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监督的反思与完善

第一篇：个案监督的反思与完善

《行政监督法》的补充与完善建议

一、概述

通过仔细学习研究所学行政法中关于监督这方面的内容重点和行政法治监督和行政监督方面，上网搜集近几年的设计行政监督不到位,权责不明确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典型事件搜集资料的整合反馈，以行政法制监督资料选取进来的社会热点地沟油问题为分析背景，最后定制出我组认为最合理的法律条文。

二、确定讨论方向: 我们的作业要是分小组讨论合作提出一项新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的现行法律包括宪法，民商法，刑法、经济法，社会法，行政法等等。着眼于我们当下所学课程《行政法学》，于是我们讨论的方向是立足与行政法有关的法律，这样将我们所学的知识加以运用和实践。

首先我们通过回忆所学的行政法的知识,并从中选取几个方面加以讨论。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体系日渐成熟法律法规已经变得比较完善.我组成员认为要想提出一条新的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于是经过我组成员的探讨，我们从目前的“法律的不完善”或法律监督主体责任不明确方面着手进行讨论。虽然我国的法律在各个方面的的规定已经相对很完备，但是有的具体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法律法规所涉及不到的也比比皆是。我们结合所学的知识以行政法为方向进行讨论。

最近集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具体包括地沟油)，校车问题等现象的频频发生,从根本上向我们反馈的信息无疑是政府监督力度不够和监察体系的不完善。这仅仅是一方面，多的例子在此不变多述。于是我组成员认为我们有必要对《监督法》的完善进行进一步的补充。

三、具体事件介绍

资料分析

地沟油，城市下水道里悄悄流淌的垃圾。有淘者对其进行加工，摇身变成餐桌上的“食用油”。他们每天从那里捞取大量暗淡浑浊、略呈红色的膏状物，仅仅经过一夜的过滤、加热、沉淀、分离，就能让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变身为清亮的“食用油”，最终通过低价销售，重返人们的餐桌。这种被称作“地沟油”的三无产品，其主要成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质。

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首次全环节破获一起特大地沟油制售食用油案，捣毁6个制黑窝点，抓获嫌疑人32名，同时查获食用地沟油100吨。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六大环节的一条地沟油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一些公众和专家质疑为什么这次特大打击地沟油行动中，最后只有公安部门出面。之前所有环节中为什么都没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在记者调查中，公众对地沟油相关管理环节涉及的监管部门存在互相推诿的质疑不绝于耳。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对“地沟油”的监管实际涉及多个部门，包括卫生、质量监督、工商管理、环保、市政、城管、公安等。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地沟油在生产环节属于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管理;进入餐馆则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查处，因其有吊销餐饮服务许可证权力;流通环节属工商部门管辖;餐厨垃圾回收归口市政部门。只有最后形成公共安全威胁才涉及公安部门。 然而在此次对地沟油侦破案件过程公开报道中，从初期掏捞、粗炼到“二传手”倒卖和深加工，再到最后的批发和零售等一系列环节，几乎没有看到相关行政执法监管部门的身影。正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言，地沟油犯罪这一本应涉及多个环节的多头监管对象，反而实际成为监管的“盲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事实上，对于地沟油的整治和监管涉及到对餐厨垃圾从收集运输到处理管理各环节。有专家表示，这其中除了借鉴国外，通过立法严惩不法商贩之外，对有关监管部门执法不严进行严苛的问责机制很有必要。对此，社会学者郭簃表示，这需要各个环节和部门的真正配合与落实，标准和要求出台相对容易，部门的协调行动形成长效机制才是根本。权力过分集中固然是个问题，但是过分分散也容易导致互相推诿扯皮，如何避免最终形成监管“真空”才是关键。

显然，相关环节监管不到位甚至失职是个突出问题。更有甚者，一些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温柔”，也造成一些黑心厂家的实际违法成本过低。因此，对于监管部门的严苛问责非常重要。

