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介乱象调查

婚介乱象调查（通用6篇）

篇1：婚介乱象调查

婚介乱象调查

时下，许多单身男女会选择婚介机构来寻找另一半。记者暗访发现，有些婚恋机构对征婚者身份核查不严，有些则高价收取会员费，却不按承诺提供相应服务，还存在会员个人信息核查出现缺失等问题。由此造成当事人被骗感情、被骗钱财的案例不在少数。这些乱象，在目前的婚介市场屡见不鲜。对此，律师表示，婚恋网站需要更详细的法律规定给予约束，婚恋网站自身也应该切实提升信息核查等保障能力。同时，警方提醒，对婚介机构介绍的对象，建立信任不应太草率，要格外小心对方提出的经济要求，当心上当受骗。

实体婚介机构，没有身份证也能先注册

记者通过深入了解，发现如今的实体婚介机构，大多“蜗居”在高层写字楼甚至居民楼内。2017年年初，记者来到北京世纪佳缘西直门门店，进门后，一位自称顾问的中年女子接待了记者。

在详细询问了记者的年龄、职业、工资、房车、婚恋史及择偶目标后，中年女子要求记者填写个人信息。当记者质疑为何只问“贵姓”，却不核实身份，如此草率能否保证信息真实性时，这位自称顾问的中年女子称，“我们后期肯定要做身份核查。但是你既然来了，肯定是以找到有缘人为主，我们相信你的诚意。核查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注册确定合作之后再进行。”

看?者还有疑虑，该顾问又安慰道，“我先把一些优质资源给你看看，如果你觉得有看上眼的再进行合作。至于身份证什么的，可以以后再给我们带来。”很快，这名顾问给记者看了不少男士的资料。

“你可以开一个一万多元的套餐，我们都确保一对一配对的，而且还会根据你的要求推荐具体的人。”顾问称，在她手中成功配对的人有几十对，肯定能给我找到合适的男友。记者以价格偏高为借口准备离开，该名顾问马上称“还有便宜的”，并许诺可以通过优惠活动价格再便宜几千元。记者借口没带钱包得以离开。

缴纳高额会员费，定制服务不“合身”

说起婚介，今年31岁的市民李女士气就不打一处来。“交费之前跟你说她多么专业，介绍成多少对，手里有多少优质客户。谁知道，交完钱就换了个人，售后服务一概不管。随便找几个人来和我见面，个人条件和我所要求的完全不符。”李女士说，今年春节前，她在某婚介机构办理了6888元的VIP服务。本想能够通过婚介找到如意郎君，却没想到找了一肚子气。

李女士告诉记者，本来她只是希望注册免费会员，但在咨询的时候，一名自称“顾问”的女子向她推销办理高级会员。在对方的游说下，她就花钱办理了高级会员。“当时可能被忽悠懵了，就觉得那位顾问很专业，还给我看了会员大数据，很多人条件都不错，我就交了钱。”李女士说，交完钱后那位顾问再三向她承诺，一定会“层层筛选、多方讨论，确定是高度匹配后再安排双方见面”。

没多久，那位顾问便通知李女士与某男士见面。但在见面之前，李女士没有得到男方的任何资料。“红娘对男方的情况是一问三不知，完全不像她说的事先经过详细了解，只是一味要求我去见面。”李女士称，无奈之下，她只能到现场去见面。谁知道，一看连外形都跟她的要求不匹配。

本以为这次是个“意外”的李女士，满怀期待地等待下一次见面安排。谁知道，第二次来见面的男士更是让他失望。“我明确要求为未婚男子，但是来相亲的人却是离异男士。更可笑的是，本来是相亲，此人居然还想把我发展成客户，让我去购买他们公司的产品”。李女士随后立即要求退款，但是婚介却以“已经安排见面，是你自己不满意，后续还有5次见面机会”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李女士将此事发至微博，但是很快接到了婚介的“连环电话”，要求她删除微博才能退款。无奈下，她删除了微博，但婚介还是没有退款。

从事婚介工作已经8年的常女士告诉记者，从顾客进入婚介开始，其实就已经被婚介的工作人员“评分”。“如果来征婚的人条件很好，算得上是优质资源，顾问会主动推荐顾客办理免费会员，将他们当作是‘资料库’，不定时地安排去和不同的人相亲。这样的相亲机会，大部分是在帮着婚介‘壮门面’，成功的机会很小。相反，如果是条件比较差的客人，婚介基本上都会抬高价格，然后通过免费会员来给配对”。

常女士称，正规婚介机构是有很大成本的，如果价格过低，肯定存在隐性消费的情况。“一家正规机构从证件检查、合同签订、收费标准、发票开具等方面都是有要求的，这样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会员质量。如果是那种‘三不管’的婚介，肯定也无法保证客户的质量。”她称，很多婚介会用低价格来吸引客人，但是后期服务跟不上。“相亲市场，大家一般都是普通人，如果碰到条件太优秀的，背后一般都有问题。因为条件优异的人身边向来不缺追求者，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婚恋交友APP，虚假信息也可注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网络相亲的核查力度更是令人担忧。

记者随机从网上下载了4款婚恋交友软件。其中3款只需随意填写“性别、出生日期、地区、婚姻情况、身高、学历、月薪”等信息，即可快速完成注册。虽然网站也会提示“进一步完善信息获得更多展示机会”，但会员只需花60元，便可获得一个月的无限次交流机会。

在另外一个婚恋交友APP中，软件只需验证手机号码即可完成注册。相比之下，另外一个审查较严的婚介APP，要求注册人手持身份证正面进行拍照，并上传身份证的完整照片。但是记者用手遮挡住身份证的个人信息，并只露出半张脸进行上传注册。随后，在网上使用虚假性别、动漫头像以及虚假昵称完善资料。大概一分钟后，APP就显示记者已经注册成功。

在软件上，不到10分钟，便有9名征婚女子通过软件和记者搭讪。记者发现，这些女子的个人信息也并未通过实名制认证。其中一人使用的头像，是韩国某女明星的个人写真。还有人填写的年龄是15岁，个人资料中显示“希望半年内领证”。而这些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等具体信息，只要花钱注册VIP 会员就可以查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婚介交友网站上，隐藏着一些网络色情信息。在婚恋交友APP上，一些个人信息中写着“私聊”等信息。也有女子通过聊天，对记者进行暗示“你喜欢大胆主动的女人吗”，“我的身材很好，你想看看吗”。其中一名女子还赤裸裸地说，“我很主动，可以约”。

这些有色情暗示类的话语，在聊天中屡屡出现。此外，还有人要求记者添加微信或者QQ转移“阵地”聊天，并发送给记者一些衣着暴露的照片。记者添加一名女子的微信，发现在其朋友圈中尽是“成人用品用法示意图”。与此同时，她将记者的婚恋APP好友删除，记者无从查找。很快，她通过微信向记者兜售色情小视频，并称可以提供色情一对一“听指挥游戏”。

市民王女士，曾在一个征婚网站上，被一名自称来自香港的男子，以“网上交友”方式骗走14万元。

王女士说，一个网名叫“等待爱的到来”的香港男士，通过征婚网站不断给她留言，王女士当时出于礼貌开始与他交谈。经过数日的网上交流，王女士逐渐对这位香港男子产生了好感。王女士说，他自称的真实姓名叫唐志文，是香港公民，从事六合彩、赛马工作。网上交往的时候，他发送过来大量的“私人照片”。照片上的这个男子长相英俊、温文尔雅。没过多久，王女士就提出要见面的要求。

此后，这名男子满口答应，并表达了同样急于见面的心情。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只是给李女士打电话，甜言蜜语之余，只字不提见面的事。“那段日子我整天神魂颠倒，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香港男士的异常反应”。在拒绝了王女士第三次要求见面后，这位叫唐志文的人突然向她透露了一个赚钱的信息。“他就突然说，六合彩公司有一个特码奖，它是内部的，只有20个名额，利润能达到1比45。假如申请人投资一万元，扣掉公司的提成，那么申请人就可以拿到36万元。”王女士称当时认为唐某真心实意地为她好，于是就给唐某汇款14万元。

没过多久，一个自称香港赛马会总公司香港六合彩公司投注部的高级经理，给王女士打来电话，告诉她之前投的六合彩特码中了200多万元人民币。但是要领取这笔奖金，还要缴纳5%的公证金，需要再交11万元。王女士突然间感觉有些不安，向周边的朋友咨询后，觉得可能上当了。而此刻骗子催款的电话却是一个接一个。

王女士随后报警。很快，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郑某、林某和另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网络交友实施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这个长期活动在福建漳州、以网络交友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警方一举捣毁。

通过婚介寻找另一半要有防范意识，婚介机构应加强实名制核查

民警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一些特点，男女在交往中要特别注意。民警表示，在婚介诈骗案件中，女性受害人多是有过感情受挫经历的中年女子，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于男性受害人，女性犯罪嫌疑人则多以漂亮容貌为掩护，借索要保证金、诚意金或彩礼进行诈骗。民警称，要避免上当受骗，最根本的是要提高防范意识，如果通过一段时间的网上聊天或煲电话粥就建立起绝对的信任，势必太过草率。最重要的是，在交往期间若对方提出经济要求，要格外小心留意，不要轻易汇款。在未充分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切勿与对方发生任何借贷关系。

警方表示，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不得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内容。若有发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通知企业登记机关；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由备案机关责令暂时关闭网站直至关闭网站。市民一旦发现婚介机构或者网站出现违法情况，应该及时举报。

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立宏表示，市民在通过婚介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应该首先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他称，在进行登记前，要注意核查婚介机构的《工商营业执照》，线上平台则是核查其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这?幼觯?才能保证在有资质的婚介进行相亲寻友。

吴立宏称，用户应该加强自身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从而保护自己的信息及人身财产安全。他称，当前利用婚恋网站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是诈骗、色情类违法活动。用户在网站中应持严肃、审慎的原则与其他用户交流，不要在起初便将自己的财产等诸多情况告知对方，发现有诈骗、色情等可疑用户，应立即停止联系并向网站、政府执法部门举报。

吴立宏表示，根据《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以虚假信息骗取账号名称注册，或其账号头像、简介等注册信息存在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通知限期改正、暂停使用、注销登记等措施。这一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全面实名制建设的正式开始。

国家网信办虽然在“婚恋网站严重违规失信”专项整治工作中，要求婚恋网站必须实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但关键问题是，婚恋网站并未与公安系统资料库联网，不具备甄别会员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权力。所谓的实名制认证，也只是单纯基于身份证信息的认证。但身份证本身也可能不是真实的，这样反而会使网友形成认识误区，以为只要是实名认证就能确保信息全方位真实，结果放松了警惕。

对此，婚恋网站应与用户签订协议，约定用户应使用本人真实姓名进行注册，以及对用户信息和隐私的保护等必要条款。并在法律允许和条件具备的范围内，尽量对用户的注册信息进行审核，发现使用虚假信息的应不予注册。事后发现利用虚假信息注册的，应立即注销其登记，并及时在网站内发布公告，提醒广大用户注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致使其他用户受到损失的，婚恋网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客观地讲，记者在婚介市场看到的乱象并非“触目惊心”，而是太多的急功近利、敷衍了事、欲速不达与“不走心”。在北京这个第三产业已占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九成的城市，婚介服务的成熟度、贴心度与10年前相比，变化的似乎只有形式。

婚介网站或者线下平台，是否能为单身男女做出更多呢？答案是肯定的。更审慎与效率的身份审核制度，更严格的举报和黑名单制度，会极大削减职业骗子的生存土壤，更重要的是剔除那些只想“约炮”的感情骗子，让交友与恋爱更加纯粹。

可这恰恰也是最难的，婚介市场貌似庞大，实则一直缺乏足够的商业基础与价值观支撑。记者注意到，在一些互联网巨头公司，“价值观考核”占比颇大，如果能有一些婚恋平台也引入这种机制，不是单纯以拉来多少“钻石客户”考核，而是注意考核“婚恋顾问”对牵线一桩幸福姻缘的投入度和职业精神，或许这个城市会对职业红娘们赋予更多的尊敬。

需要审慎的，当然不止是婚介，还有所有的参与者。爱情很难指望“高效”，婚姻不是划定几个指标后按图索骥就好，不要带着焦虑与速成的心态去寻找另一半，更不要随便去“垃圾堆”翻找爱情，那里不光有渣男和废品，还可能有危险品。

篇2：婚介乱象调查

姓名：（选择性填写）年龄：

性别：男（）女（）婚姻状况：已婚（）未婚（）离异或丧偶（）

结婚是人生大事，婚庆机构已不再是剩男剩女去的地方，“成人之美”属于大家爱情的发源地，不再为工作繁忙没时间恋爱发愁，不再为身边没有喜欢的人焦虑，美丽的她，年轻的她，成熟的他，成功的他，都在这里，等·····

婚姻是一很个性化很私秘很严肃的事情，为了德阳及德阳周边人们的幸福，感谢您认真的配合做此调查！如果您已结婚或在恋爱中，你和他/她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的？(选答）

朋友介绍（）网络聊天（）偶然相遇（）婚介机构()

1.如有有优良的资源，您愿意接受有偿的婚介（交友）服务吗？

愿意（）不愿意（）

2.您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

觉得很老土，只有找不到对象的才去婚介机构。（）

有亲戚朋友介绍了，没有必要参加。（）

是要收费的，更情愿使用免费的网络交友。（）

自己很想参加，但是怕周围的同事朋友笑话。（）

其他：

3.您愿意以什么形式来选择他（她）呢？

递交资料，红娘根据您择偶标准选择另一伴，然后一对一的进行沟通交流。（）

递交资料后，自己在异姓花名册里选择心仪对象，然后沟通交流。（）

参加“成人之美”机构举行的活动，在活动现场留意自己心仪的另一伴。（）

通过“成人之美”机构不定期举行的单位与单位之间的联谊活动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伴。（）

4.您愿意为有偿的婚介（交友）服务提供支付多少服务费每季度。

10-50元（）50-100元（）100-200元（）200-500元()

5.您觉得婚介中心最重要的是：

诚信（）优良的资源（）热忱的服务（）定期组织丰富的会员活动（）

篇3：婚介乱象调查

在这股热潮下, 曾一度出现了“百人排队办租车卡”“满街都是公共自行车”的靓丽景观。许多专家也对此赞不绝口:“慢行交通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 解决交通问题, 提升生活品质、彰显城市活力的产物。此次的公共自行车建设既环保节能, 又为民众出行提供了方便, 实乃民心工程。”

话说“效果如何, 一试便知”, 运行几年后, 这一民心工程是否真的做到了民众的心坎里?各地公共自行车的现状如何?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只在此路中, 就是不知处”

