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

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通用6篇）

篇1：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

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

2013年04月23日11:05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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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来说两句(7人参与)

原标题 [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

摘 要：不论是自然性灾害还是人为性灾害，灾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也影响人类正常生活。做好灾难性新闻报道，应把握哪些原则?肩负怎样的媒体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是每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灾难性;原则;媒体责

社会生活不可能总是平安无事，自然现象也不可能永远风和日丽，灾害性突发事件常常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不期而至，它带给人们的是对生命的损害和扼杀、对物质的破坏和改变、对环境的摧残和毁灭。更带给人悲痛、恐慌、焦虑和不安。面对灾难，媒体该以什么样的心理，担当什么样的责任，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做什么样的报道，这是每一个采编人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什么是灾难性报道

所谓灾难性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灾难及其发展、危害、抗灾、救灾等新闻事实的报道。灾难性事件常常表现出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和社会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人类无法防止的自然性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旱灾、火山爆发、山体滑坡等;一类是人类自身造成的灾害，如恐怖活动、战争、海难、空难、交通事故、凶杀、矿井瓦斯爆炸等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责任事故等。

二、如何把握灾难性报道

灾难性报道不同于时政、财经、文化、体育等新闻报道，它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更具有一般新闻所没有的特殊性。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媒体作为灾难情况公布的平台，政府和群众交流的桥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在具体操作上，要把握四个原则。

一是及时性原则。灾难性事件发生突然，不可预料，令人毫无思想准备，往往引起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大的社会影响，也同时带来来自各种民间渠道的信息，且传播性强、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极易引起受害者家属朋友的不满和敌对情绪，引发出事方和受害方的对立和矛盾，进而造成社会局部的不稳定。因此，媒体面对灾害性事件，要第一时间派记者深入事发现场，尽快了解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原因、现场人员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事件进展及善后情况，并和当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联系，核实事件中的各种事实，按宣传部门新闻发布的统一口径，及时准确、有序有节的进行。

二是准确性原则。准确性是新闻的基本要求，就是说新闻事实要真实，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细节和事实都要符合客观实际。李希光在谈到好新闻时说：“好新闻首先要准确，所有的新闻都要核实。”这就要求媒体记者要对报道中的每一个人物、地点、数字、细节都要认真核对，报道由政府发布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和新闻现场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做到如实地反映事实。

三是真实性原则。灾难性事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都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从舆论和政治影响看，还是有损于政府形象，不利于当地的安定团结。因此，每当辖区发生灾难性事件，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想方设法封锁消息，遮之盖之，敷衍塞责，欲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掩盖事实真相，编造虚假信息，隐瞒或减少死伤人数，欺骗媒体和舆论，欺骗上级组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媒体要有追求事实真相、为受害者主持正义的强烈的责任心。2006年5月18日山西左云煤矿有关负责人恶意瞒报，最初煤矿上报5名矿工被困，最终核实57名矿工被困，17人遇难。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特大矿难，如果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冲破各种艰难险阻，一层层撕开这起被严重捂掩的特大事故的沉重黑幕，这个“惊天大案”的真相将“沉水底”。

四是一致性原则。伴随着灾难，有关灾难的传言和信息通过手机、网络等载体及口口相传，海量的鱼龙混杂的信息不断涌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就要保持冷静和理性，采集的新闻要有可靠的新闻源，发布的信息要有对外一致的口径，对来自政府的部门的信息不能随意改变，对来自当事人、受难者及亲属、目击者的说法要有甄别、分析和核实，不能在报道中掺杂记者个人的思想和情绪，使记者成为新闻的主角，要出于对政府、对受害者、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将客观准确的事实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受众，而不能提供前后不

一、模棱两可、互相矛盾的信息，误导受众。

三、灾难性报道的媒体责任

灾难性事件往往涉及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全局，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做好灾难性事件报道，媒体最重要的是要肩负自身责任，担当社会责任，也就是不仅仅是报道事实的责任，还在于配合支持当地政府有效处置事件的责任。同时，媒体还要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在为公众还原事实真相的同时，把如何将事件损失控制在最低水平、如何有效地应对事件、如何使事件较快地得到解决等信息传递给受众，提高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一是守土有责，发出主流声音。人们常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灾难发生后，由于其固有的社会关注度，容易多渠道传播各种版本的信息，造成判断上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给灾难的救援处置带来很多障碍。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担负着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事件实情，满足公众和遇难者、受伤者和家属的知情权，使事件在阳光下真实健康地传播。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主流信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屏蔽各种小道消息。比如，西安市灞桥区发生山体滑坡事故后，作为在市民中有广泛公信力的《西安晚报》，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新闻，及时在次日报纸封面版头题刊登，突出事件的严重程度，突出救援和省市区领导的重视。在随后的几天中，晚报每天都有事故救援情况的报道，死亡人数、失踪人数、伤者治疗情况每天都有变化。由于报道及时、准确，使一些传言没了声音。

二是遵从有责，守则但不刻板。突发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及领导都对此极为重视，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为救援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维护一地的和谐稳定。因此，宣传部门往往从新闻宣传口径上从严把握，从版面安排上要求淡化，尽可能突出领导的重视和相关部门及时组织的救援。但对读者来说，这些的报道还远远不够，读者更多关注的是事故中人员的伤亡、事故中生命的抗争、事故的进展、事故的影响、事故的善后、社会各界的关心等。因此，媒体在报道时，既要按上级对报道的要求去做，但遵从并不盲从，应在发通稿的同时，积极争取通稿外灾难救援现场艰险的、惊心的、感人的相关新闻的报道，增加新闻的人文含量和情感力量。当然，一切报道都应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三是把握有责，掌控报道度量。灾难性事件往往受到公众的特别关注，一方面是人们对生命的关注而产生恐慌、同情等心理。一方面是事发地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积极救援，妥善善后，为事件的处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是遇难者、伤者的家属由于悲痛、焦虑所致的逆反意识。这时，稳妥地把握报道原则，理性恰当地采写和编发灾害性新闻，就可以平衡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为政府救援和处置事件赢得主动，并使受害者一方稳住情绪，得到理解，促进事件救援和善后处理。

