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共8篇）

篇1：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而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但是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合同诈骗的量刑】合同诈骗量刑分析

个人和单位均可犯本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5万至20万元以上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包括以下5种行为：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即以凭空捏造出来的单位的名义或者未经他人授权或同意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合同担保，是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双方约定，为保证合同的履行而设定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减少合同风险和保障合同履行的常规做法。犯罪分子为了取得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往往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以达到利用合同骗取钱财的目的。“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等金融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证明其对某些本不享有权利的财产享有权利的证明文件，如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产所有权证以及其他虚假的动产、不动产权属的“证明文件”等。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是犯罪分子一种惯用的诱骗伎俩。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往往使对方当事人对其履约能力和诚意信以为真，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犯罪分子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对方的信任，达到诈骗的目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只要签订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给付了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其犯罪目的就已实现，然后便逃跑、隐藏、躲避。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是一个概括性规定。由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法律上不可能穷尽，有必要规定这样一个弹性款项，便于司法机关具体掌握。

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情况：收受当事人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既不履行合同义务又不退还，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犯合同诈骗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合同诈骗罪不会被判死刑。

合同诈骗量刑相关规定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但是目前，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却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而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 规定，合同诈骗的，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 5 千元至 2 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1996 年 12 月 24 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 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货款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l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从立法原则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中的金融诈骗犯罪，犯罪起点数额均比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高，在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分离出来归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其犯罪客体与金融诈骗罪属同类客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提高非常符合实际。而且在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没有新的司法解释推出之前，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参照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规定判处。即，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4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广东省惠州市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惠州刑事辩护律师皮律师：*** 欢迎致电咨询 广东省惠州市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广东省惠州市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诈骗案件如何掌握数额标准的答复 粤高法［2006］15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诈骗罪数额标准的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鉴于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似，法定刑幅度相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一直未对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解释的实际情况，我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办理诈骗案件时，对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2002］87号)第21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标准执行。2006年4月12日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1条(2006年4月1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1条

２１、关于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东莞、江门市及其所辖市、县、区以５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５万元以上不满５０万元为“数额巨大”，５０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肇庆、韶关、清远、阳江、云浮及其所辖市、县、区以４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４万元以上不满４０万元为“数额巨大”，４０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广州铁路运输各级法院审理犯罪地在广东省内的合同诈骗案件，按照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标准掌握；犯罪地在广东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见》第２１条第二款的标准掌握。惠州刑事辩护律师皮律师：*** 欢迎致电咨询

篇2：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1、本罪的刑事违法性与其行政违法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非法经营者必然违反有关的工商法规、没有行政违法性就不存在刑事违法性。

2、本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出于故意，对于因不知其为非法而进行非法经营的，不认为构成本罪，而只能给予行为人以行政处罚。

3、本罪在犯罪情节上要求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而认定情节是否严重，应以非法经营额和所得额为起点，并且要结合行为人是否实施了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是否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悔改等来判断。

(二)如何量刑

1、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恃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篇3：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7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电信诈骗的惩处专门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就司法解释中的电信诈骗定罪量刑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电信诈骗集团化、专业化、侦破难

问: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日趋猖獗,对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电信诈骗犯罪有哪些特点?

答:电信诈骗作为一种新型诈骗方法,通常以集团化、专业化方式作案。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其运作模式主要是: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幕后组织操纵整个犯罪实施,雇用人员为诈骗窝点搭设网络平台,提供电信服务器及改号服务;雇用人员负责发送诈骗信息,拨打诈骗电话并接听回拨电话;雇用人员赴各城市转款、提现,将赃款转至多个不同账户,最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

诈骗信息、诈骗电话的内容主要涉及彩票中奖、购车退税、电话欠费、信用卡消费、灾区募捐、网络购物、股票走势预测等等。电信诈骗利用电信、网络技术面向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改号技术冒用国家机关、公共服务机构的电话号码行骗,事先会精心设计骗局,行骗过程中根本不与被骗对象接触,一旦得手,便会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转移赃款,容易使被害人上当受骗,且案发后难以侦破,难以追回被骗款项。

电信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也可追究刑责

问:电信诈骗犯罪涉及环节较多,侦破难度较大。抓获的犯罪分子有时只是实施了其中一个犯罪环节,诈骗的数额有时也很难认定。对此,人民法院将如何处理?

