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语言特征

小说语言特征（精选6篇）

篇1：小说语言特征

论苏童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

摘要：苏童的语言极富魅力，本文选取苏童小说中的语句，从五个方面细致分析了其中蕴含的奥秘：对细节细致如画的描述、隐藏于冷静表述背后的情感、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唯美的诗意化语言。关键词：苏童 细节描写 情感性 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 诗意化语言

苏童的语言，是极富魅力和创造力的。他总能悠闲地玩弄着诡异绮丽的诗意般语言，利用娴熟的笔触，让一个个性格扭曲而倍受忽略的人物鲜活起来。他的作品不断地在农村和城市，过去和现在之间转换，在时空与地域的交错中，在种种充满悲观、孤独、荒谬的情节中，苏童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

一、对细节细致如画的描述

苏童对“白纸上好画画”满怀信心，他的小说语言常常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在创作过程中，他仿佛打开自己所有的感官，敏锐地捕捉着对声色、光影、触觉和味道的感觉以及那些细碎琐屑的细节，并把它们细腻地表达出来。

1、细微的动作描写

颂莲弯腰朝井中看，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沉闷而微弱、有一阵风吹过来，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她吐出一口气，回头又看那个紫藤架，架上倏地落下两三串花，很突然的落下来，颂莲觉得这也很奇怪。——《妻妾成群》

井中的世界对颂莲来说是个黑色的诱惑，她的一系列动作都表明她想将它看清楚以便使自己不再莫名地恐惧，所以她“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 可是她却永远也不敢靠近，“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她吐出一口气”这种恐惧既是对阴森的井和那个不祥的传说，更因为对自己不可掌控的，随时可能被幽黑深井般生活所吞噬的命运的恐惧，所以她永远摆脱不了那口井的阴影。通过动作的细微描写，含蓄地表现出颂莲矛盾、恐惧、不安的内心。

小武汉发现他的生活是被手毁坏的，也要让手来挽救，但是除了用一只手拍打另一只手，用一只手惩罚另一只手，他并不知道怎样用一只手去挽救另一只手。——《手》

从搬尸工小武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可以真切感受到他人性所遭到的扭曲、毁灭与戗残。

2、景物及静物描写

凝视着自己手里的一只紫檀木球，从木球上散发的是她所熟悉的那股幽香，它熏香了锦带罗裙，与女孩特有的乳香融为一体，那是媚娘的母亲与姐妹啧啧称奇的香味。——《武则天》

在武则天中作者反复描写紫檀木球的香味,这一细节描写直接关系着小说主角的心理转变,紫檀木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意象.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尺山的峰峦后面。端白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近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啭和几片羽毛，我看见我的手腕上、石案上还有书册上溅满了鹭鸟的灰白稀松的粪便。——《我的帝王生涯》

用破碎的蛋黄来形容太阳,一方面写出了在晨雾缭绕中,阳光昏暗不明,另一方面也象征了帝王驾崩,宫中的诡谲气氛和王朝日渐式微的命运.颂莲朝井边走去，她的身体无比轻盈，好像在梦中行路一般，有一股植物腐烂的气息弥漫井台四周，颂莲从地上拣起一片紫藤叶子细看了看，把它扔进井里。她看见叶子像一片饰物浮在幽篮的死水之上，把她的浮影遮盖了一块，她竟然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妻妾成群》

植物腐烂的气息, 幽篮的死水,烘托出阴森恐怖的气氛,颂莲的反常举动,泄露出她虚弱,不安的内心.3、色彩描写

在美学上色彩包含两方面内容：主观色彩和客观色彩，客观色彩的涂抹、渲染，可以造成一种特定的氛围、色调。苏童在作品中习惯运用鲜艳的红色来抒情，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与这个凄艳的“红”有关：如红菱、颂莲、灵虹、段红等。

去年冬天我和你们一起喝了白酒后打翻一瓶红墨水，在墙上画下了我的八位亲人。我还写了一首诗想夹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历史书里。那是一首胡言乱语口齿不清的自白诗。诗中幻想了我的家 族从前的辉煌岁月，幻想了横亘于这条血脉的黑红灾难线。有许多种开始和结尾交替出现。最后我痛哭失声，我把红墨水拚命地往纸上抹，抹得那首诗无法再辨别字迹。——《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无论是在《妻妾成群》、《城北地带》中，还是在《罂粟之家》中，红色成为了一种象征。盛开的罂粟花、鬼火般的夜繁花和深夜里的红灯笼，在漆黑的夜晚，在荒僻之所，它们兀自鲜艳火红，但却如斯邪媚。红色和沉重的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更具张力和撞击力，更渲染了一种颓废感伤的氛围。

二、隐藏于冷静的表述背后的情感

美学家朱光潜曾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小说中的诗”，实际上是一种“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的意境，而在这意境中萦回的便是情感之流了

苏童从不轻易在小说中泄露自己的情感和褒贬，他的叙述是极为冷静的，波澜不惊。

我还听说杨夫人也已被赐死殉葬，她拒死不从，她光着脚在宫中奔逃，后来被三个宫役追获，用白绢强行勒毙了。七口红棺拖上王陵时，有一口棺木内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众人大惊失色。后来我亲眼看见那口棺盖被慢慢地顶开了，杨夫人竟然从棺中坐了起来，她的乱发上沾满了木屑和赤砂，脸色苍白如纸，她已经无力重复几天前的呐喊。我看见她最后朝众人摇动了手中的遗诏印件，很快宫役们就用沙土注满了棺内，然后杨夫人的红棺被重新钉死了，我数了数，宫役们在棺盖上钉了十九颗长钉。——《我的帝王生涯》

杨夫人被活活钉死在棺材内的情景极其残忍和血腥,令人不忍卒读,但作者冷静地,不厌其烦地详尽描述酷刑的过程,宫廷内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爱哭的废妃们被小皇帝剜去了舌头；何其惨烈！作者的笔却应是平静地写道：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而对起义失败的李义芝的”空前绝后的极刑”更是让人不忍去读。可作者的语言永远是平静的，从容的,而这种冷静得近乎游戏的文字背后，是作者的一种颓废而绝望的情绪，是末世纪的孤独和叛逆，反而能给读者极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灵震颤