四是关心有责，彰显人文情怀。面对灾难性事件，媒体要突出对人的生命、人的生存、人的尊严、人的知情的关注。首先是关注因灾遇难受难的人。我们在对灾难性报道的阅读中看到，那些能打动读者心扉、社会反响大的灾难报道，往往都是记者把饱含深情的笔触投到灾难中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上所作出的报道。如《中国青年报》7月27日对“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报道的通讯《永不抵达的列车》，就是一篇对几位大学生不归旅程生动记叙的催泪之作，悲情中充溢温情和真情，令人不忍卒读。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应尽量还原生命个体在灾难中的真实情况，挖掘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让人们感受到无私、坚强、智慧等人性光辉，以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去抚慰那些受难者以及关注灾难中的人们。在报道生命个体的同时，媒体还要关心受难者家属，采访要尊重家属的意愿，给予家属精神安慰和道义支持的同时，关注他们灾后的生存状况。向受难者和遇难者的亲属及时、准确、客观地传递其他信息，使他们了解事件发生的过程，清楚事件进展的情况，知晓事件善后的处理。通过向他们传递政府积极救援的信息，传递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的温情，传递媒体人文化的报道理念，抚慰受害者和遇难者亲属受伤的心灵。其次是关注受众，满足读者的知情权。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肯定牵动读者敏感的神经，他们需要及时知道事件更多的信息。在这个时候，媒体就要发声，而且要及时准确地发声。如果在关键的时候弱声、失声或是短声，就会大大地损害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网络、微博、手机信息快捷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不能及时准确为受众传递信息的媒体终会被受众所遗弃。因此，媒体要对事件始终保持追踪状态，做到不瞒报、不断报、不浅报，让受众每天都能得到最新信息。

五是引导有责，突出建设功能。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来自手机、网络、微博的各种信息很多，社会上的传言也不少，这大量的信息难免真伪混杂，虚实并存，容易造成信息传播混乱，滋生谣言，扰乱对事件的判断，引发社会矛盾。特别是，在一些媒体放大和张扬事件悲惨场面报道，引发受众不满情绪时，作为传播主体的主流媒体，就要做传播的主力军，一是通过报道加以引导。从积极的方面着笔，通过及时报道政府全力救援，社会各界倾情关心的信息和事迹，救援人员昼夜奋战等，引导舆论从对事件悲情场面的过度渲染转入对积极救援的及时报道上，以此来消除公众的疑虑，使之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二是通过言论加以引导。言论代表媒体的立场，有些报道因为题材所限，不能完全清楚地表明媒体态度，这时，评论的适时配发就可明确判断，深化报道，从积极的角度消除某些报道的消极影响。

六是道义有责，尊重逝者生命。在灾难性事件中，不幸突然间降临，留给家人和朋友的是无尽的悲痛和思念。在关于遇难者的报道中，尊重生命，敬畏人的尊严，考虑人的感受，是灾难性报道的伦理。记者要尊重逝者，尊重逝者家属，不干扰抢救和治疗，不随意曝光死难者遗体和遗物。要注意在细节描写中回避血腥、悲惨的场面，回避有关逝者及家属不愿公开的隐私，不将灾难作为“猛料”报道，进行炒作和煽情。前方采访的记者应这样，后方的编辑部门或制作、播出人员也如此。媒体工作者只有遵循灾难性报道的伦理，才能传达出爱与信心，才能懂得怎样与受灾民众一起面对灾难，并战胜灾难。

作者简介：李建峰，男，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任编辑，硕士，主要从事传媒发展研究。

参考文献：

[1] 雷刚,张真真.灾难报道与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C].第九届海峡两岸及港澳新闻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2005.[2] 沈正赋.灾难性事件报道方法论初探[J].新闻战线,2003(9).刘文蓉.灾难报道新闻伦理问题初探[J].青年记者,2011(24)

篇2：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

摘 要：灾难性事件是指那些因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对社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重大事件。作为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公众关心的新闻，特别是公众关心的突发性灾难性新闻，是职责所在、是追求所向，能否发出最快的最能打动人的新闻，既是对媒体实力的一大考验，也是对记者和媒体最具挑战性的要求。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应注意和防止灾难性新闻报道的负面影响，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把人文主义关怀精神渗透在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之中，来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关键词：新闻媒体；灾难性新闻；受众；以人为本

引 言

灾难性事件包括自然性灾难事件和社会性灾难事件，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难以避免灾难性事件的发生。面对灾难性事件，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及时、准确、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提供丰富、连续的新闻信息，尊重和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讲究报道的方式和方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

正 文

所谓灾难性事件报道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灾难新闻”，它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难性事件一般包括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类。自然性灾难是指来自自然界的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或由非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沙尘暴、火山爆发等；社会性灾难是指由人为因素或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恐怖活动、战争、海难、空难、矿难、交通事故、桥塌楼倒等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责任事故等。以报道灾难性事件为主要特征的灾难新闻，因灾难性事件意外出现具有突然性，冲突剧烈具有震撼性，后果严重具有负面性，影响广泛、久远具有社会性，备受各方的关注。

一、注意和防止灾难性新闻报道的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由于灾难性新闻事件的反常性、震撼性等原因，灾难性新闻事件是各种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但是在新闻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因为观念、立场、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一些媒体对于灾难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从非人性、猎奇角度出发，只关注灾难本身，片面追求感官效果。与灾难事件伴随的往往是人身的伤害，如：洪水中漂浮的尸体，大火中烧的面部，车祸中残缺的肢体，被犯罪分子烧伤、砍伤的面孔、躯体，等等。这些血腥、恐怖的场面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一些记者片面认为，这些画面才是好新闻，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对这些场面不遗余力地加以夸大、渲染，令人毛骨悚然。

