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范文

第一篇：灾难报道范文

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灾难报道

【摘 要】央视通过其新闻频道、微博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对马航飞机失联事件进行了全方位、多媒体联动，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实时跟进报道。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央视有颇多值得业界借鉴的地方：注重时效性;心系人文关怀;强调客观真实准确;争取获得第一手新闻和权威消息;合理利用多媒体的交互性，等等。

【关键词】马航事件 央视 时效性 人文性

所谓灾难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灾难及其发展、危害、抗灾、救灾等新闻事实的报道。灾难性事件常常表现出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和社会性的特征。①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考验媒体工作者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处理能力、报道的组织策划能力。在面对天灾与人祸时，媒体不仅仅是发布新闻的工具，更应成为承担社会道义，肩负道德重任的表率。

央视作为我国最为权威的新闻媒体，在我国有着最为广阔的收视覆盖，其影响力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国开放国外媒体进入灾区现场，央视报道公开、透明，等等，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此之后，央视不断地在灾难报道中完善做法，将新闻报道准则和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相结合，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越来越得到大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2014年3月8日凌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号为MH370，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与地面失去联系。机上共载有239人，其中有154名中国乘客。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央视通过其新闻频道、微博客户端、手机客户端等，进行了全方位、多媒体联动，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实时跟进报道。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央视有颇多值得业界借鉴的地方。

一、注重时效性

灾难来临之时，不论是与灾难相关的人士，还是普通大众，对于灾难的发展情况都密切关注。此时，新闻的时效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时效性突出体现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微博近年来成长为国内的一大新闻汇集地，央视也开通了“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账号。

“央视新闻”在3月8日发布的关于马航的第一条微博是一条快讯，时间是在8点33分，在第一条快讯之后连发两条快讯，又不断地跟进报道事件的发展进程。三条快讯的时间在短短16分钟之内发出，9点10分，央视正式发布了关于马航飞机失联详细情况的新闻。

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中，“央视新闻”共发布了56条微博，其中有55条是有关马航飞机失联的，只有一条是当天“两会”的消息。不断更新事件进展的微博，时间间隔最短的只有3分钟。

央视新闻频道的几大直播栏目是：《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新闻30分》、《共同关注》、《新闻联播》、《东方时空》和《24小时》等。自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发生后，该事件无一例外地被放在了这几档节目的开端。并且，在节目播出中，有任何关于此事件的最新进展，都是直接在节目中进行插播。

在航班失联之后，马航立即在京召开了发布会，之后在每天的下午5：30都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央视新闻频道也是在每晚的这个时间，进行实时直播。在有重要消息需要发布时，召开临时发布会。例如，3月22日早上11点左右，在澳洲珀斯的军事基地和3月24日晚10点左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两次临时新闻发布会，央视新闻频道都是在《新闻直播间》和《晚间新闻》栏目中，直接将信号切入发布会现场。

二、心系人文关怀

作为新闻媒体，发布新闻是天然的使命，而人文关怀则更是一种不可懈怠的责任。

在马航飞机失联当天的热门微博中，热度最高的微博来自“央视新闻”。这条微博选择了倡议的形式，倡议人们谨慎地对待每一条消息，以避免任何不实的消息，或者不当的言辞，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之后，央视发布的微博内容，多是以祈祷、祝福为情感主线，并将倡议随文转发，每一次消息的更新都体现出对可能遇难的乘客和乘客家属的关怀。而选择以倡议这样的方式，也是呼吁大众多给予他们祝福、安慰，促使社会形成一种人文关怀的氛围。

央视新闻频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对于新闻报道的用语十分谨慎，考虑到了每一个观众的切身感受。在马方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做同声传译的人在翻译马来西亚交通部长的一句话时，中间有一个英文单词是“miserable”，是用来形容这次马航飞机失联事件的。在翻译这个词时，他首先用的是“惨绝人寰”，之后便马上进行了修正，改为了“悲惨”。显然第一个词，是将事件表述成为了一次没有人生还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而在任何消息都未被证实，真相仍在调查之中时，这样的词语必然会给乘客的亲属带来极大的悲痛。因此，恰当用词，照顾到每一个可能看到新闻的人的感受，是一个专业媒体人的良好修养的表现。

在一些灾难报道中，媒体会把摄像机话筒对准事件的经历者，从人文的角度观照，这种将他们的悲痛暴露于摄像机前，暴露于报纸杂志封面的做法，无疑是残忍的，因为这等于是把当事人最为伤痛的隐私赤裸裸地、无情地置于社会公众的眼皮下展览。

在这次事件中，央视新闻频道在丽都饭店派了一路记者，他们24小时蹲守在那里。但是，每一次进行新闻连线，我们都只看到一名女记者出面将现场的情况进行描述，而涉及到家属面孔的画面，从未出现过。由于女性的形象和女性记者较为柔和亲切的身份，她们可以更好地卸下家属的心理防线，深入到家属中去获得第一手信息。这样的安排首先是显得更为“温柔”。其次，这样保护家属的隐私，也是对人最为起码的一种尊重。

三、强调客观真实准确

灾难报道，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是首要难题。灾难往往是突发的，是处在进行之中的动态事物，因此，各种变化的消息会不断地从各方涌来，怎样判断消息的真实性以及怎么将消息客观报道出去，对媒体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很多时候，该类新闻中出现的数字、关键词，会直接影响大众对于整个事件的判断。

3月24日晚10点，在马方发布新闻会中，马来西亚总理宣布飞机在印度洋坠毁。在发布会的直播中，电视屏幕下方的字幕是“马方确认飞机坠毁”，但发布会结束后，根据发布会的内容，央视很快把字幕改为了“马方宣布飞机坠毁”，这就更为准确。

