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犯罪化问题

刑事立法犯罪化问题（精选六篇）

刑事立法犯罪化问题 篇1

关键词：刑事立法,犯罪化,非犯罪化

1 概述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 概括地说, 就是指如何确定犯罪圈大小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中,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问题早已为学者关注, 并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 “所谓犯罪化 (Criminalization) 是指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 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 它包括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法规解释适用上的犯罪化。所谓非犯罪化 (Decriminalization) 是指, 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 停止对其处罚, 包括变更从来都是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现状, 而代之以款等行政措施加以处罚的情况。”[1]还有学者认为, “犯罪化又称入罪化, 是指因时代与环境的影响, 某种行为过去不认为是犯罪, 或者过去无法判断, 或因科学技术发展, 而现在认为有给予刑罚、处罚必要的行为。”[2]“非犯罪化, 是指取消某罪名, 排除某种行为应受刑法规制的性质。”[3]犯罪化 (Criminalization) 是指立法者将法律尚未规定为犯罪但有必要施以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非犯罪化 (Decriminalization) 是指立法者将原本由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从法律的规定中剔除, 使其正当化或者行政违法化。由参文文献[4]可知, 犯罪化是指基于社会生活的变化, 调整刑法调控的范围, 主要指将以前不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它体现了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

2 国内外刑事立法现状

2.1 国外刑事立法现状。

18世纪末期, 刚建立政权的资产阶级主张“以法治国”, 刑事立法频繁, 导致了犯罪化倾向出现。到20世纪初, 西方工业化高速发展, 高度物质文明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加剧, 旧的社会规范失效, 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趋激烈。杀人、强奸、抢劫等传统犯罪行为居高不下, 新型的高科技智能犯罪大量出现。众多国家纷纷立法, 将新型的社会危害行为入罪,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犯罪化的浪潮。20世纪中期以来, 犯罪的浪潮不但没有得到控制, 反而更为空前。这样, 秉承“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理念的刑事新派受到欢迎, 非犯罪化浪潮冲击到各国, 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刑法改革运动。正如有学者指出, “虽然非犯罪化自刑事法律产生以来就伴其生其长, 但非犯罪化进入刑法的中心领域并引起显著的变化则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事情。”[5]但犯罪仍急剧增长的事实使人们开始思考新派刑法学的缺陷。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的报应和建立在一般预防基础上的威慑思想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 把古典学派的犯罪与惩罚的理论应用到犯罪问题上, 远比毫无效果地企图矫治犯罪人更为可行更为实际。为了打击不法行为和防卫社会, 犯罪化领域呈现出严密化的走向。如, 1978年英国的《盗窃罪法》创设了“以欺诈方法获取劳务提供罪”、“以欺诈方法逃避义务罪”与“不支付费用逃走罪”。近年来, 西方国家加强了在对付恐怖袭击、黑社会、吸毒、金融等领域的刑事立法。

2.2 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旧的利益格局被颠覆, 新体制又还未真正建立, 社会整合功能失调, 各类犯罪行为骤增。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 我国最高立法机关自1981年至1997年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 并在107部经济、民事、行政、军事、环境与资源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中附设了刑事条款。[6]1997年新刑法典在全面总结1979年刑法典的基础上, 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全面系统的修改。其速度之迅速, 涉及面之广泛, 在世界刑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犯罪化刑事政策在那个时期占居了主导地位, 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如有学者认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都应予以重视, 但从我国国情和现行刑事立法的现状出发, 主要的问题不是非犯罪化, 而当务之急是犯罪化。”[7]我国近年来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仍呈上升趋势。为了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颁布了2部单行刑法、6个刑法修正案和9件刑法立法解释。由于现行刑法典在诸多规定上仍有待完善, 因而刑事立法仍会加强。

3 构建我国刑事法网的思考

3.1 刑事立法面临的现状。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随之而来的无论是犯罪数量还是种类都呈高发态势。新型犯罪如金融、证券犯罪、传销等非法经营犯罪;垄断价格、封锁市场以及刺探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操纵股市行情, 从中牟取暴利等犯罪不断出现;职务犯罪开始从经济管理部门向行政执法机关乃至司法机关扩张, 直接的权钱交易突出。新型的犯罪行为样式不断出现, 如性贿赂、变相受贿等;由于国际间社会交流频率加快, 除传统犯罪样式外, 恐怖主义、计算机犯罪、劫持航空器犯罪、国际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等犯罪屡禁不绝。

3.2 刑罚资源的有限性。

在社会创造财富有限的情况下, 所能分配给司法的份额并不是无限的, 同样会受到一定的比例限制。如果犯罪化的范围过广, 速度过快, 必然意味着国家要投入更多的刑罚资源, 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而实际情况是, 与迅速进行着的大规模犯罪化立法活动相对照, 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受到了现时社会发展条件的严重制约。一方面, 司法人员的刑事执法观念并没有因为立法内容的迅速变化而发生同步改变, 致使对已经确立的某些新类型犯罪的惩治, 受到了执法者本身观念形态的阻碍;另一方面, 改革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发生着重大冲突, 致使对某些犯罪 (尤其是经济犯罪) 的司法介入, 较难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普遍认同。