(二)“为新闻而新闻”的强盗式采访。由于灾难性事件的特殊性，灾难事件的当事人往往出于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目的，或者因为过于伤心、悲痛，一般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有些记者不顾当事人的感受，用尽浑身解数展开“强盗式”的掠夺采访，硬逼迫当事人或者其亲人开口叙说不堪回首的灾难，特别是提问方式冷酷、轻浮，对当事人或者亲人造成严重心理伤害，无异于在正流血的伤口再撒上一把盐。

(三)追求“纯客观主义”，无视当事人的隐私保护。灾难新闻的报道中，一些记者在有闻必录、“眼见为实”的纯客观主义理念的误导下，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无视当事人隐私保护的现象十分严重。常见的表现主要有：未经许可，在报道中使用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详细背景材料，如公开被伤害者的病例记录、相关个人档案；不加任何处理地对伤亡者身体特殊部位损伤的影像画面进行展览，如头面部毁容性损伤、女性特殊部位损伤等；暴露未成年当事人的姓名、影像；直接出现未遮盖脸部的死亡者尸体的画面等。

(四)用词轻薄，缺少人文关怀。由于灾害新闻往往现场惨烈、伤亡严重、影响广泛，尤其是作为新闻主体的“人”，在灾难新闻中处于“非常态”的情景，如受伤、死亡、悲痛、绝望等等。而这种“非常态”常常是人们不愿意示人的，媒体对当事人“非常态”情景的公开展示将会使当事人受到进一步伤害。所以，媒体在报道用词上，应该庄重、客观。然而，有些媒体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却极尽渲染之能事，用词轻薄，玩弄辞藻，对受害（受伤）者缺乏起码的同情，甚至幸灾乐祸，浅薄、低俗、下流，对生命极不尊重。对灾难性事件报道的种种不良表现，使媒体公信力、美誉度下降；形成信息误导，不利于社会稳定；侵犯公民隐私，容易引起法律诉讼；缺少人文关怀，对当事人及其亲人，特别是未成年人造成难以消除的人生阴影；迎合少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成为违法犯罪的诱因。

实际上，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然性灾难；也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其科技多么先进、发达，管理多么科学和完善，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性灾难。就拿2003年5月，非典阴云持续弥漫在我国的上空，和2008年1月，我国南部一些地区遭受的五十年不遇的冰灾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偶尔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灾难性事件也是较为正常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怨天尤人。关键是面对灾难性事件，我们的新闻媒体究竟该如何去报道它，以达到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受众，化解矛盾和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尽快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目的。

二、坚持及时、准确、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在我国，新闻媒体承担着上情下达、反映社情民意的任务，发挥着舆论向导、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作用。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既要发布党和政府的重要信息，也要及时传播社会公众所需信息，特别是一些有关公众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

以前的灾难性事件报道存在三种情况：一是由于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体“待原因查明后再作报道”。孰不知，这样做会失去报道的最佳时机，不仅使新闻的及时性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产生严重后果。2007年11月10日上午，家乐福重庆沙坪坝店发生一起因争抢特价促销食用油而造成的踩踏事故，导致3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７人重伤。就属于一起典型的社会性灾难事件，新闻媒体反应迟钝，报道滞后，显得被动。二是由于灾难性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消极性的后果，从表面上看这种报道与我们提倡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有所抵牾，因此，有些部门以“容易引起人心动荡和社会恐慌”为由对灾难性事件信息进行限制和封锁，从而使此类报道“胎死腹中”。三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对于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灾难性事件，往往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生怕有损于自己的政绩，影响到头上的那顶乌纱帽，于是千方百计地阻挠新闻媒体的调查采访，甚至编造和发布虚假信息，欺上瞒下，对付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我们认为，作为负责任的新闻媒体，一事当前，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新闻报道的着眼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关键时刻保持缄默不等于就一定是维护稳定，相反容易引发不稳定。因为这样做往往只会加大政府的工作成本，加重群众思想的负担，加剧社会矛盾，于社会安定不利。再说，在信息技术日益现代化的今天，要封锁消息只是“一厢情愿”，当人们无法从大众媒体上获取信息时，自然会转向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甚至域外媒体。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时下的新闻媒体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突发事件进行信息“封锁”。正确的做法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和采取的措施，使群众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信心；宣传科学的态度方法，使群众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本领，即使解决突发事件在短期内有一定的难度，也会得到群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使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共渡难关。青岛石油在这次突发的冰灾事件中，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更加开明和务实的态度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抗击冰雪灾害天气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灾情的通报上赋予新闻媒体极大的报道自主权，新闻媒体及时、详尽地对受灾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从而充分发挥了引导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

三、提供丰富、连续的新闻信息，尊重和满足受众的知情权

舆论学认为，新闻作品不同于文艺作品，人们需要它主要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解除对环境的困惑。正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龚文庠教授所指出的：“人的一个基本心理功能是对外部世界作出解释和预见，失去了这种理解和预见能力，人就会感到不安。”这在舆论上便表现为惶惑。因此，要引导舆论，新闻媒体首先要满足受众认识环境、确立观念、自我寻因的需要，特别是在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时期，人们对新闻报道的需求量将急剧增大，及时、具体、详细地提供信息，对于防止社会舆论走偏意义重大。换句话说，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影响着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不仅如此，受众接受新闻信息一般还不是单一行为，而是带有连贯性的，甚至形成一定的接收习惯，以便通过连续的接收而减少对于自身环境不确定性的认识。这就要求新闻信息的出现必须前后衔接，既不能中断，更不能前后矛盾。因此，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采集和提供充足、连续的信息，让受众以正确的思想认识所处的新环境及其行为规范，这本身即是一种很重要的对舆论的引导。

