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过当致故意伤害致死辩护词

防卫过当致故意伤害致死辩护词（精选8篇）

篇1：防卫过当致故意伤害致死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辩

护

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所指派本人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辩护人接受指派后，到法院进行了阅卷，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查看了全部的卷宗材料。首先请允许我仅以辩护人的身份向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也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

这一案件发生以后，被告人的家属及同事都对此感到十分意外，都不相信被告人会犯故意杀人罪。而在本案中，起诉书中也无法明确被告人故意杀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因此，我们在《起诉书》中所看到的描述也仅仅是“因欠款问题与孙**发生争吵、扭打，而后捅刺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在全部证据材料中对于杀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更是鲜有体现。在辩护人看来，这正是被告人缺少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的显著表现。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故意杀人的犯罪指控，为此，辩护人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本案时参考，并以此与国家公诉人商榷。

一、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种犯罪在刑法中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为目的”，但是，是否存在该目的是该罪成立的重要因素，也是此罪区别与故意伤害罪的最关键的因素。因此，考察和认定被告人犯罪时的主观态度是决定其犯罪行为的关键所在。

诚然，行为人的犯罪故意的内容、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相对于客观犯罪行为、犯罪结果来说都是主观因素，在行为人没有明确的情况下，缺乏直接判断的客观依据。而除了行为人本人外，这些又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的、综合的分析案件的证据材料和客观事实后，才可以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作出符合客观真实的判断和结论，进而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给予正确的认定。在本案当中，我们就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考察被告人的主观态度。也正是依据这些客观事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被告人主观上并没有剥夺受害人生命的故意！

1、在此案发生之前，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关系相当不错的一对朋友，双方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一起合伙经营副业。在被害人经济出现周转困难时，被告人也是积极帮助被害人将合伙经营的补偿款借给被害人使用，同时帮助被害人向自己朋友借款，可见双方纠纷之前的感情基础还是牢固的。由于被害人多次拖延回避还款，被告人曾向被害人提出要通过法院起诉追讨欠款，但是被害人的一番带有威胁和人情的回话，延缓了被告人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合法权利的想法，而仍然采取了通过个人直接催讨的方式。

2、在此案发生当日，被告人先是和朋友在洽谈生意，这一点非常清楚的体现被告人当日不存在杀人动机，否则被告人洽谈生意就毫无意义；被告人吃完中饭后到被害人对外公开经营的棋牌室内找被害人催讨欠款，由于被害人以怕影响自己的生意为由而将被告人带到本案的案发地点，这也又一次印证了被告人当日没有预谋杀人的主观故意。

3、在此案发生后，被告人根本没有想到被害人会身亡，直到被告人弟弟带去的医生告诉被害人已经死了，被告人才知道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从当天的笔录中我们也看到被告人作了“我不想杀死他”的供述。这些都表明其没有杀人故意。

4、被告人一贯表现良好，作为国家大型企业中的一名中级技术人员，有着丰厚的薪金和美好的前景，平常没有打架斗殴的恶习，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不良记录，被告人不可能仅仅因为这区区的几万元而产生放任被害人死亡的主观故意。通过以上几点，我们确实无法认可《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说法，同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被告人没有故意杀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没有追求被害人死亡的主观故意，没有剥夺被害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应当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系因防卫过当而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与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不同，故意伤害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健康权。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材料，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根据本案证据材料及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由于身高马大、身强力壮，弱小的被告人根本不是被害人的对手，被告人被被害人殴打倒地时，被告人身体已经多处遭受伤害（卷宗材料中被告人的皮衣被扯掉一块皮和被告人被殴打的情况可以体现出来），被告人被殴打倒地后发现地上有一把刀并在被害人继续冲上要来对其进行殴打时才拾起刀对其顺势还击的。随后被害人为避免刀伤而不慎摔倒，但是由于被告人害怕被害人爬起后抢走刀具或采取其它方式对被告人进行更大的伤害，情急之下才扑上去压住被害人，在被害人用肘撞击其腹部时，为防止自己免受伤害而刺划被害人（这里辩护人提请法庭能够注意到被告人的供述中说当时是往被害人的肩部和手部刺划，这说明被告人也考虑到只是对非人体要害部位下手，并不是想致被害人于死地的主观心态），但是由于被告人没有防卫得当而导致被害人最终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下面我们根据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来逐一分析被告人的行为：

1、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本案中被害人向被告人用语言威胁，并殴打被告人使其倒地，可以表明被害人正在对被告人进行不法侵害。

2、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本案中被告人正当防卫时被害人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3、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本案中被告人对被害人本人进行了还击。

4、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防卫意图。本案中被告人的还击是为了不被被害人进一步殴打和伤害才实施的。

5、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本案中被害人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被告人在被被害人殴打后，其产生伤害被害人的模糊的、简单的主观故意即控制被害人，使自己不再受伤害。只是被告人对于伤害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本人对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是一种过失的心理状态，被告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在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按照故意伤害（致死）罪来处罚量刑。关于被告人的主观意志问题，前文已有事实表明，显然更加符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三、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首先、本案发生后，被告人立即打电话给其父亲告诉了所发生的一切，然后带领其家属到了案发现场准备抢救被害人，并在家属报案后等待公安人员的到来，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自动投案”；被告人到案后，又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自首情节，应当认定自首，依法应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平时表现较好，本次犯罪属于初犯，犯罪动机不恶劣，因为朋友债务纠纷而引发的突发性犯罪，主观恶性不大，情节较轻；

再次、被害人欠债不还的同时还用挑衅的字眼激怒被告人并对被告人实施殴打，被害人有一定过错； 第四、本案中由于凶器没有找到，但是根据刑诉法“疑罪从无”的原则，结合本案的案发地点是被害人所带的客观情况，只要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持自己所带凶器伤人时，就应当作出“凶器不是被告人所带”的对被告人有利的判断，这才符合刑诉法认定证据的规则；

第五、被告人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虽然目前没有对被害人的家属作出赔偿，但是被告人愿意将自己的唯一一套住房来抵偿赔偿款，而且被告人的家属在庭审前也积极参加民事部分的调解，并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赔偿，这也体现出了被告人的悔罪诚意和姿态。

综上，本案是一个因民间债务关系没有处理好而酿成的激愤致人死亡突发性案件，不同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其他出于各种卑劣动机的形形色色的死人案件。给公众造成的恐慌、震荡要轻的多，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被告人虽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是事出有因，值得同情。辩护人希望法庭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特别是鉴于被告人案发后有自首的情节，请求给予被告人减轻或从轻处罚。

谢谢！

辩护人：xxxx律师事务所xx律师

2011年9月26日

篇2：防卫过当致故意伤害致死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本律师接受本案被告人周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本辩护人庭前认真研究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自接受侦查机关2012年2月26日第一次询问起，从未承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在辩护人会见中亦屡次申述无伤害被害人的行为。这不能不让辩护人以极为谨慎、认真的态度参与今天的法庭调查。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总体表达为“一个体会”、“一种印象”、“一个期待”，分述如下：