在社会转型时期, 刑法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尤其引人注目。在社会迅速变动中, 新旧价值观念之间产生剧烈的碰撞。为了避免社会陷于无序, 刑事立法的内容必须与原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中仍然合理的因素保持一致。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指出, 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也即可以最终还原为个人利益。如果刑法牺牲了个人利益而保护那些不可能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和社会利益, 则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完全可以抵抗这种法律, 而不应受到制裁。[8]刑法也只有在两个保护 (即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 取得平衡, 才能发挥其理想的功能。

3.3 我国刑事立法的选择。

对于我国刑事立法的方向, 学者间争论由来已久。如非犯罪化论者主张, 目前中国可以考虑从立法上进行非犯罪化的行为主要有两类:一是无被害人的犯罪, 包括赌博、不针对未成年人的淫秽物品犯罪、“安乐死”, 这些行为本身没有直接侵害他人的利益, 不能仅以防止其他犯罪或者维护道德风尚为由而动用刑罚制裁;二是经济领域的一些由于转轨时期规范丧失导致的危害行为, 以及刑法规定为犯罪的一些轻微的犯罪行为。[9]犯罪化论者则指出, 我国刑法的当务之急不是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而是将新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犯罪化、刑罚化。刑事立法应犯罪化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首先, 现实根据, 即新型危害行为不断增多;其次, 刑事立法适应性, 即以前的立法由于其滞后性特点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 许多危害社会的行为处罚无法可依。因而在注重人权保障、确立轻刑化思想的前提下, 我国现阶段应当实行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中国不宜提倡非犯罪化, 因为中国不存在过度犯罪化。恰恰相反, 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犯罪化。[10]在2007年上半年举办的“和谐社会语境下刑法机制的协调”学术研讨会上, 有论者指出, 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并非是一味宽容, 而应是保护守法者, 刑事立法主要不是非犯罪化, 而是犯罪化。[11]

20世纪中后期, 非犯罪化浪潮冲击到各国, 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刑法改革运动。面对严峻的犯罪态势, 我国在构建刑事政策时, 不应只看到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潮流。对于我国来说, 西方非犯罪化措施不可盲目照搬, 要对西方的非犯罪化运动的实质以及我国刑事立法现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 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 人权意识凸显的今天, 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适度犯罪化代表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未来走向。这既是由刑法本身的惩罚严厉性特征所决定, 同时也是由刑法的谦抑性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日]大谷实.黎宏译, 陈兴良主编.犯罪化和非犯罪化[C].刑事法评论[M].第6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418, 421.

[2]游伟, 谢锡美.非犯罪化思想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J].犯罪研究, 2002 (3) .

[3]刘守芬, 韩永初.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之理性分析——报应刑刑事政策视角的观察[J].现代法学, 2004 (3) .

[4]马克昌, 李希慧.完善刑法典两个问题的思考[J].法学, 1994 (12) .

[5][德]汉斯·海因里希·耶施克.何天贵译.世界刑法改革运动概要[J].法学论丛, 1981 (1) .

[6]高铭暄, 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7]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8][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9]钊作俊, 刘蓓蕾.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论纲[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5) .

[10]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论文 篇2

人类生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今天，保护环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切切实实地被贯彻到人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会有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对整个社会具有非常好的约束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建设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刑法的原因。作为我国最严厉的法律，《刑法》将规范每一种环境污染犯罪的判定以及相关的处罚。

虽然我国先后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希望通过立法、司法活动来强化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遏制，但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以至于各项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得到法律制裁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却很少。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还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环境污染刑事立法都应该尽快完善，执行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推进环境保护。

一、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现状

环境进入立法内容是在1979年的《刑法》，其中第一次涉及到了环境犯罪相关的规定。由于环境犯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概念，因此1979年的《刑法》并未起到规范环境犯罪的作用。直到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再次确定了修改《刑法》的决定，在新《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增加七条和修改两项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刑法》，此次修改主要针对环境犯罪中的一条，即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

(一)环境犯罪归罪原则不合理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环境犯罪规则采用过错责任归罪原则，而国际上采用的犯罪归罪原则是危险恐惧感原则，即如果环境法律关系人在利用、开发或使用环境时未能消除危险恐惧感，就应该承担罪责。相较于国际通用的环境犯罪归罪原则，我国所采用的过错责任归罪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环境犯罪作为一项特殊的罪行，犯罪客体不具备人为思考能力，一但环境遭到破坏将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无法对环境犯罪进行归罪，这也是我国环境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的根本原因。

国内的相关法律学者对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归罪原则进行调整，有学者主张将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犯罪归罪原则，但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准确地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犯罪的标准，遭到一部分人反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

