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通用9篇）

篇1：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读《文化苦旅》有感

第一次读得这本书时日已经颇久了，只记得当时读完其中的一篇便已被余秋雨先生严肃深沉却又辽阔邃远的笔触深深折服了。之后这本书便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辗转良久，在一家书店购得此书，心里甚为欢喜。读完这本书却还是很久之后的事了，至于如此，一是正因自己生性懒散，虽喜爱读书却极少认真坐下来耐住性子读书，当时学业也颇为繁重，二是此书实在太过于厚重，整个散落于大江南北山川河流的一代一代的中国文化都被余秋雨先生拖曳、描摹出来，若匆匆浏览此书也罢，要是细细品味的活，不啻于同余秋雨先生一道在那些隐匿着中华文化的山川河流、塔窟寺庙、湖镇楼阁走了一遭，原本颇为闲散的心境变得肃然，也会被这些扑面而来的还带着些山水气息却磅礴浩荡的文化格律压抑的灵魂一紧，心头便没由来的多了几许沉重之感。便再也简单不起来了。

余秋雨先生也在自序中说，“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要苍老。”

中国古代的文人基于传统文化的定位，大都有“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效祖国的理想，世世代代也都背负着这种宿命。于是，他们十载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能够入朝为官，既光耀了门第，有为国家尽了些许力量。然而，官场的黑暗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帝王的昏庸也是他们没料到的，奸佞之臣蒙蔽着皇帝的眼睛，魅惑着皇帝的心术，整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无奈了，彷徨了，想要唤醒着腐朽的朝廷，却触怒了权贵，被佞臣们视为骨中之刺，于是，几番谗言便被罢黜贬谪，流放到千里之外。满腹才华却遭人妒忌，也罢，这高堂容不下我，便挥挥衣袖，整整衣冠，去那些个山水之间吟诗作对罢。只是这离去的背影，多少有些踉跄。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每到一处，便把满腹衷肠向那里的山水吐露，满腹悲哀与无奈也向这山水吐露，醉于山水，叹于人生，他们不想这样，却只能这样。在这种与自然互相倾吐的过程中，生命和自然水乳交融，自己的文化人格深深浅浅也就烙印在这些山山水水里了。这幽翳的高山绿水之间，藏着多少故事，多少无奈与控诉，可惜，这山常青，水长流，这无声的叹息与询问只换来几声山涧鸟鸣罢了。

如今，我们在人类礼貌建造的城市里研究思考着古文化，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而一个有着极其敏锐的文化视觉和极其敏感的文化良知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每到一处，那些个亭台楼阁湖光山色中藏匿倒映着的文化脉搏岂能不一一跳出来诉说着自己千百年来的寂寞和无奈，这样的旅途，岂会简单。跋山涉水劳累的身体，疾笔思索劳累了灵魂，不正是一场“苦旅”吗。

历史总是严肃的，维系着一个民族灵魂发展以及走向的文化也是轻率不了的，当我们从历史当中寻找文化存留下来的脚印的时候，这无疑会变成最严肃枯燥甚至有些沉闷却又丝毫不敢懈怠的工作了。哪怕他们藏匿于山水之中，带来了山的灵动与水的柔美，更多的是增添了几分山的巍峨与水的磅礴。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五千年的积淀凝聚着这个民族的血脉根源。这片土地养育了这个民族，凝练了这股血脉，也铸就了这种人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五千年，早就和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她记载着我们的历史，蕴藏着我们的文化，昭示着我们的人格，每走一步都能找到让人思索回味的事迹。这天，物质生活日益满足，可我们的精神又该向哪个方向走呢？历史流淌到这天，前路该怎样走，或许该回头看看来时的路，看看古人走过的那些山山水水、楼阁栈道。我们的历史文化藏在于山水之间，脚步太过幽深，不踏破铁鞋又怎会柳暗花明。我们现代人的人格该如何构建，或许还是该看看古人的人格构建，这是我们的血脉，而这又该去问那些个高山深谷。

篇2：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胡 耀 国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静下心来好好地读读书。正好这个暑假学校布置老师们利用假期读一本好书并做读书笔记，也正好苦于囊中羞涩，没钱外出旅游，于是《文化苦旅》一书成为我的首选，决定跟着余先生来一场古今中外、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旅行，当然更主要的也是很早就仰慕余秋雨先生的文采，羡慕余秋雨先生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人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从1993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辞职后，便慢慢地行走在青史曾经驻足的角角落落。用他独具的慧眼和感悟纂写着一段段亲身感悟。或许作为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尝试这样的一种体会，这种苦行僧般的高尚。我们只是用读书的方式品味、传承着这样一种精神。

