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书

第一篇：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书

无锡南长区检察院“六项举措”深化量刑建议工作

正义网江苏频道10月28日电(通讯员沐惠娟)无锡市南长区检察院作为量刑建议试点单位,近年来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应当判处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量刑意见的诉讼机制,并逐步形成了量刑建议“六项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近年来,该院的量刑建议采纳率逐年上升,近两年基本保持在93%左右,被告人上诉率近几年来也明显下降。今年,在接受省院刑事抗诉百日会战互查小组检查的过程中,该院因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获得了互查小组的一致好评。

一、全面试点重探索

二、逐级审批严把关

三、联席会商定均衡

四、书面建议明依据

五、调查辩论保充分

六、判后审查利监督

量刑建议的提出,关系到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办案质量高低以及办案的社会效果。该院被列为首批量刑建议试点单位后,院党组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干警在深入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就量刑建议规范制度的建立进行探讨,并会同该区法院制定了《关于试行量刑建议的实施办法》。为扎实有效开展该试点工作,为规范量刑建议工作积累更多经验,在试行期间,该院要求对所有提起公诉案件的被告人都要制作量刑建议。同时,在量刑建议实施过程中,该院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提出阶段等方面的问题和做法进行了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以公函形式提

出量刑建议、庭审前告知被告人量刑建议,在庭审中进行量刑辩论等制度,促使该院量刑建议工作不断趋于规范和完善。

二、逐级审批严把关

为保障量刑建议的准确性、严肃性,该院制定了严格的量刑建议提出和逐级审批制度。承办人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需准确把握案情,并根据案件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等情况,在审查报告中提出具体的、可行的“量刑建议”。承办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除被告人有减轻处罚情节外,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提出,不得兼跨两种以上主刑。建议判处有期徒刑的,建议刑期的幅度不得超过3年;建议判处拘役的,幅度一般不超过1个月;建议判处管制的,一般幅度不超过3个月。对于需判处附加刑的,只提出适用的刑种。同时亦可对于执行方式提起建议,如明确提出可适用缓刑的建议。为确保承办人提出的量刑建议的刑种、刑期、幅度恰如其分,对承办人在案件审查意见书中提出的量刑建议,必须通过案件动态管理系统报科长审核,必要时可由科务会集体论证。通过审核后,科长再将报告通过案件动态管理系统报分管检察长决定,确保每份“量刑建议”的质量。通过对量刑建议的逐级审批修正,既有效预防和限制了量刑建议的随意性,也帮助承办人有意识地提高量刑建议水平。

三、联席会商定均衡

面对逐年大幅增长的案件量,该院建立并完善了与南长法院的常规联席会议制度和类案协调机制,确保案件质量,并兼顾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合理性。以近年来高发的毒品案件和新型犯罪案件的量刑为重点,该院运用协调机制,统一量刑尺度与范围,保障类案量刑建议与判决的均衡。例如,2009年7月,公安机关破获了“715涉税专案”,涉案受票单位400余家、涉案人员百余人、涉税总额800多万元,由本院牵头、经政法委协调,公检法三家就该批税案的量刑幅度与原则进行了多次研讨,并最终形成《关于715涉税专案的案件协调会议纪要》,就涉案人员的量刑问题达成共识。后该批重点案件作为庭审聚焦精品案例,取得了良好的庭审效果与社会效果。而该院与法院之间的常规联席会议也受到了市委政法委、区政法委的高度肯定。

四、书面建议明依据

该院试行量刑建议制度以来,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的形式不断转化升级,由最初庭审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到庭审前以公函形式向法院提出,最终确定为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并与起诉书一同移送人民法院。《量刑建议书》不仅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同时载明量刑建议的依据,以固定格式填充列出被告人触犯的罪名、条款和影响对被告人量刑的各种法定、酌定情节,对没有相关量刑情节的,也必须注明“无”,从而使被告人、辩护人和承办法官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提出依据一目了然。量刑建议过程的公开、透明,推进了“阳