国家有明文规定，对地沟油的监管涉及卫生监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环保、公安和建设等多个部门，从生产到加工，再到流通，各个环节都有相关部门来把控。但在现实分工中谁都有责变成了谁都无责的局面。采访中，记者联系了十几个部门，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不是我们的职权范围。”

部门之间相互推脱，对于加工使用“地沟油”究竟如何处罚，更是规定的含糊。 经过对该事件的探讨，我们小组得出的结论：行政主体部分权责不明确,出现问题互相推诿。应当细化每个部分所负责的具体方面包括细化到每个科室每个具体人员所应承担的具体职责,对于出现比尽责的部门和个人给予惩罚.行政监督不到位,缺乏对监督主体本身的监督

四、对资料的思考

为有效地解决上述存在的缺陷,完善行政监督体制,提高行政监督的效能,建议做好以下工作: 改革行政监督的双重领导体制,建立起行政监督的垂直领导体制。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这已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项原则,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我国的内部监督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实践证明,这种内部监督由于体系不独立、地位不高,容易受人情关系的影响,因而监督大打折扣。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外部监督不同于内部监督的优点是,外部监督地位独立,自成体系,受关系网的影响小,不用担心打击报复,比较容易做到大胆地秉公执法,严格依法办事。

那么怎样建立独立的外部行政监督体系呢?首先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提升其地位,使其与同级行政部门地位平等,赋予其相应的职权,监督同级行政部门和行政首长。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自上而下成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部门只受上级监察部门上的领导监督,干部的任免由上级进行,并只对上级负责,不受行政部门的约束。按照我国国体的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监察机关隶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对其负责。建立相对独立监督机构后,要把该机构作为整合整个行政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由它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各种行政监督力量。这样就可避免监督主体多,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力量分散的特点,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

重视和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行政监督立法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尽快建立健全各种行政监督法规,才能为积极有效的行政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程序。长期以来,我国监督立法工作薄弱,尽管这几年也制定了一些法规条例,如《行政监察法》。但从总体上讲,仍不能满足当前行政监督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行政监督立法亟待加强,行政监督立法既需要基本法规,还要制定各类行政监督机关组织法;既要制定实体法规,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监督的内容及重点: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监督的方式:如公开监督与秘密监督结合,专门机关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教育与处罚结合等方式。监督的具体手段,如群众举报,暗访、公开暴光等。

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强化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行政机关活动的范围虽不及计划经济下的范围,但仍然拥有诸如对进入市场的主客体的资格审查,税收、信贷政策的制定执行,发展公益事业,兴办公共工程,管理国有资产等权限。这客观上就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不规范行为的可能性。防止这些可能性出现的重要措施是加强监督制约,只有政务公开,才能了解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言行,从而展开监督;只有政务公开,才能杜绝各种幕后交易,搞不正之风的人才易败露。应该说,当前各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政务公开,但这种公开的程度不够,而且政务公开还没有上升为法律,缺乏法律约束力。因此我们应尽快采用法律形式健全公开办事制度。有了公开办事制度,社会各界的群众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制度,积极参与行政监督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监督政府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帮助政府纠正工作失误,预防失职、擅权、腐败现象。在强化社会监督作用的同时,应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它以其信息传递上的公开、迅速、广泛,对监督客体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效应。从近几年来媒体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所揭露的问题,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处理的实例就可证明这一点。今后应继续强化这种形式的监督。

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素质。“为政在人”,行政监督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督人员的工作来实现,提高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素质就成了完成行政监督职能任务的重要保障。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素质、道德作风素质、业务技术素质和文化智能素质等,必须在这些方面全面提高。当前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应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关心群众,有较强的业务技术素质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工作人员及时选拔充实到各级监督队伍中去,发挥其骨干作用,二是针对目前有的监督人员理论和业务水平较差的情况,应十分注意通过培训来提高他们的行政监督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等基本素质。三是加强行政监督工作人员的自我素质修养,要养成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习惯;要勇于实践、刻苦锻炼;要严格要求自己,持之以恒,使自己的素质不断提高。有了高素质的监督队伍,监督水平的提高就有了基础。同时,我们要学习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所提倡的“教之以礼,裁之以法”恩威并重的监督思想。做到既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素质,又要进一步完善法制,使自律和他律有效结合,形成有机的统一体。