“无锡公共自行车出现5年了, 全部的租赁点也不足200个, 而近邻苏州辖下一个昆山市的点位就有800多个。”无锡爱派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钟元唏嘘不已, “无锡是国内最早推行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城市之一, 曾经还是许多城市的效仿对象, 但虎头蛇尾, 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发展模式。规划的租借点少, 让公共自行车使用率不高, 在起跑线上迈不开步。”

不仅是无锡, 据记者走访, 在其他城市也可见公共自行车租借点布局不均、投放数量有限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我下午6点多从八府庒附近租了一辆自行车, 晚上8点半还车时却发现桩位全满, 最后只得骑到大明宫去还车。”家住西安八府庒的蔡先生说, “租借点分布很有问题, 知道在这条路上有, 但是你要找到, 还得半天。如果能根据使用量、流转速度来调整网点的分布、车辆和停车位的配置, 肯定能缓解没地方存车的问题。”

而他遇到的窘境也是目前西安公共自行车运营状况的一个缩影, 据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调查显示, “不知如何办理和覆盖范围小”、“站点分布不合理”是未使用的主要原因, 均占43.1%。

且据广州市民反映, 小汽车太多、路网危险、自行车保管站太少等原因也是制约当地人们骑公共自行车出行的几大原因。

有相关人士表示, 从目前国内公共自行车做得比较好的城市来看, 都是成片规划建设, 租车点密集。比如, 湖南株洲市区每隔300米就有一个租车点, 非常方便。1.5万辆自行车, 每天使用人数达到13万人次, 在国内城市中遥遥领先。

但也有专家指出, 公共自行车站点和路网规划应该因地制宜。在一些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没达到很高比例、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成片的建设公共自行车点, 贸然划出自行车道, 只会对道路拥堵现状雪上加霜。对于出行距离较长的大城市来说, 应在小区和支路上多规划建设租借点, 在小城市出行距离短, 可以更多地将交通功能与休闲功能结合在一起。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综合交通室主任王波就认为, 广州公共自行车应该对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定位。一是在小区与大型公交站场、地铁布点, 提高公交便利度和吸引力。而中心城区和外围又有区别, 随着地铁线网的加密, 到2020年, 中心城区可以完全实现600米内轨道交通全覆盖, 以步行加轨道为主, 自行车基本上已无交通功能。而对于外围地区, 则应更多布点, 采用自行车+公交+地铁的方式。二是对于局部地区, 可结合绿道、水巴, 发展特色慢行交通。

搭台唱戏, 另有玄机?

据记者调查, 目前, 国内公共自行车运营主要为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模式, 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政府投入+国企运营”, 以杭州、太原等地为代表;另一种是“政府引导+民企运营”, 如广州、武汉等地, 而这种虽能有效减轻项目建设前期的财政投入压力, 但也对企业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种模式下的杭州地区公共自行车根据“政府主导, 企业运营”的原则构建, 不断扩大规模, 运营情况良好。2013年, 在一项由美国专业户外网站组织的评比中, 杭州公共自行车因其租用便捷、费用低廉, 在全球553个城市中排名第一, 因服务站点分布广泛、管理灵活、配套设施做得好等因素, 虽收取费用, 但仍受市民和游客欢迎。无独有偶, 同为国有公司运营的株洲, 从2011年列为民生工程开始, 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负责, 市财政持续投入, 初期投入2亿元, 每年再投入1200万元, 按月下拨, 每年月初拨款80%, 月末如果老百姓满意度调查合格, 就再给20%,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由民营企业运营的城市, 则出现了不少问题。上千个站点、10万辆自行车、100万人办卡……曾广受关注的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 4年之后, 许多站点几乎到了瘫痪荒废的地步, 市民吐槽不断。据了解, 目前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 除上海龙骑天际公司负责该市青山区外, 其他城区均由武汉鑫飞达集团运营。

为什么曾辉煌一时的项目, 却烂了尾?鑫飞达集团副总经理郑世举说, 由于管理维护成本高, 广告收益不理想, 企业每年亏损近2000万元, 现已无力继续, 面临瘫痪我们也没办法。

但据资料显示, 武汉城管部门免费批给鑫飞达20多块户外大屏和全部站点广告牌, 折算投入约每年5000万元, 从2009年至今, 共计2.5亿元, 此外还累计给予约5000万元项目补贴。仅鑫飞达一家的项目, 武汉市投入超过3亿元。“政府投入广告资源和各项补贴, 足以确保项目正常运行。”武汉市城管委表示。

另据鑫飞达集团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公司半数岗亭已出租, 租金在800元到3000元不等, 每年收入数百万元。同时, 80万持卡用户每张卡有300元押金, 共2亿多元的存量资金也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但据知情人透露, 鑫飞达在取得自行车项目后, 心思就不在自行车经营服务上, 转而投向房地产、广告传媒等领域, 实际并没有大幅亏损。

有专家对此分析,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交给民营企业经营后, 就完全放任自流了, 政府没有主导, 也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 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 很难保证公共自行车的公益性。

更有其他地区甚至存在多个民营企业竞争的情况, 也为市民用车带来了困扰。在广州就有三个公共自行车系统, 分别由三个机构管理, 其各自使用不同的付费方式, 三个系统之间也无法通租通还, 影响了一部分人使用公共自行车的积极性。

“我家的小区门口就有公共自行车, 但如果要到地铁站去就没法骑车, 因为只能在BRT沿线还车, 实在很不方便。”广州的林先生说, “如果公共自行车的运营能统一就好了。”

而据记者调查, 在无锡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其采用的是企业自负盈亏的纯市场模式, 两家公司划界而制, 各自运营不同的系统,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位置多个租赁点, 刚借的车过个马路就不能还等混乱局面, 2012年末, 该市已叫停了公共自行车项目。

无锡城管局某工作人员坦言, 因涉及到两家公司的商业利益, 我们只能协调, 政府决策部门如能专门立项, 明确相应规则, 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无锡公共自行车的尴尬局面。

管理“掉链子”, 纰漏百出

“运营模式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公共自行车的监管, 管理不善是多个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短命的主因, 而像杭州, 将项目交由公交集团管理, 一方面其对于交通的规划和建设更有经验, 另一方面, 便于对各城区实行了统一的管理。杭州地区每个月还就总体运营点位点位数、故障点位数进行汇报, 正是主导部门对管理的重视, 保持了良好运营。”一位资深人士分析道。

但在其他城市, 其管理情况则不那么乐观。北京青年小马回忆, 刚开始租用公共自行车时, 一切都很顺当, 但好景不长, “租车系统常常出问题, 导致租车不畅。还有许多车辆破损, 有的前面的车筐坏了, 有的是没车支子, 还有的连车座都没了, 不知道被谁给卸走了。有一次骑车上班半道上, 自行车的脚蹬子突然掉到了马路上, 只能推着去了下一个站点。”

而小马反应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银川, 原本只有7公斤重的轻巧型公共自行车, 轮胎是真空网状胎, 不需要充气。然而, 在被市民借还后, 有的没了车把, 有的没了车闸, 有的轮胎被更换成了充气胎, 有的干脆连车轮也没了, 只剩下车架。

“一面感叹公共道德的缺失, 一面也疑惑, 为什么坏的自行车无人维修?”有市民表示, 必须加强对借车人的信用监管, 还可以设立故障车停车专区, 工作人员来了马上能知道哪辆车有故障, 下一个租车的人也不会租到故障车。

对此, 一位工作人员称, 租车系统是没有问题的, 有时候是锁车器出问题了。巡查人员发现故障车后会及时反馈, 故障车会被运走进行维修;早高峰时如果后台系统显示某个网点停车已满, 他们也会运走一部分车以空出停车位。但维修量大, 不好统计, 许多市民不会反馈信息, 只能尽量协调。

但也有市民质疑, 公共自行车破损长期无人管, 倒是站点的生意很红火, 公共自行车的管理真的到位了吗?

在多个城市, 记者发现许多公共自行车的站点岗亭都无人值守, 甚至改为了小卖部, 有的停车棚成为汽车停靠点。

在武汉江汉区的一个站点, 虽摆放10辆自行车, 但被铁链锁住, 没有管理员, 市民只能“望车兴叹”。永清街解放公园门外人流滚滚, 此处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则干脆成为一个报刊杂货摊。摊主表示, 这个站点是他花钱租下的, 租车维护肯定不如摆摊赚钱, “早就没有自行车租了。”

“管理员忙着招呼摊铺生意, 根本无意管理租车事宜, 有的地方连管理员都没有, 要么借不到车, 要么还不了车。”在在武汉市江岸区城管中队开设的“退卡办公室”里, 一位前来退卡的市民抱怨道。

而由此引发的还车难问题更是促使了一部分公共自行车丢失。据银川相关部门统计, 全市五分之一的自行车被借走后“一去不复返”。有市民称, “因为系统原因车还不进去, 所以不还了。”面对这样的说法, 运营商解释, 这套系统运行初期确实一些问题, 但经过不断调试, 目前已归于正常, “现在所谓的还车难, 大多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

另据相关工作人员说, 虽然银川市曾出台规定, 限制公共自行车借还时间, 并制定了惩戒条款, 但并不太奏效。据了解, 银川相关部门曾派人到各个小区寻找“流浪车”, 有的停在车棚, 有的直接撂在楼门口, 派出所还给我们送回过一部分。有的市民也打电话举报, 说车棚长期停着公共自行车。同时, 根据当初办理租赁卡时所留当事人的信息, 逾期不还的会打电话催还, 但对方往往会给出各种各样不还车的理由, 公共自行车丢失情况可见一斑。

市场、公益可双全

看似繁杂的各地公共自行车现状, 如何才能得以挽救?各地研究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其实, 发达国家在公共交通上也走过从汽车到骑车的相同路径, 发展公共自行车项目是值得肯定的, 但许多方式上还需要改变, 国外的一些经验也可以借鉴。比如, “骑在单车上”的国家荷兰, 不仅自行车数量与人口数量相当, 自行车还享有比汽车更多的道路特权, 以保护骑行者的安全并激励大家骑车出行。”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综合交通室王波主任这样说。

而对于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运营模式, 许多专家都表示,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政府出政策, 投入一些启动资金, 就让企业去操控, 让市场养活, 如果政府给的优惠政策或条件不足以维持公共自行车的正常运转, 出现亏损或赚得不多, 企业肯定不会有更多投入去维持良好的运营, 众多城市的民营企业运营结果就是例证。

有专家提出, 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自行车的投入力度, 像杭州地区就加入了公交系统, 获得了财政的持续投入, 每年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2.5%。此外, 市场化与公益性本身并不冲突, 把项目运营交给市场, 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就此撒手不管, 放弃“出资人”和监管者的责任。在涉及民生的公益性项目上, 政府有形的手不能缺失, 而且要正确发力。

那么怎样做到公共自行车项目市场化与公益性质两不误?业内人士表示, 首先, 应建立其专门的管理机构, 对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运作情况, 进行实时的监控与评估, 并接受公众的举报与投诉。如武汉公共自行车大量站点被用于外包经营, 但政府主管部门却不掌握公司经营状况, 这是不行的。其次, 在与企业合作的时候可预扣一定数量的保证金, 根据管理维护情况发放财政补贴与广告资源, 并对其收入进行控制, 防止公共资源被挪用。第三, 应出台相关制约法令, 一方面敦促企业及时修复公共自行车的损坏情况;另一方面也对租车人有所约束, 如全市租车系统联网, 对个人信用做记录, 对信用不良者采取限制贷款、额外缴费等惩戒措施。

此外, 根据公共自行车项目运营较好地区的经验, 有市民称可以增加租车的便利度, 如杭州目前有4种卡可以租车:杭州公交所有IC卡、已开通公交功能的市民卡、新的停车IC卡及Z卡。公交IC卡、开通公交功能的市民卡、新的停车IC卡, 卡内 (电子钱包区) 有200元钱以上就能租。

篇4：地下代孕乱象调查

由于代孕生产的技术手段缺乏严谨管束，风险巨大，代孕生产环节隐患重重。在技术层面之外，代孕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和伦理风险，更是难以评估。

代孕，是指能孕女性同意將他人的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宫，由自己代替他人孕育、分娩新生儿的行为，属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近年来，随着代孕技术的日益成熟，一些适龄夫妇因种种原因选择代孕服务，并由此催生出一个庞大而混乱的地下代孕产业。

这条产业链的一端是渴望孩子的夫妇，另一端是以出租子宫获得高额酬劳的代孕妇女，连接两端的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代孕中介，以及谋求私利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面对一些特殊人群对代孕的较大需求，混乱而复杂的产业链潜藏着诸多隐患。一个个地下代孕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需要解决的新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

灰色地带行业 米姐最后一单生意离奇“失手”，代孕行业的内部混乱是主要原因。

米姐说：“徐宁二人与我合伙时，也接其他中介的活，而那些中介可能又有其他人合伙，总之，大家的合作是比较随意混乱的。”

米姐是较早进入代孕市场的中介。在来广州之前，她曾通过网络联系到吕某，并跟随他学习了几个月。吕某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中介，曾在几座大城市设立了其代孕服务机构。米姐说，现在圈内多数中介都复制了吕某的经营模式。

总体而言，中介是整个代孕行业的纽带。他们依靠熟人介绍联系客户，根据需求给出相应的“套餐”并签订“合同”。此后，中介的合伙人——往往是从事生殖工作的医护人员——为客户完成促卵、取卵、取精、胚胎培育等手术。

胚胎培育成功后，中介开始寻找合适的代孕母亲，并安排她们接受胚胎移植。一般，中介还要为代孕母亲提供怀孕场所、负责各项检查，直至孩子出生。在整个流程中，客户、技术人员、代孕母亲几乎都与中介单线联络。

“这几年为了技术人员的信息安全，客户往往是被蒙着眼睛带去做手术的。”米姐说。

在谈及这个浸淫多年的灰色行业时，“混乱”是米姐提及最多的词语，“大家觉得反正客户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受害也是吃哑巴亏，所以代孕中介几乎可以肆无忌惮”。

据米姐描述，代孕中介的欺诈行为也是业内常态。比如有的中介向客户展示“高品质”的捐卵者——即相貌姣好、体态出众、学历较高的女子。客户采用“高品质”卵子，需要付出“盲捐”卵子价格的5倍。不过，中介收钱之后，也可能并不真正使用“高品质”卵子。

而为了满足客户性别选择的需求，一些代孕机构甚至不惜反复堕胎，直至将男婴交给父母。记者通过网络联系到广州一家名为“精诚”的代孕中介，其负责人声称，若选择“包生儿子”套餐，则需一次性支付80万元。对方表示，其与合作医疗结构、医生都签有保密协议，并有相应额度的保证金。而对于手术的安全性，该负责人则轻描淡写地表示“没有问题”。

