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共7篇）

篇1：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我受XX人民法院的指定，XX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盗窃罪没有异议，但认为其犯罪形态应当是盗窃未遂，属于未遂犯，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事实如下：

其一，盗窃犯（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属于结果犯。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在实行盗窃违法行为即刚拿钱包时就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发现，且这一发现并追讨行为从未间断过，事实上被告人李某某也被受害人宋某某当场（在店门口）制服，其犯罪行为已被完全制止，被告人最终也并未窃得任何财物，盗窃目的始终未实现过；

而且，在盗窃过程中被告人尚未完全非法占有过这个钱包，或者说并未完全取得过对这个钱包的实际控制权，也没有造成财物对受害人来说无法掌控或者近乎无法掌控的事实，相反，钱物一直都处在受害人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可控之下，且从未脱离过受害人的视线之外，事实也说明，钱物已被受害人当场追回，且一分钱都没少，一切都完好无损，被告人的盗窃始终“未得逞”。

其二，根据1992年12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部分第“

（二）”项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未遂犯。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本案中，“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也即是受害人的反抗和群众的协助制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1998）4号的第一条第（二）项也明确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文物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以上两个《解释》都明确了盗窃未遂的，只有“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而本案中，情节显然轻微，数额亦非巨大（湖南省“数额巨大”的起点为2万元），也非文物和贵重物品（盗的只是一个钱包，且被告人并不知道包里有多少钱，更没想到有四千多块钱），显然被告行为不属于“应当定罪处罚”的盗窃行为。

其次，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又是初犯、偶犯。

被告人因无钱吃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盗窃。盗窃是违法，但要知

道被告人不过是一个漂泊在数千公里外的异乡的刚满十六岁的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的残疾少年，举目无亲，社会救助又没跟上，被告人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是有限的，跟正常人相比显然差很多，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亦说明主观恶性小，同时，被告人从“七岁到2011年”都在聋哑学校读书，之前从未犯过罪，是初犯，也是偶犯。

再次，从犯罪数额和犯罪所造成的结果来看：被告人并未窃得一分钱，受害人的损失轻微或者说“没有损失”，社会危害小。

本案中，据辩护人了解的情况，被告人的供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词，盗窃根本就未得逞，被告人未窃得一文钱，受害人未丢掉一分钱，赃物当场全部追回，受害人也没受什么伤，可以说没什么损失，量刑时应予考虑。

第四，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主动的向司法机关交待盗窃经过，始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和逃跑，认罪态度极好，悔罪表现明显，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第五，依据我国刑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某某确实系又聋又哑的人，其残疾证号为142625199511xxxxxXxx，故被告人应当“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从

轻

或

者

减

轻

处

罚

”。

依据1999年6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据2006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2007年1月9日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的第九条：“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刚满16岁，其身份证是142625199511xxxxxX，且还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才离开聋哑学校不久的残疾少年，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完全符合“可不认为是犯罪”或“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本案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程序上也有不足：如没有邀请懂聋哑手语的人员

来问和翻译，在5月5日22时的第一次讯问过程中出现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等嫌疑人都无回答，到2012年5月18日XX县公安局在《关于李xx涉嫌盗窃一案的综合材料》中也承认：“目前，在XX县没有找到聋哑手语翻译人员给犯罪嫌疑人翻译，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无法正常进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被告人却被执行了逮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辩护人承认同被告人会见时交流也存在障碍；

糟糕的还有把被告写的“6”错成了“9”，把“16”岁错成了“19”岁，且之后都是按十九岁成年人的程序来办理案件的，直到2012年7月4日16时40分才查知其16岁，刚离开聋哑学校不久。根据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又如通知监护人不够，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再就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的力度不够，等等。

然而，由于我国在司法上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区别于成年人和普通人的方式和程序，同时也对未成年和又聋又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特殊保护并有许多特殊规定，这就让辩护人不能不相信被告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就不能不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产生怀疑而质疑。

综上所述，请合议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弱势而无助的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免除处罚，就是“可不认为是犯罪”也完全合乎于情，合乎于理，合乎于法，既弘扬了社会主义之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司法对花季少年和残疾人的深切关怀，也特别符合法院门口高高挂着的“谱科学发展、构建和美康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要求！

谢谢各位审判人员！

辩护人： 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龙国平

2012年8月27日上午 附：此为盗窃罪辩护词、未成年犯罪辩护词、又聋又哑人犯罪辩护词、指定辩护辩护词；

篇2：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被告人穆某某丈夫黄某某的委托，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穆某某涉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一案的一审辩护人。通过庭前认真查阅公诉机关的公诉证据，会见被告人穆某某，听取其对案件相关事实的陈述和辩解，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听了公诉机关的公诉意见后，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总的一个观点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穆某某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穆某某与习水县某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煤矿”)的劳动关系至今没有解除。根据公安机关搜集的被告人穆某某与某煤矿签订的《招聘合同书》，某煤矿聘用被告人穆某某为其工作人员，聘用期限为一年，从2009年3月1日起至2010年2月29日止。但是在约定的聘用期限到期后，双方并没有立即结束聘用关系，某煤矿继续聘用被告人穆某某为会计。双方新一轮用工关系开始后，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当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由于到2011年3月1日之前，某煤矿都没还有与被告人穆某某签订新一轮的书面劳动合同，从2011年3月1日起，应视为某煤矿与被告人穆某某建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到现在为止，某煤矿与被告人穆某某并没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某煤矿也没有单方作出开除、除名或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因此，双方的劳动关系还在存续期间。

二、既然被告人穆某某与某煤矿的劳动关系还处于存续期间，那么，被告人穆某某作为某煤矿的会计，保管会计资料是其履行工作职责的表现，不构成犯罪行为。被告人穆某某按当时的法人代表蒲云的要求，将会计资料带回家中保管，是执行单位的命令，不属于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三、2013年11月16日之前，某煤矿的通知行为存在意思表示瑕疵，不能视为有效通知，穆某某有权予以拒绝。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在2013年11月16日之前，某煤矿已经有效地通知了被告人穆某某，要求被告人穆某某移交会计资料。某煤矿原来的法人代表蒲云以及后来的法人代表陈志强、承包人(实际管理控制人)宋洪专，这三个人均没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通知过穆某某移交会计资料。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王正洪和何林康，以及另外一个自称叫“王二哥”的人，亲自到被告人穆某某家中去，要求被告人穆某某移交其