《文化苦旅》一书，从道士塔的漫漫黄沙开篇、从两千多年前李冰的都江堰直读到两千年后非常时代的吴江船、从王道士远望外国学者拉着满载敦煌文物大车的背影、天一阁门口及膝深的积水与楼阁上满地的枣核、牌坊下尼姑庵中那些腼腆年轻女老师们、到布鞋踏在昔日牌坊上的雕纹上，送孩子们远去而挥动的小手绢等等，一直到和着异乡漂泊者的脚步声结束。

就我个人来说，最动人的一篇是《风雨天一阁》。书中写着“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么?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就这一句问话，竟然让深夜读书的我感慨到泣不成声，对于一个在22岁就离开了故土的漂泊者来说，我从来没有对历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过多么深厚的兴趣。书生？ 这个词实在离我太远，我扪心自问，我是一个书生吗？答案是否定的。

但作为一名教师，读完《文化苦旅》一书，我也从中找到了丝许的感觉。

读《文化苦旅》，是读行走的哲学。在游历山水之间，去感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我们去到了某一个地方参观旅游，总是会不自觉地回想那里发生过的一切，曾经在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有谁走过？又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是谁在这里修建的呢？修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等等。就在这样的一瞬间里，所有的一切都会很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历史的沧桑感与人生的沧桑感便会油然而升，历史古迹所蕴藏着的精神与文化重燃而生，使参观者都好像亲身经历过了一般。作为教书育人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与学生们做着不同的互动，在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觉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此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感觉到自己是无比的自豪，我们在默默耕耘的同时，看到学生们快乐成长，在知识的海洋中畅快的游历着，会感觉到无比欣慰，感觉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读《文化苦旅》并不是在欣赏山水风景，而是在对历史的沧桑的一种回顾，叹息和哀伤，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激励。一次次的漂泊旅程，都是在增长我们的智慧，洗涤着我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的跋涉能让我们得到一种启迪，一种精神的寄托。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见证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实的写照。岁月的流逝，让历史的沧桑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经是越磨越淡，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圈子，时间磨损了最值得深藏的记忆，或许也只有当我们身临其境的那一刻才能将这些诠释出来。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教学是一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孜孜不倦，我们看不到呐喊声，没有欢呼声，更加没有掌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发展的主体。教师面对的是学生的未来，而不是个人眼前的荣誉和利益，要立足于学生的成长。因此教书育人不可急功近利，需从大处着眼。更不能因长久以来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而习惯于只看眼前，不顾将来，以剥夺学生个性为代价换取教师的师道尊严，以牺牲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代价，过分苛求学生的成绩，换取暂时的高分。因此教师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篇3：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一个新的理论能够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承认并跻身主流, 不仅在于其论证的严密逻辑, 还在于这一理论确实独辟蹊径,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或是运用一个全新的方法, 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显然, 温特的建构主义符合了这些要求, 尤其是他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 在我看来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影响了作为个体施动者的国家。只是温特走得比华尔兹更前的是, 他提出国际体系结构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行为, 更能够影响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前一种影响温特称之为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因果作用, 而后一种就是他所谓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了。

温特之所以要辨明这一建构作用的目的是想证明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存在可能性的, 也就是说, 在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认定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前提假定, 例如无政府逻辑, 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沿着时间进行线性发展进步的。因为, 无政府逻辑实质上是由国家以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来决定的, 而由于国家的身份与利益是社会建构的, 而非生来固有的, 因此无政府逻辑也并非是一个永不变化消亡的终极定量。但同时, 温特还强调了, 建构主义虽然认定变化有实现的可能性, 但却不似激进主义一样, 认为变化是容易实现并鼓励人们去实现, 相反, 他认为, 国家身份与利益, 或是无政府逻辑, “一旦建构完成并加以制度化, 就会成为最强大的惯性源泉”1。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逻辑, 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结构: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以及康德结构, 在这三种结构中分别是敌人、竞争对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其中, 温特认为“角色”这一概念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概念。他想要表明的是, “角色”应该是一种相互性的概念。进而, 温特进一步提出, 并非是体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观念或文化促进或阻碍了合作。国家间能否合作, 合作能否维持, 取决于个体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角色关系的确定, 角色一旦确定, 个体就会自然基于对他者的再现界定自我姿态。一国通过确定“一种独特的自我对他者的姿态或取向”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是相互威胁、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结盟。