灾难报道中很多都是较为专业性的知识，如在这次事件中，就汇集了较多关于航空和通讯方面的内容。确保这些消息可以真实准确地传播出去，一个非常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请专家作为节目的嘉宾，实时地对新闻进行解读。央视新闻在马航的特别报道中，邀请了涉及航空、通讯、救援等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例如在事件发生后，出现了很多通讯上的疑问，专家不仅对上述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解释，并且还对所有通讯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了模拟和科学分析。这样的报道不仅保证了节目制作中内容的真实准确，还方便了普通大众对于新闻的理解和接受。

3月24日马方宣布飞机坠毁后，关于这次事件的探究转向了对马方政府和机构的声讨。微博中，一些意见领袖以及媒体，都在对马方政府和机构进行质疑。随着事件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各方也开始颇有微词。但“央视新闻”并没有发布此类微博。央视坚持一个立场：在事件的真相没有完全被查出之前，每一次发言都要慎之又慎，客观是最好的立场，摆事实是最为核心的原则。

四、争取获得第一手新闻和权威消息

灾难事件是动态的，事件背后的真相一时无法调查清楚。很多谜底在还没有揭开之前，会有各方进行多种多样的猜测。如何在团团迷雾中得到真相，亲临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央视在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发生后，首先联系到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以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两位是在事发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和相关机构指定的对外发布情况的职位最高的领导人，采访他们是获取官方消息的最权威的渠道。

马航事件发布会的现场，会不定时地出现马航有关调查人员或机构领导，还聚集了各国的众多记者，因而便成为消息的一大来源地。央视在这里也驻扎了两路记者，随时与总部进行连线。在丽都饭店的马航失联家属聚集地，也都有央视记者24小时待命。央视全球的各个新闻站，都在关注有关事件的发展情况。3月22日早上，澳洲珀斯军事基地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央视新闻频道全球独家现场直播的。央视在得知澳洲珀斯军事基地将根据卫星传来的信息展开搜救后，便敏锐地感觉到这里将成为很多重要新闻的发布地，因此，立即将一路记者从并不是调查或者搜救的中心的北京调到了澳洲珀斯。

五、合理利用多媒体的交互性

传统媒体往往重视如何将新闻报道出去，如何将新闻思想灌输给大众，但由于传统媒体的局限性，有时难以与大众即时互动，容易导致新闻报道脱离群众。而灾难报道很需要这样的反馈机制，让观众将自己的心里话和感受及时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的表达才能让新闻显得更加有人情味。这些就要求新媒体去补充传统媒体的缺憾，形成一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辅相成的运作机制。

央视微博充分利用了网络交互效果显著的特性，与受众进行交流互动。央视利用微博及时发布新闻，并在每一条有关马航失联消息的前面，都附上“马航飞机失联”的互动话题链接。每一个微博用户在阅读完微博之后，不仅可以直接在下方进行评论或者转发，而且可以直接进入话题讨论，方便更多的微博用户交流这一话题。

灾难报道强调时效性，要求新闻机构充分利用多媒体融合的特点多方位地报道新闻。手机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新闻的首选，央视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可以随时推送消息给手机用户。央视推送的不仅有消息，还有实时的视频直播链接，或电视直播的预告提醒。这样，就把电视、网络、手机这三种传播渠道科学地结合了起来。

笔者认为，由于央视对马航事件能及时、客观、谨慎、多方位地报道，消息来源权威，人文意识浓厚，因此，央视的此次报道不失为灾难报道的表率。□

参考文献

①李伟峰，《试论灾难性事件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3)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2013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第二篇：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新闻学一班

张浩田

41111051 摘要：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探析东西方差异性有利于我们的借鉴。

关键词：灾难性报道

新闻

比较

差异

所谓灾难性新闻，它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害，是指由于瞬间爆发的、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的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损的现象。灾难性事件一般包括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类。

自然性灾难。所谓自然性灾害，是指自然变异超过一定强度，对人口和经济造成损失的事件。自然性灾难主要分为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前者如地震、塌方、雪崩、地裂缝、火山喷发等，后者如淫雨、干旱、冷冻、等。两者的关系密切，常常互为因果。例如2003年伊朗发生的大地震，两万多人死亡，全世界的媒体都迅速地给以报道。

社会性灾难。社会性灾难是指由人为因素或者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各种突发性的意外事故，如汽车相撞、火车脱轨、飞机失事、游轮翻沉、房屋倒塌、火灾、工矿伤亡等，都无谓地造成生灵涂炭，是人类文明的损失。特别是那些重大事故，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得核电站事故、俄罗斯核潜艇沉没、“9。11”恐怖事件，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等都震惊世界，引起全球关注。

我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导向原则，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但随着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并开始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有关灾难事件的报道大体有两类称呼：灾害新闻或灾害报道;灾祸新闻或灾祸报道。此外，鉴于黑色作为不幸、悲哀或死亡的象征意义，所以，也有人把灾难新闻形象性地称为“黑色新闻”。然而，在西方新闻学的术语中，没有相对应的“Disaster News”一词。这恐怕跟西方的新闻观念有关，因为在他们的新闻定义里，灾难本身就意味着是新闻。因此，也就没有单独的“灾难新闻”的概念。但是，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所以在对其理解和操作上就有一些区别。面对同样性质的灾难事件，中外记者的报道内容、写作风格等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灾难报道视角的区别

对于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报道，东西方记者的眼光是不尽相同的，他们选取的角度也是各有特色。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平衡”是一种普遍观念，尤其是发生洪水、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与自然发生冲突时，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图片没有过多地对自然恐怖的描述，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和谐”的价值观。而西方的新闻报道则一般不避讳苦难，有时候甚至是不惜笔墨地渲染苦难。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西方记者更注重的是对个体的渲染，相对而言，中国的新闻报道在塑造人物上则更注重其共性，“类型化”表现得多一些。