总之,行政监督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应采用上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尽快地健全和完善这一体制。

五、《监督法》的不足

首先，监督主体的缺位。我国宪法第6

2、6

3、6

7、10

3、104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虽然人大是我国公权力监督机制中最基本的监督主体，但由于人大每年才召开一次会议，而且会期较短，监督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因此，最经常和最直接行使监督职能的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但监督法未同时规定人大监督，将人大与人大常委会分离，只规定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并不妥当。人大每年的会期虽短，但人大代表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则是经常性的。且对我国最主要的公权力即以国务院为领导的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监督权是各级人大的基本权力，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要接受本级人大的监督与质询。而人大常委会只是人大的常设机构，其法律地位与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并无差别，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与人大代表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都只是人大监督的组成部分。因此将人大与人大常委会分离，只规定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并非最佳立法选择。

其次，监督对象涵盖不全。《监督法》是监督公权力行使的。我国宪法赋予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将中央军委也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对象之中，但毕竟一府两院行使的公权力最直接、广泛地涉及公民的权益与自由。若一府两院的公权力不被滥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一般情况下就能得到较有效的保障。《监督法》将监督对象确定为“一府两院”也是适当的。不过有权力就有滥用，就容易滋生腐败。我国公权力行使主体有自己的特色，在我国存在着一些垂直管理的部门，即驻在本行政区域，但由其上级机关实施垂直领导和决定人事任免的部门和单位。如海关、金融、国税等部门和行业。垂直管理部门担负某一方面专业法律、法规的执行权，同时代表国家行使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和行业监督权。但监督法并未将对垂直管理部门监督纳入其中。

再次，内容规定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内容规定较原则，甚至存有漏项。《监督法》中规定了人大常委会有权“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但监督法的规定比较原则，缺乏有针对性的规范。特别是对于政府只需要向权力机关报告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规定过于笼统，使得实践中预算和执行报告既具有难以被权力机关代表和社会公众明白和理解的“专业”性，也很难从报告中看出政府收入和为推行行政立法而支出的明细情况。从预算监督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大常委会的预算监督存在先天不足。现行的预算监督是以预算法作为法律依据的，而我国《预算法》颁布于1995年计划经济时期，加上现行的体制因素，人大对预算的监督仍有诸多困难，总体上还属于一种疲软、浅层次的监督。而监督法对此没有做出突破性规定。尽管监督法规定了审查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等方面内容，但仍有漏项，如对政府债务、政府投资的项目、预算外资金、非税收收入，包括各种基金如何监督，监督法没有规定。

最后，法律责任制度设计缺失。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都设有“法律责任”专章，而监督法却无此章节，也未规定违反监督法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监督法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工作监督的对象是本级的一府两院的工作，以促进依法行政、司法公正，但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缺乏。如根据监督法第37条规定，当出现提质询案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时，“可以提出要求，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但该条没有规定常委会或者常委会组成人员如果对再次答复仍然不满意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果不满意受质询机关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些问题，不利于质询权的真正实现。

六、完善监督的建议

监督者应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在我们这个行政权力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对监督还没有自信，行政机关更没有将自己置于人民力量之下的心理积淀并形成职业习惯。只有监督者转变旧有观念，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主动行使监督权，才能使监督工作真正产生实效。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工作中应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带头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建立人大监督效果保障机制。首先，提高监督者资格条件，严把入口关。鉴于人大常委会国家机构的特殊性，应不断提高各级人大常委会成员的自身修养和相应的专业知识水平。要保证监督的效果乃至于要做好人大的一切工作，应建立竞争性的监督主体产生机制，也就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应由竞选产生。

