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的个案监督

人大的个案监督（精选6篇）

篇1：人大的个案监督

（原创）本文发布已征得作者同意

（作者）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雪峰

有幸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在北京市举办的全区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培训班，时间虽短，却受益非浅。诸位专家学者对涉及我国法制建设各类问题的独到的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觉，但其中一些观点尚不敢苟同。有关人大对司法机关个案监督问题是本次培训班的热门话题，多数专家学者对此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人大个案监督不应简单否定，但确需努力完善。

一、人大个案监督在现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

1、人大个案监督具有合法性。个案监督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许多专家学者及司法人员认为人大个案监督于法无据，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和执行”。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9条规定了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其中第一项规定，县以上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第六项规定县以上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该法第26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第42条还规定“在常务委员会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上述规定表明，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权。在从事监督工作中，不可能不涉及个案。人大的监督既包括对抽象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情况，直接体现于办理的具体个案之中，离开了个案监督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就失去了必要的载体，导致监督权的虚化。尽管实施个案监督应在立法上予以解决，比如出台专门的《监督法》，但却不能

得出现阶段人大个案监督于法无据的结论。

2、人大个案监督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

人大个案监督，是地方各级人大为了加强监督力度，遏制司法腐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检举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措施在许多地方实施以来，收到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个案监督使一些冤案，错案得以纠正，本质上

在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人大作为权力机关，责成司法机关纠正错案，其目的是通过纠正个案，确保本地区对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因而个别错案的纠正不仅不损害司法权威，恰恰更加证明了在我国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不容质疑。

其次，个案监督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司法公正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问题，多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高报告的审议情况表明，我国的司法工作的确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同时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他们企盼司法公正的意愿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机关应当努力满足。正是因为现实存在着的司法不公，人民群众才希望于广开监督之渠道，尤其是权力机关的监督，因为更具权威性，就更加受到欢迎。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人大的个案监督。再次，人大的个案监督对司法机关队伍建设是有力的促进。人大对司法机关个案的监督，在纠正错案同时必然引发对该单位和办案人员直接或间接的评价，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面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必然倍加努力去实现司法公正。这样一种监督，能够督促司法机关设法努力提高办案人员素质，比如加大培训力度和纪律约束，从而对队伍整体建设起推动作用。

二、现阶段个案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

如前所述，个案监督的总体作用是积极的，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理论储备不够，尤其是各地操作中较为混乱，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个案监督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所造成的。目前各地人大实行的个案监督的确存在严重缺陷。、l、个案监督概念不明确。个案监督至今无法律上的界定，各地对此说法不一，导致司法机关、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各有各的理解，其中大量的误解也由此而来。笔者认为，在人大监

督法出台之前，地方人大出台个案监督规定，则应对个案监督概念予以准确定位。

2、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主体在各地出台的规范中一般是有规定的，问题是实践中的混乱状态令人难以接受。表现在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有的是人大领导的个人签字，有的以办公厅的名义，有的以内务司法委员会名义，有的是以信访处(科)的名义，有的人大代表也以个人名义提起个案监督。这样的混乱状态表明现有的人大机关内部工作制度不很健全，难以赢得司法机关的认同，易造成被监督部门无所适从的局面。

3、监督程序不明确。人大个案监督固然不能要求象专业机关那样有严格法定程序，但目前人大个案监督程序非常混乱，对个案监督如何受理，提起应经过何种程序，决定提起的文书应采用何种名称、格式等等，均无统一明确的规定。

4、监督范围不明确。人大的权力机关性质所决定它不能直接处理案件，监督亦应是对涉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或涉及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已影响到法律的正确实施等问题，而不是泛泛的监督。而目前状态，以法院审理案件为例，在案件立案阶段监督者有之，在审理阶段监督者有之，在结案后监督者有之，在执行阶段监督者有之，甚至诉讼财产保全阶段也予以监督。这就将人大降格为事务部门，监督的结果是办案机关，对方当事人均不满意。这种缺乏法定内容的监督也是当前个案监督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

5，监督回避问题不明确。有关司法机关办案的程序规范，都对承办人回避制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人大个案监督中既然已涉足个案，对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或委员理应采取回避态度，但目前这些人不仅不回避，还堂而皇之的利用人大代表或人大机关名义对司法机关正在处理或已处理完毕的案件实施监督。如许多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担任人大常委职务，在该企业涉诉案件中，其本身是当事人，此时利用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监督，实际上足干预司法行为。一些败诉当事人担任人大代表或调至人大机关后，出于非正常动机，对司法机关横加指责，也名日“个案监督”。因此监督主体的回避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否刚将导致新的“司法不公”。

三、对完善个案监督的几点建议

确立个案监督制度最终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笔者仅对目前已实施个案监督的地方应加强的方面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1、关于个案监督概念的法律界定。界定个案监督概念非常重要，等于确定了监督的范围框架。笔者认为可试作这样的表述：个案监督是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

