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辩护词（精选8篇）
篇1：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受被告人A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在庭前查阅了本案证据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我们认为：起诉书对被告人A的指控，事实不清，定性不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A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现在我们发表如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壹、关于A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刑法》第24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A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骗取对方货物，在收受对方货物后逃匿，数额特别巨大”，构成了上述《刑法》第242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合同诈骗犯罪。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证据不充分，A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正常的民事经营活动，并不触犯刑法；A并无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际也未占有任何财物。
一、关于A公司是否非法占有他人货款。
1、A公司经营不善发生亏损，属民事经营风险。
A公司所欠货款主要是做生意期间累积产生：
①A公司与甲自2004年初开始有业务往来，其间，A公司几乎每天拿货十几万，多的时候将近三十万元，所欠甲的货款239.94万元系该期间累积产生。
②B于1997年、A于1998年与乙认识，双方自2003年初就有业务往来，A公司每次拿货量约200条到300条内存，几乎每隔一天拿一次，每个月的业务流水就有100多万。在2003年底A公司已经欠乙80余万元。A公司所欠乙合计140余万元也是累积产生。
③A与丙于2003年认识，自2004年开始有业务往来，截至2004年7月份左右，累积欠丙货款67万余元。
④A欠丁、戊的货款有100余万元，绝大部分均已偿还完毕，仅有5万元左右。
A公司与上述供货方开展业务均是采用先提货后付款的方式进行，一旦发生业务往来，A公司就已经欠款。现有证据表明，A公司前期资金能够正常周转，欠款能够在短期内偿还。2004年3月至2004年8月，A公司为了拿到X公司销售希捷硬盘的代理经营权，使用中关村供货单位甲、乙等人的货款作为周转，将现金货款用于支付X公司硬盘货款，因X公司的代理权被希捷硬盘厂商取消，造成A公司应得的利润返点二百多万元，直接变成了公司亏损；而A希望取得的X公司对A公司的约330万元（40万美元，当时美元兑人民币是1：8.3左右）的放帐额度，也已不可能。因亏损严重，A公司资金周转不开，支付中关村供货单位的货款发生拖欠现象，主要表现为使用延期支票拖延支付甚至在承诺的付款期限支票仍然无法入帐，发生空头。
从以上事实来看，A公司在2004年8月发生X代理销售业务的巨大亏损以前是具备履行能力的。公诉方对此也当庭表示：A公司前期业务是正常的民事活动。而在2004年8月以后，A公司开展业务所得货款，基本用于支付以前的老帐，A并未占有任何货款。因此，我们认为本案实际情况是：A公司经营不善，发生巨额亏损后资金链紧张，造成无力偿还债务。这显然属于正常的民事经营风险，而非刑事诈骗犯罪。
2、A的行为证实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A与甲业务量每月有500万到600万元，与乙的业务量每月有100
多万元，与丙、丁等人也有一定的业务量。乙、甲的证言以及A的供述均能证实，在中关村电子配件出货很快，且付款可以拖延一定时间。如果A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其在短期内可以毫不费力的从上述几家供货单位拿货几百万元，立即套现后潜逃。A后期苦心经营，尽力偿还甲、乙、丁等人欠款，足以证实其不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为了公司资金周转，不惜在2004年8月从某地借入高利贷，更说明A具有还款的意愿。而且，即便从北京去了深圳以后，A仍然发货给甲，并将两辆车抵给甲。因此，A公司最终不能偿还供货单位的欠款，并非不愿偿还，而是后期客观上无力偿还。
二、关于“使用空头支票拖延付款”。
A公司给供货单位的支票确实多次出现空头，A也曾以空头支票的方式拖延付款，但这不足以认定A具有“诱骗”他人财物的故意。理由有三：其一，A并未掩盖真相。A公司给供货单位支票时，已经明确告诉债主，帐上没有钱，要过一段时间有钱了才能入帐。债主也知道A的帐上没有钱。乙、甲、戊的证言均能证实这一点。其二，拖延付款并非拒不付款。公诉方提供了C公司在北京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帐户使用空头支票付款的多笔记录，该等空头支票的收款单位没有继续找A要货款，也没有到公安机关举报A公司，能够证明收款单位后续均已收到货款，而A自己也已明确供述，其公司所欠一些小户的货款，都结清了。其三，当事人拖欠民事债务，不足以证实构成刑事诈骗犯罪。实际生活当中，当事人欠民事债务也可能以种种借口而拖延付款甚至拒不归还。因此，拖欠货款，并不能作为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
三、关于“高价进货、低价出货”。
A2008年5月1日21时讯问笔录记载：“问：你是怎么出的货？答：有的时候赶上提价，能够适当挣些，但电脑配件的利润很低，一个件几块到十几块就不错了，也有平出的时候，很多是低价出的，赶上行情不好降价，而且我出货也着急。一般也是一件儿得低几块到十几块
才行。”可见，A出货并未刻意“低价出货”，而是“行情不好降价”。B当庭辩解：“低价出货是因为价格跌了，不马上低价出货，可能会亏得更多”；这与A供述的“行情不好”是一致的。A当庭辩解，其所说的低价出货是指X代理销售期间，为了拿到代理权将利润返点直接扣除后的售货方式。没有证据表明，A是为了骗取货款而故意“低价出货”。根据A当庭供述，A所谓“我出货比较急”，应该是为了能倒开帐而要尽快回笼资金，而不是A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要尽快拿钱后挟款潜逃。
四、关于“逃匿”。