一、辩护人的一个体会是本案无疑围绕着“生命与自由”这样一个主题

人最为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本案中的被害人的生命突然逝去，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他家庭的悲剧。这让我们十分惋惜和同情！

自古以来舍却一切，追求自由的人也是屡见不鲜。本案被告人遭受指控，鸣冤凄楚，也不能不让我们动容！

一个人的生命不应无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来陪葬，一个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自由甚至生命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在本案中所涉生命与自由发生强烈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途径必须、也只能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天平上。而本案有正直、智慧的审判人员组成的合议庭，这让我们对解决这一冲突充满信心。

二、辩护人的一种印象是指对本案指控证据的看法，它由四个字组成，就是“神”、“怪”、“乱”、“假”

起诉书对于被告人的指控应该说是十分明确、简捷。起诉书称：被告人周某于2012年2月20日12时30分许，在姜堰汽车总站19号检票口上客区与停车场中间的过道处与站长许某发生纠缠，受到被害人张某指责后与被害人张某发生口角，并拳击张某头部致其倒地后头部受伤，抢救无效于2012年3月4日死亡。很显然，根据该指控，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然而，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拳击被害人这一指控事实。因为，一系列指控证据存在“神”、“怪”、“乱”、“假”的现象。

首先，我们看看指控证据有多“神”——“神奇”

指控被告人拳击被害人一拳的是三个证人的证言，分别是袁某、许某、杭某。三证人的证言都曾有被告人拳击被害人的描述，共同之处是被告人与许某纠缠时，被害人上来指责，被告人即向被害人头部打了一拳。为了便于法庭直观了解相关证言描述的这一场景，辩护人制作一份现场示意图（庭审已提供），我们看到被告人与许某相向走近并相遇的位置应在停车场过道上大致与20号、21号发车位中间对应位置，而被害人倒地的位置在苏州班车左后轮前面一点，这两个位置的距离应在15米左右。如果被告人在与许某纠缠时拳击被害人，那就是被告人这一拳将被害人打出近15米远！难道被告人练就了金庸笔下“九阳神功”？这不可谓不神。这一“神奇”，只能说明三证人证言中关于被告人拳击被害人的部分不可采信。

本案关键证人杭某，在证言中陈述了他所看到的被告人与许某纠缠的情形、被告人拳击被害人的情形和被害人倒地的情形。而根据相关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分析，杭某只能是在被害人倒地后到现场，他不可能看到被害人倒地前的情形。

我们根据发车区1号位监控录像确定杭某、张某到达事发区域的时间分别为：杭某出现在检票区走廊与19号发车位对应的位置的时间是在12：40：00（显示时间）（调整误差后时间为12：35：27），张某的本田商务车到达停车场的时间是在12：42：07（显示时间）（调整误差后时间为12：37：34）。故杭某出现在事发区域的时间最快早于张某2分零7秒。张某是在接到袁某电话称被害人被打死后召集人员驾车从汽车站外面的汇丽地板店赶赴现场，而且是在第二次电话后才行动的。其行动所需时间至少在2分钟以上，再加上两次电话间隔时间，一定超过2分钟。结合姚顺官、朱加辉陈述称其早于张某到场，根据停车场北监控显示姚、朱出现的时间为12：37：07（调整误差后时间）分析，姚、朱从汇丽地板店出发时间应在12：35：00（调整误差后时间）左右。这就说明被害人在12：35：00（调整误差后时间）前已经倒地。而杭某出现在检票区走廊与19号发车位对应的位置时间为12：35：27（调整误差后时间），而此时被害人已经倒地。如果杭某走到被害人倒地处附近，还需要至少20秒。

尽管上述时间并不一定与北京时间一致，但完全不影响对事件场景时序上的分析结论。杭某在根本不可能看到张某倒地的场景，更不可能看到此前所谓纠纷的情况下，在询问笔录中竟然陈述了被告人与许某纠缠的情形、被告人拳击被害人的情形和被害人倒地的情形。杭某是学了哪门子仙术，能够感知目所不能及的场景？此不神也！由于法庭并不考虑超自然能力，故杭某的证言根本不能采信。

其次，我们看看指控证据有多“怪”——奇怪

一“怪”是监控录像越来越远，事发地点旁苏州班车的监控录像不见了。姜堰汽车站作为一个人群高度集聚、重点治安防控地区设置有一套监控系统，数十个监控摄像头，而提供的监控录像根本不见事件中心现场。紧靠中心现场的当时苏州班车上有四个监控摄像头，其中至少三个从驾驶室前部对着后方。这些摄像头完全有可能将事发区域的场景记录下来。然而，该监控录像并不在指控证据之中！公诉人对此问题的解释是苏州班车的监控只能照车内，照不到车外，这些解释让人感到不解！

二“怪”是证明指控关键事实的证人与被害人一方的关系越来越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一个没有。本起事件发生在中午汽车站的繁忙时刻，一定是车来车往，人进人出。而指控证据的关键证人证言只有袁某、许某、杭某三份，其中袁某是被害人的妻舅，与被害人长期合伙承包长途班车、是事件参与者。许某是车站站长，事件发生的责任人。杭某虽然似乎既非被害人亲戚、非车站工作人员，也非事件参与人，但其能够长期游走于车站内外、穿行于班车之中叫买，一定混得车站方的人缘。这些证人与被害人的特殊关系足以让人对其证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而其他无利害关系的关键证人（如旅客等）一个没有，辩护人宁可相信这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疏失。而这一疏失必然要求法庭更加谨慎排除对该证据的合理怀疑。

第三，我们看看指控证据的“乱”——矛盾

指控证据在证明起诉书指控的关键事实方面存在四个主要矛盾。

1、同一证人证言前后矛盾 许某证言：

2月20日询问笔录：周某一边说一边动手，怎么动手的我没看见，我只看见那个男的抬手推向张大……朝张大头上打了一拳，正好打在左侧太阳穴附近（第2卷P20页）。一方面称怎么动手没看见，另一方面又称看见抬手推向张大、朝张大头上打了一拳。

袁某证言：

2月20日询问笔录：打到许站长左边肩膀靠脖子的地方，把许站长的眼镜打掉地上了……张大的眼镜被那人打得飞到地上去了（第2卷P46页）。先是许站长眼镜打掉，后又称张大眼镜被打飞。

2、同一证人两次以上证言相互矛盾

许某陈述被告人与其冲突情形：2月20日询问笔录称这个高个子男的就用拳头打我的左面肩膀一下，打的我后退（第2卷P20页）。4月12日询问笔录称用手推了我左肩部一下（第2卷P26页）。