光司法”,减少了诉讼各方在庭审前对量刑的随意猜测和猜疑,同时也使得被告人不服量刑判决而上诉的现象明显减少。

五、调查辩论保充分

在量刑建议工作中,该院还充分重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在法庭调查中,由公诉人根据案件的不同种类、特点和庭审的实际情况,针对相关量刑情节明确提问、核实,并合理安排和调整举证顺序。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可以分开出示的,先出示定罪证据,后出示量刑证据。对于有数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其中涉及某起犯罪中量刑情节的证据,在对该起犯罪事实举证时出示;涉及全案综合量刑情节的证据,在举证最后阶段出示。对于量刑情节在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中已经体现的,进行提炼说明,避免重复举证。法庭辩论阶段,根据量刑辩论程序独立的工作要求,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集中阐明量刑意见,被告人自行辩护及辩护人对量刑提出意见后,诉讼各方可以就量刑展开辩论。针对诉讼进程中量刑情节可能存在的变数,如自首、认罪态度、退赃、赔偿等影响,则充分考虑各种情形,分别准备不同的量刑建议方案;对法庭上出现影响原量刑建议的情形时,则建议休庭,按权限报批准后调整量刑建议内容。

六、判后审查利监督

在量刑建议机制会商阶段,该院明确提出要求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该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是否采纳的表述并载明理由,保障该院行使

法律监督职能,该提议随后在检法两家会签的《关于试行量刑建议的实施办法》得到了明确规定。此外,该院还进一步要求本院承办人在收到法院判决书当日,立即仔细审查判决书,在《刑事判决、裁定审查表》上载明量刑建议采纳情况。未采纳的,承办人需审查不采纳理由是否合理、充分。对理由不成立的,承办人可以作出通过提起抗诉、发出检察意见等建议,以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承办人填写《刑事判决、裁定审查表》后,交由副科长、科长、分管检察长逐级审查,针对需要抗诉和发出检察意见的案件,由科里讨论形成部门意见,需要抗诉的案件,报请检察长或者由检察长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

第二篇：量刑建议的意义

论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

谢鹏程

原连载于《检察日报》2001年8月14日和17日第三版

量刑建议制度是一项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有助于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而且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强化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

一、量刑建议制度是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的良策

我们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一般都比较大，刑诉法规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较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乃至由此引起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答辩，可以帮助法庭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线，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预测性。正如某区法院的一位副院长所说：“如果大家都出于公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是一件好事。” 量刑建议给法庭量刑裁判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公诉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如在起诉书中、在法庭辩论阶段或者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刑事政策以及相关案例的基础上，依法就适用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提出建议。这对于法庭作出量刑裁判是一种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本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虽不具有终极性，但在刑事审判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相应地，量刑裁判权则是审判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裁判权，只有法院才能决定被告人适用的刑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都涉及量刑，但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存在于不同诉讼环节的权力，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辅相成。进一步言之，如果公诉人在法庭辩论或此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就提出量刑建议，辩方还有机会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进行充分的答辩，提出不同的量刑意见和理由，法庭更能全面了解量刑的各种情节，形成更加明确而公正的裁判意见。客观上，量刑建议及有关辩论必将促进当庭宣判率的提高，减少在量刑裁判环节上舞弊的机会。

量刑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目前，法院的量刑过程是刑事司法中比较严重的黑箱操作。虽然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本身并不能直接监督和制约法院的裁判，法院也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量刑建议，但是，它有助于打破量刑的黑箱操作，给控辩双方以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这实际上增设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使量刑裁判权的滥用难以藏身。随着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关贸总协定中的透明度原则明确要求法院的所有判决不仅要公开，而且要便于查阅。这就给援引案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控辩双方都有权援引先例证明自己的量刑意见的合理性，法庭如果要做出相反或不同的判决，就应当说明理由。这实质上调动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共同探索量刑的合理界线，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量刑裁判意见的形成。这不仅从程序上有力地保障了量刑公正，而且增强了量刑裁判的说服力，有助于消除诉讼各方乃至社会对量刑裁判之合理性的怀疑。

二、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基石

北京市某区检察院检察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陪同韩国检察代表团旁听了一起刑事案的审判，自觉公诉人表现不错，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庭审仅用了三个小时。当他问外国客人感觉如何时，不料这位外国客人疑惑地反问道：“这种被告人认罪、证据确凿的案件在我们韩国只需要半小时即可审判完毕，为什么你们要用半天时间呢?”据说，这是我国试行 1

