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君教育机构融资

和君教育机构融资（精选3篇）

篇1：和君商学院，不一样的精英教育

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有很多著名企业都开办了自己的商学院或大学，用于对经理、员工和客户进行培训与再教育，比如惠普商学院、摩托罗拉大学、王府井商学院、海尔商学院、华为大学、中国移动通信管理学院、国美管理学院、中粮集团的忠良书院等。这些企业学校，对公司的事业发展和员工的个人成长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也是社会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受此启发，和君咨询举办的和君商学院启动了。

和君商学院的教学内容聚焦于企业管理和投资投行领域，特色是把知识学习与实战应用紧密地结合起来。授课老师主要是一直战斗在业务第一线、在中国商界风里来雨里去的和君合伙人或资深咨询师，他们大多具有一流大学博士学历，科班功底好，而且实践经验丰富。和君咨询每年接手数百个管理咨询或投资银行案例，涵盖企业管理和投资投行的各个层面，比如战略规划、组织流程、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并购重组、财务管理、公司治理、企业改制、上市、投融资、产业分析、证券分析、Venture Capital & Private Equity，等等。案例极具时效和质感，原汁原味，情景真实，问题鲜明，解决方案活灵活现，授课老师将这些案例导入和君商学院的教学之中，并庖丁解牛般地进行归因解剖和当场应验。这种基于本土商业原生态案例的实战性商学教育，与言必称迪士尼、麦当劳、GE、西南航空、DELL电脑等舶来案例的教学，大异其趣。结果，和君商学院的教学讲座，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全国各地很多企业老总、京城各大名校的很多EMBA学员慕名前来和君听课，无不称好，赞不绝口。按学员口碑传誉的说法，那远不止是知识的学习，还是思想的震撼、视野的革命和商业境界的升华。

和君商学院的定位很明确：第一，为和君集团物色、选拔和预培训管理咨询与投资银行人才；第二，为和君的广大客户物色和培训职业经理与专业人才；第三，条件许可的时候，为社会提供商业人才培训服务。为此，参加听课的学员构成五花八门、有教无类：第一类是和君员工——从和君的最高级合伙人到新来的分析师、咨询助理或实习生；第二类是和君客户——从大型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总裁到中小型企业的中基层经理；第三类是和君的社会友人——从亿万富翁到职场新人，从官员到学者；第四类是经和君的招生程序考察录取的在校学子——从北大清华中科院到人大贸大北师大。对所有这些学员，教学都是免费的（从2011年开始，我们在继续举办免费班的同时，也陆续举办收费的企业总裁班、董秘班、和君商学在线班等）。前三类学员，因为工作或职责在身等原因，不可能脱产专心或专职于和君课程的学习，所以不纳入教学管理，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工作日程和知识需求自主决定听课。对于第四类学员，为了避免学生陷入吊儿郎当、自由散漫和无秩序的状态，和君从招生开始就严格选拔，录取之后进行教学管理。学生在学期间，可以到和君实习；毕业求职的时候，优先进入和君咨询从事管理咨询职业或投资银行业务，也可以由和君推荐到客户企业那里去就职，当然也可以自由谋职。对品德优良的学生，和君咨询会提供职业辅导、谋职推荐和出国留学推荐。这样，既有助于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同时有助于解决和君公司和客户企业的人力资源供给问题，促进了多赢效果的形成。

和君课堂，就像是一场艺术盛宴

中国古代的教学活动，是很有讲究的。精神立场上讲究诚心、主敬、师道尊严、少长有序，自不必说，而讲学的时候需要焚香沐浴、更衣行礼，那也是常有的事情。时代走到今天，我们的课堂风气，已经是道统渺茫，足可让人感慨嘘叹了。