许某陈述被告人与被害人冲突情形：2月20日询问笔录称被告人朝张大头上打了一拳，正好打在左侧太阳穴附近（第2卷P21页）。4月12日询问笔录称那个男的手就朝张大打过去了，反正打的张大上半身，具体打的什么部位我没有看得到（第2卷P27页）。

许某陈述被害人倒地情形：2月20日询问笔录称张大就倒在要进档车的左后轮上，倒下的时候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人就瘫到地上（第2卷P20页）。4月12日询问笔录称再看张大的时候，张大倒在苏州班车子东侧后轮旁边（第2卷P27页）。

袁某陈述被告人与许某冲突情形：2月20日询问笔录称小伙子用手推许站长的左肩，然后用拳头打许站长……看到许站长和小伙子打起来了（第2卷P46页）。3月30日询问笔录称没有看到他们怎么纠缠（第2卷P56页）。

袁某陈述被告人与被害人冲突情形：2月20日询问笔录称用拳头上去打了张大一拳，打到张大左耳那一部分了（第2卷P48页）。3月30日询问笔录称对张大头部的左侧打了一拳（第2卷P54页）。

袁某陈述被害人倒地情形：2月20日询问笔录称被打后往后退了几步，头部往客车上一甩，然后张大就倒在要进档车的左后轮上，张大额头着地（第2卷P48页）。3月30日询问笔录称身体就向后一退靠在旁边的客车后轮前面车身上，然后就面朝下的倒在地上（第2卷P54页）。

3、被害人一方利害关系人证人许某与袁某的证言相互矛盾 前项关于同一证人两次以上证言相互矛盾的内容可以比较发现两证人证言矛盾之处，不再赘述。

4、证人证言与鉴定结论相矛盾

证人许某、袁某、杭某都曾陈述被告人拳击被害人头部一拳，且打得被害人后退，证人甚至称被害人被打的眼睛青紫、太阳穴青紫。但是，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记录检验所见被害人除左眉弓外上方见7cm X 5cm皮肤挫擦伤外，头部无其他外伤。而该挫擦伤已经确认为头部与地面撞击所致，故被害人头部并无拳击伤，依据该鉴定不能排除被害人因自身原因摔倒的可能。

第四，关于指控证据的“假”——虚假

1、证人许某的证言部分虚假之处有：被告人一拳打在被害人太阳穴附近，太阳穴附近青紫；不知道被害人的名字；隐瞒袁某等人殴打被告人的事实等。

2、证人袁某的证言部分虚假之处有：12：30到车站（事实上12：09：19袁车已在停车场）；被告人拳头打许；和许站长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实上李杰俊并不在场）；侦查人员曾明确指出其不老实等。

事实上两证人对于被告人拳击被害人的陈述由于存在矛盾，且倒地位置不符合常理，无鉴定意见佐证，亦为虚假。

前述指控证据的“神”，本质上讲也为“假”。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被告人不接受起诉书的指控，据该规定，认定被告人故意伤害罪的证据应当满足充分确实的程度。而前述关于指控证据的“神”、“怪”、“乱”、“假”足以表明指控证据不充分确实。简言之，指控被告人打被害人一拳的证据由于杭某并不在场、许某第二次称具体打的什么部位没看到，该两证人证言均不具有证明力。仅剩下的袁某一人的证言已不具有充分性，况且，由于该证言与鉴定意见、现场示意分析相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其作为事件的直接参与人和被害人的亲戚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有虚假供述的经历等，该证人证言不足采信。故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不能成立。

本案被告人的供述中反映了其在被袁某等人按押于苏州班车尾部打击的过程中，依稀看到东南方向一人在向冲突现场跑来的过程中好像跌了个跟头。这一供述由于没有监控录像和其他证人证言佐证，故不能直接获得印证。但是，综合分析，其有较高可信度。一是从位置关系上看，可以印证被害人此时跌倒，而指控证据称拳击倒地的位置关系是不可能的。二是鉴定意见中被害人没有拳击伤。三是被害人心脏大于常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二级，这是被害人心脏功能病变的表现，不排除当场发生心脑血管梗死、破裂或脑供血不足导致的眩晕而摔倒。四是从关键监控录像缺失的事实上看，不能排除车站隐匿对其一方不利的证据。因为被害人和袁某、张某是车站班车的承包人、许某是车站站长，事件在车站发生，由车站站长许某无端指责被告人直接导致，车站可以说是本起事件的另一方。其掌握、控制关键监控录像，而有可能记录被害人倒地真实场景的监控录像和有可能记录车站一方群殴被告人的监控录像显然是对被害人一方不利的，这些监控录像未在本案证据之列，除了车站一方可能隐匿外，尚找不到其他合理解释。五是从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看，其供述具有较高可信度。公诉机关提供的相关证据表明，被告人作为一名教师，一直为人谦和，工作认真敬业，从未与人争执。学校老师、同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这样一个人在被害人仅说了一句话的情况下就出手致人死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三、辩护人的一个期待是期待法庭依法判决被告人无罪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故意伤害被害人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依法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唯有此，才能让死者安心、给生者尊严、保社会正义、护法律公平！

律 师： 许

篇3：防卫过当致故意伤害致死辩护词

关键词: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死

如何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界限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刑事案件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加之被告人到案后往往避重就轻,不愿交代犯罪时的真实心态,所以很难把握案件性质。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具有以下特征: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特征包括: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致人死亡不是独立罪名,仅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可以看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都是故意犯罪,主要区别是:故意伤害致死行为人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既不希望也不放任,是一种过失的心理状态;故意杀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法学理论界对于如何认定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工具或打击部位说:判断是故意伤害致死还是故意杀人,应当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标准,而不应当以故意的内容为准,否则当行为人矢口否认杀人目的时,司法机关就很难定案了,因此判断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死,应当从犯罪行为方面来考察,即如果行为人使用了致命工具,打击了被害人的致命部位,造成了死亡的就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反之就是故意伤害致死。笔者认为,该标准有悖犯罪构成原理,有客观归罪之嫌,实践中对于致命工具和致命部位的范围和认定缺乏统一绝对的标准。比如:刀斧等利器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可以说是致命工具,也可以作为伤害的工具;石块、木棍等钝器较之刀斧威力要小,可认为是非致命工具,但使用石块木棍也可以实施杀人行为。

二是目的说:判断是故意伤害致死还是故意杀人,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证明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即使客观上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也只能认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证明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即使只造成了他人身体伤害的后果,也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未遂)。该观点固然摒弃了纯粹以客观事实为标准而不问及行为人主观特征的观点之错误,但以犯罪目的做标准不是很准确。故意杀人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之分,间接故意是没有明显的杀人目的的,这样将无法涵盖间接故意杀人的情形,导致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做出错误的认识。

上述两种观点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对故意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的认定不能仅从主观故意或者仅从客观行为方面来认定,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值得考虑和分析:

1、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主要包括行为人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日常表现、行为人有无前科劣迹等方面。如果行为人家庭和睦幸福,事业顺心,行为人平时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前科劣迹,那么其产生杀人故意的几率就要小一些,其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可能性要大。如果行为人家庭不幸,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不顺,生性残忍或者有暴力倾向,或者心胸狭小,一贯表现恶劣或者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劣迹,则其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机会要大。

2、案件起因。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因何而发生的。是因为不起眼的生活小事还是因为双方积怨很深素有仇恨?是因一时冲动还是早有密谋策划?是由于偶然因素还是基于必然因素?一般来讲,因小事、一时冲动或基于偶然因素而致人死亡往往不具有杀人的故意。

3、行为人和被害人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是否相识,关系是好还是一般?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考察行为人是具有杀人故意抑或是伤害故意的参考。如果行为人与被害人有深仇大恨或者平时素有积怨,行为人往往不计后果,其致人死亡的行为则可能具有故意杀人的故意。如果行为人与被害人互不相识或者只是一般认识,甚至是朋友,没有矛盾和仇恨,则行为人致人死亡的行为在主观方面具有杀人故意的可能性相对要小。

4、行凶情节。对于那些目无法纪、动辄行凶、不计后果一类的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尽管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往往没有利害关系,犯罪人主观上也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和目的,但行为人在行凶时对后果抱漠不关心的态度, 所以应按行为客观造成的实际损害的性质来确定危害行为的性质。致人死亡的,就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损害他人身体的,就构成故意伤害罪。

5、使用的作案工具。作案工具有助于帮助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对后果的预期心态、对被害人的打击程度以及行为的性质。比如,同样是木棍,要看它的长短、粗细、材质等。因此,犯罪工具是正确判断行为人主观意志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

6、打击的部位。如果行为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往往会打击被害人的致命部位,以达到杀人的目的。而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行为人一般不会打击被害人的致命部位,如果是出于行为人自身以外的原因而打击了被害人的致命部位,即使出现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死亡结果也不属于行为人希望或放任的内容,不能认定被告人有杀人的故意。

7、犯罪行为的强度及其实施有无节制。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行为人会采用比较恶劣、凶残的手段,实施连续的打击,不致被害人于死地不会收手,以最终实现犯罪目的。而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行为人一般有适可而止的意识,只是想教训被害人,以造成对方伤害为满足,不想造成对方死亡,往往比较有节制。

8、行为人的言论。如果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扬言“我整死你”等,且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一般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

9、行为人杀人后的表现。如果行为人伤害被害人后不积极抢救而是扬长而去,或对死亡结果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就应考虑认定故意杀人。如果行为人杀人后比较平静,像平日一样生活,没有明显的紧张感,那么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如果行为人杀人后感到惊讶、恐惧、出乎意料或有其他一些不正常的表现,则故意伤害致死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10、行为人到案后的供述。如果行为人在公安司法机关对其犯罪目的和基本犯罪事实的多次供述一致,没有反复,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没有翻供,则可以参考其供述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杀人还是伤害。

以上十个方面,在难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杀人故意或是伤害故意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这十个方面不是认定杀人故意或者是伤害故意的标准,也不是该二行为的区分原则。判断一个行为是故意杀人行为还是故意伤害行为的标准原则是主客观相统一,十个方面是为这一根本的标准原则服务的。

参考文献:

1、《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陈和华:《刑事司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篇4：故意伤害辩护词

我受本案被告人薛某的委托，担任他的律师，现在根据本案事实做出如下的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本律师首先对检察机关公诉薛某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薛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

提出几点看法：

一、辩护律师被告人薛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中的主犯。

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薛某不符合主犯的特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那么他在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呢?判断一个人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应当根据他在参加实施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加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作用等，全面地分析判断。从主犯参加犯罪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一般在事前拉拢、勾结他人，出谋划策;实施犯罪时积极参加，担任主角，并协调他人的行动，所犯具体罪行较重，或者直接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有的事后还进行策划掩盖罪行、逃避惩罚的活动。通过对共同犯罪人参加犯罪活动的具体分析，就能正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可是，我们通过对本案件的分析，发现一个事实：即对被害人发起伤害意图不是薛某、寻找被告人地点的也不是他，他只是按照别人事先安排好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

二、从卷宗材料看，事发当时被告人薛某用刀砍到了被害人的后背和腿部。而从被害人的伤害结果看，主要是脸部，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行为没有直接造成被害人伤残。根据因果关系原则，请求法院在量刑时予

以考虑。

三、被告人薛某没有前科劣迹。

被告人薛某本次犯罪是初犯，在此之前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没有前科劣迹。

四、被告人薛某认罪态度良好，有悔改表现。

被告人薛某之所以能够站在被告席上，辩护人认为是平时法律意识不强，义气过重造成的。他和被害人平时没有打过交道，也没有过节，更谈不上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意图了。之所以当日实施了伤害行为，是处于对干爹的听从，当他的干爹让他去教训以下被害人时，他连询问一下什么原因的没有，就服从了。从他的行为看，他完全是一种对干爹的服从和义气用事。犯罪后，他也感到后悔，尤其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羁押生活，他能够深深的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和他人带来的伤害后果。

五、被告人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案件发生后，被告人和他的家人都积极采取了措施，立图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来减轻自己的罪行。就是今天站在法庭上，被告人也诚挚的表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基于本案被告人伤害被害人是处于对干爹的服从，处于一种社会义气，处于从属的地位，和那些蓄谋已久，主观恶意较深的故意伤害案件有着本质的区别，加之被害人的伤残部位不是被告人直接造成的、被告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对民事赔偿部分又有积极的行为等情节，请求法院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减轻处罚。我国刑法贯彻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事件已经发生不可逆转，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参与犯罪的人能够有一颗悔改、从善的心。如果能够从教育、挽救的角度出发，将一个陷入犯罪深渊的人拉回社会，改头换面、从新开始，要比判处重刑的社会效果好的多。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请求法院看在被告人薛某能够悔改，具有重塑性的一面，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某县人民法院

辩护词

审判长、陪审员：

辽宁戎达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辩护人，依法出席今天的诉讼活动。庭审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案卷，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并经认真听取刚才进行的庭审调查及其举证质证活动，辩护人对于本案的相关事实及证据情况已经清楚。现根据事实并结合法律的规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仅就对被告人量刑及处罚提出如下意见：

一、被害人对本起案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本案的起因是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后被害人挑衅殴打被告人所致，如果被害人当时能有宽人之意，能和平商量解决，而不是采取漫骂和其他一些过激行为的话，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二、被告人犯罪行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

根据查阅案卷资料和经过今天的庭审，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是发生在双方吵架过程中被害人殴打被告人致其倒地，其倒地后出于防卫的本能，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随手拿起掉在地上的打火机朝被害人扔去，恰巧打中被害人头部。由此可见，该案案发确实是事出有因，被告人属于临时起意型**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小。