对灾难事件的报道，西方媒体往往渲染的是个人在灾难面前所受的苦难，焦点对准灾难面前的个体形象。在同一题材的灾难面前，中国媒体更多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文化诉求。中国的传统观念崇尚“天人合一”，所以在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尽力避免描述灾难细节，而着力挖掘人与自然的和谐，把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精神上的力量。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纵观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媒体，对这次大地震都抱以极大的关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灾害中涌现的人物进行了高度赞美，对抗震救灾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给予大力弘扬。

灾难报道主题的差异

主题是一篇新闻作品的“中心”和“主旨”，它既是组织材料的“纲”，又是材料表现的目的。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主题是“纲”，记者在现实材料中发掘出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意义的观点，以此作为文章结构的基础和灵魂进行写作;主题又是“目的”，是传播者试图通过材料传达给受众的倾向或观点。所以，无论从写作角度，还是从受众阅听角度，主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对中西媒体有关主题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新闻主题的确立方面存在一些差别。

著名新闻学者、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我国关于灾难报道的主题“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我们的灾难报道不是站在“事”的方位对灾情、抗灾、救灾进行反映，而是立足“人”的角度对事实进行总体审视，力求凸显人的精神。由“事实的悲”而生出“精神的乐”。也就是说，在价值判断中，重视宣传价值要远远高于新闻价值。

西方的灾难报道重视对灾难本身的关注。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西方记者惯于带着浓厚的情感以大量的笔墨赤裸裸地描摹事实，着力表现灾难对人的摧残，表现人的悲惨境地、痛苦命运，表现人与自然力的冲突，人的无助与绝望。这与我们的报道往往聚焦于灾难中人的精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灾难的悲剧性质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很多灾难报道都可以归入“好人好事”类报道。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传播带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重视“用事实说话”，即通过新闻报道来宣传一定思想，表达一种无形的意见。中国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安定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中。而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刊播的内容常被当作满足社会需求的商品，新闻媒介的编辑方针中，都把满足读者需要作为重要的实务指导原则和评价新闻传播效益的重要标志。他们的“重大”多以个体为视点，聚焦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对个体之重要便是新闻价值之重要。 灾难报道思维方式的不同

新闻价值观决定着事实是否成为新闻，题材的选择意味着事实成为怎样的新闻，而思维方式则偏重于事实怎样成为新闻。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中西记者报道灾难事件的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注重思维理性是西方的一贯传统，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因此西方传媒往往以具体的案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尽可能的客观叙述代替主观评论，由感性的披露上升到理性思考的角度。

中国传媒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与之相应，中国传媒往往用普遍的、被视为真理的东西统摄事实，由理性推及感性。中国传媒在整体思维中用普遍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观照不同的个体，西方传媒却善于从相异的个体中归纳出一般的规范与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报道内容上，西方记者注重仔细描摹事实，表现灾难的惨烈、人们的痛苦、悲剧的处境，以此唤起读者的同情。而中国记者受“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影响，很少突出毁灭感、绝望感，而注重表现英勇斗争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气概;在写作风格上，西方记者多客观描述而少抒情性细节，作者的恐惧、绝望和怜悯藏在字里行间。而中国记者强烈追求主题鲜明前提下的情景合

一、激情奔涌。

总之，西方历来重视灾难新闻的报道，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西方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等。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同时，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相比较而言，在中国新闻界有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抓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而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题材内容上的特殊性导致了新闻报道中价值取向的特殊性。这样，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一种道德教化的追求，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现在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负面报道包括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仍然在主流媒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一些对“人祸”的灾难新闻报道中更为突出。

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的经验还是相对欠缺的。对于我国灾难新闻报道今后的发展，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加以改良，适应我国的国情，提高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质量和信息传播的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1】杨方旭 《略谈中西方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差异》

【2】范缤月 《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差异》

【3】刘志斌 《不同传播体制对新闻报道的不同影响》

第三篇：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的传播与反思

学子论文：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的传播与反思

——以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为分析对象

方文婷

2008年11月26日09:30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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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灾难报道中，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受到媒体的聚焦关注。5·12地震的媒体报道中也涌现出一批儿童形象，他们以小小年纪勇敢地承担着灾难的不幸。然而，在无数人被这些孩子的坚强深深触动的同时，媒体的追踪报道却不断让孩子回响地震往事，救灾小英雄也被迫穿行于各大卫视、栏目，有的甚至在媒体的追捧下俨然已被娱乐化成了小明星。无疑，媒体的这些做法对灾区儿童今后的成长极其不利。因此，媒体如何在今后的灾难报道中，更多地考虑儿童的感受和心理需要，把握好新闻报道的分寸;在灾区重建过程中，如何设置议程，实现媒体传播效果的人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灾难报道 儿童形象传播 反思

一、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传播存在的偏颇

5·12汶川大地震，中国媒体不顾危险、深入灾区，第一时间进行报道的敬业精神,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认可。此次媒体的报道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坚强乐观的孩子，从“敬礼娃娃”到“可乐男孩”，从废墟下的“儿歌女孩”到看书等待被救的“手电筒女孩”，从坚强的“芭蕾女孩”到从废墟中背出两名同学的小英雄林浩，无疑他们都是勇敢和令人感动的。但是,当冷静、理性地思考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儿童形象的传播，媒体在有些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偏颇。