据A供述，其为了能倒开帐，经其小学同学庚介绍，向某地辛借入40万元高息借款。辛曾在借款前，专门派人来北京考察情况，去过A公司办公室、库房，还去过A、B家里。后来，A还了43万元，但辛还要其归还本息60多万元。A没再继续还款，并遭到辛的威胁。2004年11月份，A、B不敢到公司正常上班、不敢正常回家，公司业务难以为继。2004年12月初，A为躲避高利贷的追债，离开北京去了深圳。以上事实，有壬、癸、子、丑等人的证言证实。该等证人证言是辩护律师遵循《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调取，公诉方据以否认证据效力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不能对抗法律规定，且辩护律师已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应当得到合议庭的认可。B、A当庭供述了借入高利贷的真实情况。因此，A离开北京，并非“骗取对方货物，在收受对方货物后逃匿”，而是为了躲避高利贷的威胁。A离开北京后，与甲、丙等人联系，并给甲、丙打欠条的事实也能证明其不是逃匿。B在大连期间，给乙打电话、发短信问候，也能证实A、B不是逃匿。
五、甲有意以民事纠纷骗取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
其一，据A供述，其离开北京去了深圳以后，甲曾于2005年1月威胁A，要她从壬那里骗30万元的货物，2005年春节前偿还30万元的帐款，否则，其就拿着空白支票到银行去入帐，空头以后就到海淀公安局举报她和B。A不愿骗货，但她知道用空头支票是违规的，并害怕甲举报，不敢和甲继续联系。甲明知V公司帐上没钱，却拿着其老公卯填入了大额资金168.3万元的空白支票，故意到银行入帐，在支票空头后去海淀公安局报案。
其二，甲举报材料、询问笔录均有虚构、夸大事实的证言。甲对公安机关声称：“直到春节以前，A说外地客户要备大量的货，准备节日的时候去卖，怕节日期间涨价，想多备点货，就从我这里大量的采购，主要是CPU、内存和硬盘，都是A和我联系，寅取货，A给我开支票，有的时候和我联系，寅取货，A给我开支票，有的时候是寅自己带支票过来，寅在柜台上填写支票交给我们。加上以前欠我们的货款，总共欠我们239.94万元。”事实上，该239.94万元欠款是长期累积形成，但甲却故意说成是A“要备大量的货”所形成，骗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据A供述，其后期由于资金链紧张，进货量已经减少很多，而且，其付款总是不及时，供货单位已经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货。乙后期供货极少，丁、戊则是不供货并将欠款100万元几乎全部收回。寅2007年8月27日9时《讯问笔录》也能证实这一点：“问：你公司在04年底时是否有大量用空头支票抵货？答：感觉与平时差不多，而且A欠的债是累积下来的，应该不是一次形成的。”
贰、关于A不构成诈骗罪
一、丙举报材料不足采信。
丙提供的三张支票，是其自己提供给A使用的。据A供述，北京Z公司、Y公司、W不是其开设的。工商查询资料能够证实这一点。丙于2004年8月以后到A公司任会计，一直到公司停业，该三个公司的支票是丙自己提供给A公司使用的。该三个公司的财物章、人名章、银行帐户，丙都给了A。丙为了举报A，竟然将其自己公司的空头支票提供给侦查机关。因此，丙的证言不足采信。
二、关于30万元借款。
据A供述，为了从深圳壬的公司进货硬盘，并取得代理销售权，前几笔货款要在订货时以现金方式支付。为此，其与丙商量一起作这项业务，由丙作会计。由丙筹集30万元启动资金，算是A借款，亏钱算是A的，赚得利润二人分成。该项事实能够得到丙证言的佐证。该30万元款项实际用途也支付了壬的货款，A公司自此开始与壬发生业务往来；A并未将该款项用于别处，丙在A公司任会计，其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因此，A对丙所述均系实情，借款用途也是真实的，A并未欺骗丙。起诉书指控A构成诈骗犯罪，不能成立。
叁、关于单位犯罪
A、B开办了北京V公司、北京C公司，是两个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A、B从甲、乙等人开办的单位进货，是两个公司的经营活动，不是A、B的个人行为。起诉书将本案定性为单位犯罪，我们并不能认同有关犯罪的指控，但我们认可A、B的经营行为属单位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案中A公司对相关债权人的欠款，是典型的民事债务，而非刑事犯罪诈骗金额。A公司因经营不善而无力还款，A没有非法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除去偿还旧帐，实际也没有取得任何财物。
上述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合议庭的重视和采纳。谢谢！
辩护人：
XXX年XX月XX日
篇2：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XX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被控
合同诈骗罪的一审辩护人，参加本次诉讼。通过庭前调查，查阅案卷，会见被告XX以及今天的开庭审理，我对本案有了充分的了解。首先，我认为公诉机关认定被告XX犯有合同诈骗罪，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同时我认为，经过法庭的调查的案件事实，针对被告的犯罪构成及具体情节，可以对被告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合议时予以采纳：
一、从主现上看,被告XX主观恶性不大
案发前，未受过任何形式的处分，表现一贯良好。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案发前鑫翔公司运营情况一直良好，只是苦于资金周转不灵，在他人的授意下，鑫翔公司才开始重复使用客户资料套取银行的钱，套来的钱主要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及打发关系户。究其犯罪根源，XX本意是借助银行的力量，急于把公司做大做强，从前期鑫翔公司前期与其它银行合作的情况来看，鑫翔公司都是按贷款合同规定还本付息，未出现违规的情况。鑫翔公司的犯罪行为相比其它恶性犯罪而言，主观恶性不大。
二、被告XX具有自首情节，应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XX案发后，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根据我国刑法第六七条的规定，XX 1的行为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被告具有立功表现，应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XX主动投案后，不仅如实的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还积极揭发杨楷、罗森的犯罪行为，并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是立功行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四、被告XX案发后认罪态度良好，有诚恳的悔罪表现