(二)罪名结构不完善

从《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得知，我国环境犯罪罪名有九

种，虽然涵盖所有环境破坏行为，但是这些罪名仍然比较模糊，主要集中在两点：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划分;量的界定。环保部在2011年5月31日《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将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省、市环境保护部门开展试点工作，并列明了阶段目标：“2011-2012年为探索试点阶段。2013-2015年为重点突破阶段。2016-2020年为全面推进阶段。”但是对照该《若干意见》，完成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要到2016年以后，这意味着，环境污染罪的犯罪结果仍将处于无法确定状态。

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罪名的界定来看，《刑法》缺少对量的界定。对什么情况下算重大污染事故，是否造成小的污染事故就不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均没有明确界定，将会对已经出现的`犯罪行为增加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法律失去公平效益。

三、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一)转换立法角度

法是根据人的中心价值来判断的，简单来说就是用法律来保护人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环境犯罪脱离了人与人的行为界定，无法依据环境本身来界定犯罪的行为，由于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人类利益造成的破坏是间接的，环境犯罪无法在短期内对环境造成影响，但在长期会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目前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立法是以人类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而事实上环境犯罪的对象是环境或者说是自然界本身，结合我国其他立法行为，环境犯罪立法需要转化立法角度，从环境破坏本身制定相关规定。

转换立法角度首先需要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人员在立法意识上进行转变，当人们意识到环境犯罪立法的根本在于保护环境，规范人类行为，阻止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后，立法的角度就会出现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容和本质的改变。

(二)统一罪名认定标准

从目前来看，统一罪名认定标准要从《刑法》中环境污染犯罪的入手，细化环境犯罪认定，将任意一种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作为单独的一项制定。例如水污染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属于犯罪行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属于犯罪行为。由此分析，水污染犯罪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细化，独立成为一项专门立法内容。不仅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破坏深林植被等都可以独立立法。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应该独立出来，单独立法，将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按照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判定。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立法进程，环境犯罪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对于国内的情况，国外很多国家立法已经非常完善，因此，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可以对其经验予以借鉴。

(三)弱化行政从属性

按照我国的立法程序，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就是常说的典型的法定犯。从环境犯罪罪名实施以来，存在环境犯罪缺少判断依据、环境犯罪难以取证的问题，应该考虑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因为从立法罪状设计上，环境犯罪罪状设计多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也就是认定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行政法规的介入。因此，很多学者将环境犯罪视为行政犯并具有行政从属性，但是这一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将环境犯罪具有的行政前置评价特征理解为环境犯罪对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从属性，后果在于，不仅从理论上降低了环境刑法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使环境刑法学沦为环境行政法规的附庸，而且极大压缩了环境刑法学的适用空间，使得很多本已构成环境犯罪的案件被作为环境行政案件处理，在事实上导致环境刑法被架空。尤其是当行为人按照行政法规的要求或者经行政机关许可后实施某种行为，但却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发生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就会出现案件定性的困难：如果仅仅认定为环境违法或者意外事件，无疑有轻纵犯罪的嫌疑;但在行为人没有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又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相应的环境犯罪。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有效做法只能是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四、结语

浅析中国证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 篇3

摘 要 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进行分析，从而剖析中国证券犯罪立法模式的历史演进、立法背景、立法理念，这对加深證券犯罪的认识程度，打击证券领域犯罪行为，促进证券业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证券犯罪 刑事立法模式

一、不同证券犯罪立法模式的考察分析

一个国家对证券犯罪立法模式的选取，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刑事立法传统以及证券市场的实际需要，正如著名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所言：“法律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决定的。”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证券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刑法典规定型，这是指将证券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在刑法典分则中予以明确规定；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统一性，不会因某种特别犯罪而使刑法失去统一性；然而，由于刑法条文相对较为稳定，且修改程序相对复杂，对日新月异变化的证券市场的适应性相对僵化。

第二，特别刑法规定型，这是指以特别刑法的形式专门规定证券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由于特别刑法一般是针对某一种或者几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而规定的单行刑事法律，因此具有针对性强、内容集中以及灵活性大的特点；然而，由于其脱离刑法典而专门就某一特别问题作出规定，不可避免会存在特别刑法与现行刑法不一致的问题。

第三，附属刑法规定型，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有关证券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能充分定性证券市场犯罪行为的特点，以此定罪量刑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然而，由于在刑法典中缺乏与之呼应的条文，实践中对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的依据只能是非刑事法律中规定，这从根本上颠覆了由刑法统一规定刑事责任的模式。

第四，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证券犯罪的规定除由证券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刑法典条文作出相应的规定。这种模式兼顾考虑证券市场本身的特点，并在证券法律法规中量身定做犯罪行为特性，同时通过在刑法中更具体地对证券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作出重申，确保了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统一性原则。

第五，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证券犯罪的规定除由证券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对其中某些专门的证券犯罪作出规定。这种立法模式属于上述第二、第三类立法模式的结合。

二、我国证券犯罪立法模式的历史演进

证券犯罪作为一种法定犯，其刑事立法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在中国证券市场这样一个新兴市场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证券犯罪的刑事立法也经历了一场由萌芽到起步再至成熟的洗礼进程。

