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豁免

国家豁免（精选9篇）

篇1：国家豁免

附件2：

责任豁免书

本人以

身份自愿参加于2017年4月29日至5月15日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航海模型帆船项目锦标赛（以下简称“活动”），同意以下事项：

一、本人已知晓本通知和责任豁免书内容，认可并遵守本次活动组织方依法制定的各项活动管理规定，本人充分了解参加本次活动的各种风险，并愿意完全负担所有意外责任。

二、若活动中发现任何安全隐患、潜在风险或不寻常之危险，本人会尽量避免和阻止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马上通知活动组织等有关方面处理。

三、本人了解本次活动为体育运动项目，愿意为本人及大众负担最高安全责任，在活动期间宁愿被取消参加活动的资格也坚决拒绝做出任何危及本人及他人人身安全之举动。

四、本人及本人之继承人、指定人、代表或亲属放弃对活动中下列各方（以下通称为“责任豁免者”）的任何责任提起诉讼或要求赔偿之权利：活动组织方（包括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中国定向运动协会、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等）、飞行等活动场地及场地器材之所有人、租借人，以及以上单位之管理人员、员工、经纪人、签约厂商，即使伤害、残疾或身故或财产等损失是因责任豁免者之疏失大意而造成的，但因责任豁免者故意造成的除外。

五、本人签署的本豁免书适用于本次活动的整个过程，包括本人参加活动之所有场次比赛、训练、旅途等。由于本人原因，未能向大会提供健康证明，所发生的伤害、残疾或身故或财产等损失等与组织方无关。六、一旦本人发生伤害、残疾或身故等，需在活动举办国（地）进行医疗救治，如本人无签字能力，本人同意委托组织方代本人签字以确保及时救治，代签人归为责任豁免者。救治后需回国，如本人无行动能力且没有条件医疗运送，需组织方派人陪同回国，陪同人归为责任豁免者。

本人已详细阅读和了解了本豁免书之内容，并知晓本人签署本豁免书后将视为放弃对责任豁免者提起诉讼或要求赔偿之权利。本人在意识清醒之状况下签署了本豁免书，并承诺遵守本豁免书的内容。若本人有任何违反本豁免书内容之行为，本人愿负法律责任并赔偿责任豁免者。

本人签名：

本人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身份证号码：

本人电话：

本人通讯地址：

本人之继承人（或指定人、或代表、或亲属）签名：

本人之继承人（或指定人、或代表、或亲属）电话：

本人之继承人（或指定人、或代表、或亲属）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之继承人（或指定人、或代表、或亲属）通讯地址：

注：本豁免书可复印，须本人以及本人亲属用签字笔填写，签署后须将原件交回至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篇2：国家豁免

厚 谱 教 育：访问学者申请领跑者

这里的豁免权，不是在外国受到法律庇护的豁免，而是访问学者、留学人士在出国留学、访学后需不需要回国久居两年的豁免。因为一部分人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限到了之后，出于各种目的，希望继续留在美国进行学习或者其他。但是我国有明文规定，公派访问学者、博士后、高级研修者在出国访学之后必须回国处理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结清关系、履行协议。

而在美国方面更是规定上述人员，在允许期限满了之后，必须回到申请人的祖国待够两年在允许再次来美从事各种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人员如果想申请再次留在美国，可以进行豁免申请。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豁免呢？

第一类，留基委明确规定不可以申请豁免，必须在国内再次呆够两年。

细述：享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的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及博士后不可以申请豁免。

第二类，回国可以申请豁免的，申请成功就可以再次返美

细述：享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插班生（含本科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回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重新返美），如其已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结清关系、履行协议，经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的可以申请豁免。

篇3：国家豁免

国家豁免也称国家主权豁免或国家管辖豁免, 泛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管辖, 即非经一国同意, 该国的行为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 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扣押和强制执行[1]。从概念分析, 国家豁免的本质是解决主权冲突的一种妥协方式, 是一国属地管辖原则的例外。

二、绝对豁免与相对豁免的理论之争

国家豁免理论发展具有历史性, 当前存在绝对豁免和相对豁免理论之争, 但二者并非同时产生, 绝对豁免论是最古老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理论, 萌芽于13、14世纪, 其认为主权国家之间是独立的, 平等的, 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 所以, 国家的一切行为和财产无论其性质如何, 均应享有豁免。而限制豁免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已逐渐成为当前理论与实践的主流观点, 该理论认为一国家的法院在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案时, 应把国家行为依其性质或目的分为主权行为 (亦称非商业行为) 和非主权行为 (商业行为) ;把国家财产分为用于国家事务的财产和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 对于属于主权行为和用于国家事务的财产给予豁免, 对于非主权行为和用于商业目的财产不应享有豁免[2]。