下面, 我想详细说明一下温特所指明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首先, 霍布斯文化。在这一无政府结构中, 温特指出, 一国对于他国的角色定位是“敌人”。一旦角色确定, 国家可能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就会是: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 摧毁或征服敌人;并不考虑可能的毁灭性后果, 单纯只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对方;重视相对军事力量;无限度地使用暴力。

其次, 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 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 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承认相互主权, 并因而有一个共有的期望———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与自由;由于主权制度的存在, 安全已不再稀缺, 因而国家会更对考虑绝对收益, 重视未来效应;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 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一旦战争爆发, 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 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最后, 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结构的角色确定为朋友。在康德文化中, 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 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以及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 双方将共同作战。简而言之, 就是非暴力规则与互助规则。朋友的角色定位并不说明在康德文化中不再会有争端, 只是确定朋友间的冲突不会再以暴力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并且由于预期其友谊的持久性, 争吵就不会有损其对彼此的互信。

显而易见, 这三种无政府文化之间是有一定的从无序战争向有序和平的进步性发展趋势。对此, 温特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 他认为:“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会一定比过去好,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差”。一旦这种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进步得以内化, 就很难退回到霍布斯文化中。但是,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霍布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仍是惯有的状态。国家之间仍会偶尔掉落于霍布斯文化之中。因此, 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国际政治的永恒逻辑与历史经验并没有不符与冲突。但是, 必须承认, 温特成功地验证了无政府文化是由社会建构这一观点。因而, 无政府状态并不再作为一个恒定的常量, 而是一个可以由国家自身重新定义其身份与利益, 以及界定与他者间角色来完成改变的因素。

摘要：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建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第三种主流学派范式, 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本文指出了温特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 认为这样的分类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 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关键词：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无政府文化

参考文献

篇4：性文化苦旅

我们常常把性文化看成阴私而非隐私。那什么是性文化呢？它即指人们以何种方式来满足性欲，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性的兴趣和性的情感，以及对性的认识水平等等。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先驱是荷兰学者高佩罗，我们慷慨地把这份家底拱手让给异域人士去揣摩细品，因为做这样的学问似乎是不良嗜好，还是让外人来概括总结比较妥当。高先生曾极度称赞中国性学古籍格调之高，并充满敬意地将其指称为中华文明的荣誉。

人类的性文化是从最原始的性禁忌、对群婚杂交最细小的限制以及现代人看来那么愚昧可笑的性崇拜开始的。我们想对性文化史做一次漫长的回顾，这种系列的介绍不仅仅是单纯地发自思古幽情，或是为性之魅力所吸引，更不是出于介绍“奇技淫巧”的“性趣”，而是为了“温故而知新”，这是研究历史的目的，也是研究性文化史的终极目的。

本文中选登的插图，均根据中国古代性文物和性民俗器具实物拍摄而成的。它们多是性崇拜的产物，包括生殖崇拜、生殖器崇拜和性交崇拜。这些崇拜心理主要通过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以及文物、建筑等流传后世，甚至连一些山川河流等自然景物也被赋予性崇拜的色彩，使许多事物都具备了性的象征意义。在性文物中，有不少外藏内露的东西，表面上是普通的瓶瓶罐罐，但在它的背面、底部或很不显眼的内侧，则刻印着赤裸裸的性交画面或状如生殖器的图样，这反映出古人针对性事的巧思奇想，同时还担负着性教育的功能，因为在所有的教育学科中唯此不可言传身教。在民间，性教育大多采用暗示的方法进行。有一种瓷器叫“压箱底”， 俗称“孩儿枕”，外观是身穿肚兜的光屁股男童，而将“童盖”揭开，内部却是春光乍泄的男女交合瓷像。人们平时将其置于箱底，秘不示人，当女儿出嫁前夕，母亲便取出示女以启夫妻之道（“嫁妆画”也同属此类）。

另一个更为荒谬的误区就是对“三寸金莲”的理解：人们往往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封建社会男人的变态审美情趣，是服饰文化中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在中国古代性畸形的现象中，排除娼妓和太监之外（国外也有），缠足可以说是世界性文化独一无二的“稀有资源”。女子缠足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它和性欲、满足男子的“性趣”有很大的关联。在缠足这一社会现象上，也奇异地实现了中国古代禁欲与纵欲的并存和统一。