（一）证券犯罪刑事立法萌芽时期

证券犯罪是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是刑法介入证券市场，调整证券法律关系的产物。1979年-1993年，被称为是证券犯罪刑事立法的萌芽时期，在这期间的证券犯罪具有三个特征：证券犯罪针对的主要是广义上的证券犯罪；关于证券犯罪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经济法律法规中；关于证券犯罪的立法缺乏司法上的操作性。

（二）证券犯罪刑事立法起步时期

1995年-2004年期间，我国证券市场已发展至一定阶段，证券犯罪行为频繁发生，甚至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证券犯罪案件亦初现倪端，这一时期证券犯罪具备如下特点：开始针对狭义上的证券犯罪；关于证券犯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典和单行刑事法（特别刑法）中；附属刑法中关于证券犯罪的立法规定仍然缺乏操作性。

1．1995年的证券犯罪立法

1995年，我国立法机关采取了发布单行刑法使附属刑法规范的处罚确定化的方式，同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并实施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等犯罪的法定刑做出了补充规定。

2．1997年的证券犯罪立法

1997年，我国立法机关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不仅将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经修改后编入了新刑法典，并且将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笼统定性的刑事责任条文改为新刑法典的具体条款。

3．1998年的证券犯罪立法

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该法沿袭了《公司法》的立法模式，其第十一章“法律责任”中以非严格意义上的附属刑法规范对证券犯罪做出了规定，增加了证券公司承销、代理买卖擅自发行的证券，擅自设立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证券犯罪行为，并对各种证券犯罪行为的罪状作出补充完善的规定。

（三）证券犯罪立法成熟时期

自2005年至今，我国证券市场蓬勃发展，逐步发育到较为成熟阶段，证券犯罪也日益严重。这一时期证券犯罪的特点如下：主要针对狭义上的证券犯罪；关于证券犯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典和单行刑事法（特别刑法）中；证券犯罪规定日益合理。《刑法修正案》在此时期也经历几次修正，对规范我国证券市场，打击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恶名昭彰的“老鼠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法有限，情无穷”，无论多么殚精竭虑或高瞻远瞩的立法都不可能对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做出详尽无遗的预见和判断；无论何种证券犯罪立法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立法中稳定性与适应性的矛盾问题。尽管当前我国证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日趋合理，在符合中国国情和立法理念的背景下，尽享着证券市场成熟发展的盛宴；然而，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日趋严重的犯罪行为，我国证券犯罪刑事立法的雄关漫道依旧悠久而漫长。

参考文献：

[1]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中国刑事法律网.2009.11.

[2]祝二军.证券犯罪立法原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分析 篇4

一、经济犯罪定义

早期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贫穷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直至工业革命才关注经济犯罪, 使人们的犯罪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般认为, 经济犯罪是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经济制度的侵犯。我国学者顾肖荣教授对经济犯罪定义为: “所谓经济犯罪, 是指违反国家海关、工商、金融、财政等经济管理法规,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破坏全民和集体财产所有制关系, 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1)

二、经济犯罪特点

( 一) 经济犯罪的动态性

传统财产犯罪侧重保护静态的财产所有权, 而经济犯罪则侧重研究商品的生产、流转和消费过程中的犯罪现象。当有新的经济政策推出, 也会附带伴生新的经济犯罪形态的出现, 因此必须充分顾及政策、措施对经济犯罪的影响。

( 二) 经济犯罪的法定性

经济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 不具有明显的反伦理性。从形式上看, 主要表现为触犯了法律、行政法规, 情节严重而构成犯罪。经济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具有潜在性, 当危害日积月累, 最终将破坏整体经济和社会制度、利益。因此, 研究经济犯罪, 必须研究规制经济行为的特定法律、行政法规, 以保证经济犯罪定罪标准的统一性。

( 三) 经济犯罪的交错性

经济犯罪的法律关系交错综合, 涉及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乃至经济政策。经济犯罪行为又常常与合法的或违规的交易习惯交织在一起, 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相对模糊。

三、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回顾

我国早期经济犯罪概念和范围都比较模糊, 对经济犯罪的扼制期望于“运动式”的从重从快打击效应。从舆论上看, 媒体一直在宣传从重从快打击经济犯罪, 总以为打击经济犯罪, 只有杀一批人、判一批无期徒刑才能见效。然而, 经济犯罪从性质上并非重罪, 不可能惩罚得很重。 (2)

直至1979 年刑法和1982 年颁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规定了妨碍国家经济管理活动和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行为。在1979 年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 主要规定了侵害国家经济管理秩序, 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行政管理色彩, 这一时期的经济刑法, 涉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的较多、对经济活动自身运作秩序的内容相对较少。

从1978 年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 带有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1979 年刑法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甚至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经济刑法规范日益脱离了社会现实需要。至1997年, 我国在总结过去与犯罪斗争经验和着眼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出台了新刑法典, 拉开我国经济刑法体系性建设的序幕。新刑法典中涉及经济犯罪罪名数量将近占全部罪名的四分之一, 相比1979 年刑法典, 在内容有了很大的补充和完善,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 但也在社会转型深化期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 (3) 由此, 在1998 年颁布了单行刑法《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并从1999 年开始逐步以修正案形式调整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法规范, 经过九次刑法修正案, 经济犯罪修改的罪名数达40 多个, 几乎占整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中罪名总数的一半。