链条隐患重重 地下代孕生产隐患重重。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刘见桥表示，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允许进行试管婴儿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操作程序与代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在于试管婴儿的胚胎植入卵子提供者，而代孕则是植入第三人来代替怀孕。

“代孕行为属于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专业水平、从业经验等根本无法保证，这就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刘见桥说。

此外，代孕母亲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依据相关法理，虽然中介一般与代孕母亲签订合同，以明确相关风险及责任，但由于此类合同明显违反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本就属于无效合同。

关于性别选择，宁医生向记者介绍了不同的技术，并称，只要客户交更高的费用，就可以在胚胎培育阶段享受“选”男孩的服务。“我们采用的是第三代技术来选择性别，虽然不能保证100%，但成功率很高。”宁医生说。

所谓第三代技术，是指第三代试管婴儿手术，其能在胚胎移植前对遗传物质进行分析，筛选健康胚胎移植，防止遗传病传递。刘见桥称，该技术的确能够在胚胎阶段实现性别选择，并且已应用于临床，但使用范围有明确规定。

伦理问题凸显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多年来从事人口和医学伦理等问题的研究。据他介绍，目前国际社会对待代孕主要有3种态度和做法，即允许代孕、有条件允许代孕（亲情代孕和志愿代孕）以及禁止代孕，我国对代孕采取禁止态度。

董玉整表示，虽然如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允许代孕，但其带来的伦理、法律、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过去，我们对乳母都要唤一声‘母’，称其为奶妈，以感谢哺育之恩。那怀胎十月的代孕母亲该怎么称呼呢？”董玉整说，如今，代孕母亲获得酬劳后就不再、也不能与孩子有任何联系，代孕母亲与孩子“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委托生育的经济关系——代孕者通过代孕造人而实现经济目的，父母则通过付出金钱而实现造人目的——它让生儿育女成为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这是对生育以及人性的亵渎。” 董玉整说，“人”变成可以直接交换的“物”，变成“商品”，于是，“人”的尊严、意义和价值都将被改写，“人”变成了“人”的工具。

董玉整认为，由于精子和卵子的来源和组合不同，所生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会变得复杂不明，有的甚至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而父母、代孕母亲、孩子都是社会的一员，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中，这些都必然会带来诸多现实问题。

首先是孩子——社会如何对待代孕所产的孩子？他们会不会遭到歧视？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疾病或其他问题，孩子会不会遭到虐待甚至遗弃？如果父母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nlc202309030143

其次是父母——社会以及父母的亲属将如何看待父母？父母会真心对待代孕所生的孩子吗？夫妻之间会不会因为代孕而产生矛盾，甚至导致家庭破裂？父母会得到應有的尊重和赡养吗？

再次是代孕者——他们在代孕过程中以及因为代孕而产生的流产、难产、并发症等诸多健康问题，都将现实地影响她们的生活，她们今后将如何向自己的丈夫、家人、孩子，解释自己的代孕行为？

董玉整说，以上种种问题和隐患，都显示目前代孕在我国不适合合法化。“何况中国人口众多，这些问题一旦被放大，可能造成更加广泛、更加严重的后果”。

建立完善法规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多次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打击代孕市场，后者虽受一定遏制，但仍是暗流涌动。

据媒体此前报道，在国内多个大城市，一些代孕中介、医疗诊所违法开展代孕、买卖卵子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业务，并由此形成黑色产业链。在2010年，广州一名商人通过2名代孕母亲产下8胞胎的消息，曾引发舆论热议。

早在10多年前，前卫生部先后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均都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

“虽然卫生部禁止代孕，但其约束对象是医院和医生，在此之外的代孕中介相当于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遇到检查，大家就往角落转移。最开始手术往往是在大医院做，有些是三甲医院，后来转到社区医院了，现在甚至转到民居了。”米姐说。

近年来，相关部门进行多次专项整治行动，每次都查出若干医院及个人从事代孕活动。今年4月，国家卫计委等12个部门成立全国打击代孕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联合制定《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旨在严肃查处非法展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和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

部分学者指出，商业代孕处在法律法规无明文禁止的状态。董玉整认为，只有从法律法规的层面明确代孕行为的非法性质，才能严格和彻底地打击代孕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和患者的合法权益。

“就目前状况来看，单纯依靠专项行动来整治代孕市场，尽管投入很大，但很难彻底清除代孕行为。”董玉整说。他建议需要尽快建立关于代孕行为的相关法律，将代孕行为是否合法的界定提升至法律层面，以提供其在整个社会范围的约束力。

摘自《南方日报》

篇5：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

要让中华断子绝孙·作者：王克勤

大陆被枪毙报道全文——原报道标题：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内容摘要 阿波罗网首发；大陆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的此系列调查报道中，调查之一只是引子，大陆媒体避重就清只发了调查之一的删节版。此后的发表已经无望。阿波罗网特此，将此系列调查报道全部原稿首发。

1.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一 2.病因何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二

3.大量疫苗高温暴露——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三 4.高温疫苗的背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四

5.疫苗垄断利益揭秘——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五

6.“卫生部企业”真相——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六

7.“高温疫苗”举报**——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七

8.“山西疫苗”是否异常——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八

**************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导读：山西，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病症。家长伤心欲绝、四处求治、负担沉重。导致如此惨剧的病源何在？锲而不舍的患儿家长纷纷质疑：“接种了乙脑疫苗怎么又会得乙脑？”、“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难道不是接种疫苗所致？”等等，矛头直指用来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疫苗！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难道真的和每个人都必须接种的疫苗有关？

在山西，事关千千万万儿童生命安全的疫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一

“永别了！我的孩子。”

“永别了！我的孩子。”

31岁的山西省柳林县农民王明亮，看了自己9个月的儿子最后一眼，拖着已被雨水淋透的身体离开了北京香山植物园。

这是发生在2008年8月22日凌晨的一幕，期间北京正在举办规模宏大的奥运会。

当天凌晨3时许，王明亮将整整抢救了6个多月，最终死于进京求医招待所中的孩子送到就近的北京香山植物园。

天一直下着雨，植物园的草丛中撑着一把雨伞，伞下的包袱严严实实，里边包裹着孩子的尸体，还有一封信。

信上这样写道：“大哥、大姐：您好！我们是小儿的父母，孩子于2007年11月24日健康出生，满月后突患不明原因疾病，抽风7个月治疗无效死亡，这是我们仅剩的500元，请求帮忙安葬，愿孩子永远像花儿一样美丽。”

王明亮告诉记者：“我原来想把自己的骨肉带回家乡安葬的！奥运会了，进京看病都把孩子的包裹查了个底朝天，别说带个死去的孩子出北京了。”

带着已经为孩子“哭的晕死过不知多少次的”妻子，王明亮回家了。

接种疫苗一周后开始抽搐

这个名叫王小儿的孩子，是王明亮唯一的儿子。王明亮夫妇育有一女一子。女儿王媛已经7岁，在上小学一年级。

2007年11月24日，盼子心切的农民王明亮在吕梁市人民医院迎来了“自己的命根子”。孩子出生当天，医院即为新生儿接种了卡介、乙肝疫苗。

剖腹产子的同时妻子做了绝育手术。

孩子满月后不久，2008年1月2日下午，柳林县柳林镇青龙村卫生所医生杨桂兰来到王明亮一家居住的平房里，为孩子接种了乙肝疫苗。

王明亮的妻子马彩云说：“当时，我妈和我都在家，医生是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请来的。”

一周后，“孩子开始抽搐，不断出现，我们以为可能孩子冷着了。”

随即，王明亮买来电暖器，并为孩子加了被子。“但是，孩子还是在抽。”“后来，请来医生检查，说孩子一切正常，非常健康。”

一个月后，“大年初三的晚上，吃完奶后，孩子便开始呕吐，两个眼睛往上翻，脸上、身上发青。”

正月初四，即2008年2月10日1时许，孩子被送到吕梁市人民医院抢救，入院病历上写道：“继而呼吸暂停，微弱，面色灰白，频繁惊厥，发作时面肌颤动，口角抽动„„”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书》。

在该院救治11天后，“控制不了抽搐，呼吸依然困难。儿科副主任高兰芳专程护送孩子到山西省儿童医院”王明亮说。

该院的出院诊断为：吸入性肺炎伴中毒性脑病。

拯救孩子

在山西省儿童医院整整住了36天后，医生对王明亮讲，能做的检查都做了，就是找不见病因。

期间，该院先后开出了十多份《病危通知书》。该院的出院诊断与入院诊断一致：癫痫，癫痫持续状态，支气管肺炎，注意遗传代谢病。

出院医嘱写道：“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断”。

2008年3月26日晚，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红偕同一名护士，一路护送孩子赴国内神经内科最权威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6天后，主治医生熊晖通知王明亮：“我们也找不见病因，没有办法了，你们回家吧。”期间，好多位专家前来会诊，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出院诊断书上是这样写的：癫痫，多发性部分运动性发作，部分性发作持续状态，遗传代谢病？

“西医不行，中医治！”有亲戚向王明亮推荐了北京香山医院的中医牛志刚，但无法安排孩子住院。

2008年4月2日，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出院后，王明亮提着中药、抱着孩子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柳林县金家庄乡下嵋芝村，包括父母在内的全家老少都行动了起来——拯救孩子。

——奔波求医。遵照医嘱，王明亮每周必须将孩子的病情资料带到北京香山医院，医生据此开方。在北京最好的药店同仁堂抓药，旋即返回家乡。整整4个月，每个星期，王明亮都重复着在“村庄——柳林县城——太原——北京；北京——太原——柳林县城——村庄”的路上，一个来回1400多公里。自己开车，全程高速，昼夜兼程，每个来回一般耗时至少两天。

——拍摄痛苦。根据医生要求，王明亮为了让医生准确了解孩子病情，专门购买了电脑、摄像机，每每孩子病情严重、抽搐颤抖时进行拍摄，拷到U盘，每次赶到北京香山医院时交与医生。“每周最少得拍四次！医生要求每次拍摄至少在5分钟以上才行。”王明亮说完这些，长久的低头不语了。记者曾数次观看这近百个视频短片，看着仅仅几个月的孩子痛苦的抽搐、颤抖、哭喊，不得不关闭视频。

——鼻饲饮食。孩子自从第一次送进医院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喝水、吃奶、吃药全部都是通过鼻孔完成。“嘴抽的太厉害，没办法。”医院将一根软胶管通过孩子的鼻孔插入胃腔，所有的食用液体均通过此管提供给孩子。此管每10天更换一次，左右鼻孔轮换。回到村庄后，确实找不到医生操作，便由王明亮给儿子安装鼻饲软管。

——日夜护理。自从回家后，再没有医院专门的吸痰设备了，至少每3个小时，王明亮和妻子就得给孩子吸一次痰，以保证孩子咽喉不被堵塞。“自从孩子住院以来，连续7个多月，我从未脱衣睡觉。”这期间，王明亮的妻子经常晕厥，“我还得抢救老婆”。

——负担沉重。王明亮介绍，自从孩子发病，他先后开支医药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种杂费共计20多万元。“好在我还做些小生意，一般家庭早就拖垮了。”

2008年8月15日，看到孩子病情恶化，王明亮与妻子一起抱着孩子来到北京香山医院。然而，他们想不到也接受不了的是，“这成了孩子生命中最后的一站”。

其实与王小儿一样，经历过“接种疫苗——之后出现抽搐、发烧等——救治——诊断不明——死亡”的孩子，在山西境内记者还发现了3人。

发烧18小时死亡的刘紫阳

在山西省南部，长治市长子县南陈乡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善村。

村里有个叫刘紫阳的小男孩，来到这个世界仅仅8个月，便离开了。

2009年11月17日，记者驱车来到善村，找到刘紫阳的家。刘紫阳的爷爷刘建武与奶奶讲诉了刘紫阳因病死亡的情况。

刘紫阳2006年6月24日出生在长子县医院。剖腹产下这唯一的孩子后，孩子的妈妈一并做了绝育手术。

此后，按照预防接种程序孩子先后接种了卡介、乙肝、百白破及糖丸等疫苗。最后一次接种疫苗是2007年1月19日，由村医宋峰晓给刘紫阳接种了乙肝疫苗。

2月28日晚9时许，刘紫阳开始发烧，妈妈给他服用了半袋护彤冲剂，发烧缓解。次日又开始发烧，村医生打了退烧针。中午孩子身上开始出现“黑斑”，皮肤青紫，呼吸紧迫。

随即拨打120急救，下午1时许送到长子县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采取抗过敏等措施，半小时后身体发青更加严重。

该院立即派出急救车，将刘紫阳送往长治市和平医院，在儿科诊断15分钟后，转传染科住院。就在护士铺床之际，孩子开始剧烈抽搐，抢救无效死亡。

被狗咬伤后死亡的两个三岁半男孩

记者在山西省阳泉市调查发现，该市郊区及平定县有两个三岁半的男孩。死亡的时间相差一 年，一个是头年10月死亡，另一个是翌年8月死亡。死前他们都曾被狗咬伤，均接种了狂犬疫苗，且都是在接种第4针次后，出现发烧、抽搐、呕吐等症状；均因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医院给出的诊断结论均为“病毒性脑炎”。

头一年死亡的孩子名叫王仕超。家住平定县城南苑人家9号楼二单元。2009年11月16日，记者在他家见到了他的妈妈王文娟。

王文娟告诉记者，孩子2005年2月21日出生，一直十分健康。

2008年9月10日，她带着孩子在街上买东西，孩子看到人力三轮车后兜上扒着一只小狗，情不自禁地离开了妈妈，面对面地接近小狗，不料被这个仅三个月的小狗咬破了上嘴唇。

王文娟和小狗的主人随即带孩子到阳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种了狂犬疫苗。按照医生的要求，分别于9月13日、17日、25日，先后接种了四次。本应10月10日再接种最后一次，但10月7日晚孩子却突然发烧，服感冒、退烧药进行治疗，8日上午，出现呕吐症状。

9日上午，发烧未退。即到阳泉人民医院就诊。妈妈排队挂号时，孩子还在门诊凳子上爬上爬下与爸爸玩耍，当医生检查时孩子的精神开始萎靡，中午做CT时便休克了，下午1点开始用呼吸机维持生命。

10日转入重症监护室，14日早上抢救无效死亡。

孩子的父亲王建军告诉记者：“孩子一直好好的，怎么一打疫苗就没有了呢？我一定得给孩子讨个公道。”

一年后死亡的孩子名叫刘一。家住阳泉市郊区义井镇泊里村。2009年11月16日，记者在他家见到了他爸爸刘彦军、妈妈石素芬、爷爷刘龙。

阳泉市郊区义井镇泊里村刘一小朋友的爷爷刘龙。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泣不成声的一家人向记者讲诉了刘一之死的全过程。