答:从公安机关近几年破获的多起境内外勾结的电信诈骗犯罪来看,其中的难点主要在于证据的认定方面,犯罪分子想尽办法钻法律的空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严厉打击电信诈骗,就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及时解决电信诈骗定罪量刑中遇到的新问题。

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司法解释针对电信诈骗行为查处难、取证难,诈骗数额往往难以查清的实际,根据刑法总则有关犯罪未遂的规定,专门划定了“硬杠杠”,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对电信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的,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即可以诈骗罪(未遂)追究刑事责任。

发送诈骗信息的条数及拨打诈骗电话的次数,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可以查证,而且5000条、500人次的数量规定,也符合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的现实需要。

为电信诈骗提供“地下钱庄”服务的以共犯论处

问:实践中,电信诈骗会形成一个密切分工配合的“网络链条”,有的提供通讯工具,有的提供“地下钱庄”服务。对于这种协助,是否以诈骗共同犯罪处理?

答:电信诈骗犯罪中,有的掌握网络技术、设备、资源的团伙,为牟取非法利益,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搭建网络电话诈骗平台,提供改号、群呼群拨、网络电话落地对接及运行维护等技术服务,为诈骗分子行骗提供技术支持。还有“地下钱庄”打着资金管理服务的招牌,专门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转移赃款、提取赃款服务,使得被害人被骗取的汇款在短时间内被分转到不同的账户,并在不同的地方迅速提取。

这些行为是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电信诈骗猖獗、难以及时查处的重要原因。为此,司法解释专门规定:“对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这也提醒我们,首先电信业、银行业要加强监管,对于电信服务器的租用、银行转账的往来要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公检法机关也要加强分工合作,加大案件侦办力度,注意证据的收集。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诈骗按重罪处罚

问: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冒充警察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电信诈骗。司法机关将如何处罚?

答:不法分子往往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银行卡欠费、涉嫌洗黑钱或者账号被犯罪团伙利用为名,打电话或发短信诱骗、恐吓当事人将资金转移至所谓的“安全账户”,再通过网上银行将资金迅速转移,从而诈骗群众钱财。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电信诈骗可酌定从严惩处

问: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哪些可予从严惩处的诈骗犯罪的具体情形?是否包括电信诈骗?

篇4：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引言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中火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其中对贪污罪的改动较大，取消了以五千元为起点的入罪标准，对犯本罪的人被判处死缓后可限制减刑，实行终身监禁，其定罪及量刑的设置都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罪状的重置及分析

（1）对《刑九》中贪污罪的简单阐述。

在此次修改中，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罪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處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不难看出，此次修改并没有对贪污罪本身的性质改变，贪污罪依然是指国家工作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占有公共财物。但是对其定罪方面改动颇大。《刑九》摒弃了以绝对数额入刑，取而代之以相对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将起刑点从过去的十万、五万以上不满十万和五千以上不满五万更变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档，在定罪方面给予了较大的裁量空间。在刑罚方面依旧保留死刑，增加了罚金刑，并且可以对因贪污罪被判处死缓的人限制减刑，在两年期满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可实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对贪污罪定罪数额的新设置之分析。

1、旧的贪污罪中的定罪数额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1997年制定刑法时，将5000元作为本罪的入罪起点，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物质水平的需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通货膨胀的不断扩大，单位货币所代表的社会财富和购买力已不能与90年代末的财富量同日而语。1997年刑法中对贪污罪的最高刑法为死刑，数额在十万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5000元以及不满五千元的起刑点已经明显偏低，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执行。1