三、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

客观世界的多样性，人的思维、情感、审美价值的多元性，导致了言语运用的多样性。在小说中，叙事、写人、绘景、状物，超乎常理的语言变异运用，可以使言语代码突破其自身的容量，而带上了浓郁的审美意味。于是，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变异言语世界。这个世界，无法用理性来领会，却可以由解码者借助语境，凭借审美经验去解读。①

苏童是个变换组合语言的高手，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极具颠覆性的语句和陌生感的意象

1、将相互矛盾的事物现象在同一语言时段表达出来

苏童很擅长闻一多《死水》式的以美写丑法

寒光四溅中，有猩红的血火焰般蹿起来，斑驳迷离。陈玉金女人年轻壮美的身体迸发出巨响扑倒在黄泥大路上” “那天早晨黄泥大路上的血是如何洇成一朵莲花形状的呢？陈玉金女人崩裂的血气弥漫在初秋的雾霭中，微微发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这是《1934年的逃亡》中展示陈玉金弑妻的场景，美艳的色彩和意象用于形容杀戮的场景，甜的滋味也用于形容血的气息，估计没有读者会觉得美好，反而有一种作呕之感。这便是以美写丑所能带来的效果。

2、有时，言语代码的组织突破了正常的思维意向，给人以出奇不意的感觉

“老秦不懂小武汉心里的苦，只是一味地劝导小武汉，我们这行当怎么了？也是个铁饭碗呢，人嘛，一生一死，谁没个那一天？死人其实是最安全的了，没思想了嘛，像个睡沉的孩子一样，很软，很听话，我这几年看东西有时候看花眼，上次给小美她爷爷穿衣服，老觉得他肩膀在动，好像配合我，自己要翻身呢。”

搬尸工的工作和”铁饭碗”,恐怕是无法联系到一起的,但乐观的老秦突破正常思维, 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就产生了俏皮、幽默和讽刺的效果，四、唯美的诗意化语言

苏童小说在语言运用和表达技巧上，不但吸收大量西方现代派的技法，同时他的审美情趣具有古典化特征，着力于意境的营造，注重语言的诗意化。

苏童小说语言诗意化首先表现在他运用了很多具备中国传统特殊风韵的词语和意象，这一点葛红兵曾加以精辟的论述：“夏天的海棠，秋天的紫藤；凄清的雨，肃煞的雪；等等；它们在小说中构成了一幅幅中国古代文人画，”“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梅珊唱戏、飞浦吹箫、陈左仟阳痿、颂莲醉酒，等等，也都是意象，”“它接续了中国古代诗词戏曲的传统，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传统，以一种书画同源的风格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空间”“ 我更愿意说，苏童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气息的、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土壤上的作家，也因为他身上的这种气息，使他获得了飞越枫杨树故乡，穿过香椿树街，在鲁迅、茅盾力所不及的地方回顾历史，瞻望现实的能力，”②

其次表现在他苏童的这种收发自如的叙事风格，读他的小说，我们仿佛看到有个人站在小说的意境里面，平视着小说中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之后平静地向你述说，呈现出一种干净而透明的意境，“如华丽而质地绵实的苏州丝绸”。③

男孩小拐出生于一月之夜，恰逢大雪初歇的日子，北风吹响了屋檐下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难行，与街平行的那条护城河则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在去火葬场的途中，男孩小拐多次撩起死者的衣袖，察看他左手臂上的猪头刺青，它在死者薄脆的皮肤上放射着神奇的光芒。——《刺青时代》

这段环境描写只截取了北风中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结了冰的护城河这三个片段，但是已经让人感到了环境的险恶，可以想象如果是大雪纷飞的日子是怎样一副光景了。

第二天起了雾，丘陵地带被一片白蒙蒙的水汽所湿润，植物庄稼的茎叶散发着温熏的气息。这是枫杨树乡村特有的湿润的早晨，50里乡土美丽而悲伤。—— 《罂粟之家》

这段描写中，氤氲的水气扑面而来，淡淡的一笔却让人感到无限韵味。

但是在这些充满古典韵味的景与物、比与喻的后面，赫然而立的却是人性的被扭曲与戕害、人生的孤独与痛苦等等现代的主题。在苏童那里，对古典审美风格的追求与对现代主题的表现融合得天衣无缝。

总之，苏童小说既有奇特绮丽的现代感又有唯美诗意的古典感，对细节细致如画的描述、隐藏于冷静表述背后的情感、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唯美的诗意化语言，构成了苏童小说语言的个性标志和审美韵味。

先锋实验小说作家苏童及其小说创作风格

苏童，原名童中贵，1963年生于苏州。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到南京工作，一度担任《钟山》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百十万字，其中中短篇小说集七部，长篇小说二部。随着其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名声蜚声海内外。

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妻妾成群》、《井中男孩》、《你好，养蜂人》、《离婚指南》、《平静如水》、《后宫》、《米》、《罂栗之家》等。

历史的先锋叙述——苏童的小说创作风格

一、先锋小说和苏童

八十年代中期，以马原，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面貌出现而给文坛带来了一片眩人眼目的风景，使以经典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为依据的文学批评陷入了盲然和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1] 当时对这股创作潮流命名甚多，其中最其代表的是“先锋小说”。可以说先锋小说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学主流地位，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至于先锋小说在九十年代的退化，下文略有陈述。

苏童作为先锋作家中的一员，进入九十年代后依然有强盛的创作势头。“二00一年，在一项调查中，苏童被大学生读者选为当今中国最有潜力的作家”[2]，这可体现出苏童的过人之处，而苏童最重要的小说创作是呈现出一种如何的艺术风格呢？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苏童其人。苏童，原名童忠贵，童年在风景优美的苏州城内度过。“苏童”这个笔名便是取“苏州城的童忠贵”之意。曾有人对“苏童”和“童忠贵”这两个名字进行比较，认为苏童把“苏”和“童”这两个极具中华文化优美底蕴的词组合在一起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3]。苏童的大学时光是在北师大度过的，这是最影响他创作风格的一段岁月。他“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4]苏童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妇女乐园》，《祭奠红马》，《红粉》，《离婚指南》等小说集和《我的帝王生涯》《米》《城北地带》等长篇小说，1993年以来陆续出版多卷本的《苏童文集》。

别以为以上冗长的对苏童人生经历的叙述是多余的。下面对苏童的叙事风格艺术将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苏童小说创作艺术风格