关所办理的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因违法所造成的错案，通过一定的程序，责成该司法机关启动内部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的一种监督措施。这样的表述明确了以下内容：监督主体只能是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其所属各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可承担具体工作，但所作出的监督决定必须是以常委全名义作出，加盖常委会公章；监督对象是本级司法机关，这个司法机关应为广义上的司法机关，包含政法各部门；监督的范围应为重大和有较大影响的且系司法机关违法办案所致的错案。这就明确了人大不应当是泛泛的监督，将自己降格为一般的监督机关，也避免因个案的大量涌入使其不堪重负情况的出现。监督的方式是启动专门机关内部程序，而不是直接处理案件或审批案件。

2、个案监督应当严格坚持法制原则。个案监督中的法制意义有三：一是人大监督个案必须严格按法律进行，尤其是不得违背各程序法的规定，强令司法机关作什么或不作什么；二是要充分尊重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权利，不介入具体的办案程序，它应当是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或事中监督；三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排除干扰，秉公办案。正如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所指出的“人大监督个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3、提高监督者的法律素质。目前，人大个案监督较为混乱，难于被司法机关从心理上认同，与监督者缺乏应当具备的法律专业素质有关。许多人大相关人员从感情出发，发表情绪化而不是专业化的意见，令司法机关难以接受。笔者建议，人大机关应补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

4，个案监督应避免为了自身利益。目前，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工作人员许多是从企业选任的，加上社会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不渗透到人大中。因此，人大个案监督应当避免为了自身利益，人大的监督任何时候都应当动机纯洁，坚守在国家法律的立场上，避免监督权力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贯彻人大有关个案监督的回避制度尤为重要。

总之，个案监督是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应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使其制度化，进而法律化。国家应当尽早出台监督法。司法机关亦应克服抵触心理，应以严肃的、认真的，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个案监督。当二者达到一种和谐统一之时，则是个案监督制度发挥其巨大的积极作用之日。

篇2：人大的个案监督

一、个案监督产生的原因分析

个案监督，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法院正在审理或已审结的具体案件所进行的直接干预。个案监督作为一种并不太正常的监督形式，颇具有中国特色，其产生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1.司法不公是个案监督产生的现实原因

司法公正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为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所必须。博登海默曾说：“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或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肌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些创伤日益增多，也有可能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1]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我们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司法不公却成了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虽然“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并非所有法官的真实写照，但由此可见老百姓心中的司法形象。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司法机关本应廉洁公正，执法如山，面对屡禁不止的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从而强烈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监督。

2.司法监督不力是个案监督出台的直接原因

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同级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

抗诉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按照司法实践中的说法，没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诉，这就导致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对法院的一般工作监督由于太过宏观，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计划，由法院先写好工作报告，再给人大审查。这种监督往往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其实质。由此可见，尽管监督之网看起来相当严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执行，致使错案冤案层出不穷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这样那些错案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往往去找当地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申诉。于是，为个案处理不公而向人大提起申诉就多了起来，人大的个案监督也就随之出台。

二、实行个案监督的利弊分析

“存在就是合理”。个案监督作为一种司法监督形式，其形成毫无疑问有一定合理性。在现实中，人大通过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也确实纠正了许多违法审判造成的错案、冤案，对遏制司法腐败，防止司法不公起了很大作用，也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如潮好评。乃至有人提议为个案监督立法，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确立法律依据。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大个案监督虽能收一时之效，但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个案监督却是利少弊多。在此着重分析一下弊端：

1.个案监督易造成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僭越

司法独立(这里仅指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当说已具有“公理”性质。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同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

我国宪法也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但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只能说是“相对独立” [2]，即相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审判机关是独立的，而对权力机关来说，则是不独立的，法院的审判权来源于人大权力，并受人大的监督。这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相吻合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相对性并不否认它在运作中的独立性。相对性是指它的来源和地位而言，而独立性则是指其运行原则和方式而言。也就是说，一旦人大把国家审判权赋予法院，人大也就不能违反宪法和它自己作出的国家机关权限划分的决定，或出于各种权益考虑而收回已授与法院行使的审判权或自行行使对某一案件的审判权或对法院依法行使的审判权进行具体的干预，否则，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就会形同虚设，出现另一个由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审判权，国家法制与司法的统一将遭到破坏 [3].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强调司法独立，树立法律权威尤显重要。在历史上，我国缺乏独立司法的传统，行政与司法的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而在近、现代，虽然有别于行政的司法机关建立起来，但由于政治制约机制的极不健全，司法始终是弱小的，经常性乃至制度性地遭到行政甚至军事的干涉和破坏，甚至曾出现“无法无天”的局面。从司法实践上来看，目前干涉司法的因素甚多，司法机关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就连那“相对独立”也很难保障。例如审判机构的经费却要地位相同的行政机构来控制，难免不出现“法院手捧帽子向政府乞讨”的尴尬。因司法机关的人员、资财、生活和办公条件都受当地制约，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十分困难，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将使已十分脆弱的司法独立更加笈笈可危，审判机关头上又多了一道“紧箍咒”。由于人大掌握法院的人事任免权，质询权等，人大一旦插手具体案件，不可避免地干扰审判人员的自由判断和独立意志，并演变为事实上的审判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从而侵犯审判机关依法应当享有的独立性。