三、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偶犯、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被告人在受被害人过激语言与行为的刺激下，一时冲动才伤害了被害人，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犯罪，案发后，被告人没有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委托家人多次探望被害人、向其赔礼道歉，同时还四处讨借，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很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另外辩护人想从情理上简单说几句，本案的被告人家中父母均已经年过70岁（母亲73岁，父亲75岁），母亲为了筹钱赔偿被害人已经停用了治疗心脏病的药物，父亲小脑痿缩，没有任何劳动能力，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便是被告人在早市上出摊挣些生活费。如果被告人被判实刑，那么家中父母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在这里辩护人代表被告人双亲向被害人道歉，并恳请法庭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家庭情况。

以上是辩护人的几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刘若阳

辽宁戎达律师事务所

2009年4月9日

二、被告人某某的行为属防卫过当。在被告人某某与受害人第一次发生斗殴时，虽然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谁先动手打人，但通过侦查材料完全可以推定出受害人动手的可能性远大于被告人某某。理由如下：事件发生时，受害人刚喝完酒，情绪激动，容易冲动；事件系因狗冲受害人嘶叫而发生，被告人某某到场时，受害人正在气头上，从以上可以推定受害人先动手的可能性更高。当被告人某某受到受害人的攻击时，为制止此不法侵害，被告人某某进行了还击。此还击行为应为正当防卫行为。由于被告人某某在防卫过程中造成了受害人轻伤的法律后果，超过了

一定的限度，被告人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三、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受害人对该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适当减轻被告人某某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篇5：故意伤害的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广容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帅的委托，指派我们为其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对刘帅以故意伤害罪的起诉意见不成立，刘帅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并达成一定的严重程度、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并且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才构成。

一、刘帅没有伤害陈同东的故意

1、刘帅与陈同东以前是朋友，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刘帅没有故意伤害被害人的理由。

2、反之，陈同东由于对刘帅调解李伟和张宝忠的矛盾不服，并携带凶器找刘帅理论，有对刘帅进行伤害的主观故意。

二、刘帅对陈同东的伤害是正当防卫

1、陈同东有伤害刘帅的意图并实施了伤害行为。1）陈同东说刘帅混大了，现在太牛逼，对刘帅调解李伟和张宝忠的矛盾不服，主动找刘帅理论。

2）陈同东在来时携带管刀，意图对刘帅进行伤害，并在下车时取出行凶，说明陈同东对刘帅有故意伤害的故意。3）在刘帅上车要离开时，主动上车与刘帅理论，说明陈同东没有放弃对刘帅进行伤害。

4）陈同东在车上与刘帅坐在一起，在行驶途中用手掐刘帅脖子，对刘帅进行伤害。

2、刘帅是正在受到伤害时的自卫

1）刘帅受到的伤害是自己的要害部位，陈同东双手掐刘帅的脖子，脖子是人的要害部位，可见陈同东是要对刘帅下狠手，直接威胁刘帅的生命安全。

2）由于陈同东对刘帅的伤害，致使刘帅呼吸困难。3）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导致更大的后果。

3、刘帅的自卫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1）陈同东是伤害刘帅的要害部位，如果不及时制止，将造成刘帅窒息的严重后果。

2）刘帅用拳头击打陈同东面部，使陈同东松手，陈同东松手后并没有继续击打对方。刘帅的击打行为与陈同东的伤害行为比较是非常轻的，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

综上所述，刘帅没有故意伤害陈同东，是在陈同东对刘帅实施故意伤害行为时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帅不构成犯罪。

辩护律师：

篇6：防卫过当致故意伤害致死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作轻罪和无罪辩护。下面我公诉机关公诉理由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并对我方的辩护理由进行阐述，请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

一、首先，公诉机关的公诉词中存在以下漏洞，我一一指出。第一，公诉机关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不够严谨，不负责任。我想告诉公诉方的是，被告人李大国、王香秀虽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将当时的案件事实确实已经向法院如实交代，但其所交代的事实与公诉方起诉时依据的所谓的犯罪事实有诸多不同，因此公诉方想要证明被告李大国、王香秀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其证据远未达到确凿的程度，案件事实依然含混不清，仍然需要论证。公诉方在我方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没有推翻我方的证据，没有提出新的证据，而是依然坚持被告故意杀人的观点，这是对国家公诉权利的亵渎、对司法公正的藐视，和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在此，我希望法庭继续给公诉方和我方机会，将该案件事实明察，给被告人和被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

第二、公诉方称李大国的故意行为明显，其依据是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掏出来的，并此种赵玉田的胸腔部位，我对公诉方这样的逻辑表示质疑。理由如下：第一、公民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法律没有苛求公民在制止自己受到的不法侵害时所使用的工具来源。也就是说，在面对赵四一家现实的、正在进行的并足以危及李大国及其妻子王香秀的人身安全时，李大国和王香秀拥有利用身上以及周围可以利用的物品进行自我防卫。无论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里掏出的还是在地上捡来的，他都有权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何况李大国的刀子只是平时也随身携带方便生活、工作的一个工具，根本蓄意谋害的意图。如果公诉方一再认为公民用身上的刀具进行防身也算是一种故意杀人的话，那么假如李大国面对的是一个杀人恶魔，是不是意味着他就得束手就擒，因为横竖都是一条死嘛！第二，对于李大国用刀刺中赵玉田胸部的行为，无法证明其存在主观故意。因为，李大国在面对赵四一家包抄殴打的情况下，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拿起刀子进行防卫，在这种场面混乱、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的刀子不仅划伤人很正常，而且划到任何部位也都是非常正常的。因此公诉方用刺中胸部来证明主观故意的逻辑不够严谨。第三、公诉方认为“李大国在没有受到赵四和赵玉田威胁的情况下，拿出刀子连续刺向赵玉田和赵四”的情节的认定，不属于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我方提供的各项证据和被告人的供述存在严重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举证质证环节中，我方已经向法庭出示了各项证据，证明了案发时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受到赵四一家不断挑衅，赵四一家先动手，而且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而在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大国才拿起水果刀进行反抗，最终才造成被害人的伤亡。因此公诉方所依据的事实需要得到进一步证明。辩护人认为，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我有以下几点理由供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⑴赵家一家先前来挑衅，李大国开始一直没有理睬，并不想纠缠。（2）若李大国有杀人故意，他早在被打倒之前就有杀人的机会而不至于躲避。（3）李大国用水果刀扎人时，其正在面临赵四一家对其人身的不法侵害。（4）李大国防卫时并未注意到扎到哪里，也没意识到赵玉田伤势十分严重至于死亡。（5）李大国在张丽英抱着其腿时，在张丽英没有什么威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进行行凶，反而告诉他到医院看看，如果李大国有杀人或者伤人的故意，这么好的机会他却为什么不用呢。