受众知情权原先是个法学概念，后来又被新闻学所接纳，又称知晓权、了解 权、获知权等。它是指受众享有通过新闻传媒了解其欲知、应知而未知事实的法定权利。对于灾难性事件来说，无论是自然性灾难事件还是社会性灾难事件，都会给人们在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这种事件的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无疑都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很容易激起受众的新闻欲望。在灾难新闻中，知情权一般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受众作为新闻接受的主体所具有的对灾难有关情况了解的权利；二是遇难者亲属和灾难受害人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与细节了解的权利。因此，灾难新闻应是对灾难性事件的全方位的报道，它包括灾难形成原因的分析、抗灾救灾、责任追究、经验教训等。一般来说，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拥有三个可资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而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受众均具有知晓的权利，新闻媒体应满足大众这种知情权的需要。

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意见权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这次抗击冰灾的报道中，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拿出黄金时段或黄金版面重点报道这一重大灾情的真相，起到了化解情绪、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应该说，在对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湖南卫视、湖南经济电视台等，分别对冰灾作了专题报道，并进行整点及字幕滚动式播出，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

四、讲究报道的方式和方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

如果说灾难新闻报道在满足受众知情权、实现舆论监督权的时候是把灾难性事件作为客体来看待的话，那么，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灾难性事件的主体即灾难的亲历者或受害者亲属的问题。这里实际上就是指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如何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人文主义关怀精神。

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文主义关怀”逐渐进入大众传播的视野。在传播过程中，新闻传媒所倡导的一般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倡导社会公正与平等，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尤其是困难群众的权益。同时，“人文主义关怀”还不忘对“人”这一主体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以人为本”的报道方式，具有人情味，充满感情地关注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由于“人文主义关怀”所强调的正是人的精神层面、心理层面，因此，灾难新闻的报道方法不仅关系到灾难信息的传播效果，而且还关系到灾难事件主体的精神状态和面貌。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地、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新闻记者还应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以浓墨重彩彰显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把人文主义关怀精神渗透在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之中，可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重视对灾难事件本体的报道。虽然绝大多数灾难性事件无不为受众所广泛关注，但过去新闻界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却往往忽视对社情民意的反映。天灾人祸带给人们的本来是一出“悲剧”，但一些报道却硬把它演化成一曲“颂歌”，使得这些灾难本身带给人们的警示作用丧失殆尽。正确的做法是，新闻媒体应该更加重视对灾难事件本体的报道，并且在报道中充当谴责肇事者、哀悼遇难者、抚慰遇难者亲人的角色。

(二)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困难群众的生存状态。近几年来，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性事故，新闻媒体大多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综观这类报道，我们总感觉到仿佛缺少点什么。问题恐怕主要在于新闻媒体自身的报道方法。一些灾难新闻报道大而化之，没有充分地起到呼唤同情、促进救灾、警示社会、推动预防的作用。那些获得成功的、社会反响比较好的灾难新闻，往往都是记者把深情的目光投注到灾难中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上所作出的报道。

(三)弘扬灾难中的人间真情。谁都不愿意世上发生事故，特别是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然而，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往往又难以避免包括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尤其是在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发生的刹那间，人的求生本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爱等等，都会有瞬间的表现。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重要的是记者在采写这些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报道时，如何去进一步发掘灾难事件中所蕴含着的更新鲜、更美好的主题。人文主义关怀精神则要求记者，勇敢地直面人生，以透彻的目光注视人类的生生死死，对处于极度状态下的人类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的崇高与尊严，唤醒人类的良知与道德。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积极地、及时而充分地报道突发性灾难事件，是灾难新闻报道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又必须稳妥地、慎重地报道突发性灾难事件，这是灾难新闻报道的又一个原则。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既要考察宏观 6 形势，注意传播环境，争取最佳的社会效果，又要防止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大量刊播刺激受众感官和心理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东方出版社，1994年1月。

[2]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7月。[3] 季寅妮：《灾难性新闻报道中的人文缺失》，新闻窗，2005年。

篇3：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

关键词：灾难性新闻报道,信息控制,转变与突破,借鉴

灾害, 是指由于瞬间爆发的、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 突然地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 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损的现象。所谓灾难性新闻, 它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我国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对维护社会稳定和鼓舞人心不利的新闻报道。但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 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 灾难新闻开始大量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 并且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与突破对我国新闻事业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般来说, 灾害发生后, 政府对信息源的控制或管理大致有三种方式:完全封闭信息源、无控制开放信息源及有控制开放信息源。所谓完全封闭信息源, 是指灾害发生后, 有意封锁消息或鲜有新闻报道发出。这种方式也是我国政府在以往应对突发事件时的通常做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次典型的灾难的报道上我们便可以看出其中规律。

一、唐山大地震中的新闻报道

1976年7月28日, 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29日《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一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 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正常来说, 每当灾难发生时, 受众都想尽快了解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有多大、伤亡人数是多少、影响范围有多广等。可是, 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却比较简单, 导语上只有对灾难的十几个字的概括, 而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只字不提, 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而报道的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 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心灾区人民上。直到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 才首次披露出唐山大地震中死亡人数高达20万。这条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在人们几乎快要对此事渐渐淡忘的时候才姗姗来迟, 旧闻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新闻”。

在这场灾难性新闻的报道中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并且一直占据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灾难性报道剥夺了受众基本的知情权。当时中国的传媒状况虽然极为落后, 有的一个省只有一份报纸, 然而对这种举世震惊的地震灾情的刻意隐瞒仍然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