其次，在内容上细化。如在预算监督方面，要完善预算监督制度，增强预算监督的规范性。可从建立财政预算初审、预算审查批准和部门预算备案、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的监督、预算审查监督工作制度等方面着手，对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审查监督及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进一步规范、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预算审查监督职权的范围、内容、程序和办法，保证预算审查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明确规定设区的市、县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对省以下垂直领导的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以保证宪法、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再次，明确违反监督法的法律责任。要威慑和制裁违法行为，推动监督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建议在《监督法》中增设“法律责任”专章，明确追究责任的情形、责任追究方式、监督异议、责任追究、责成监督等内容，以确保监督法的贯彻落实。如果各级人大常委会不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职权或“一府两院”拒绝接受监督、消极应付或阻挠人大监督等等，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宪法有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规定，因此应承担宪法上的不利后果即宪法责任。具体而言，人大的监督应更着重于询问、质询、罢免、撤职、质询、撤销规范性文件等监督手段及程序的完善和充分使用。任何违反监督法规定的行为，原则上都应受到法律责任的约束和制裁。

第二篇：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思考与对策

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思考与对策 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四项重要措施之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这是党中央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大决策，是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得以深化的重要标志。

一、加强对权力运行机制监督的思考

(一) 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规范用权行为。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事放权，削减行政行为。要把改革审批制度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要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减少或合并交叉、重复的审批事项。二是要科学设事，严格规范审批内容、条件，确定审批时限，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量裁权。三是科学分解事权，严格内部制约机制。要调整部门、单位间的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分解行政职能，改革事业单位职能，把该分解的事权划分清楚，把具有行政职能的权力归位于行政机关，把该事业单位管理的事项应按权限规范。形成部门、单位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以保证权力运行的有序性，减少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增强权力运行的公开性，维护权力运行的严肃性。四是要改革管理体制。当前，贪污、贿赂等经济腐败增多，主要原因之一是部门、单位行政管理过细，管理薄弱和管理环节过多而造成漏洞的增多。尤其财务管理过于分散和隐蔽，财务监督机制过于松散和无力。因此，必须对现行管理机制和财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根本上堵住贪污、贿赂的“财源”渠道，杜绝行政行为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

(二)要搞好权力分解，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权力分解，就是使分解的权力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才能产生有效的制约效果。权力的分解是防止权力脱离人民利益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高度结晶。如果多项权力由一个集中的权力所支配，就很难形成权力间的制约关系，如果一个权力依附于另一个权力，权力之间形成隶属关系，则意味着权力形同虚设，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权力的分解达到权力的相互制约，其目的是使每一项权力的行使都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有纠正和限制其他权力的能力和容忍其他权力纠正和限制自己的能力。这样，权力既是监督制约其他权力的主体，又是其他权力制约的对象，这样构成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使各项权力在合理构建的权力体系中和谐运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

(三)要强化权力责任追究，保证权力合法运行。在我国政体框架中，尽管在赋予权力的时候，也赋予了相应的责任。但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的却是大量没有责任或几乎没有责任的权力。在权力几乎肆无忌惮地横发淫威的时候，责任却总是羞答答地躲在后面。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已经出台了各种条规制度2500多项，国家也相继出台了《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规范权力运作、预防和惩治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重要原因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视法律法规于不顾和心存侥幸心理。

因此，要强化对领导干部和握权人的责任与用权行为进行考核，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务员行政行为准则，明确用权不当应负责任的追究制度和措施，以保证权力的合法运行。一要落实监督主体的责任，建立监督主体失察责任追究制。对应该监督而没有监督、应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措施，以致出现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有相应的问责措施。二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特别是完善监督主体具体实施监督过程中的责任追究机制。如，重大工程招投标出了问题，除对招标人作出处理外，也要追究监督责任人的责任。又如，在干部考察中，对拟提拔对象相关责任人要签字负责，对今后发现提拔前存在问题者，也要追究考察人、推荐人的责任，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等。要继续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对以权谋私的腐败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切实做到惩处一个，教育一片。