全面复古已不可能，也无必要。但和君课堂希望能够多少回归一些中国教育的古典风格，倡行课堂礼仪，每堂课都以正心诚意和肃穆正式的方式举行。首先，授课老师和所有学员，无论身份，一律需要仪容整洁、正装净雅。衣冠不整、头蓬身垢者，一律谢绝进入和君课堂。上课开始时，班长朗声喊：全体起立，奏国歌。国歌毕，全体学员向授课老师一鞠躬，齐声说：老师好！讲课尾声，老师宣布讲课内容结束时，全体鼓掌，班长朗声喊：全体起立。全体学员向授课老师一鞠躬，齐声说：老师辛苦了！然后全体落座，古筝曲《高山流水》响起，大家正襟危坐，在古雅音乐背景下，闭目静思三分钟：系统回顾一遍讲授内容。音乐毕，始散场。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礼崩乐坏，人们心灵迷失已成社会沉疴。鉴于对这种世象的忧患，和君的精神立场充满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礼序的怀想，极力提倡古典式的内修文化和师道尊严，学生当尊师如父，老师当爱生如子，师生双方当以恭敬之心守分内礼节。和君倡行课堂礼仪，实乃用心良苦，冀以身体力行来引导和表达对中国古典文明的回归，亦图通过一些正式礼仪的运用来敦促大家意识到，主敬当为修身之要，唯有恭敬之心，方能不致于自我迷失，精神流浪。

想想看，在今天这样一个躁动不安和急功近利的年代，你长时间患得患失地奔波于考场、商场、官场、情色场或名利场，每每感到疲惫不堪、迷茫困顿、消沉厌倦。就在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周末，你沐浴更衣、精神爽朗，带着一种古典的心情去参加一场和君讲座。一进场内，个个仪容整洁、风华正茂、青春飞扬、求知若渴、积极上进，俨然就像是参加一场知识的盛宴。全体起立，奏国歌！一切就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思想旅程和知识充电之后，激动、感悟和思索尚未静息，而那首清雅了千年万载的古筝曲《高山流水》临空响起，带你穿越时空，就在闭目静思的三分钟里，你仿佛回到了诸子百家的春秋时代，又恍若走向了深邃渺远的人生未来。这时候，歌德说的那种幸福，就在你的心灵深处摇曳而荡漾。歌德说：“在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是幸福的。”

篇2：白杨大姐和君超导演

当时，电影系统在宝山办了个上影农场，并饲养了一些生猪，既可让“知识分子”到农场“劳动锻炼”，又可为职工们提供一些副食，真的是一举两得。当农场杀了猪并供应给各厂时，职工们犹如过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在东部厂区办公室内聊天的人们，不知听了谁一声招呼：“十一点半了，快去排队呀！”人们便一哄而散，连走带跑地涌向马路对面的食堂，我也随着人流进入食堂排队，等候那让视觉嗅觉和味觉都得到充分享受的时刻。

窗口还未打开，我举目望去，咳！许多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明星”级的艺术大师们都赫然进入我的眼帘，那一排当中不是演员夏天嘛，在他身后是朱莎吧！嗨，大名鼎鼎的艾明之、卫禹平和凌之浩也来啦……正在举目四望时，忽然眼睛一亮，排在我前面相距四五个人的居然是大明星白杨呀！只见她正在和别人聊着什么，笑眯眯地显得大方而亲切。

未几，窗口打开了，在这个窗口值班卖饭的是炊事员包金松，他手脚飞快地打菜饭、收饭菜票。到了白杨时，包金松麻利地将盛在菜盘中的一块红烧五花肉倒在白杨的饭盒里。这时，有人打趣道：“白杨，你这块肉比别人的大，是包金松特别照顾你吧！”白杨笑了，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大概吧！”微笑着走了，一边还不停地与大家点头招呼。

于是，白杨大姐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方、庄重、和蔼而又亲切，既不失大明星的风度，又绝对没有什么“架子”。

我认识了她，但与她并无交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有了合作的机会。

她担任上海明星艺术团副团长，随我去新加坡演出，这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是让我难以忘怀的。

论年龄，论资格，论从影时间，论艺术造诣，我只能算是个“后生”，而白杨大姐的的确确是位前辈，请她来担任我的副团长，合适吗？但这是电影局党政领导班子研究并决定的安排，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白杨。

我将中侨集团林日顺邀请我们组成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的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她马上回应说：“这是好事嘛，我上次去新加坡，林先生就说过这件事，现在由电影局出面来组织，就更好了。”

我说：“局里想请你和谢晋担任这个艺术团的副团长……”

她显得很高兴，说：“你来当团长，我们一定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白杨大姐一下子就消除了我的尴尬，我觉得什么解释的话都用不着说了，便对团员的构成征求她的意见，而且没有费什么劲就与她达成了一致。