无论是绝对豁免还是相对豁免, 国家豁免的本质是解决主权冲突的一种妥协方式, 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当前世界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争论, 而争论又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间,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力主相对豁免, 而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多仍坚持绝对豁免论。可以看出争论存在的根源还是各国为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驱使。发展中国家起步晚、发展总体慢、法制体制不健全, 对外贸易中以国家商业行为为主力, 且处于国际贸易的劣势、边缘地带;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更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原动力。因此在有关争议中为了更好地保护本国国家利益,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立场上和实践中坚持绝对豁免, 发生有关纠纷更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有关争端。而发达国家恰恰相反, 其资本是自本国流向其他国家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 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出现纠纷时他们主张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因而主张限制豁免, 并在本国司法实践、立法中确立了相对豁免。当前无论是各国的司法实践、立法, 还是国际法规则发展方向, 以及国际法学专家的观点, 限制豁免论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法国家豁免原则和规则的主流观点。

三、我国对待国家豁免的措施和立法

(一) 我国对待国家豁免的立场与立法实践

我国实行的国家豁免规则是:我国法院不管辖、实践中也从未处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针对外国国家财产的案件;同时, 我国也不接受外国法院对以我国国家为被告或针对我国国家财产的案件享有管辖权。很明显当前我国的国家豁免立场是绝对豁免, 该立场不仅体现在我国政府对外正式声明和实践之中, 更是一个法律事实, 并为国际社会广泛了解。我国主张绝对豁免是从我国国情和国家利益出发的, 我们应予坚持。但在限制豁免已成为主流观点的形势下, 在国际事务交往中我国也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纠纷。且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方面的立法可以说是一个空白点, 仅有的一些相关规定也散见于多个法律法规之中。2004年, 我国虽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但立法机关未批准该公约, 即该公约实质上对我国并没有强制约束力, 我国亦未建立相应的国家豁免司法救济制度。

鉴于当前我国国家豁免原则和立法空白的现状, 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国家环境, 我国有必要参考借鉴国际上关于国家豁免问题的一些通行做法, 加强国家豁免理论的研究, 完善我国国家豁免的立场与立法。

(二) 关于我国国家豁免的立法建议

首先, 我国对待国家豁免应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坚持绝对豁免原则与有条件的限制豁免原则相结合。我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坚持绝对豁免不仅符合我国国情, 而且符合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往来的外交政策;有条件的限制豁免原则更是顺应国际社会有限豁免日益通行的发展趋势, 我国在历次国际法立法磋商会议上也申明了自己的主张和立场, “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 坚持国家豁免原则, 对国家豁免实行某些例外地限制。”当前我国就明确国有企业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行为, 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企业。实践中对待豁免两种理论, 我们可以实行对等原则, 区别对待, 发生有关争议时, 考察对方国家对我国采取的豁免理论, 从而采取相应国家豁免原则。

其次, 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一部完善的《国家豁免法》。如前所述, 当前我国关于国家豁免的规定还是空白, 仅散见于一些民商法和国际条约中。一部明确完善的《国家豁免法》不论立法采用何种理论, 不仅能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维护我国私人对外经济交往时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还能使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有一个明确预期, 保证其在与我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发生纠纷时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权利救济。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障我国各方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国资本流入中国,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再次, 我国还应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会议, 加强与有关国家磋商与沟通。例如2004年联合国颁布的《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 从内容上看已经倾向于相对豁免论, 我国于当年也签署了该公约, 但至今未批准。作者认为可能是基于下列原因:首先, 从外交政策和政治利益分析, 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是亲密伙伴, 但这些国家普遍坚持绝对豁免, 如果我国贸然转变立场明确支持相对豁免, 势必影响双边外交关系和政治交往;其次, 从经济利益分析, 我国外资来源和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 而这些国家多已实行限制豁免, 出现纠纷时解决问题的标准都不一样, 势必影响外来投资的稳定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我们应权衡利弊, 在坚持主权平等独立的原则基础上, 积极主动参与有关国际活动, 加强与有关国家磋商与沟通, 既要维护外交的政治利益, 又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和私人的经济利益, 在限制豁免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寻求自己的利益。

最后, 我认为在国家豁免立法后, 应加强法制宣传, 提高民众维权法律意识, 同时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涉外诉讼能力, 以公正审理涉及国家豁免问题的案件, 更好的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挑战。

四、结语

国家豁免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对国际法具有重要意义。应然上国家间应依据国家豁免原则, 即通过国际法解决有关国际民商事纠纷, 从而平衡国际社会关系, 稳定国际社会秩序, 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实然上当面对有关纠纷时, 各国却是把国家豁免当做挡箭牌, 从自身的国家利益或保护本国私人利益出发, 来确定适用绝对豁免原则抑或是相对豁免原则。因此我国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明确国家豁免原则, 制定、完善国家豁免法, 以适应对外交往与涉外诉讼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邵津.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56.

