件包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等三类。部分二审刑事案件是指因实体部分判决错误而提起抗诉的案件和再审程序的案件。

6. 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

作为一项正在不断推进的制度创新, 量刑建议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 那就是如何规范量刑, 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在我国尚没有“量刑指南”的条件下, 公诉机关该如何提出量刑建议,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量刑建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篇9

(一) 量刑建议制度有助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此次刑诉法修正之前, 检察机关起诉书中不会提出具体的量刑种类及幅度, 也不会有单独的量刑建议书, 量刑被认为是法院依据职权独断的领域。检察机关仅仅将定罪问题纳入公诉的范围会带来法院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 量刑建议这一制度的改革可以对法院量刑活动进行全面监督制约, 有助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二) 量刑建议制度使得量刑结果更具有公信力

刑罚的种类及刑期的长短与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密切相关, 刑期的细微差别就可能会对被告人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影响其对判决结果的接受度。刑诉法修正案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 此时, 公诉方就更有可能站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立场上, 兼顾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全部量刑情节而提出更为公平的量刑建议, 使得被告人从心理上更能接受裁判的结果, 有助于其接受改造, 也使得被害人对最终量刑结果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三) 量刑建议制度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业务素质

公诉人不仅要查明与被告人定罪有关事实及证据材料, 还要查明与被告人量刑有关事实及证据材料以提出量刑建议, 从而促使检查官更加认真细致对影响定罪及量刑的方方面面进行审查, 这就要求检察官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业务素质。量刑建议最终是否被法院采纳、采纳了多少也会影响外界对检察机关业务能力的评价, 从而增强了检察机关人员的责任感, 从而不断激励他们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使得检察机关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二、量刑建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量刑建议制度

2011年10月1日两高三部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在全国开始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于同日试行, 标志着量刑制度改革正式试行, 量刑建议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中。但是目前, 我国关于量刑建议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只有《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 》、《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虽然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在原来第160条基础上做了修改, 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量刑建议制度。

(二) 量刑标准不一

《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量刑标准没有规定统一的操作规范, 因此在实践中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和发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对其规定的15类常见犯罪的量刑以外的其他犯罪的量刑没有规定。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当地实际, 对常见量刑情节及其他尚未规范的量刑情节以及常见犯罪的量刑起点幅度、增减刑罚量的具体情形和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细化, 造成实践中各级检察院的标准不统一, 甚至位于同一级别的检察院在不同区的量刑标准也不统一。

(三) 量刑建议适用范围小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只对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15个常见罪名的量刑作明确规定, 对于其他犯罪, 公诉人只能是参照其他罪名, 或者凭自己的经验提出起点刑、基准刑和拟宣告刑, 但是往往由于量刑建议依法无据而得不到法院采纳。

(四) 量刑建议效力不明确

《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 》第一条即规定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于这个认识, 有部分研究人员就认为量刑建议书和起诉书一样, 具有启动量刑程序、界定审判对象和范围以及约束法院量刑审理的对象和范围的作用;同时也有人反对上述说法, 认为法院的量刑调查和量刑辩论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后续, 量刑建议书与起诉书很难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而只能当做法院量刑时的参考。法院量刑裁判的范围也并不局限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而是可以针对各种量刑事实和情节进行调查, 也可以就被告人的量刑种类和幅度组织辩论。

三、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

(一)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量刑建议制度

目前, 全国范围已基本确立起量刑建议制度, 量刑建议是诉讼制度, 应该由法律进行规定, 以保证该制度的法律地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虽然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还是找不到量刑建议制度的合法依据。因此, 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对于公诉案件, 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

(二) 制定量刑标准的指导性文件

目前量刑标准不统一并不是意味着要制定尽可能细致的量刑建议指导文件。从实践中看, 各试点检察院有采取建议绝对刑期的, 也有采取建议相对刑期的。应该由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协商, 规定具体的量刑原则、量刑基准、量刑要素的适用规则、个别刑罚的适用规则等, 然后各机关分别制定实施细则。以在法定幅度内提出量刑建议为宜, 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可以提出确定刑期的建议。需要说明的是, 刑幅度本身也是应该加以规制的。

(三) 量刑建议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无论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 还是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 也无论是以简易程序审理还是以普通程序审理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案件, 无论是一审案件、二审还是再审案件, 原则上检察机关都应可以提出量刑建议, 但是对于一些案件认为不适合提出量刑建议的可以不提出。

(四) 明确量刑建议的效力

量刑建议不具有启动法院量刑裁判程序、界定法院量刑裁判范围和对象的效力, 量刑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量刑建议属于法院量刑裁判参考的一部分, 量刑建议作为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申请书, 所包含的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是法院制作量刑裁决的事实依据之一, 所提出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也是法院形成最终裁决的依据之一, 量刑建议对法院方并不具有预先的约束力。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量刑建议制度, 以及存在量刑建议适用范围小、量刑标准不一、量刑建议效力不明确等问题, 因此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量刑建议制度、制定量刑标准的指导性文件、量刑建议适用范围以及明确量刑建议的效力。

关键词：量刑建议制度,刑事诉讼法,刑罚

参考文献

[1]姜涛.量刑建议制度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9 (5) .

