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4篇）
篇1：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始末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的研究
许瑞桐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1506班）
摘要：“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在风云变化的20世纪初，中国陷入混乱时期，同时各种新思想在不断涌动，其中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位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经历磨难的洗礼和自我的认识，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南陈北李；中国共产党；建立；
引言
引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代表新思想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立其基”与“导其先河”者
思想风潮涌动的20世纪初，李大钊是国内最早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是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学者，可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立其基”与“导其先河”者。
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而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认识马克思主义之初，李大钊的思想并为受其撼动，直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李大钊才从俄国革命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件中悟出社会主义革命之真谛。
在思想正处于新旧观念决绝阶段的李大钊，潜心研究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继续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李大钊的思想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后，开始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论。于1919年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分两期载完，其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
旗手与总司令
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主要发起和组织者。
陈独秀
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时就认识，交情不深，后各自回国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同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与陈独秀开始了密切的交往。两人于1918年创办了比《新青年》“更迅速，期刊短，与现实更接近”的《每周评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组织舆论支援学生的斗争，撰写文章，散发传单，积极参与受迫害学生的救援工作。陈独秀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逮捕，因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而被释放。
相约建党
陈独秀出狱后，从《新青年》上读到了李大钊悉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思想，真正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
陈独秀不断地受到警察署的严密监视与骚扰，李大钊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开迫害，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去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两人打扮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先走到天津，后陈独秀坐船到上海。二人的谈话内容难以知晓，但是二人已经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党纲。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同时，陈独秀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另创办理论月刊《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南方的陈独秀以上海，广州为中心，在北方的李大钊以北京为中心，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积极工作，成就了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结语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是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李大钊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一直起旗帜作用的陈独秀吸引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影响和团结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前前后后——王桂英，《档案天地》，2012年第10期，17-21页。
篇2：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先有“北李南陈”，再有“南陈北李”
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陈”。
目前所见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他于1920年8月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也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社会上广泛传颂。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目前尚不清楚，都没有史料佐证，但从语气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当时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并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学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手。
上述两处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陈”。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会知名人士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的葬礼上，送葬队伍中有一副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的杨杏佛送的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顺序。
把“南陈北李”组合起来使用，目前所见文献是，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中说，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共产党，经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即所谓“南陈北李”。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文汇报》上发表《李大钊的思想评介》，文中说李大钊是中共初期的理论家与实行家，他与陈独秀齐名，被世人称为“南陈北李”。1987年12月，梁漱溟在其书中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相约建党”是对一段历史背景的概括