女子缠足的推广始于宋代，其根源无非出于男人的两种动机：一种是心理动机，男人既然要求女人为夫守贞，就要限制她的行动，缠足增加了行动的不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她对外接触的机会，剥夺了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自由，因此只有安心在家伺候夫君；另一种是生理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男人官能的感受和性兴趣、性要求。女子最能引起男人情欲的地方，并不是裸露在外的部位，而是隐藏的部位。女人足小不盈握，走起路来娉娉婷婷、扭扭捏捏，使男人浮想联翩，后来干脆把“三寸金莲”拿来当作酒杯用；女人缠足后为了好好地站立行走，两腿及骨盆肌肉需要经常绷紧，所以她们阴部的肌肉较紧，而且臀部变大，男人与之交媾时有与处女性交的感觉，增加了快感，这就使女人更好地成为男人的性工具。相反，女人竟不以“三寸金莲”为耻，却将缠足视为身份高贵的象征。男权思想对女人的性摧残、性压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些性文物与性民俗器具的妥善保存，便以更为直观与感性的方式记录了性文化史，它们是文化精神的物化产品，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见证，从而最具体地论证了中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虽然文学是性文化传播最普遍的主流载体，但由于语言习惯的进化和文字书写的变革，造成了人们阅读的障碍从而延缓了性文化的继承，像《洞玄子》三十法和《训女宝箴》等读本放在现代语境中，对于没有一定古文基础的人来说恐怕是“天书奇谈”，至多也是似懂非懂。

上海大学教授刘达临先生在性文物和性民俗用具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亚洲唯一获得柏林“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的学者。他的藏品在柏林、横滨、墨尔本、鹿特丹等地的巡回展几乎掀起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热”，而在中国本土亮相后造成的轰动效应，让人不由得回忆起1989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大展”所产生的社会震荡。这个展览创下了几个中国之最：人体艺术大展的空前规模，最高的票价和门票收入，最多的参观者与关注者，最大的画册销售量……二十二万观众显然不会如此有组织、有纪律地被调动起突发性的美术鉴赏兴趣的，用画家杨飞云的话说——“有的观众是来看画的，有的观众是来看光屁股的”。当时有一位老年人曾私下议论“现在真开放，花两块钱就能看人体。”非常有意思的是，画展中抽象人体作品展厅异常冷清，人们没能看到逼真的人体而大失所望。就是这么一个油画展，愣让众多的新闻媒体以及部分文化评论者放出了“1989年是中国的性文化年”的言论。还好，10年后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没被扣上“极其下流”的帽子，也没穿上“不符合国情”这样的“三寸金莲”式的小鞋，但与倡导“自然、开明、科学、健康”的现代性观念这个目标仍然相去甚远。采访刘达临先生期间，曾听他讲述一段经历：有一位香港导演李先生的性文物收藏曾相当丰富，当他参观了刘先生的私藏品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莫逆之交。一年后李导演不幸因病猝死，全部藏品竟被其文化涵养较高的太太用两天两夜的时间付之一炬，李太太认为是这些丧气、不吉利的东西咒死了丈夫，其荒诞无稽昭然若揭，但也确实令人痛心疾首。

许多类似于如此荒谬的例子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因此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分析，我们把这部分人统统归纳到“性无知”的行列，而现实生活中恰恰是“性无知者无畏”。现代教育中，性教育依然处于半推半就的状态。而据东汉《白虎通》记载，当时有一个叫“辟雍”的贵族子弟学校就已经把性教育正式列入教学大纲里。如果这种传统能够光明正大地承袭下来的话，我们今天的婚检工作就可以省略许多没必要的麻烦和不甚合理的收费。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性文化的认知水平，仅仅停留于道听途说的猎奇层面上，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明清艳情小说和春宫画，这只是一叶障目。

篇5：《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文化苦旅》的作者：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著名美学家和作家，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并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机构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余秋雨著名的散文集、回忆录还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等。

全小说中的对比手法用的相当精彩，再次对《文化苦旅》的对比手法进行艺术赏析：

余秋雨先生作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他把学者的渊博与作家的才华融于一炉，让情感挟裹着独到的见识在“人文山水”间遨游，使哲理感悟充满了睿智的光芒。因此，他的《文化苦旅》也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特有的风景。翻开书本，扑面而来的是那浓郁芳馥的文化氛围，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感悟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从而使作品显示出非凡的魅力。而对比艺术的运用，不能不说是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烘托渲染的作用。