第三、公诉方称“李大国是一个身高180CM的中年男性并有其朋友孙晓坤的帮助”，对于这一点，辩护方不予认同。理由如下，1、孙晓坤与李大国和赵四均在一个市场做生意，三方关系都不密切，他并非是帮助在李大国。根据双方的证据显示，包括公诉方在内的几个证人都认为孙晓坤只是一个劝架的人，并未直接参与到打架过程中，所以一直保持的是一个中立者的身份，只是在事发之后帮助被告人拦下出租车，想将其送往医院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帮助行为。如果公诉方认为孙晓坤是在帮助李大国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那么为何不将孙晓坤作为共同犯罪嫌疑人而进行共同起诉呢？

2、公诉方认为李大国由于一米八的个子，就认为李大国在打架中就会占有优势，就推定赵四父子殴打李大国致使其倒地等现象不存在。对此我方不认同。因为李大国虽然是一米八的高个子，但是他的对手是两个一米七的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米八和一米七只相差十公分的高度，差距虽然有，但并不是很悬殊。我承认李大国在与一个赵四或者一个赵玉田单打独斗时，可能会有点优势，但是公诉方认为李大国面对赵四父子两人的殴打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那未免过于乐观了，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第四、公诉方将“李大国的损伤属于轻微伤，而李大国的行为却造成了一死两伤的严重后果”作为确定李大国故意杀人罪行的依据，证据不足，在逻辑上也有重大问题。辩护人认为，李大国虽然属于轻微伤，但是李大国头部、肩部、臂部、手上、膝盖、腿部等六个部位大大小小伤痕一共九处，足以证明李大国在打斗过程中受到赵四一家人包抄打击，而不是由被害人所称的，李大国没有受到赵四父子的伤害。至少，公诉方无法排除李大国在自己受伤时的行为与其造成的一死两伤的行为之间存在防卫与反击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公诉方的定罪太过武断。

二、辩护人对犯罪人李大国的罪行进行分析。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李大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时，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害人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等过错行为，另一方面李大国在事发后有主动自首的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为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履行辩护人职责，协助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现根据本案事实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提出以下材料和意见，供法庭在判决时参考。首先，公诉方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

1、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是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而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根据双方认定的事实，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的过错，而李大国是在被赵四一家殴打、人身权利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下拿起水果刀进行自我防卫，不具有造成他人伤害或是死亡的主观意图，最终造成了被害人死伤的结果属于李大国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

2、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刚才我已经讲了李大国主观不存在故意的原因，在不赘述。

3、李大国拿刀捅人的行为是防卫。理由如下：⑴赵家三人从7月3日下午开始就蓄谋挑衅、殴打李大国，李大国避开。⑵赵家三人包抄无故殴打李大国及其妻子二人。率先动手，并且用锐利的混凝土块敲打李大国的头部。⑶李大国当时在斗殴中处于劣势。他和她的妻子人身安全正在遭受严重地不法侵害。⑷在这种环境中三人打两人，李大国夫妇二人面临两男一女的殴打，一直处在被动挨打境地。⑸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李大国的行为符合“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这样一个防卫过当条件。

其次、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

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列出的证据有：物证、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尸检报告、鉴定结论、抓获材料。

1.被害人陈述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夸大或虚构某些关键事实情节，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审查判断。

2.从目前我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辩解及了解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来看，无法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

最后、李大国在事发后具有自首的意图和情节。

因此，根据以上事实、分析公诉机关列出的证据及本辩护律师本次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出：犯罪嫌疑人李大国防卫过当，本案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并可以减轻处罚。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李大国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此致

黄河市人民法院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

2012年3月

刑事辩护委托书

委 托 人：。

联系电话：。受委托人：，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办公地址：。

委托人因涉嫌 案件，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作为本案 人 在 阶段的辩护人。

（注：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一份。）

委 托 人：

受委托人：

篇7：故意伤害案中对防卫过当的再认识

2011年8月8日17时左右，赵某某（被害人赵某的姐姐）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外地流浪人员，随身携带两把刀具，据本人说是捡垃圾时捡到的）因琐事发生争执。被李某殴打后，便给正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弟弟赵某打电话，让弟弟为自己出气。赵某随手从工地上拿了一根长1米、直径约20毫米的铁管，约上好朋友刘某一同赶往现场时，在一居民小区门口附近与李某相遇。李某见事不好，拔腿就跑。赵某用事先准备的铁管追打李某的背部和胳膊，并转至李某的前方，击打李某的肩部。刘某从后面抱住李某的腰部将其摔到后，发现李某手中握有刀子，刀已经弯曲，李某正在将刀扳直。赵某捂着流血的左胸用铁管击打李某的同时对刘某说：“快走，我受伤了。”赵某被及时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鉴定结论1：被害人赵某体表只有一处损伤，系被单刃锐器刺破心脏致心包填满，失血性休克死亡。

鉴定结论2：李某右肩部有皮下出血、右肩锁骨上有条状皮下出血、右臂下有两处中空性皮下出血、左肘部有两处皮肤擦伤。系受钝性外力致右侧肢体软组织损伤。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应予以释放。首先，李某没有挑逗赵某、刘某对自己实施攻击，故其主观上不存在侵害他人的非法意图。其次，李某是在被赵某、刘某追赶过程中将赵某捅伤，被刘某拽倒后，受伤的赵某继续用铁管击打李某，因而也不存在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再次，本案中李某只捅了赵某一刀，而且刀子的伤害程度与铁管相当。由此可推断，李某的防卫手段和赵某、刘某的伤害手段相当。最后，在李某在被追打过程中，让防卫人李某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对防卫的力度、结果作出精确地预测、评价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况且，赵某在被捅伤后还在殴打李某，可以说李某当时的防卫动作没有完全制止住赵某、刘某的不法侵害。据此，李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依法予以释放。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应予以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防卫结果致人死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况且犯罪嫌疑人李某属于流浪人员，如果不捕，极有可能发生不能到案的情况，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三、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一）李某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1．对正当防卫限度的理解。（1）正当防卫具有一定的度。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制度的核心问题，它既是正当防卫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也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界线。法律允许正当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正当防卫权意味着不法侵害人有义务受到正当防卫人合理限度的损害，目的是制止其不法侵害为限，其他权利则不得损害。因此，对不法侵害人来说，既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部分，也有不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部分，这两部分的分界线即是必要限度所在。（2）正当防卫的度具有变化性。不法侵害者受法律保护的那部分权利多少取决于其不法侵害的强度与性质，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程度和性质越严重，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就越少；如果不法侵害人实施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不法侵害人生命权不再受法律保护，此时的正当防卫为无过当防卫。（3）正当防卫的度是一个幅度。从刑法设立正当防卫的目的来看，是为了鼓励、支持公民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等合法权益。但法律在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同时，也反对防卫权的滥用，要求防卫行为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不能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因此，在防卫行为的强度上，既不允许其明显超过侵害行为的强度，也不允许为了保护微小的利益而损害重大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必要限度”应当理解为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所必需的限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指明显地超过防卫的客观需要；“造成重大损害”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量，而是通过不法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与防卫人实际造成的损害进行比较以后得出的一个相对的量，即只要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需，又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都应认定为正当防卫。