2.个案监督并不能杜绝司法不公

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是个案监督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目前司法现实来看，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文所述司法监督不力外，还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法院受地方辖制，实践中可能成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从而产生司法不公;二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在我们这个“人治”历史颇为悠久的国家，某些掌权人物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于法不顾，直接干预审判或施加压力要贯彻其意志是很常见的，极易产生司法不公;三是法官资质和经济、身份保障不够。“法官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虽然近有法官法的颁布以提高法官素质，但总的来看，由于法官与一般公务员并无明显区别，进入标准不高，资质要求不严，大量法官无论就其业务能力还是就其精神品格都难以做到独立而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再加上法官待遇低，在司法活动中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与其合法收入相比诱惑太大，可能因为利诱腐蚀而在实际上出卖审判权。

针对以上产生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个案监督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并不能有效克服之：

(1)个案监督并不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各级人大乃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代表均由当地选举产生，可说是当地利益的代表，不可避免地某些代表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如果地方各级人大出于维护本地利益的考虑，对一些审理结果对地方财政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以个案监督的名义向法院施加压力，那么本来就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地方的法院和法官能够和敢于置地方利益和自身前途于不顾，仍然坚持刚正不阿，严格依法办事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不大。

(2)个案监督也不能消除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我国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法治起步太晚，权法相争的局面时有出现，并往往经常是权力取胜。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体制问题，仅靠一个只能治表，不能治本的个案监督就想消灭之，显然是不现实的。相反，如前文所述，人大的个案监督实际上使权力机关负有司法职能，由于目前对权力机关还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同样可能造成人大滥用职权。由于人大的权威性和地位至上性，它一旦滥用职权，则会有恃无恐，比党政机关更为无所顾忌。

(3)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国家审判权由特殊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西方各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经历了法官职业化的阶段 [4].我国以前法官的素质确实不敢恭维，但随着法官法的实施，特别是随着司法统一考试推行，法官的素质将会大大提高，这是不容置疑的，况且他们还有多年司法实践的锻炼。而人大代表并不是都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也不一定比法官有更多的司法实践经验;从另一角度看，人大代表的道德水准也不一定比司法人员更崇高，谁也不能断言人大在进行个案监督时就不会发生腐败，而人大腐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可能比司法腐败的祸害更为深远。

由上得出一个结论，人大的个案监督往往难以实现其遏制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的初衷，甚至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3.人大的个案监督会造成社会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个案监督的线索主要来源于“受不公正裁判”的当事人的控告、申诉以及个别领导的批示，所以听到的往往是一面之词，而据此一面之词去监督个案，要求司法机关作出合理解释，甚至作出一些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实现了这方当事人的“公平”，却又损害了别一方当事人的“公平”。而一旦人大通过个案监督纠正了一些案件(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就会促使和鼓励更多的对司法裁决不满的当事人向人大上访和申诉，人大权威和监督力度增强了，可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却又下降了(这是一个反比例关系)。本来已终审裁决的案件，会由于人大的“个案监督”而久拖不决或使判决翻来覆去。当事人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司法过程中或者判决生效后，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司法程序内部解决，如取证查证、上诉申诉、申请抗诉等，而是托人使力，向各级人大“公关”，力图以人大个案监督的方式翻案，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公民对司法机关产生不信任，对司法活动没有合理的预期，社会上的纠纷、矛盾不能很快平息，同时也造成社会对法治充满疑虑。例如《南方周末》所载《三级法院 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一文所报导的事例[5]，一件普通的经济合同纠纷，历时八年，先后经地方两级法院审理，又经最高法院两次改判，但在该市人大的纵容下，最高法院的判决居然在当地无法得到执行。在此我们不得不对

人大的个案监督产生质疑，姑且不论判决的公正与否，仅从有关人大纵容当事人拒不执行已产生效力的最高法院判决而言，其效果已构成了国家法制统一与权威的破坏。

4.个案监督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司法活动在力求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总体秩序的同时，还要兼顾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力求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就是说，司法活动要追求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基于此，西方一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一案不再理”的司法原则，这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客观要求，我们不妨好好借鉴。因为诉讼资源是有限的，一味地追求单一个案的客观真实，而浪费大量的诉讼资源是不合算的，其结果是造成诉讼效益总体低下，不利于社会诉争的全面解决，特别是我国目前对司法工作评价处于“低调”的情况下，如果个案监督条例一旦出台，人大将会门庭若市，为此，人大必将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一个主要职能并非司法监督的机关，人大是否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运作成本?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三、人大对法院监督方式的理性定位

笔者强调审判独立，反对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但并非否定人大对法院的正常监督。相反，为了实现审判公正，审判权必须受到人大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并且这方面的工作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6]问题关键是人大对法院监督方式的选择，应以不打破现行宪法所设计的政体平衡为上：一般的法律监督职能已经分配给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机关，人大不能取检察机关而代之，发展为法律监督机关;国家审判权已授与了法院，人大也不能拥有最后的裁判权，发展成为终审法院。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加强法律实施的监督意味着加强检察机关的职能以及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而不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司法干预权或收回部分法律实施的监督权。因此，笔者认为人大对法