手里的会计资料。但这三个人，既不是某煤矿的法人代表，也没有某煤矿书面授权委托，无权代表某煤矿。王正洪自称是某煤矿的新股东，但根据工商登记资料，现在某煤矿的股东中，也没有王正洪的名字。就算王正洪确实是股东，但由于其并不是某煤矿的法人代表，又没有法人代表的书面授权委托，也无权代表某煤矿。同理，一个自称“王二哥”的人以及何林康，也无权代表某煤矿通知穆某某移交会计资料。也就是说，在2013年11月16日某煤矿邮寄的书面移交通知到达穆某某手里之前，所有的口头通知行为，意思表示均存在瑕疵，不能视为法人的通知行为。因此，就算穆某某当时拒绝了王正洪、“王二哥”、何林康提出的移交会计资料的要求，也是正当的，是会计人员尽职保护会计资料的表现。

四、2013年11月21日之后，被告人穆某某的行为，明显不能算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穆某某于2013年11月16日收到某煤矿移交会计资料的书面通知后，于2013年11月21日作出《习水县某煤矿有限公司财务资料说明》，书面回复某煤矿。回复中明确表示，随时可以移交自己手里的2010年3月份至2011年9月份的会计资料。事后，某煤矿一直没有派人来受领移交。公安机关对本案是2014年5月26日才正式立案的。在2014年3月31日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被告人穆某某时，穆某某也明确表态：“公司的账务我随时都可以移交，原煤矿的账务不在我处，我无法移交该账，但工资问题要给我解决好。”因此，2013年11月21日之后，被告人穆某某的行为，连“拒不交出”都算不上，更不要说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了。现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穆某某隐匿了2010年3月份到2011年9月份期间某煤矿的会计资料，起诉书没有载明被告人穆某某隐匿的起止时间，如果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穆某某的隐匿行为涵盖了2013年11月21日起到2014年7月31日从穆某某家中搜查出会计资料之日止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指控是明显不能成立的。

五、2013年11月21日之前被告人穆某某的行为，算不算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穆某某2013年11月21日之前的行为，最多只能算是“拒不交出”会计资料，不能算是“隐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七条，是这样规定的：“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隐匿、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为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在这一规定中，将“隐匿”行为与“拒不交出”行为进行了区分。“隐匿”是指将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隐藏起来，不明示其去向，使别人无法查找，影响的是会计资料的保存，破坏了会计资料的完整性；而“拒不交出”，则是明示会计

资料的去向，只是暂不向相关部门移交，其并不影响会计资料的保存和完整性，只会影响会计资料的管理和依法使用。因此，“拒不交出”与“隐匿”的字面含义及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拒不交出”的行为只有在以逃避依法查处为目的时，才应受到追诉。将影响会计资料的管理和依法使用的“拒不交出”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尚无法律依据。在王正洪、何林康、王二哥找被告人穆某某移交会计资料时，被告人穆某某以双方的劳动争议纠纷没有得到解决为由，没有将自己保管的会计资料交出，这时的行为，最多只能算是“拒不交出”行为。但是该“拒不交出”行为，并不是以逃避有关机关依法查处为目的，所以不应受到追诉。

六、不案不能认定为有关机关责令被告人穆某某交出，而被告人穆某某拒不交出。习水县法院民二庭陆达法官，是在审理宋洪专起诉某煤矿承包合同纠纷案中，就移交会计资料的问题进行过庭外协调，不是在某煤矿起诉穆某某移交纠纷案中进行调解，因此，这样的协调，不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这种协调与民间私人身份进行的协调，本质上并无差异。本案侦查过程中，陆达法官是以个人身份提供的证言，不是以人民法院的名义出具证实材料。人民法院并没有出具任何曾经责令穆某某移交会计资料的书面凭证。习水法院温水法庭的证实材料，也说明了该庭并未正式立案，只是庭外协调，温水法庭也没有给穆某某下达必须移交的判决书、裁

定书或决定书，或其它书面通知。习水县公安局以单位的名义出具证明材料，证实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曾经多次通知过被告人穆某某移交，而被告人穆某某拒绝移交。这一证明是不合法的。首先，习水县公安局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怎么能够充当证人？其次，如果公安机关要求穆某某移交，应当给穆某某下达书面的通知书，并且，告知其如果不按指令的时间移交，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人民法院或者公安局曾经责令被告人穆某某移交会计资料，而被告人穆某某拒绝移交。

七、本案是民事纠纷，不应当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1、穆某某拒不交出手里面保管的会计资料，是因为某煤矿没有履行其在先义务，有正当理由。某煤矿从2011年起(具体时间以工资发放记录为准)，至今没有发放穆某某的工资，也没有为穆某某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从2008年起到现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社会保险，双方存在劳动争议。由于某煤矿没有妥善处理这些劳动争议，被告人穆某某才拒绝交出自己保管的会计资料。

2、就算穆某某在2013年11月21日之前，确有“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行为，也是属于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不应按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穆某某作为某煤矿 的职工，拒绝按单位的要求交出会计资料，双方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某煤矿可以就此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裁决穆某某移交其保管的会计资料。

3、被告人穆某某“拒不交出”会计资料，还有一个原因，是某煤矿股权转让过程中，新老股东之间纠纷不断，被告人穆某某由于不懂法律，根本搞不清到底该不该交，该交给谁？由于受让股权的新股东王正洪，没有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何玉梅还为此起诉王正洪，习水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6月9日作出了(2014)习民商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王正洪给付原告何玉梅股份转让款100.50万元。2011年10月22日，原股东何玉梅还以书面通知的形式，通知法人代表蒲云，要求蒲云不得办理任何移交手续。法人代表都被通知不要移交，被告人穆某某作为会计，还怎么敢移交？原来的法人代表，以及除何林康外的股东，都没有通知过穆某某交账。新的法人代表，又是通知抢公章等形式，非法进行的工商变更登记。被告人穆某某作为一个打工者，怎么敢擅自作主进行移交？况且，据穆某某称，当王正洪等人来要求其移交后，她也向原法人代表蒲云、原煤矿承包人及实际控制人宋洪专、股东何玉梅等人请示，到底交还是不交，但得到的回复，意思是让她不交。某煤矿如此混乱的一个状况，叫一个会计怎么判断，到底听谁的？

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本质上，不论是从劳动争议的角度，还是从股权转让纠纷的角度，都是一个民事纠纷。新股东完全可以以股权转让合同为依据，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人民法院判令原来的股东履行企业档案资料(含会计档案资料)的移交义务。所以，本案按刑事犯罪来立案侦查，明显不当。

八、人民法院判决某煤矿给付宋洪专承包费及利息共计五百余万元，与被告人穆某某是否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无关。