一、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机智的文化感悟。

散文是抒情艺术，不能不与作者主体意识联系起来。它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自我’情感，主体精神世界。每一篇散文作品都是作者个性的张扬，学习、精神、情操等最真实、最具体的展示。在《文化苦旅》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家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主体精神的流露，对祖国山水超人的文化感悟，而这种流露和感悟又往往给人以启迪、震撼，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独到的见识。

以《都江堰》的第一部分为例。在这一部分里，作家把长城和都江堰进行了美轮美奂地对比。对比之前，余秋雨匠心独运，不仅没有贬低长城，反而把长城歌颂到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地。“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长城，已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了，它不只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说长城“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古老的长城，还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成就与辉煌，它都历历在目。没有了长城，到哪里去找这样公正刚直的巍巍证人。

先褒后比，难度增加了，但惟有这样跌宕回环的文势，才越能显示作家机敏的才华，独特的感悟和非凡的技巧。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来一个“但是”，引出下文气势非凡地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跟后文的“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遥相呼应。形象地印证了都江堰领先于长城。其次从规模上对比。“长城宏大”，都江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都江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两者比较，不相上下。第三从社会功用上对比。长城因“早已废弛”应该自叹弗如，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使“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又“沉着地”为“有了重大灾难”的我们民族提供庇护和濡养”惟其这样，“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都江堰，实实在在地是“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啊。功勋卓著、流芳千古的都江堰，岂是长城比得了的？最后从意义价值上对比。都江堰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是“灵动的生活”的文明，它“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有乡间母亲般的胸襟。哪像半是排场半是胆怯的长城摆出一副“僵硬的雕塑”的姿态，等着人们的修缮呢。都江堰，一个鲜活的流动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灵，长城，能比得了吗？

长城和都江堰都是我国两个著名的工程，本来毫无人气、灵气可言，但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化感悟加上反复地对比，使得都江堰尽显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飒爽英姿、风流本色。

其实，《文化苦旅》中每篇精美散文都有这样的感悟，诸如《洞庭一湖》里的贬官文化，《莫高窟》圣洁、玄秘的底蕴，《贵州傩》里令人神往的傩祭傩戏等等，连人们司空见惯的夜雨在作家的笔下也显出了恢弘的蕴涵和无限的魅力。

二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读者看散文，除了能看到作家的文化感悟外，还可以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书中这样的对比并不鲜见。《风雨天一阁》中藏书家范钦和其侄子范大澈的对比，范钦跟书法大师丰坊的比较，就表露出余秋雨对范钦的发自肺腑的敬佩与惊叹；《西湖梦》里有一段围绕着生命主题美的对比，“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和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这儿流淌的是作家对三位古人由衷的赞美。《华语情结》中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姓名跟叫不出姓名的华裔后人的描写，也无一不是倾注着作家饱满真诚的挚爱和钦敬。

《道士塔》中，通过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情感体验应该是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对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被毁的切肤痛心。

我们还是把目光退回到1900年5月26日清晨。当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早起清除积沙，突然，他发现了满满实实一洞的宝物。当时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对待这些绝世珍宝的呢？“王道士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稍稍掂出了分

量。甘肃学台、金石学家的叶炽昌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当中国官员的客厅里“茶香缕缕”的时候，“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珍藏的宝物，精明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而中国官员全然不当一回事，没能形成一张最最基本的保护网。于是，“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一车队出发了。”“„„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更可恨的是那该死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强烈地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读者，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余秋雨先生写到这儿，当然愤慨了，激怒了，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诺大的中国，竞存不下几卷经文。”但事实已经发生，作家只得无奈地悲怆：“我好恨”。“我好恨”，三个字单独成行，力透纸背。作家恨什么？恨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而拱手送宝，恨中国官员目光短浅，恨外国冒险家廉价掠夺我国珍藏，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虽然恨的内容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但作家鲜明的个体爱憎，读者是能透彻地体悟到的。这，就是对比艺术的效果。

全书分析

《文化苦旅》是作者的一部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获得首奖，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其中《道士塔》《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牌坊》《庙宇》《家住龙华》等。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