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亿元贪官”，岂不是要将有所到达此数额位阶的犯罪分子置之死地？这显然与当前我国严格控制死刑数量的形势政策背道而驰。因此，以1997年刑法规定的定罪数额远远不足以科学衡量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为此《刑九》正式取消了以五千为起刑点的定罪数额。

2、启用相对数额为量刑单位有助于避免绝对数额带来的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尴尬。1997年规定的贪污罪的法定刑有四档，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为第一档；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为第二档；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第三档；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为第四档。而四档法定刑都有以对应的绝对数额为基点，分别是贪污数额为10万以上（第一档）；五万以上不满十万（第二档）；五千以上不满5万元（第三档）；不满五千，情节严重的（第四档）。必须承认如此规定确实能统一定罪量刑得分标准，方便审判人员在处理贪污犯罪时有一个标准的量化参照。但是，以绝对数额量刑有其自身的缺陷，特别是当物质财富水平发展进入新的高度时，这种缺陷表达的越为深刻。

90年代的物质财富级别较为分明，以万元为单位，每一个单位的财富所折射出来的个人占有量是非常大的，为了与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刑法便以万元为单位衡量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出现上述四个法定刑对应的四个数额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以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使得每一单位所代表的占有量正在收缩。以万元为例，一万元与两万元所代表的购买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过程中，贪污数额达百万千万甚至亿元的巨贪数量越来越多，若仍以万元为单位衡量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不科学的。按照今天的衡量标准，贪污十万元与贪污九万元的社会危害性几乎相差无几，但量刑结果却天差地别，有违背罪责刑相适应之嫌，也不利于平等使用刑法。所以《刑九》以相对数额代替绝对数额，同样分为三档标准量刑，在原则上至少严格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标准衡量贪污罪，使本罪的适用更具有科学的操作性。

4、增加情节轻重的考察力度，避免绝对数额主义。修改前的贪污罪将数额置于定罪量刑的首位，将情节附属于贪污数额而作为次要考察方面。虽然贪污罪类似于财产犯罪，但毕竟贪污罪关乎国家工作人员廉政秩序，此罪的客观方面应当由包括侵吞公共财产过程中的所有可考量的情节，如出于什么目的贪污，将贪污所得用于何处等。因此既不能概括性地把数额作为衡量贪污罪的唯一情节，也不能忽视其他情节对本罪的定性量刑作用。因此，《刑九》在表述贪污罪数额与其他情节之间用“或者”联系，将数额与其他情节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防止唯数额论。

二、修正后的贪污罪之缺陷分析

（1）将贪污罪的定罪数额从绝对数额改变为相对数额后，定罪数额已不再是具体数值，那么何以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呢？抑或是通过何者认定本罪的数额大小呢？有学者主张通过各省司法机关结合具体案件对本罪的数额大小进行认定，即刑法赋予了各地区对本地方触犯贪污罪的数额解释权。笔者认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一致，因此制定出来的数额认定标准也不一致，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贪污罪并不是纯粹的财产性犯罪，刑法也并没有将贪污罪置于财产性犯罪一章中。贪污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所有权，但主要还是集中于打击侵害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若各地区认定的数额标准不一，是否会破坏打击贪污犯罪的统一性，值得商榷。再者，数额认定不一难以反应公平性。在经济水平发达的地区设置的贪污罪认定标准自然高于经济水平较不发达地区，严格程度也无法均衡，如此容易导致贪污罪案件集中发生于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地区，换句话说人们不愿意也不敢在贪贪污罪数额认定标准小的地区贪污，却更倾向于在发达地区贪污，原因是以发达地区认定的数额标准会对此罪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这样也与我国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政策相反而行。结果就是导致大量同案不同处、同案不同刑、同罪不同则的不正当现象，严重背离刑法平等原则。2其二，不同地区之间的数额认定标准容易产生冲突。贪污贿赂犯罪地与审理法院所在地不在同一省的情况下，适用何省司法机关制定的具体数额？并且若被告人的贪污行为发生地、居住地和法院地都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3可见无论在诉讼上还是实体裁量上都无法做到统一。