1、宋洪专起诉某煤矿承包合同纠纷案中，为帮助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穆某某出庭作证，是履行一个公民的作证义务。人民法院最后判决某煤矿应给付宋洪专承包费及利息等共计五百余万元，是根据某煤矿与宋洪专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约定，和宋洪专承包期间的利润情况，依法作出的判决。某煤矿该不该支付这五百余万元的承包费给宋洪专，与穆某某是否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完全无关。就算当时，穆某某没有“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行为，某煤矿仍然应当支付这五百余万元的承包费及利息。因此，这五百余万元的承包费，不能视为穆某某的行为给某煤矿造成的损失。

2、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能看出被告人穆某某是否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与宋洪专起诉某煤矿承包合同纠纷 的两个案件，也没有关联。宋洪专起诉某煤矿的两个承包合同纠纷，第一次起诉涉及的是某煤矿2008年度的利润情况，第二次起诉涉及的是某煤矿2009年度的利润情况。而从被告人穆某某家中搜查出的是2010年度和2011年度的会计资料。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穆某某的隐匿行为，涉及的会计科目发生额为70342569.82元，该发生额，根据贵州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的《关于习水县某煤矿有限公司会计账薄涉及会计科目发生额的鉴证报告》，也只是指2010年3月至2011年9月期间的会计资料，因此，穆某某是否具有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行为，与宋洪专起诉某煤矿承包合同纠纷两案没有关联性。

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被告人穆某某无罪。辩护人：蒲小平

篇3：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刘某某涉嫌集资诈骗罪一案一审辩护词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部分事实系普通的民事纠纷，不应当按犯罪来处理；指控的其他部分事实在犯罪数额上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有集资诈骗罪，其理由如下：

(前略)

二、起诉书指控的其余部分的事实，从公诉机关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来看，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具有集资诈骗的主观目的，且起诉书指控的数额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说，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在签订集资合同时，主观上是否存在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或目的,以及是否具有归还的能力。但从目前公诉机关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来看，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具非法占有的目的。

从本案来看，不论是单起事实，还是整个事实，均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前期借款、还款的行为与后期的借款、还款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起诉书书指控时，只指控其中的部分事实，即单起事实中后期的，整体事实中08、09年以后的，前期归还的一概没有涉及。

辩护人认为，后期没有归还的部分全部指控为犯罪，是没有依据的，且恰恰证实了被告人已归还了部分借款，不存在犯罪的主观故意。如果将后期没有归还的部分全部指控为犯罪，那么至少应该证实前期的借款、还款的行为，与后来的犯罪行为存在行为与目的和牵连，否则不能认定被告人的主观目的。

首先，就单起事实来讲，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是什么时候具有的，本案中没有相关证据证实。

1、起诉书指控的这34起借款的事实中，就单起事实而言，也是一个借款、还款连续的过程,最早的是从06年延续过来（第19笔，P8-10张某某陈述,04年开始借款,从06年春节前借5万元(-3=2万元+07年5月1日借2万元=4万元,这4万元一直延续07年底)到08年1月2借20万元；08年4月借6万元,已经累计30万元,后又累计为60万元。就单起事实来讲，起诉书只指控的后期的27.8万元的部分事实，但被告人什么时候具有的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这一点证据证实的是不清楚的。

第32起，P103-104杨华华证言证实，被告人与被害人自07年-09年9月一直有资金往来，前期借款已全部归还；但起诉书只指控自09年11月以后的部分事实）。因此，就单起事实来讲，前期借款、还款与后期的借款、还款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是什么时候具有的，本案中没有相关证据证实。

其次，就整体事实来讲，被告人这种非法占有的故意是什么时候具有的，本案中相关没有相关证据证实。

因从被告人借款、还款情况来看，因被告人借款后正常还本金及利息，说明其一开始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起诉书指控的这34起借款的事实，大部分是从06年延续过来，但起诉书只指控自08、09年以后的。所以，对于被告人是在什么时间、第几起时，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故意，没有证据证实。因此，不能将这34起中尚未归还的数额笼统的全部指控为犯罪。所以，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是事实不清的。

综上所述，对于被告人什么时间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前期的借款、还款行为与后期的犯罪的手段，是否存行为与目的和牵连。不能清楚的证实。因此，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具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数额，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起诉书指控的数额中，是包含部分利息的。犯罪数额当中包含的利息应从起诉书指控的数额当中去除。

首先，本案存在一个普遍的特点是，借款是本金与利息是滚动计算的，共有三种情况：

其中一种情况是被告人归还借款已到期，被告人没钱支付利息，以换条子的方式形成新的借款数额：如起诉书指控的第1起，P109-110张文江证言：其本人借给被告人多少本金自己也不清楚。并证实到截至09年5月被告人本息累计27万元，截至10年1月4日被告人本息累计62万元，但不能清楚的证实其中借款本金多少、利息多少；

（2）、起诉书指控的第5起，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均证实是最后连本带息滚至52.7万元.但不能证实其中借款本金多少,利息多少,因利息不能计算到犯罪数额当中，而起诉书指控的数额包含部分利息的数额。

所以, 该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当中去除.（3）、起诉书指控的第9起，张相奇证言，借款数额是本金与利息滚动计算的。滚动计算本息的。

（4）、起诉书指控的第16起，宋其庚证言1、09年11月30日91万元, 09年12月13日12.5万元,包含利息共计103.5.万元。

帐证证实:已归还了63.49万元,同时证实了起诉书指控102万元事实不清。

因此，如果定性为犯罪的话，被害人受到损失中不应当包含承诺的利息。所以，起诉书指控时，一并将没有实际受到损失的利息与实际遭受损失的本金指控为全部的犯罪数额是事实不清的。

另一种情况是，被告人归还借款利息后，需继续向被害人借款，被害人这时只拿出部分本金，凑上已归还的利息，再重新借给被告人，形成新的借款数额，所以，其中有部分本金，也有部分利息，如果认定犯罪的话，被害人损失的只是一小部分本金：如起诉书指控的第2起，P139斐隆义证言：借款数额是本金与利息滚动计算的。后来将被告人支付的部分利息，加上自己的部分本金凑了1万元又重新借给了被告人，然后按这种虚高的借款数额计算利息。如还不能按时归还，再形成新的借款数额。

第三种情况是：是将前期的借款与后期的借款一并计算利息.如不能还款将形成新的借款数额，且再按这种虚高的借款数额重新计算本息.而被害人财产受到侵犯的只是前期的实际借款：如起诉书指控的第25起，P91秦开杰证言，09年7月70万元是用被告人应支付的利息20万元，加上其余50万元,另外预扣利息3.5万元后, 实际借给被告人46.5万元；09年10月18日55万元是用被告人应支付的利息15万元，加上其余30万元,另外预扣利息1.4万元。实际借给被告人28.6万元；但起诉书指控的数额是以被害人的主观数额，即最后欠条上的数额指控的.以上三情况，因借款次数较多，且大部分是现金结算，被告人、被害人均不能分清其中本金多少，利息多少。所以，起诉书指控的上述事实的数额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篇4：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徐红亮