孩子2005年11月6日出生。“我孙子又聪明又活泼，身体可壮实了。”刘一的爷爷说到这里眼泪成串地流了下来。2009年8月10日下午17时许，爷爷带着刘一像往常一样，在村里遛弯。在到达村敬老院门口时，孩子兴奋地往院里跑，正好与一条院里迎面跑来的黄狗撞到一起。刘一当时就被狗咬伤了右脸。爷爷急忙抱起刘一赶到村卫生所。一小时后从市疾控中心购得狂犬疫苗，注射给了孩子。此后，又给孩子接种了2支狂犬疫苗，一切正常。

8月24日，孩子接种了第4支疫苗。

阳泉市郊区义井镇泊里村刘一小朋友生前曾经注射过的狂犬疫苗，尚未接种最后一针，刘一便发病了。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两天后，即26日上午，孩子开始发烧、呕吐。刘一的爸爸说：“当时孩子精神不错，我们怀疑孩子感冒了，就给他喝了感冒药。”但晚饭时，孩子无食欲，家人开始担心。刘一的爸爸介绍，第二天，即8月27日8时30分带孩子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医生诊断可能是肺炎，接着开出血常规化验单和x光片检查单叫我们去做化验和检查。

上午11时许，给孩子办理了住院手续，安排到了小儿科观察室，给孩子输上了液体和氧气。记者看到一份由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于当天12时30分出具的《病危通知书》是这样记载的，病情：“患儿病重，进展快，连续抽搐。”诊断：“重症病毒性脑炎？化脑或乙脑不排除？”

15时许，给孩子接上了生命体症检测仪。17时3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刘一的爸爸刘彦军告诉记者：“我们随后就怀疑疫苗害了孩子，找了卫生局、疾控中心，他们都推卸不管。”

如今孩子的尸体还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刘彦军说：“我一定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那条咬伤刘一的大黄狗还在泊里村溜达。

不明原因发病者名单

记者从山西最北部的天镇县到最南边的运城市，纵横奔走，调查了解到，除上述4户家庭的孩子因病死亡外，还有74户家庭的孩子“因病致残或因病受重大影响”。记者先后访问了其中的36户，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发病前不久，均接种过疫苗。”

现将部分不明原因发病者名单及简要发病情况呈现如下：

——燕燕（化名），女，2岁，家住大同市天镇县南河堡乡顾家湾村。目前不哭、不闹、不笑、不玩、不说，不会走路，“像个植物人一样”。

2009年12月11日，记者来到天镇县南河堡乡顾家湾村燕燕的家。空旷的农家院的东北角，有一间仅30平米的小平房，这就是高家四代6口人的居所。土炕占了房间的一半，15瓦的电灯泡和灶用鼓风机是家中仅有的两件电器。

“本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给孩子看病花掉了，连牛都卖了，还欠了一大堆的债。”燕燕的奶奶张建云如是说。

土炕上，姥姥抱着燕燕。记者看到梳洗的干净、漂亮的女孩定定地坐在姥姥怀抱里，没有表情。记者试图与燕燕交流，给糖吃，却视而不见，面对摄影闪光灯没有任何反应，试图让孩子走几步，孩子却站不稳。

姥姥说，孩子整天不哭、不闹、不笑、不玩、不说，不会叫爸爸、妈妈。从不主动要吃要喝，吃的拿到嘴边才会吃，也不会走路。“像植物人一样”。

孩子的奶奶张建云告诉记者，孩子2008年4月30日出生。5月29日上午9点多，包片预防接种医生王振中到家，给孩子接种第二针乙肝疫苗，收费82元。医生走后五、六分钟，孩子便睡了，直到第二天清晨还不醒。

早晨8时，即到天镇县医院，医生说没事，回去吧。可是，一上车孩子就又睡了，直到晚饭时，孩子突然出现喷射性呕吐。马上叫来村医张艮诊断，他说很严重，喷射性呕吐是脑子的 毛病，快去县医院治疗。张艮医生随全家人抱着孩子又赶到天镇县医院。晚9点多，医生给孩子输液，但孩子还是吐，并且开始抽风。

5月31日早晨，孩子的症状越加严重，赶到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抢救，诊断为病毒性脑炎，治疗到6月14日，孩子不吐不抽了，但孩子神情呆滞，没有反应。根据医生建议即赴北京儿童医院，医生要求住院观察，需押金2万多元，家里再也借不上这么多钱了，没什么可卖的东西了，无钱可交，只好回家。

——强强（化名），男，8岁，家住吕梁市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出租房。家人称孩子目前会不定时的抽风。

2009年11月19日，记者在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的一间出租房里见到了强强。

其父高长宏告诉记者，2002年5月18日儿子强强出生，2006年7月17日接种了乙脑疫苗，8月24日开始发高烧，村医按感冒治疗。

8月26日半夜开始抽风，后来发展到昏迷不醒、口吐白沫、鼻子流血、四肢发硬、持续抽搐，于是连夜送往山西汾阳医院。

8月28日早，主治医生抽了孩子的血和脑脊液，由高长宏送山西省疾控中心化验，28日中午得到的化验结果是：“血、脑脊液检测乙脑IgM抗体均为阳性”。

当晚，转到太原市传染病医院，按照乙型脑炎治疗，晚9时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治疗期间共下达3次《病危通知书》，9月15日，强强看似治愈出院了，但，强强至今还不定时的抽风。

——君君（化名），男，5岁，家住柳林县县城出租房。医院诊断君君脑萎缩。

2009年11月20日，记者在柳林县县城的一出租房里见到了君君。

其父李常勤告诉记者，君君2005年3月28日出生，2007年10月15日接种百白破疫苗五天后，出现了不良反应，初期表现是腿拐行走不稳且日益严重，把孩子送到柳林县、吕梁市医院治疗始终无效，只好回到家中，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孩子出现了头痛、呕吐症状。

当年11月中旬又送孩子到柳林县、吕梁市医院治疗，孩子病情未见好转。

12月7日，到山西省儿童医院治疗，神经内科专家多次会诊，没有断清病症，住院期间核磁共振影像报告结果脑萎缩，住院一个多月总算保住了性命。治疗花了6万余元。

——晨晨（化名），男，4岁，家住太原市寇庄西路。目前后遗症癫痫。

2009年9月14日，晨晨的母亲田霞，原山西省疾控中心疫苗供应站护士，向记者介绍了儿子晨晨发病的情况。

晨晨2006年 7月30日出生。“05年之前，我在省疾控中心工作，觉得那里的疫苗质量过硬，所以专门跑去为孩子接种。”

2006年11月2日，省疾控中心李秀兰大夫为孩子接种了百白破疫苗。

一周后，孩子体温高达37.2—37.4，并伴有抽搐，每天两次至三次，每次发作2—10分钟，抽搐20余下，跟他说话毫无表情。

12月10日体温恢复正常，但抽搐症状仍持续，12月10日晚住进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开始输液，丙种球蛋白50毫升，钙、益智欣以及糖盐水，输液五天症状未减轻，于12月22日出院。

2006年12月底去北京，2007年1月9日住进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婴儿痉挛症”，经医院输注“激素”及口服“德巴金”，于1月15日停止抽搐，2月1日出院返家。

——莉莉（化名），女，10岁，家住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目前咬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

家住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10岁的莉莉，目前咬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2009年11月22日，记者在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见到了莉莉。

其父高径告诉记者，10岁的莉莉，2007年10月、11月分别接种流感疫苗、流脑疫苗。2008年春节时感到异样，3、4月份后问题更加明显，表现为：吐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各相关医院对病因一直查不清楚。

——妞妞（化名），女，3岁，家住壶关县龙泉镇大山南村。目前留下肢体活动困难后遗症。

2009年11月18日，记者来到壶关县龙泉镇大山南村妞妞家。一家四口暂住在自家的房子里，房子，已卖给别人了。给女儿治病的欠账，尚未还清。

3岁的妞妞一直睡在床上，其母拉开孩子的衣服，记者看到身上、腿上有多处手术疤痕。

其父贾海波告诉记者，妞妞2007年9月出生，2008年7月7日接种了流腮疫苗、8月8日接种了乙脑疫苗。9月22日发高烧，浑身长满红斑。

将妞妞送进省儿童医院诊疗，经各位医生初诊、分析，是血小板减少，疑似紫癫、脑炎，而具体病因始终不明，病情不见好转，进一步恶化，身上红斑处开始变质腐烂，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2008年10月7日到北京儿童医院进行了治疗，经该院全面、细致、系统地检查分析，最终确诊为坏死性筋膜炎。鉴于已过了最佳治疗期，身上红斑处已全部腐烂，北京儿童医院先后多次给妞妞做切腐植皮手术，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护理，妞妞得救了，留下肢体活动困难后遗症。

——靳中逸（化名），男，17岁，家住高平市三甲镇底池村。目前后遗症头痛，时不时地发作，怕异味刺激。

2009年11月18日，在山西省高平县城，记者见到了正在读高中的靳中逸。寡言少语，反应 迟缓。

其父靳伟才告诉记者，儿子14岁，响应政府应急接种乙脑疫苗号召，2006年8月26日下午，在三甲镇卫生院接种了乙脑疫苗，接种疫苗的医生是孙爱香。

第二天，儿子感觉头痛得很，发高烧。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8月28日，医生说退烧了，回家修养。但是，当晚又高烧不退。赶到长治市和平医院就诊，确诊为乙脑疑似病例。从这次患病后，就落下了一个后遗症头痛，时不时地发作，受异味刺激头痛易发作，非常痛苦。

——玲玲（化名），女，16岁，家住临汾市洪洞县万安镇。目前后遗症癫痫。

2009年9月14日，临汾市新华中学学生玲玲的父亲易文龙接受了记者采访。

易文龙称，女儿玲玲，2006年考上了山西省临汾市新华中学，在43班读初一。2006年12月8日，校医给班里60余名学生集体接种流脑A+C疫苗。接种后第二天，发现孩子异样，两天后加重，孩子出现了严重的意识紊乱不良反应，送到临汾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住院3天后转入山西省儿童医院治疗，该院下达了病重通知书。十天后，转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结论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2007年1月30日出院。因头痛、性格变得暴躁、孤僻，3月20日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住院治疗，复查得知是后遗症“继发性癫痫”。各医院均未查出发病原因。

临汾市新华中学学生易世华病后。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豪豪（化名），8岁，家住运城市垣曲县广场路7号。目前，后遗症癫痫。

2009年11月18日，豪豪的母亲王建霞接受了记者采访。

王建霞告诉记者，豪豪2002年12月29日出生，2007年6月27日接种了乙脑疫苗，2007年8月16日出现发热、呕吐、抽搐，在垣曲县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乙脑，病情十分严重。随即转入山西省儿童医院治疗，病情仍不断恶化。

10月11日，转入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住院两个多月。诊断：症状性癫痫；肺炎？。

2008年2月18日再度入住北京儿童医院，按乙脑康复期治疗，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两次，花费12.6万元。

——蕊蕊（化名），女，2岁，家住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目前后遗症瘫痪。

2009年12月18日，在北京儿童医院附近的一间破旧的阁楼里，记者见到了来北京治疗的女孩蕊蕊。蕊蕊母女与来自黑龙江的求医母子租住的房间只有10平米，两个母亲与两个肢体活动不便的孩子均坐在一张大床上。

蕊蕊的母亲张海霞告诉记者，蕊蕊2008年6月11日出生，2008年9月20日，她接种了糖丸疫苗和百白破疫苗，19天后发烧，在当地一诊所就诊，诊断为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给予抗炎症治疗，病情好转。一周后，蕊蕊再次出现低热，哭闹不安等情况，10月16日就诊 于运城市中心医院，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炎。医院感染科仝桂琴大夫在儿科看到该患儿有上肢活动不灵活情况，于11月5上午9时上报盐湖区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运城市盐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了相关调查，2009年2月24日，邀请区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专家9人，召开专家会议，经专家组成员讨论研究后，诊断结论是：“不排除脊髓灰质炎疫苗衍生病毒病例。”

已经为孩子治疗花了23万元的张海霞说：“我最大的期望：只求女儿长大成人，能自己上厕所就行了。”

病因何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二

有的孩子因病死亡，有的孩子因病致残，有的孩子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后遗症。记者所采访过的家长们忧心忡忡，许多人四处求助，寻找孩子患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悲剧？

“我几乎排除了所有可能的病因！”

王小儿死后，父亲王明亮开始查找儿子的死因，他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排除法”：

——孩子第一次进入医院，吕梁人民医院诊断为“支气管肺炎，中毒性脑病”。针对孩子抽搐不停的情况，该院从脑神经开始检查，但是CT检查显示“颅脑扫描，未见异常。”“这就排除了孩子大脑损伤引发的原因。”该院还做出三张化验单，也未查出抽搐病因。

——孩子转入省儿童医院，门诊给出的诊断是“抽搐待查”。主治医生樊海珍带孩子到省人民医院做了颅脑核磁共振“未见异常”。记者发现王小儿在这家医院共做了41张化验单。王明亮说：“儿童医院也未查出抽搐病因。”

——孩子转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先后做了10张化验单。同时，做了视频脑电图，显示“视频脑电图异常”。该院出院总结上这样说：“患儿病情无明显好转，家长要求继续治疗。”

——根据医生建议，将孩子的血尿送达上海，进行遗传问题检查。结果是“未见异常”。王明亮也告诉记者：“我与老婆双方家庭都没有遗传史。”“我的女儿王媛已经7岁了，非常健康，学习成绩优秀。”

——“孩子出生近两个月时，都很健康。”“接种乙肝疫苗一周后，便开始抽搐了，找过的医院都查不明白，西医中医都救不了。”

于是，王明亮将孩子死亡的原因最后质疑到疫苗上了。

经过四个月的苦苦努力，依然没有救活王小儿的北京香山医院中医大夫牛志刚，2010年2月2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孩子发病的因素会很多，疫苗可能也会是一个诱因。”

更多家庭的质疑

在山西，不单单是王小儿的父亲王明亮，记者见到的死亡、致残、发病孩子的家长们都在求证与质疑中。

质疑之一：“接种乙脑疫苗何以又得乙脑？”

记者采访中所见到的几个孩子，交口县回龙乡回龙村8岁的强强、运城市垣曲县广场路8岁的豪豪、高平市三甲镇底池村17岁的靳中逸均是在接种了乙脑疫苗后发病，而后被确诊是得了乙型脑炎。

强强的父亲高长宏激动地对记者讲：“我们给孩子接种乙脑疫苗，就是为了预防乙型脑炎，结果一接种却得上了乙型脑炎。太荒唐了！”