（2）修正后的贪污罪依然保留死刑。有关死刑废除问题是学界研究的老问题，始于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至今仍无法得出统一的定论。我国是死刑适用范围最广的国家，适用死刑的次数也居世界前列。为此我国逐步提出新的死刑政策，即“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表明我国目前正衡量逐步废除死刑。但是，此次刑法修改中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中并无贪污罪，不得不所是一个遗憾。从刑法制定以来，我国对贪污罪一直属于“零容忍”的态度，因此对贪污罪的刑罚设置可谓“用心良苦”，几乎囊括所有刑罚，死刑自然而然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手段置入其中。可从司法实践情况上看，尽管有死刑的震慑作后盾，但贪污罪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相反，越来越多的巨额贪官产生。然而，实际被判处死刑并被实际执行的犯罪分子更是少数。可以看出，死刑在规制贪污罪的实际作用已然在逐步减少，新的贪污罪刑罚仍旧保留死刑的做法并不妥当。

三、完善对贪污罪定罪量刑之探索

纵观《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的修订，进步之处固然有之，但要让新的贪污罪具有有效的可操作性，仍需进一步扩大。

（1）进一步完善对定罪数额的认定。

如前所述，新的贪污罪启用相对数额作为分档标准后，对相对数额的把可能会出现偏差，更有甚者导致地区冲突或量刑不公的情况。要解决此种尴尬局面，笔者建议将相对数额的认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各省区司法机关制定符合其地区实际情况的数额范围，再由法院根据具体的案件判断数额大小。原因有二，其一，各省区司法机关制定的只是数额范围，即在贪污罪的相对数额基础上以相对确定的数额范围区分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的档级，实际上仍属于相对数额的二次化，可以由始至终避免绝对数额认定造成的尴尬局面。其二，将实际数额认定大小的裁量权交由法院可谓法制的一大进步。过去贪污罪实行的是绝对数额认定，审判人员只能机械地通过刑法规定的绝对数额对贪污行为定性，无法有思考的余地，更无自由裁量权而言，久而久之不利于审判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也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法官无需太专业的知识，只需根据法条规定的数额来操作即可。然而真正法治进步的国家并不是收缩法院的裁量权，而是给予法官更多对案件充分思考和裁量的权利。再者，将具体数额大小认定的权利给予法院也能避免贪污数额认定的省际冲突。如法院在审理异地贪污案件时，法官便可以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裁量运用哪一个省区所认定的贪污数额，不会出现法院面对省际冲突时不知所措的尴尬局面。

（2）加大对量刑情节多元化考察，防止一味“计赃论罪”。虽然《刑九》加大了对除数额外的其他情节的规定力度，但从司法实践上看，由于传统“计赃论罪”思想的影响，法官在审理贪污罪的时候依旧以贪污数额为重而忽视了其他情节。上文提到，本罪的客体和客观方面都有别与纯粹的财产性犯罪，因此要综合考察与本罪有关的所有情节才能科学公正费定罪量刑。笔者建议，可以将本罪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挪用公款罪作对比。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一样置于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一章中，并且二者行为相类似，所侵犯的客体也大体一致，不同的是刑法将挪用公款的用途与挪用数额一并考虑，进而分档量刑。所以，贪污罪要真正突破“唯数额论”就要切实将贪污数额与有关情节并重，从整体上把握本罪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追求片面的判断。