/栾少湖 案情简介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12月29日，刘某某在山东省德州市杀害被害人窦某，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1年1月4日，刘某某在山东省泰安市持枪杀害四名人民警察，且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应当追究其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刑事责任。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某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成立，判处其死刑。受山东省司法厅指派，栾少湖、徐红亮律师为被告人刘某某提供二审辩护。

《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辩护词》节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栾少湖、徐红亮在本案中出庭为涉嫌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的被告人刘某某提供二审辩护。辩护人认真查阅了本案一审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刘某某、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刘某某于2011年1月4日在泰安市持枪、刀行凶杀人，并致死五人、重伤二人、轻伤一人、轻微伤三人及造成多部车辆受损，社会危害严重。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正确。辩护人无异议。二、一审判决关于‚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罪名认定不准，案件证据表明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其不应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一）被告人刘某某不具有杀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缺乏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

1、本案中，刘某某与被害人窦某某并不认识，且两人往日无矛盾和积怨，更无深仇大恨，仅仅因为被告人刘某某的妹妹刘甲被打伤，完全不至于使被告人刘某某产生杀害被害人窦某某的犯罪动机，被告人刘某某仅是想教训被害人。刘某某供述：‚从我妹妹刘甲被打，我三哥和我商量怎么办这件事，从没说过要杀死打我妹妹的那个人，只是想好好教训一下他。‛一审庭审中，刘某某当庭供述：‚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上就没有想杀他，只是想着教训他‛、‚没有想过（杀死他），只是想教训他，让他长个记性‛、‚教训就是狠狠的揍他一顿，打他一顿‛。从刘某某供述案发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看，足以说明其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

2、在共同犯罪意志下，被告人刘某某及刘乙均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刘某某供述：‚我知道刘乙跟我说妹妹被打伤的事，就是让我去找打我妹妹的人揍他去。‛刘乙供述：‚我觉得窦某某太狂妄了，我就想叫人收拾窦某某一顿‛、‚我让刘某某来的意思就是让他教训窦某某‛。因此，两被告人之间无故意杀人的意思通谋，不能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3、行为实施后，被告人刘某某的言语充分证实其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刘乙供述：‚走了一段他说‘这小子还跟我动手，还挺猛的’然后他又说‘坏了，有点过了’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家。‛被告人刘某某认为‚有点过了‛，说明其当时已经意识到行为超出了主观意志之外，可能出现无法预见的结果，即行为的主观目的是教训一下窦某某，而非杀死被害人。

4、本案的起因在于刘甲被窦某某打伤，而刘甲并未要求被告人刘某某杀害窦某某，相反其极力劝阻刘乙欲实施的‚教训‛行为。刘甲证实：‚我被打那天我三哥就说想报复姓窦的去，教训教训他，被我劝住了，说别在惹事了。‛刘甲间接证实了本案的报复行为仅限于‚教训教训‛，而非故意杀人罪中的‚杀害‛。

（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依法认定被告人刘某某构成故意伤害罪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区别这两罪的关键就在于两罪犯罪故意的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内容只是要损害他人身体，并非剥夺他人生命。即使伤害行为客观上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也往往是由于行为时出现未曾料到的因素而致打击方向出现偏差，或因伤势过重等情况引起。根据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总结，普遍认为要准确查明行为人的故意内容，应根据发案原因、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打斗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强度、打斗情节，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致人死亡的原因、行为人犯罪后的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准确界定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杀人还是伤害。

就本案而言：

1、从案件起因看，刘某某无故意杀人的犯罪动机。被告人刘某某与被害人并不认识，素来无深仇大恨或积怨，仅凭刘某某的妹妹被被害人伤害，被告人刘某某便行凶杀人的犯罪动机可能性极小。因被害人窦某某与刘甲之间的矛盾，不能推论出刘某某杀人的犯罪动机。前已述及，此处不赘述。

2、从其使用的工具看，被告人刘某某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刘某某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而且持有便携式的小口径运动手枪，如果其意图杀害被害人窦某某，则其完全可以携带枪支去‚教训‛被害人。对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来说，枪支无疑比刀更为方便、直接、杀伤力更强。但刘某某并没有携带其藏有的枪支，从这点看，其在实施本案之前，并非想杀死被害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刘某某带刀到案发现场，是为了防身，并非用刀杀人，且是把尺寸不大的刀。

3、从伤害的部位和行为有无节制看，被告人刘某某并不愿杀死被害人。被害人身上的刀伤创口有三处，除一处伤及被害人胸部外，其余是左臂、左锁骨，表明被告人刘某某并未特意专往要害部位打击，以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一般情况下，故意杀人的，总要朝致命的部件打击；而故意伤害的，往往是不选择部位，甚至有意识地避开要害部位，特别是直接故意杀人的，往往没有节制，不致被害人于死地不住手，而伤害犯罪的行为人往往比较有节制。此外，刘某某供述其捅了被害人两刀，如果其有故意杀人的目的，完全不至于在捅刺两刀后立即停止。因此，被告人刘某某伤害故意明显，而无杀人犯罪的主观故意。

4、从打斗前的行为看，被告人刘某某有机会而未直接剥夺被害人的生命。根据被告人刘某某在侦查阶段和一审庭审中的供述，在窦某某停车的车库，其到达被害人窦某某的身后先是咳嗽了一声。若刘某某想要杀害被害人，其根本无必要通过咳嗽来提醒被害人，则其可以直接实施杀人行为。由此看来，被告人刘某某并不想杀害被害人窦某某。

5、从致命伤的形成看，该伤非被告人刘某某故意所为。被害人窦某某转身后，直接拿桶砸被告人刘某某的胳膊，而刘某某不知道桶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这时候便摸出刀捅了过去，该行为有别于被害人窦某某转身后刘某某直接对其捅刺的主动伤害行为，更有别于故意杀人行为。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被害人的致命伤系第几刀所致，而该事实直接影响在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之前‚原因行为‛的正确认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指没有离开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也没有离开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本案被害人致命伤的形成对被告人刘某某来讲具有偶然性，但缺乏故意杀人主观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出现的必然性。因此，从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看，也应认定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非故意杀人行为。

6、从证人证言看，被害人有主动的打斗行为。证人窦凤阁证实：‚当时我听到我父亲在我住的卧室北面房后喊了一句‘让你再偷车’‛。该证人证言直接证明案发当时，被害人并非被动挨打，而是主动实施了其主观认为是打击盗窃车辆的行为。无论被害人主观如何认识自己的行为，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对被告人刘某某实施了打击行为，且这种打击行为并非被动的反抗。