质疑之二：“急性播散性脑炎怎能与接种无关？”

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2岁的蕊蕊和临汾市洪洞县万安镇13岁的中学生玲玲均在接种疫苗后产生不良反应，均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并落下了后遗症。

他们的家长张海霞、易文龙认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又称接种后脑炎，如接种疫苗后近期患该病，就不能排除接种与患病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接种疫苗异常反应与事故鉴定申请。

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鉴定小组组织调查鉴定，结论为：

1、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2、与接种疫苗无因果关系，属偶合病例。

但是，运城市盐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蕊蕊的接种异常反应组织了相关调查。2009年2月24日，召开鉴定专家会议，得出结论为“不排除脊髓灰质炎疫苗衍生病毒病例。”

质疑之三：“过敏性紫癜岂能与接种无关？”

只有七个月的刘紫阳2007年1月19接种了乙肝疫苗后，3月1日儿科大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其父刘云斌提出质疑。

3岁的妞妞2008年8月8日接种了乙脑疫苗后，2008年9月22日，突发病症，血小板减少，疑似紫癫、脑炎，而具体病因始终不明。其父贾海波提出质疑。

12岁的慧慧2006年5月1 4日接种了麻疹、风诊联合疫苗后，2006年5月29日发病，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其父韦惠民提出质疑。

质疑之四：“免疫接种变态反应岂能与疫苗无关？”

4岁的晨晨接种百白破疫苗后，患“婴儿痉挛症”。其母田霞提出质疑。

5岁的君君接种百白破疫苗后，脑萎缩，专家多次会诊没有断清病症。其父李常勤提出质疑。

10岁的莉莉，接种流感、流脑疫苗后，语言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其父高径提出质疑。

2岁的燕燕，接种乙肝疫苗后，患病毒性脑炎。其奶奶张建云提出质疑。

3岁半的王仕超、刘一被狗咬伤后接种了狂犬疫苗，都是在接种第4针次后，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医院给出的诊断结论均为“病毒性脑炎”。家人提出质疑。

求证医疗专家

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女孩莉莉的父亲高径不断到省卫生厅上访。2008年11月7日，省卫生厅组织了专家论证会，7个专家中有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病内科主任赵早鱼，她是山西最权威的神经内科专家之一。鉴定结论是：与疫苗接种无因果关系。

为真正弄清莉莉病因，2009年12月28日上午，记者随同莉莉父女，携带鉴定时的所有资料，前往山西省儿童医院就诊，挂了赵早鱼的专家号。

莉莉之父向赵早鱼全面介绍了孩子的病情，并陈述了发病前接种疫苗的情况。希望赵早鱼查找病因，诊断与疫苗接种有无因果关系。赵早鱼对莉莉进行了身体检查，开具化验单，莉莉按照要求完成了指定化验。

下午，记者一行三人再到住院部7楼找到赵早鱼，请她继续帮助查找病因。赵早鱼约来数名医生进行会诊，却没有诊断出病因。

之后，莉莉之父又挂了该科李朝阳医生的号。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后，李朝阳表示，这个病他很清楚，但就是不能说、不敢说，在山西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医生告诉你真实病因，如果到北京的大医院诊断，可能会有专家告诉你真实病因。

为此，记者先后约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几家医院儿科、神经科的权威专家，未果。

法院判决：“属接种疫苗后的异常反应”

12岁的慧慧（化名），家住山西省高平市野川镇东沟村蒲沟。

2009年12月10日，在慧慧的家里，其爷爷韦雷生告诉记者，孙女1998年4月19日出生。2006年5月14日，在高平市野川村卫生所注射麻疹、风疹联合疫苗，2006年5月26日大便出血、两腿出现大量水疹。3天后被送高平市人民医院住院。6月2日后先后转入长治市和平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抢救治疗，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并引发肾炎，孩子病情经治疗并未好转，反而转化为紫癜性慢性肾炎。

北京儿童医院在抢救治疗中，帮助慧慧穷尽过敏原，寻找病因。

——食物组过敏原检测结果：总lgE、鱼、虾蟹、肉、牛奶、蛋白蛋黄、谷物全部阴性，食物过敏引起被排除；

——吸入组过敏原检测结果：总lgE、屋尘、螨虫、霉菌、草组、植物组、树木花粉全部阴性，吸入组过敏引起被排除；

——最后C13尿素呼吸试验，幽门螺旋杆菌也是阴性。

韦雷生将孙女过敏性紫癜的过敏原最后归结到疫苗上了。“我豁上老命也得给孙女讨个公道回来！”为抢救孙女卖完了50多头猪的“养猪专业户”韦雷生，几年来坚持不懈地上访申诉。

2009年3月28日，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委托的诊断专家组做出诊断报告，诊断报告称：“过敏性紫癜、过敏性紫癜性肾炎与接种麻风二联疫苗在时间上和可能发生的常见疑似预防接种反应疾病上有相关关系”。

于是，韦雷生一家将疫苗生产厂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及疫苗接种使用管理机构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告上法庭。2010年1月13日，高平市人民法院判决“接种麻风二联疫苗而诱发过敏性紫癜及过敏性紫癜肾炎属接种疫苗后的异常反应。”判赔慧慧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156178.52元。

“接种合格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极其微小”

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变态反应病学》以及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

在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中，过敏反应最常见。它是受同一种抗原（致敏原）再次刺激后出现的一种免疫病理反应，可引起组织器官损伤或生理功能紊乱，临床表现多样化，轻则一过即愈，重则救治不及时或措施不当可危及生命。

接种合格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极其微小。如果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常见疾病有：无菌性脓肿、热性惊厥、过敏性休克、过敏性皮疹、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局部过敏性反应、血管性水肿、多发性神经炎、臂丛神经炎、癫痫、脑病、脑炎和脑膜炎、淋巴结炎、骨髓炎、局部脓肿、淋巴管炎和淋巴结炎、蜂窝织炎、全身性化脓感染、晕厥等。

2008年10月25日的《山西晚报》一篇题为“疫苗带来异常谁赔？这下清楚了”的报道在采访山西省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科长翟如芳的介绍中称：专家表示，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的概率极低，仅为200—300万人分之一。其中多为轻度异常反应，严重的异常反应很少。

记者搜索发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梁晓峰在面对媒体的公开讲话中，也曾表示：发生率极低，我们据查国外的资料，大概200万分之一或者300万分之一。

既然接种合格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极其微小。那么，这么多或死、或残、或病的山西孩子，他们的病因与疫苗到底有无关系？

“合格疫苗异常反应概率极其微小，而且多为轻度，严重的很罕见。但是，06年以来，山西境内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疫苗，也就是高温暴露疫苗，这样的疫苗已在山西省长期使用，必然要大幅度提高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概率。”山西省疾控中心专门负责防病信息的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说。

大量疫苗高温暴露——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疫苗条例》）对于疫苗的概念是这样界定的：“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预防接种的疫苗类预防性生物制品。”

疫苗是异体蛋白物质，对光照、温度十分敏感。疫苗是生物制品的一个类别。生物制品是指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人或动物血液等，通过生物或化学方法加工制成，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特定传染病及其他疾病的免疫制剂。而疫苗则是利用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或灭活方法制成，用于预防疾病的自动免疫制剂。

国家法规规定

《疫苗条例》第64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未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所储存、运输的疫苗予以销毁。”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关于“疫苗的储存与运输”是这样规定的：

3．疫苗储存和运输的温度要求：

（1）乙肝疫苗、卡介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乙脑灭活疫苗、A群流脑疫苗、A+C群流脑疫苗在2℃～8℃条件下运输和避光储存。

（2）脊灰疫苗、麻疹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风疹疫苗在-20℃～8℃的条件下运输和避光储存。

（3）其他疫苗的储存和运输温度要求按照药典和疫苗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执行。

4．运输疫苗时应使用冷藏车，并在规定的温度下运输。未配冷藏车的单位在领发疫苗时要将疫苗放在冷藏箱中运输。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规定，疫苗一旦脱离规定的存储环境，就是质量可疑疫苗，也可能成为质量异常疫苗。

高温暴露疫苗

山西省疾控中心专门负责防病信息的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提出，从2006年以来，在山西境内出现了大量疫苗被高温暴露的情况。

陈涛安介绍：2005年12月，山西省疾控中心突然出现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山西人，该人35岁，名叫田建国。

12月28日，田建国被任命为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

“疫苗是全民防病的武器。从这一天开始，保障3500万山西人民生命健康的疫苗使用管理权，就由田建国掌握了。”

山西省疾控中心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小南关8号，分为南、北两个大院。当时，省疾控中心的疫苗冷库位于北院，而刚建成未交工的疾控大楼位于南院，两地相距约70多米。2006年至2007年，田建国组织的人就是在正对的这栋大楼的一楼大厅中往疫苗盒上贴标签的。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山西省疾控中心物业科副科长卫军利告诉记者：“2006年、2007年，田建国管疫苗的时候，我看到他组织的人，将成箱的疫苗从冷库搬到还没投入使用的疾控大楼一楼，拆开包装箱，将疫苗堆了一地，堆得像小山一样。许多人在往疫苗盒上贴‘山西疾控专用’的标签。尤其是夏天，大家穿着短裤，他们依然照常天天在闷热的大厅里贴标签。”

记者先后采访了多位山西省疾控中心的职工，均佐证了此事。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从事药品验收、养护、计量、保管等工作的人员，应具有相应的学历或一定的文化程度，经有关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企业应定期对各类人员进行药品法律、法规、规章和专业技术、药品知识、职业道德等教育或培训，并建立档案。

“但是，为田建国贴疫苗标签的，都是临时找来的宾馆服务员、临时工、钟点工等。”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刘美丽（化名）回忆当时情景时如是说。

山西省疾控中心专职司机原江对记者说：“那两年，他们不仅一直在疾控大楼一楼里贴标签，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给全省各地运送疫苗的冷藏车制冷机一直坏着，没有维修过。跑地区一趟，尤其是夏天，都变成闷罐车了。”

“这是人为制造疫苗存储运输不应有的操作环节，使疫苗长时间脱离规定的冷藏避光环境，主观故意制造了高温暴露疫苗。应该依法立即销毁，否则即是抗法杀人。”陈涛安分析说。

“不仅仅是2006与2007两年，由于高温暴露疫苗配送到各地没召回、封存，直到2008年底，山西老百姓还在接种高温暴露疫苗。”

陈涛安还告诉记者：“根据山西省公布的统计资料，这3年，全省每年至少接种疫苗1000万人次。疫苗因高温暴露而质量可疑，不知道全山西会有多少人接种了质量异常疫苗？尤其是孩子！”

高温疫苗的背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四

山西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高温疫苗？难道原来管理就这么混乱吗？

疫苗原来实行封闭式渠道管理

疫苗是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障与武器。因此对于疫苗的生产、供应，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产、计划供应的管理体制。即所谓“封闭式渠道管理”模式，所有的疫苗均由国家指定工厂生产，并由国家疾病预防机构统一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并且要求“必须在卫生防疫机构监督指导下使用”。

作为由政府全额财政拨款组建的，实施山西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山西省疾控中心其中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对攸关全省3500万人生命健康之疫苗的管理与配送。

与全国各省区一样，山西境内疫苗的配送、管理过去一直也实行“封闭式渠道管理”。在2005 年10月之前，具体配送工作一直由该中心的内部科室——生物制品供应站负责。

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接种第一类疫苗由政府承担费用，即“政府计划分配，个人免费接种，国家统一买单。”一类疫苗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均标明“免费”字样和“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接种第二类疫苗由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承担费用。即“个人自主自费接种”。

在这种模式下，生物制品供应站一方面根据免疫规划采购供应一类疫苗，同时经营二类疫苗，但是经营二类疫苗的收入全部进入财政专户，纳入国库。

然而，自从2005年6月1日，《疫苗条例》正式实施以来，二类疫苗供应与销售方式发生了变化。

二类疫苗成“商机”

新颁布的《疫苗条例》规定，“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这一规定改变了过去疫苗统购统销的模式，打破了疾控机构垄断疫苗供应，特别是二类疫苗供应的体制，其根本目的是降低二类疫苗的价格，从而让百姓受益。

国家放开二类疫苗流通市场，对于二类疫苗，各级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可向疫苗生产企业或经批准的药品批发企业直接购买。即对二类疫苗实行“企业自由买卖，市场平等竞争。”

陈涛安告诉记者：

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二位领导“眼力很好”，他们从《疫苗条例》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首先，《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条例》赋予卫生行政部门、疾控机构疫苗使用管理的权利，二类疫苗可以企业经营，有了商业机会与利润空间。

其次，二类疫苗出厂到零售的差价很大，10元的出厂价零售可达30～50元，存在巨大暴利。

再次，疫苗市场需求不断增长。“非典”以后老百姓防病意识很强，疫苗消费量逐年加大，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有权根据属地疫情发布接种二类疫苗建议信息，一个政府公开信息可赢得大把的钞票。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全省已经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疫苗系统网络。省疾控中心在山西日报的专版宣传文章中称：全省疫苗供应体系由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杆，初步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遍布城乡的预防接种服务网络。目前，全省有预防接种门诊18981个，有预防接种人员25556名，全天候为儿童提供预防接种服务。

“卫生部企业”空降山西

“看到巨大的商机后，他们开始运作，许多业务骨干被陆续免职。”陈涛安说。

2005年7月，信息科科长陈涛安被免职。

10月，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被停止工作。

10月，生物制品供应站副站长张俊书被停止工作。

12月，财务科长杜碧杰被免职。

陈涛安回忆说，单位一把手栗文元非常严肃地通知我，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要离开本职岗位，调到后勤物业管理科从事杂务工作，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一把手还说：你的工作很突出，没什么失误，调你去那里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要相信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

在许多许多业务骨干被免职的时候，一位来自北京的山西人田建国，于12月28日被任命成了当天成立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与此同时，原来负责疫苗配送的生物制品供应站撤消。

由“卫生部企业”老总田建国挂出来的“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牌子至今依然悬挂着。本报记者王克勤摄影报道

记者看到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2月12日的《会议纪要》这样写：

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仔细筛选，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经营生物制品，并对山西市场比较了解。单位设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由该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

16天后，山西省疾控中心《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的正式文件发布，“希望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相关生物制品企业”“支持和配合”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卫公司）。该公司董事长田建国自此正式出任该配送中心的主任。文件规定：

配送中心的具体工作委托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该配送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该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2005年12月31日前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的债权债务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清理。

“标签疫苗”横空出世

自2006年1月1日起，“卫生部企业”华卫公司负责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山西全省疫苗的供应管理权被华卫公司托管了！”