“相约建党”，这四个字其实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与背景的最早叙述，是当时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文中写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李大钊同志事略》的演讲，演讲中有一段描述性内容：“（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引者注）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并说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这就是“相约建党”的历史背景依据。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并对“化装同行”的过程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为什么高一涵能够叙述得如此详细呢？这是因为高一涵与陈、李存在不同寻常的关系。高一涵原名永浩，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于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们都到日本留学、同在北大任教、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等共同的政治爱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3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以这种历史渊源形成的深厚私交，高一涵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该是可靠的。1926年，高一涵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写道：“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可以说明，高一涵叙述的这段历史得到党史权威部门的采信。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的形成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谁把高一涵的历史回忆概括为“相约建党”，并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合起来使用的呢？
2001年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文章论证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从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中，以及各种党史研究的专著中，都没有提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通过论证，文中提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梳理发现，1983年3月由著名历史学家、党史学界前辈李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该书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稍加留意，以上这段文字后面一句话里，其实就有“相约建党”的关键字节——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如此看来，把这段历史背景概括为“相约建党”，应该是始于1983年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这段叙述。
篇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一、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立其基”者
20世纪30年代中期，研究思想史的著名学者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國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是李大钊最早认清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而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1912年12月，即将走出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李大钊，受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总务干事陈翼龙的思想感染与影响，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党，并于1913年春天成为天津支部执事，初步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魅力，接触已经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13年冬天，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有了接触各国社会党资料的机会，也了解到社会党的活动性质，并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某些活动，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因此一下突破种种局限，对“马尔克派之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浓郁的兴趣。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对西方的种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形形色色的“革命”的探索一再碰壁之后，李大钊才从俄国革命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悟出社会主义革命之真谛，在中国率先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高高地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开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站，也是他的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1916年春天，李大钊在东京静心涤虑，奋笔写出奠定他在新文化运动重要地位的论述《青春》和《民彝与政治》，集中表达了他在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时萌生的新的思想与理念。其中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时发表的《青春》，集中反映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宇宙观和人生观。在《青春》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的创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李大钊于1916年5月由日本回国后，在为实现创造青春之中华理想而奋斗时不断遇到挫折。1917年8月，张勋复辟事件爆发，他避走上海4个多月，面对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思想一度苦闷到了极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使他终于看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新的曙光，思想方向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标志李大钊思想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的文章，是他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他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凡响的重大意义的思想结晶。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发生在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同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比较，认为“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的“俄国今日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是“非可同日而语”的革命。这表明，在1918年夏天到来时，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非凡意义，其思想已经冲破传统观念的禁锢，视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并触摸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
就在这一年夏天，思想正处于新旧观念决绝阶段的李大钊，第一次到自己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他利用在五峰山度假的静幽环境，潜心研究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继续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最能体现李大钊在1918年夏天进行事关中国革命方向和道路的理论思索的文章，是他在当年11月在北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和继而写出的专述《Bol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他借谈世界大战究竟是谁的“胜利”的话题，明确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讲的更加明确，说“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为此，他还充满胜利的憧憬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时，李大钊已经准备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准备开中国的“Bolshevism”之先河了。为此，完全可以说，李大钊在1918年的入冬时节，“登高一呼群山应”，“微言如闪首传真”，开始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的思想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后，开始结合国际上在1918年开展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活动，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论。1918年冬天，他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转年春天，他帮助《晨报》副刊开辟“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专栏，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为名，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他开始着力搜集和寻找日译本和英译本马克思著述，准备撰写介绍马克思主要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准备把由他负责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1919年7月，李大钊再次到昌黎五峰山避暑，利用假期写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新青年》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