总体来说, 无论从97 年新刑法典, 还是历年来修正案的出台, 都体现出了我国针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总体是趋严的, 降低犯罪门槛, 增强打击力度。针对部分经济犯罪中备而不用的死刑废除, 虽然从刑罚体系上轻缓了刑罚力度, 但事实上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没有实质性减弱。

四、反思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

面对经济改革中大量的经济失范行为, 国家采用了“应急性打击”的立法策略。然而, 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刑法基础理论较为薄弱, 不足以为立法正当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盲目化、杂乱化和低效化。如何合理界定经济刑法范围, 提高立法效益, 协调经济违法治理与刑法谦抑性之间的关系, 成为刑法理论界需要不断深入反思的问题。

( 一)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未关注经济犯罪性质特点

首先, 从经济犯罪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性质上,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必须研究变化发展中的犯罪如何形成, 其中个人原因和社会责任的比重如何分配, 对某些经济犯罪的处罚, 是否有将社会责任过多转嫁给个人的嫌疑。如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 刑法修正案 ( 七) 增加了处罚“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规定。如何界定“明示”与“暗示”? 在相关的证券、期货法规中尚未有明示或暗示的相关规定, 也非刑事法律中的特有名词概念, 导致实践中难以适用。

另外, 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外部资金的支持, 而受经济政策、信贷政策影响, 中小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越来越困难, 企业不得不大量使用民间资本, 而民间资本又缺乏投资渠道。没有相关规范指导如何使用民间资本, 又降低集资类犯罪门槛, 使得目前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设定与经济发展相背离。

( 二)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未关注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不能局限于研究刑法规范, 应更多关注经济运行形势和经济政策变化, 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经济犯罪的影响是存在的, 特别是当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与经济限缩政策交替使用时, 对市场参与者的经济投资计划的影响是很大。2008 年开始, 我国政府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 国家计划投资四万亿, 投资领域涉及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水利、电网、能源等诸多行业, 由此国内银行信贷业务快速增长。一方面, 重大工程建设极易滋生腐败犯罪, 应对此同步出台监管措施来预防犯罪; 另一方面, 当前政府的信贷政策又趋向收紧,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致使很多企业、行业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而不得不向民间资本伸手, 由此诱发了集资类经济犯罪。

( 三)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仍以重刑主义思想为指导

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还是希望通过对经济违法行为犯罪化, 通过制定应急性的刑事法规来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通过采取重刑主义的处罚来最大限度地遏制甚至消除经济犯罪, 显然没有摆脱绝对主义刑法认识论的羁绊。 (4) 而当前经济犯罪的爆发实质上是社会改革不彻底的产物, 因此通过重刑是无法遏制犯罪势头, 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在经济犯罪的领域内, 刑法以外的预防性行为比各种事后的刑事制裁都更有效, 这已经属于对经济刑法和经济犯罪的可靠的认识。 (5)

五、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构想

( 一) 适度容忍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

在宏观上市场经济是以法律为边界的公平竞争的经济, 在微观上竞争主体均以获取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最大利润为目的。不可否认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犯罪这种客观现象。 (6) 现阶段, 从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内容来看, 我国针对经济犯罪的打击程度不断严厉化, 而忽略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深化期, 由于体制机制缺乏而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本文认为, 应以刑罚的有限性为基础, 采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将经济犯罪最大限度地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限度内, 从而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发展。

( 二) 重在预防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

经济犯罪的发生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极大关系, 事实上, 如果正常经济秩序没有建立, 经济犯罪就不可避免。 (7) 经济犯罪预防主要在于通过经济体制完善, 刑事立法是预防犯罪的最后层次, 而我国刑事立法的预防主要应侧重于监管责任, 由于各地都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 导致弱化了对经济运行制度、监管制度的建立, 如各地建立的高新区、工业园区大部分都是成立管委会来负责经济开发, 管委会本属于地方政府的派出机关, 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追求, 而对其经济工作中的监管有所弱化, 对经济工作中审批流程有所简化, 而对其审批金额的权限却有所增加, 从而更易产生经济犯罪与腐败案件。

( 三) 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存的刑事立法政策

我国对经济犯罪一直是处于犯罪化的处理趋势。“由于经济犯罪行为与一般业务活动的界限比其他犯罪行为更加模糊, 对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种边缘经济行为, 即一时难以确定其是否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又可通过经济、行政手段调整解决的可以通过释放提高定罪标准, 尽可能的采取非犯罪化的方法。” (8) 对不同的经济犯罪的惩罚上, 应注重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协调。可以说, 在刑罚轻型化的大背景下, 运用行政手段来处理一些不法经济行为, 逐步将行政管制作为经济犯罪控制的一种手段是经济犯罪对策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魏东.现代刑法的犯罪化根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5-58.

[2]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410.