王小波曾说：“先把文章写好再说，别的就管他妈的”[5]，而写出了《冈波斯的诱惑》如此优秀的小说，开创了先锋小说浪潮的马原也在文化界普遍倾向于人物形象塑造，蔑视小说的故事性时，把可读性作为小说写作的一个原则。[6]苏童也沉浸在小说叙事艺术的宫殿里，他让读者慢慢地走进他所精心营造的故事情节中，这不同于武侠小说中的“引人入胜”，他并不引诱你，他只不过是让你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进去而已。苏童的小说的叙事风格集中体现在：

（一）选材方面

在这里读者马上就会发现我在上面花大量的笔墨来描写苏童的经历的重要性了。苏童很年轻，然而，他却不因为年轻，阅历少而才思不振视野不宽，相反，他却写了大量的远远超出他出生时间的他从不体验过的生活。无论是他回忆童年生活的“香椿街系列”（如《南方的堕落》《舒农》《刺青时代》）和追忆父辈祖辈的“枫杨树系列”（如《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还是“妇女生活系列”（如《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和“城市男人系列”（如《已婚男人杨泊》《离婚指南》），他都写得胸有成竹，从容不迫。他既不在乎他没有这种经历，也不因为那些故事被人说过了就不敢再涉足。“他要的就是这种陌生和熟悉。陌生，正好向他提供了任意想象的天地，而熟悉也正好显示他胜人一筹的才华。”[7]

苏童的选材目的很明确，放开上面所说的几个系列的小说不说，他所创作的小说中主要有以下题材：

历史题材

苏童赖以成名的策略很清楚：重说历史。

从马原开始，先锋作家们就把小说的“说什么”转移到“怎么说”上,他们通过一遍遍地以不同的语言方式来重讲历史，让每一个本已失去了述说价值的故事片重新焕发光彩。曹文轩先生对此种文学创作方式说得简洁透明，他用了四个字和一个括号——编讲历史。[8]

论重讲历史，我认为苏童比其他作家要出色。苏童对历史并没有多大的把握，而一般写历史题材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负上历史的重担，结果作品在特定的历史小圈子里禁锢着，没法达到一种“弹性”[9]，而苏童非常清楚认识到哲学家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历史的研究都不过是当代史的研究”。苏童并不过是在历史的一个框架里述说一个当代人的思想。苏童曾说：“《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历史不再是文物，而成为活着的东西，可以和现代交流，对话”，“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10]

苏童这种对历史的定位态度使他的历史题材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读者甚至可以把自己置身其中，成为小说意境中的一兵一卒，与苏童一起重讲历史，看看以下的小说片断：

我无法解释一个人对干草的依恋，正如同无法解释天理人伦。追溯我的血缘，我们家族的故居也许就有过这种干草，我的八位亲人也许都在故居的干草堆上投胎问世，带来这种特殊的记忆。父亲面对干草堆可以把自己变作巫师。他抓起一把干草在夕阳的余辉下凝视着便闻见已故的亲人的气息。

《１９３４年的逃亡》

苏童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在说一些过去了的事, “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１９３４年的逃亡》），一种强烈的流浪与回归的怀旧气氛一直在读者的心头笼罩着。

女性题材

确切一点来说，女性题材也可归入历史题材里面。但我认为苏童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对女性心理的成功刻画。他似乎并不在意对女性的形象刻画，但却十分细腻地去表现女性心理的各种阴暗面——勾心斗角，斤斤计较，猜疑……无论是《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梅珊卓云等，还是《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三个女售货员，都是如此。

苏童自身也承认他“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 ……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得更多的小说因素”[11]。苏童的这种喜好，几乎使人认为苏童的童年一定是在众多女性的关怀中度过的。

苏童对女性的细腻描写集中表现在对女性的动作设计上。看看下面的文字就可知道。

这种事情自然会在香椿树街上张扬出去，有妇女在街上拉住匆匆路过的粟美仙，向她刺探顾雅仙与孙汉周的关系，粟美仙微笑着站住，她的神情是洞察一切的。会咬人的狗不叫，粟美仙说，说完意味深长地一笑，好事的妇女干脆把粟美仙拉到自己的家里，她也不推辞，拎着只人造革的蓝包坐下来，一边嗑葵花籽一边娓娓道来。其实顾雅仙跟孙汉周倒是清白的。粟美仙说到这儿就把话头打住，边上的人急于知道下文，但她把那只人造革包的两根褡手打了个结，站起来又要走了。她说，还要回家做晚饭呢，不在这儿嚼舌头了。

《另一种妇女生活》

蒋氏干瘦细长的双脚钉在一片清冷浑浊的水稻田里一动不动。那是关于初春和农妇的画面。蒋氏满面泥垢，双颧突出，垂下头去听腹中婴儿的声音。她觉得自己像一座荒山，被男人砍伐后种上一棵又一棵儿女树。她听见婴儿的声音仿佛是风吹动她，吹动一座荒山。

她的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腹中胎儿，另一只手攥成拳头顶住了嘴唇，干涩的哭声倏地从她指缝间蹿出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令听者毛骨悚然。他们说我祖母蒋氏哭起来胜过坟地上的女鬼，饱含着神秘悲伤的寓意。

《１９３４年的逃亡》

（二）叙述艺术方面

这方面在上述的“选材”中略有陈述，这里又得说说先锋作家们叙事的普遍特点。

先锋小说家们谈得最多的一个词便是叙述故事。他们以叙述作为小说的重要手段，“以叙述语言的凸显性为特征，不仅要消解被意识形态报肯定的日常伦理，而且要全面颠覆传统的小说理论和写作模式”[12]

苏童不可避免地有着先锋作家的烙印——讲究叙述故事的技巧性，“以技术的精湛与完美来与北方思想的博大来对抗”。[13]

苏童似乎有着一种天生而来的讲故事的聪明，他巧妙地运用了超群的想象力，从《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开始，他便用一种叙述人的身份来创作小说。读他的小说，我们仿佛看到有个人站在小说的意境里面，平视着小说中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之后平静地向你述说。《刺青时代》中就有这样一段：