篇4：国家豁免

关键词：国家豁免立法 发展趋势

目前，世界各国的国家豁免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限制豁免立法，另一种是绝对豁免立法。采用前一种立法类型的主要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后一种立法类型灼主要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那么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豁免立法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呢？是绝对豁免立法占主导地位还是限制豁免立法占主导地位？

一国的国内立法是受其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这是目前世界上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国未豁免立法的很本原因。目前国家豁免立法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豁免作为一项一般原则将为各国的国家豁免立法普遍接受

国家豁免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早己为学者论著、国际条约所充分证明。自世界上出现了有关国家豁免的国内立法后，这一国际法原则被引入国内立法中，且被各国奉为国家豁免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绝对豁免的立法中，而且也体现在限制豁免的立法中。国家豁免这一原则之所以被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家豁免法所接受是因为它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国家豁免的重要支柱和法律依据。尊重一国的国家豁免权是尊重该国的国家主权的表现，无论是限制豁免立法还是绝对豁免立法都无权在自己的国内法中否认别国的国家豁免权，而使别国的主权受到损害。这也是限制豁免立法在限制外国国家豁免权的同时又把国家豁免作为一项原则加以规定的根本原因。

（二）对等原则将被各国的豁免法广泛适用

尽管限制豁免立法和绝对豁免立法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持这两种立法的国家却不可能因此而停止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因此，对等原则便被引入各国的国家豁免法中，并且成为协调本国与外国之间有关国家豁免法律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在颁布了国家豁免法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对等原则。如英国豁免法第15条，新加坡豁免法第17条，加拿大豁免法第14条，澳大利亚豁免法第42条等。可见，对等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国家豁免立法所确认。可以顶料，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发展，各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扩大，对等原则将成为各国国家豁免立法中又一重要原则。

（三）有条件地承认商业活动是国家豁免的例外，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限制豁免立法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把外国国家所进行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都看成是商业活动而拒绝给予外国国家豁免权，这是与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原则相违背的。值得注意的是绝对豁免立法中的一个新趋向，即有条件地承认商业活动是国家豁免的例外。所谓“有条件”是指并非一国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国家豁免的例外，只有国家的一项活动是为公共目的或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那么尽管它是商业活动，该国仍享有国家豁免权。绝对豁免立法中所承认的这种“商业活动”的例外是有严格限制的，它不包括一国为公共目的或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商业活动。绝对豁免的这一立法趋势既克服了绝对豁免法过去绝对的做法，又有利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正常的交往与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所以它代表了国家豁免原则的发展方向，必将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同。面对国家豁免立法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应采取什么对策呢？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关于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有些法规虽然涉及到了国家豁免方面的问题，但仍不全面。这种状况，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因此，我国在现阶段进行国家豁免立法已迫在眉睫。根据国家豁免立法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的国情，本文就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司法管辖豁免权

司法管辖豁免是国家豁免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的豁免法应把国家的司法管辖豁免权放在突出的位置加以规定。未经我国政府的明示同意，外国法院不得对我国国家及其财产进行管辖。同时，在未征得外国国家的明示同意之前，我国法院也不对该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行使管辖权。对于司法管辖豁免的例外，我国的豁免法既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严格的限制，但又不能像某些绝对豁免立法那样限制的过死。

2、执行豁免

对一国国家财产的扣押或执行直接涉及到该国的重大利益。因此，我国的国家豁免法应强调国家及其财产的执行豁免权。由于大多數情况下，都是我国在外国法院被诉的情况，所以强调国家及其财产的执行豁免权对我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我国与外国国家之间互惠关系的情况下，经外国国家的明示同意，我国法院不对该外国的国家财产予以扣押和执行。同时，外国国家未经我国的明示同意也不得对我国的国家财产予以扣押或执行。外国国家放弃司法管辖豁免不得视为对判决的执行也放弃豁免。

3、适用对等原则

我国的豁免法还应考虑到对等原则的适用。对那些在司法管辖或执行方面限制我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国家，也给予相应的限制。其实，对等原则在我国的某些法规中巳被确认。这些规定都可以作为

我国国家豁免法的参考。

总之，国家豁免立法是一项复杂而且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作出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既不可效仿限制豁免的立法模式，又不可完全照搬绝对豁免的立法模式。而应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充分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及国际条约和国际贯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国家豁免法。

参考文献：

[1]克利斯托夫？斯罗伊尔.国家豁免法发展近况[J].国际法律中心《比较法年鉴》英文版1978年第2期

篇5：美国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研究

来源:证券市场导报

随着现代金融深化的发展，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地位的上升，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任何证券发行都必须经过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核的制度提出质疑和批判。美国证券注册豁免制度特别是私募发行豁免制度的兴起，推动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繁荣与经济的持续增大。然而，对于构成当代证券发行审核豁免支柱的私募发行和小额发行豁免在我国却仍无法可依。

厦门大学法学院周晓刚

篇6：网络传播豁免权反思论文

关键词：网络传播豁免权；著作权；“避风港规则”

近两年来，网络直播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使用网络直播。网络上比较出名的直播平台，如“一直播”“虎牙直播”“花椒直播”等，都在运用各种类型的直播形式参与人们的生活，现有的直播形式主要包括游戏直播、体育赛事直播、个人直播等。但网络直播的侵权问题以及其中涉及的网络传播豁免权，就是当下的热点课题之一。