[3]替德曼.西德经济刑法[J].刑事法杂志, 1988 (32) :54-96.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探讨 篇5

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其他因素的制约, 人体器官数量紧缺, 人体器官供需矛盾突出。人体器官买卖、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等与器官移植相关的危害行为也日趋增多。因此, 加强对人体器官移植领域相关犯罪的研究, 对建立和完善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之概述

人体器官移植主要是指通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所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之全部或者部分, 再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替代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所谓器官移植犯罪, 就是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各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 就是指有关单位及个人所实施的各种涉及器官移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产生或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生命社会关系等重大后果的一系列行为及与此相关的某些行为的总称。[2]

二、人体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迅速发展, 人体器官移植危害行为也随之而生, 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人体器官移植危害行为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 买卖他人人体器官的行为。

(二) 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三) 购买他人人体器官的行为

(四) 非法摘取他人人体器官的行为

(五) 非法使用尸体器官的行为

(六) 走私人体器官的行为

三、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刑事方法现状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就规定, 凡是违反该条例, 具有如下情形之一的, 就构成犯罪, 势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种情况是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第二种情况是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第三种情况是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情形。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当中, 既没有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 也未规定相应刑罚,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过于宽泛, 难以操作。

2011年2月25日, 我国颁布了《刑法修正案八》, 在故意伤害罪这一法条后增加部分内容作为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 通过法条的形式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行为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规定,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于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定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第二, 凡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 或者摘取未成年人的器官, 或者欺骗、强迫他人捐献器官的行为, 要依照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第三, 对于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 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 违反国家规定, 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 依照盗窃、侮辱尸体罪定罪处罚。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移植行为作出了一些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仍然不够完善,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新增罪名单一, 不能涵盖全部人体器官移植危害行为

首先, 从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罪名上看, 新增罪名单一, 立法滞后。《刑法修正案八》仅增加了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 而对其他几种犯罪行为则援引故意杀人罪或、意伤害罪定罪、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 对其他几种犯罪行为实践中也大多是按上述几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 《刑法修正案八》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司法实践作法的一种确认。

其次, 从人体器官移植犯罪行为上看, 对一些人体器官移植危害行为未规定为犯罪, 缺乏全面性。只要存在对人体器官的巨大需求, 存在利益的驱动, 器官移植犯罪行为就有其存在的基础;在加强人体器官来源和分配机制建设的同时, 对购买、买卖、走私人体器官等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是遏制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重要途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相关活动的, 卫生主管部门依照职责没收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未将与人体器官交易有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对购买、买卖、走私人体器官等行为也未规定为犯罪行为。由于缺乏对上述人体器官移植危害行为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行为将难以进行适当的规制, 无法达到严惩犯罪的目的。

再次, 有可能导致罪刑不相适应问题。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罚的惩罚, 这类犯罪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 不仅侵犯了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权等权利, 而且还侵犯了国家正常的医疗监管秩序, 相比之下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则是简单客体, 即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将部分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来定罪处罚, 会影响对该罪适当量刑, 有可能会出现罪责刑相脱离, 不适应的情况。

(二) 罪名归类不科学

首先, 从犯罪客体的角度进行分析。《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一条规定, 制定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目的是规范人体器官移植, 保证医疗质量, 保障人体健康, 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看来,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应属一类犯罪, 客体是复杂客体, 即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不仅仅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利, 而且还侵犯了国家正常的医疗监管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其犯罪客体仅为公民人身权利这一简单客体,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刑法将人体器官移植犯罪归列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中极不科学。

其次, 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将“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 违反国家规定, 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和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行为规定为“盗窃、侮辱尸体罪”, 存在语言逻辑上的不周密。这是因为行为人以窃取的方式谋求的并非尸体本身而是蓄意摘取尸体器官。侮辱尸体则是指行为人基于使死者亲属受羞辱的恶意, 直接对尸体实施凌辱的行为;而违背死者或近亲属意愿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显然不是本来意义上侮辱行为。

四、我国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建议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是对公民的合法权益、社会医疗秩序及管理制度造成严重侵害的危害行为。笔者认为应完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体系, 对该类危害行为进行科学的分类, 笔者认为应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单独增设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一节, 并设置相应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 具体罪名建议如下:

第一, 买卖他人人体器官罪。买卖他人人体器官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买卖他人人体器官的行为。该行为是指以牟利为目的, 以人体器官作为交易对象的行为;[3]对于那些介绍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人应按照买卖他人人体器官罪之共犯处理。

第二, 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罪。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招募、雇用、领导、指挥、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 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第三, 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罪。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罪的客观方而表现是采用暴力、胁迫、欺骗、盗取等非法手段, 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摘取活体器官供移植用的行为。[4]

第四, 购买他人人体器官罪。购买他人人体器官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供本人或亲属器官移植使用而购买人体器官行为。

第五, 非法使用尸体器官罪。非法使用尸体器官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背死者生前意愿或者生前未作表示违背近亲属意愿, 非法从死者尸体上摘取器官的行为。

第六, 走私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是指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及海关法规, 走私人体器官进出国边境的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出台, 其中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犯罪已有所规定, 但是对于形式诡异, 复杂多变的器官移植犯罪而言并不能够有力的打击, 为了弥补法律空白, 针对该规定的不足之处仍需不断地完善, 希望随着法制的健全能从源头杜绝器官移植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刘长秋.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现代法学, 2008, (6) .