二、共同寻找中国革命“根本解决”办法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革命青年的思想，是通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转移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思想，也是由李大钊的这一卓越工作，开始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与李大钊一起寻找中国革命“根本解决”的办法，于1920年春天与李大钊南北呼应，共同筹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的。
研究资料表明，李大钊与陈独秀结识于日本东京，是通过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而相知相识的。章士钊是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后结识的良师益友。后来，他通过章士钊，认识了在东京滞留期间萌发“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念头，日后归国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的文坛宿将陈独秀。1914年7月，陈独秀由上海去日本，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11月，他首次用“独秀”署名在《甲寅》发表了表达一种悲观情绪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李大钊读后，写出《厌世心与自觉心》，对他的文章表达的观点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就此，两人不打不相识。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1日将杂志改名《新青年》时，发表了李大钊在日本东京写的《青春》。李大钊回国到达上海后，是在1916年7月回到北方筹办《晨钟报》的。在上海逗留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见未见到陈独秀，不见任何记载；时至是年冬天，陈独秀为群益书社与亚东书社合并改建公司事去北京，李大钊曾在南城瑞记饭庄宴请陈独秀等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1917年11月，李大钊被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与陈独秀开始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密切交往。
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工作后，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改办为同仁刊物，由他总负责，从第5卷第1号起，由李大钊等轮流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为了及时发表时评，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又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了发行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接近”，“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报纸版《每周评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陈独秀在思想界的“旗手”作用越来越突出。1919年春天，一些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4月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迫于种种压力，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在无形中取消，被迫离开北京大学。被陈独秀引荐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认为“撤陈会议”使陈独秀“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等“皆起于此夜之会”，“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后，主要致力《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他在是年4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每周评论》发表随感录《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开始改变对俄国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看法，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在同期发表的《各国农劳界的势力》一文中，他又说：“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他还在4月27日出版的第19期《每周评论》发表了关切俄国革命领袖关系的随感录《克伦斯基与列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从5月11日起在《每周评论》上组织舆论支援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鉴于“六·三”以后北京政府加紧迫害爱国学生的情况，陈独秀专门撰写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鼓舞人们在与反动政府斗争中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使“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成为不少有志青年的座右铭。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表达自己“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革命理念的《北京市民宣言》，并到北京大学一个平时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付印。6月10日，他拿着《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到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散发。6月11日晚，他到香厂新世界去散发传单时，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一层露台上看电影者散发，被守在那里的暗探抓捕。陈独秀被捕后，引起全国震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李大钊积极参加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的行动，发起联名保释陈独秀的运动。
陈独秀出狱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不仅在参加欧美同学会成立周年纪念会致词时高度评价五四运动，而且拒绝蔡元培叫他任史学系教授的邀请，决定开始专心从事社会运动。在此期间，陈独秀从《新青年》上读到李大钊悉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决计与李大钊共同寻找中国革命的“根本解决”办法。他的这些思想，在转年2月5日应武汉学联文华学生协进会之邀，在文华大学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时明白地表露出来。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是“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是“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人们应有的共同信仰是“平等、劳动”。
多年以后，胡适在评论陈独秀出狱后的表现时，曾说：“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当然是不难的转变。”
三、“南陈北李，相約建党”的“壮举”
在“五四”时期，广为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目月双悬照古今。”此外，当时还流传“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其中的“南陈”，指的是多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北李”指的是在红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闻名于世的李大钊。