一、“新浪告虎牙直播侵权案”原委

2015年，第52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暨星光大道举行。经过和主办方的商量，新浪公司获得了第52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暨星光大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信息网络传播的授权。然而，在2015年11月21日，新浪公司发现虎牙主播在没有经过新浪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以赚取钱财为目的，在虎牙直播网站中对第52届金马奖颁奖典礼进行实时转播。发现之后，新浪公司向虎牙网站发送了两次预警函，但是虎牙网站却坚持对涉案作品进行直播。于是，新浪公司将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虎牙直播网）诉至法院，要求该网站赔偿经济损失费以及制止侵权所支出的费用等，共计10万元。然而，被告公司仍然在法庭上声称：第一，新浪公司所签订的协议是非独家普通转播权的许可，而不包括维权权利。虎牙表示，其网站并不是专门提供视频直播的平台，所以不应要求本网站对侵权直播做到一定要审查的义务。第二，虎牙认为本公司的官方平台有投诉渠道，但是新浪公司却在金马奖颁奖当天将预警函发送到了虎牙对外合作的商务邮箱，所以，才导致公司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对此做出回应，而且发来的邮件是不合法的、无效的侵权通知。第三，涉及侵权行为的是主播的个人行为，与虎牙直播平台没有直接的关系。最为重要的是，虎牙公司并没有从该主播中获有任何的收益分成。虎牙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是系统缓存的服务，所以，根据“避风港规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虎牙也表示新浪公司索要的维权费用也过高。上面的案例涉及的关于著作权方面的内容，根据相关理论进行一下简单的概括和梳理：著作权是属于知识产权中的一部分，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主体是法律调整的关系人。上述新浪公司诉虎牙直播侵权一案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问题，同时，对现存的网络直播平台屡次发生的侵犯著作权的现象提出了挑战，引起了人们关于网络直播著作权的反思。“避风港规则”的适用范围到底是什么？是否真的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和利益？网络直播平台对主播的转播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监督责任以及如果发生了侵权行为，直播平台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案件引起广泛关注的焦点。

二、“虎牙侵权案”的理论阐释

在分析案件之前，首先要知道何谓“网络直播”。目前，关于网络直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百度百科对于网络直播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在现场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进程同步制作和发布信息，具有双向流通过程的信息网络发布方式。［1］根据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网络直播涉及“信息网络传播”等诸多问题。网络直播的内容广泛，如可以在线收看各项重大活动、体育赛事等，可以观看个人的直播，使更多的人在娱乐生活方面有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网络直播采用一种交互的方式，比传统网络增添了互动的机会，大众从与直播者的互动中获得乐趣，直播者也能够及时获得直播内容的反馈。对于直播者而言，这是一项具有多种盈利方式的直播形式。网络直播中可能会出现侵权问题，对于侵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适用“避风港原则”。1998年，美国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简称DMCA，法案的第512条对“避风港原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即“当网络服务商实际上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能明显推出侵权行为的事实或情况时，在接到权利人的合格通知后，及时移除侵权内容的，不承担责任”。［2］国外对于“避风港原则”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不成体系。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我国有相关的法律，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一法律的制定，其目的在于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鼓励大量创作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作品，实现广泛有效传播的目的，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在新浪公司诉虎牙直播侵权一案中，新浪公司取得的直播权利，是对金马奖颁奖典礼过程的直播权利，是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而虎牙直播也符合条件，所以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一法律。根据此条例的第十四条：“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连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3］根据上述条例，第一，在意识到被侵权后，新浪公司及时向虎牙直播发出了警示函，认为虎牙直播侵犯了其直播著作权，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和义务。第二，新浪公司的失当行为。由于新浪公司的过失，将警示函发到了雅虎对外合作的商务邮箱，致使虎牙直播未能及时收到并做出回应，所以造成的这一损失新浪公司应自己承担。也即是说，该案双方都存在的不同层次的过错，都应负相应的责任。我们了解到，法庭上做辩护时，被告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虎牙直播网）提到了“避风港规则”问题。“避风港规则”是解决网络时代著作侵权案的一个普遍法则。其本质是法律对网络服务商提供的一种特殊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促进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网络传播的繁荣。“避风港规则”已经逐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接纳，其中就包括中国。“避风港规则”的具体内容是：网络服务商对网民上传的网络信息不需要有事先审查的义务。原则上，网站不为网民的版权侵权行为负责。但是，如果版权人向网络服务商提示了存在的侵权行为之后，服务商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如果网络服务商接到版权人的申请后，如果不积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网络传播者的侵权行为加以警示或制止，那么网络服务商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针对该案，虎牙网络平台对于该网络主播的直播行为未加以警示或制止，则应该负相应的侵权责任；如已经做出警示或制止的措施，则需要负担侵权责任。