山西全省的一类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交由田建国领导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向全省配送。“田建国只能赚点有限的配送费，很不积极！”

于是，垄断山西二类疫苗市场的“标签疫苗”在山西出现了。

陈涛安介绍说，从2006年3月开始，田建国便找来一些宾馆服务员、临时工、钟点工等，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刚建成未交工的大楼楼道里长期人海会战，往各类二类疫苗最小包装盒上粘贴“山西疾控专用”标签。

有接种者家人给记者提供了部分贴有标签的疫苗包装盒，即田建国推出的“标签疫苗”。记者看到每个疫苗盒上均粘着比一分钱硬币小一点的椭圆形标识贴。记者发现，该标上半部是“CDPC长城图案”，即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益标志；下半部是“HW”，是华卫的拼音缩写；底部是红色的“山西疾控专用”字样。

记者发现，这些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的疫苗，则是由长春、北京、武汉、兰州、江苏等地的相关疫苗生产企业生产的。

在疫苗盒上贴“山西疾控专用”标签，是否合法？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药品标签不得超出说明书的范围，不得印制暗示疗效、误导使用和不适当宣传产品的文字和标识。因此，药品标签不得印制“xx省专销”、“原装正品”、“进口原料”、“驰名商标”、“专利药品”、“xx监制”、“xx总经销”、“xx总代理”等字样。药品标签要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规定：该统一标志使用范围仅限于“各级各类疾控机构的建筑标识及其相关物品、设备；疾控机构的指示性路标”。同时，“疾控机构标志的图案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中增删任何内容。”

“有了这个标签，他就可以垄断山西二类疫苗市场，将其他疫苗经营企业排除在山西市场之外，即排除异已，制造暴利。”

“为了获得疫苗经营暴利，田建国不仅在山西推出了全国独创的标签疫苗，而且让山西卫生厅为其进行行政推销。”“这个标签既没有我单位的承办印制科室，更没有保管部门，经费来源也不明。”陈涛安如是说。

省卫生厅连续发文推销“标签疫苗”

2006年4月6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晋卫疾控【2006】13号文件，在其附件《山西省2006年麻腮风联合疫苗免疫接种活动实施方案》中规定：“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统一订购，逐级分发，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正规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为保证免疫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配送的标有‘山西CDC专用’字样的疫苗。”

2006年5月22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晋卫疾控【2006】21号文件的附件《山西省2006年乙 脑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山西省2006年流脑多糖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中，又重复了上述文字。

2007年3月16日，山西省卫生厅又下发晋卫疾控【2007】4号文件，在其附件《关于加强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控工作的通知》依然有上述文字。

晋卫疾控【2006】21号文件还规定，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免疫规划以外人群主要推广使用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强的“北京牌”乙型脑炎（Vero细胞）纯化疫苗（乙脑纯化疫苗）。各级应在活动开始前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标语、板报等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规定了一系列宣传推广二类疫苗的标语：

为了您孩子的健康，请给您的孩子接种新型乙脑疫苗；

接种新型乙脑疫苗，是您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投资；

预防乙型脑炎的最佳选择是接种新型乙脑疫苗；

2007年3月，晋卫疾控【2007】4号文件，再次重复了以上内容，要求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而所谓的新型乙脑疫苗就是“北京牌”乙型脑炎纯化疫苗。

“华卫成了垄断疫苗网络的官商”

“仅仅通过标签控制还不够，田建国为全面控制山西疫苗市场，在原有预防接种服务网络基础上，成立了各地疾控中心配送中心分中心，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疫苗垄断经营网络。”陈涛安说。

从2006年4月开始，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为甲方，华卫公司董事长田建国为甲方委托代理人，与长治、晋城、临汾、吕梁、忻州、朔州等地疾控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省疾控中心保证不向分中心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配送二类疫苗，市中心保证从省中心采购疫苗。同时《合作协议》第19条规定：“在所辖区域内执行综合市场治理计划，沟通和协调区县CDC和接种单位的疫苗采购渠道，确保市场控制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华卫公司于2006年4月，推出“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粘贴在所有配送的二类疫苗盒上。随后，根据山西省卫生厅和山西疾控中心的规定，山西各地统一使用省疾控中心订购和逐级配送的疫苗，同时必须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如有违反，承担免疫接种是否安全、有效的责任。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规定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这样，华卫公司拥有了既能使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调控、引导市场，又能以疫苗批发企业的身份向社会倾销疫苗的双重身份。

华卫公司在拥有对山西疫苗市场垄断权力后，推出了排他性的标签疫苗，记者发现省卫生厅不断发布文件努力推广标签疫苗，全省庞大的公共卫生供应网络也被华卫公司控制成为其有效的营销渠道。那么，华卫公司到底能赚多少钱？又将如何赚钱呢？

疫苗垄断利益揭秘——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五 “卫生部企业”华卫公司进入山西，通过省卫生厅下发的一系列相关文件，推出了标签疫苗，“还做成了一笔又一笔可观的生意。”

华卫公司从中获取了多少利益呢？为何相关部门又是如此热情相助呢？这背后又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

尚未开张，先获资产

山西省疾控中心提及华卫公司的第一份文件，即将省疾控中心“一千多万元资产送给华卫公司了”。

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出台〖2005〗21号文件，向各市级疾控中心发出《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通知说：2005年12月31日前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的债权债务委托华卫公司负责清理。

几天后，2006年1月6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向各市疾控中心下发《货款结算账户告知函》称，“依据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21号文件，由山西省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委托华卫公司托管运营和处理债权债务。”

《告知函》列出两个账号，除了省疾控中心的财政专户外，另一个就是华卫公司在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水碓子支行开设的账号。

原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根据2005年11月11日省疾控中心出具的《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31日生物制品供应站收入支出情况》算了一笔账：田建国接手之前，生物制品供应站拥有债权：2960.07536万元；库存：二类疫苗库存374.4098万元（其中包括过期疫苗8．4317万元）；债务：省疾控中心欠二类疫苗生产、批发企业2003.7935万元。

债权＋库存－债务＝1330.69166万元。

也就是说，华卫公司接手省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时，实际接手了133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

这1300多万国有资产便成了华卫公司的买卖本金。

扭曲卫生部文件销售二类疫苗

华卫公司的第二笔大生意就是“扭曲卫生部文件变相销售收费的二类疫苗”。

2006年1月28日卫生部下发《关于加强麻疹控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一类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加强对麻疹疾病的控制。

陈涛安说，2006年4月5日，山西省卫生厅以落实卫生部《通知》名义，发布了《山西省2006年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实质上是推销二类疫苗。省疾控中心根据该《方案》要求，印刷发行了“预防接种通知单”，约束全省基层预防接种门诊，必须为幼儿接种“普祥立适”牌麻腮风联合疫苗。

麻疹疫苗是免费的一类疫苗，而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是收费的二类疫苗。

然而，山西省疾控中心出台的《预防接种通知单》进一步规定“普祥立适”牌麻腮风联合疫苗84.2元/人份。

“省卫生厅扭曲卫生部文件，压制一类免费疫苗，推销二类高价疫苗。疾控中心直到2008年1月10日，即一类免费麻疹疫苗失效前20天，才向基层接种点配送，导致全省各地大量一类麻疹疫苗失效。”陈涛安如是说。

因为迟迟不配送，而造成被失效的一类麻疹疫苗。

记者看到中央电视台某栏目在此期间做的部分采访录像显示，太原市周围一些地方当收到麻疹疫苗时，业已失效。

反季节销售乙脑疫苗

2006年8月11日，省卫生厅下发了晋卫疾控【2006】26号文件《关于加强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山西省各地积极开展应急接种。

陈涛安认为，乙脑是山西省常见传染病，截止8月9日，全省11个地区，有6个地区存在散发乙脑病例，总共发生69例，其中44例散发在老疫区运城市的一些县区，山西省大部分县区并无乙脑疫情，开展全省乙脑疫苗反季节应急接种很不正常。他的理由是：

首先，乙脑病是由蚊子叮咬传播，乙脑疫苗每年3-5月份接种较合适，8月中旬已过了乙脑疫苗的接种时期，不宜应急接种乙脑疫苗。2006年9、10、11月，山西省都在应急接种乙脑疫苗，接种后1个月产生抗体，那时蚊子已经没有了，老百姓不但白花了钱，而且，对于感染乙脑病毒未发病的人，接种会增加发病的可能性。

其次，灭蚊防蚊、清理卫生应是预防乙脑流行的有效措施。卫生厅文件却强调，预防接种是最有效的控制疫情措施，加上部分媒体不断报道零星散发的乙脑病例，于是，在山西省形成了反季节接种社会运动，老百姓忽略了灭蚊防蚊，一涌而上争抢接种，拥挤现场不但提高了乙脑传播机率，由恐慌、混乱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再次，根据《疫苗条例》第二条规定，应急接种疫苗都应是免费的。但是，本次应急接种，每人份却收费28元。

8月13日，山西省卫生厅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冯立忠宣布，即日起运城市将对9个发生乙脑疫情的县区开展应急接种，计划对全市15岁以下少年儿童全部接种乙脑疫苗，根据情况还将扩大至20岁，同时鼓励成人自愿接种。

8月15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副主任卢徐民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今年7月1日，乙脑疫苗已规划到计划免疫内，因此，凡在今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接种乙脑疫苗的疫苗费用都是免费。除此之外，其他接种人群，免疫规划外的接种人群，如自愿接种，则要交付一定的费用。目前，全省统一使用乙型脑炎纯化疫苗（Vero细胞），统一28元一支（不包含注射费）。”

业内人士指出，乙脑疫苗2006年的出厂价为每人份9元，而山西接种者以28元购买，其中 的环节是：北京华卫公司销售疫苗时，每人份收取4元的配送费、3元的贴标签厂家返利，以每人份13元价格给市疾控部门，市疾控每人份加4元给县疾控，县疾控再加4元给乡镇一级。

根据山西省卫生厅2007年11月7日发布的消息，2006年运城等地发生乙脑疫情后，山西省疾控部门及时组织第二类疫苗240万人份，实际应急接种192万人份。

以每人份赚取7元、共接种192万人份计算，北京华卫在运城乙脑疫情中净赚1344万元。

陈涛安估算，全省应急接种共消费疫苗500余万人份，以每人份赚取7元，可净赚3500万元，乙脑疫苗在春季采购的是9元/人份，但到了秋季生产厂家要销毁即将失效的疫苗，8、9、10月采购乙脑疫苗价格极低，一人份不到一元钱，如此计算，每人份赚取12元，可净赚6000余万元。

排除竞争对手，独享疫苗暴利

2007年10月9日，位于运城市的山西省亨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公司）致函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山西省卫生厅、省疾控中心的行政行为，严重破坏了二类疫苗市场平等竞争，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省卫生厅文件规定，山西各地统一使用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疫苗，如有违反，承担免疫接种是否安全、有效的责任。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规定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亨通公司储备了数万支疫苗，当他们向当地疾控部门推销疫苗时被告知，所有二类疫苗必须经过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配送并贴有“山西疾控专用”字样，才能被接种。亨通公司的疫苗16元一支都卖不了，然而贴有“山西疾控专用”特权标签的疫苗，28元一支还供不应求。

2007年9月12日，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华卫公司是卫生部的大公司，山西人民确实受益了，2006年以前，一只乙肝疫苗，打三次的，卖到21元，最便宜15元，2006年以后，打三次总共只花7至8元。

这样算，乙肝疫苗每针次收费不超过3元。但是大同市天镇县南河堡顾家湾村燕燕2008年5月29日接种的乙肝疫苗，一针次收费就达82元。就此，记者于2月22日通过当时负责接种的天镇县南河堡乡接种员王振中核实，王没有正面回答，抱怨了很久自己到各村庄接种疫苗多不容易，花销多么多么大。最后告诉记者：“说不收钱是假的。”但始终没有回答每针次收多少钱。而燕燕的奶奶张建云告诉记者：“村里打乙肝疫苗都是收82元。”

2008年3月6日，山西电视台“都市110栏目”播出《定期接种疫苗收费不明不白》，报道称，太原市尖草坪区卢女士的女儿出生到现在20个月，累计接种疫苗27次，花费达1233元。其中仅仅脊髓灰质炎疫苗享受了国家免费政策，其余都是有偿接种。

“省卫生厅要求各地统一使用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配送的疫苗，如有违反严肃查处，实质是在规定各地只能与华卫公司发生疫苗交易。这就是田建国能够垄断山西疫苗，获取暴利的秘诀所在。” 陈涛安说。

据陈涛安估算，华卫公司在山西经营各类疫苗，2006年可获得8000万元利润，2007年可获 得4200余万元利润，两年合计利润，1.2亿元，经营额2.5亿元。

“50万元抵押了3500万人的生命保障权”

根据华卫公司与山西省疾控中心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华卫公司获得“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权利与权力，而条件是“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

“且不说年380万元是否按时上交，单就50万元风险抵押金，大头其实是给领导行贿了”。陈涛安如是说。

2008年1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纪检组发布的《关于对反映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贪污受贿洗钱等问题的初核报告》记载：

根据，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业务托管合作协议，“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5年，乙方在签署协议之后，交纳50余万元人民币或甲方认可的价值50余万元资产作为风险抵押金。2005年12月华卫公司用该公司的非基本账户资金购买广本雅阁2.4L汽车，以27万抵押在省疾控中心（车牌号为：京JD7033），该车由栗文元使用至2007年10月，之后封存在省疾控中心车库之内。2006年2月22日华卫公司电汇省疾控中心风险抵押金23万余元。”

“北京华卫公司抵押在省疾控中心的车未在双方固定资产账上体现。”

陈涛安对记者说：“华卫公司用50万元，抵押了山西3500万人民的生命保障权。而这50万元抵押金，田建国又给领导买了小轿车，居然没有上公家的账，这不是慷国家之慨，行贿赂之实，是做什么？！”

如此垄断山西疫苗市场，左右山西卫生厅及全省疾控网络，坐拥财富的“卫生部企业”到底是怎样一家公司呢？

“卫生部企业”真相——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六

华卫是个私人企业

记者看到华卫公司总经理田建国的名片上是这样写的：

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药科技开发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卫生部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总经理；

卫生部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

那么，这个与山西省疾控中心合作的华卫公司到底是否“卫生部部属企业”？

其实，早在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2003年专门又发文重申这一规定。

田建国的“卫生部部属企业”又是从何而来？

记者根据田建国名片上的电话致电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询问，对方称：“我单位有此人，华卫时代不是我们协会的公司，具体情况工商局一问就知，那是他个人的公司。”

北京市工商局提供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该公司2004年1月6日在北京注册成立，法人代表：田建国，股东：田建国、黄彦红、于莉，股份分别占80%、10%、10%。