（3）取消死刑。从根本上讲，贪污罪是非暴力犯罪，也是对公共财产的占有型犯罪，但并不至于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迫切的危害，其性质还达不到残忍性，反伦理性。特别是在人权观念日益加深的今天，对死刑的理性看待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非暴力犯罪逐出死刑适用的行列。陈卫东教授认为：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罪犯，而收受贿赂等贪污腐败案件是典型的经济犯罪，对此判处死刑则未免课刑过重。4 因此废除贪污罪死刑不尽有利于保护人权，与国际提倡的精神一致，也符合我国坚持少杀、慎杀的政策。事实证明，极刑的存在也未必能有效防止贪污行为的发生，相反死刑仍存在于非暴力性犯罪却不断被人所诟病，为此笔者建议取消贪污罪的死刑，加大其他刑罚的处罚力度如罚金刑，毕竟贪污罪的核心在于对财物的占有，对犯贪污罪的人加大罚金刑的惩处则能给予其合适的剥夺性痛苦，若动之死刑未免有失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性。正确规制贪污罪的途径应当是事前预防，而不是事后以重刑相补救。必须充分运用其他非刑事惩治手段对贪污贿赂行为进行规范性否定评价，重视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的各司其职和双管齐下。5

注释

1赵秉志.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13，03：49-58.

2张兆松. 废除贪污受贿罪交叉刑之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0：41-46.

3赵秉志.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5，01：25-47.

4张恒立.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论[A].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两岸经贸交流权益促进会.海峡两岸法學论坛——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年会（2010年）论文集[C].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两岸经贸交流权益促进会：，2010：8.

5于志刚.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的现实化思索[J].人民检察，2011，12：81-86.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13，03：49-58.

[2]张兆松.废除贪污受贿罪交叉刑之思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0：41-46.

[3]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5，01：25-47.

作者简介

篇5：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论文摘要：自古“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缺的物质基础，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食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并可以供人食用的物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种类愈加丰富，食品安全已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对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体现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法律的作用，正确规范和引导食品行业安全、健康、快速的发展，引导消费者正确合理的消费，关乎民生大计，也牵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脉。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 涉食品犯罪 定罪量刑 法律责任

一、食品安全事故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近几年来，国际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食品污染事件，对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一次次的冲击波。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食品安全应该包括“食物量的安全”与“食物质的安全”两个方面，“食物量的安全”解决的是能否吃饱问题，”食物质的安全”是指确保食品消费对人类健康有没有直接或者潜在的不良影响。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如上海的毒馒头，浙江地区以变质的动物内脏提炼地沟油，“皮鞋酸奶果冻”事件，杭州的“毒蜜饯”事件，使人们现在都有谈食品色变的感觉。据统计，我国每年食物中毒的人数至少为20万-40万人。由此可见，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非常不乐观。

二、食品安全事故的构成要件

根据现代汉语解释，食品安全事故为相对于受害者而言发生的`自然的或认为的意外损失或灾祸。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食品安全事故是相对于食品受害者而言，是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而引发的食物中毒，食品污染等所造成的意外损失与灾祸。根据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食品安全事故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而客观要件是判断是否构成食品安全事故的标准。具体来讲，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构成要件有：违法行为;行为的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一)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作为和不作为。在《食品安全法》中，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行动实施了食品安全卫生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例如行为人生产法律禁止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不作为是指行为人以消极的态度，不积极履行食品卫生法律规定的应尽义务的行为。例如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如果行为人消极地不履行这一义务，即是违法行为。

(二)行为的损害结果

行为的损害结果是指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有损害人体健康，死亡的后果。损害结果是确定食品安全犯罪的显著的外部特征。涉食品安全犯罪与其他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不同，其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受害者的广泛性。由于现在社会生产具有规模大，销售具有网络化的特点，导致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受害者分布极为广泛

2.受害者的不特定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由于食品食用者的广泛性，导致受害者人数众多，而且人数是不特定的。

3.损害结果出现的突发性。大规模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相对于传统的犯罪行为，大规模食品安全犯罪不是由具体明确的行为人直接对受害人实施危害行为，而是首先作用于食品，以食品作为中介来对受害人的生命或者财产产生损害。相对于传统的犯罪行为，现在的大规模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需要动用现代科技手段才能鉴定。因此，食品安全事故往往会不以受害者所意料的方式突然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即使采取各种控制或消除事故的诱因的措施，也很难使事故损害停止或者消除其影响。