7、从行为实施完毕被告人的表现看，被告人刘某某伤害的故意明显，而非故意杀人。被告人刘某某实施伤害行为后，在离开案发现场的途中便对其哥哥刘乙说‚坏了，有点过了‛，该行为充分证明刘某某并不愿致被害人窦某某死亡。前已述及，此处不赘述。人的意识和意志作为心理现象，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人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是由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的，是意识和意志的客观化的外部表现。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刑法的内在生命，是刑事立法、司法的一条贯彻始终的中心线。本案中，不能单纯因为被害人窦某某的死亡，而唯结果的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在主观上具有杀人的犯罪故意，这样有悖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应当综合本案事实、证据，客观、理性的认定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目的和性质。

（三）公诉机关未提供本案的重要物证，且现有证据存在明显矛盾，对‚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单独量刑应留有余地错。公诉机关未提供本案最为重要的物证——刀，且现有关于该物证的证据存在矛盾。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刘某某实施本案的工具为刀，虽然被告人刘乙详细供述了其对作案工作的处理方式、时间和地点，但是公诉机关却未能提供该重要的涉案物证。此外，关于涉案工具的特征，刘乙供述：‚是一把不能折叠的单刃匕首，黄镀铜塑料把手，刀把上有饰品，刀把加刀刃有20公分长，有个刀鞘，这把刀是刘某某带来的。‛刘某某则供述：‚单刃的刀，刀尖有点弯，刀身和刀把有四十多公分长，刀把包的是黄铜，刀把的后头镶的有个绿色的玻璃。‛很明显，两被告人对该物证大小、材料的描述存在明显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是指：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六条规定：‚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对物品的特征、质量、名称等注明是否清楚。‛本案一审判决在认定被告人刘某某故意杀人罪名成立时，并未达到上述证明标准。因此，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认定被告人刘某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更不应就该事项单独判处刘某某死刑，在‚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的量刑中应留有余地。

（四）‚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应单独定罪量刑，且不单独适用死刑。

从本案事实及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看，在‚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中，被告人 刘某某基于一个独立的犯罪目的，实施完成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该行为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行为，且《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对该行为进行独立的评价及处罚。区分不同案件、分别进行定罪量刑便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增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的说理性。因此，辩护人建议依法对被告人所参与实施的‚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进行单独的定罪量刑。‚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中，缺少重要的物证、且被害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请二审法院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规定‚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处刑时应当留有余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因被害方过错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依法对本案之‚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部分不单独对被告人刘某某适用死刑。

今天我们怀着一种极其沉痛的心情参加本案的庭审，被告人刘某某因其罪恶行径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作为辩护人，无论是悲伤、沉重、愤懑，抑或是扼腕，我们都必须依法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虽然‚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部分的定性不能代表本案的全部，但我们坚持为罪名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而提出符合客观事实的辩护意见。相信本案会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更会留给被告人刘某某及其亲人、后代刻骨的印记，特别是刘某某那个三岁的女儿，还有被害人窦某某的亲人、后代。在民间，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留下的‚感情屏障‛往往是极不相同的，我们不愿看到法律的适用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不公‛或‚仇恨‛的种子，我们期待法律的适用能够消弥分歧与误解、恢复秩序与和谐。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关注人的感受、注重人的成长，推进社会和谐，这是能动司法的应有之义。但愿在能动司法理念的指引下，人民法院能够重视辩护人的意见，以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

篇5：李某某涉嫌盗窃案辩护词

韦国

案情简介：被告人钱某原系甘肃省武威浙江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6年六七月份，钱某在担任武威浙江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武威市地税局稽查分局进入该公司进行稽查前，其指使该公司财务人员将2001年至2006年6月的真实财务资料全部转移隐匿，税务部门多次要求提供真实的财务资料，钱某拒不提供；2007年5月份，钱某在担任浙江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期间，凉州区公安局对钱小挺以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后，钱某再次指使财务人员将公司2001年至2007年5月的真实财务资料全部转移隐匿，凉州区公安局于2008年6月19日向武威市浙江村实业公司下达调取证据通知书后，钱某仍然拒不提供，2008年11月10日凉州区公安局根据侦查线索，将钱某隐匿的财务资料全部查获。起诉书还指控钱某在任公司董事长期间，侵占公司财产272万元。

凉州区法院一审判决钱某犯隐匿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宣告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二审法院改判单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钱某涉嫌职务侵占、隐匿会计凭证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钱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隐匿会计凭证罪。我们对于隐匿会计凭证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我们认为钱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现就本案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钱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补充起诉书认为，被告人钱某在武威市浙江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村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期间，共计支出公司资金6457335.2元，因有2726854元不能说明合理用途，进而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关于指控犯罪的数额，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所证明的数字与起诉书指控的数字不一致，且无说明。我们认为，起诉书的这一指控不能成立。

（一）从这些资金支出的情况看，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借条、欠条的本质属性。

借条属于便条式的借据，而借据是借用他人的财物所立的字据；欠条的词典解释是‚欠别人财物所立的字据‛。从借条和欠条的概念出发并根据经验法则，我们可以肯定：借条和欠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反映，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之一。由于借条和欠条都是债务人出具、债权人保管的，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凭借条或欠条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我们之所以阐释借条、欠条的属性，是因为检察机关将借条、欠条所反映的数额作为犯罪事实进行指控。我们认为，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钱某职务侵占的事实中，将有关借条和欠条所涉及的资金指控为犯罪，混淆了刑、民关系的界限。即把本来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内容，纳入了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属于刑民不分或以刑代民，属于认定事实上的错误。

起诉书指控的2726854元的职务侵占的事实中，有617000元（即2007年1月27日的300000元、2008年的128000元、2006年的39000元、2007年的148000元）属于借条或欠条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换言之，浙江村公司根据钱小挺所出具的借条、欠条，可以实现公司的权利。即借条和欠条所反映的资金617000元不属于犯罪。

2、股东签字证明或认可的支出部分不属于犯罪事实

在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数额中，钱某从浙江村公司支取的资金，不论是领款还是借款、欠款的部分，只要有其他股东签字认可的部分，都不能认定为被告人犯罪的事实。证人陈赛丰证实，‚公司允许至少两个股东签字可以支出资金‛；被告人钱某在当庭的供述亦如此；浙江村公司的财务制度规定，经总经理签字就可以报销或支出资金。上述三方面的证据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且是互相印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其他股东或负责人的签字认可，属于履行了资金支出的正常手续，不能以犯罪论。这是公司、企业自治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公司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公权力不能过度干预，更不能把正当或正常的民事活动当成犯罪对待。