院的监督应定位于在宪法规定权限内的整体监督，而非个案监督;应是事后监督，而非事前或事中监督;应是间接监督，而非直接监督。

所谓整体监督，即指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应与其职能相一致，只能在宪法规定的权限内，充分行使其对法院的工作报告审议权，对审判人员的提名与罢免权，对审判工作的质询权和视察权等，来纠正审判活动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或重大的、主要问题，而不能立足于个案，不能代行司法机关的职能，去认定事实和证据乃至具体适用法律。从权力运行机制来看，人大掌握着对审判机关的宏观控制权，可以左右审判机关的发展方向。近年来，人大对审判机关工作报告的赞成票降低，使审判机关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足以迫使其主动反省工作上的失误，接受人大的监督和指导[7].可见，只要切实落实好宪法规定权限内的司法监督权，就足以控制司法的发展方向。

事后监督，即指人大在对法院监督时，不能直接介入或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不能对正在审理的案子作出决定或发表任何意见。审判机关有无违法，只能在其裁定、判决作出之后才能发现，因此，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一般应是事后进行。对已生效的判决如果确实发现存在问题，人大可以通过听取汇报、询问或质询的方式加以监督，但不能通过决议支持一方当事人对抗已生效的判决。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案件，人大一般不宜象司法机关那样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甚至传唤当事人，只能向法院提出建议或质询 [8].间接监督，是指人大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时，主要或尽可能地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不能越俎代疱，不能直接处理案件，改变原认定的结论和采取的措施，而是要把监督的意见交由有关执法机关依法办理，应该纠正的案件由他们按法律规定予以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89年3月28日向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就已指出：“纠正错案应由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人大在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时，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这一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人大直接监督个案的权力。[9]

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指出：“人大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应以此为指导，把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定位于整体监督、事后监督和间接监督，在宪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不断规范和强化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本资料来自互联网共享文档

篇3：人大的个案监督

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自然演进, 不仅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大分工和社会成员各个阶层的差异, 同时也促使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合理分配及精细设置。权力, 这一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物, 经由孟德斯鸠、卢梭、洛克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启蒙, 最终从原始的统一体逐渐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独立。在西方的大多数国家, 法院独自享有司法权, 并拥有最终审判权。而在我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 并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虽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 因为历史原因和我国的现实国情, 法院往往不得不依赖于行政机关, 并最终接受各级人大的监督。笔者认为, 一切制度的设计, 除了历史的因素, 更多源于人类自身属性。人类作为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 正直、善良的本性使得人们放心地将公平、正义的裁判权交由法院行使;同时内心深处的自私和贪婪常常让人在利益面前迷失自我。尤其是将裁判自己是非曲直、公平正义的利剑交由他人行使时, 内心的恐慌无以言表, 为防止司法的专断, 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之权便应运而生。

二、人大个案监督偶然性与法院独立审判必然性的思考

依据社会契约的经典论断, 国家权力源自社会各个成员私权的让渡, 而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无疑也是人们内心深处朴素正义观念的凝聚。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为近现代国家机构科学、有效的设置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鉴于此, 裁决社会纠纷的司法权理所当然由法院行使, 法院独立审判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是当前我国权力过分集中、司法严重腐败孕育的怪胎, 虽然具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和时代的偶然性, 但也同样是法院专属审判权的必然结果,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的发展中, 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 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 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作为法律王国里的无冕之王, 倘若游离于监督的藩篱之外, 必将导致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泛滥, 从而严重损害司法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培根曾发人深省地说道:“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因此, 尽管人大的个案监督是司法现实偶然与法院审判必然的共同产物, 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司法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颇和不公。

三、人大个案监督实质正义与法院审判形式正义的解析

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一切法律活动的原始出发点和终极价值目标, 然而正义却长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神秘变幻, 让人难以捉摸。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创了关于正义的经典定义:“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该定义从本质上揭示了正义的内涵和属性, 然笔者认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下, 仅凭人的主观意志是很难真正体验并感受到正义的存在, 所以必须以一种固定、直观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 当人们身处相同的游戏规则时, 正义便无处不在。就人大个案监督和法院独立审判而言, 前者追求的是实质正义, 后者则是形式正义。具体说来, 法院严格依照诉讼规则和法律程序审理案件, 使案件的审判进程一一展现在世人眼前, 很难说哪里存在不公正;人大的个案监督源起于人大对法院审判结果的质疑, 其侧重点在于法院的裁判是否符合人类社会最朴素的道德正义, 而往往忽视审判过程和审理程序。尽管人大的个案监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 甚至为法官增添了巨大压力, 但就我国目前法院设施良莠不齐、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等一系列司法窘境而言, 人大的监督不可或缺。笔者认为, 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冲突、不可调和, 以正义为基准, 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往返中努力寻求二者的契合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合理路径。

四、人大个案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合理契合的探求

我国人大的监督权尽管备受争议, 但却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因此, 学界对取消人大监督、提倡司法独立的呼声是不切实际的,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哲理深入人心。因此, 在我国“议行合一”这一根本政治框架下,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机制有着丰厚的生长土壤和发展空间, 如何将法院的审判权与人大的监督权巧妙地契合在一起是我们重点研究的方向和目标。笔者认为, 法院的独立审判是毋庸置疑的, “政党对司法行为的监督从本质上说是政党依照其政治准则评价并进而影响司法行为。”但并不能越俎代庖、取而代之。鉴于此, 我们可以将人大的个案监督演化为人大检验法院工作的一种业绩评估手段, 掩其锋芒, 偶尔用之, 唯有此道, 才是获得司法公正的唯一源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45