三、关于网络传播豁免权的反思

关于“新浪公司诉虎牙直播侵权案”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这一原则中的通知程序的要求是应该严格还是应该宽松。在此案中，虎牙直播辩称新浪公司的警示函没有发到指定的邮箱，从而使得其没能及时通知网络主播。这一抗辩理由关系到对于通知程序的认定。第二，关于网络服务商告知义务的界定。网络服务商必须在不知道某种侵权行为的存在或者是在没有意识到侵权行为时，有没有侵权责任？如果是不知或没有意识到侵权，那么可以豁免其责。如果网络服务商“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而没有告知，则视为侵权责任的存在，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把“明知”或是“应知”作为“避风港规则”的例外，对于著作权人的保护权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关于“避风港规则”的适用范围，还需要具体讨论。针对上述案例，关于“避风港原则”的适用范围引起了诸多的争议。尤其是对网络服务运营商的法律豁免权，也是见仁见智。目前，关于网络传播的侵权案例，多出于对该法则的不同解释。另外，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关注视角，就网络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以及网络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对于“避风港原则”所做的有利于自己的诠释。肯定者认为：网络平台的法律侵权豁免有利于网络信息的自由传播，满足了受众的信息知情权，更加有利于网络传播业的繁荣和发展。这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巨大进步。反对者则认为：豁免了网络平台的责任义务会导致多种问题的出现。其一，网络传播的信息内容会失去控制。本来网络媒体的门槛就已经很低了，如果在法律层面再“网开一面”，则“把关人”将进一步缺失，网络的传播内容将更加不可控。其二，侵权案例会大量滋生。网络平台侵权责任的豁免，会导致网络服务商疏于管理，自媒体用户会利用这一窗口，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不断侵害著作权，网络传播的侵权案件会更加猖獗。新浪公司诉虎牙直播侵权一案是对当下著作权侵权行为的一大拷问，网络直播权的争论还在继续，由于网络直播侵权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比如“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被告在其经营的凤凰网上未经原告许可对体育赛事进行转播；还有很多网络直播对于网络游戏的转播，也存在类似的侵权行为。同时，不仅是网络上存在侵权的问题，还有一些小说或者电视剧也存在类似于这种案件的侵权行为。以“新浪公司诉虎牙直播侵权案”为代表的网络直播侵权案件为我国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敲响了警钟，这不是网络直播侵权的最新案件，但其对于“避风港规则”的应用及法院判决有着比案件本身更深远的意义。这些案件的频繁发生表明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对于侵权行为的处罚措施还很不适当，不足以引起公众的警觉。还应该先从完善《著作权法》的解释细则出发，与时俱进，运用诸多典型案例，解读相关法律法规，以期发挥法律法规的最佳效益。

四、结语

从“新浪公司诉虎牙直播侵权案”一案中，我们可以把此类的案件归于自媒体案件，也由此引发我们现在对于自媒体侵权的思考。想要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需要国家补充法律方面的空白，完善法律并严格执行，避免引起争议；对媒体平台的把关要加强，虽然现在网络削弱了媒体的把关权，但在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上，不能丧失媒体自己的把关权；对媒体和上传视频的个人来说，要加强自律，自觉维护网络环境，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使类似的案件减少，慢慢解决网络著作权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7：美国豁免两万留学生签证限额

据美联社华盛顿3月25日报道，H1-B签证是给外国高技术人员的签证。申请者应拥有学士以上学位，准备在美申请下述领域的工作：建筑、工程、医学、生物技术和电脑编程。

国会根据国会的规定，本财年可发放6.5万个H1-B签证。不过，国会又规定，该部可以在这一限额外向2万名在美国高校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外国人发放签证。但是，国安部由于疏忽而多发放了1万个H1-B签证。

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3月7日给国安部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局长埃杜亚多?阿古尔写信说，获悉你们无视国会限额，深感沮丧。他要求该局对此做出解释，并说明今后如何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发言人比尔?斯特拉斯伯格周五说，问题出在申请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增多。该局每年预估在限额内可以接受多少申请。但是，这位发言人说，直到审批过程结束前，该局并不知道是否已经达到了限额。

H1-B签证还存在其他问题。该局去年在解释向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发放H1-B签证的法律方面触怒了美国的雇主。

这一法律的提案人、德州共和党众议员拉玛尔?史密斯说，他曾经与该局官员交谈过，希望该局遵守这一法律。

篇8：浅析国家豁免的范围

国家豁免全称是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它源于国家主权原则, 又称主权豁免。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之一。一国的国家财产在任何别的国家, 都受特殊保护, 未经财产所有国的同意, 不能对外国国家财产行使司法管辖权, 不能对这种财产实行没收、扣押及采取其他强制手段。国家豁免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国家豁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司法管辖豁免, 即对任何国家财产除非外国明示自愿接受其司法管辖, 不得强制别国受其法院管辖; (二) 诉讼保全豁免, 即在国家作原告或被告的场合, 除非它明示同意, 法院地国家不得以参加诉讼国在其境内的财产作诉讼担保为由查封、扣押外国国家财产; (三) 强制执行豁免, 即一国在外国法院参加民事诉讼, 无论是当原告或自愿作被告, 外国法院的判决都不能对其强制执行。狭义的国家豁免权仅指国家的司法管辖豁免, 本文所使用的国家豁免仅是狭义上的国家豁免。