根据案卷中的证据材料统计，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职务侵占的数额中，经股东陈某签字证明支出的部分为1685854元（冯某签字的128000元已经在前面计算借条时已经计算，此处不重复计算）。我们认为，对于上述体现公司意志的合理支出，不能认定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3、关于其他几笔款的性质判断

起诉书指控的除了前面的支出外，还包括钱某以领条方式支取的部分资金。主要有：2005年3月10日领取的100000元、2006年1月25日领取的43000元、2007年1月25日领取的300000元。以上三项支出合计为543000元。我们把这几笔资金支出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梳理，看看这几笔开支是否有根据或是否有合理用途。

（1）关于2005年3月10日的100000元（领条）。这笔100000元的支出是有根据的。浙江村公司在2005年1月27日董事会上研究决定，2005年福利费的开支为100000元。关于福利费的概念问题，证人张某在当庭作证时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福利费就是公司对外联络的费用，并不是给公司内部职工高福利的费用。钱某正是凭这个会议决定才支取资金的。且这一笔支出的用途清楚，用于浙江村公司向有关单位的有关人员请客送礼。公诉人认为这笔100000元福利费与本案的100000元‚业务费‛是两笔支出，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在公司会议记录中有记载、证人宜证实的情况下，应当予以认定。况且，2005年浙江村公司的支出中，再没有同样的100000元的福利费的支出，应当作出同一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请客送礼是否适当，但对于钱某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确实把钱送出去的行为，指控为个人侵占，实属定性不准。

（2）关于2006年1月25日的43000元（领条）。这43000元中，有28000元是用于单位验收过程支出的费用。作为犯罪指控时，应当排除其他任何可能性。据了解，浙江村公司在财务支出项目中，并没有验收工程的费用。被告人的辩解这28000元就是验收费用，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被告人辩解的情况下，凭什么否定这28000元没有用于工程验收？其余为单位用于拜年了，不能认定系个人占有。我们注意到，钱某经手的开支达七、八百万元，其中就有因为请客送礼的支出。但是，起诉书的指控数额中并不包括其他请客送礼的支出。这就存在同样的事实没有做出同样的评价的矛盾。同样的事实应当做同样的定性，同样的犯罪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这是刑事诉讼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一项原则。但从起诉书对本案的指控情况看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对于确实用于给其他单位请客送礼了，就不能认定被告人侵占；退一步说，即便现有证据不能肯定被告人是否用于请客送礼了，仍然属于控方举证不充分，不能排除请客送礼的可能性。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同样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实践。

（3）关于2007年1月25日的300000元（领条），这是钱某从浙江村公司退股所领取的现金，只是在领条上没有注明而已。但公司其他股东知道此事，马某得书面证明已经证实。不仅如此，浙江村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委托甘肃金升会计师有限公司所做的（2009）039号《审计报告》和公安机关委托甘肃武威恒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做的（2008）088号《审计报告》均反映，钱某所领的30万元现金，属于钱某退股；浙江村公司的账面上反映，钱小挺的股金由2200000元变更为1900000元。甘肃武威恒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做的（2008）088号《审计报告》确认，钱小挺‚领取现金冲减‘实收资本’300000元‛。可以肯定，多个有效证据证明的事实为：这300000元是钱某领取的退股的资金，是属于钱某自己的钱，不是公司资金。既然资金不属于公司所有，指控其侵占公司资金当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通过对以上393000元支出情况的逐笔梳理，可以肯定每笔支出都是有根据的，不存在被告人将公司资金占为己有的事实。

（二）、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职务侵占罪属于财产犯罪，是目的犯。该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条件。起诉书以部分资金支出‚不能说明合理用途‛为由，认为被告人将单位资金非法占为已有。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钱某在当庭供述中否认自己具有侵占公司财产的目的。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起诉书采用了推定的方法，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我们不否认推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但我们同时认为，起诉书的这种推定方法不符合推定的规则，不能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从一个事实推定出一个结论，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二是没有明显的否定性解释；三是允许反驳；四是禁止二次推定。现根据刑事推定的上述规则，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控方的推定是否成立。首先看基础事实是否真实、可靠。我们否认，钱某在浙江村公司任职期间，确有大量资金支出。但支出的资金并不是‚不能说明合理用途‛：一方面，‚不能说明合理用途‛不是证明行为人职务侵占的方法；另一方面，所谓的‚不能说明合理用途‛只是控方的一种认识。被告人能说明用途、浙江村公司董事会可以说明用途、其他股东也能说明用途。经如经陈某签字证明的部分，如果不能说明用途，陈某是不可能签字的。因此，‚不能说明合理用途‛的事实是无法确定的。既然基础事实不确定，就不能作为刑事推定的前提条件；其次，是否存在有明显的否定性解释？没有明显的否定性解释实际上就等于排除了其他合理怀疑。但是，仅从被告人钱某在支取资金时出具的领条、证明等凭据所反映的内容看，这些凭据中记载的内容就是‚业务费‛、‚手续费‛、‚开办费‛等等。在没有进一步调查、审查的情况下，怎么能认为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合理怀疑呢？显然，就控方出示的这些凭据，已经向法庭提出了明显的否定性解释，已经有了合理怀疑，而这些合理怀疑就目前已有的证据来说，实际上根本无法排除；第三，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在质证阶段提出的质证意见，控方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反驳。

因此，起诉书关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不能成立。

（三）控方指控犯罪或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

检察机关有权对犯罪提起公诉，同时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证明的标准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被告人及辩护人有权否认或反驳，但只要提出质疑或举证证明存在合理怀疑即可。即控方有罪起诉举证标准是绝对证明标准，辩方无罪辩护举证标准是相对证明标准。在辩方提出反驳或证明的情况下，控方还必须进一步证明辩方的观点或证据不成立，才能给被告人定罪。如果控方不能有效反驳辩方观点或证据，则属于指控犯罪的证据不足，法院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做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

从这个角度看，本案的情况正是如此。检察机关以被告人钱小挺构成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但所举证据却无法证明其控诉观点。我们认为：在无法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无法证明被告人实施了侵占行为、无法排除被告人将资金用于公司事务的可能的情况下，都应当依法认定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判断，都无法得出被告人非法侵占公司财物的结论！起诉书关于被告人钱某职务侵占的指控不能成立！

二、钱某具备的从轻处罚的条件

篇6：盗窃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

山东AAAAA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RRR的委托，指派AAA律师作为李苓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意见，供法庭参考和采纳：

辩护人对被告人LL犯盗窃罪无异议，但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应当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