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的起因和由来。然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必须以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为前提，否则，法庭在没有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质证、陈述和辩论的情况下，凭什么作出定罪和量刑的公正裁判呢?只有当最了解案情的控辩双方在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的意见或预期没有实质性差距的时候，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才是现实的。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美国辩诉交易的由来：在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司法系统一直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待审的案件堆积如山，二是司法的费用使财政不堪重负，三是无罪判决率居高不下。辩诉交易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才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此后，全部刑事案件包括联邦的和州的刑事案件的90%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对于解决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的困境起着巨大的作用。在1971年的Santobello v. New York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承认辩诉交易是“司法管理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并不能保证被告人一定会得到某个具体的定罪和量刑，他只能向法庭提出某种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法庭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检察官的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尽管它在一般情况下会接受。那么，我们离辩诉交易到底有多远呢?除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如限制性规定和要求)之外，实质上只有两步之差：一是确认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二是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即比现行的简易程序更为简单的程序，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权力。至少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还没有遇到像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所曾经面临的那种困境，因而没有实行辩诉交易的迫切要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这种均衡地使用司法资源的作法是合理的、有效率的。

庭审制度的改革初步确立了对抗制模式，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庭审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自实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围绕着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行，带动和引起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如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等，也使如何合理使用有限司法资源的问题逐渐走入了关注司法改革的人们特别是关注检察制度改革的人们的视线。随着司法官员人数的裁减和素质的提高、司法官员职业保障的加强以及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呼声就会逐渐高涨。这就决定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突出程序公正的价值，一方面要简化大部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要完善和健全少数疑难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将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特别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改革的契机，奠定理论和制度的基石。

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并不是简单地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强化了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正如一位进行过量刑建议试验的检察长所说：“对于检察官来说，量刑建议制度是一把双刃剑，监督别人，也使自己受到监督。”

从检察系统探索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来看，不论是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的“判前预测”，还是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乃至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它们都是围绕着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管理展开的，或者说，它们的基本动机之一就是要寻找激励和考评检察官的机制。实际上，量刑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旗帜和理由，而不是直接原因。换句话说，量刑建议制度最初的矛头是指向检察官的，而不是指向法官的。

量刑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考评检察官的依据呢?或者说，量刑建议的效果与检察官的业绩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它作为考评依据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公诉人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法庭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和检察机关的容错标准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相对来说，容错标准比较容易确立，譬如刑种不变、有期徒刑的误差在3年以内等;但是，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则是难以测评的，由个人来测评就几乎等于赋予个人以专断的权力，由某个组织来测评又极大地提高了测评的成本。依笔者之见，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可以综合起来考虑，从

统计学意义上确定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例如，一个检察官在一年之内提出的若干量刑建议完全被采纳的比率是多少，误差率是多少，这大致可以确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乃至整个公诉工作的业绩;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测评某个法官的工作业绩。而且，如果要搞测评的话，我们就应当作检察官和法官两个方面的测评，以加强相互配合和监督，而不是片面地测评检察官，以免检察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即使我们不把量刑建议的准确率作为考评检察官的标准之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也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检察官的素质。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公诉人就要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斟酌量刑建议时，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要努力达到量刑的个别化。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起码影响到“面子”。这就必然地使办案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客观上加重了检察官的责任，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个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

量刑建议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对检察机关抗诉的制约机制。不实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时候，公诉人对各个案件一般也有个量刑预测，但是，这个预测是非正式的、口头上的或个人的。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滥用抗诉权的情况，一是在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有不同看法或临时想干预某个案件时，不管公诉人自己当时的量刑预测如何，是否合理，都要提出抗诉;二是公诉人明知法院的量刑与自己的量刑预测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或疏于职守，故意不提出抗诉。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后，检察机关在作出抗诉或不抗诉决定之时，就必须考虑检察官在法庭上正式提出的量刑建议，如果没有较大的出入，又没有特别重大的情况发生，就不能以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更不能因为哪位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个人觉得不满意就随意抗诉，从而排除检察机关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四、量刑建议制度是强化控辩双方诉讼职能的契机