本案相关证据显示，被告XX案发前表现一贯良好，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在案发后，XX认识到自已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主动投案后，如实的交待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同时，XX在庭审中认罪态度是端正的，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并对造成的后果深表愧疚。
综上所述，被告人X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的贷款，后果较为严重，理应受到刑罚处罚。但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XX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的情节，认罪态度良好，并有诚恳的悔罪表现，请求法庭给予被告一个机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谢谢！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占建
篇3：关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判断
一、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性质”
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 97刑法设合同诈骗罪时, 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合同法, 有关合同的法律主要存在于《经济合同法》中。《经济合同法》第2条、第54条的规定:经济合同的主体只能是法人以及个体工商户、专业户、承包经营户、农户。但是, 在合同诈骗罪中, 其犯罪主体不仅仅包括单位, 还包括了自然人。可见, 将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的观点并不正确。因此, 我们还是应该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其侵犯的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只有涉及市场范畴的合同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这样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 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所谓交易, 即双方通过协商对各自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义务达成一致, 从而进行的对价的、相互的经济活动。因此, 该合同必须是双务的、有偿的合同。单务合同、无偿合同、主要受行政法、劳动法调整的行政合同、劳动合同以及与婚姻、收养等人身关系有关的人身合同都在此之外。行为人利用此类合同实施诈骗, 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 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只能以诈骗罪论处。
二、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形式”
刑事立法并未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作出明确的限定。该合同究竟采何种形式, 理论界及实务界争论不休。书面合同当然符合要求, 但口头合同及其他形式的合同是否符合要求却存在着否定与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个人认为,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应以书面形式为主但不限于书面形式。理由如下:
首先, 新刑法修订于1997年, 而现行合同法颁布于1999年, 刑法修订在合同法颁布之前。在合同法颁布之前中国规范合同法律关系的任务是由原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完成的, 虽然该三大合同法律一致要求合同为书面的形式, 但新刑法增设合同诈骗罪并没有采用“经济合同”的措词而是直接表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应是一种刻意要与即将颁布的新合同法对接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理解, 在合同法未将合同形式限制于书面形式时, 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亦不应局限于书面形式。
其次, 合同诈骗罪惩处的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 只是合同外在形式上的差异, 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且实践中公司等其他单位利用口头合同在商品交换中实施欺诈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单位主体并不能构成普通诈骗罪, 如果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仅仅限定为书面形式, 将导致单位利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无法由刑法来调整, 从而具有放纵之嫌。
再者, 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这里的“履行”合同, 可以是口头合同, 也可以是书面合同。即使“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 也不影响“履行”口头合同的合法性。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被告人先利用书面合同进行诈骗, 尔后又以口头合同继续相同的诈骗行为。若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则对上述行为要分别处理, 即前期行为定合同诈骗罪, 后期行为定诈骗罪。对明显属于同种性质的行为定不同的罪名且要数罪并罚, 有违刑法的公正原则及判决的公信力。
三、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标的”
我们认为, 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标的”与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标的”并无严格区别, 不能仅凭合同标的的属性作为定罪处刑的标准。那么, 为何当“合同标的”为一般动产或者行为时, 最终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件数远远超过了合同诈骗罪呢?