被告人在犯罪之前，一直靠自己的劳动赚取收入来生活，一贯表现较好，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这次是由于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受到网上一些不良视频的诱导，是这些不良视频教会了其开锁的技术，同时网上还出售相关开锁工具，正是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因素，为其开启了犯罪之门，将其引入犯罪之路。其实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只是因为被告人太年轻，社会经验不足，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终酿成苦果。

二、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犯罪之后没有一意孤行，不思悔改，而是积极向公安机关坦白其主要的犯罪行为，始终没有拒绝、抗拒，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发破案经过记载：本案案发是在2013年3月7日，被告人除了交待案发当时的犯罪事实之外，对于自2011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的所有犯罪行为，均为被告人主动供述，构成坦白，请法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重要线索，应当认定有立功表现。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讯问笔录，被告人到案后，揭发HHH收购赃物，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公安机关提供抓捕线索，使公安机关能顺利抓捕HHH归案，对此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四、在本案中，涉案财物共计516920元，其中只有60611元的财物未追回，其余456309元的财物全部被追回并发还受害人，从另一方面讲，减轻了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五、被告人家庭面临严重困难。

由于这次盗窃行为，被告人家中已经是负债累累，需要家里有一位男性来承担起照顾妻子儿女的职责。可是，被告人却因为盗窃，被关押在高墙之内。将心比心，我们可以体会到被告人现在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煎熬。而被告人的妻子儿女，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又是多么盼望丈夫和父亲能够在自己的身边。被告人的妻子和小孩委托辩护人向法官和检察官求情，请各位在法定的幅度之内高抬贵手，让她们家庭早日团圆，走出困境。

六、庭审至此，大家亲眼所见，被告人一直配合庭审，认罪悔过的态度较好。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代表被告人，代表被告人的丈夫和父母，真诚地请求你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从轻处理，惩戒也是为了教育，给被告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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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辩护词——孙×奇涉嫌抢劫杀人案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接受孙幸奇的父亲吴电勋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孙幸奇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公诉人的发言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刑事案件中律师出庭的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家园，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依法治国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这对任何人均不例外，因此对孙幸奇涉嫌犯罪的行为，也应当依法惩处。

站在被害人亲属的立场，对于实施犯罪行为者，即使千刀万剐、剥皮抽筋、食肉寝皮也觉得难消心头之恨，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社会毕竟不是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阶段，大家都是有社会主义道德，有现代社会素质的人，当然不会同意采取这种同态复仇的方式惩罚犯罪，解决社会矛盾。这就为辩护人能够平心静气地提出辩护观点，发表辩护意见，完成法律赋予辩护人的法定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提供了可能的客观条件，我对这种现代公民和司法官员的素质十分赞赏并表示由衷的佩服和感谢，相信在这种严格依法、公正司法、人人守法的原则下，本案会得到

妥当的处理。

二、案发时孙幸奇的刑事责任能力——应依法推定案发时孙幸奇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一）公诉人向救提交证据证明：孙幸奇的年龄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经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显示：孙幸奇，男，汉族，生于1982年4月18日是，身份证号410***983X，家住登封市大冶镇后柿杭村150号。该户口信息是2001年户口实行微机管理后录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的，系统显示该户口没有任何变动轨迹„„”，公安机关同时提交了与上述登记资料一致的户口本复印件，显示无变更、迁移。在调查后“登封市公安局建议将上述人口信息系统中显示的孙幸奇出生年龄1982年4月18日变更为1981年11月8日。经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审核批准7月23日已将孙幸奇出生日期由1982年4月18日更正为1981年11月8日。”这种作法是违法和无效的。

1、这种作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条例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第十七条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登封市公安局既非户主、亦非本人，无权直接建议变更、其上级公安机关更无权批准变更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

2、对孙幸奇的年龄调查，并没有查清其户籍登记资料登记是否有错误，也没有查找到录入户口微机系统时依据的原始资料，在没有查清原来的登记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只是根据证人证言中证人的所谓记忆这一传来证据就直接变更公民户籍登记资料显然是不妥的，此先例一开，户口登记

资料的严谨性、可信性和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性将不复存在。

3、年龄调查时并未查清原来的登记是错误的，更未查到其中涉嫌职务犯罪或者工作马虎，亦或是依据的原始资料错误。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孙幸奇的年龄登记资料有错误。

4、登封市公安局是经上级核准后直接变更了当事人的户籍登记内容，户籍管理是一种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行政，不得随意实施。公诉人提供证据证明的这种变更，既未经当事人同意，也没有给当事人任何救济途径和方法，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违反了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明显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也将行政执法者置于违法地位。

（二）从证据效力上来分析，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是政府档案，而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的所有证据均仅限于证人证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户口登记时有弄虚作假或者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只能采信政府档案记载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肯定政府档案的公示效力，不能随意变更被告年龄。

（三）登封市公安局的正确作法应当是将其调查的证据材料和意见提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孙幸奇的年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法庭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四）本辩护人在发言中指出：公诉人的意思是将上述各种关于被告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证据提交法庭，由法庭来认定其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但是公诉人在辩论中否定了这种意见，自认是其认

为孙幸奇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年龄已经满14周岁。这是其自认对行政管理法规的无知，是自愿承认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默许，也是承认其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原则的茫然。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本案的公平和公正，更需要高尚的道德、负责的精神、精深的法律造诣和广泛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更需要一种慈母胸襟，否则就可能出现葫芦僧之判。如果法庭采纳了本辩护人本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即不必要赘述。

三、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对孙幸奇“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意见。

（一）根据1997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198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定罪量刑。

（二）本案审理时应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考虑以下因素：

1、被告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认识能力。

无论法庭是否认定其实施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4周岁，根据本案被告的供述和案发时的认识能力，孙幸奇之所以会卷入指控的犯罪，主要是想要第一被告承诺给其购买的手机，而不是为了直接实施犯罪，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抢劫杀人，其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侵害被害人身体的行为。也

就是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抢劫，而是贪图第一被告的“买手机诱惑”，在1996年，一部手机要一万多元钱，少的也比农用四轮车的价格高。对于这一点，被告根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其主要是因为被诱惑而卷入指控的犯罪。这种观点与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被告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是相符的。同时，侦查机关在侦查时并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认知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并未注意侦查和讯问，这反映出其对专业法律规定的掌握存在欠缺，其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本案的办案质量和法律的公正实施。在讯问中，有意无意地将持续数日之久的对未成年人的诱惑行为穿越式地按排在案发当天，忽视了直到郜城孙幸奇也并未完全了解殷大龙的全部想法的案件事实。

2、起诉书指控的孙幸奇“捡了一块小石头朝肖德柱头部先砸了一下”的事实不成立，即孙幸奇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直接侵害被害人的行为。