二、非典报道中的维稳思想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三十年后, 这种在灾害报道前隐瞒灾情的“维稳”思想仍然存在。在我国新闻传媒对非典的报道中就有所体现, 从2002年11月中旬广东发现第一个非典病例一直到2003年3月底, 我国媒体对非典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 起初是不进行报道, 当事态严重时却淡化严重性, 这个阶段持续将近4个多月。媒体的这种做法不仅松懈了人们的警惕、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而且丧失了防治非典的宝贵时间和有利机遇。4月1日至20日, 事态已经扩大, 国外舆论不断, 但我国传媒还在说“口罩可戴可不戴, 在中国旅游很安全”之类的言论。4月21日, 中央宣布罢免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 表明掩盖信息不报道是不对的, 全国开始较真实地报道事态全貌, 疫情变成一天一报, 非典报道的新阶段由此展开。从此, 中国传媒一反5个月的失语状态而全面地介入这一全球关注的公共事件, 突破了过去的束缚与限制, 以较新的理念运作, 基本实现了突发事件同步报道。可以说从4月21日开始中国传媒在公开报道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种种改变, 是我国新闻界的一大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这一转变也就延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让一些模式化的、旧的思想取而代之, 刻意塑造和极力渲染又成为传媒的主调。以上政府方面出于“稳定”方面的考虑, 对疫情信息采取掩盖或轻描淡写的报道的做法, 不但使市民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还造成了谣言四起的后果, 不仅使我国不断地受到外国批评, 政府形象也受到了损害, 更加重要的是媒体在第一时间未能发挥作用, 使日后抗击非典的难度增加了。

三、汶川报道中的转变与突破

(一) 汶川报道中的转变

汶川地震的灾难爆发之前, 中国处在异常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之中。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 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事件, 奥运火炬传递受到阻挠, 山东列车4月28日相撞事件等, 种种突发事件不断, 国家的形象受到空前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之下, 不久之后的北京奥运会能否在有利的舆论环境下顺利举行与汶川地震的处理息息相关。此次汶川灾情的报道是对中国政府公关形象的一次严峻挑战。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发生了里氏8级的大地震。这次地震破坏强度、危害范围、危及人口等都是世所罕见。面对如此严重的突发性自然灾害, 中国社会并未出现谣言和混乱的局面。相反, 中国人民与政府一道, 展开了一场万众一心的夺取抗震救灾胜利的攻坚战。具体分析, 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和媒体在此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积极转变, 开创了全新的应对灾难性新闻的报道模式, 为抗震救灾和维护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

1. 有体制的保障。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和监督权”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等新观念。在党的号召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草案) 》, 删除了“媒体不得擅自进行有关突发事件的报道”的条款, 再到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这些都为这次汶川地震期间有效的危机传播提供了政策和机制上的保障。使得政府打破了以往对灾情信息进行限制的不利做法, 引导党性媒介进行及时全面的报道

2. 新媒体在灾害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断发展的新传播媒介也在不断冲击原有的传播途径和观念。此次地震爆发后几分钟, 相关的手机短信、视频等新的传播媒介便将第一手信息传遍大江南北。在位于地震中区的“孤岛”——阿贝藏族羌族自治州, 互联网成为它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相关人员坚守岗位, 其政府网站及时更新, 发布当地最新的灾情。这种新媒体对于信息的传播也在改变着原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控制的状况。

汶川大地震中政府与媒体的转变, 在稳定国内情绪的同时, 也让外国媒体对此次地震报道做出了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以往只注重宣传的形象。

(二) 汶川报道的突破

汶川报道中, 对于旧的报道模式来说有很多突破, 这些突破也是汶川新闻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1. 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灾害信息, 政府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

我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对灾情进行报道, 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指示。外媒甚至用“神速”来评价领导人到达灾区现场的速度。而争取第一时间也成了主要媒体的一致选择。不管是在灾害刚刚发生还是此后的一系列事件, 不能延迟, 绝不失语。新闻的实效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体现。而事实也证明, 只有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对信息进行传播, 才能领导舆论的话语权。这是以往在我国新闻界所看不到的现象。

2. 中国媒体在传播中遵循了相同的价值观, 即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

在长期的新闻报道中, 西方媒体记者已经形成了应对灾难事件的一种共同规律, 即对受灾人的无限关怀。而中国在以往的类似的新闻报道中, 着重强调党的重要性与灾害造成的损失, 但是在汶川大地震中, 这一切有了根本改变。正是媒体把以人为本作为其价值观的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中国的灾难性报道在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无论从政府还是媒体都突破了旧的报道模式。这种转变与突破是中国灾难性新闻报道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信号灯, 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出现的问题与不足, 如灾难性事件中报道凌乱、阶段性不强、报道机制还不完善, 等等。所以要想更好地对我国灾难性新闻进行报道, 还要虚心向有经验的国家学习。日本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如日本在对灾难性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特点:有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有数据不煽情;有各种提示却不造成恐慌;尊重遇难者“死的尊严”, 回避血腥场面;灾难报道不为报道悲伤,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防灾意识、讨论防灾减灾政策;互联网成为新的灾情信息来源;防灾报道常规化, 不地震时电视台也常常讲解避震实用信息;“快、准、狠”地告知地震级别, 力求全面等。所以中国的灾难性新闻报道要想走在世界前列, 借鉴日本等有经验的国家还是有必要的。

借鉴与突破、转变并举, 相信中国的灾难性新闻报道与新闻事业, 定会改变外国媒体对我国新闻报道的偏见, 以新体制、新观念、新姿态成为世界新闻报道大潮中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1]程曼丽.灾害中的政府舆论管理[J].国际公关, 2009 (6) .

[2]李鹤.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N].人民日报, 1976-07-28.

[3]蒋广洋.唐山大地震新华社通稿通篇阿谀奉承辞[N].泉州日报, 2006-01-03.

[4]李同欣, 王舒怀, 李鹤, 等.抗震救灾中国新闻媒体不辱使命[N].人民日报, 2008-06-02.