究其原因, 在于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 即该合同关系的履行应当有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非当场签订、当场交付的合同行为。因此, 如果该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即时清结, 当场完成的, 则应以诈骗罪论处, 而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涉及不动产或者特殊动产的案件中, 一般不存在当场履行的可能性, 因此这样的案件以合同诈骗罪居多。而在涉及一般动产或者行为的案件中, 其合同的目的往往是用于生活消费, 当场履行者居多, 因此以诈骗罪论处居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 对于行为人诈骗合同标的以外的财物的行为, 不以合同诈骗罪认定的理由, 主要是因为, 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这意味着, 所骗取的财物应与签订或履行合同相关, 应为合同的标的物, 而行为人虚构事实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建立关系, 然后借此以其他各种名目骗取对方钱财的行为, 本质上还是普通诈骗行为, 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
摘要：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是刑事审判实践中的传统、多发难题。从理论上看, 从传统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等特殊诈骗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范畴, 而普通诈骗罪在刑法中属于侵犯财产类罪范畴, 基于不同的犯罪手段、不同的受侵害客体, 作为特殊法领域的合同诈骗罪与作为普通法领域的诈骗罪之间, 理应有着严格、清晰的界限。
关键词：合同诈骗,合同,区别
参考文献
篇4：拉米的“辩护词”
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致信各国贸易部长，说明他在欧盟农业模式和该产业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挑战方面的观点。以下是拉米信的原文（本刊编辑时有删节）：
人们担心开放贸易会使任何农业政策都无法维持，因为农业将经历其他产业都经历过的贸易自由化和取消补贴的进程。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欧盟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这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上的立场：有管理的经济、明确的社会选择、环境保护和有质量的产品。
我们并不怀疑农业是一个能够产出财富和就业的经济活动，而且应有面对市场的力量。但是，和其他产业不同的是，这种经济活动是受气候和地理影响的。欧盟的农民必须满足越来越重视食物口味和安全的消费者，消费者还要求食物的生产必须考虑环境和动物福利。所有这些，很自然地会有代价。
最后一点，农业带来土地使用问题。我们仍有55％的农场位于艰险和山区地段。如果这些重要的地方完全没人了会变成什么样子？欧盟宪法草案把加强地区凝聚力作为欧盟的目标之一，显示了欧盟致力于地区的平衡发展。
这些因素说明欧盟为什么拒绝让农业完全受制于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规律。我们不能让消费者选择由国际市场上最有效的生产者提供的价格最低廉的产品。
让我们讨论措施而不是原则
上述观点已经清楚，但关于农业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辩论显然仍没有定论。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其他产业中，市场的缺陷需要由官方的管理弥补。所以农业支持是否必要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种支持从何处来，用何种形式。
欧盟对农业政策的体制而不是这种政策是否应存在的讨论更有兴趣。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共同农业政策（CAP）出台以来的重大变革中。
二战后我们最初的目标是让欧洲重新在食物生产上自给自足。所以我们强制平抑农业中典型的价格波动。在60年代和70年代，欧盟使用的是价格支持，还有生产支持，用配额的形式保证。
CAP初级阶段的情况使我们寻找既保证收入又不人为刺激生产的办法。
我们的办法是给农民直接的、与生产水平和参考价格无关的收入支持。新政策的目的是让市场再次成为农民决策的指导。我们自90年代以来一直在执行这一政策，直接（对价格或产量）的市场支持从90年代初占预算的45％降到今天的18％，出口补贴农业预算的比例从30％降到了9％。
这种做法的主要缺点是它是基于往年的生产情况提供支持，因此收入支持造成了农场之间的不平等，还掩盖了他们在生产率上的差别。因此，第二个挑战是保证公平的收入。
我们尝试更多地按照农场的规模来提供支持并且鼓励农民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这意味着要对农民提供的服务给予市场所不能给予的报酬，一个办法是更多地关注小规模农场以有利于区域更加协调发展；另一个办法是取代农民只靠生产得到报酬而为社会所做工作却没有报酬的体制，使农民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包括他们为保证产品达到高的环境、营养和健康标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以上就是形成最近CAP改革的一些观点，而这只是欧盟加强未来农业长远战略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推动欧盟农业向高附加值产品发展。
经验已经证明这将是一个成功的战略。过去的十年中，欧盟加工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从32％提高到42％。我们同美国的贸易自1995年来一直顺差。
2003年6月的改革标志着改革的进程进入了新阶段：目前，占农业预算75％的收入支持仍是按生产数量的比例支付，未来的支持基本上将完全以统一费用（flat rate）为基础支付，即与生产的种类和产量均没有关系。因此，农民必须更好地对产出和市场价格进行权衡，并会更多地将质量放在数量之前优先考虑。进一步的改革是加强质量控制，既要通过法律形式提出要求，又要通过引入质量证书进行鼓励。为实现公平，我们将逐渐削减对最大的农场的援助，并以农村发展支持的形式将其重新分配给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民。
共同农业政策是鸡，世贸组织是蛋
一定要为WTO谈判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吗？不应从这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需要而驱动的。在WTO的背景下，欧盟只在目前的共同农业政策基础上进行谈判。我们提议以乌拉圭回合公式将关税削减36％，出口补贴削减45％，影响贸易的国内支持削减55％。
这些改革为我们在WTO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因为削减对贸易影响最大的补贴是谈判的首要议题。在乌拉圭回合时期，欧盟是使用的直接刺激生产、对贸易扭曲作用最大的补贴（WTO中的“篮箱”）。WTO成员因此特别希望欧盟能够继续削减此类补贴。
这是欧盟首次根据1999年的改革及相关决定所采取的行动。正是由于这些决定，欧盟将向农民提供支持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显得更加中性，对生产的管理更为有效，以保证出口的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不是有补贴的过剩原材料。
让我们进行同类比較
在目前的争论中，一些人可能提出这些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削减我们的补贴。的确，欧盟和美国对农民的补贴量经常引起争议。让我们看看事实。欧盟每年400亿欧元的农业预算（与美国类似）占其总产值（wealth）的0.6％。欧盟扩大后，预算增至450亿欧元，而实际分享预算的农民或农业工人将会增加400万左右。