我便趁机问：“白杨大姐，您出个什么节目呢？林先生很希望你亲自登台，满足新加坡人的希望。他对我说：‘白杨女士在新加坡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新加坡人都记得她，尤其她上次来新加坡时给观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她一定要有节目！’你一定要来一两个节目……”

她想了一下，说：“我上次访问新加坡时，创作了一首小诗，题目叫‘我见到了新加坡’，我可以登台朗诵这首诗。”

这时，她的爱人蒋君超导演从旁插了话：“如果能请人作曲，谱成一首歌，岂不更好。”

我和白杨听了，都说这是个好主意。后来，我请作曲家金复载写了曲子，白杨听了演奏和试唱之后很满意。这首小诗和写成的歌便成了我们在新加坡演出时每天必定上的“开锣”节目，受到新加坡人的热烈欢迎。

根据谢晋的提议，不仅将白杨的朗诵定为每场演出的“开锣戏”，而且让吴雁泽演唱了这首歌，取得了更为轰动的效果。白杨后来将小诗加了一个字，更名为《我又见到了新加坡》，赋予诗作更好的含义。

我调到上海市文联工作后，与她的联系与合作空前地多起来。比如：接待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接待外国电影界人士代表团等，往往都请她出场，她的不俗谈吐、她的仪态大方、她的举止端庄，都为我们接待方加了分。尤其是，她有很多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朋友，她善于利用与这些友人的交往作话题，使对方很快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而我则暗暗地为她的“外交风度”竖起了大拇指。

在文联组织的、有她参加的活动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参加的慰问太浦湖工地劳动者和对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慰问演出。

在筹备这些慰问活动组团时，我都请她担任团长。第一次请她时，她认为还是由我这个书记当团长为好，当我说明请她带队的意图——由一位在艺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来领军比我这个行政主管担任团长更有代表性与权威性，会在被慰问对象那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产生更积极的影响。经我这么一说，她便不再推辞，以后再请她时便不用我再解释了。

从太湖开出一条大河到上海，是解决太湖周围水患的一项重要工程，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军民奋战在这个工地上。我们文联组织了文艺家们到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对鼓舞士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许多著名演员踊跃报名参加，成了“知名演员最多、演出水平最高”（工地广播新闻用语）的一次演出，而白杨大姐在演出前的讲话，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倾注了这位老艺术家的激情。我记得，她是用这样的话结尾的：“战斗在太浦河工地的同志们，在你们的背后，有超过1000万的上海人民，也包括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我们一定用自己在不同岗位上的努力，来支持你们胜利完成这件关系到江、浙和上海安危的重要工程！”虽然，她讲话的全文我已难以复述，但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却从未在我记忆中消失。

1994年冬，白杨中风了，我闻讯后与时任文联党组成员、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的刘泉同志去看她。这时，她的丈夫蒋君超已先她而去，我们在见到她之前特别担心她的情绪不佳。但在见面之后，我们发现她虽然活动和说话有些障碍，但神志安详，穿着整洁，情绪正常，思路也比较清楚，使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我们在询问了她的病情后，请她注意休息，说了“吉人自有天相”这类安慰的话，她也连连点头称“是！”这时，刘泉有些“技痒”，说：“我最近给几个人发过功，有些疗效，给你发发功怎么样？”

白杨一听，笑着说：“好呀，你试试！”虽然中了风，但她的笑仍像往日那样的灿烂。

刘泉在运了一阵气之后，便对着白杨的头部、臂部发起功来。我虽然对刘泉的功底不清楚，但内心希望能够在白杨身上奏效。于是在刘泉收功之后问她：“怎么样？”

白杨试着动了动身躯说：“唔，轻松多了！”这当然使我和刘泉很高兴。但我没有想到：这是我们与白杨的最后一次对话。不久，她进了医院，待我去看她时她已不能言语了。

以前每次去白杨家，都能见到君超先生。记得“文革”以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张口就问：“怎么样，还在研读鲁迅先生的诗吗？”见白杨有些诧异，便告诉她我俩同在“隔离室”时讨论读鲁迅诗作的往事。