我知道那是小拐童年时代最灰暗的日子，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敢欺负王德基的儿子小拐，他姐姐秋红和锦红对他的保护无法与天平活着时相比，在香椿树街的生活中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一向是微不足道的。除我之外大概没有人知道小拐心里那个古怪而庞大的梦想，关于那面传说中的野猪帮的旗帜，关于复兴野猪帮的计划。小拐曾经邀我同去寻访那面旗帜的踪迹，被我拒绝了。在我看来小拐已经成为一种赢弱无力倍受欺辱的象征，他的那个梦想因此显得可笑而荒诞。

苏童的这种收发自如的叙事风格呈现出一种干净而透明的意境，“如华丽而质地绵实的苏州丝绸”。[14]

而苏童在语言的使用上又回复到古典中来。无论是他的成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还是后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都可读到一股唐诗宋词元曲的气息。夏天的海棠，秋天的紫藤，凄清 的雨，肃杀的雪，这些具备中国传统特殊风韵的词语在苏童小说里大放异彩。

苏童着力于意境的营造，或者说一个个诗的意象的营造。

男孩小拐出生于一月之夜，恰逢大雪初歇的日子，北风吹响了屋檐下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难行，与街平行的那条护城河则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在去火葬场的途中，男孩小拐多次撩起死者的衣袖，察看他左手臂上的猪头刺青，它在死者薄脆的皮肤上放射着神奇的光芒。

《刺青时代》

第二天起了雾，丘陵地带被一片白蒙蒙的水汽所湿润，植物庄稼的茎叶散发着温熏的气息。这是枫杨树乡村特有的湿润的早晨，５０里乡土美丽而悲伤。

《罂粟之家》

葛红兵和王干都不约而同地把苏童的小说定义为“意象小说”[15]，但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意象这类十分抽象的诗的东西用在小说中除了王家卫外是很难被拍成电影的，而苏童的《妻妄成群》《红粉》都被王家卫外的导演拍成了电影，《另一种妇女生活》也在拍摄当中。这是不是表明苏童小说有着比意象更深一点的传统写法（除了情节）存在呢？事实上，苏童也说他“从1989年开始，……尝试了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的故事”。[16]他究竟要回归到传统的老式方法的哪一点呢？他曾说自己“尝试了细腻的写实手法，写人物，写人物关系和与之相应的故事” [17]他的历史小说所体现出的新历史主义倾向主要是对“历史元素”的提取后的“虚构”。这是一种受到人类学观念和后结构主义观念影响的历史观，简言之也就是“寓言化”的写作，不是刻意追求历史的客在真实性，而是表现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来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历时性文本”[18]的写法，按苏童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一种“历史的勾兑法”。[19].苏童在语言上几乎不用方言，写历史也不用古时的语言，这就进一步证明上面的“把现代人的感觉填充在历史的框架里”的说法。

三、转型

进入九十年代后，文学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惭惭失去了主创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先锋艺术的形式是大于它的内容的，最后甚至形式牺牲掉内容”，[20]当读者习惯了这种形式的创新后，先锋便不再是先锋，这似乎是早已注定的悲剧性命运。“正是先锋的胜利使先锋不再成其为先锋了”。[21]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等纷纷转型，寻找新的发展态势。苏童也在转型。

苏童曾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始终渴望一种会流动会摇曳的小说风格，害怕被固定在„风格‟的惯性中，更害怕陷于自己设置的艺术陷阱中，我渴望对每一篇末竟的新作有挑战性的新鲜陌生的心态，……因此我作出了种种努力。[22]从时间意义上来说，苏童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随着阅历的丰富，作家的目光越来越务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菩萨蛮》开始，他开始直面现实生活。从他的2000年《蛇为什么会飞》开始，题材与写作手法都有了明显的转向。这主要是作品内容更加关注我们生存的现实，而不是在一种模糊历史中构造一些陈年的故事。《蛇为什么会飞》作为他的第一部转型之作，展现了一部活生生的都市生活的现实画卷，细心描绘了一群生活在特殊环境的人物在世纪之交的生存状态，把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的命运刻画得活灵活现。

但始终有一样不变，便是他对人物细腻的感觉描写。有人认为他是在凭感觉来玩弄历史的空虚和无聊，但是别忘记，他的小说能把历史描绘得贴近人心，一种如歌如画的历史忧伤，如同废墟上升起的优美而无望的永久旋律。

篇2：小说语言特征

——以《大淖记事》为例 【摘要】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就其语言艺术来讲，其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关键字】小说 语言 特征

真实性

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 重视对氛围的渲染 健康的人性美

朴实无华

行云流水

一、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我读他的文章，常常想用四川话读，而不是普通话，就是因为其强烈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莲子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再如，姑娘媳妇当挑夫时，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方言、小调等民间语言，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真实地再现民间的生活场景，反映民间的心理状况，其语言的真实性蕴含其中。

二、打破了诗歌、小说、散文的界限

《大淖记事》中，在叙述和描写小锡匠十一子和挑夫巧云的爱情故事以前，基本上不具备小说的情节，只是用流水般的语言，随意漫谈，展现一幅幅生活场景和自然风光，具有散文的特征。“形散而神不散”，这些描写看似像流水，四处蔓延，但最终都汇入大海，这个“大海”就是指为展现淳朴的人性美，展现作者深刻的民间立场。例如“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一天三顿，都是干饭。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烧柴是不花钱的。淖边常有草船，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一路总要撒下一些。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就一人一把竹筢，到处去搂”。这不能称其为小说，只能是一种散文式的写法，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挑夫们的勤劳、朴实等人性美。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读来朗朗上口，有诗歌的韵律，也有诗歌的意境。但小说还是有其完整的故事情节，用叙事性的语言展现了十一郎和巧云的爱情故事。对话是小说常用的一种语言方式，在人物的对话中推进情节的发展。

小说一般是以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更多的是人，而不是故事情节，仿佛故事变成了故事情节变成了小说种的一个小插曲。但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把诗歌、小说、散文完美结合，诗意性和叙述性和谐交融。我认为诗歌属于雅文化，小说属于俗文化，散文介于而者之间，汪曾祺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线，使其小说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或连绵起伏的清秀山脉，又如梦幻的童话世界，时常展现纯朴、浪漫、强烈的爱情故事。此点《大淖记事》和沈从文的《边城》在语言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渲染氛围，展现人性美

《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之一的小说。“汪曾祺小说的风土人情不是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精神出现，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位置，使当时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人性美。这种“人性美”就是一种艺术审美精神。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多么唯美温馨的画面，“月亮”象征着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爱情，“月亮真好啊”展现了朴实、纯真的爱情。纯洁、坚贞的爱情是人性美的一个部分。