检察机关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直接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的透明度，而且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进一步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扩展了意见竞争的范围即量刑辩论。我们知道，修订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平等性和抗辩性。相对于加强平等性和抗辩性而言，扩展意见竞争的范围具有更大、更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平等性和抗辩性主要是一种条件和环境，而竞争范围则涉及内容和实质。

刑事公诉权，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罪犯进行追诉的权力，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宗旨，以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和司法公正为价值取向。从理论上说，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个必要方面。从实践上说，赋予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不仅会充实公诉权的内容，而且有助于检察机关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应有作用。量刑建议制度将在如下两个方面加强检察职能：一是刑事政策的制定和适用。检察机关对国家刑事政策的制定(当前我国刑事政策主要由检察机关以外的其他部门制定的作法不符合国际惯例)和适用都负有重大的责任。量刑建议是反映和体现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借以对预防犯罪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否定了量刑建议权实际上就几乎是否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应有职能。相反地，确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就等于确立和加强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制定和执行职能。二是法庭抗辩的强化。一旦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和理由，辩护方就能够有效地开展量刑答辩，纠正控方量刑建议的不合理之处，也就自然而然的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特别是控方量刑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风险显著加强，这种责任设置必然会激发和强化公诉人的庭审应对意识和庭审效果意识。

自对抗制庭审模式确立以来，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举证责任和定罪风险都加大了，初步减少了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确认量刑建议权，法庭辩论仍然仅仅围

绕着定罪展开，虽然也有量刑情节的陈述，但是，没有具体的量刑意见和明确而系统的量刑理由，法庭辩论不能充分展开，法庭当庭宣判率仍然很低，部分程序虚置的问题依然存在。公诉人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量刑问题上躲躲闪闪，实际上使辩护方没有明确的批驳靶子，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往往迫使他们通过幕后交易等不正当的途径来了解他们本来有权了解的量刑意见，扭曲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导致各种类型的司法腐败。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刑事诉讼方面，这种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主要体现在法庭上同公诉人或自诉人进行辩论的力度以及法院最后作出的定罪和量刑是否合理、合法。实际上，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定罪问题没有什么争议，问题主要在于，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发现公诉人的遗漏或错误，进行辩论，以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只有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以后，律师才有量刑辩护的机会，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环节越提前，律师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可能越好。虽然，在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的权力之前，换言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建立之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越准确，律师辩护的余地就越小，作用也就显得越小。但是，只有在确认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之后，才可能建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一旦确立了类似于辩诉交易的简易程序，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就更加明显，律师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大大地加强。

虽然一些基层检察院试行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目前遇到不少阻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量刑建议制度毕竟是一项预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有效制度安排。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之内，以量刑公正为宗旨，本着务实与创新的精神，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在不久的将来，量刑建议制度一定会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三篇：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

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2007-02-10 16:48:4

5加强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一直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又是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地方这就更需要检察机关以此为切人口扎扎实实地进行审判监督。

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长期以来，检察官只是在起诉文书和公诉意见中就可能对被告人适用的处罚条款和量刑情节作出决定和发表意见，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辩论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有罪以及此罪彼罪上，对于量刑，往往没有展开有效的辩论。刑事案件的量刑一直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专项权力，排斥在整个庭审活动以外。量刑的尺度，完全由

法官来掌握，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判决书上。现行的很多判决，把“从轻”、“从重”视为一种形式，一笔带过，使被判决的对象不知其所以然。因此难以使案犯认罪服判，刑事上诉案件有增无减，一方面增加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有关人士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审判的公开、公正。事实上，定罪与量刑同样重要，不应该有任何偏颇。

量刑作为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由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被告人等各诉讼主体共同参与，是世界各国普遍行的一项诉讼原则。随着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深人和人民群众对审判监督、司法公正的迫切呼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检察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的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性意见，行使量刑建议权，使量刑由“暗”转“明”，由“神秘”转为“公开”，使刑事审判不仅做到定罪公开，也要做到量刑公开，促使各诉讼主体对法律的理解，罪犯对判决的尊重

和服人。从而有效地减少上诉，提高了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支出。

一、何谓量刑建议权

所谓量刑建议权，即求刑权，又称量刑请求权，是指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建议。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