4.损害结果的严重性。食品安全犯罪的损害结果是涉及消费者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损害结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更加明显。据统计，在“大头娃娃”事件中，根据相关调查的数据，截止到5月，仅安徽省阜阳市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的婴儿就有229人，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因此，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往往会出现严重的损坏结果，而且程度深。

(三)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食品安全犯罪领域中，即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的前因后果的关系。

三、食品安全事故的认定

篇6：贷款诈骗罪量刑标准

编辑：张智勇—赵红霞辩护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贷款诈骗罪量刑标准

贷款诈骗罪定义：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量刑标准 贷款诈骗罪的相关刑法条文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第一百九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贷款诈骗罪量刑标准 贷款诈骗罪的相关法律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贷款诈骗1万元以上不满1.4万元的，为拘役刑;1.4万元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6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一)贷款诈骗达4万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有“其他严重情节”，处有期徒刑五年;4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部分，每增加8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每增加情形之一，刑期增加六个月：

(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2)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3)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4)提供虚假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5)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二)贷款诈骗5万元的，为有期徒刑五年;每增加35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每增加第一项规定情形之一，刑期增加六个月。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一)贷款诈骗达16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有期徒刑十年;16万元以上不足20万元部分，每增加4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每增加情形之一，刑期增加一年：

(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2)携带贷款逃跑的;(3)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的。

(二)贷款诈骗20万元的，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1万元，刑期增加一个月;每增加前项情形之一，刑期增加一年。贷款诈骗罪量刑标准 贷款诈骗罪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还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贷款是指作为贷款人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金需求的愈益增大，贷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日益突出。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仅通过发放贷款参与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并支持企业购置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促进生产发展，同时还通过发放贷款促进商品流通，促进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等发僳。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贷款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诈骗贷款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产生并愈益严重。诈骗贷款行为不仅侵犯了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必然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诈骗贷款行为同时侵犯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所有权以及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具有比一般诈骗行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本罪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所谓虚构事实，是指编造客观上不存在的事实，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所谓隐瞒真相，是指有意掩盖客观存在的某些事实，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错觉。根据本条的规定，行为人诈骗贷款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l、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这种情形近年来屡有发生，仅在上海一地，一年就发生假引资的诈骗几十起，案犯一般是伪造国外某财团的巨额资金或者“在美国的爱国华人”的巨额私人存款要以优惠条件存人某银行，以骗取银行的贷款和手续费。此外，还有许多犯罪分子编造效益好的投资项目，以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

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为支持生产，鼓励出口，使有限的资金增值，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有时也要根据经济合同发放贷款，有些犯罪分子伪造或使用虚假的出口合同或者其他短期内产比很好效益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如犯罪分子张某伪造某公司的出口供货合同，并以虚假的合同向上海某银行申请了几百万元的贷款后携款潜逃。

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证明文件是指担保函、存款证明等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文件。如某公司通过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开出了一张虚假的存款证明，并以此向另一银行贷款几百万元。

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里的产权证明，是指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或者

汽车、货币、可随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如罪犯张某以伪造的某房屋开发公司房产证明为抵押，骗取某银行贷款一百余万元。

5、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出的“其他方法”是指伪造单位公章、印鉴骗贷的；以假货币为抵押骗贷的；先借贷后采用欺诈手段拒不还贷的等情况。本项规定的精神是不论行为人以何种方法诈骗贷款都要依本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贷款诈骗罪量刑标准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诈骗贷款的犯罪分子串通并为之提供诈骗贷款帮助的，应以贷款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所谓串通，在本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诈骗贷款的犯罪分子在实施诈骗前或在诈骗的过程中，相互暗中勾结，共同商量或进行策划，与诈骗犯罪分子予以配合，充当内应而为之提供帮助的行为。对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其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钱财的行为，应当注意分清两种人员在共同犯罪中采用行为的性质，如果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而采用的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仅是提供帮助的，这时就应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所犯的罪行来定性处理，如是贪污，就应依贪污罪处罚，社会上的其他人员则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如是侵占就应以职务侵占罪治罪，其他人员则以职务侵占罪的共犯处之。如采用的行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为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仅是为之提供帮助的，这时就以本罪定性处罚。而不能不分情况，都以本罪或他罪论处。