[2]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78-79.

[3]曹薇.器官移植的刑法学分析.现代商贸工业, 2009, (5) .

刑事立法犯罪化问题 篇6

1 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

就现状而言, 法律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 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对食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犯罪活动。从犯罪构成上看, 该类犯罪的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包括对食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市场管理制度、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等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安全;犯罪客观方面为生产、销售伪劣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 并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后果;犯罪主体则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单位;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 且一般有非法牟利的目的。

基于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峻形势, 考虑到此类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 回应公众要求严惩食品安全犯罪的强烈要求, 2011年2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 》对原有的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订,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衔接, 构筑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惩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群。

具体来说, 一是、该修正案对刑法第143条进行了修改, 将“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改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将“食源性疾患”修改为“食源性疾病”, 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二是、该修正案第143条和第144条都将单处罚金刑和比例式的罚金刑适用标准予以了取消, 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这一标准以外, 又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增加为加重处罚情节, 而刑法第144条中加重处罚情节条件中删除了比较难以达到的“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标准, 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 这样的删除并不是对原有条件的否定, 而是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危害性后果的用一个兜底条款进行规定, 为对制定法律时所不能预见的犯罪行为的惩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得裁判标准多元化, 加大了惩罚这类犯罪的力度。三是、增加了“食品监管渎职罪”, 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 从重处罚”, 这就使对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打击, 由原来的经济类犯罪扩大到职权类犯罪进行惩治, 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管, 进而从犯罪链的始端防止犯罪的产生。

从《刑法修正案 (八) 》生效以后的现实情况看, 各级法院都依照其相关规定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及其相关职务犯罪予以严惩, 进行了从重、从快判决。但是作为严厉打击食品犯罪的最重要的武器, 现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仍然不具备支撑我们实现维护公共安全, 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 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食品监管制度,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的力量。

由上述我国关于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现状, 结合我国食品安全之现状可以看出:此类立法虽然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但是与紧张复杂的食品安全形势相比, 相关刑事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和惩治力仍然显得不足, 正因为如此, 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转型才显得极为重要。

2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 (八) 》中, 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 在立法上提高了对食品安全类犯罪的重视, 但由于没有更为细致的入罪准则, 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归属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之中, 忽视了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 就容易从制度上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此外, 该修正案与《食品安全法》虽然实现了衔接, 但也存在很多彼此矛盾与冲突之处, 许多应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行为也仍被放任着, 这对保障公众生命安全、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食品卫生监管制度都极为不利。

因此要保障食品安全, 在刑事立法的理念上, 首先, 应把食品安全犯罪由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调整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从实现公共安全的高度, 去考虑和衡量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范和惩罚。而立法例上, 可以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设置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规定, 使之形成完整的开放的犯罪刑罚体系, 妥善解决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间的竞合与矛盾之处, 从而实现“同案同判, 同罪同罚”。

其次, 将刑法介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时间提前, 增加规范此类犯罪的类型, 提高刑事立法对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性。根据风险刑法的理论, 食品安全犯罪使公众和社会都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刑事立法可以采用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处罚提前化的做法, 控制和消除此类风险。而现有的关于食品安全类犯罪的规定多为危险犯、结果犯, 一旦犯罪行为被发现, 往往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极为严重的后果, 所以采用预防方针, 结合其他法律法规, 可以从根源上减少和降低食品安全犯罪的可能性。

再次, 根据目前的世界刑罚轻缓化的立法趋势, 在对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提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的同时, 其刑事处罚仍应体现保障人权的刑法目的。这并不是说要从整体上减轻惩治犯罪的力度, 而是在刑事立法上, 我们应当区别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不同情况, 反对盲目地对可能的危险进行严惩。法律是理性的规则, 保障的是社会和个人的自由、安全和正义, 其具体规定也应该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的, 能行之有效的规则, 所以有关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也应该实现由短期立法到长期立法的转变, 不应因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而失去了对整个社会和立法的理性考量, 不能抹杀和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 给合法正当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增加不必要的制度成本, 更不能因此而走“严刑酷法”的极端。

3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转型的方向和实现

仔细研读《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 (八) 》不难发现, 其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的出台, 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混乱局面, 基于前述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的考量,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应该实现体系化、科学化、刑罚轻缓化的转型, 虽然要实现这些转型仍需面对许多现实的阻碍和困境。