对于国家豁免的原则, 各国的学说和实践都存在很大争议, 但总体上而言可以分为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

绝对豁免论主张, 凡是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 不论其性质如何, 除非该国自愿放弃豁免权, 一律应当豁免外国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的管辖。国家及其财产的绝对豁免是基于主权国家的独立、平等和尊严。国家及其财产的受益者包括国家元首、国家本身、中央政府及各部、其他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及其财产。

限制豁免理论主张把国家的行为分为公法行为或主权行为和私法行为或非主权行为, 对于外国国家公法上的行为给予豁免, 而对其私法上的行为则不给予豁免。限制豁免论仍然承认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般原则, 国家不享有豁免的情况是例外, 只不过是把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的范围限于所谓主权行为以及与这种行为有关的国家财产。限制豁免论的理论根据是国家行为具有双重性和商业活动属民事活动。

一般说来, 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坚持绝对豁免论, 西方发达国家主张限制豁免理论。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家豁免经历了从绝对主义的权威到限制主义的盛行, 时至今日, 奉行限制豁免主义已成定局。但是不可否认在推行限制豁免原则时, 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困难, 存在更大的受诉风险。因为, 首先,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虽然几乎同为市场经济, 但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差异, 发展中国家经济较为落后, 为了提高本国经济的效率, 更多地直接参与本国经济和对外贸易, 更多地注重利用国家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国家豁免案件中, 发展中国家作为被告国出现的机率, 也势必高于发达国家。其次, 在法律文化和观念上, 发达国家更加侧重于保护私人的利益和权利, 使他们免受国家强势力量的压制。而发展中国家则更注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发展权和效率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同时, 发展中国家还要防止发达国家的私人和法院利用限制豁免论, 对其进行滥诉和干预自己的经济主权。以上利益和观念的差异, 深刻指明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竭力主张利用性质标准缩小国家豁免的范围, 而发展中国家却竭力主张兼用目的标准来扩大国家豁免的范围的原因。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限制豁免原则有其进步性, 其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及法律保护弱者的理念, 此时, 讨论哪种制度更有理论意义, 到不如顺应整个世界的发展, 讨论如何规范限制豁免、范围等, 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二、相对豁免主义下国家豁免的范围——界定及判定方法

(一) 国家可以豁免的行为——主权行为

国家主权又称主权, 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立处理自己内外事务, 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 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包括对内的最高权、对外的独立权和自卫权, 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法谚, 国家及其财产除非在国家放弃的豁免权前提下, 是不能受到他国的审判的。在这一点上, 绝对豁免理论与相对豁免理论达成了一致。所以, 国家可以豁免的行为总体上而言是指主权行为。相应的, 非主权行为就不是国家豁免的对象, 主要是指商业行为等。

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即是主权行为。国家主权是涵义相当广泛的概念, 既包括政治主权, 也包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以及文化主权等等。其中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体现。因而国家的主权行为不但包括政治主权行为, 也必然包括经济主权行为、社会主权行为及文化主权行为等。既然主权行为在国家豁免的范围内, 则必然得出经济主权行为、社会主权行为及文化主权行为等也在国家豁免的范围内。但总之, 国家的主权行为有一个共性, 也即进行国家行为认定时必须考虑的因素——a仅因其主权才得以行使的, 无主权者不能行使、b其目的通常为国家统治、管理的需要。缺少这些因素的行为一定不是国家主权行为, 即使是以国家的名义行使的。但仅具备这些因素, 是否可以认定该行为是国家行为, 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二) 不得豁免的行为——商业交易、侵权等

限制豁免论的基本精神己经构成当前国家豁免发展的主要趋势, 但是, 对于限制豁免的内涵仍存在争议, 豁免的例外情况也处于不能明确确定的状态, 而且由于各国的不同理解, 在实践中的认定也有差别, 这就导致了法律标准的不统一, 进而产生法律是否公平的问题, 成为国际私法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不得豁免的行为, 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以下简称《豁免公约》对国家豁免范围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根据《豁免公约》第三部分的规定, 国家对以下八种诉讼不得援引豁免: (1) 国家与外国自然人和法人从事的商业交易; (2) 雇用合同; (3) 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 (4) 财产的所有权、占有和使用; (5) 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 (6) 参加公司或其它集体机构; (7) 国家拥有或经营的船舶; (8) 仲裁协定。这个《豁免公约》反应了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和认识。

其实, 在不得豁免的行为的范围上, 通过具体列举的方式很难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 通过列举的方式是否可以穷尽所有不得豁免的行为也是一个问题。目前, 对不得豁免的行为的理论上的概况主要包括商业交易行为、侵权行为。