[2][英]弗·培根著.培根论说文集[M].水天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193

篇4：浅谈人大对检察机关的个案监督

关键词：人大；检察机关；个案监督

检察机关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本身应如何受到监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几年来，许多地方的人大创新监督形式和手段，在个案监督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把对检察机关的个案监督作为新途径。个案监督的法律性和专业性较强，程序也较复杂，加之各方对个案监督的认识不统一，因而在实践中监督的效果不明显。正缘于此，本人将初步探讨人大对检察机关个案监督的有关问题。

一、人大对检察机关个案监督的可行性

（一）个案监督有明确的宪法依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67条第6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从以上宪法的规定来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对同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检察机关被明确列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对象。《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人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这一条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就是个案监督的一种形式。根据这一条规定，作为国家机关的检察机关就必然成为个案监督的对象。因此，监督权涵盖个案监督权，个案监督是监督权的一种表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包含了对检察机关个案监督权。

（二）个案监督有现实的必要性

有人认为，人大监督应当定位在宏观监督，而非个案监督。[1]究其实质，这种观点是把宏观监督与微观监督截然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个案监督。事实上，没有对微观的个案监督，宏观监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人大对检察机关个案监督应遵循的原则

（一）个案监督的事后性原则

开展个案监督，应当在发现违法行为、违法现象或是针对检察机关己审结的并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不能干预正在审理的案件。这有利于检察機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因为起诉的案件尚未处理终结，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可能会给案件的处理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会导致诉讼拖延。同时，对于起诉案件即使进入审判阶段，还有审判程序进行保障。所以，笔者认为只能对不起诉案件进行监督，而不能对起诉决定进行监督。基于事后原则，人大的个案监督应当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展开，而不能在此之前提出监督“建议”。

（二）个案监督的建议性原则

虽然人大是监督机关，但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毕竟只是宏观上的监督，对监督的个案不能采取命令的形式。个案监督并不意味着权力机关可以替代检察机关处理案件，即使发现检察机关处理的案件可能有错误或者确实有错误，也只能督促检察机关启动内部监督程序来自己纠正错误，而不能越俎代庖，对具体案件作出最终结论，要求检察机关去执行。如果这样行使监督权，就侵害了“司法独立”，就是越权。

（三）个案监督的集体监督原则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代议机关，实行的是集体负责制。它不同于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其决定问题的方式是集体讨论，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人大开展工作应遵循的一项工作原则。在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也不例外。在行使个案监督权时，对监督的内容、监督行为的实施以及问题的处理决定，都应经过人大常委会或主任会议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并由专门工作委员会负责办理，杜绝个案监督演变成“个人监督”。

（四）个案监督的司法救济穷尽原则

所谓司法救济穷尽原则，是指只有在司法机关违法处理的案件通过司法体制内部救济途径仍然不能得到纠正后，经由当事人申诉，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启动监督程序的原则。如果司法机关违法处理的案件通过正常的司法救济途径能够得以纠正，那么人大的个案监督就没有必要介入。坚持司法救济穷尽原则，既有利于防止人大过早的介入案件，不适当地干预检察机关办案，从而有利于发挥其他监督主体的监督功能，又符合人大机关自身的性质和实际能力，以免影响人大正常的主要工作。

三、人大对检察机关个案监督的构想

（一）检察机关建立健全报告制度接受人大监督

检察机关应当主动认真和全方位地接受人大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各项检察工作，促进公正执法和服务大局。不论是定期向人大报告工作，还是在开展检察业务中，接受人大的个案监督，都要强化全体检察干警接受人大监督的观念，摆正位置，牢固树立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不断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在日常工作中，可以采取专题报告会、信息通报、情况反映等形式，适时、主动地向人大报告检察机关的阶段性工作情况、重大的检察工作改革情况，特别是有关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案件及涉检申诉、控告案件的情况。

（二）人大确定专门机构进行个案监督

根据宪法和法律，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个案监督的主体。个案监督是一项专门性强、法律性强、程序性强的工作，完全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会议的形式直接去做不太可能，也不现实。从目前实践看，有的交由负责内务司法的人大专门委员会去做，有的交由人大主任会议去做，很不一致。笔者以为，对个案监督案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加以统一，可以在人大设立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的监督机构，专门负责人大对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监督对象的具体的工作监督。

（三）明确对检察机关个案监督的客体

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个案，应突出重点，不宜全面监督。如全面监督会加大人大的工作量，同时还体现不出人大监督与检察机关的监督的区别，体现不出人大监督的特殊性及权威性。因此，“个案”应该是检察机关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这类案件界定为：不是一般违法案件，它是检察机关没有依法纠正的己审结的案件；涉及重大利益、众多人数，有代表性，被人民群众所关注；在社会上造成严重损害后果。对这些个案，只要是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检察机关没有纠正的，人大都可以进行监督。但是，监督是否仅限于特定类型的案件，比如重大违法案件、涉及群体性案件等[4]，值得商榷。