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终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陨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篇6：《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我是个很怕单一又很喜欢单一的人，单一有时也是一种风格，一种别人看到就知道那是你的风格。就像是我的穿衣，永远不会有固定的风格，可爱，御姐，运动，都可以是我的选择，但是总有一点是一样的，我选择的款式总是最基础的，色彩单一，纯色，进而通过搭配来让这些东西有自己的风格。

看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时也是这种感受，每一篇文章，不同的内容，却是相同的风格。我想尤其是文字的风格是最不应当变来变去的，文字常常是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一群人，而余秋雨的文字也恰好带着那些我喜欢的温柔，平淡与干净。

总是觉着看着这本书时，好像整个人都会变得温柔，文字极具穿透力。让我的心上好像放了一块棉花糖，每一篇文章中总会有那么一双温柔的手将你拉入这场关于文化的旅程中，你欢心庆幸，无奈哀叹，仿佛正如这漫漫文化之旅的一位身处其中的旁观者。

篇7：《文化苦旅》读书笔记

静静打开这本封面素雅却沧桑的书籍，黑色的四个字“文化苦旅”中的“苦”字着实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的双眼久久注视着这独具特色的封面和异常刺眼的“苦”字。带着满肚子对它的好奇，我迫不及待准备开始享受这份文化大餐。

《文化苦旅》是一部类似游记风格的散文集。作者将旅行时的激情融入了文字中，其中又蕴含着作者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苦苦的追寻与思考。作者笔下每个地方都隐藏着千年来中华文化的印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但又有相同的文明期望。书中写了有“天府之国”称号都江堰，夕阳西下，朔风凛凛而略显凄清的道士塔，接通着中华历史血脉的莫高窟，还有一湾不算太小的沙原隐泉和天一阁。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神秘的。它们在各自的地方安静地保持着自己的美好，但当余秋雨老师的笔触摸到它们时，它们又开始活跃起来。通过作者的笔，它们活力四射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文化和大自然结合的动人瞬间。

篇8：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语言艺术

一、《文化苦旅》的创作背景

余秋雨,生于1946年,浙江余姚人,中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和散文作家。他在家乡的一个小学开始了她的学习生涯,在小学毕业后就到了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校期间她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来又当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他的著有理论专著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以及《艺术创造工程》等。《文化苦旅》由知识出版社出版,一时风靡海外。

二、《文化苦旅》内容简介

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他自己化身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位传统的“导游”,以其独特的风格与语言魅力,向读者讲述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名胜古迹、文人的事迹、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以及一些地方独特的风土人情等,例如:古代诗人所写的《江南小镇》《白发苏州》等触摸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背后的文化底蕴,将江南独具魅力的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柳宗元、李白、苏东坡、王安石等一些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风流文人,将他们的事迹详细地记录在书内,以讴歌古代诗人美好的思想品德与高尚的节操,当然还有命运十分坎坷的酒公、任劳任怨的信客、天真活泼的小学生以及温柔善良的女老师等都包含在内,其内容不仅生动,而且所覆盖的范围也十分之广,内容也十分之多。余秋雨的 《文化苦旅》通过对社会上人们常常见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散文式的描述,在人们欣赏其本身语言魅力的同时,也暗含着许多人生上的意义以及一些社会上的现实,每当读者读到此处时无不让人深思。

三、《文化苦旅》语言艺术的特点

(一)诗意盎然

例如在余秋雨描写《莫高窟》时写道:“洞窟外面,辛弃疾、 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 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这得有点阴沉。”作者在期间对莫高窟中的笔画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在描写其绚丽多彩的色彩时也暗含着对中国历史上朝代变迁的感慨,他用如此绚丽多彩的语言来描写敦煌的文化,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也将对历史文化的命运描写得绚丽多彩,并且加以诗意的语言来对此进行详细地描述,因此这在众多文学著作中是并不多见的。

(二)多词修辞

例如余秋雨在《沙原隐泉》中写道:“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上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湾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 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斥责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作者把自己在沙漠中行走时突然遇到一个清泉,内心十分惊喜与惊奇之情书写得淋漓尽致,他在文中说不管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这个清泉都是一种亵渎,因此他并没有用许多华丽的辞藻来形容,而是通过许多的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而间接赞赏了清泉,从而给读者内心十分不同的感觉。