在中共党史上长期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主要源自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大钊传》的有关记述。《李大钊传》编写组根据与李大钊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朱务善在1960年的回忆，在《李大钊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记有：“一九二○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大钊同志对付，一直把他送上轮船。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并在附录《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记“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此时，陈独秀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表示，大钊同志同他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外，据1927年5月24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的《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报道，1927年5月22日下午，武昌中山大学在理科讲演厅举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李大钊的生前文坛好友，时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一涵，报告李大钊生平事迹，在谈及“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长登载其演辞”，李大钊“化装”掩护其离京时，说他俩“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之事，发生在1920年2月。1920年1月下旬，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应邀到武汉作学术演讲，秘密离开北京南下。他先赴上海一行，主要是为应西南大学筹办员章士钊之约，共商西南大学筹办事宜。陈独秀在上海商议筹办西南大学之事后，于2月2日乘“大通”轮顺长江水路转行武汉。2月4日下午，他冒雪抵达汉口，留宿文华大学。2月5日下午，他参加武汉学联和文华大学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了提出消灭私有财产制主张的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2月6日上午，又应邀参加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即席发表《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2月7日上午，陈独秀应汉口青年会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下午，又应邀参加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的欢迎大会，晚上在参加武昌学界为他举办的宴会之后连夜乘火车北归。陈独秀在武汉连续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用大字刊出其讲演摘要，北京政府有关部门由此而知他已出京。2月8日，陈独秀返回北京之后，突遭警察上门询问，方知又出危险，急忙出外躲藏。李大钊等人决定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时至年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化装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南行，到离北京较远的一个地方改乘火车去了天津。到天津后，陈独秀又去了上海。
李大钊、陈独秀到达天津的情况，章志在其《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曾经提及。他说：“我于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采访新闻寄到谚两报发表，借此机会宣传天津新文化运动情况。因为执笔不慎，得罪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同学，于1920年1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这位山西同志也借住姜先生家中，陈独秀先生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住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車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章志文章中所说的“山西同志”是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是指在天津居住的北京大学俄籍教员鲍立维（时为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
李大钊等人找鲍立维之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天津，并于2月12日到达上海。而李大钊在送走陈独秀后，并未返回北京，在2月12日（农历腊月廿三）由天津直接回了家乡乐亭。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于2月14日致信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云：“夏间备承优遇，至以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当时，南北分裂，上海是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地，这使陈独秀有了安全保障。
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在1983年4月出版的法文版《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回忆说：“长期以来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在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了一位代表魏金斯基来中国，才开始中共建党。他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到上海去见陈独秀，从此以后，他帮助陈独秀建立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实在说，魏金斯基并不是共产国际1920年派到中国来联络‘五四’运动中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只是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俄国人。在他之前，有一位开路先锋替他安排好路子，这位开路先锋就是荷荷诺夫金。这些事实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当时，出生于哈尔滨、汉语讲得很好的荷荷诺夫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李大钊，就说早就知道李大钊“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李大钊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而时下“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据彭述之转述，李大钊当时答复他说：“在中国惟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他说，他需要同已经离开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用通信方式商讨共产国际提出的建议，“只有陈独秀起而发起组织共产党，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后来，李大钊收到陈独秀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李大钊说：“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李大钊又说：“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彭述之说的若是实际情况的话，这当是1920年3月发生的事情。若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尚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话，到这时已是确确实实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了。
荷荷诺夫金作为俄共（布）设在伊尔库斯克的远东局的“秘密使者”回去不久，化名“吴廷康”、在李大钊牺牲后曾用笔名“魏琴”在195期《向导》周刊发表《悼李大钊同志》的维经斯基一行于1922年4月到达北京，与李大钊等人会见，继而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会见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指导和帮助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展发起创立中国共产党工作。
