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与完善量刑程序

2022-11-17

近年来, 量刑程序改革问题可算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之一。2010年9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全国法院的试点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量刑程序模式选择

很显然, 既然要推进改革, 首先应抛弃我国传统的定罪量刑合二为一的模式。因为在原有模式之下, 不管是公诉人还是被告方都很难有机会发表看法, 难以影响法官对量刑的裁量。那么是否就说明我国应采用英美法系的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笔者赞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即否定完全照搬英美的模式, 而是先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

第一, 完全独立的量刑模式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设置密切相关。在其刑事审判中, 陪审团与法庭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 前者负责审案件的事实问题, 后者负责适用法律。而我国法院设置并没有陪审团, 法庭要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全面调查, 审判庭既要负责定罪, 也要负责量刑。设置完全独立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难以实现。

第二, 任何一种程序的设置都要兼顾成本与效率, 诉讼成本的高昂和诉讼解决的及时性要求更是强调了效率问题。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的确有利于被追诉人有效行使辩护权, 避免了被追诉人可能既要做无罪辩护, 又要同时提出从轻、减轻量刑理由的尴尬局面, 但其不利之处也非常明显, 即高昂的成本, 繁琐的程序, 效率低下。[1]综上所述, 在选择我国的量刑程序模式时, 目前较为合适的做法就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

二、实践中的问题

(一) 区分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的案件

如前文所说, 要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那么, 这个“相对独立”的程度, 值得深思。“相对独立”这一提法暗含着在认同量刑程序的前提下, 并不是所有的案件, 无论案情简单还是复杂, 情节轻微还是严重以及是否认罪等具体情况, 就完全分离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换言之, 即对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的案件要做不同处理。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以及被告人认罪的案件, 可以不进行分离, 即用同一程序, 决定定罪与量刑, 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提高审判效率。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 应先将定罪与量刑分离开来。如果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 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又合二为一, 则可能出现辩护人既要作无罪辩护, 又要作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有罪辩护的尴尬, 这就置辩护人于矛盾的处境之中。倘若辩护人只作无罪辩护, 只有检方提出量刑建议, 法庭辩论就无法成立。所以, 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 应当先判定其是否有罪, 不能确认有罪的应作无罪处理, 量刑程序不必启动。能够确认被告人有罪的, 才可以启动量刑程序, 围绕量刑问题, 公诉方和被告方举证、质证与辩论。[2]

(二) 诉权的制约

我国传统的审判实践, 法庭并不针对量刑进行单独的庭审程序, 当事人无法就量刑单独的举证、质证与建议, 完全由法官裁量决定量刑种类与幅度。在法庭辩论阶段, 被告人及辩护人虽然可以提出理由, 尝试说服法官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 却无法影响量刑。公诉人可以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阐述公诉意见, 但不能地与辩护人自由辩论。而且所谓的量刑建议权也尚未从制度层面进行保障。法院并不围绕量刑问题举行听证程序, 被害人被公诉人代表, 实际上等于被剥夺了参与量刑的权利, 不能亲口陈述只有犯罪对其造成的各种影响, 也不可以针对量刑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 被害人参与问题

之所以将被害人参与问题单独提出来强调, 是因为实践中, 被害人诉讼地位低下, 诉讼参与程度有限。很多国家的宪法, 以及国际人权保障标准, 大多从维护被告人权利的角度出发, 很少考虑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3]从我国审判实践来看, 被害人的民事原被告地位越发得到重视, 但在公诉的权利与地位却经常遭受忽略。有些法院甚至习惯性的用公诉方代表了被害人, 视被害人为一个单纯的证人。保障被害人有效地参与审判的问题更无从谈起。很多被害人或受此错误的概念误导, 或恐惧出庭所带来的“二次伤害”, 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即使对于一些有被害人参与的案件, 调查表明由于其自身水平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 参与的程度很低, 对量刑结果也影响甚微。

三、构建与完善量刑程序

(一) 量刑听证制度

量刑听证制度, 是出于社会各界对法院滥用量刑裁量权的普遍忧虑而发展起来, 由法院、检察院、被告人和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 将量刑建议制度、量刑答辩制度引入量刑程序, 以及未成年人案件中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二) 制定可操作的量刑指南

制定可操作的量刑指南, 可以大大缓解立法与实践的矛盾。实务部门也一直在探索量刑失衡的解决途径。最高法推行的判例指导制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虽然我国实行的并不是判例法, 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乃大势所趋, 由最高法汇编的代表性案例, 对于各地法院的量刑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有助于矫正量刑失衡。

(三) 量刑技术革新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开展的电脑量刑的试验, 在国内引起了较大争议。但是数据证明, 电脑辅助量刑确实有其可取之处。自电脑量刑实施以来, 该法院刑庭审判的100余起案件没有一件上诉或抗诉。[4]另外, 电脑量刑大大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 缓解了法官每日埋首案卷中的压力, 提高了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 电脑量刑剔除了由法官个人因素造成的量刑失衡, 而且大大减少人情案发生的可能性。当然, 以上只是电脑量刑所带来的好处, 其弊端还颇有争议。我们只需铭记, 技术只是手段。科技的进步当然可以拿来为促进量刑公正所用, 但是司法公正仅靠科技进步是远远不够的。革新量刑技术, 只是矫正量刑失衡的治标, 欲要治本, 还需要其他一系列相关配套性措施, 更需要实践的不断探索。

(四) 公开性与透明性

“正义不应当只是被实行的, 也应当是看得见的”。[5]量刑公开不仅仅是指量刑标准、量刑过程与结果公开, 还包括量刑理由公开。特别是判决理由公开。首先, 判决理由支撑了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也决定了其说服力的大小。根据案件事实进行严谨的说理, 从而水到渠成的得出判决结果, 能够使当事人心服口服, 也给当事人上了说理教育, 提高法律素养的一课。因此, 没有说清判决理由的判决, 逻辑上就是不合理的。其次, “判决理由是上诉或不服申诉的根据, 律师和上级法院也要在判决理由中去寻找线索, 用以发现原审法院判断的不足、失误和逻辑问题。”[6]纵使判决本身是公正的, 如果说理不清甚至压根没有说明理由, 当事人很容易对案件的公正性进行质疑甚至怀疑法官是否徇私枉法。如果当事人因此而对本来合理的案件进行上诉或申诉, 不但耗费了大量金钱与精力, 而且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总而言之, 随着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至今, 量刑程序改革工作不断深入, 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并且各地实践部门已经得出可观的成果。但是, 随着试点工作进入深水区, 更多难点也一一暴露出来。建立完善量刑程序需要学界与实践部门在探索和总结中共同努力, 不断前进。

摘要：“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作为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中确定的一项改革目标, 其目的在于通过健全和完善诉讼程序规范量刑活动, 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实现量刑公正。结合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应从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建立可操作的量刑指南, 革新量刑技术、保证量刑公开与透明几方面综合入手, 建立与完善量刑程序。

关键词：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量刑听证,量刑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