(三)多格修辞

余秋雨的《人生苦旅》基本上每一句话都覆盖了一个乃至几个修辞手法,比喻、对比、对偶等修辞手法随处可见,当然这也是文中的魅力之一,从而使整篇文章的语言效果十分绚丽多彩,然而在文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排比的修辞手法。例如:“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 以及“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等,不仅使余秋雨在描写苏州与西湖的时候大大地增加了其语言的表现能力, 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景色描写的气势,从而将景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四)气势磅礴

例如在描写《都江堰》中在文章的手段就写道:“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众人都知道中国的长城是我国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特别是其建筑令人十分赞叹,而余秋雨在文中说道都江堰的工程比长城的工程更加激动人心,通过对两者的对比,无疑大大地增加了都江堰的气势,从而奠定了整篇文章磅礴气势的基础。不仅如此,光看一些余秋雨在文中所写的题目,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整个文章气势磅礴的感情基调, 例如一些:《阳关雪》《沙原隐泉》《寂寞天柱山》《风雨天一阁》 等。“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以自豪的建筑是都江堰,而非长城。” 短短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可以增加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趣。自古以来, 长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而在《都江堰》一文中,刚开始的时候就以此句起势,通过气势磅礴的语句将都江堰引出来,其同时还认为该项工程是比长城还要让人激动的工程。还有一个例子: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 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 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第一句主要描述的是六朝古都南京。其历尽沧桑、饱经风雨,不论在古代还是当代, 这座城市铸就过多少辉煌,承受过太多苦难,足以让她名垂千古。 第二句主要描述的是宋代都城开封,余秋雨通过这句话将开封的都城历史、地理位置、城市气质等给予了高度的概括,虽然仅有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却可以描述出一座巍然耸立的雕塑神韵。

(五)寓庄于谐

例如在《贵池傩》中,余秋雨对傩的仪式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人们埋头苦干了一年,到岁初岁尾,都要抬头与神对话。要扭动一下身子,让神乐一乐了,也让自己乐一乐。要赶一赶讨厌的鬼疫, 对神,人们不仅要谦恭畏惧,又不可以失去自尊。干脆戴上面具, 把人、鬼、神、巫搅成一气,使其分不清是对上天的强迫,还是对上天的祈求。反正,肃穆的朝拜已经荡然无存,而随之涌现出来的是蛮赫的精神狂潮。”余秋雨用这样诙谐的语言把庄严的祭神仪式描写出来,这时期独特的语言特点,他用通俗的语言将傩文化现象更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寓庄于谐、浅显易懂。同时这样做, 也是作者的散文深受“下里巴人”喜欢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篇9：漫谈《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1946～)在8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家了，他和其他的学者一样，不得不忍受职业病的困扰；自己的生命冲动被日渐繁复的学术生活所掩埋，越来越窒息，以至于失去了生命的弹性。于是，他选择了逃亡的生活：借助讲学的机会，逃离书斋，走到中国的山水和人文景观中去。中国大半个山水被他游遍了，他倦倦地躺在嫩草初生的旷野，习习的春风唤醒他的麻木。他产生了极强的写作冲动，立了一个誓言，让山水文化立在他的文字中，而让自己全身心地扑向它们。

他的所有作品都体现了这种风格：在中国灿烂的山水文化之中，作者也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文化苦旅》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愚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们呼喊几声。《道士塔》、《风雨天一阁》等名篇都隐藏文明遇到愚昧洗劫后的悲凉。《文化苦旅》的成书过程似乎也是它的主题的注脚。它的手稿先是被某出版社修改得面目全非，接着，当作者企图要回自己的手稿时，发现它们已经被出版社丢失了大半。

《文化苦旅》文字优美，意境超远，以小说的笔法讲述了一个个古代文化方面的故事，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文学界认为，余秋雨是继周作人、梁实秋之后，又一位散文大家。由于本书的知识含量特别高，所以，瑕疵难以避免，但毕竟瑕不掩瑜。

附：《道士塔》内容梗概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其中一座的主人竞是王圆。他是那个时代到处可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却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的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向东方艺术投来钦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中。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农夫，看看他的宅院。他把几个洞窟的壁画用石灰刷白。又打碎了几座雕塑，在上面塑造了他的天师和灵宫。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在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洞穴的门，他完全不能明白。从此，敦煌的艺术宝库将向世界敞开。

中国的官员们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企图运到省城保存，但是，看到这些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就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令他们吃惊的是，没有遇到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便直接走到了洞窟跟前。略略交谈了几句，就知道了王道士的品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就换回24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