⑪灾区儿童过分成为煽情工具

突发事件中的弱者，尤其是儿童，他们在事件中遭遇的苦难更甚，在报道中向受众展示他们的悲苦和境遇，更能唤起社会的关爱和同情，更能对社会产生警示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要变成煽动者，无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甚至自己站出来表明立场。① 然而，此次的汶川地震，媒体为了达到让受众潸然泪下的“感人”效果，不断在追踪报道中一次又一次使这些孩子回想地震往事。在对一名北川中学的受灾女孩进行采访时，记者问到“对于5月12号下午悲伤的一幕你一定记得非常清楚，给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况?”、“我听说你的爸爸走了两天两夜的山路到学校找你，你妈妈至今还没有下落。这时候你一定非常牵挂你的妈妈，她现在怎么样你也不知道。说说你爸爸当时来找你的情况?”“听说你爸爸隐瞒了有关你妈妈的消息。你说你的感觉一向都挺灵，这个时候你想告诉听众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无法想象，一个刚从灾难中幸存下来还惊魂未定的小女孩如何去面对自己从地震中逃生的回忆?怎样回答妈妈至今都没有下落的问题?而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一遍遍出现在各类对灾区儿童的采访报道中，媒体所追求的更是灾区儿童声泪俱下的画面效果。除此之外，记者的拍摄镜头也不断朝向伤残儿童裹着厚厚纱布的残肢，那些空荡荡的袖管、带有血迹的伤痕更是成为媒体捕捉的重点。

可以说，媒体这种塑造“悲情典型”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将那些受灾儿童的累累伤痕作为煽情的工具，以便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和报道的影响力。这就反映出一个新闻伦理的问题，媒体的过度竞争和记者个人自我约束的松弛懈怠，促成了灾难中伤得最重的人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而那些伤痕累累的孩子们更易引起人们的怜悯，也因此成了媒体新闻竞争的牺牲品。②

⑫救灾小英雄的娱乐童星化倾向

汶川地震中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的儿童，他们在灾难中尽情释放了最美好的人性光辉，在灾难面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英勇精神更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但是，在媒体的过分关注下，一些救灾小英雄被迫穿行于各大卫视、栏目，有的甚至被请上娱乐节目的舞台，一次次地被要求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他们中的一些在媒体的追捧下俨然已被娱乐化成了小明星。

成名后的林浩，频频接受媒体采访，现身诸多娱乐节目，这位最小的抗震救灾英雄在媒体的争相报道下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偶像。在四川卫视的《以生命的名义》赈灾晚会上，因为刘德华的跪地一举，“歌唱女孩”任思雨瞬间成为媒体报道的宠儿。“敬礼男孩”郎铮也因为懂得感恩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西安治病期间，众多艺人、普通百姓前往探望，不断的媒体采访更是对其明星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0多岁少年张吉万因背着妹妹徒步几十里逃离受灾家乡的故事也成了大忙人，频频出席多家媒体机构组织的活动。前不久，他还与另一救灾小英雄母青城出现在了东方卫视的《加油!2008》节目中。

类似情况还有“可乐男孩”、“芭蕾女孩”、“总理让路女孩”，媒体的蜂拥而至、穷追不舍甚至有“吹捧”嫌疑的夸大报道，对这些过早地陷入娱乐明星化的救灾小英雄而言，其今后的成长、健康心灵的恢复、正确价值观的树立都将受到影响。同时，媒体过于制造“灾难童星”的做法，非但难以唤起公众对几个童星更多的同情与关爱，反而可能使人产生莫名的反感，乃至认为媒体缺乏对灾区更多孩子应有的关注。③

⑬灾区儿童的大多数缺乏关注

当媒体将聚焦的目光和报道的主力集中投向灾区的救灾小英雄时，那些同样遭受不幸的大多数灾区儿童却在“英雄少年”的光环下显得黯然失色，缺乏媒体的相应关注。他们的困难处境和真实心声无法得到他人的了解和倾听，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报道中的传播失衡，更是一种“人文关怀”的缺席。

前不久，《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四川88名地震孤儿认养纪实 残疾孤儿无人问津》的报道，“让我捐钱没问题，可养一个残疾孩子，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残疾孩子也需要爱心啊，是我会考虑。不过，这次我只是来帮广东的朋友咨询的”，“怎么可能考虑?!”④ ，灾区伤残儿童的艰难处境让人触目惊心，与媒体聚光灯下塑造的“英雄儿童”的光鲜生活可谓相差甚远。这种传播失衡与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处理方式有直接关系，当媒体选择“典型报道”，意味着强化报道生命个体的传奇经历，展现这场全民爱心大接力悲壮而感人的场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灾难童星”来替代其他孩子面临的不幸。比如，有的孩子成了孤儿，有的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等等，他们都需要关爱。⑤

当“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表彰活动在各大媒体的聚焦报道下，再次让那些灾区的“英雄儿童”进入大众的视野时。而生活无法温饱的灾区儿童却逐渐被媒体和大众淡忘，“学生活动场地奇缺，没体育娱乐器材;食堂只是简单的大锅饭设备，只能做些面条、馒头等简单饭菜;没有热水、开水设备，天再冷，学生们只能用冷水洗脸、洗脚;板房甲醛的味道很大，都知道甲醛危害，因此再冷的天，也不敢关上门窗上课。学校没有取暖设施，学生感冒的很多”。⑥ 灾区儿童如此艰难的生活现状，不得不说这是一场媒体传播失衡的悲剧。

二、儿童形象传播失衡的理论分析

一向有职业素养的媒体为什么会在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出现“灾区儿童过分成为煽情工具”、“救灾小英雄的娱乐童星化倾向”、“缺乏关注灾区儿童的大多数”等传播失衡的问题?为什么记者“敬业”的采访成为可怕的“二次伤害”?为什么“在对人的尊严的报道达到历史最高点的同时，记者们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也达到了最密集的程度?”⑦ 这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试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找出现象背后的潜在根源。

⑪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就是指媒体在报道某个事件时，基于某种特定的看法，通过反复使用特定的关键词、比喻、图片或论调从某个固定的角度来说明问题。新闻框架的存在使事实的全体和背景简单化，容易引导受众只重视问题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些方面。⑧ 具体到汶川地震中对灾区儿童的报道，当媒体将框架限定为“煽情”的格调，向公众报道大量“催人泪下”的图片、“感人肺腑”的画面时，却忽略了灾区儿童的内心感受。这一框架的存在使得灾区儿童形象传播简单化了，一方面，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挖掘儿童背后感人的故事，就会赢得受众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受众在媒体的误导下也单纯地认为在了解灾区儿童累累伤痕过后，才能给其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却忽视了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才是对灾区儿童最根本的人文关怀。