在汪曾祺的其他小说中，有更为明显的展现。“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爱情的理想国度，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展现了人性美。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他们的朴质、纯洁、浪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梦幻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演绎了一场朴实无华而又不落俗套的爱情故事，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动人心弦。

汪曾祺不仅擅长自然风光的描绘，而且擅长用风俗来渲染氛围，以展现人性美。“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淳朴，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展现他们的七情六欲，表现出一种超功力的潇洒与美”。“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大淖记事》）。

而“风俗”更能体现汪曾祺小说重视氛围的渲染，展现人性美。“风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自觉的呈现，甚至反映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又是来自民间，其生命里极强。小说中大量对“风俗”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也可以增强其趣味性。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有其独特性。

不自觉的写作中，汪曾祺对风俗的描写，实则是渲染氛围，展现人性美。例如：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小开口”萦绕一种闲适的氛围，寄托“大淖”人们的向往，“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把女性喜欢热闹以及异性间不回避的吸引展现出来，质朴，洒脱，更显其人性美。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语言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读汪曾祺的小说似乎去乡间漫游，其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渲染了氛围，凸显出人性美，健康的美。

四、朴实无华 汪曾祺的小说和沈从文的小说一样，喜欢采用白描的手法，像出水芙蓉，清新淡雅，不刻意地雕琢、粉饰。常采用地方方言，展现浓郁的地域风俗等民间性的精华，朴实中见真，真中显其趣味性。

五、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个的句子，而在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大淖记事》的语言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叙述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鞭。

篇3：试论贾平凹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

一、柔美质朴, 清新自然

孙见喜先生曾评价道:“贾平凹早期小说不是惊涛巨浪, 不以阳刚之气取胜, 而是梨花带雨, 是以阴柔之美醉人。在艺术形式上, 贾平凹的早期小说表现为行云流水般的和谐、柔媚、秀雅之美;在审美感上, 给人以温柔、轻松、心旷神怡之感;在语言风格上, 表现出鲜明的清新、自然、质朴、含蓄, 成为当代文坛上不可多得的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作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贾平凹小说语言特征:柔美质朴、清新自然。

贾平凹在《南庄回忆》中写道:林子很深, 夹出一道细水来, 我才蹲在河边撩起一把水洗脸, 理理发辫, 就听见哪儿有呐喊声:“小书迷, 加油!”接着就看见水面上漂下一层桃花瓣儿。抬头看去, 河岸上, 浓浓的竹子上空, 冲出一点红来, 立即又没回去, 又冲出来:原来是个姑娘在荡秋千;看不清人脸, 只见红格子衫儿像只红色风筝, 那淡黄的, 细长的辫子, 像风筝上的飘带一样轻盈、柔和。那秋千越荡越高, 荡出了林梢, 荡平了大梁, 可还在使劲荡, 似乎目标就是那白云浮动的高空。强大的冲击力, 掀起一股风来, 扇落了前后的桃花, 纷纷红雨搅落在水面。

文中作者只用了一个“夹”字, 既避开了人们常说的“流、窜”等通俗的字眼, 又使“林子”有了“深”的形象, “水”有了“细”的感觉, 显得清新、自然。而“像风筝上的飘带一样轻盈、柔和”“扇落了前后的桃花, 纷纷红雨搅落在水面”则在漫不经心中给人柔美的感觉。这里, 作者没有雕词琢句或堆砌什么优美的词语, 而是运用质朴的语言, 对人物进行描写, 体现出柔美的意境, 给人强烈的艺术感受。

贾平凹还擅长运用白描手法, 一般不用纷繁的形容词和复杂的修辞格, 只用质朴清新的语言, 作简洁的勾勒。如《拽断绳》中写道:

队里在西沟打坝, 选突击队长时, 大伙选老拽举了拳头。富裕中农老六不乐意, 撂凉话:“啥人啥配法!榆木疙瘩能雕花?”

话落点, 老拽嚯地站起来, 两腮憋起两个气包, 喉儿骨上下动了动, 一咬牙, 直通通地吼道:“能!能成!”大伙哗哗地给他鼓掌……

这里, 作者几乎没用什么形容词, 简洁质朴, 但由于作者把握了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 只是寥寥数笔, 就把“拽断绳”的性格特征活脱脱地刻画了出来。如作者只用了“嚯、憋、吼”等几个简单的动词便写出了“拽断绳”要强、正直、利索的性格。而下面一句话则写出了他淳朴、羞涩的一面, 他不直接对孩子妈说, 而是通过儿子来间接表明。“小水”, 他叫着儿子, 叮咛儿子妈, “我, 成了队长, 你, 就是队长……家属!往后, 不要给我下巴下支砖!”这些率真随意的语句, 憨厚疏慵, 从从容容, 每一个字都准确明了, 从而表现了作者小说语言质朴自然的特征。

二、地域文化语言的鲜明体现

贾平凹的故乡在商州山地, 因此, 在他的作品中, 也就常常出现具有商州山地特色和文化民俗积淀的独特的语言。

贾平凹在运用这些具有地域色彩的语言时, 考虑到一些词外地读者比较难理解, 而在文中顺便巧妙地加上一些评语, 做一番饶有趣味的阐释, 以使外地的读者也能知道它指的是何事何物。比如在《小月前本》中, 贾平凹写门门要放飞“烟灯”, 为了使读者对“烟灯”有具体的了解, 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小月这才看清烟灯像个纸糊的瓮, 里边有一根铁丝, 下端系着一叠火纸剪成的圆块, 蘸了煤油, 放了松香。点着那火纸, 烟雾和热量‘忽’地就鼓圆了纸瓮, 这时, 用手严严地捂了烟灯下沿, 叫声‘一二!’几双手一齐起烟灯猛地向空中一送, 那烟灯就悠悠乎乎腾上空中去, 越腾越高。”

这些充满地域色彩的句子在贾平凹作品中随处可见。诸如《黑氏》中木椟运行前祷念神秘的咒文;《天狗》中堡子村的妇女庄严的乞月形式等。这些民间迷信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而使他的小说语言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色彩。

总之, 通过贾平凹的小说作品, 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其小说语言柔美、质朴、冷静、平淡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语言的审美特征所在, 这无疑是贾平凹在小说上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要：贾平凹的小说有着辉煌的成就, 他的文学语言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本文试从其小说来论述他的文学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所在。

关键词：贾平凹,文学语言,小说

参考文献

[1]费秉勋.试论贾平凹艺术风格[J].延河, 1980 (8) .