篇4：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媒体责任

关键词：灾难性；原则；媒体责任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0-0048-02

社会生活不可能总是平安无事，自然现象也不可能永远风和日丽，灾害性突发事件常常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不期而至，它带给人们的是对生命的损害和扼杀、对物质的破坏和改变、对环境的摧残和毁灭。更带给人悲痛、恐慌、焦虑和不安。面对灾难，媒体该以什么样的心理，担当什么样的责任，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做什么样的报道，这是每一个采编人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什么是灾难性报道

所谓灾难性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灾难及其发展、危害、抗灾、救灾等新闻事实的报道。灾难性事件常常表现出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和社会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人类无法防止的自然性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旱灾、火山爆发、山体滑坡等；一类是人类自身造成的灾害，如恐怖活动、战争、海难、空难、交通事故、凶杀、矿井瓦斯爆炸等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責任事故等。

二、如何把握灾难性报道

灾难性报道不同于时政、财经、文化、体育等新闻报道，它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更具有一般新闻所没有的特殊性。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媒体作为灾难情况公布的平台，政府和群众交流的桥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在具体操作上，要把握四个原则。

一是及时性原则。灾难性事件发生突然，不可预料，令人毫无思想准备，往往引起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大的社会影响，也同时带来来自各种民间渠道的信息，且传播性强、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极易引起受害者家属朋友的不满和敌对情绪，引发出事方和受害方的对立和矛盾，进而造成社会局部的不稳定。因此，媒体面对灾害性事件，要第一时间派记者深入事发现场，尽快了解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原因、现场人员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事件进展及善后情况，并和当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联系，核实事件中的各种事实，按宣传部门新闻发布的统一口径，及时准确、有序有节的进行。

二是准确性原则。准确性是新闻的基本要求，就是说新闻事实要真实，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细节和事实都要符合客观实际。李希光在谈到好新闻时说：“好新闻首先要准确，所有的新闻都要核实。”这就要求媒体记者要对报道中的每一个人物、地点、数字、细节都要认真核对，报道由政府发布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和新闻现场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做到如实地反映事实。

三是真实性原则。灾难性事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都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从舆论和政治影响看，还是有损于政府形象，不利于当地的安定团结。因此，每当辖区发生灾难性事件，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想方设法封锁消息，遮之盖之，敷衍塞责，欲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掩盖事实真相，编造虚假信息，隐瞒或减少死伤人数，欺骗媒体和舆论，欺骗上级组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媒体要有追求事实真相、为受害者主持正义的强烈的责任心。2006年5月18日山西左云煤矿有关负责人恶意瞒报，最初煤矿上报5名矿工被困，最终核实57名矿工被困，17人遇难。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特大矿难，如果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冲破各种艰难险阻，一层层撕开这起被严重捂掩的特大事故的沉重黑幕，这个“惊天大案”的真相将“沉水底”。

四是一致性原则。伴随着灾难，有关灾难的传言和信息通过手机、网络等载体及口口相传，海量的鱼龙混杂的信息不断涌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就要保持冷静和理性，采集的新闻要有可靠的新闻源，发布的信息要有对外一致的口径，对来自政府的部门的信息不能随意改变，对来自当事人、受难者及亲属、目击者的说法要有甄别、分析和核实，不能在报道中掺杂记者个人的思想和情绪，使记者成为新闻的主角，要出于对政府、对受害者、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将客观准确的事实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受众，而不能提供前后不一、模棱两可、互相矛盾的信息，误导受众。

三、灾难性报道的媒体责任

灾难性事件往往涉及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全局，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做好灾难性事件报道，媒体最重要的是要肩负自身责任，担当社会责任，也就是不仅仅是报道事实的责任，还在于配合支持当地政府有效处置事件的责任。同时，媒体还要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在为公众还原事实真相的同时，把如何将事件损失控制在最低水平、如何有效地应对事件、如何使事件较快地得到解决等信息传递给受众，提高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一是守土有责，发出主流声音。人们常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灾难发生后，由于其固有的社会关注度，容易多渠道传播各种版本的信息，造成判断上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给灾难的救援处置带来很多障碍。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担负着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事件实情，满足公众和遇难者、受伤者和家属的知情权，使事件在阳光下真实健康地传播。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主流信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屏蔽各种小道消息。比如，西安市灞桥区发生山体滑坡事故后，作为在市民中有广泛公信力的《西安晚报》，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新闻，及时在次日报纸封面版头题刊登，突出事件的严重程度，突出救援和省市区领导的重视。在随后的几天中，晚报每天都有事故救援情况的报道，死亡人数、失踪人数、伤者治疗情况每天都有变化。由于报道及时、准确，使一些传言没了声音。

篇5：新闻媒体的责任

科技的日新月异推动着媒介不断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的媒体，网络、手机等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以迅猛的势头发展起来，这使得信息的传播力度和流动性大大增强。然而，科技是把双刃剑，它使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更加简捷化、便利化的同时，也使人们遭受着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痛苦：消息的虚假化，隐私的透明化，文化的低俗化。一个被社会学家和传媒人研讨过无数次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论”（SocialResponsibility），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后来普及到西欧和其他发达地区。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还要对社会负责。它主张通过讨论来解决冲突，注重保护个人权利和重大的社会利益。那么大众传媒的职能是什么呢？简单抽象地说，大众传媒的职能就是在社会中进行大众传播。大众传播的形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众新闻传播。“新闻传播是一种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组织体系的社会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所以新闻媒体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脱离社会的，它存在于严密而完整的社会体系中，与社会体系的主要组成成员——人，有着密切且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一方面以传播思想、观念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又以传播信息、推销广告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社会负责任，既是新闻媒体继续存在的意义，又是新闻媒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纵观人类社会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时，就会清楚地发现，真正意义的新闻事业产生于阶级社会。新闻事业的发展不仅受到阶级斗争的巨大影响，而且本身还直接参与阶级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尽管新闻媒体相对有其特殊性，但它也不可能离开社会制度的环境，离开政党与群众的要求而单独存在。西方媒体制度或将媒体看作是“社会公器”，将其看作“一种公共舆论的载体”，“发挥着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同时传达民众的意见的作用”；或以私营方式为主体，追逐利润，为公众提供信息消费和文化娱乐商品。鉴于中国新闻媒体制度及媒体性质的特性，中国新闻媒体的责任是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去报道事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授知识，弘扬文化，教化民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普利策曾对新闻记者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眺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频率整体联系十分紧密的社会，时刻了解国际国内不断变幻的局势已经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社会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随着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国人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这种社会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新闻媒体作为传达指令，反馈民意的中介，肩负重任。2008年伊始，南方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大雪灾，很多大型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都派出大批记者，及时向全国人民报道雪灾现场的实际情况，让人们不至于陷于迷茫的恐惧中。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各大媒体依然冲向前去，及时向全国人民报道地震灾害和救灾情况，在重大灾难面前，新闻媒体以坚强的身姿频频亮相，获得高度赞扬。