⑫议程设置

由麦克姆斯等人在1972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媒体在灾区儿童的报道中所使用的“典型报道”模式，正是议程设置的一种突出体现。当媒体用大量的镜头和篇幅对有着很高新闻价值和富有典型意义的“救灾小英雄”做突出强化的报道时，这就无形中为受众设置了应该去关注的对象和所要思考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便是部分“救灾小英雄”在媒体的密集报道下形象的放大和娱乐童星化的倾向，另一方面，灾区儿童的大多数则徘徊于媒体议程设置之外而不被大众所重视甚至遗忘。

三、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合理传播的反思

随着越来越多的反思，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传播失衡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心理学界联合百度发布关于地震媒体报道的倡议，其中就专门涉及“对儿童采访”的建议;有学者呼吁，是时候讲一讲“灾害伦理”了，很多时候，沉默、踏实、有序的支持，远胜于喧嚣的一时热情;有专家建言，需要反省的是生命伦理与传播伦理的关系，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永远比新闻记录更重要!⑨ “因为我们看到媒体时常有这样对受到某些伤害的同学或老师，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记者或者不同的单位反复对他们进行采访，让他们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和痛苦的过程，所以教育部提出要尽可能杜绝这样的行为。”而从媒体自身的角度，如何在今后的灾难报道中主动把握好儿童形象的传播，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一些建议。

⑪采用平视视角、弯下腰写新闻

记者要尊重新闻主体的感受和想法，就必须站在主体的角度进行报道。在报道语言、报道方式、报道内容上，报道者要抱着同情、安慰、理解、宽容和善意的态度进行报道，要采用平视的报道角度，设身处地为采访对象着想。在现场采访时，记者要理解被采访者的现场感受，关注他们此时此刻的情绪、想法。⑩ 这就要求媒体在对受灾儿童进行采访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儿童的情绪，不要深挖他(她)们的伤痕，更不能将其作为“煽情”的工具而制造“声泪俱下”的效果，在安慰的同时给以爱的鼓舞和关怀，让儿童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而不是沉浸在过去悲伤的回忆中，让其感受到灾难过后的温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⑫把握报道的平衡性，实现对群体儿童的人文关怀

灾难报道中，对典型人物的宣传诚然是有一定必要，它能更好地引起受众的关注和重视，唤起社会的关爱和同情，但新闻传媒的“人文关怀”只有在对大多数受众实行“关怀”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价值。英雄是时代的代表, 群众却是生活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或杰出的作用, 揭示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发挥领导和榜样作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 也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灾难报道中,媒体在重视典型宣传的同时,不能忽视群体的灾区儿童。如在对“救灾小英雄”进行报道的同时，关注其身边的伙伴，反映其群体的生活处境和精神状态，坚持“点”与“面”相结合的报道模式

学子论文：灾难报道中儿童形象的传播与反思 (2) ——以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为分析对象

方文婷

2008年11月26日09:30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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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立足于灾区儿童心灵重建的议程设置

灾难给儿童带来的心灵伤害尤为重大，那些因为灾难而成为孤残的儿童，也许会因此蒙上阴影而变得自卑，而那些受到媒体过度关注的“救灾小英雄”也可能因过早被干涉私人生活而失去童真甚至变得抑郁，在“敬礼娃娃”郎铮的病房里，他妈妈担忧地说：“孩子表现得很烦躁，他有点被摄影的闪光灯吓怕了”;唱《两只老虎》的小女孩，自从在电视台赈灾晚会上露脸之后，很多地方媒体纷纷邀约她“畅谈地震心得”;就连倔强的小林浩也吐出了无奈：“很多记者追我，我像逃命一样。我喜欢没有记者追我，和同学们一起读书过平凡的日子”;还有一个被救的9岁孩子，面对记者的频繁采访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11)

由此可见，灾区儿童心灵的康复和重建迫在眉睫。针对这个问题，媒体可以充分发挥其特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灾区儿童的心灵关怀。例如，媒体在关于灾区儿童的报道中要加大关于心灵成长的话题;媒体不断咨询心理专家，听取有关方面的建议并将其反馈给大众;充分发挥媒体“说服”效果，并让大众参与到有关问题的讨论中，充分发挥媒体的社会效益，为灾区儿童未来的成长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灾区的儿童是不幸的，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媒体对他(她)们的“二次伤害”，“记者应当同情那些因新闻报道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特别是儿童及没有接受采访经验的人;采访和使用那些陷于悲痛中的人的照片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白采访报道可能伤害他人或使其不安”(12) 。我们希望灾区的儿童能在媒体以“最小伤害、最大帮助”为原则的报道下，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注释】

1、《请对事故受害者倾注更多目光—谈突发事件报道的模式化及应对策略》张虹生 P161 新闻出版社 2007

2、《灾难报道中不要用孩子做悲情的道具》严朝霞撰 千龙网 2008-05-27

3、《不要制造"灾难童星"》徐林林 《工人日报》2008年06月14日

4、《四川88名地震孤儿认养纪实 残疾孤儿无人问津》潘晓凌 李家宇《南方周末》2008年9月18日

5、《不要制造"灾难童星"》徐林林 《工人日报》 2008年 06月14日

6、《寒冬青川山区孩子苦读映像》2008年11月17日 http://qzone.qq.com/blog/6956208-1226863859

7、《新闻传播伦理的“灾后重建”》周云龙《大公报》2008年07月19日

8、《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张洪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2卷10期 P89页.