[2]孙贝喜.贾平凹之谜[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

[3]贾平凹.山地笔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篇4：小说语言特征

电影《低俗小说》海报

昆汀作品中始终有一种“戏谑”、“反讽”等鲜明的特点，始终令观众觉得自身是一个局外人，想走却走不进去。正如其作品《低俗小说》中体现出昆汀的符号——环环相扣却又矛盾重重。这种叙事形式首先表现在故事的零星碎片化《低俗小说》中。看似每一个首尾呼应的小段子，实则是打乱后的随机拼接。正因影片情节引人入胜的场面不时出现，使得这种独立的故事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和某种戏剧化的成分。简言之，昆汀在《低俗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手法多表现为文学中使用的倒叙、插叙、铺垫和夹叙夹议等，在人物刻画上多用一种话剧念白和剪影手法处理人物多重性格，这种叙事语言带有一定的话剧化特点，讲究板眼、关节、交代、明暗等。昆汀在《低俗小说》中更多注意如何将自身视觉语言特征转换成一种口语化和普通化，正如他剧中的人物力求刻画到近生活之底层的真实状态，如通过吃饭、睡觉、看电视、上厕所等等乏味之极的琐事来完成整个故事架构和叙事填充将故事趣味化和严肃化;通过给人物取绰号，刻意经营戏剧性细节，巧妙的将人物故事之间的矛盾寻找到一个相对契合的支点上然后引爆。这几种方式运用是昆汀惯用的手法和影片的特色，追求故事的碎片化语言的整合再加工。昆汀所选取的这类符号化强烈的视觉语言实则是疏远了电影艺术常用的唯美、流淌、含蓄美等等。有些评论家批评昆汀的艺术手法运用得过于简单粗暴，缺少一定的“象外之象”，这当然是求全责备了。

试以昆汀的经典之作——《低俗小说》为例，宏观地观看理解作者的想法，分析一下他叙事手法和动态。《低俗小说》作为一个剧本和电影来看，不难得出，这是较为简单的一个故事，其矛盾冲突作为一种暗线贯穿在情节发展中，正是因为巧合碰撞出一个个戏剧的影像火花，虽然这里面叙事者没有一个特定的立场和主旋律，但观者会不自觉的选择自己青睐的对象和自己喜欢的角色来站队，虽然都是恶人，但恶的程度、恶的方式尚属于在令人接受的尺度范围内。幽默的叙事手法一直是昆汀乐此不疲的常用套路，他的幽默更多的不是用来讥讽和嘲笑，而是在反思自身和自嘲。应该肯定的是:影片《低俗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不涉及社会、不涉及政党、不涉及宗教观念的，而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令人回味悠长。不去批判评价恰恰是《低俗小说》体现的精神内涵。当代评论家往往将故事本身的叙事性与隐喻和象征挂钩，挖空心思试图找出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或从语言的对白翻译入手，或从道具出现的频率乃至演员的服装搭配上都去探讨研究，类似《低俗小说》的叙事手法在当下电影桥段中被广泛的复制，将这个有想法的布局归纳是标准的“起、承、转、合”四部曲的传统模式似乎有些幼稚，线条清晰而简单，结局也耐人寻味，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出场也有传统话剧的一般过场，大量的语言对白和间断的音乐使得电影充满神秘色彩和强大的视觉特征。在这类布局的伪程式化外，人物形象也是特色鲜明，多是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和黑社会成员。他们有矛盾、有冲突、有交集，这显然具备一般观者能够猜到的范围。但是，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衔接让人觉得时空观念的互换和错位，以至于忽视演员的特色和言语，直接震撼到心灵深处的那种善恶天平。“每个人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从脑海中迸出。

《低俗小说》的人物语言多用俚语，其中夹杂大量的粗话和典故，如“圣经”桥段、“牧羊人”桥段等观念是需要观者有一定的宗常识。当然，这无关紧要，重要之处在于导演没有鲜明的立场，高尚的主张等等，也无需让观众接受什么，这恰恰是《低俗小说》纯文本叙事手法的一种特点，这种境界已经到了纯抒情、纯叙事，不去刻意雕琢人物精神塑造。

应该说《低俗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性是很弱的，诉说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涵盖底层生活形态。但决非某些批评家所言的文化侵略地步，影片呈现并反映的矛盾、表现的暴力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种无立场的创作观念是纯粹的视觉语言的表达。在《低俗小说》中，不同观者有不同解读，正如昆汀的创造手法与科恩兄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这种冷眼看事，冷眼对人的态度贯穿电影叙述之中，这类拍摄手法更以为开创性。昆汀的叙事特色正是因此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先锋”速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方向。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和启迪，《低俗小说》的叙事风格才得以形成，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迅速地占领时代的叙事主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低俗小说》为代表的多元叙事结构已经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视野的拓展

在此之前，电影叙事语言对时空观念的塑造都会有些特定的印记和观念，《低俗小说》的出现对时空观念只是有了一个较为笼统和模糊的概念。并不是只重故事而不注重社会内容，其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戏剧巧合正是迎合电影观赏者的第一手段，但是在电影环形叙事结构和节奏上，情节被作为叙事语言的第一兴奋点，着实是研究者不愿去面对的。如《低俗小说》中角色一般在大的气氛下出现滑稽的窘态，但并不令人捧腹，如角色的正义，价值观都不从体现的情况下让观众站队，判定的一元观念由此产生颠覆，纯故事情节的取胜，大量的篇幅用来描写人物的善与恶，却以轻喜剧和幽默的手法来促成。如小甜心一角色可笑，反倒令人为之揪心，吸毒之后的休克使观众也有施救之心。社会意义在电影中基本被淡化和漠视，或者认为导演刻意回避又不见踪影。

在不断渲染故事的戏剧和转折中，主人公身份角色的突变和倒置。导演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来刻画角色之间的联系。如拳赛之前黑社会大哥的剪影化处理，杀手杀人后的朗诵，都是一种对现实善恶观念的不置可否。