2．对赵某持器械打人的行为认定。对持械打人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刑法上所说的行凶，通常情况下，持械打人的行为认定有四种情况：一是行凶、重伤害；二是轻伤、轻伤害；三是欧打；四是威协、恐吓。如果赵某持械行凶或重伤害行为，严重危及了李某的人身安全，那么李某的行为就是无过当防卫；如果赵某的行为是轻二、三、四种情况，则李某的行为显然是过当。如何认定赵某的行为，对于判定李某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赵某的行为认定应从以下几点判断：（1）不法侵害人和防卫人的家庭状况、社会评价、个人素质比较。通过办案人员对不法侵害人赵某进行社区走访和学校调查发现，赵某是个上进的小伙子，比较腼腆，从没有打过架，高中毕业后，在一建筑工地打工，刚刚处了女朋友，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通过办案人员对防卫人李某的讯问得知，李某系外地流浪人员，小学文化，尽管身体健康，靠捡垃圾讨饭生活，更主要地是怀揣两把尖刀，具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2）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能力和防卫人的防卫能力即体力和心理素质比较。显然，身高1.90米、20岁的赵某年轻力壮，其侵害能力要强于李某的侵害能力。由于其刚从学校走向社会，社会阅历较浅，心理素质相对较弱。而40岁的赵某系外地流浪人员，尽管体力较弱，但由于他流浪多年，在外地见多识广，心理素质相对较强。（3）不法侵害人和防卫人的打击部位和损害后果比较。经过伤情鉴定，被持续追打的李某为轻微伤，由些可以判断，身强体壮的赵某在追打李某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击打李某的要害部位。而李某在刺杀赵某时，其用力之猛以至于刀子刺破衣服进入胸腔后弯曲了，其下手之快以至于参与打架的刘某和围观的群众都没有看清李某的刺杀动作。（4）从赵某追打李某的过程来看，赵某仅是为了给姐姐出一口气，教训教训李某，就导致被刺身亡。不管李某在被追打的情况下，能否对不法侵害的程度和性质作出合理的判断，客观上其防卫强度明显地大于侵害强度，而这种强度显然不是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的，而是相差过分悬殊，超过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二）李某应负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行为制止了不法侵害，其本身是行为的防卫性与结果的过当性的统一。一般来说，在防卫过当的场合，防卫人的行为仍然属于防卫的范畴，其主观上出于正当防卫的意图，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行防卫反击，只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因此，虽然防卫行为是故意实施的，但防卫人并没有危害社会的犯罪目的，多数情况下防卫人对自己防卫过当所造成的重大损害结果通常并非故意，而是由于他在同不法侵害紧张搏斗时的疏忽或者判断失误才铸成的。因此，防卫过当通常被认定为过失犯罪。少数情况下防卫人明知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在防卫中却抱着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态度。即行为人在追求一个合法正当的目的时，导致了对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的放任态度，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就是间接故意犯罪。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防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就是直接故意犯罪。直接故意具有防卫性和犯罪性的双重属性，防卫性体现在制止不法侵害上，犯罪性体现在明知行为过当而希望其发生上。直接故意的犯罪性并不能否定其防卫性，仅是违反了法律规定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要求而以。

李某应承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案发当时，李某是在赵某、刘某追打的情势下出刀伤害赵某的，李某明知用利器刺入人体要害部位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却仍不计后果地刺被害人胸部，致使被害人内脏器官受损，造成被害人死亡，其主观上具有伤害他人的间接故意，客观行为亦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对李某防卫过当的行为以故意伤害罪定罪是合适的。

综上所述，对李某应以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

篇8：防卫过当致故意伤害致死辩护词

发布日期：2012-06-30

作者：高宏图律师

案情简介：

2010年10月27日2时许，C在保定市南市区XXKTV结账时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C给B打电话叫其赶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被告人A随B一起赶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门前，因言语不和，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发生打斗。在打斗过程中，被告人A持刀扎伤被害人D，被害人D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D向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A的刑事责任，并要求被告人A赔偿医药费15343元、误工费19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伤残赔偿金97578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第一次开庭后，在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的耐心协调下，被告人A的父亲与被害人D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书》，被告人A的父亲赔偿被害人D各项经济损失15000元。

保定律师高宏图身份：被告人A的辩护人。

保定律师高宏图第一次开庭时《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亲的委托，经A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A的辩护人。依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第一部分 关于定罪部分

一、A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不负刑事责任。

㈠在主观方面，A不具有非法伤害D的动机、目的。

1、A随B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接C回家。

卷宗第69页、第71页C询问笔录“这时我便给我们一块的B打了个电话，让他来保定市南市区XXKTV接我”、“问：你让B过去找你干什么？答：就是想让他接我回家，因为我喝多了”、卷宗第50页、第54-55页B询问笔录“问：C打电话叫你过去是什么目的？答：他说钱不够，让我过去算账”、“问：C让你去找他干什么？答：让我去接他”，与A的相关供述可以佐证，足以证实A随B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不是出于打架等实施非法行为的动机，而是为了接C回家。

2、A亮出帮B装着的小刀是为了制止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员对其已经、正在实施的殴打，是为了逃离现场，不是为了扎伤D。

①卷宗第69页C询问笔录“那个经理（E）就骂了我一句，然后我们就打了起来，把我和B都打伤了”、卷宗第49页、第52页、第55页B询问笔录“男子（E）喊了一声，„你们爱他妈怎么着就怎么着‟，话刚说完，站在门口处的20余名男子就冲过来打我们三人，他们中有人着KTV保安服，有人着便装，他们过来后就开始对我们三个拳打脚踢”、“C就和他们经理（E）说话，正说着话的时候，保安就开始动手打我们了”、“C就跟经理说话，我就在旁边抽烟，A也在旁边站着。后来，经理和C骂了起来，然后就围上来好多人打我们”，与A的相关供述可以佐证，足以证实双方打起来的导火索、爆发点是经理（E）骂，不是A扎D，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开始打A之后A才动的手。

②卷宗第61页E询问笔录“问：你们保安怎么和对方打的？答：一开始我们都空着手，后来对方动刀子了，我们才拿镐柄还击，我们一共5个人”，也可以证实在A动刀子前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们已经动手了，只是A动刀子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们才拿的镐柄而已。

③当时A方人少势寡，保定市南市区XXKTV方人多势众，在逻辑情理上A根本不可能主动、首先动手，挑起事端，而且A最终也确实逃离了现场。

3、D陈述的自己“便上前劝架”说法不真实。当时，其不是保定市移动公司的职工，而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卷宗第46页F询问笔录中说的是一起拦着A三人不让走，而非劝架；卷宗第66页G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印证与D也往那边走准备过去劝架。