1.商业交易行为

商业交易行为, 按字面理解, 即通常国内法所调整的民商事行为, 此处的商业交易行为应指在民商事行为中所有可能发生在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行为 (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否可能发生民商事行为?及此时的处理?) 。根据民法的理论, 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成为民事主体, 既然国家可以参与民事活动, 则必然要遵守民事活动的规则, 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此时的国家没有特殊权力, 其与民事活动相对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应与普通非国家主体同样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 (主要指民事法律) , 不应享有审判时的豁免权。这是符合民法公平、平等精神的, 而且国家豁免的特权来源于国家主权, 其与国家职权是紧密相连的, 仅从国家的职能看, 国家是不具有参与民事活动的职权的, 因此, 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一方与国家主权并无必然联系, 也就不能因其为国家而在与民事主体从事商业交易活动中享有任何特权。

2.侵权行为

起初, 限制豁免理论旨在纠正国家参与民商事活动时国家享有豁免权而造成国家与非国家一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不平等。但随着豁免理论的发展, 一些国家行为成为绝对不得豁免的行为, 例如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国家侵权行为在确定法院地是否有管辖权时, 不再区分是国家的公法行为还是私法行为了。这体现了对弱势一方受害人的特别保护。在此之前, 国家行为造成的侵权的损害赔偿一般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 由受害人的所属国代为提出要求, 通过协商或是交付仲裁与国际法院解决, 但行政部门往往出于外交关系的考虑不愿行使这一权利以致私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而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程序繁杂, 等待时间也较长, 不利于对受害当事人的保护。当然, 这也可能存在是维护国家主权还是保护弱势受害人利益的价值选择的冲突问题。目前, 国际上的趋向是选择后者。但为减小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尊重他国主权, 在认定时, 通常有严格的限制。

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豁免理论发展至今, 个人在国际法地位的变化及对人权保护的强调起了很重要作用, 推动着国家豁免范围的进一步缩小。因为早期的限制豁免是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 对主权行为是给予豁免的, 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保护的强化使得即使是国家主权行为, 如果导致侵犯基本人权也可能会被排除享有豁免。

3.国家行为的判定

因此, 现在的限制豁免理论对国家行为的划分可以进一步归纳为:1、无论国家行为的性质都不得豁免的行为, 例如侵权, 这些行为不需要具体分析国家行为的性质, 一旦发生, 受诉法院在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即可受理, 国家不享有豁免权。但这些行为目前仅限于侵权行为, 其种类是否有可能扩充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且侵权行为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2、区分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 主要是区分主权行为和商业交易行为。法院在判断一项行为是否是享受豁免权的国家行为时, 应首先考虑该行为是否是不能豁免的行为, 如果是, 则不必再进行国家行为性质的判定, 如果不是, 就需要进一步确定是公法行为还是私法行为, 以确定是否适用国家豁免。

参考文献

[1]杨松.从仰融案看跨国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J].政治与法律, 2007 (1) .

[2]张露藜.论国家豁免中商业交易的认定[J].现代法学, 2006.03, (2) .

[3]彭丹丹.国家豁免范围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篇9：国家豁免理论浅析

关键词：国家主权豁免；绝对豁免；限制豁免

中图分类号：D9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058-02

一、国家豁免概述

作为国际法三大领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豁免这一具有古老渊源的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国家豁免的问题会不断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际法中的国家豁免制度进行探讨，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实际意义的重要问题。

所谓国家主权豁免，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和国家财产免受其他主权国家法院的管辖。广义上它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管辖豁免、诉讼程序豁免和强制执行豁免，狭义上的国家主权豁免仅指的司法管辖豁免。

纵观国家豁免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各学者、专著的论述以及各国的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法学界对于国家豁免的理论基础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总结起来，存在着“治外法权论”、“国际礼让说”、“尊严伦”、“国家主权平等说”等多种理论。其中，“国家主权平等说”备受推崇。“国家主权平等说”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平等，一国的主权表现为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即独立自主处理属于本国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其中，对内的最高权派生出对国内事务的管辖权，而对外的独立权派生出国家豁免权。因而，国家豁免权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国家主权平等说”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首先，它准确的揭示了国家之间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关系，构成了各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地位的基础，也为国家豁免原则的适用提供了依据。即国家豁免只能在两个相互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才能实施。其次，它准确的阐释了国家豁免的法律基础。正如一句法谚所说“平等者之间无统治权”，一个主权国家可以不服从另一个主权国家的管辖。最后，“平等说”作为国家豁免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当代各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的一般承认。

主权乃是一个独立国家最为重要的属性，主权平等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得到许多国际条约与文件的确认。主权的平等性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平等资格，而这种平等资格否定了国家之间的相互管辖权，各方均有义务承认它方的对外独立权。因而本文也赞成“国家主权平等说”。

二、关于国家豁免的两个理论

虽然各国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都已普遍承认国家豁免制度，但围绕豁免的适用范围的争论却一直没有中断。历史上主要存在两种理论，也就是“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