量刑建议权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公诉权。从检察机关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有对案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公诉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案件审理最重要的部分——判决结果，应该是检察机关关注的目标。就此而言检察机关对案件中的判决部分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公诉权的必然组成部分。从量刑建议本身来看，量刑建议只是检察机关站在公诉人的位置上，对被告人应判处何种刑罚提出自己的意见。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本身不具备终结性即最终判定性和处罚性，而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准备和条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包含的实体性要求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最终实现，并不影响审判权的行使。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就是请求支院以裁判的方式同意检察机关对案件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并由法院根据检察机关认定的犯罪中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量刑处罚并确定执行方式。不难看出，检察机关请求法院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是在行使定罪请求权;请求法院对被告人科以何种刑种、什么刑期、哪种执行方法，是在行使量刑建议权。二者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不能把后者与前者割裂开来，视作不同性质的权力。

二、在我国适用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公诉人就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是实现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的有效途径。

其一，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的深人，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检察

机关应紧紧牢记自己的职能，将法律监督放在第一位。量刑建议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尽管刑法规定了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共三类四十多种法定量性情节，即法定的应当从重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减轻或史除处罚情节。但是由于法定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常常发生交叉重叠的现象(即多个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同时存在)，法律又没有具体指导发生多重情节时的量刑方法，因此很难讲清楚这些法定情节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从轻和从重的具体程度应该怎样法律也缺乏相应的规定。另外，刑法中一些条文将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都集中在了一个量刑情节上，法官自由选择的幅度太宽。还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还源自刑法中诸如情节“轻微”、”严重”、“恶劣”等等含糊不清的字眼的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些粗糙的规定并没有因为大量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得到应有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引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可以对法官

的量刑形成监督和制约。在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在量刑的具体看法上应该出人不大，法官如果做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有较大差别的量刑，法官本身就应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就促使法官加强自我约束，在量刑时谨慎斟酌，公正行事。如果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同法官的量刑总是出现较大的差别，就会使法院和公诉机关产生疑问，是双方量刑尺度的掌握问题，还是存在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的情况。如属前者，双方就有可能对本地区在掌握量刑标准的认识问题上进行探讨和交流，形成共识，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如属后者，则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范和处理。

其二，检察机关就量刑提出具体意见，是检察机关提起诉的一个依据。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这些都是针对法官量刑错误而提起的。提出量

刑建议，能够使法院在判决时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使判决更为准确适当;同时一旦法院判决明显失当，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建议为衡量标准，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

其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量刑建议要求公诉人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时，要充分考虑法律规定的一般性和具体案件的特殊性。而且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这必然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同时，检察机关也可以采用量化考核的方式，对公诉人一定时间里的量刑建议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其合理性和正确性上综合考虑，以此来评定公诉人的法律业务水平。这对公诉人也是一种

有效的监督。

其

四、量刑建议权有助于法院更加正确、有效地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听取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在加上自己的审查，对案件的事实已经是比较清楚了。但以前在量刑时，只有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现在，检察机关实施量刑建议制度后，由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已经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犯罪事实与法律适用;对法官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提高当庭宣判率。

三、量刑建议权在国外的适用

公诉人提出具体量刑建议为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所接受。在英美法系国家，美国等国家的检察官出庭会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也有自己的量量刑建议权体系这些我们都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讼过程中，定罪程序量刑程序不是

混为一体的，而是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伙经审判被陪审团认定有罪为分界线截然分开。所以，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但在检察官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这一点中，英国和美国在制度上略有不同。在英国，传统上认为，在量刑听证阶段，控辩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定罪阶段那么强的对抗性，检察官出席听证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因此要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美国则不同，在量刑听证中，美国依然保持了典型的控辩对抗，作为控方的检察官理所当然地拥有对量刑提

出建议的权力。但这一权力是否被充分运用在践中也不完全一样，就全国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检察官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就量刑问题提出建议，是否提出、对什么样的案件提出通常由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由于我国的司法制度与英美系存在较大差异，故，对于这种量刑建议权我们只能作为一种借鉴。

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的划分，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做出判决，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自己的量刑建议制度，而且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及这一建议对法官的效