9、《新闻传播伦理的“灾后重建”》周云龙《大公报》2008年07月19日

10、《请对事故受害者倾注更多目光——谈突发事件报道的模式化及应对策略》 张虹生 《破解报道难题》P162 新闻出版社 2007年12月

11、《“少年中国”的灾区群像展示——论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小孩形象”》沈宇翔《新闻记者》2008年07期

12、《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 1996年

【参考资料】

⑪《破解报道难题》卓培荣主编 新闻出版社 2007年12月

⑫《当代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张宸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⑬《新闻传播伦理的“灾后重建”》周云龙撰《大公报》2008年07月19日

⑭《“少年中国”的灾区群像展示——论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小孩形象”》沈宇翔撰《新闻记者》2008年07期

⑮《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张洪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2卷10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传播学专业)

第四篇：记者在灾难采访报道中的新闻伦理

在不可预料的事件中，在大的灾难面前，常常会诞生许多“英雄”，他们的身影会镌刻在受众的心里，他们的事迹往往能让人泪流满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个英雄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心酸，都有着不愿意回忆的伤痛过往，但是媒体、记者又常常偏要挖掘这些细节来塑造、突出英雄的形象。于是，就在记者们似乎是充满热情和崇敬的一次又一次采访中，英雄们反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害。

“一提到“新闻伦理”，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汶川、玉树地震采访报道中的一些故事和情景„„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学生模样的逝者在残垣下压着，其中一个孩子的模样很清晰，而另外几个孩子的身体不同部位被坍塌的水泥块覆盖，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最让人难受的是那些混在一起的手脚，分不清是谁的手，也辨不出是谁的脚!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母看到了照片，心底会是多么痛苦?面对这样充满死亡气息的照片，即使是陌生人心底也会充满对地震灾害的恐惧感。媒体这样不加选择地“直击”灾情，看似是对灾情的真实展示，但并非所有的真实记录都适合在媒体上展现出来。如果不加限制，势必造成视觉上的‘灾难’!”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每当发现废墟里尚有存活着的生命，不光救援人员无比激动，在场记者也是兴奋异常。如果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做个忠实的记录者，相信大家都会心存感激，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能控制住自己的职业冲动。“我们在玉树采访时，经常见到一些记者不分场合地递上麦克风，追问救援人员或幸存者‘有什么感受?’事实上，谁都知道此时争取时间，保持体力，对于那些埋压在废墟下、等待抢救的生命有多么重要。”

“有一次电视直播的救灾，废墟中发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大爷，这时，一个救援人员挡住了摄像机镜头，现场女主持对他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大家都说还是救人要紧，而主持人坚持说“只要5分钟就好。这个时候，幸存者身体上方正有一块残存

的预制板，随时可能发生垮塌，救援人员要求先把它搬开再说，没想到主持人的回答是‘不用，就保持那样别动’接着转过身来继续对着镜头播报„„”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句话，却把这个记者的伦理道德底线明显的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而新闻采访时第二位的!

以上所提及的，归根到底是媒体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如何取舍的问题。“2008年5月12日夜，中新社的三位记者李安江、郭晋嘉、杜远，作为报道灾情的第一梯队在第一时间目击到东方汽轮机厂中学垮塌校舍的惨状。‘救救我!’”垮塌的房屋中，不时透出被埋学生凄惨的呼救声。去采访的他们，当时不知道是先采访还是先救人?这个所谓的新闻伦理问题，从来没有出现的那么突然。最终，他们做出了选择——‘救人，十万火急!’那天夜里，他们几乎没有完成一个采访。”

在灾难面前，记者是该遵从职业精神还是做人良知的争论，在新闻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咱们国家，新闻伦理是媒体和媒体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拟定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范，要求从业人员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和责任心。新闻不能有“闻”就录——有研究者提出，要进行道德推理，就是‘我为何如此重视这条新闻?受众究竟需要什么?如果这条新闻与我或我的家人有关，我会感受如何?’”

“汶川地震报道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挺好的教训，就是——作为媒体工作者，绝对不能以有违新闻伦理的方法来进行报道活动。媒体报道任何新闻，都要努力在满足公众需求和保护受访者之间寻求平衡。如果单纯为了满足占绝大多数的公众，却不顾伤害处于弱势的受访者，就是有违新闻伦理的。媒体记者一定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从多个角度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推理，既要最大限度地把新闻真实地报道出去，更要尽量减少对无辜者的伤害。”

大规模的地震报道终将过去，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其它的自然灾害报道。灾难一旦发生，如何寻求新闻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就是每个媒体记者必须面对的命题。不管在什么时候，记者必须首先是个大写的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然后才是新闻的忠实记录者。

第五篇：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内容提要]本文从报道主体、报道手法和传播效果的差异三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这种比较对中国摄影记者如何做好灾难性事件报道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摄影报道 灾难性 差异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生活中，灾难性事件往往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给个人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灾难性事件表现为自然界、社会、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如自然界中的山崩海啸、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冲突战争、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等。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使人类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的可知性基础上建立的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文化或价值观念的认知的确定性降低，破坏了社会群体或个人与其生活环境已有的和谐，使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对灾难性事件的表层信息(即发生了什么事)和深层信息(即为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影响)产生强烈的需求，以便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认知不确定性，实现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环境的重新整合。所以，从新闻事业诞生以来，突发性灾难事件就一直是传播活动的重点，一如西方新闻界的名言所述：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印刷媒体中出现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三种文体类型，即：纯文字型的报道;文字与图片并存，互有侧重的报道;图片视觉传播报道。

其中图片视觉传播型的报道文体，因其直观、客观、冲击力强等原因，成为当代媒介灾难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拟就中西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传播媒介社会功用的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形成的报道主体、报道方式、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区分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有所借鉴。

一、报道主体的差异分析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

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选择报道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职能、媒体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报道主体的差异，是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和最终传播效果的差异的基点。在这一方面，中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媒介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兼顾其他;中国媒介以政党、政府行为为报道的主体，兼及其他。

