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荒诞的想法吗小学生作文

我们需要荒诞的想法吗小学生作文（通用3篇）

篇1：我们需要荒诞的想法吗小学生作文

我们需要“荒诞”的想法吗作文

上午，正在看初三物理的弟弟问我：“姐，宇宙真的是无边无际的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说：“当然。书上不是写着的吗?而且我们老师也是这样讲的.。”

可是，可是它会不会是一个孩子玩的水晶球呢?我们就在这球里面。”他嘟起小嘴，向我眨眼睛猜想着。

“呵呵。”我被他的话逗笑了，“怎么可能?光一个银河系距离就十万光年，而宇宙有类似银河系的星系数十亿个，那难道不是无边无际吗?”

“你有没去过，怎么敢肯定?”他反驳道。

“呵!人类现在连银河系的边缘都没到过，更别说宇宙边缘了。我没去过，你就去过了?”我十分嘲笑他。

“切，我以后一定要去。还要和拿着宇宙这个水晶球的东西打招呼，和他交朋友。”他憧憬着，脸上溢满了快乐。

我什么也没说。走上前去，用手摸着他的额头说：“你发烧了吗?”我使劲戳了一下他的额头，说：“没病吧你!”

我笑了几声，向外走去。他没有理睬我的嘲笑，继续幻想着……

“应该需要一个飞行速度大于光的飞行器，然后……”

我走出屋，带上门，不再理睬他的话。猛然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涌了上来。想起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天真可爱，鬼点子一箩筐，奇思妙想泉水一样。每当我满心欢喜问父母时，他们也会给我浇一盆冷水。就像今天我对弟弟一样。

篇2：我们需要这样的“成功”吗

近期,笔者有幸观摩了一节内容为“快速跑”的小学市级优质课。在准备活动中,教师安排了“桃花朵朵——快找同伴”的游戏。在简要介绍规则的同时,教师强调每个人必须在计数“1、2”之内完成才算成功,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听教师的口令,快速做出反应,准确找到同伴。

第一次,教师喊道:“2朵”,学生两两迅速抱在一起;第二次,教师喊道:“4朵”,学生基本能够完成;第三次,教师喊了5朵,但在计数结束后,有一小部分学生没有找到自己的同伴。此时,只见面前有6个女生,以3个为一组紧紧抱在了一起,这时,教师提示:“我喊的是5朵,要5个人抱在一起,赶快,5、4、3、2、1”。在教师倒计时的过程中,只见这6位女生心领神会地合在一起,但很快她们就发现多了一个人。忽然,有个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道:“你离开”,那位学生犹豫了一下,好像没有主动离开的意思,眼看教师的倒计时快要结束了,只见其余的5位学生一起指着她说:“你快离开呀,要不然我们都失败了”,面对集体的“指责”,那位女生茫然了,不知所措,但最终还是无奈地离开了她心爱的群体,不得不接受自己一个人的失败。在接下来的主教材学习中,当大家练习得兴高采烈时,笔者却发现刚才被集体“抛弃”的女孩始终一动不动,似乎其他学生的喊声、笑声与她无关。在整节课中,该学生始终没有再参加任何活动,没有与同伴做任何交流。

二、案例分析与思考

1. 倒计时的原因

“快找同伴”这个游戏在体育课教学中运用非常普及,此游戏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教师在准备活动中安排该游戏,对主教材是一个较好的铺垫,教学内容安排较为合理。但是,当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快速找到自己的同伴时,教师该不该随意延时,该不该倒计时?笔者在课后通过与上课教师的交流,得知教师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让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尝试到成功。但是,结果却是伤害了个别学生的心灵。

2. 倒计时是否可行

在教学中,情感目标可以通过教师的“精心”设计实现。在本次课中,教师先用“快找同伴”的游戏达成认知和技能目标,又有意设计“倒计时”的环节,在加大难度的练习中渗透了德育教育,原意是要锦上添花。事实上,当教师在加大游戏的难度时,即报出的数字比较大时,教师可以在倒计时的时候观察学生的反应,当学生们互不相让时,教师可以抛出问题:“当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怎么办?”让学生去讨论解决的方法,最后,教师再进行正面引导和教育,这种身临其境的德育渗透教育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如何做到合理运用游戏

篇3：我们需要“有用的谎言”吗

这不禁令人想起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一句话：“有害的真话胜过有用的谎言。”也有人把这话倒过来说，“有用的谎言胜于有害的真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有用的谎言也是假话，这是没有疑问的。

否认有用的谎言是假话，这会使我们失去区分真实与虚假的客观标准，而代之以种种主观随意的“有用”或“正确”标准。所谓的“有用”或“正确”不仅可以任意解释，而且可以故意似是而非，用作忽悠和欺骗他人的手段。

斯大林的私人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在他的回忆录《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里记叙了这样一个“有用的谎言”。

1934年，乌克兰大饥荒的阴影还记忆犹新。一天早晨，别列什科夫陪着一对美国夫妇去参观大寺院，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参观集体农庄。这两位外国客人——比尔和他的妻子苏西——原来对农业十分在行。比尔是一家美国银行的经理，同时在纽约附近拥有一个大型牧场。比尔读了很多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惨状的报道，所以想来找出私营农场优越性的直观证明。别列什科夫负责带领这对美国夫妇参观“成功”的苏联集体农庄。他记叙道“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带他去的那间农庄，叫做‘模范’，并且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看过了中心院子，在宽敞的办公室跟农庄主席谈了话，并且看过了两家农庄庄员的家。这两家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分完美。然后去看几公里之外的畜牧场，那里也是井井有条。客人到来之前打扫得十分干净的牛栏里是一排良种小公牛，时不时低头在满满的食槽里吃食。这些小牛看上去营养良好。然后看了一个养猪场。淘气的小猪围着一个个肥胖的大母猪。”

比尔显然被看到的这一切所震惊。别列什科夫回忆道，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迹小麦”“创纪录奶牛”，于是，我们相信，再过一两个五年计划，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国，而她的公民将是最幸福的人民。所以，对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

别列什科夫在回忆录里反省道：“现在回想那个年代，不禁感叹，需要何等厚颜无耻才能将破产的农业当作繁荣拿给外国游客看。” 别列什科夫对美国游客说谎，不是没有良心的不安，但官方宣传语言使他很容易就平息了这种良心不安。所以，他觉得，“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

美国伦理哲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 在《谎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里问道，什么样的谎言是可以说的？她认为，根据奥古斯丁和康德的意见，答案是，没有这样的谎言。她指出，说谎者为自己的谎言辩解——将不可说的谎言变成可说的谎言——不外乎这样三种手段：第一种是，看上去的谎言其实不是谎言。第二种是，虽然说了谎，但无需为此负责。第三种是，虽然说了谎，虽然必须为谎言负责，但“由于说谎出于好的理由，所以并没有错”。陈光标为自己的谎言提供的就是第三种辩护。

不幸的是，这种对谎言的辩护在当今中国很有市场。由于社会缺乏道德底线，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随便说谎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根深蒂固，谎言也因此特别容易被轻易容忍。博克说，谎言“往往能实施得精彩绝伦，策划得富丽堂皇”。在社会生活中流通忽悠和谎言的黑市上，经常有新招牌的“有用”和“正确”应市，它们也都是用富丽堂皇的标语、口号包装着的。奸商出售赝品，贴的都是“爱国”“环保”“慈善”或其他时髦的商标。他们出售精美的冒牌货品，顾客一不留神就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猎物和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