对新闻媒体，丹尼斯.麦奎尔有一连串精彩的比喻“媒体是使我们看到身外世界的窗口；是帮助我们领悟到经历的解说员；是传送信息的展台或货车；是包括观众反馈的相互作用传播；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是去伪存真的过滤器；是使我们正式自己的明镜；是阻止真理的障碍。”最后一个比喻“是阻止真理的障碍”与前面的似乎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最后一个比喻应该让我们清醒认识到：新闻媒体不是“完人”，它有自己的缺点。

2007年3月，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部分新闻媒体不假思索，以讹传讹，盲目跟风和推波助澜，大大加速了这一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让消费者陷于恐慌的同时，使海南省的蕉农损失惨重。半年之后，一则“纸馅包子”的虚假电视新闻，更是在社会上掀起巨大的波澜，甚至广泛散播海外。这以事件不仅为外国所谓的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加剧了矛盾，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透过这两个极端而又典型的事件，作为新闻媒体，应该重新审视自己所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诚然，新闻媒体享有采访权、报道权、舆论监督等权力，公众也有知情权和不受侵害权。揭露黑暗，针砭时弊，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种想法是美好的，但行驶权力时若不负责任，不遵守原则，就会适得其反。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在此挤压下引发的传统媒体的竞争加剧，使得很多新闻媒体抛弃了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宗旨，逐渐走向娱乐化、低俗化。有些媒体为了增加收视率（阅听率、点击率），往往设臵肤浅议程，甚至依靠新闻炒作达到功利性的目的，将新闻媒介“社会公器”的社会责任臵之不理。

公众真正渴望的是一些通俗易懂但不失高雅的文化。通俗不等于低俗。你可以不必记住《论语》中那些拗口的言论，但于丹的通俗讲解同样使你了解到儒家文化的精髓。你也许文化程度不高，没有精力去研究《红楼梦》、《三国演义》，但是刘心武、易中天让你品尝到另一种滋味的名著。央视《百家讲坛》的高收视率足以说明公众需要怎样的文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竞争十分激烈，但这决不能成为迎合低俗之风的借口。渲染明星隐私、畸形婚恋、黑暗暴力等，过分追求卖点，对社会来说是极其有害的。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使用技术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能够接触到网络。网络由于本身的特殊性，使媒介环境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电视可以又让家长限制收看时间，读物可以由学校控制阅读种类，但网络空间是无限的，隐藏着许多不健康、不安全因素。青少年的心理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涌来时，他们就成了弱势群体。他们分辨力差，自制力差，很容易成为受害者。近年来，由网上色情、暴力内容引发的青少年犯罪案例增多，已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所以新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一定要严于律己，万不可为一己之私，做出不负责任，甚至时违法的行为，而应该大力弘扬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珍惜自己的形象和声誉，自律、自尊、自爱、自责，表现出社会主义媒体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新闻媒体应该维护好自身的公信力。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道德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挑战。当正反对立，相互冲突的道德价值观念出现时，作为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价值观念的正确抉择。尤其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或媒体的自身利益的同时，是否就可以臵社会利益、公众利益而不顾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个人或媒体一时的自身利益，常常会直接影响到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一些媒体在新闻业务活动中，为争夺受众，争夺广告客户，使传播虚假新闻，“炒作新闻”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由些媒体刊登夸大

篇6：媒体要兼顾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

摘 要：自17世纪弥尔顿“出版自由”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新闻自由”口号诞生，“新闻自由”标志着人类步入一个新时代，一个真正开始成为人的时代。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媒介事业的发展，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弊端和问题，因此出现了修正新闻自由理论的社会责任论。本文从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理论入手；基于媒介传播现状，选出近几年较有代表性的传播事例，反映媒体在自由和责任二者之间的选择。在自由和责任面前，一个真正的新闻媒体不应该偏向哪一方，在秉持新闻自由之上，更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关键词： 新闻自由论

社会责任论

媒体于自由和责任之间的选择

承担社会责任目 录：

一、新闻自由理论

（一）、新闻自由理论诞生

（二）、新闻自由理论的缺陷

二、社会责任理论

三、自由与责任之间，媒体该何去何从

（一）媒体忽视社会责任

（二）媒体承担社会责任

四、结束语

一、新闻自由理论

（一）、新闻自由理论诞生

自由意识对人来来说是久远的，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说：“追求自由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近才有的现象，它是一部人类史，它渗透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它在中世纪曾发出火花„„”，①对自由主义的追求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而“新闻自由”正是自由主义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具体呈现。

新闻自由起初是源自弥尔顿的“出版自由”口号。1644年，弥尔顿未经当局审查便出版了关于离婚问题的小册子，受到议会的强烈谴责，并被传至国会出版委员会接受质问，他在国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阐述出版自由思想。随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说词，就是现在的《论出版自由》。在这本小册子里，弥尔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出版自由”的口号，把新闻自由看作是人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力。②

新闻自由，是新闻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保障人们相互之间进行通畅的交流。③在当今世界，没有新闻自由，人们将失去一种最为有效的相互交流信息，意见的桥梁。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所谓“完全的新闻自由”也会受到限制，认为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是对新闻自由的误解。