从传播的目的和效果来分析，西方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关注、对灾难的认知等;中国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在基本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概括性、概念性的了解的基础上，重点达成一种宣传功效，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人民的关心、社会主义社会的坚不可摧等理念。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每年一度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闻摄影大赛。大赛获奖作品的构成也最能反映西方世界关于新闻摄影的理念和基本价值构成：灾难性、视觉冲击力、拍摄的难度。

“荷赛”的比赛项目共有八种类型：突发现场新闻、新闻特写、新闻人物、体育新闻、科学新闻、艺术新闻、自然与环境新闻和日常生活新闻。每年的最佳新闻照片，几乎都是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题材。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照片几乎遍及各个项目的比赛门类，只有艺术新闻、日常生活等门类涉及较少。这种状况的存在，就连长期任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基金会主席、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组委会主席的乔普斯瓦特先生，也在第30届“荷赛”颁奖时说：“为什么着眼点经常落在生活中的阴暗方面——战争、灾难、暴力题材上呢?”“为什么奖牌的荣誉点是授予坏消息的传播者呢?”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即从具体照片的图像主体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新闻摄影报道往往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在视觉构成上凸现了作为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地位：如用广角镜头拍摄，强调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生存状态的照片，虽然在图片的视觉要素构成中增加了背景或前景的说明、衬托、比拟等方面的作用，但用于拍摄距离的接近，使图片画面中的主体即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被夸张、凸现，对受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由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并获得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最佳照片奖的《去救济站的路上》。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特写照片，或经报纸、杂志图片编辑剪裁、加工而成的特写性照片，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被摄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联，使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情感和生存状态得到凸现，使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与受众日常的心理认知、视觉经验的常态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增加灾难性事件的传播效果。如获得荷赛最佳新闻照片奖的《博帕尔大灾难》、《奥伊马拉的痛苦》、《艾滋病在美国》等。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中，涉及到灾难性事件的，也绝大多数是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为报道主体的。

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采取一种回避和低调的、概括性的报道方式。从新闻的总体构成来讲，其数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以摄影方式报道灾难性事件的内容则更少。具体而言，报纸和新闻性杂志在对灾难性事件的编辑方式上，报道方式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关注灾难性事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纸;一种是侧重于政策理论宣传的报纸，这两种类型的报纸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式、版面处理、报道的数量和文体上都有较大的差异。笔者曾以《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2000年的中国可谓灾害颇多：遍及全国的大旱、局部的水灾、飞机坠毁、船舶沉没、工厂爆炸频频发生。在灾难性事件频发的

5、

6、

7、8四个

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共刊发了约35条、组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或涉及灾难性的非突发事件的新闻，其中图片新闻报道共11条，图片36幅、组。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突发性事件和非突发事件几乎各占一半。

在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中国青年报》兼有深度报道、背景报道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确定或基本确定了灾难性事件本身或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性，兼顾及政党和政府行为。在图片报道中，也基本上以灾难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

《人民日报》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基本保持我国新闻传播界一直奉行的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处理方式：概括性的简讯、版面上的低调处理，缺乏深度报道、背景报道、连续报道这些报道方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党、政府行为仍是报道的中心，《人民日报》在报道的文体上和版面处理上与《中国青年报》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使用简讯的方式来淡化灾难性事件报道;在版面上使用“弱化”的方式来配置稿件;使用图片极少。只有《人民摄影》报这样专业性的报纸，才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以大量使用图片的方式来报道灾难，并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的主体。但是，这样的专业性报纸，其使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的理念和方式，并不构成我国传播媒介的主体，其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西方新闻传播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相比，我国新闻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以政府、政党行为为主体，兼及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

二、报道手法的差异分析

摄影报道是一种视觉传播方式。同文字型的报道相比，它拙于过程性的叙述，拙于背景的开掘和事件意义的记叙。但是，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摄影报道的视觉语言方式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直观性、客观性、现场性等文字型报道缺乏的优势。与报纸和新闻性杂志所使用的各种文体(或叫各种报道体裁)相比，摄影报道具有吸引读者注意力、吸引读者在浏览报纸的版面后作进一步接触的强势。所以，在报纸和新闻性杂志中，如何发挥摄影报道的优势和长处，就一直是传播界探讨的议题。就传播活动过程而言，以视觉形象符号为特征的摄影报道，主要是传播一种有关事件的叙述性信息。但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

和媒介文化，它们在使用摄影视觉符号传播信息时，在方式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西方新闻摄影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在报道主体的确立上以受害者为本，但是，这个报道的主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个体的方式而存在，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来反映灾难性事件本身。这种方式体现了西方社会以个别来反映、体现一般，由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就成了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准则和摄影记者、媒体编辑的追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为了最大限度地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西方的新闻摄影界使用两种拍摄方式：一种是使用广角镜头近距离拍摄;一种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特写式照片。用这两种方式拍摄的照片，所形成的视觉符号同媒体的受众日常的恒常的视觉经验相比，体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唯他性，所以图片和受众的接受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会在传播过程中使图片本身的强势达到最大值，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传媒在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选择了灾难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政府行为作为报道的主体，主要反映抗灾救灾行为，执政党领导行为和政府行为。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和灾难性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弱化。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虽然也使用广角镜头和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但是数量不及西方新闻摄影多。在画面的视觉符号元素的构成上，不是以个体为画面的主体，而是以群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出现的抗灾救灾的人群，在各级官员陪同下视察灾情、指挥抗灾的政府领导人作为画面的主体。体现出了以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但是，以群体作为图片的画面主体，在画面中很难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群体不仅没有最大限度地反映灾难性事件，没有反映个体，同时群体也没有得到多维度的、有效的反映。从传播的效果来分析，这样的图片很难对受众产生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

表现手法上的第二个差异，就是中西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语汇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双方摄影语汇使用上的数量差异、形式构成差别。