（1）孙幸奇在其多次供述中均未承认并且在被讯问时是否认这一行为的，本辩护人在多次会见孙幸奇时核实这一情节时其也是完全否认的。

（2）上述指控只是引用了审理本案第一、第二被告时起诉书的指控的原句，但是由于当时孙幸奇并未到庭，是没有经过质证和法庭认证的指控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这一指控的原始来源是孙俊辉1996年7月13日的供述。孙俊辉共接受六次讯问，这一次之前、之后的供述均是说“孙幸奇未砸”。说明他在这次讯问之前、之后均是否认这一供述的，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当然不应当采信。如同原起诉书中还有“孙幸奇借故让司机停车”的指控，但综观本案全部证据，法庭可以认定孙当时确实是要小解，并不是整个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法庭对此未予以认定，这次的起诉也不再提及这一行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认定孙幸奇并未对被害人实施伤人任何加害行为。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作案时加害被害人两块石头的图片。根据图片可以看出两块石头皆是足以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害的比较大的石块，决不是孙俊辉供述、孙幸奇供述所称的卵石蛋。同时，孙俊辉、殷大龙均承认自己用石块砸被害人的情节，这也就排除了孙幸奇砸的可能。因为直接接触被害人的石头只有两块，并没有第一、第二被告向孙幸奇递交石头的情节，也没有孙幸奇自己直接捡拾大石块的情节。公诉人对于孙幸奇使用这两块石头之一，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即目前没有任何孙幸奇直接伤害被害人的证据。

（5）根据案发时孙的年龄，他也用不动那么大的石块。

3、孙幸奇在本案中是从犯甚至是胁从犯。

（1）主观上没有直接实施抢劫和伤害被害人的故意，是被利诱而被动卷入本案。

（2）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客观上只实施了捡拾一个小鹅卵石扔在殷大龙旁边的行为（殷嫌小没有用）和帮助抬被害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即使成年人，也可以认为不构成犯罪。

（3）根据其案发时的年龄，在殷大龙实施犯罪时，只要稍有威胁的行为，一个凶狠的动作、一个凶狠的眼神、一声恐吓，就可以迫使其参加犯罪行动。更何况在孙红敏不同意去的时候，殷明确对其讲“他不去，回来弄死他”。这一点据他自己讲在侦查时曾经多次提及，但是讯问笔录中均未显示。考虑到登封市公安局将其自首称为“被我局抓获”，直接更改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行为，孙幸奇的供述更为可信。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尤社枝、叶社侠、高松婵等的证言证明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只是昏迷状态，其死亡的原因除了受伤外，还有在野外环境中的寒冷天气下停留五、六个小时和失血过多。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的这一观点，认为本案事实应认定为抢劫致人重伤。

5、被告孙幸奇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首。（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款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该款第（一）项后半段明确“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第（二）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2）孙幸奇的供述、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中登封市公安局大冶派出所2011年12月27日的证明均可明确孙幸奇的行为应当“视为自首”。

6、孙幸奇有当庭自愿认罪情节。即使在法庭向其提出复杂讯问时也是直接了当地表明其认罪的态度。只是在继续进行的法庭调查中，才能明白其供述的具体事实。

7、孙幸奇有主动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悔罪表现且已经穷尽赔偿能力。在庭审中，孙幸奇主动表示，虽然自己没有赔偿能力，在外流浪十几年连身份证也没有，没有积蓄，家庭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男到女家落户，倍受歧视，自顾不暇，但仍愿意尽最大努力，努力筹措资金，赔偿被害人亲属近一万元。根据本案发生时的法律规定，这已经是很高额的赔偿了。在庭审中，孙幸奇也主动向被害人家属赔礼道歉，表示悔罪，愿意接受法律判决。

对于孙幸奇减轻、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上述情节，本辩护人认为法庭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并且必然会予以充分考虑。

四、对被告孙幸奇的量刑意见。

如果法庭采纳本辩护人第二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可以不予考虑。以下发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简称“意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简称“细则”。

（一）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1、根据1979“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关于抢劫罪的规定，本案对孙幸奇的起点刑应当为十年。

2、根据“意见”第四条第（五）项，“细则”第四条第（五）项第2目关于对抢劫罪量刑的规定，对被告的量刑基准刑以十二年为宜。

（二）量刑情节和对基准刑的调节比例。

1、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目、“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5）目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60%。

2、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3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9项第（1）、（3）目关于对从犯、胁从犯量刑的规定，应当至少减少基准刑至少40%，如果认定胁迫、诱惑，应减少基准刑60%以上甚至免除处罚。

3、根据97“刑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意见”第三条一款第4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3项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4、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7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6项关于当庭认罪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10%（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5、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9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关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根据上述各项，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比例在150%—170%之间。考虑到孙幸奇已经被羁押将近一年的事实，为了保证案件处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本辩护人认为对孙幸奇的宣告刑应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确定。

综上所述，本案在定罪量刑时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指控的犯罪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如果不采纳这一意见，则应考虑其是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且没有直接实施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是被引诱、胁迫卷入犯罪、有自首行为、当庭表示认罪、努力赔偿被害人损失且已经穷尽赔偿手段等情节，采纳本辩护人的宣告刑意见。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辩护人：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王从智 2013年04月17日

附：本辩护意见涉及的法律规定

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 【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十二条 【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十七条 【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二十八条 【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 【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 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十一条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十四条 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

3、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4、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6、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7、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五）抢劫罪

1、构成抢劫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抢劫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入户抢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抢劫三次或者抢劫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抢劫致一人重伤，没有造成残疾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劫致人伤亡的后果、次数、数额、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

行）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五周岁的未成年人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6 0%;(5)未成年人犯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或酗酒、赌博屡教不改的，或曾因淫乱、色情、吸毒等违法行为被处罚或教育过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下限。未成年人犯一贯表现良好，无不良习惯的，或被教唆、利用、诱骗犯罪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上限。

(6)有确切证据证实未成年人犯的成长曾受严重家庭暴力等其他客观因素影响的，可以在本条规定从宽幅度的基础上再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但减少基准刑的最终幅度不得高于6 0%。

9、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节确定从宽幅度。

(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作用相对较小，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 0%;参与实施少量或部分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4 0%;怍用相对较大的，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30%;参与实施全部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 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3)对于胁从犯，可以根据犯罪性质、被胁迫的程度、实行犯罪中的作用等情况，减少基准刑的6 0%以上；作用较小，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4)并非出于被告入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或亲友送去投案等情形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7)其他类型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8)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1

6、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

1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1)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2)积极赔偿被害人大部分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3)虽然未能赔偿被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