力等一系列规定或习惯做法体现出来的。在有的国家，这一制度被规定在法典中，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条就规定：“检察官在法庭上支持国家控诉，…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韩国检察厅法第条规定，检察官的职权之一就是“向法院请求法律的合理适用”。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出来，但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检察官享有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力。例如，一项关于德国处刑的统计结论说，检察官建议适用的刑罚与法官最终判处的刑罚大都较为接近广而法官更倾向于在检察官建议之下处刑。可见，德国检察官在实践中确实享有量刑建议权;而且很为公众所关注。日本也是如此，“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也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刑’”，这一内容通常是检察官在审判的综合阶段作总结性发言时提出。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

官产生约束力，但是如果检察官认为法官量刑畸轻畸重的，可以提出上诉。

四、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行使

一、当前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实践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但在法律中却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条关于”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规定，可以视为检察机关拥有量刑建议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之一。

有学者认为量刑建议权在公诉工作中有三种：第一是提出—个对被告人量刑的幅度;第二是在公诉意见书中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作出确认;第三是现在改革中提出的，即在量刑幅度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宣告刑。从这个角度讲，检察机关实际上正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如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中对被

告人的法定和酌定从重和从轻的情节进行了完整的概括，并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实际就是粗线条的量刑建议。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的深入。在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规定，又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的规定》中规定，在法庭上.对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这实际是就是明确的量刑建议。

虽然以上都只能视为量刑建议权的雏形，但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起到了维护司法公正，加强法律监督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量刑建议权的适用环境

任何一种权力在法律上的确定，都必须有配套的制度加以保证。如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及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里，检察官普遍相遇量刑建议权。在庭审只检察官要提出他的求刑意见，辩护律师也会提出他的辩护意见，而法官作为一个仲裁者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检

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并不当然的对法官产生约束力。而是作为一种诉辨交易制度诉辨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指的是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做出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使检察官的求刑权对法官的约束力加大了。也就是说，这种力度的加大不仅是因为检察官有求刑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和辩护方、被告方达成一致了，比如说检察官建议给被告人判处三年，而被告人，辩护人也同意，这时候对法官就有约束力。如果仅仅是检察官单独求刑，辩护人不同意，被告人也不同意，那么对法官就仅仅是有参考价值，不过法官肯定不会绝对按检察管的要求来定罪和判刑。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开展量刑建议权改革时如果把求刑权搞得很具体，

在没有诉辨交易的情况下，其意义又何在

我国虽然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诉辨交易”，但是如果仔细研读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则不难发现“诉辨交易”的影子，如《刑法》中“坦白、自首、立功”的规定;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诉辨交易”也又相似之处，然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已经行使了多年，但在实践中落实的并不太好。由于法律缺乏从重从轻的相应规定，法官过宽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从重从轻的判决含糊不清。有些人把其编为“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如果引进“诉辨交易”制度，就可以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立法化，有利于操作。

另一方面，形式案件的发生不以司法人员的意志发生，现实中大量的刑事案件在证据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被告人出于畏罪的心理会在证据上百般抵赖。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为了办铁

案往往对一个细小的证据也必须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司法机关还必须承担犯罪分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逃避处罚的诉讼风险。但是，通过诉辩交易就可以使这种证据存有缺陷厂必须以被告做出有罪供述并接受审判结果为条件的案件得以审结。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乃至对犯罪人都是一种现实的公正。

(三)、有步骤地引入量刑建议权

在一个刑事案件里;如果检察官提出判三年，结果法院判了四年，判刑时也没有专门说明理由，而且就差一年也很难证明法院判决不对。这种在量刑幅度以内处刑的，原则上不应当主张抗诉，因为这还有个诉讼资源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求刑权似乎就可以随意了，对谁都没有约束力了。所以，目前行使这种求刑权等于没有意义。比较可行的是先赋予死刑量刑建议权以法律效力。为了体现中国适用死刑上少杀、慎杀的政策，

可以推行“检察官不提出判决死刑，原则上法院就不能判”的办法。如果与法院所判刑期只差一年两年，检察官不宜抗诉，否则对法院的信用、权威也造成了冲击。一般来说，一年两年的量刑出入也不会引起社会的认同问题。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可以定罪量刑

关键词：刑事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导读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15批次发布了77个指导性案例，此后，法院直接援引以判例规则进行裁判。在这些判例中，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判刑作为指导性案例却是第一次，即“指导性案例71号：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基本案情