（四）构建个案监督的程序

一是受理案件，提出个案监督的建议。专门委员会通过受理群众信访，视察检察工作、检查、调查和评议以及人大代表的联名要求中等方式发现线索，经研究确属违法案件后，向主任提出个案监督的建议。二是主任召开会议研究、报常委会确定是否进行个案监督。对违法事实清楚的，可以建议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重新审理并报结果。对违法事实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可以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要求检察机关查实。对案情特别重大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则直接交常委会审议。三是常委会确定进行个案监督的，由专门委员会发出《监督建议书》或采取询问、质询等方式要求检察机关予以纠正或整改。

参考文献：

[1]汪铁民.关于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几点思考[J].人大通讯，1999（11）.

[2]蔡定剑.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与案例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3]李鹏.1998年9月16日在九届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09-17.

篇5：人大的个案监督

（一）（二）

（三）……表示；第三层次用1、2、3……表示。用A4纸、宋体小四号行文，且行距为 “固定值”的18磅等，除英语专业外，无专业之分。希望同学们按照这个规定格式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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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目: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问题

专业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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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号指导教师

年月日

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问题

一、文献综述

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一项监督工作。它最初是由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中逐步发展而来的。最早对个案监督进行地方立法的是辽宁省，以后，各地方人大相继制定了类似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有了关于个案监督方面的地方性法规，甚至在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也制定有个案监督方面的规定。

人大对法院进行个案监督，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一种合法正当方式，还是对司法制度的一种干涉破坏，数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目前，在关于个案监督活动和个案监督立法的合法性争论中，主要存在支持和反对两大类观点。支持方认为个案监督有充分的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妨碍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权的行使，完全具有合法性。因此建议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其地位，规范其实践。另一类反对方的观点认为个案监督破坏了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而且将在事实上和不同程度上分享司法权，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也有一些学者从折中的角度看待人大的个案监督虽然并不赞赏这类做法，但仍认为这是应对当前司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当务之急是要规范人大个案监督的程序。

公平正义是司法最终的追求目标，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司法制度设置的目的。对此，各国的司法制度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在我国，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对法院行使监督权是有宪法依据和现实必要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然而，人大采取对法院个案监督这种方式来行使监督权利大于弊，稍有不慎可能会沦为对司法的干涉，不宜过分推广。同时，应当对人大的监督进行立法，从监督的主体、程序、对象和范围等进行规范。因此，笔者以《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为题，从人大监督权的性质、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状和争议、个案监督的利弊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就如何规范人大监督制度提出了建议，以期有助于司法制度和宪政体制的完善。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个案监督的性质界定，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以及个案监督存在空间的发展趋向，已经成为当前宪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尹杰在《关于人大个案监督权的思考》中认为，近些年来，司法改革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对于目前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人们深恶痛绝，但是如何解决这一痢疾却又是个难题。作者认为，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首要要求，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核心。目前的这种个案监督，显然不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恰恰相反，它对司法独立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人大的个案监督制度使司法成为立法的附庸，个案监督对破坏了司法权威。因此，个案监督与现代社会的法院是行使司法审判权的唯一有权机关的制度是相违背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在李永红、于晓青的《论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文中，对地方人大能否对同级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作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作者认为，这种监督是宏观的即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只作事后的总体监督，而不宜作微观的个案监督，否则，司法独立将受损害，对法治化进程不利。事实上，只要从中国当今社会的现实出发，就会发现，在行政权强大、司法权薄弱以及政与法不分、司法不能自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人大对司法的监督非但无损司法独立，反而有助于司法与法外因素的抗衡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个案监督作为人大监督司法的一个形式，非但必要而且可行。尽管从制度上看，完善司法制度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选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人大的个案监督可视为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

蔡定剑在《人民代表大会个案监督的现状及其改革》中对个案监督持折中的观点，作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还应承认人大个案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人大进行个案监督不能说完全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和实践的必要性。人大对个案监督对保护公民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惩治司法腐败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各地人大的个案监督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各种不规范的表现，而导致了监督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受到怀疑。另外，个案监督对法院的审判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应当对人大个案监督进行规范性和制度性改革，提出监督的严格标准，极大限度地减少它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和对司法权威的影响。为此需要解决一些理论、观念和制度性问题。

王贵松在《法院：国家的还是地方的？》一文中指出，界定法院的宪法地位，是明确地方人大与法院监督关系的前提。作者的观点是,设在地方的法院也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应是代表国家维护法制统一的机关，而不应是臣属于地方的审判机关。法院应该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从宪法上来说也是需要接受人大监督的。但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是有限度的，应该顾及法院的这种国家属性。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一种受宪法委托的监督，是代替国家监督设在其治下的法院。这种监督的性质应该主要是法律监督，是事后监督，而且应该具有一种谦抑性,。为此人大虽然有权监督法院，但是它并不能取代法院或者说代替法院进行审判。

王利明在《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一文中，结合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实践，探讨了权力机关与法院的相互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立法