白杨大姐听了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胆子也够大的，当时的处境下，你们有什么资格谈论鲁迅和毛主席的作品呀。”又有点后怕地说：“幸亏造反派不知道，要不然，这岂不是斗你们的好材料！”

白杨大姐的话并不错，但她可能没有想到，正因鲁迅的诗，才使我与君超导演在情感上得以沟通并能建立友情的呀！

在那“十年动乱”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我的“待遇”逐步升级——从“羊棚”而“牛棚”，到1969年的5月，又进一步被“造反派”隔离审查，被“关”在漕溪北路天马电影制片厂传达室后面一间屋子里。先后被关在这里的有著名摄影师黄绍芬、著名导演汤晓丹、演员剧团的金乃华等人，宣传部长杨永直也在这里关了个把星期，而我，则在这间斗室中被关了整整一年。

大约在1969年的8、9月间，蒋君超被押了进来，在这之前，我们曾见过一面，那是我从川沙“四清”工作队调回厂不久的1966年6月。那时“文革”已拉开序幕，正是“山雨欲来”之际，但尚未发生过激行动。我们去华山路白杨的寓所去探望白杨，适她外出，蒋君超接待了我们。

初次见面，觉得此人谈吐不俗。当时，他正在家中等待白杨回来晚餐，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了几副刀叉，我心想：这对夫妇的生活倒有几分“洋味”，大概是蒋君超曾久居香港，从那里带回来的生活方式吧。这不大的厅堂，却充满了温馨的气息。然而这种“温馨”很快就被“砸得个稀巴烂”，白杨不知被“何方神圣”带往何处，他也在劫难逃，如今被“关”了进来，这分明是受了白杨的牵连，而他的资产阶级身份，也无疑是造反派们可以任意处置他的根据。

我虽然认识他，也曾在心中称赞他温文尔雅，有学者风度，但在他来到隔离室的初期，并不想与他搭讪。我当时已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可在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左”的思潮也占据了自己的身心。我对这位被“造反派”斥之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蒋君超，自然产生了距离感。事后来看“左”的那一套，多么坑人，而且是那么广泛地毒害人的心灵！

但是，这种距离感在鲁迅先生的诗句中被缩短以至于完全消失了。这话从何谈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成天被关在隔离室，自然是十分无聊的，毛选已通读了一遍，有的篇章还重读过，像“老三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都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于是便在鲁迅先生的诗作中寻找思绪可以飞越隔离室的乐趣。此所谓“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也。

一天晚间，熄灯号已播放过了（那时，造反派搞军事化作息时间是在喇叭中播放军号的），我仍未入梦，便在口中念念有词：“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然后咀嚼着诗中的意境，颇觉自在。

躺在我左侧床上的蒋君超却忍不住了，好似自言自语地说道：“这首《无题》，高度概括了当时的时局，鲁迅先生有一支如椽之笔呀！”

就是这些话，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便问他：“你也喜欢鲁迅的诗？”这明明是一句多余的废话，他若不喜欢，能如此赞美这首《无题》吗？这种“明知故问”不过是以话搭话的“由头”而已！

蒋君超果然答道：“我很早就爱上鲁迅先生的诗，他的诗，敌我分明，用词十分犀利，感染力极强。不少诗作又都表明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接着念道。

蒋君超跟着说：“对！”接着低吟起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并说：“这爱国之情、报国之心，跃然于纸上了，是何等的胸怀与气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对人民革命事业的信念，都足以证明毛主席称他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他谈到这里，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这样一位被人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造反派”口中还要加上反动二字并早已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居然对鲁迅有这样的评价，使我刮目相看了。

我便趁机问他：“‘所思美人不可见’中说的‘美人’指谁？”

“泛指革命者呀。蒋介石在雨花台杀害了几十万革命志士，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共产党员，他们被迫从武装斗争中退出——断戟被埋了，但他们的战友在有形的、无形的战场上与反动派战斗着。鲁迅怀念他们，寄希望于他们……”

我又问：“‘寄意寒星荃不察’中的荃应该是一种香草，古人是拿她来比喻君王的，鲁迅在这里是指谁呢？”