1920年5月，经过酝酿讨论，陈独秀决定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邀集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陈公博等人在自己家里开会，起草了一个很简单的党纲。同年8月，在組织臻于完备之后，成立临时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当时，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王乐平约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并派人去武汉组织，通知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在法国进行建党工作。同时，陈独秀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另创办理论月刊《共产党》，作为秘密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际工运和苏俄消息。1920年9月，经过充分酝酿与筹备，李大钊在自己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支部。
1920年12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等人意见之后，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电邀去广东省政府主持教育工作。到粤后，他联系谭平山等北京大学毕业生成立了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成立工会，并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中国，到达上海，催促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月，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因兼任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怕走后款子无法落实，不能去沪，遂指派陈公博出席中共“一大”。当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教授的李大钊，正在担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需要利用暑假全力领导持续几个月的反对北京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等工作，遂组织北京支部按照民主程序，推选张国焘、刘仁静参加党的成立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都没有出席，但陈独秀仍然被选举为总书记，李大钊也被视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篇4：南陈北李:光影两端的大师
在中山大学校园内，随便找几个学生，问陈国达是谁，他们都会摇摇头，说“不知道”，接着再问李四光是谁，他们立刻说是地质学家。
时间是3月24日。此前一天，“陈国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陈国达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长沙中南大学召开。
陈国达，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新会县人。1934年，陈国达在中山大学理学部修完了大学预科和本科的全部课程，用了6年时间；1945年开始任中山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直到1951年离开，也是6年。
如今，中山大学后辈人所知杳然。不仅仅是中山大学，在新中国，也是如此。数十年来，大多数人只知李四光，而不知陈国达。
其实，陈国达不应如此寂寞。他最主要成就是发现地球的第三构造层，创立地洼学说，成立了源于中国的第一个国际性学派体系，也是第一个在国际地科联任职的中国科学家。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南陈北李”的称号就在地质学界传播开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在《榜样的力量》一文中回忆说：“那个时候（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地质界没有人不知道北有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南有陈国达的《地台活化说及找矿意义》。”
但在地质学界以外，陈国达就远远不如李四光热闹。
3月24日，在采访陈国达院士第一批博士之一、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国能时，他认为陈国达“寂寞”的原因有三：“一是位置，李四光1952年担任共和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有很好的学术推广平台；二是环境，新中国急需提升自身条件，李四光帮助新中国摘掉了‘贫油国’帽子，同时，对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是宣传，因为前面二者是热点、重点，所以，媒体对李四光的关注是陈国达不能比的。”
位 置
一个是地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国科联主席；一个是教授、系主任、后辈学人，两者有交集，又有距离，但位置和平台始终让两者在当时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李四光成名很早。1920年，他就担任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先后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论文，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
从某种程度上说，才过不惑之年的李四光具备了地质大师的潜质和地位。
但人们对李四光的认识和追捧，却是从1952年他担任共和国地质部部长开始。此时，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联主席等学术职位，为推广自己的学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平台。
1952年11月，地质部召开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的普查找矿。接着，各省相继掀起了贯彻中央关于“地质工作要先行”的热潮。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在地质找矿方面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此，这一学科得到长足发展。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李四光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地质工作和研究中得到很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而此时，40岁出头的陈国达才刚刚离开中山大学地质系，转入一穷二白的中南矿冶学院，任地质系主任、教授。
在此之前，他最显眼的身份是“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学术职位，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矿产地质勘查局合并为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
在学术上，陈国达此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1948年发表的《广州附近之上升浪蚀阶地籍粤省复式岸线之成因》和1949年发表的《粤北页岩油田的开发问题》两篇论文。
前者驳斥了已故国际地理学会会长、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中国海岸以舟山群岛为界，北起为隆起岸线，南为沉降岸线”的观点。当时有位老教授讽刺他：“什么人都可以研究海岸地貌，真是自不量力。”，新中国成立数年后，他的“复式海线”观点才得到承认并推广。
后者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发广东茂名油田提供了可靠的地质依据，不过在当时，无人问津。此事陈国达在1956年3月9日写的入党感言《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中有真实披露：“记得1948年夏天，我在华南某地（广东茂名）调查研究，确定了一个油页岩矿床的巨大储量，我把苦心研究的科研成果写成报告，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开发利用，可是没人理睬……”
直到1956年9月，陈国达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中国地台“活化区”的实例并着重讨论“华夏古陆”问题》一文，首次提出一种新的构造单元，跳出当时流行的“地槽-地台”学说的窠臼，解决其非此即彼的静态缺陷，证明地质构造是螺旋式发展，成为地洼学说诞生的标志，引起轰动，陈国达才开始声名鹊起。
正如叶大年《榜样的力量》一文所说：“那个时候（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地质界没有人不知道北有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南有陈国达的《地台活化说及找矿意义》。”“南陈北李”的称呼不胫而走。
然而，随之而来的不是荣誉和掌声，而是诸多责难、讽刺甚至是谩骂。
陈国达同事、中南大学教授吴延之撰文回忆说：“当陈国达在1959年正式提出‘地洼’这个科学新概念时，有些权威人士嗤之以鼻，有的三四流帮手甚至公开写文章攻击。我还记得在北京的几次地质学术年会上，有些所谓专家竟然不顾学术会议规则，堕落到当面指责谩骂的程度。”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洼”学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承认，自然得不到推广。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南陈北李”并称后，在所有的参考资料和采访中，关于陈国达和李四光唯一算得上交集的来源，是《陈国达传》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段落：“1942年，时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的陈国达与莫柱荪（原广东省地质矿产厅总工程师）一道考察广东曲江县石炭纪含煤地层，并开始关于武水河流及丹霞地貌的研究。在李四光著作的启发下，陈国达提出了构造系的定义，写出《粤北山字型构造的轮廓》一文。”