二、打破封闭式的传统叙事结构

通常来看，电影无非就是讲故事，一个故事的好坏和一个讲述者综合起来的艺术。而《低俗小说》的叙事是将故事打乱之后随机整合起来，使之独立又有联系，这些关系又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跳跃式的，不可捉摸的怪诞之拼接。以昆汀的作品来看，他所代表的一种意识形态，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开放式，如将事物、事件、时空观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任其自由发酵，优点在于这样的故事很精彩，且有推理的喜感。缺点在于时空观念的错位使观众也有一种摸不到头脑的疑惑。当然，时下我们已然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视觉冲击，但是推到该片上映之初，我们的观念尚未改变之时，这种叙事手法使我们迷茫和无所适从。电影叙述若是沿此道路走下去，就会大大减少其可信性和故事趣味，所以打破封闭式的叙事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科恩兄弟和昆汀在电影叙事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电影艺术由“讲故事的人”到“听故事的人”有了角色的转变和互换，那就是导演和编剧正试图站在观众身边来分析角色之间的联系，故事的包袱如何安排，更注重观众猎奇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此点更多体现在《杀死比尔》中。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低俗小说》的开头本来是几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平行进行，绝于交叉的，但是每个故事都有“意外”的出现，才促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正如故事结构简单得难以置信，一切均靠意外事件来进行展开。这种潜在逻辑推理的暗线手法一直持续到故事结束。这类题材故事的叙事手法被日后的影片屡屡借鉴，仍旧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犯罪电影的固有观念。

在正统的封闭式黑帮电影中，的确缺乏喜剧和荒诞的成分，但也同样缺失逻辑和分析。如《教父》的情节并不引人入胜，而是靠演员的大量语言对白来征服观众，对性的描写少之又少，而在昆汀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调情场面和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很难肯定这究竟是受什么观念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性的成分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是观念和电影之间互相综合与社会接轨演讲所共同造成的结果。

三、武侠因素的引入

黑帮和武侠本来都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体现某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虚构的偶像。在中国黑帮是和武侠有较大区别的，但在欧美文化圈，以“佐罗”为代表的侠客情怀已是深入人心，黑帮不是恶势力的代名词，相反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帮题材的故事叙事手法上更倾向讲其内心的善，而不是颂扬其做的恶。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和政客和警察的“对垒”与“角力”，在昆汀影片中，杀手即是杀手，不掺杂太多的崇高、梦想。在他的角色里，更多的是对“伪绅士”的嘲讽和戏弄。

正是由于《低俗小说》中拳击手的角色，自嘲和反讽意味是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角色大放光彩，由一个无立场的自由角色变得令人尊敬和为之感慨，那是由于该角色的塑造上有“侠”的精神。如他不服从安排，只身回旅店取金表，义救黑帮大哥等故事情节都无疑在佐证《低俗小说》侠义的成份。

常常翻看好莱坞成立初期电影家所创作的影片，构图饱满，设色艳丽而常用背景音乐铺垫或作品呈现巨大的仰视感，刻画人物倾向高大富有生活气息等等。这种取景特点延续多年，至今仍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形式和常用语言。这一时期审美取向是力量和稳定的，这类可以捉摸和玩味的音乐与色彩组成的画面带有传统歌剧的趣味，正是这种浓烈的装饰味道更加拉大当代电影和传统戏剧的表面联系和塑造手法。若以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来分析，每个时代的艺术特点可以不相同，甚至毫无关联性、传承性等等。通过类似的文艺现象可以深入具体地解释审美者与参与者二者之间对艺术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和微妙的心理感受。这类审美趋向，通常是在“日常性积累”的作用形成的。而《低俗小说》的叙事语言正好完美阐释了艺术特征的“日常性积累”。

篇5：小说语言特征

说通过刻画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社会是形成人物性格的摇篮，从情节整体入手，通过分析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挖掘其社会因素是理解小说的主题常用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品味“特异语言”，探究主题。“特异语言”即特别的、不同平常的语言，包括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中人物的语言。

一、语言矛盾之处。

《故乡》第59段，闰土见到“我”时，“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欢喜”与“凄凉”是矛盾的。“欢喜”是为什么?――见到了儿时的好友;“凄凉”是为什么?――二十年的世态炎凉使他感到痛苦、难堪，与“我”的境况相比，自惭形秽。“欢喜”是人之常情，“凄凉”则是社会使他苦，并深刻于他心。此时他的心情是多么复杂，本能的“欢喜”与社会造就的“凄凉”你争我夺，让闰土很是为难。联系后来对“我”称“老爷”，可以看出是“凄凉”胜了。这样，矛盾趋向了和谐。官、匪、兵、绅、多子，使闰土饱受肉体之苦，而封建思想和等级观念又使他受尽精神折磨。他的“凄凉”根源就在于此。我们不难理解社会对闰土的影响之深，以至于如此细小的地方都得以显现。

《我的叔叔于勒》，母亲对买牡蛎这件事的表现：内心舍不得花钱，又让买，嘴上还说吃多了会生病。

我们只有通过分析表面上矛盾的语言，找到矛盾的原因，才会发现矛盾的内部是和谐一致的。作者叙述语言的矛盾是表达的需要，而作品人物言行的矛盾是人物性格使然，我们可以通过发现矛盾，探究矛盾的原因，进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

二、着意修饰之处。

《故乡》第二段写景物

71段，“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有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59段，“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

68段，“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

“终于”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结合语境看两处均隐藏着闰土的心理斗争：第一处闰土在到底该叫什么，依幼时的情谊该叫“迅哥”;依等级观念该叫“老爷”，最后叫了“老爷”，这期间，其心理斗争是激烈的，结果是等级观念占了上风。由此可以看出，等级观念对闰土的影响之深。我们进而可以透过闰土这一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窥当时社会之一斑。

同样，我们也不难通过对闰土“终于”就座这一行为的分析，看到其内心世界，并进一步从社会身上找到造成他这种怪异的性格原因。

三、有悖常理之处。

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人物不乏有悖常理的表现。而现在看来不合情理的言行，在当时当地却在情理之中。是社会使不合情理的尽在情理之中。因此，通过分析人物言行有悖常理之处，可以触到当时社会的.“痛处”。