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2012)温平鳌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人毛建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陈先银挂靠在其名下的温州宏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投资款20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于2013年1月6日生效。因毛建文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陈先银于2013年2月16日向平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平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查明，毛建文于2013年1月17日将其名下的浙CVU661小型普通客车以150000元的价格转卖，并将其所得款项用于个人开销，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毛建文于2013年11月30日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争议焦点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起算时间如何认定，即被告人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是从何时起算，具体是从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还是从执行立案时起算。法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并不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要件和前提，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应从相应的民事判决书生效时起算，即从2013年1月6日起算。

法院判决

被告人毛建文犯拒不执行判决最，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裁判理由

被告人毛建文负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执行义务，在人民法院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效力后，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毛建文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第五篇：论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建议

论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该文为枣庄首届律师论文比赛获奖作品欢迎提宝贵意见)

2009-11-07 17:18:21|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论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建议

内容摘要：量刑建议作为刑事诉讼中的新事物，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一经推出，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笔者以律师眼光，客观公正的介绍和阐述量刑建议的定义、法律依据、量刑建议在我国的发展、量刑建议的作用及担忧、量刑建议对律师业务的影响及律师应对措施等内容，希望律师同仁能够积极应对，促进刑事业务更好发展。

关键词：量刑建议

作用和担忧

应对措施

笔者在办理一起团伙抢劫案件中，某区公诉机关提交被告人量刑建议书，(见下表)考虑到量刑建议在刑事诉讼中为新鲜事物，对律师办理刑事业务实践中影响较大，有研究和讨论的价值，特作以下浅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山东省枣庄市某区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一览表 被告人:杜某 案由：抢劫 序法定情节

号

酌定情节

备注 1 2 3 4 5 抢劫7次 未成年犯罪

三人以上结伙 有预谋作案 作用相对较小 如实供述部分同

基准刑12年 7--8年 8--9年 8.5-9.5年 8-9年

6

种余罪

揭发同案犯共同

7.5-8.5年

7

犯罪事实

初犯、认罪态度

7—8年

8

较好

6.5-7.5年

赔偿损失 5.5-6.5年

一、关于量刑建议的定义

法学界这样给予定义:公诉人在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同时，就被告人应被判处的刑罚种类及刑期，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

二、关于量刑建议权的依据

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这被公诉机关系统内认为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当业内人士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公诉权的下位权能，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著名的刑诉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陈瑞华认为，完整的公诉权应该包括定罪的申请权和量刑的建议权。

三、国外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量刑建议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是混为一体的，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

大陆法系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划分，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官产生约束力。

四、量刑建议在我国的发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庭审模式由法官为主导的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对抗式庭审强调控诉和辩护双方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对抗。部分基层检察院开始尝试开展量刑建议改革。 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始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并在2000年初确定为公诉改革的课题之一; 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下发《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检察机关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依照刑法、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庭审中就被告人量刑幅度向审判机关提出具体建议，并把实施量刑建议制度提到是强化审判监督的必要措施的高度，此后量刑建议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式在全国各地检察院推行。2008年10月2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关于加强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报告建议通过立法或修改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科学规定，以更好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近一步明确法律监督范围，完善监督程序，增强监督刚性，建立健全刑事二审、再审、减刑假释、死刑复核、量刑建议和诉讼时效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从中可以看出量刑建议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承担越来越重的角色。

五、量刑建议的作用

(一)可以防止司法腐败对抗法官自由裁量权

我国刑法中对每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空间都比较大，给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依据，同时没有美国一样的统一的量刑指南，法官的量刑过程相对比较封闭，存在一定暗箱操作现象，因此导致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作出相差较大不同判决。这是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现实体现。量刑建议相当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增加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过程，使法官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量刑事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可以防止司法腐败对抗法官自由裁量权。

(二)

可以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作用，节省司法资源

《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审判监督重要方式是提起抗诉。抗诉是一种事后监督。公诉机关通过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使定罪量刑更加准确，公诉意见更容易被审判机关采纳，是一种事前监督，弥补了事后监督的不足。据四川省彭山县检察院从2004年试行量刑建议以来的4年，与前期相比提起抗诉率减少了50%，抗诉成功率从75%增加到100%。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抗诉权，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