他说：“应该是人民。当时的民众需要革命者的大声疾呼，让他们觉醒。鲁迅其实也正在这样做。他把比喻至高无上的君主的荃来比喻民众，可见他对人民的期望有多高。”

鲁迅对人民群众怀有炽热的情感，他对柔石等革命文化人感情则格外深厚，于是我说：“鲁迅在得知柔石、胡也频等年轻的友人遇难后，曾在悲愤中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的骨头的确是最硬的，在那种‘风雨如磐’的岁月中，反动派的屠刀高高举起的时刻，他公开声明要与反动势力血战到底，即使身陷‘刀丛’也要为真理而献身。他用自己的笔作投枪、作匕首，直刺反动派的心脏。这是中国人在死亡威胁前挺身而出的巍然正气……”

“你说得对！”蒋君超分明同意我的看法，“鲁迅的好多诗句和文章都一再证明这一点。我还喜欢他另外几首诗，如《赠邬其山》《南京民谣》等，可谓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一看就懂，谁都知道诗的矛头所向。这些反动成性的家伙‘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不能改变他们嗜血的本性。‘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把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号，干着背叛孙中山事业的丑恶嘴脸揭露得痛快淋漓，活脱脱地勾画出他们假作正经的强盗本质。在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情况下，他能这么写真不容易。这是要有一副铮铮铁骨才能做到的！”

以此为开端，我们成了在隔离室中“高谈阔论”的伙伴，从鲁迅的作品谈到毛主席的诗词。我们都认为：毛主席的诗大气磅礴，让许多诗人相形见拙。他对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也是倒背如流，对一些诗句赞不绝口。他说：“除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是断断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我们之间的交谈，让我发现这位被“左”派人士放在对立面的先生，居然对毛泽东是那样地崇敬，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蒋君超先生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在影片《人道》《共赴国难》《良宵》《青春》等11部影片中担任角色，与他合作过的导演有朱石麟、杨小仲、费穆、庄国钧、卜万苍等，演员有阮玲玉、林楚楚、黎莉莉、金焰、刘继群、韩兰根等，在姜起凤导演的《除夕》中，他与陈燕燕分任男女主角，表明他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去香港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但未有良好机缘，又辗转于重庆、昆明等地，于1945年后到香港定居。这一期间，他参加拍摄或导演的影片共有23部以上，其中的《血肉长城》《游击队进行曲》等贯串了爱国的内容，而《孤岛天堂》《卿何薄命》《赛金花》《大雷雨》等都堪称上乘之作。同时，他还在香港经营了自己的电影院，投资创建了电影制片公司，成为艺术家、企业家“一肩挑”的罕见人物。

在进步电影人的影响下，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了初步的认识，当全中国解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时，他听从了周恩来总理的召唤，毅然于1949年回归祖国，企望对新中国电影事业有所建树。因而，他对鲁迅有那样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诗词有如此高的评价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但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回到上海后仅仅在张客导演的《农家乐》和汤晓丹导演的《胜利重逢》中当制片，与孙瑜合作导演了《乘风破浪》，以及在《风流人物数今朝》中有过一些工作，就再也没有演过或导过任何影片了！无疑，因为他被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怎么容得他来“占领无产阶级电影阵地”呢？他被“挂”了起来，而且“挂”了一辈子。我们可以从他的遭遇看到“左”的路线是多么地无情，又是怎样地作践人才的。

我至今仍然感谢“隔离室”中的难友们，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人向造反派告发我们妄议鲁迅和毛泽东的诗作，岂不要立刻被揪了出去，怒斥我们狗胆包天，“反面人物”岂敢亵渎革命作家与革命领袖！乃至被看做“阶级斗争新动向”，誓将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后果真不堪设想。

蒋君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风，一次我去他们家时，他已语言不清了，还断断续续地问我：“对鲁迅的诗，有什么新见解。”不料，这却是我们最后一面。1991年5月，他就先离白杨而去了。

时间老人又走过了四个年头。1995年听说白杨大姐住院了，我约了曾参与创办上海电影图书馆的邱忠毅到华东医院去探望她。不料，白杨大姐已昏迷不醒，但我看到病重中的她“睡”得那么安详、那么庄重！

我们献上了鲜花，我俯身在她的耳畔轻声喃喃地说：“白杨大姐，我们来探望你，希望你早日苏醒过来，祝福你迅速康复。过一阵，我们会再来看你。”但没有料到，这却是我们的永诀！