根据被广泛引用的OECD的研究数字，发达国家每年支付3000亿美元对农业进行支持（其中，欧盟占1000亿美元），但必须从三个方面对这些数字进行说明：
首先，他们的计算方法。OECD在确定农业“补贴等值”时，将政府采取的各种完全不相关的措施（直接预算支持、关税等等）加在一起，然后再用农民在国内市场获得的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行比较。普遍认为，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是人为形成的，因为农产品中只有比重极小的部分用于出口，多数用于国内消费，这种自给自足也正是农业的首要功能。因此，国际农产品市场是剩余产品市场，价格只反映短期投机。
其次，OECD的数字忽略了国内措施对贸易的实际影响。农业预算本身不是问题——当它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时，WTO不应限制使用的条件和数量。OECD的计算恰恰有损于这个区分国内措施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基础。
最后，任何限制在此基础上的公共干预行为都会导致实际上的社会倾销。
欧盟的雄心和局限
欧盟考虑最多的是国际谈判应当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改革。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改革的稳定性反映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我们一直致力建设一流的农业，且采用对国际贸易影响较小的政策。
这可以解释欧盟在WTO农业谈判中的立场。过去10年中，我们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保持在19％的稳定水平上。我们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热带产品（如，大豆进口占世界的40％）；我们主要出口加工制成品。简而言之，我们不以出口产品为目的——我们努力实现增值。
我们认为，农业有多种功能，国际贸易不应仅仅为了保证食物贸易的公平而限制为发挥农业的作用而进行的管理。这是必须要考虑非贸易因素的原因。不能就我们支持农业的原则和不扭曲贸易的支持的数量进行谈判。
欧盟还有更为“进攻性”的利益。由于我们依赖产品的质量，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能够被认可。品牌必须通过认定我们的原产地的方式加以保护。这是我们利用竞争优势的方式。我们不再寻求对我们的劣势进行财政补助，以上这些正是关于保护地理标识讨论中最为艰难的内容。
坎昆的挫折
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去年9月在坎昆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对于坎昆的失败有许多分析与解释，最简单的分析就是谈判过程从未步入正轨。有两点是肯定的：
首先，坎昆会议上，“南方”的“内部”立场走向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极是高姿态的20国协调小组（G20），G20削减美欧农业支持的目标最终让步于行业利益保护。另一极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他们视这一开放市场的新阶段为威胁，担心最终会侵蚀他们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贸易优惠。
第二，可以肯定的是坎昆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农业，这一议题甚至没有真正讨论和谈判。虽然由于G20的出现，一些牌被重新洗过，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现实是存在的4个利益迥异的集团：
凯恩斯集团
该集团包括世界上20个最大出口国中的13个。巴西、澳大利亚（2001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28亿美元和124亿美元，超过美国。
凯恩斯集团的重点应该是打开市场和取消农业支持。G20的出现表明，虽然这些国家不能形成立场相近的集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享有的自然优势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他们认为，农业应当像其他行业一样适用同样的规则。
最不发达国家
除去南美国家（许多南美国家是凯恩斯集团成员），亚、非和中美洲的发展中国家10年间市场份额下降了6％以上。由于最穷国日益意识到南方国家间竞争力与生产能力的巨大差异，他们大声呼吁确保他们在农业和食物需求方面的权利。虽然国与国的情况可能不同，但所有国家都期盼在保护或支持农民方面保留一定的回旋余地。
很自然地，他们也要求足够富裕的国家在帮助农民时要公平，因此，他们希望欧盟和美国减少出口补贴和最为影响市场的收入支持。
美国
美国与凯恩斯集团的相似之处是出口导向型。虽然过去10年中美国的市场份额相对稳定（占世界贸易的20％），但美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因此，美国的谈判代表经常最大限度地支持凯恩斯集团的立场。
但是，这种团结时冷时热：美国许多地区的农民需要政府的支持。
欧盟
同美国一样，我们承认需要加强农业补贴的纪律。我们接受了以前没有接受的观念：削减影响贸易的、所有与生产相关的国内支持措施，包括直接收入支持。
“蓝箱”支持封顶（限定在产值的5％的范围内）是欧盟的一个主要让步，反映了它自上次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以来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将美国农业政策置于更严格的规则之下。在这一点上，生产支持的大幅削减，特别是对直接收入支持的限制，保证了未来对美国《农业法案》的改革。美国还第一次接受了对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进行平行削减的原则，包括那些目前WTO协定没有包括的内容，如出口信贷。
在尊重凯恩斯集团客观利益的同时，我们不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声称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言。
我们同意低收入国家关于农业不应向不受制约的自由贸易开放的关注。
然而，我们的确意识到我们应以一种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最小损害的方式来支持农业。
如果将双边和自主关税优惠计算在内的话，目前平均关税为10％。这使得欧盟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进口方。我们因此认为应在其他发达国家和经济新兴国家中寻找新的大规模市场开放。
在坎昆后续活动中，欧盟第一次宣布了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相关产品的出口补贴的承诺，但收到的反应甚微。
吸取坎昆的教训
我从坎昆失败中接受的教训是，所有国家必须认识其他WTO成员的合理利益。欧盟已经承担了它的责任；它在2003年初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议；它在2003年6月再次改革了农业政策；它与美国在2003年8月达成妥协，从而提供了谈判特别需要的推动。
篇5：辩护词(合同诈骗)
尊敬的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X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妹XXX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涉及的事实及应适用的法律有了准确的认识。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2008年8月至2010年7月30日期间，被告人XXX在xxXX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施工员、项目部经理。‛而事实上，根据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证人XXX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XXX离开XXX有限公司的时间并非2010年7月30日。被害人XXX证实‚2010年8月4日，…我是上午到的XX，到了以后我给XXX打电话，XXX在公司开会。‛（见2010年9月2日公安机关对被害人XXX的询问笔录P2〃第7行）、被害人XXX证实‚8月7日上午，我就到曼哈顿来，走拢XX，XXX在开会…8月9日，我和弟弟XXX下午来到李家沱XX，我们给XXX打电话，他说‘在开会’，我们等了30分钟‛左右，XXX就出来了。‚（见2010年9月2日公安机关对被害人XXX的询问笔录P2〃第11行、倒数