“山字型构造”恰恰是李四光地质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52年，毛泽东还专门就此询问李四光。
环 境
新中国迫切需要石油和铀矿，而李四光恰恰在这两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国达的“地洼学说”甫一面世就被攻击和谩骂，找矿方面的应用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李四光在“文革”中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特殊”照顾，科研环境良好；陈国达在“文革”之初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打倒。环境让两者的社会影响相差甚远。
在建国之初，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有两个重要任务，即提升国际经济地位和加大国防力度。
因为工业化时代早就到来，需要大量石油作为燃料，而早在上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家就给中国戴上“贫油国”的帽子，这让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
其次就是可以提升国防能力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而铀矿恰恰是两弹的重要原材料。
自然而然，石油和鈾成为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两大工作核心。《李四光传》一书披露：“1954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9届学术年会上，李四光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地质工作者应向群众大量宣传，发动群众找矿。’”
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利用地质力学理论帮助新中国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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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铀矿找矿方面，据李四光的学生兼秘书马胜云透露，1940年代初，李四光按照地质力学理论，认为中国找铀是有前景的。他认为，铀矿是稀有的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并提出了中国铀矿主要在 3条东西构造带上。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推论是正确的。
1954年，刚刚成立两年的地质部设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新中国铀矿找矿就此拉开序幕。1955年，这个办公室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专职管理全国铀矿地质工作。就在这一年，地质队员发现了第一批 200个有意义的放射性异常点，并确定了铀矿的存在。
这两大贡献，让李四光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此时的陈国达，还在忙着完善和应用地洼学说。1959年3月，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地壳第三构造单元——地洼区》一文，正式提出地洼区概念，与活化区一起作为同义语并用。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陈国达在国内外相继发表“地洼学说”论文20余篇，核心理论开始形成。
但国内学术界对此反应颇为冷淡。
相反，在国外，却引起巨大的反响，并得到充分应用。首推就是“老大哥”苏联。1959年12月，苏联学者尼克拉耶夫在其《中国新构造的若干理论和方法》一书中，就明确支持“活化地台”观点。紧接着，苏联地质学家运用地洼学说的观点，在以前认为无矿或者愿景不大的贝加尔湖地区，找到了储量可观的钨、铜、锡、萤石等多种矿藏。随后，巴西、越南、朝鲜、澳大利亚、捷克、法国、加拿大等国也相继根据地洼学说成矿理论，在本国找到了锡、汞、锑、萤石、金、铅、银等矿藏。
陈国能对此颇为心酸地说：“陈老师的‘地洼学说’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而吴延之更是尖锐地指出：“陈先生（陈国达）不是中央官员，也没有一个学科团体支撑，其学术推广在当时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陈国达并未放弃努力，而是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1960年代末，陈国达集中中南大地构造及地球化学研究室的力量，编制《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及其说明书。
这是第一部以地洼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图集，可以有效地指导矿产开采部门对矿产资源的开发。
然而，因为“文革”爆发，陈国达被打倒，图集没能出版。
此时，他的科研环境比之李四光，更是望尘莫及。
虽然“文革”爆发之初，李四光受到过冲击，但迅速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多次公开会议上周恩来肯定“李四光是个好同志”，从此得到“特殊”待遇，并担任新组建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陈国达被打倒起因于《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一书。这是一本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小册子，颇受当时的地质工作者欢迎，但却因此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被停发工资4个月，勒令交出“封、资、修”书籍。然后，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不分昼夜地写交代材料，参加批斗会、游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科协主席何继善回忆说：“更令人心酸的是，1970年，一位地质权威在《红旗》杂志上宣称所有不同于自己观点的地质学理论，都是唯心主义的。陈国达的地洼学说被作为歪理学说遭到攻击。”
于是，所有珍贵资料被焚烧，所有以“地洼学说”为基础的论文和地图不能被出版，辛苦营建起来的中南大地构造与地球化学研究室也被解散……
这如同一颗邪恶的子弹直击陈国达的心脏。
陈国达一度陷入迷惘，但无言以对。这样不公正待遇直到“文革”结束。
宣 传
报刊、杂志、连环画、电影、传记、科学奖项，有关李四光事迹的宣传一个不落；陈国达却有着近30年的宣传空白，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所体现，但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新中国对李四光的宣传从来就没有断过。
在当时，对李四光的宣传推动作用最大的当属伟人毛泽东。在其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地质部异常重视。
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
这些指示将李四光推到了舆论巅峰。
1960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也是让他名垂青史的发端。此后，宣传的调子越来越高，当时的报刊、杂志甚至中小学教科书都有关于根据李四光理论找到大庆油田的事迹。
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有关李四光事迹的连环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对李四光的宣传达到顶峰。
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代的十年间，有关李四光的各种书籍、报刊、杂志和连环画不下数百种。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了电影《李四光》，根据李四光回国后的真实事件改编，时长120分钟，在当时来看，这算是大手笔制作了。此时，距离李四光去世已经过了8年时间。李四光是唯一一个身后还能如此被重视的地质学家。
1989年，新中国又设立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成为地质行业最高层次的荣誉奖。
2008年，李四光的学生兼秘书马胜云主笔的《李四光》出版。
……
尴尬的是，在手头有限的资料当中，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近30年的时间里，关于陈国达的社会报道几乎为零。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地洼学说”被国内学术界正式承认，大放异彩，1980年，陈国达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有关他的报道才陆陆续续出来。但此时，陈国达已经年近花甲，而且，人们已经走过了英雄崇拜的年代。
陳国达自掏腰包成立的“地洼学说基金会”也仅限于地质行业内的影响。
正如陈国能的分析所说：“正因为上述3个方面的原因，陈老师错过了最好的扬名立万时代。即便改革开放后，陈老师的‘地洼学说’在国内大放异彩，并成为被国际承认的源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但他的影响却始终还是仅限于地质圈的小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