篇3：和君咨询集团副总裁王昱

金融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表示：“经济回暖时间是漫漫长夜，2008年次贷危机造成的连锁反应所带来的后果，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化的。”

在经济弱复苏的环境下，中国企业能否走出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和君咨询集团副总裁王昱在接受《支点》杂志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能否走出危机，首先要判断全球经济发生了什么？中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企业家又做了什么？

落后遭淘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

《支点》：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企业挺过了危机，发展良好，还有很多企业处于亏损状况，对此您怎么看？

王昱：要把亏损作为常态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周期性的跌宕，来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市场上保持着适度的落后产能的淘汰，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

为什么很多企业觉得日子不好过？因为时代变了，企业所处的环境也变了。很多企业家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30年前，那时生产要素价格便宜，企业通过非法用工、排污等方式降低成本，掘到第一桶金。

现在是一个大觉醒时代，社会在觉醒，民众在觉醒，技术也在觉醒，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交通等迅速发展。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去年还在谈论微博，现在已经在讨论微信了。

大觉醒会推着政府和企业进行改变。在大觉醒时代，如果你还在沉睡，就应该被淘汰。如果你还在装睡，那你就别醒了。

在这个时代，企业家如果不觉醒，就管理不了你的员工，商品不对路，就无法吸引你的客户。如今，产业结构上有大量落后的产能，社会需要的商品没有生产，却生产了很多过剩的商品，结果当然是卖不出去。社会在进步，企业在为谁服务？80后、90后在想什么？这些问题是企业必须要研究的。很多企业在战略上还不清晰，这是很大的问题。

企业陷入困境的四大原因

《支点》：很多企业反映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比如成本太高，市场太难做，这是企业自己的问题，还是社会环境的问题？

王昱：首先，企业承担了大量的隐形成本。比如，目前各部委有1700项行政审批权，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减少三分之一审批项目。行政审批会带来大量寻租，层层加码使得很多企业想搬到行政审批较少的城市去。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如果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搞关系上，就很难更多地思考市场和服务客户。因此，精兵简政、给企业减负非常有必要。

其次，外部的资源配置环境存在问题，比如社会的资金配置。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年年提，而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事实上，市场、资金等都很聪明，会找到最有效的配置方式，这就需要寻找市场的力量。

第三，人才问题。社会没有给人才提供好的创业环境。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环境还不错，90年代有大量知识分子、国企企业家下海，而现在，社会给80后创造了什么环境？有没有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因此，很多企业不要抱怨人才不好招、不好留，是你自己不懂得学习。

第四，管理水平差。在管理上，中国企业要向日本丰田公司学习，丰田负担了最贵的土地、环境和资源成本，却生产出世界上最便宜的车，可见在管理上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如果一味抱怨市场不好做，能有多少时间放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企业家的管理水平还很差，如果不改变就会被淘汰。

中国企业还有比较优势

《支点》：在经济复苏缓慢的大环境下，您认为未来中国的企业还有没有竞争力？

王昱：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原来的全球分工格局是：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和中东是资源提供国，美国、欧洲是资金、技术和全球规则的提供方，原来的亚洲四小龙、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则提供劳动力。

2008年以后，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资本提供方即欧美等国，如今资本也没那么充沛了。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相比之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的人工成本更有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上升，但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也在上升。那么未来中国是否会变成资本的提供方呢？显然目前还不是。中国在资本市场的规则建立、资本配置、监管环境、社会配套组织等方面的能力还很弱。中国已是重要的资本参与者，但想要作为资本主导者，近十年内还有一定难度。

中国的劳动力真的没有竞争力了吗？不能简单下此结论。因为生产制造在进行成本价格比较时，劳动力只是要素之一而非全部，大部分制造业成本中，劳动力价格只占10%以内。一个产品在全球形成竞争力取决于多种要素组合，比如土地问题，从工业用地的角度看，中国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备的工业用地机制。而很多东南亚国家，也许劳动力比中国便宜，但征地并不便宜，需要大量时间成本。这些国家的社会配套也有问题，比如电力、水、道路、码头、机场等，都不如中国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