首先, 要实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体系化的转型, 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 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属性和特征统一认识, 对“安全标准”进行准确的界定。理由是:法律对食品罪中“安全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存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这三种标准, 那么应依照哪个标准进行定罪难以明确;如若安全标准统一为国家标准, 那么对于尚未规定国家安全标准的处理, 又将具有不确定性, 即便将自由裁量的权利赋予法官, 也容易产生混乱;“安全”与“有毒、有害”在认识上必然存在一部分竞合, 从一定意义上说, 有毒、有害的必然是不安全的, 但不安全的并不必然是有毒、有害的, 有毒、有害是客观的事实, 而食品安全标准是法定的标准, 是低于有毒、有害的标准, 在实践上也更难以界定。因此, 虽然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犯罪从公共安全的高度进行了规制, 但由于“安全标准”没有切实的配套实施的细则而被架空, 很难强有力地改变食品安全犯罪的严峻形势, 实现刑事立法的维护公共食品安全的预期目标。

二是, 对食品安全相关的刑事法律、法规、法律解释进行梳理, 使其成为一个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和罪责刑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理由是:目前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中, 多存在有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现象, 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十条所规定的:“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据此, 行为人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 就有可能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罪名和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罪名, 也就构成了想象竞合。司法实践中比较难把握的罪名竞合时如何的选择适用问题, 虽然刑法及其相关的解释中均做出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原则性规定, 但仍需更完善的制度和标准进行科学区分。此外关于犯罪情节、销售金额和危害后果的认定也是极其困难的, 刑事立法不能回避的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 不能使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刑法对社会的威慑、对犯罪人的改造、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功能将难以实现。

其次, 必须实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科学化转型。法律不是万能的, 作为最低限度道德, 其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所以刑事立法是保障社会安全和正义的最后防线, 其所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必须宽严相济, 因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势在必行。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的一部分, 那么为维护公众的生命权财产权、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国家食品卫生监管秩序, 就有必要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预防性控制, 扩大刑法打击此类犯罪的面, 但对打击的具体的点, 又通过对法益的衡量而进行具体的分析, 确定罪与非罪, 使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既能威慑犯罪者, 又不至增加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

在具体立法上, 可以通过专节的设置强调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视, 改变以往条文分散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各处的混乱情况, 使其在整体上具有科学性;应当延展食品犯罪的打击环节, 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 从而把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都纳入刑法规制和调整的范围中, 且对运输、贮存等食品流通环节进行有效地保护, 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制度的对应及各项规制的统一;可以将危害后果严重的过失危害食品犯罪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并适当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 因为目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不易察觉、隐蔽性高, 人为不确定因素大, 影响范围广以及受危害人数众多等特征, 所以将持有、储藏危险食品规定为犯罪, 有利于有效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杜绝危险食品流向市场。而实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科学化转型, 最基本的则需确保对任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制裁都有严格的法律依据, 不应为确保公共安全的重要性而造成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侵害, 造成社会及其成员不必要的恐慌。

再次, 应确保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刑罚轻缓化转型。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 造成目前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食品安全监督制度的混乱, 检测标准落后导致的监督失控, 巨额利益驱动和行业道德失范等, 这些并不都是在刑法的调整范围内, 所以仅用“严苛”的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律, 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虽然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形势严峻, 也有“乱世用重典”的主张存在, 可形势虽然严峻, 也并未真正出现市场经济秩序全面崩坏, 民众难以为食的“乱世”。恐慌的情绪不应当弥散到法律思维甚至立法中存在, 且刑法作为调整最严重、社会最不能容忍的危害行为的底线法, 不应在公共政策的挤压下变成简单的威慑工具, 所以其立法应在保护公共安全这一法益的前提下, 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刑事责任坚持轻缓化的立场。以杀少数人而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不失为一种质朴的刑罚立场, 但这种“以杀止杀”的理念并不宜长期的作为制度和法律规定在现行的刑事立法中。并且, 当今世界刑罚轻缓化已经成为刑事立法领域的主流趋势, 所以我国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也应往这一方向进行转型。而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八) 》中删除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拘役”的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食品安全犯罪的最低刑罚将变为有期徒刑, 那么就更应在保障能实现食品安全目的范围内, 对此类犯罪的犯罪分子, 扩宽入罪行为的范围、改变其构成要件, 但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区分首犯和从犯, 考虑各类量刑情节, 给予相对轻缓的刑罚, 至少应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加之各类食品安全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 使得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任重而道远的民生工程。刑事法律作为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 在面对如今食品安全犯罪复杂多变的新形势, 首先从立法思想上进行转型, 并从体系化、科学化、刑罚轻缓化的方向完成整个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系统的转型, 是十分必须和迫切的。同时, 针对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并不应仅仅为了解决一两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而存在的, 而是应以一个完善的刑罚体系, 作为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制度的有力实施和有效运行的保障而存在的, 所以此类立法更应该具有长远的预见性, 这也是其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具有的特征, 否则难免会出现立法滞后或者阻碍社会发展的结局。

摘要：《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 (八) 》中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 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混乱局面, 基于应把食品安全犯罪调整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将刑法介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时间提前, 增加规范此类犯罪的类型, 提高刑事立法对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性;刑罚轻缓化的立法趋势等刑事立法理念的考量,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应该实现体系化、科学化、刑罚轻缓化的转型。

关键词：刑事立法转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公共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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