者与执法者、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监督者与被 监督者的关系。文章重点讨 论了权力机关是否可以实行个案监督的问题，作者认为，权力机关对法院实行个案监督有可 能使权力机关成为具体处理案件的机构，不符合权力机关的地位，而且有可能会妨碍法院的 独立审判。作者最后对如何 保障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且这种监督主要是事后的监督，只是对法院工作的一般的监督，权力机关不能对法院的裁判 予以更正或宣告无效。

以上研究成果指明了人大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并对人大个案监督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观点和理由，由于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具有较大分歧，个案监督利大还是弊大，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也是本论文要分析的重点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司法权由司法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行使的问题。从宪政实践的角度看，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并非只限定作为法院的司法机关才能够或只允许实行司法权。同时，立法机关分享司法权也并不意味着对司法独立的破坏。①美国参议院据美国宪法规定分享了审判权。美国国会常设委员会具备调查权及准司法权, 国会在行使调查权或听证权时，可以调动警察机关、情报单位或调查局,甚至还可根据相关法律适当惩处配合意愿不足的官员或民众。②英国实现两院制和“议会至上”,贵族院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其议长同时是贵族院首长,首席大法官和内阁成员;而英国的法院系统由贵族院议长办公室直接管理.针对特殊的案件议会也可以直接行使审判权。③日本的国政调查权制度。所谓的国政调查权, 是两议院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可以进行有关国政的调查,为此可要求证人出席并提供证言和记录.这种国政调查权的对象主要限于为了有效、适当地行使国会的权能而进行的必要调查.2、关于立法机构的监督权行使。纵观世界各国，在处理立法机构在对司法案件行使具有司法性质的监督权时，可资借鉴的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来自立法机构的监督权往往与政治责任追究相联系，二是对案件司法过程的内在机制运行则一般不予干涉。①在美国、英国和北美各州，监督权主要表现为弹劾权。弹劾权交由国会来行使。弹劾案涉及到的都是总统、副总统、法官等国家公职人员，受到指控的行为是对于人民委托的滥用或背离。弹劾权被形容为“立法机构手中驾驭政府中行政公仆的缰绳”，由民意机构来审理既符合民主的原理，又具有足够的尊严和必要的无所偏倚。②瑞典的议会督察专员。议会可以选出一个富有法律知识和忠诚正直的人作为国会的代表去监督所有的官员和法官,以保证法律和法令的执行.议会监察专员既不隶属行政机关,也非司法机关,却兼有对二者进行监督的职能.督察专员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出席任何法院或行政机关的审议会,并有权查阅任何法院或行政机构的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可以对有犯罪行为的法官提起诉讼。但是,瑞典的政府组织法又明确规定:任何机关乃至议会都不得干预法院对某一案件的判决,也不得干预法院对某一案件的法律运用。③德国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议会的临时委员会。联邦议院可以在不依赖政府来源的情况下通过调查委员会独立获得它所需要的信息，因为调查委员会拥有准司法权，可以像法院那样强制收集证据和要求任何有关机构提供咨询。它的工作方向主要是调查未公开的丑闻，特别是与腐败有关的丑闻。这类丑闻一旦提到调查委员会上，通常就等于将其公之于众，影响到涉嫌人的政治生涯、甚至政党的利益。

3、外国的一些探索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不同国家都在根据其国情、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制定了各种司法制度和宪政体制，但无论是美国的国会行使弹劾权，还是瑞典的议会督察专员，或德国《基本法》规定的议会调查委员会，都是依据宪法建立了一套严谨、严格的程序制度，即使是立法机关依照宪法惯例采取的司法措施，也相应地要遵循固定的程序，这类常规制度中的例外恰好是对于制度合理性的维护，充分显示了如何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分权体制和维护程序正义的深思熟虑，也充分考虑到如何在司法独立与人民主权之间达成一种良好的平衡。

二、论文提纲

引言：谈及个案监督的发展沿革和现状

一、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的法律分析

（一）法院的宪法地位

（二）人大对法院监督的性质

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一）个案监督的定义

（二）个案监督的沿革

三、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实操作和存在的争议

（一）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行规定和具体操作

（二）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争议

四、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弊端和理由

（一）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理合理性问题

（三）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规范依据合法性问题

五、完善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法律思考

（一）对个案监督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二）立法建议

三、参考文献

1、王磊：《宪法的司法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蔡定剑：《监督与司法公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3、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贺卫方：《司法理念与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6、龙宗智：《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7、谢鹏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法学》1999年，第3期；

8、李晓斌：《对“人大”质询法院的质疑》，《法学》1999年，第5期；

9、包万超：《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法学》1998年，第4期；

10、王磊：《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11、于晓青、李永红：《论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

学》1999年，第1期；

12、董皞：《法律冲突与法官的权力――李慧娟事件回放与评论》，《法制日报》

2003年11月20日；

13、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cn/article/default.asp?id=9262。