闰土见到“我”称“老爷”，并不使他淡忘了幼时的情意，而是当时社会的“毒瘤”――封建等级观念作怪，扭曲了闰土的灵魂，便有了许多有悖常理的言行。逆而推之，类似焦叫“老爷”的言行并不是闰土心甘情愿的，而是森严的等级观念在他脑子里已根深蒂固，并左右着他的言行。

菲利普夫妇见到于勒“躲”

胡屠户女婿进学挨骂，女婿中举被打。

同一人物在不同时候，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德拉平时很“抠”，卖头发时却急急匆匆，并不讨价还价。

四、模糊空白之处。

篇6：80年代小说的思想特征

20110211 25 何柳青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着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小说画廊。

（一）伤痕文学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70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揭示的是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

主要作品有：郑义的《枫》、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韩少功的《月兰》等。

伤痕文学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文革十年**给人民带来的伤痕：一是精神意识的荒芜与畸形；二是心灵情感的压抑与残缺；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美丽关系的严重破坏。这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和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带有文革泄愤的倾向，缺少深刻的悲剧性思索。但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

二、人们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

三、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

四、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但伤痕小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二、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作品的情感表露也趋于肤浅。

三、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四、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早期的“伤痕文学”主要表现祖国在**之中的巨大灾难，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爱的痛苦与失落以及人的非人遭遇，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作品中充斥着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思想深刻：

一、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并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

二、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

三、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人物，描写了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

（二）反思文学

在伤痕文学的同时，一批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主张进行深化，对历史进行悲剧性的反思，创作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史称反思文学。反思文学的两大主题：一是人民的主题，确立的人民--上帝的观念；二是人的主题，使新时期的文学进一步走向了人学。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茹志鹃《被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比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目光更为深邃、清醒，它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历史经验的高度揭示文革的荒谬性和对“人”的全面伤害，主题深刻，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主要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被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高晓声的《刘顺大造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人生》、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

反思文学中的反思包括三种方式：历史反思、现实反思和生命反思。同时表现出三种特点：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纯粹理性。表现为两种美学追求--理性化和悲剧意识。反思小说的主题丰富，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揭示建国以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第二、反思了普通人的历史责任问题。第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控诉左倾思潮对人性的毁灭，歌颂人性与人情。

反思文学的思想深刻：揭示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人们在精神上的烙印；反思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生活的各种运动和“左倾”思潮给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表现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扭曲的人格或不健全的文化心理以及国民性的剖析和针砭。

（三）改革文学

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磅礴的气势开了改革文学先河。小说关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以及带来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改革者的形象塑造。

改革小说的题材分为农村和城市，代表作如下：

一、农村题材“改革文学”代表作：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乡场上》、王润滋《鲁班的子孙》、张炜《秋天的愤怒》、《古船》等。

二、城市题材“改革文学”代表作：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男人的风格》、王蒙《坚硬的稀粥》等。

改革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热忱呼唤改革，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及时快捷和持续的反映和描写；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与人，真切地描绘出改革是一个夹杂着无数挫折、失败、困惑，但有高扬着理想希望的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创造了一批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

改革文学调整了文学反思历史，向后看的视点，使文学“回到当下”。但与历次的文学当下关注相比，这一次文学的功利主义、功利话语与审美结合得比较好。体现在一是对改革的阻力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和思考，文学较好的表现了落后与发展之间的物质、精神冲突；二是对改革的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进行了全程式的关注。三是探索具有理性，文学而不再是感性支配下的政治参与。

（四）寻根小说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小说的基本言说，采用了其所处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境下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其所具有的启蒙功能主要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它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而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则是超越了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学的思考。

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文学史上称为“寻根”小说。

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树王》、《遍地风流》，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冯冀才的《神鞭》等。

寻根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寻根文学的意义：

一、它导致了小说由以往所关注的社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变革，使小说由当代社会生活的仆从成为广阔的文化与人性领域的探索者。

二、在小说的艺术层面上，寻根运动使小说摆脱了一个遵照生活逻辑与客观时空逻辑进行写作的时代，也摆脱了一个社会政治的话语时代，而开启了超验的和“虚构”的时代。

寻根文学的影响及局限

影响：寻根文学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文化意识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政治视野；二是寻根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打破了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单一格局，在语言文体、隐喻象征、叙述方式、作品结构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表现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局限 ：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这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

（五）先锋小说

在寻根文学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种重视叙事的实验，在创作上表现出强烈实验性的先锋小说。文学史上有“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等不同称谓。主要作家有：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西海的无帆船》（1985），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平静如水》、余华《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古典爱情》、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以及叶兆言、北村、林白、海男的小说等

先锋小说的创作特点：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先锋文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独创性、反叛性与不可重复性，因此，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是体现在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

（六）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指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分期分为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前期多数作品着重表现普通市民庸常的人生状态。代表作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及与之一起构成“人生三部曲”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方方的《风景》、《黑洞》等。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作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对历史叙述的挖掘。代表作如池莉的《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凝眸》、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等，这些作品形式上仍旧采取近乎“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方式和不作主观评价的平行叙述角度，主题上力求在虚拟的背景中建立一种新的历史眼光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1.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2.主体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3.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

新写实小说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极大地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内涵，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对象，深化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为以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经验。其次，新写实小说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渲染，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框架，笔下的人物真实、自然，富有人情味，给人以亲切感。这就使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摆脱了人工雕琢的痕迹，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贴近人性真相。

从整个文化思潮背景来看，80年代中国文坛受西方哲学、美学影响最大、最广、最深刻的是现代主义，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是对80年代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上帝死了”、“力比多”、“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观念或浅地渗透于80年代的小说创作之中。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对中国新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十八世纪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对于80年代中国文坛的影响已渐去渐远，几十年来在中国被压抑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念在80年代也获得了舒展，传统的、凝固的现实主义观念被打破，多元格局形成，“人”的观念的变化，是80年代文学最大的变化。

80年代中期以后，萨特存在主义也受到关注，“存在先于本质”论、“自由选择”论以及关于世界是荒诞的等思想理念，深入中国文学创作界，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人的尊严、当代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诞感，选择，寻找的主题，这些存在主义思想渗透在80年代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现代主义，同长期在中国文坛雄踞主流的现实主义思潮形成相峙互补，小说创作中的先锋、实验意识日益增强，现代主义 倾向日益明显。王朔、余华、苏童等作家在80年代后期创作中，都显示了中国实验小说的现代主义倾向中包孕了后现代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