[2]陈岚.量刑建议制度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量刑建议工作中的问题及分析 篇10

在传统的庭审运作方式中, 刑事审判中的量刑活动被视为法院的专属权力。“重定罪, 轻量刑”的传统司法观念长期以来影响着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这种量刑工作模式的弊端在应用过程中已表现的十分明显, 它无法达到为法院判决提供参考的目的, 也很难对法院的量刑进行监督。随着检察工作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传统的量刑模式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自1998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量刑建议工作初次尝试至今, 对量刑建议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已逾十年。2005年7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 正式将量刑建议列为检察改革项目, 并开始在全国11个单位开展试点。2010年2月23日, 高检院又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 正式确定了量刑建议制度, 并进一步规范了各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活动。2010年10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试行, 正式建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公诉人等诉讼参与人有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日, 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决定自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 是检察改革的必然趋势, 也是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 但在量刑建议工作推进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 亟待克服和排除。

二、量刑建议工作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实施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

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除了要有必要的程序保障外, 还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程序与实体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平衡一致、统一标准, 是量刑建议取得效果的基础。只有量刑建议准确, 才能对法官产生影响和制约, 才能使被告人认罪服法。[1]因此, 检察机关要开展量刑建议并对法官量刑活动进行监督的前提是, 司法机关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量刑参考标准, 而这正是目前我们刑事司法制度中的空白。

(二) 公诉人普遍缺乏量刑经验

量刑建议的实施对多年以来一直沿袭着传统庭审运作方式的大多数公诉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量刑工作中对刑种选择、刑期计算、执行方式等内容均是过往的审查起诉工作中不曾涉及的, 而量刑工作本身也要求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科学性, 这就要求公诉人不仅要熟悉案件的所有相关事实, 而且要通晓相关的量刑法律法规, 掌握同类案件量刑的标准等。既没有统一的量刑标准, 也没有相关量刑经验, 是公诉人开展量刑建议工作面临的难题。

三、实施量刑建议工作中问题的产生原因

(一) 部分学者甚至是司法人员认为, 检察官不享有量刑建议权, 认为量刑权是专属于法院的权力。

而检察机关在起诉书及公诉意见中只能就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以及适用条款发表意见。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对量刑建议权的权力性质认识不足。[2]

(二) 部分观点认为量刑建议会干涉法官的独立审判。

产生这种误解源于未能理清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是对公诉人和法官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分别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混淆。

(三) 基于对检察机关社会公信力的考虑和担忧, 认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被采纳等于是“办错案”, 不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威信和形象。笔者认为, 该种误解产生的原因在于未能正确理解量刑建议的实质以及检察机关工作的职责。

四、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取的相关措施

(一) 针对缺乏量刑统一标准方面, 应积极制定统一的量刑标准。

目前, “两院三部”已联合就我国量刑程序问题制定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填补了我国诉讼法上量刑程序的空白。但对具体的量刑标准, 只有2010年10月1日起试行的在全国法院系统内部通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且该意见中仅对30种犯罪作了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 在量刑建议工作开展的初期, 几乎没有量刑经验的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以法院内部的量刑标准作为参考, 确是一条权宜之计, 但长此以往, 实有不妥。

对于量刑标准的制定也应当如《量刑程序意见》, 由检法两家共同制定, 形成统一的量刑基准、量刑要素和适用规则, 作为量刑的依据。共同制定统一的量刑标准, 不但有利于改善目前只有法院一家制定量刑标准, 也能够提高量刑标准的立法级别, 提升量刑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 也能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提供合理的依据。

(二) 针对良性经验不足的问题, 应逐渐提高检察官的量刑能力。

由于检察官缺乏量刑工作经验, 又面临着日渐增加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 提高检察官的量刑能力, 加强公诉队伍建设成为顺利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华红杰, 孙广平.量刑建议试点工作考察——以无锡市南长区、鹤岗市检察院试点为视界[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