㈡在客观方面，如上所述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先动的手，A在遭到多人殴打的情况下亮出小刀吓唬、扎一刀制止他人殴打并逃跑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条件。

二、本案中，指控A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之间存在多处冲突矛盾，未能形成严谨的、排他可能性的证据链条，达不到起码的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人民法院即使不认定A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也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㈠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发案时间不同一，体现的D的伤口数量、受伤部位存在直接的冲突矛盾，D伤情是否确定因A行为所致存在疑问。

1、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发案时间有三种版本，即10年10月27日凌晨2时许、10年10月27日17时11分、10年11月27日凌晨。

①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是10年10月27日凌晨2时许，但无法排除其他二种版本的合理怀疑。

②卷宗第2页《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报案内容中D所报之案发生于10年10月27日17时11分，与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相差15个小时。报案内容中“保定市南市区永华路派出所民警H、I于当日17时15分出警”，但本案卷宗内没有相关笔录；卷宗第59页H参与询问E的笔录开始于当日3时55分，卷宗第44页I记录的F询问笔录开始于当日3时58分。

③卷宗第72页J询问笔录“这把刀是2010年11月27日凌晨，几个客人跟我们单位工作人员打架时留下的”，陈述的打架时间是10年11月27日凌晨，与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相差1个月。

2、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D的伤口数量有二种版本，即一处伤、三处伤。

①根据卷宗第36页K讯问笔录“我看见后来的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拿着把刀扎了D一下，扎在D的肋部，那人扎完就往西跑”、卷宗第47页F询问笔录“问：D被扎了几刀？答：一刀”、卷宗第60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足以证实即使是A扎的D，A也只扎了D一刀，结合卷宗第73页J询问笔录普通水果刀的刀刃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保安D被扎伤后在急救中心抢救时大夫从他身体里取出来的说法，A扎D一刀只应造成D一处伤。

②卷宗第14页《法医学鉴定书》中体现D有“左季肋区1厘米伤口，0.5厘米两处伤口”三处伤口。

3、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D的受伤部位有三种版本，即左侧肋处、右腹部、左右侧均有。

①卷宗第30页D陈述的受伤部位是左侧肋处。

②卷宗第60页、第60-61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问：D身上什么部位受伤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过来的两个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证实D的受伤部位在右腹部。

③卷宗第16-17页《法医学鉴定书》中显示先是测量的D右侧伤（见图片2）、又测量的其左侧伤。

4、本案中，无证据证实A比B矮，A自称比B高。根据卷宗第60页、第60-61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问：D身上什么部位受伤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过来的两个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当时不是A扎的D。

5、卷宗第74-75页调取的物证中，不仅限于A使用的普通水果刀的刀刃。卷宗中的证据，无法合理排除D伤情是另一把刀所致或者是在其他时候被其他人所致的可能性。

㈡D在辨认笔录中指出A就是持刀将其扎伤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其笔录中的陈述内容直接冲突矛盾。

卷宗第30页D询问笔录“答：我当时就昏了过去，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问：你认识扎你的那个男子吗？答：我不认识，因为事情发生比较突然我没看清他的情况”，既然当时其就昏了过去、不认识扎其的男子、也没看清扎其的男子的情况，时隔10个多月后其又如何辨认出A就是持刀将其扎伤的犯罪嫌疑人？这在逻辑、情理上无法自圆其说。

㈢D关于是A先扎其的说法，与证人B、C、E的询问笔录内容中关于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开始打A之后A才动的手的说法，存在直接冲突矛盾。

㈣D关于自己当时就昏了过去、当场就自己和E在场、便上前劝架的说法，与卷宗第46页F询问笔录“停车场的保安D、G、L、K和M就过来，我们一起拦着他们不让走，正拦着的时候，D说他被人捅了”、卷宗第66页G询问笔录中没有印证与D也往那边走准备过去劝架、卷宗第35页K讯问笔录“当时在停车场的保安有我、G、L、D、M，还有保安经理F也在场”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矛盾。D称当时自己就昏了过去，按F的说法是D自己说的其被人捅了，人都昏了如何说话？而且，其他在场人员无一人曾提到、印证D当时昏了。D称当时就其和E在，按K、F的说法当时还有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K、F、G、L、M等五名保安在。其当时作为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是在拦A三人，而非劝架。

㈤无论在有效证据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本案都严重不足。

1、卷宗中的大多数证据本身也存在瑕疵、问题（具体见辩护人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证明力不足。尤其是，卷宗中A作为未成年人的讯问笔录没有A监护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2、可以帮助查实本案事实的D当时被扎破的衣服没有收集到案，应有的案发地当时的监控视频也没有收集到案。第二部分 关于量刑部分

一、根据上述定罪部分的意见，应当认定A不负刑事责任。

二、在不考虑上述定罪部分意见的前提下，以故意伤害罪追究A的刑事责任，也应对其减轻处罚。

㈠A在本案中仅用帮B装着的普通水果刀扎一刀、伤害D一人、且无证据证实造成了D残疾，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四、常见犯罪的量刑

（二）故意伤害罪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未造成残疾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伤害人数、伤情程度、伤残等级、手段的残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确定基准刑：（1）每增加轻微伤一人，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2）每增加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3）每增加重伤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4）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的，每增加一级残疾等级，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的规定，确定对其的基准刑为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

㈡A在发案时刚满16周岁零3个月左右，属于未成年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3）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七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减轻处罚。

㈢D在本案的发生过程中有严重过错，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9、“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对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善良风俗的背离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关联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1）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一般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严重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㈣A属于初犯，以前没有违法犯罪的不良记录；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较小。

综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规定，建议对A的宣告刑确定为一年二个月左右，并尽量适用缓刑。

辩护人：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宏图 2012年3月30日

保定律师高宏图第二次开庭时《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亲的委托，经A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A的辩护人。依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A在发案时刚满16周岁零3个月左右，属于未成年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3）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七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减轻处罚。

二、D在本案的发生过程中有严重过错，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9、“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对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善良风俗的背离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关联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1）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一般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严重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三、A自愿认罪，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8、“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四、A委托其父亲代其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21、“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五、A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22、“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六、A属于初犯，以前没有违法犯罪的不良记录；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较小。

综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规定，建议对A依法适用缓刑。

辩护人：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宏图 2012年6月26日

判决结果：被告人A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刑事判决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87cf0101527x.html。

评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次开庭时，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被告人量刑三至四年有期徒刑。保定律师高宏图也以卷宗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第一次开庭后，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的建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项“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的规定，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期间，被告人同被害人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第二次开庭时，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改变了量刑意见，保定律师高宏图经与被告人的父亲协商也变更了辩护意见、不再坚持无罪辩护。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提出上诉，庭审后从保定市看守所获得释放。本案最终能够和谐结尾，应该感谢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认真负责地工作态度。

我国刑法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