第3行）。XXX证实‚在2010年8月9日15时左右，我、XXX三人到李家沱XX工地项目部大门等签合同的人。过了半小时左右，一男子从项目部办公室里出来，XXX介绍说：‘这个是XX有限公司的经理XXX。’…XXX喊我们等会，现在公司在开会，我回去交代一下。‛（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2〃第12行）。XX证实‚他是2010年8月初，大约是8月4日左右走的。…我是2010年8月4日左右受公司的委派来李家沱XXX工地进行现场管理，我来接工作时，XXX在工地办公室，我见到了XXX的。‛（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X的询问笔录P1〃倒数第5行、P2〃第1行）。XXX证实‚大约是8月9日或者8月10日，XXX就走了‚（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X的询问笔录P2〃第6行）。综上，被害人与证人证实的被告人任职的时间与公诉机关起诉书中认定的时间相互矛盾，而公诉机关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认定的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任职的时间是区分其是否具备与被害人签订劳务工程合同以及保证该合同得以履行的能力的重要证据。因此，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被告人XXX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从主观上看，被告人XXX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没有诈骗的故意，所以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首先，根据被告人与被害人XXX签订的《建筑工程
外墙保温施工<劳务责任合同>》上载明的签订时间，可以证实，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8月4日（虽然被害人XXX称实际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8月9日，只是签订合同的时候看到被告人签订的8月4日，所以签的2010年8月4日，辩护人认为，此说法违背了一般的社会常理，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应当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为准）。此时，被告人并没有离开XX有限公司。并且，根据XX有限公司的内部规定，被告人作为该公司的项目经理，其权限包括劳务班组的确定（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1〃最后1行以及2011年4月19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2〃第7行）。所以,作为项目经理的被告人，代表XX有限公司与被害人签订合同，是一种正常的职务行为，被告人具备签订合同以及保证合同得以履行的能力，并非有预谋地进行诈骗。其次，早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知道被害人没有承包到劳务工程后，遂立即委托代理人XXX将其当初收取的3万元保证金退还给被害人。在被害人拒不收取的情况下，被告人又委托代理人将上述款项存放于承办法官XX处，以便被害人随时领取。由此可见，被告人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
2、从客观上看，被告人XXX既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行为，又没有骗取保证金后逃匿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利用自己曾任该公司项目部经理的名
义，私自与XXX签订假工程劳务合同，骗取被害人XXX工程保证金人民币30000元后逃匿。‛如前所述，被告人并没有私自与被害人签订假工程合同，而是代表公司的一种正常的职务行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骗取保证金后逃匿的行为，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根据公安机关对证人XXX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在X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期间，公司为其办理了V网（即将企业内部的号码加在某个虚拟的网络里面，这个网络里面的码号在互相通话时可以享受优惠），并且由公司支付加入V网的费用。在被告人辞职离开公司以后，已不再是公司的员工，理所当然的会选择更换手机号码。所以被告人并非有意躲避被害人或者公司。其次，在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以后，被告人委托了代理人积极参与诉讼。可见被告人并没有逃匿的意思。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规定，被告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符合上述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的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XX事务所律师
篇6：yang马国强合同诈骗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杨文耀（系广东浮夸制作律师事务所律师）受被告人马国强家属委托，作为被告人马国强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的辩护人，经查阅本案案件材料、会见被告人、查阅相关证据及参与庭审，我认为，认定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此，我依法为其作无罪辩护，现依据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从犯罪构成上分析，被告人马国强主观上没有合同诈骗的故意。
1、2003年10月启始，马国强就从鹤山十数间服装厂进货，在巴州市丽秀区销售。进货销售总额高达800000元，截止2005年1月1日只有127739.5元的剩余货物未与厂家结清。公诉人在起诉状中，只是截取了2004年7月—12月马国强未归还厂家的货款127000多元的事实，纵观整个交易过程（2003年—2005年），马国强代销（含部分购销）厂家货物已结清货款为80%，未结清的货款只占20%。这与合同诈骗罪规定的支付少量预付款或货款骗取大量货物或货款完全不相符。
2、案件中，有马国强租房合同、借款偿债之借条、支付工人工资账单、为清结厂家货款出售福利房的售房合同，以及临到2004年12月31日还将未出售的货物分批退还厂家的证据。
根据以上马国强的行为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可以推导出马国强没有诈骗的货物或货款的主观故意，其关门逃逸的行为只是躲债而非诈骗。
二、其次，在客观上被告人马国强并未实施合同诈骗罪行为；
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但本案中，马国强从2003年开9月开始开档经营童装的厂家合作，一直和厂家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大部分的合同都履行了。
但是后来因生意不好，档租又增高，到了2005年1月4日在确实无办法维持的情况下被迫送档，直至2005年1月1日有127000多元没有偿还给厂家。但在送档之前，已将各间厂卖剩的货全部退回厂家。（有单据可查)，所欠的货款也尽力去按各厂家去结数和汇款（有单据可查），只有部分的厂家和部分款暂时无力即日偿还，有的已全部结清。如“富裕达”、“富丽”等厂。所以马国强
没实施合同欺诈的行为，对于没有偿还的货款并不是马国强不归还，只是没有能力偿还。