主观要件

篇7：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信用卡诈骗罪（刑法第19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本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2、恶意透支1万元以上的行为。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二、本罪的量刑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诈骗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这里的数额巨大，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诈骗5万元以上。至于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伪造后又使用的；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屡教不改的；因其诈骗行为造成他人公私财物的巨大损失的；因其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等等行为。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是指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以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标准，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50万元。至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要是指以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为常业的；属于累犯、惯犯或多次作案的；具有多个情节严重的情形的；因其诈骗行为造成他人特别严重的经济损失或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利用诈骗财物进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因其行为造成特别恶劣影响的等等行为。

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工作的重点。

附：刑法及司法解释

《刑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空白信用卡10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25张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50张以上不满250张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25张以上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250张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本条所称“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以信用卡被伪造后发卡行记录的最高存款余额、可透支额度计算。

第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不满10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5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数量较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的；

（二）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0张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张以上的；

（四）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

（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10张以上的。

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第三条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篇8：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析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

我国之前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以刚性具体数额的认定方式加以规制的,这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定罪量刑标准的僵化,引发罪刑失衡,从而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另一方面忽略了犯罪人的个性差异,导致同罪不同罚现象严重。

针对上述弊端,《刑法修正案(九)》对刚性具体数额的认定模式予以删除,而作出了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其针对贪汚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种情况分别规制了三档不同的刑罚,并针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保留了死刑规制,显然这种规定较为抽象,其具体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

(二)《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司法解释有利于避免了规定的模糊化、笼统化而导致的司法适用标准的混乱化,因此,《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对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以3万元作为起刑数额,20万元作为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的界定数额,300万元作为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的界定数额;此外,对于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较重情节的情形,作出了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此外,贪污贿赂案件定罪起点数额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低于该起点数额的不予处罚,这与我国目前数额加情节的的定罪量刑模式不无关系。

二、最新立法就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作出的认定规则

(一)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

《解释》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并首度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财物”的范畴。显然,这是对“财物”作出的扩张性规制。

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财物”的范畴,与日益隐蔽的贿赂犯罪手段不无关系。如今,经济发展迅速,技术也越来越发达,为了逃避法律规制,掩盖其权钱交易的犯罪本质,他们采取了诸如以低买高卖、收受干股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等隐蔽性极高的贿赂犯罪方法,为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难题。这些贿赂手段隐蔽性较强,且之前的相关立法中也未对“财物”的蕴含予以明文性拓展,导致针对此类犯罪司法适用困难的窘境。而今,将“财物”的含义明文拓展至“财产性利益”,无疑能够有效规制上述情形,有利于有效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定罪量刑。

(二)对多次受贿情形数额计算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

《解释》对多次受贿情形的计算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制,其采取了累计计算数额的方法,并针对多次受贿的两种情形作出了区别规制。

一种情形是小额贿赂款额问题。此种情形针对多次受贿,但每次均未达到相应处罚标准的行为人,依据《解释》,宜累计计算受贿款额;另一种情形则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此种情形《解释》对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作出了前后区分,并将在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一并纳入受贿数额考量范围,规定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宜一并计入受贿数额,一旦累计达到定罪标准,便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予以了明确规制

《解释》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予以了明确规制,具体包括: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由此可见,对受贿犯罪的认定,一方面不以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实际效果为依据,即不论是否达到了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结果,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另一方面对于收受他人财物不以事前事后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收受他人财物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亦不影响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

摘要：基于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高发的现状,《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作出了修改,而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无疑是本次修订的最大亮点。此外,2016年4月18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作出了详细规制,从而为更好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数额

参考文献

[1]张兆松.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J].法治研究,2016(02).

[2]谢杰.贪污贿赂犯罪治理的制度优化与规则补充——基于对最新司法解释的法律与经济双面向反思[J].政治与法律,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