在西方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图片除了使用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信息外，还使用了比较、转喻、隐喻等符号生成方式。在具体的报道中，将各种视觉传播的方式揉和在一起，使图片在报纸、新闻性杂志和受众的阅读互动中，实现其功能多元化、多层次化。一方面通过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层面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主体与环境要素的视觉符号构成方式，或者图片与图片的标题、说明性文字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一种比喻、象征、隐喻关系，为受众开掘出灾难性事件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层面。如《乌干达旱灾的恶果》、《去食品救济站的路上》等图片，通过丰润的白人的大手与枯瘦的黑人小手的视觉对比，形成反衬关系;通过垂死的黑人女孩与秃鹫的觑视构成转喻关系，使媒体在通过传播非洲灾荒的信息的基础上，暗含了传者试图传播的黑白世界、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和并存;个体生命的脆弱与人类的宿命的深层信息。

还有一类图片新闻，图片本身除叙述性事实信息外，并没有构成对比、象征、隐喻等关系。但是，编辑通过标题和文字说明与图片上的画面视觉符号构成反衬、隐喻关系，如《越南的民主与自由》等(有的使用《枪毙越共》作题，便失去了这种意义构成)作品。

同西方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的语汇的丰富性、多样化相比，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视觉语汇较为单一，除近年极少数报道空难、海难等灾难性事件时，少数摄影记者使用的摄影语汇较为丰富外，基本上都停留在叙述型的语汇层面。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往往倾向于反映群体，弱化个体，从而弱化了摄影报道中使用多种语汇的可能性。同时，也由于图片的视觉构成关系的简单化，使编辑在使用图片时的多种可能的方式不能实现，限制了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过程中其他意义层面的开掘，造成了有事件但缺乏事件主体，有信息但深层信息不丰富的局面。

三、传播效果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中西方新闻摄影界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中，使用的报道方式不同，报道的主体不同，所以，中西方关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最终传播效果，对受众影响的深度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西方新闻摄影界确定的报道主体是：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兼及灾难性事件及社会行为。所以，受众在接触媒介上的图片时，会通过照片上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获知有关的叙述性、叙事性的信息;了解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个体的存在状态、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这是传播者想借助于图片来达到的最基本的传播目的和意图，也是受众接触媒体的基本需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但是，由于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和传媒本身在拍摄和使用图片时，通过对比、反衬、转喻等手法、语汇，最大限度地开掘了图片本身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和内涵，所以会在接触媒介、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受众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受众在接触媒介图像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

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和传播界在拍摄和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确定了政府和社会行为即抗灾自救为报道的主体，极少或根本不涉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所以在受众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而从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这种报道方式，使受众形成信息的盲点、盲区。以至一位作者在参观了1998年抗洪救灾摄影展后大发感叹：摄影展根本没有反映1998年洪灾的状态，后人无法凭借这些图片来描绘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洪灾，特别是无法借助于这些图片了解当时灾民的生活状态。

中西方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传播效果的另外一个差异，体现在传播者、图片、受众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中。从广义的传播效果来分析，图片传播的

信息的效果应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信息层面，一个是超越信息的层面即社会学或伦理学的层面。前者是受众接触媒介的基本目的，其效果也是短期的;后者是受众在解读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附加的、从属性的效应，这种效应是深刻的，也是长期的。

从现有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片报道的效果来分析，中国的灾难性事件图片新闻报道的效果是单一层次、单向性的(一般情况而言)，只能满足受众接触媒介的信息层面的需求。因为中国新闻摄影界在拍摄灾难性事件的实践中，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主体与环境所构成的关系去进行超越信息层的开掘;媒体在使用图片时，也没有这种编辑传播意识。所以，受众在接触到这一类图片报道时，获得的信息基本构成只能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性事件，政府的救灾行为。由于拍摄者和媒体想通过图片达到两个目的：报道事实;弘扬民族精神、政府英明，所以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一般不会出现侵权诽谤的行为。

西方的传播媒介在使用图片时，往往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传播者介入式地侵犯受众(包括灾难性事件的受害主体)的权利问题。

由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侵权等社会学、伦理学问题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的侵权或伤害;一个是摄影记者和传播媒介为追求最大的视觉冲击力而带来的针对所有受众群体的侵权或伤害。

就前者而言，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往往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而使用大量特写式照片。作为被报道主体的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在不了解摄影记者如何拍摄图片、媒体如何使用图像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给被摄主体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发表于《人民摄影》报的文章《遭遇激情》(帕把西娅·布朗著，肖天编译)中约西卡·荷德里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约西卡·荷德里不经意成为摄影记者报道校园枪击案的图片主角，但是摄影师拍摄到的她极为痛苦的仰面祈祷的图像，被媒介广泛传播后，却对约西卡·荷德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约西卡·荷德里一下成为公众人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二)照片给她带来的伤害，使照片成了她做任何事情的障碍;(三)摄影师在不经她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她的照片。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往往会使一些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比如关于艾滋病的图片，

既起到报道艾滋病、满足受众对有关艾滋病信息的获知，同时也因为报道手法的夸张，细节刻画的逼真，使社会对艾滋病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进而使艾滋病的患者受到鄙视，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拍摄、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存在着传播者对受众的介入式、强迫式的侵权或伤害。一些照片曾经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抗议。认为这些视觉冲击力巨大、画面血腥恐怖的照片，侵犯了受众的获知权，引起阅读者的负面心理反应：如恐怖、惊慌、厌恶等负面情绪或心理;从长期来看，这些图片的恐怖、暴力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的正面的认知结构，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的心理结构。

西方传播媒介和中国传播媒介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的这些差异，是由中西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结构、媒介功能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鉴于篇幅，不再详述。

Comparative Studies on Photo Journ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WAN Sheng-yun

Abstract：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in view of reporting subjective, reporting styl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It is very enlightening for Chinese photographers to do the disasters reporting in future.

Key words：Photo journalism, Disaster;Dif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