在该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里，记者发现一份2007的工商年检表，上面写着：“北京华卫时代公司为三人合伙的私有企业。”

有意思的是，2007年9月6日，即相关部门开始调查这个公司后。该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做出变更股东决议。2007年9月13日，得到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核准。黄彦红、于莉退出股东，分别以5万元的价格，将各自10%的股份转让给“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开办的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集体所有制）。

此后，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两个，田建国个人占80%，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占20%。而这个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田建国本人。

“华卫是个空壳公司”

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曾公开称：“华卫是卫生部的公司，专门搞疫苗配送的大公司。”

在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中，记者发现了一份2005年7月2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份编号为“京工商朝处字（2005）第03769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农民日报社五层520房间办公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当事人在开业登记时，委托代办公司采取垫资方式办理了公司登记。领取执照后代办公司将垫资款50万元全部提走，当事人未按规定补足出资。”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虚报注册资本行为。”

“依法责令当事人60日内补足出资，处罚罚款50000元。”

而2004年1月6日这家公司在北京注册时，表明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出资表显示田建国40万元、黄彦红5万元、于莉5万元。

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

华卫没有疫苗经营资格

田建国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从2006年1月1日“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直到2007年10月15日失踪，一直在经营管理山西全省的疫苗。然而，记者在该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中发现，这个公司在山西经营期间根本没有疫苗经营资格。

2004年1月6日，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该公司《营业执照》显示，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如下：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生物制品、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化工产品（不包括危险化学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投资咨询；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营销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2007年9月6日，即在相关部门开始调查这个公司后。该公司召开成立近4年来的第一次股东会，做出经营范围变更决议。

也即该公司连续经营疫苗达1年零8个月后，2007年9月13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正式核准，在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增加了“疫苗”二字。

然而，2008年1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调查组公布的《初核报告》却称：华卫公司2004年1月6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中存在疫苗销售。

华卫公司突然失踪

2007年8月，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山西疫苗问题，2007年10月12日，当地媒体曝光山西疫苗问题，山西省卫生厅纪检组开始立案调查。

10月15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突然关门，华卫公司员工全部撤离山西。山西省卫生厅调查组《初核报告》称，“2007年9月北京华卫公司向省疾控中心提出了中止合同的请求，2007年10月12日，省疾控中心解聘了华卫公司总经理田建国配送中心主任的职务。”

“当时，我已经举报四个月后，田建国针对相关部门的查处，给华卫公司突然加上了‘疫苗’经营范围，增加了20%的卫生部协会集体所有制股份，想把自己私营公司变色成与卫生部沾边的企业后逃之夭夭，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陈涛安说。

“卫生部企业”老总：“由政府部门来回答”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记者设法联系到了“卫生部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建国。

对于记者提出的：华卫与山西省疾控中心是否合作关系、高温标签疫苗、市场垄断、华卫是否卫生部企业等一系列问题。田建国称：“这些事情，我不好回答。请你到山西省疾控中心和政府部门了解吧，由政府部门来回答。”

山西卫生厅：“你去问省纪委吧”

山西省卫生厅

2月23日，记者来到山西省疾控中心。得悉，此前一直与田建国“密切合作”的该中心主任栗文元前不久刚刚被免职，“另有安排”、“出国旅游了”。

为此，记者找到了目前负责该中心工作的张杰敏副主任。张称：“我知道有标签疫苗，但没有见过他们贴标签。卫生厅纪检组只调查了经济问题，其他的具体情况，我不好回答，你最好找卫生厅纪检部门。”

而山西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闫明亮的回答几乎与张杰敏完全一致。

针对山西疫苗市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记者试图采访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与疾控处，被告知：“没有厅新闻中心的同意，不接待记者”。该厅新闻中心的小刘告诉记者：“情况变化了，我们新闻中心领导让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跨行业采访，需要相关部门批准。”

所幸记者见到了参与查处此案的省卫生厅纪检组办公室主任武瑞明，他对记者讲：“我没有权力回答这些问题，这个案子早就移交省纪委了，你去问省纪委吧。”

记者随即赶往山西省委，省委传达室告知记者：“省纪委没有时间接待记者。”

之后，记者设法找到负责查处此案已达一年半之久的省纪委931室薛进仓处长，薛进仓反问：“你采访这个案子，想要干什么？”记者回答“舆论监督。”面对记者的不断追问，薛进仓称：“这个案子我们还没有查完呢。”便挂了电话。

“高温疫苗”举报**——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七

山西疫苗高温暴露问题能够浮出水面，引起公众广泛关注，49岁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成为最关键的人。

山西高温暴露疫苗举报人——49岁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

信息科长被安排去收电话费

2005年7月的一天，时任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科科长陈涛安被领导“罢官”了，安排他到后勤物业管理科从事杂务工作，具体工作便是每月给电信局交一次单位的电话费。

“我们都不理解！老陈是我们卫生系统水平最高的疫情信息技术高级专业人才。”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张俊书这样对记者讲。

陈涛安曾在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工程系学习，毕业后一直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从事全省疫情分析管理工作，1997年被提拔为信息科科长。

陈涛安长期从事信息技术科研工作，科研成果十余项，熟悉疫苗业务管理，1995年独立完成《全国儿童免疫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研究，为中国实现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提供了技术手段。卫生部卫计算发[1996]第1号文件在全国推广应用了这一技术成果。

因此，陈涛安于2001年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劳动模范称号，2003年被评定为副主任技师。

陈涛安回忆说，单位一把手栗文元非常严肃地通知我，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要离开本职岗位，调到后勤物业管理科从事杂务工作，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一把手还说：你的工作很突出，没什么失误，调你去那里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要相信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

“接着，省疾控中心许多业务、技术骨干先后都被调整了。”

2007年11月，停止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程宏生、副站长张俊书的工作，清理上交账务。

2007年12月，免去财务科长杜碧杰职务，调离工作岗位，任命刚调来的普通会计茹建军为财务科长。同时，宣布撤销生物制品供应站，程宏生、张俊书从事杀虫灭鼠工作。

2007年12月底，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并委托北京华卫公司管理，任命田建国为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

“我当时的工作，就是替单位每月交一次电话费。说白了，任务就是休息。”

陈涛安介绍说，实质是单位强制性的给我放了无限期的长假，所谓交电话费的杂务工作，每月我给单位财务打个电话，让他们给电信局支付单位电话费。其实打与不打一个样！

“但是，我不愿放弃卫生信息职业，正好有时间了，利用这个时间做《医院内感染信息系统》课题，使用信息手段控制医院患者感染的开发、研究。很快我就沉浸在这一课题之中，直到2007年课题开发试运行成功之后，我回单位向中心主任述职，要求安排新的工作。这时，才弄明白领导让我休息的真正原因。”

勤杂工发现大问题

2007年初，原来很少管闲事的陈涛安，在省疾控中心办公楼发现了有许多人在给疫苗盒上贴标签。“感觉很不正常。”

而正是这一发现，让这个当时省疾控中心勤杂工进一步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陈涛安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自述材料上这样讲：

我被“组织”安排休息之后。李书凯、栗文元一方面，以行政、业务领导和法规专家的身份，蒙骗上级领导和同志们，说《疫苗条例》规定省、市疾控机构不能供应二类疫苗，利用公司的资质开展疫苗供应和管理，是贯彻《疫苗条例》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选择了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的私营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卫），包装成卫生部部属企业。很快李书凯、栗文元、田建国开始共谋一事，策划如何侵吞山西疫苗市场。

他们碰到的问题是，疾控机构供应、分发二类疫苗属财政预算外收入，必须收支两条线，北京华卫帐号得不到钱。解决的方法是，于2005年12月，免掉财务科长，让这位高级会计师从事非财务工作，调进来一个普通会计担任财务科长。

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陈涛安带着疑惑开始查找原因。

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宣称：“《疫苗条例》实施了，省疾控机构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不能经营二类疫苗，而有些是防病工作必须使用的二类疫苗，为了搞好山西防病工作，就需要把配送中心托管给一个公司，卫生部部属企业华卫公司是最好的选择对象。”

陈涛安质疑以上说法，到药监部门了解情况，取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国食药监市[2005]548号《关于疾病预防机构供应二类疫苗监管问题的批示》中明确指出：“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性质和作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供应、分发疫苗无需领取《药品经营许可证》。”

“然而，山西省卫生厅也正是用李书凯他们的这个说法，欺骗了政府与卫生同仁。”陈涛安说。

接着陈涛安通过北京工商局了解，这个公司与卫生部没有任何关系，是一家三人合伙的私人小公司。

陈涛安说，省卫生厅及省疾控中心个别领导把一家私人小公司渲染成卫生部部属企业、大公司，想方设法的把全省疫苗经营管理权发包给这个皮包公司。这背后肯定隐藏着说不清楚的交易与黑幕。疫苗是高风险产品，需要冷藏避光，却堆在楼道里贴标签！这事关全省3500万人民的生命安全，绝对马虎不得，必须坚决遏制。

2007年5月25日开始，陈涛安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省纪委、卫生部、省药监局及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实名举报“山西3500万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权被官员出卖的一系列问题”。

三年来，陈涛安向有关部门举报、复议、信访山西疫苗问题30余次，并多次就“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否卫生部部属企业”质询卫生部。

期间，围绕陈涛安举报山西疫苗案相关问题发生了一系列“很戏剧性的故事”

双重查处同时进行

2007年5月25日，陈涛安将真实署名的《关于栗文元涉嫌贪污、受贿、洗钱等问题的举报》材料送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市检察院、省纪委。

整整15天，陈涛安没有等来任何响应。

之后，陈涛安每天按时到太原市检察院举报中心询问。“跑了二十多趟，才见到反贪局长，将此事一脚踢到省卫生厅。”

陈涛安感觉正常程序是很难走得通了，于是找到自己在太原市检察院工作的战友，在这位战友的帮助下，2007年7月底《关于栗文元涉嫌渎职致使人民利益、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举报》在太原市检察院正式立案。2007年8月，太原市检察院正式介入。

就在太原市检察院调查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将全省疫苗管理权出卖给私人老板的问题的同时。陈涛安的许多朋友告知：“我们接受了询问，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正在查你陈涛安的问题。”

2007年9月上旬，太原市检察院正式通知陈涛安“省卫生厅说，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你只能要卫生部表态。”

几天后，陈涛安向卫生部发出了《质询书》。质询华卫公司是否卫生部企业？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是否合法？

陈涛安至今没有等来结果。太原市检察院于2007年9月底撤消此案。

就在市检察院停止查处后，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对陈涛安的查处工作由外围调查转向对陈涛安本人的调查阶段。

9月底，迎泽区检察院的一男一女两个检察官来到省疾控中心，与陈涛安正式见面。

以下是陈涛安记录的与这两个检察官见面的情况：

女检察官问我：工作单位？

我答：省疾控中心。随后我要求二人出示工作证，男检察官合作了，女检察官不合作。在我强烈要求下，女检察官掏出检察证向我摔了过来。我捡起检察证后，记下了他们的姓名，一个叫李俊玲，另一个叫范金生。我说，庄严的人民检察官证件不容你摔。我要求她承认错误，她说，你“爱到哪里告就到哪里告”，双方进入了对峙局面。后来，向他们介绍我是已经公开身份的举报人，讲解了高温疫苗危害儿童，提示李俊玲她的孩子出生时，还不能脱离这次疫苗危机的阴影，并给他们拿出举报材料，希望他们带回去调查这个案件，为保障山西人民生命安全做点实事，但是，被这两个检察官拒绝了，称他们的任务就是调查我，不能接受我的举报材料。

为了缓解僵持局面，我归还了他们的检察证，接受了他们的询问笔录，他们问了一些我多年来的工作开销情况，一个多小时后，要求我审核笔录签字压指印，我在笔录签字处写道“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检察官李俊玲，出示检查证时摔证件，威胁被调查人，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情况属实

陈涛安。”按了红指印。

这位女检察官看到调查笔录中有这段话，立刻哭了，我说，不要哭，承认了错误，这页可以重写。

这两个检察官收拾东西要走了，我不同意他们走，要求承认了错误再走，就这样他们前头跑，我后头追，喊着要求他们承认错误。他们上车时，我追上了，在单位同事围观下，我要求检察官李俊玲承认错误，李俊玲说，“好人不与狗斗”，我说，人民检察官还能骂人？李俊玲说，现在是8小时以外，你管不着！说完开车扬长而去。

之后，我立即带了一个相机，赶到迎泽区检察院，正好碰见检察官范金生在检察院大门口张 望，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老范我来了，范金生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照你们俩的相，曝你们俩的光。范金生说，我们有肖像权。我说，不照你们本人，照公示牌，那个没有肖像权。范金生立刻把我抱住，告诉他的同事拆掉公示牌。一会儿，范金生把我放开了，我进了检察院一楼、二楼、三楼找遍了，没有公示牌，后面跟了很多人，叽叽喳喳也不知在对我吵什么。

我又回到门口，一位自称是领导的问我在干什么，我向他讲了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时不庄重的行为，领导又问我拿相机来干什么，照相没有找到公示牌，现在要照大门，因为李俊玲摔了检察证，就是你们检察院摔了检察证，这位领导高喊不能照，很多检察官挡住了检察院的牌子，路过观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只好让开，同意我照检察院的牌子相片。

一位审计会计，给我看了一份举报材料，我从中得知，是最亲密的部队战友、最要好的同事举报了我。举报我1997～2007年累计倾吞资金113万元，证据是，累加了1997年以来，出差、开会、学习、购买办公用品、工作设备、技术资料等费用。

有一个审计团队翻遍了省疾控中心所有账务，也没有找到我的任何实质问题。

此事，也就这样搁浅到至今了。

卫生厅纪检双调查

2007年9月14日山西当地媒体刊发了《这个“权”能被“托管”吗》，将山西全省疫苗管理权出卖给私人老板的问题第一次公开曝光。

此后，陈涛安在网上发出了《山西3500万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权被官员出卖》一文，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2007年10月2日，山西省卫生厅纪检组长辛旭光、副厅长李书凯对陈涛安谈话：“对举报人与被举报人都要调查，查出谁有问题谁就承担责任，彻底解决问题。”

2007年10月12日，由省纪委派出督查员参与的省卫生厅调查组正式开始调查。

这个调查组正式开展工作的第三天，田建国及华卫公司便“突然失踪了”。

2007年12月3日，有媒体发表了《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华卫背后的利益链条》。

2008年1月7日，省卫生厅召开会议通报了《关于对反映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贪污受贿洗钱等问题的初核报告》，最后的结论是：

关于省疾控中心第二类疫苗供应合作方式，省卫生厅已向省政府作出答复，认为符合《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省疾控中心原生物制品供应站经营二类疫苗的国有资产没有流失；