篇6：人大的个案监督

人大监督强化的历史必然

1. 是人大监督的特点决定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 是人民当家作主, 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权利的表现。人大的地位和权力性质决定, 人大的监督是国家根本制度的监督, 全国人大的监督是国家最高层次的监督, 其功能在于维护国家法治, 保证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活动中的实现, 控制国家行政、司法按法制轨道运转。人大所行使的监督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监督, 如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 具有自身的特点。人大的监督, 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按照我国宪法设计,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国家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一切权力由它派生并受其监督。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人大在理论上应有的权力和现实中实有的权力相差甚大。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代议制的一种崭新形式, 尽管它与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议会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实质, 但同样具有立法和监督两大职能。但受传统观念影响, 中国是重立法, 轻监督, 导致人大监督功能缺失。有鉴于此, 必须加强我国人大监督工作。人大监督功能发挥的强弱, 直接反映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如何。人大的监督权力是宪法赋予的,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大工程建设、有关国计民生都要经人大立法, 才能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避免失误。民主监督就是一种制约, 议行合一体制下更重要;西方三权分立的核心是权力制约, 我们亦可借鉴。执政的共产党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最好形式就是发挥人大的作用。

2. 是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形势决定的

现阶段中国反腐败的斗争许多深层的问题并没解决, 腐败现象发生率增长加速还普遍存在, 这表现在:腐败发案率大幅度上升;大案要案与高官腐败现象突出;腐败现象迅速向公共权力部门中蔓延, 越来越多的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党政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人员卷入腐败案件中;法人犯罪、集体腐败案件增多, 腐败现象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吏治腐败上升;公款吃喝问题非常严重。有些学者认为腐败已成公害, 这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政府合法性危机、政府能力的削弱、诱发社会不稳定、政治与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等。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事务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人大法律监督的效力看, 它比行政监察、检察监督和党纪检查更具权威性、强制性和准确性。根据现有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人大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立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对司法的监督、对任免权的监督、对军事的监督等, 对监督对象有了解权、处置权、制裁权。人大对权力的监督是最基本、最全面、最重大、最有权威的监督, 人大监督囊括了对权力获得、权力运用及其后果的全过程监督。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产生, 现实中的腐败问题证明了这条规律。

人大监督强化的现实选择

第一, 健全宪法监督机制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一些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和监督二职, 不重视对自己颁布的法律进行监督;人大及常委会的会期短, 根本无法适应宪法监督的经常性需要;人民代表或常委委员绝大多数不熟悉宪法和法律, 人员素质不适应;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宪法监督程序, 宪法诉讼的具体规定, 宪法监督的可操作性差。这就决定, 无论是从宪法监督的理论还是从宪法监督的实践, 无论从宪法监督的规范还是从公民的监督意识来看,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薄弱的、不完善的。有专家建议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构, 如在人大之下设立独立的宪法委员会, 由该委员会独立行使宪法监督 (即违宪查看) 的职权。胡锦涛指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 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 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为此, 要从法律上对什么叫“违宪”作出界定。其次, 要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 完善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程序。

第二, 科学规范党委与人大的关系

现今要克服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 单靠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 缺乏国家权力的支持, 也难有成效。因此有必要运用人大监督机制。要通过人大和其他多方面、多渠道、多方位的监督, 遏制权力腐败, 改善党的领导。有一种观点认为, 人大不是党权的来源, 无权实施对党的监督。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 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不是由人大决定的, 故不受人大监督。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按中央规定列席同级党委会, 而政府首长则是同级党委的第二把手。政府的重大事项一旦在党委会上通过后, 人大就不能行使监督权, 宪法也没有明确赋予人大监督同级党委会的权力。当然人大能否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尚无统一认识, 至今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课题。但是, 1982年宪法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这就把政党置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之下;人大作为国家宪法法律的监督机构, 就顺理成章地享有权力对执政党履行宪法和法律情况施行监督。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更好地领导国家, 就应该尊重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 并把自己主动置于国家法律之下。在我国, 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最有资格、最有权威对党实施法律监督的机关。特别是人大对监督对象的违法或失职行为拥有的制裁权, 这是一种最严厉的手段, 是人大监督权具有强制力的表现, 也是人大其他监督权得以落实的保障。根据法律,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罢免、撤销由它选举、决定或任命的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职务。对党组织的干部、国家机关的干部, 人大都应可以罢免、撤职、免职和接受辞职等。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依法行政, 依法司法, 依法治军。由中共党组织推荐的政务官员, 必须经人大的选举或任命才有效, 党组织不得擅自任命并宣布人选。对党组织推荐的政府官员候选人, 经人大审议认为不合适的, 人大可以另选, 党组织不得干涉。这样的监督, 有利于帮助党消除党内垃圾, 保持党的纯洁性, 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 改进听取审议报告制度和完善执法检查制度

听取工作报告和汇报, 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一种了解权, 了解权也带有监督性质。全国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决算时, 有关工作部门的领导要回答质询和询问。要切实加强人大监督的督办检查功能, 视察和调查是人大代表广泛联系群众、了解社会的一条渠道, 它也是一种纯粹的监督了解权。发挥人大监督的主导作用, 人大代表要由兼职向专职转变, 以便有更多时间、精力, 有效履行监督功能。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功能的保障机制。建立、完善人大监督的信息系统、专家系统、委员会系统和协调系统。

第四, 加强人大自身制度建设, 尤其要解决好人大代表监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