（一）绝对豁免论

“绝对豁免论”形成于19世纪初期。根据“绝对豁免论”，只要是一国的国家行为或国家财产，不论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财产的性质如何，在其他国家法院均免受管辖，除非该国明确自愿放弃此豁免权。而享有豁免权的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元首、中央政府及其部门、国有企业等。赞同“绝对豁免论”的主要有两大类国家，一是二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豁免论”在这两类国家中得到支持自有其原因。首先，二战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经常介入经济活动，坚持“绝对豁免论”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总而言之，它们都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二）限制豁免论

“限制豁免论”与“绝对豁免论”差不多同时产生。“限制豁免论”认为国家豁免是相对的，将国家行为分为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只对外国的公法行为给予豁免，而私法行为不应享有豁免权。此种理论的兴起也有其独特的背景：第一，二战后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以国家名义参与经济活动。此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限制豁免”，防止因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行为无管辖权而使本国利益受损。第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当事人在交易中遵循平等原则，因而，作为平等交易当事人一方的国家的商业行为不能得到豁免权。第三，“绝对豁免论”因其自身缺陷被摒弃。

（三）走向限制豁免成为趋势

坚持“绝对豁免”是早期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然而，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商事交易，绝对国家豁免的做法开始受到质疑。19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限制豁免越来越成为各国立法或者法院司法实践中应用的原则，比利时法院和意大利法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向限制豁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希腊、爱尔兰等国的出现了有限豁免的实践。美国自1952年泰特公函开始采取限制豁免主义的做法。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在国家豁免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立场的变化。“限制豁免”不仅在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认可，而且许多国际公约也确认了此项原则。如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04年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都采纳了“限制豁免主义”。

“限制豁免理论”虽然成为了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但对于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探讨和明确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豁免的豁免范围的判断标准。在各国的理论与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种判断标准：行为的性质标准和行为的目的标准。其中，行为性质标准被应用得最为广泛。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3条规定：“一项行为的商业性质应当根据此行为过程或行为性质决定，而不是根据其目的。”性质标准将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与非主权行为，主权行为就是与国家公共事务有关的行为，而非主权行为则是指与私人利益有关的行为。这一划分标准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仅凭行为的性质去划分主权行为与非主权行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形态，加上以国家为名义的行为与活动本身就极其复杂，在一国被认为是主权行为的行为在他国可能被看作是非主权行为。因此，行为性质标准仅仅是一般性的标准。此外，行为的目的标准根据国家行为的目的将其划分为公法行为与私法行为，往往是由利益相关国家带着主动性去判断的，带有相当的随意性。这一划分标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支持。由此可知，根据以上两种划分标准均不能准确界定豁免的范围。

当今国际社会通用的做法是以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这一做法在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第2条第2款得到了体现：“在确定一项合同或交易是否为……‘商业交易时，应主要参考合同或交易的性质……其目的也应予以考虑。”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时，这种兼取性质标准和目的标准的折中办法不失为一种比较妥善的办法，它可以比较合理的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三、中国关于国家豁免的立场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国家豁免的专门性立法，我国法院也还未受理以其他国家为被告的案件，但是被动的在其他国家被起诉过，如为“湖广铁路债券案”、“仰融与天宇案”等。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理论界的许多学者以及司法实践都坚持着“绝对豁免论”。但后来有学者提出，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所采取的“绝对豁免”态度与世界潮流不相符。即使不考虑世界潮流或者社会公正的法治目标，仅从国家自身利益的角度，也应当认识到，绝对豁免的主张并不会增益自身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入或批准了一系列采纳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公约，表明中国也开始向“限制豁免”的转变，顺应了这一国际趋势。中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有其原因的：第一，“限制豁免”成为了国际趋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纷纷采取了这一原则，若中国继续坚持“绝对豁免”，会导致他国可以中国为被告进行起诉，而我们却无法起诉外国的尴尬境地。因此，顺应这一趋势是维护我国利益的需要。第二，商品经济规律赋予交易者以平等的地位，若作为交易者的国家仍然享有“豁免”的特权，这显然与商品经济规律不符。第三，我国正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中的政企分开是关键，而企业独立地进行商业交易并独立承担责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采取“限制豁免”主义，让企业独立承担责任并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三大领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又是一个事关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问题。考量中国在主权豁免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要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实践，也应当对于豁免的理论基础和制度目标予以明确认识，并有效分析中国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针对我国在国家豁免上的具体情况，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有关国家豁免以及外国国家豁免的的国内立法，既要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立法思想和经验，还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已参加的国际条约。只有完善了国内立法，才使得我国在与他国进行国际经济交往中发生的国家豁免问题有了法律依据，消除双方当事人对此问题的疑虑。立法只是起步，此外，还应当设立专门处理国家豁免问题的行政机构，同时，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应不断积累经验。只有处理好立法、司法、行政三方面的关系，才能使得我国国家或公民、法人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在当前阶段，中国应当采取限制豁免的态度，这不仅仅由于限制豁免已经为国际趋势，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签署了《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更主要的是这种态度对中国自身百利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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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

〔2〕孙江淼.浅论国际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3）.

〔3〕梁淑英.浅析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