（二）新闻自由理论的缺陷

传统新闻自由主义观念支配下的新闻传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渐显出它的弊端，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并没有完全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运用新闻自由权力。商业报刊发展成为主流报刊后，一些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转向金钱至上。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传媒资源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越来越失去了表达思想的手段和机会，虚假新闻层出不穷，报纸里广告泛滥，报道内容危及社会功德和个人隐私„„这些情况使得新闻与原先的自由主义理论所标榜的崇高理想被道而驰，引发人们对传统自由理论的不满与反思。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同样变成垄断市场，新闻自由似乎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此，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自由景象实际上成了幻象，人们运用的自由权力也往往变成了法律条文上的空头支票。④

二、社会责任理论

面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弊病和危机，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根本无能为力。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自由”的结果，传统理论当然不可能为之提供解决的方策。为防止由传播内容的浅薄化、煽情化、刺激化而引起的社会道德和文化堕落，社会舆论要求新闻媒介重视社会责任的呼声也日趋高涨，20世纪4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于1942年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一群大学教授，以局外人和学者的身份探讨大众传播界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新闻自由委员会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委员会宣布：“新闻界担负起新的公共责任的时刻已经来临。”对于需要重建公共形象和恢复公信力的新闻界来说，“责任”概念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创意。有了责任这个主题，委员会为未来提供了奋斗目标。”这个报告将美国的新闻自由史从报刊的自由之上主义理论转向了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⑤

社会责任理论被称为“传统理论上一个新思想的接枝”。⑥它以挽救“新闻自由的危机”为宗旨，始终强调 “思想自由是各种自由中最可宝贵的”，保留和继承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

三、自由和责任之间，媒体该何去何从

（一）媒体忽视社会责任

新闻媒介既是社会的观察者和监督者,又时刻被社会各界观察和监督。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被称作“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期。许多动态性、矛盾性的社会问题，在生活中层出不穷，有些媒体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的追究，一味停留在“抓人眼球”的浅层面上；大众传播中泛娱乐化倾向，忽略了媒体产品的社会效益，陷入低俗的怪圈，这些都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具体表现。

2007年秋冬，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亢奋性新闻，是陕西“华南虎事件”。综观媒体在此事件中所经历的“轻信—质疑—炒作—反思—无奈”的表现过程，有许多引人深思之处，全国大约没有哪家媒体不曾投入该事件的报道，几十家名刊大报的记者先后云集陕西镇坪县，追问真相，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之真伪，这是“一张老虎照引发的疑案”。华南虎照片真伪之辩，几乎成为

一个时期的媒体热点。连篇累牍的报道，整版篇幅都被华南虎占据了。令人们质疑的是类似华南虎照片这种并非多大事情的新闻，媒体炒作成重大新闻事件，而让本应受到关注的新闻变成旧闻、不闻。如此争夺市场引起的新闻乱象，如今已成媒体一景，人们不禁质问：在抢新闻、抢销量面前，媒体的责任哪去了？ 社会责任论强调媒体不能滥用自由。这主要是对新闻媒介提出的要求。

2008年初的艳照门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明星私生活不检点，影响的是自己的公众形象，然而媒体对此展开无限放大，一些有官方背景的网络媒体，也令人吃惊地用大量版面跟风报道此事，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媒体的价值取向，媒体在整个事件报道中，不尊重隐私，客观上助长刊登艳照，污染社会环境，对精神和社会风气都是摧残和伤害。

还有某些媒体大肆炒作的“毒香蕉事件”，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恐慌与困惑，导致在某些香蕉产地，每斤香蕉只能卖3分钱。有的蕉农用成熟的香蕉喂猪，或听任香蕉大量烂在香蕉园里——这一系列事件中，相关媒体的社会责任何在？⑦ 人不可能天生有一种动力去寻求真理，他能够运用理性，却常常厌倦那样去做。思想上的懒惰，导致了人往往沉沦于无所用心的盲从状态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有着引导和掌握社会舆论的能力,在享有一定的特权的同时并要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现代社会，媒体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健康、自由地发展，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功能。

（二）媒体承担起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论作为对传统新闻自由理论的修正而出现的，是革新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坚持新闻自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权地位的媒介，有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享有“现代报业之父”美誉的约瑟夫·普利策曾留下过一段关于媒体社会责任的名言：“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他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媒体在传播多元信息，提供多种服务同时，最关键一点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是一种自律性的责任。

去年的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报道，正是对整个中国新闻界的一次精神洗礼。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各大媒体反应十分迅速，同时，全国各地媒体自发奔赴地震灾区最前线，对这场大地震在第一时间作出了最及时的判断，每篇报道，都直接呈现媒体人追求社会责任感的强烈意识。通过电视直播传递出政府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各种举措，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幅提升。很多境外媒体因为汶川地震报道，纷纷对中国媒体的表现表示认同。《纽约时报》说，中国媒体第一次达到了国际水准；《澳大利亚人报》称，迅速、准确的官方消息源源不断地发布出来，这表明中国的媒体完全具备了职业的工作能力和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感。⑧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在商业主义的冲击下，新闻媒介生存有压力不可否认。但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媒体必须在传播先进文化、正确引导社会文化潮流方面承担起神圣职责，而不能唯商业利益是从，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乃至民族的心理精神品格的健康发展。要提高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法律、伦理道德对他们进行约束。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来约束媒体的行为和从业者的操作，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道德约束，提高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两种方法有机结合，才能真真正正保障媒介社会责任的良好实现。

结束语：新闻自由权利不仅是媒体的特殊权利，还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媒体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应该履行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与义务。公众对媒体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一个真正的新闻媒体，不仅是具有独特的新闻面感，更重要的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新闻理论教程》，杨保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次版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著，新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当代新闻学原理》，刘建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陈力丹，《当代传播》,2007年第3期 《外国新闻事业史》张允若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报刊的四种理论》，施拉姆著，新华出版社 《论出版自由》，密尔顿著，商务印书馆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纪：《新闻自由与媒体责任》（来源，人权网，学者观点）

张允若：《西方社会责任新闻理论评析》（来源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

浙江在线/传播学/个人频道

注释： ①《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26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弥尔顿《论出版自由》，46页

③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222-224页 ④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第85页、⑤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