三、本案实质上马国强拖欠货款是与各厂家之间的经济纠纷，而非合同诈骗。
本案中，被告人既没有主观上的合同诈骗的故意，也没有客观上实施诈骗的行为，那么可以推导出马国强结业逃逸的行为，只为逃避所欠债款，并非实施合同诈骗的具体行为。所以认定本案马国强拖欠货款是与各厂家之间的经济纠纷，而非合同诈骗。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本案被告人马国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各厂家所欠下的127000多元实质是经济纠纷。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之规定，请求法庭对被告人马国强宣告无罪，并判决给予释放。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辩护人：杨文耀
篇7：诈骗罪无罪辩护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护 词
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庭前阅卷、会见被告人，本辩护人对案情有了充分全面的了解。刚才，又参与了庭审调查，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xx犯有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为了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现发表如下意见，请予采纳。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据此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诈骗行为，是构成诈骗罪的关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黄xx具有上述目的和行为。
一、被告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 2012年4月，被害人罗xx为解救其被关押的丈夫唐xx委托被告人黄xx找关系，并给被告人黄xx12.4万元用于找关系花费。2012年6月唐xx因病被取保候审，被害人罗xx多次找被告人黄xx要求退款。2012年7月，被告人退还被害人罗xx人民币12.4万元。
综上，被告人黄xx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退还了被害人的办事花费。被告人黄xx行为不符合刑法上诈骗罪的认定，不构成犯罪。
二、本案中关键证据录音证据的效力是有瑕疵的，法庭应当予以排除； 我国刑法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 的案件，证据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做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能排除其他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法院审判会议上，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原则，强调疑罪必须从无。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二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附有提取过程的说明，来源是否合法；
（二）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复制件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制作人、原视听资料持有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三）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
（四）是否写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
（五）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
（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具体到本案，律师注意到：
1、此录音证据是由制作单位“韩家所”，制作人“陆xx”提供，内容只有一张名为“现场录音光盘”和被害人罗xx提供的“录音内容文字展现”，没有公安机关加以查证的提取过程说明，和证明来源合法的材料。录音证据的来源合法性有问题。
2、此录音证据只有一张光盘，明显不是录音的原始载体，原始载体是什么？是否有原始载体？公安机关的证据材料里都没有查证说明。
3、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威胁、引诱当事人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形，公安机关更是没有任何查证。
4、录音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公安机关也没有查明。
综上，该份录音证据，完全违反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该证据除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陈述和证人唐xx的传来证据外也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四 条法庭应当将该证据予以排除。
三、全案证据材料中缺乏必要的书证、物证和知情人员的证言。这些证据是查清本案事实，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必不可少的证据；
本案中被害人罗xx是否筹集72.36万元，是否交付给被告人是本案关键性事实，被害人罗xx也在第二次笔录中说明(证据卷p34-35)“有一部分钱是自己的，也找我的亲戚朋友借了很多……”“是我到处借的钱。”(证据卷p36)“问：你当时交给黄xx的现金37万元是哪里来的？答：都是找朋友借的”
根据上述被害人陈述可以看出，被害人筹集72.36万元不可能是直接从家里拿的现金，不管当时其从银行取钱或找亲朋好友借钱，一定会有当时的银行流水或借款证明，或者借款人的情况说明、借款人的银行流水、借据等证据。被告人黄xx收到这72.36万元后是否存入银行或交付给其他人的证据，公安机关也没有查实。
本案中，缺乏上述关键性证据，仅靠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陈述和其他人的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黄xx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黄xx不构成诈骗罪，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谢亮、杨义律师
篇8：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
一、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履约能力。
虽然根据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作为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标准是不全面的, 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对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又有着重要意义。
1、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完全的履约能力, 只是因为合同签订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导致其不再具有履约能力, 此种情形应当以民事合同纠纷处理为宜。
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部分履约能力, 且合同签订时行为人自认为能通过努力或其具备的特殊条件, 达到完全履约能力。在合同签订后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不能履约, 并愿意承担民事责任。此种情况亦以民事纠纷处理较恰当。