华卫公司抵押在省疾控中心的本田雅阁车未在双方固定资产帐上体现；

未发现栗文元有贪污、受贿、洗钱的问题；

省疾控中心在财务管理债权、债务处理以及用轿车抵押风险保证金等方面的问题，栗文元负有一定责任。

“在这两个月中，我与栗文元同时都经历了询问、笔录等被调查过程。但是对我的调查，至今卫生厅没有结论。然而，更不可理解的是对栗文元、田建国制售高温疫苗问题却置之不理。”陈涛安这样对记者讲。

随即，陈涛安将一篇揭露山西高温暴露疫苗问题的举报材料发布在网络上，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

“山西疫苗”是否异常——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八

2008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村民易文龙找到了陈涛安。易文龙的女儿接种流脑疫苗后，患上“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最后落下了“继发性癫痫”。

易文龙为讨要说法正在四处奔走。

医学常识让陈涛安清楚的明白：“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又称“接种后脑炎”，与接种疫苗关系密切。

这让陈涛安高度警惕，并开始怀疑——省疾控中心院内大量高温暴光的疫苗，是否就是引发孩子病症的祸根呢？

随即，陈涛安又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未引起重视。

期间，社会上更多的人开始质疑山西疫苗质量，询问接种高温暴露疫苗会有那些危害。山西各地许多家庭开始信访、复议，提出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后得病，甚至致死、致残，与疫苗存在因果关系。

对此2008年7月，山西省纪委立案重新复查，当年11月，卫生部监察局也立案开始调查山西疫苗问题。

“相关部门在调查高温疫苗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陈涛安这样讲。

“专家鉴定违反回避原则”

在易文龙等部分质疑家庭的不断上访、申诉后。

从2008年8月28日开始，山西省卫生厅委托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鉴定小组对其中的5户当事人提出的质疑作出了鉴定结论：“与接种疫苗无因果关系”。

这些质疑家庭当事人接到山西省卫生厅的文件后，发现参加鉴定的专家违反了回避原则。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专家鉴定组的人员由受种方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第二十条，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

山西省卫生厅收到的家庭来访信件，均是反映他们的孩子得病死亡或致残与接种省疾控中心的高温暴露疫苗有因果关系。而卫生厅对上访所涉材料进行讨论分析的7名鉴定专家，未经受种方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这邀请来的7名专家中就有3名是省疾控中心的人员，他们分别是：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关联欣；

省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长：翟如芳；

省疾控中心计划免疫副科长：常少英。

2008年12月8日，易文龙、王明亮向卫生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认为被申请人山西省卫生厅抽调的7名专家中，始终有三名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员，并有一名充当首席专家，属有利害关系的人员，被申请人依据这些专家的鉴定意见得出行政结论，违反了回避原则，要求撤销无效的行政结论。

2008年12月下旬，他们收到了卫生部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2009年1月20日起，王明亮、易文龙等7个家庭，相继向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投递了诉状，状告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华卫时代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制售“山西疾控专用”标签高温暴露疫苗致使其子女被伤害，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一年来，他们不断口头、书面敦促法院立案，甚至“击鼓升堂，要求立案”，但该法院对于这些民事诉讼，至今不予立案也不驳回。

“卫生厅鉴定调查存在舞弊”

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10岁的女孩莉莉，2007年10月、11月分别接种流感疫苗、流脑疫苗。2008年春节时感到异样，3、4月份后问题更加明显，表现为：吐字不清，动作怪异，手、脚、头部常常不自觉抽动。各相关医院对病因一直查不清楚。

2008年9月23日，莉莉的父亲高径向省卫生厅送去“控诉书”。同时又给省疾控中心送去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2008年11月7日，高径被通知来到省卫生厅，收到了山西省卫生厅《关于对高径信访回复的函》和《关于对莉莉上访所涉材料的专家讨论意见》。

《回复函》上写着“西温庄乡东温庄村防疫员证明，莉莉在东温庄村卫生所仅于2006年9月接种乙脑疫苗（有记录）。接种后1年零7个月出现有关症状与接种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温暴光变质疫苗无因果关系。”

高径立即回村找到了村防疫员，询问这是为什么？村防疫员答，上面找了我多次，不能随便提供接种史，如果不听话就不要干了，我都后悔先前在扑克上给你写下孩子接种的疫苗。

高径给记者展示的一张红桃３扑克牌上，有如下文字：“流感06.10.20、07.10.25 流脑07.11.28”。高径告诉记者，这是给省卫生厅提交材料前，找村防疫员时，对方随手在一张扑

克牌上写的莉莉疫苗接种史。

写有接种日期的扑克牌

于是，高径向省纪委、省检察院、卫生部纪检组举报，“山西省卫生厅调查结果严重失实，存在舞弊问题。”

对此，本报记者采访该村防疫员闫胜艳，闫胜艳告诉记者：“我在扑克上写的，便是这孩子接种疫苗的情况。当时他们找上门来，我顺手便在一张牌上写了接种情况。”“后来，省卫生厅来人调查，也是这样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山西虚构卫生部调查结果”

山西省疾控中心2009年的第四期《中心会议纪要》记载：“2009年3月17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会议上卫生厅纪检组长李双才在大会上谈到，“针对举报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存在曝光变质问题，厅纪检、省纪委配合卫生部监察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卫生部监察局对存余疫苗的四个县进行了取样监测，检验结果全部合格，表明疫苗是安全的。”

对此，2009年3月18日，陈涛安向卫生部监察局快递了《关于山西疫苗问题情况的反映》，监察局立即派出关跃进副局长及两名随行人员，来到山西太原与陈涛安就山西疫苗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陈涛安提供给记者的谈话录音中，卫生部监察局关跃进副局长对陈涛安讲：卫生部监察局是调查疫苗案中的行政违法、违规问题，疫苗抽检鉴定属业务问题，不是我们的调查范畴，我们既没有在山西的县区抽样送检，更没有出具“暴光标签疫苗是安全的”调查结果。

“由此证实，山西省疾控中心会议纪要发布了虚构的卫生部监察局调查结果。又一次实施欺上瞒下的伎俩！”陈涛安说。

陈涛安认为，该《会议纪要》中“对存余疫苗的四个县进行了取样监测”的陈述，表明山西省疾控中心承认山西高温暴露疫苗客观存在，直到2009年3月以前，山西人民仍在接种质量可疑的高温暴露疫苗。

[日期：2010-03-17]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王克勤

责任编辑：zhongkang

篇6：少儿国学班乱象调查

9岁的童童(化名)被送到一家国学馆进行封闭式教育，三个月后，母亲张梅再见她时，却是一身伤痕。

原来，童童在学习期间被国学班老师张红霞用木棍、锤子打，用针扎进指甲，甚至逼她吃手纸。

2014年7月4日，张红霞因故意伤害罪被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事实上，童童的遭遇不是偶然。近几年，社会上掀起了愈演愈烈的国学热，少儿国学班招生广告几乎随处可见。

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训下，越来越多的父母愿意把孩子送进国学班“*****”。

但鱼龙混杂的国学班市场，除了国学的氛围，还充斥着虐待、体罚，和浓厚的商业气息。

《方圆》记者走访了多家少儿国学班，试图揭开少儿国学班培训市场的乱象。

一、“国学”成为谋取利益的噱头

这是国学班上常见的一幕。一群年龄大约在6岁到10岁之间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更衣室，换上汉服，摇身一变，“穿越”成为汉代小儿郎。

老师为孩子们讲授国学知识，教孩子们正衣冠、拜孔子、诵国韵、学习茶道、学写“德”字。另外，国学班大都装饰得古色古香，能感受到一种儒文化气息——孔子画像、“启蒙养正”的牌匾、摆满经典读物的书架等等。

国学学什么?《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孟子》等中国传统经典名著是几乎所有国学馆的必修课。

同时，朗诵《咏鹅》《静夜思》《春晓》等朗朗上口的古诗，学习《孔融让梨》《木兰从军》《精忠报国》等经典的中国传统历史故事，也是国学学习的一方面。

除了学习传统经典之外，国学班还会开设各种不同的课程:例如传统礼节、水墨动画、国艺鉴赏、书法练习等课程，在每个传统的节气到来时，有的国学班会组织小朋友们参加不同的活动：如端午节到来时，通过组织孩子们品尝粽子，制作香包等特有的民俗活动，让他们体验传统节日独有的韵味。

正是这些形式多样又带有浓厚历史文化特色的教学内容，吸引了众多的家长。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些类似穿长袍、拜孔子、崇尚素食等形式主义，不过是有的办学者拿国学“说事儿”，搞噱头，目的是收取高额学费。

国学班一年的收费堪比大学学费。比如，乌鲁木齐一家幼儿国学班的老师，主要收3至7岁的孩子，一年上课48次，每次上课三小时，全年收费8400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北京少儿国学班一年的学费大约都在1万元左右。

当国学成为谋取利益的噱头时，国学本身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二、过火的“惩戒权”

2013年10月，家住北京市亦庄的肖女士每月花费6000元，将儿子乐乐送进朝阳区“海印蒙学”国学私塾学习传统文化。

三个月后，肖女士把乐乐接回家后，发现乐乐腰部有伤痕，孩子称是先生让两个大孩子管教他时弄伤的。

乐乐还告诉妈妈，先生让他趴在床上，用戒尺打屁股，如果敢喊疼，就专门打伤口，会更疼。

一名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从国学班回来告诉他，上课时国学老师对另一个学生进行打骂。

后来了解到该名被打骂的学生，其实智力上是存在先天缺陷的。对于打骂，该老师的解释是“当时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

虽然有句俗话说“不打不成器”，但到底老师能不能打孩子呢? 在古代私塾，如果学生背不出书，教书先生就会用戒尺打手心来惩罚学生。

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解释说，实际上，打手心打的是劳宫穴，有按摩穴位的作用，帮助提高学生的记忆力。

“从童童的严重伤情，可以看出张红霞不懂国学文化，更不懂国学的棍棒教育思想。”

北京陈岳琴律师事务所主任、六艺国学馆馆长陈岳琴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力，但是教师不能过度使用惩戒权，否则容易造成学生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

现在很多国学班老师，已经在滥用惩戒权。

三、“作坊式”的教育模式

除了少数几个大型教育机构里开办的国学班，一般的国学班办学地点大都比较隐蔽，比如在偏僻村庄，小区个人住所等，进行封闭式管理教育。

张红霞的“女德国学班”租住在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业兴庄的一条小胡同里，小院结构简单，只有几间平房，学生也只有3名。

张红霞将国学班开在如此隐蔽的地方，要求家长半年才可探望一次，进行封闭式管理教学。

四、国学班大都无办学许可

“除了一些大型教育培训机构，一般的国学馆都没有资质。”从事国学教育已经7年的齐先生透露，正规的教育培训机构不仅要有工商营业执照，还得获得教育局的社会办学行政许可。

“获得教育局的办学许可的要求很高，比如，要具有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的相对稳定的办学场地和教学用房，校舍面积不低于500平米，其中教学面积不少于80%；房屋产权清楚，租用期或使用期限不低于3年，适合办学，无安全隐患；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下室作为办学场所；教室和办公室应设在一处等等。”

然而，许多办培训班的老师租间教室，交点租金便开始上课，至于老师的资质如何、水平是否过关，却无人过问，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学生们能否学到知识更不得而知。

国学教育在阴暗、封闭的环境下发展出来，势必会发生一些悲剧。

近年来，“国学”二字，已经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专家教授”粉墨登场，一些“有识之士”闻风跟进，也使得一些教子心切的家长被卷入“国学热”中，因此各种类型的所谓国学班、国学舘、私塾等应运而生。

这就不免会出现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乱象丛生的现象。上述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也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那么，什么是国学？什么是经典？怎么才能学好国学、经典？国学班应该怎么办？用什么样的教材？用什么样的方法？

还有师资水平、管理模式等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解决好。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

这时的“国学”实为藏书与讲学之所。

但“国学”的概念争议很大。一般认为，“国学”即“以易学为根基，发展出来的华夏诸子百家学术”。

“经典”一词，有三层含义：

1.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如：博览经典；

2.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

3.著作具有权威性的。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儿童教育和国学经典教育实践家、累积式教育法创始人、育心经典的大家长赖国全老师，对国学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首次提出了“一根六经八典九要十四蒙”的国学经典体系。

赖老师带领育心人正在进行着一场自有人类以来真正的教育革命。

这场教育革命，突出表现在育心经典的七大创新上，即： 在学习内容上，提出“系统读经”； 在学习次第上，提出“读根教育”； 在学习方法上，提出“累积式”教育法； 在学习手段上，编写了系统实用的教材； 在学习目标上，提出“超越圣贤”；

在学习实践上，创立了“大易网络国学院”和育心经典户外读经班；

在学习成果上，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榜样。

前几天刚刚举办的育心经典第三届读经宝贝考核活动，就是一次读经成果大展示：参赛的孩子有116名，义工100多人，参加现场观摩的家庭和孩子有300多人，网络观摩在线人数最高达到340人。

从现场到网络，整个活动气氛欢乐和谐，令人神往，充分体现了育心的大爱无疆，昭示着育心的前景无量。

这是当今社会上任何少儿国学班、国学馆及私塾所根本无法比拟的。育心经典的七大创新和独有的经典教育模式，已经使数以万家庭参与并受益，还有由育心家人开办的遍布全国各地的读经班正在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受益家庭和孩子更是不计其数。

育心经典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果，原因何在？

根本原因就是育心人的情，育心人的爱，育心人肩负的七大历史使命和育心经典的七个特点所致：

育心经典的七大历史使命：

1、完成一整套系统的、完备的国学经典教材的编写；

2、实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不断创新；

3、继续完善我们这套科学高效的“累积式”教育法；

4、打造一个真心付出、独一无二的文化服务平台和人才培养平台；

5、培养一批经世济用的超级人才；

6、引导社会大众养成热爱经典、学习经典、珍惜经典、消费经典的习惯；

7、用生命践行经典的精神，承担责任，勇敢纠正文化传承中的各种偏差，恢复真正的中国文化，还中国文化以本来面目。

育心经典的七个特点：

第一，我们是一群有理想的人； 第二，我们是一个有灵魂的团队； 第三，我们是一个有品牌的公司； 第四，我们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 第五，我们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团队；

第六，我们是一个有幸福感、有成就感的团队； 第七，我们的事业是真正完美地实现了义利合一的事业。

赖国全老师的《演讲集》《学说集》和《问答集》三大文集，是育心经典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总结和高度概括；

育心经典的读经教育模式和累积式教育法，不仅适用于家庭，同样适用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当然也适用于各种国学班；

育心经典开创了国学经典教育的先河，引领着我国国学和经典教育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