(三)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公诉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杜绝了审判机关的暗箱操作，保护了被告人的人权，更为重要的是在庭审中增加了一个量刑辩论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人可以充分对于公诉机关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和看法。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说：“现在庭审主要集中在定罪部分，量刑部分的辩论十分空泛，过分含糊。通过量刑建议可以让庭审活动更加丰富，可以充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即“实现了正义，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通过该程序被告人更能够认罪服法，接受改造。

(四)可以促进公诉人、法官、律师水平特别是庭审水平的提高。

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及对量刑建议提出意见，公诉人和律师就要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促使双方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个方面的问题，量刑建议也扩大了控辩双方辩论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庭审控辩双方对抗性，因此可以促进双方水平的提高，法官更是要接受这无形的制约，努力专研业务，因此通过该举措可以提高法律职业共同体水平的提高。

(五)通过量刑建议，可以推动司法改革。

通过量刑建议，可以推动立法解释或者修改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科学规定，同时可以推动刑事司法制度的的进一步改革，不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都普遍地享有量刑建议权。最为典型的当然要属美国的辩诉交易，2003年3月14日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三部门出台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都借鉴了控辩交易的合理因素，因此量刑建议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科学合理的因素，推动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

六、对于量刑建议的担忧

(一)量刑建议没有法律规定，难免引起争议。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该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因此如果公诉机关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国家应当修改《刑事诉讼法》等法律。

(二)公诉人的综合素质能否胜任。如前文所述量刑建议需要公诉机关更高的业务素质，现阶段我国公诉机关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业务水平参差不齐，量刑建议作为双刃剑，虽能规制法院审判权不当行使，同时也应加强公诉机关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

(三)量刑建议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一样，我国没有统一的量刑指南，公诉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也存在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量问题，罪名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由不同的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差别较大，因此最高检有必要做好研究，积极稳妥的制定量刑标准。

(四)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同时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诉讼活动负有法律监督的法定权利，量刑建议由其提出，法官在量刑时更容易迎合公诉机关的意见，影响控辩平衡。辩护律师在等腰三角诉讼中本来处于弱势一方，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更使辩控双方地位不平等。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2007年共对81起案件提出量刑建议，95%被法院采纳或基本采纳，从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出量刑建议将会影响控辩双方的平衡。

(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除了一些特殊情形的被告人必须有辩护律师外，委托律师辩护是其一项权利，权利当然可以放弃，也就是说被告人也可以不委托律师，根据不完全统计70%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参与。同时律师参与刑事案件的兴趣也在降低，据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统计，2000年北京市有律师5495 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公诉机关在全面推行量刑建议书后，可能对被告人及其亲友委托律师的愿望产生消极影响，更加重了律师从事刑事案件的困境，长远来看对建设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权利不利。

七、律师应对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其目标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准确确定具体罪名的量刑起点，合理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进一步修改完善量刑程序，为明年在全国法院试行做好准备。因此作为等腰三角诉讼中的律师一方在其他两方已经对于量刑问题高度重视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投入精力以适应该变化。

(一)律师应当注重对量刑部分的理论研究，提高庭审过程中关于量刑部分辩护水平。2009年3月26日，深圳罗湖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刑案量刑辩论机制，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制定了《关于刑事案件量刑辩论的实施意见(试行)》，该意见规定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法庭辩论中单独设置量刑辩论阶段，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辩论，被告人也可就自己的量刑提出意见，因此作为辩护律师更应当注意这方面的变化，做好准备以从容面对。

(二)可以预见刑事辩护律师辩护业务将有较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专业化、精细化。为更好说明观点，举例：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常见罪名量刑指导意见

(二)》故意伤害伤害致人轻伤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量刑格为3个月，量刑情节从重情节：有累犯情节，可以在1---3个月量刑格内从重处罚。(下略)从上可以看出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必须进行精细化辩护，加强研究基准刑、量刑格、分格原则、量刑情节等。

(三)加强与公诉机关的沟通和交流影响量刑建议。根据公诉机关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地位，法官十分注重量刑建议，从笔者办理的的杜某抢劫一案中，与主审法官沟通及生效判决上也能看出端倪，因此律师作为辩护人应当加强与公诉机关交流，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更应当向公诉人反映被害人或其家属的愿望和要求，使其量刑建议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