3、行为人在合同签订时完全没有履约能力, 但在合同签订后恢复履约能力, 也宜认定为民事纠纷。
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完全没有履约能力, 于合同签订后亦没有恢复履约能力, 且将受害人定金、货款等财物占有, 拒不返还或逃匿的, 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具有隐瞒、欺骗行为
合同诈骗罪关键之处在于诈骗, 没有诈骗行为就很难说构成合同诈骗罪, 诈骗行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的核心, 同时也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因素。
1、行为人没有诈骗行为的。
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故意隐瞒、欺骗行为, 即使合同未能履行或者未能完全履行致合同相对人较大损失, 也只能作合同纠纷处理, 不能定为合同诈骗罪。
2、行为人有情节轻微的欺诈、隐瞒行为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行为人虽然隐瞒或虚构了部分事实, 但没有掩盖其完全无法履约的事实, 且事实上也未影响对合同的履行, 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 但是行为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故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3、行为人有严重欺诈、隐瞒行为, 造成对方较大损失的, 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比如行为人以伪造的房屋产权手续, 对合同相对人声称其对房屋拥有合法的处置权, 骗取合同相对人定金、购房款的, 就构成合同诈骗罪。而行为人仅仅因为隐瞒了房屋面积、装修等部分事实, 能够通过民事法律程序妥善处理的, 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则更为恰当。
三、行为人对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
1、行为人积极履行合同的。
就算签订合同后客观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 或行为人预期情况没有发生, 导致行为人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 却及时将真实情况告知合同相对方, 并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对方损失, 只是在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时间、数额上产生争议, 仍然不能影响其为合同纠纷的性质。
2、行为人从未积极履行合同或未打算履行合同的。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表现为在合同签订后, 根本不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准备, 也不积极为履行合同采取任何措施, 一旦钱物到手, 挥霍无度, 最后无力偿还。或者仅仅是部分履行合同, 但其部分履行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诱骗合同相对人, 诱使合同相对人进一步上当。
四、行为人未能履行合同, 导致纠纷发生后的表现
1、合同纠纷行为人的表现。
在正常情况下, 行为人若是与他人因正常的民事合同产生纠纷, 会积极与合同相对方沟通, 将真实情况告知合同相对方, 让对方避免损失扩大。在发现已经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 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提出种种辩解, 以减轻责任, 但是会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 即使客观上承担不起违约责任, 但不潜逃、不躲避, 不转移财产, 或将对方财产隐匿, 不采取各种手段导致对方无法追回经济损失。
2、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表现。
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则表现相反, 在受害人为觉察时, 先是采取种种方法隐瞒真相, 进行搪塞、敷衍。当受害人完全醒悟后, 则携款潜逃、恶意转移财产、关闭通讯设备, 搬离受害人知悉的场所。
五、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主客观原因。
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 对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很大作用。
1、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大部分为行为人主观原因。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所以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的所有行为都不过是为顺利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实施的。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 虽然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因素, 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根本就从没有使合同得以履行的打算, 合同未能履行的主要原因归咎为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2、民事合同纠纷未能履行的原因多为客观原因, 即使行为人主观上不愿意履行合同, 行为人也会考虑到不履行合同的不利后果, 并与履行合同产生的效果相比较并进行权衡, 在不履行合同遭受的损失比履行合同遭受的损失小的时, 行为人可能就不履行合同。但是, 此种情况下, 行为人产生不履行合同的意图也绝大多数是因为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 并表现为愿意返还签订合同获取的利益。比如房价猛涨出卖人不愿以原来的约定的价款出售, 但愿意退还定金, 因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认为,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 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与民事纠纷界限, 做到既不放纵犯罪行为, 又不动用刑事措施干涉民事法律关系, 对于化解纠纷,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合同纠纷中, 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 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 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 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 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 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 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 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纠纷
参考文献
[1]聂申国.浅谈合同诈骗罪[J].经济研究导刊.2010 (23)
[2]唐海玲.浅析合同诈骗和合同纠纷[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04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