(四)要健全监督制度，促进权力机制有效运行。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是新形势下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每位领导干部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既有监督他人的权力又有接受他人监督的义务。所以，要养成监督和被监督的习惯。一是要完善自律预警制度，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和权力行使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自律意识，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二是要定期召开案件通报大会，以案示警。三是要加强异体监督的管理机制，如对专项资金和审批和项目的后续管理，要制定措施，全程介入，跟踪检查，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和权力运行机制沿着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科学有效运行。

(五)要探索内在规律，做到“三个依靠”。要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权力监督制约的特点和规律，找准最佳“着力点”和突破口，制定切合实际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是依靠法制。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既要坚持遵守党纪政纪条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好集体领导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对议事的范围、原则、权限、方法、制度等，都做出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克服权力运用的随意性。二是依靠组织。监督制约权力需要群众广泛参与，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要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用组织的力量制约权力运行。新形势下纪委机关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保持纪检干部的浩然正气，努力提高执纪办案水平，坚决同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尽职尽责地完成好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各级党委要重视纪检干部队伍建设，重视纪检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三是依靠改革。要着眼于扩大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勇于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寻求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对策。要把着力点放在改革创新上，在完善政务公开，领导干部述廉、村财乡管和民主评议、民主决策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思路，大胆创新，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监督制约措施。在手段上，从监督权力向制约权力延伸;在过程上，从阶段向全程延伸，事前要堵住，事中要卡住，事后要查住，做到环环相扣。保证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努力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近年来曝光的一些案件看，权力腐败是导致犯罪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从中可以看出现行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权力过于集中。经济学家指出，现在包括行政改革项目在内的政府配臵的社会资源，占整个社会资源的70%以上，正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权力太多、太集中、太具体，给权力寻租以可乘之机，也造成行贿和腐败的市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如果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一旦思想长堤崩溃，私欲膨胀，就会利令智昏，千方百计去满足个人需要，就会导致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违背社会规范，超越职权和不当用权。权力的失控，必然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一些大案要案足以说明，权力集中与职务犯罪具有内在联系，职权的集中性与决策的随意性直接关联，成了权力与非规范运行的体制基础。权力集中于个人就为暗箱操作的运行方式提供便利，为以权谋私留下隐患。

(二)私欲驱动权力运行。产生腐败的总源头或者总根源是权力加私欲、私欲驱动权力的结果。腐败总是依附权力而存在的，手中没有权力的人不可能腐败，只有拥有了权力，才有可能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在用人上任人唯亲，买官卖官;在工作上失职渎职;在生活上色情堕落。权力的腐败无论何种形式，最终都归结为权力的私欲性。当权者一旦私欲膨胀，其手中握有的权力就会偏离正常规律运行，权力就会无限扩张，必定丧德、丧志、丧气、丧命。从一些案例看，有些领导干部就是起因于私欲，才使手中的权力变质而实施贪污、受贿、索贿、腐化堕落，进而受到法律制裁和党纪政纪处分。

(三)行政权力至上。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下放权力，放权才能精简，精简必须放权。一些人认为有权就有一切，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一旦在任，就肆意用权，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和筹码。在改革行政运行机制中，一提到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力，就想方设法拖延、抵触，千方百计争取保留权力，目的是自恃掌权的荣耀，削权等于“失威”、“失利”、“失尊”。无非是握权有好处，身份倍增、有利可图。从机构改革至目前的行政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个别部门把权力视为己有的现象，减人可以，减权断然不行，别人都不应该管，只有我管才有道理，造成部门、单位之间关系不顺、相互扯皮、职能交叉、人浮于事，使行政运行机制不畅，工作效率低不。

(四)权力运作未全面公开。我国目前行政审批中事项多，标准不一，程序也不健全，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很容易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一些有审批权的持有者用党和国家赋予的项目审批、立项、资金拨付、项目执行等环节中的权力搞特权。因而，就出现了为争项目、要资金，找门子、托关系、送礼等幕后交易。持权者也就会因素质高低、或因感情亲疏、或因地域差异、或因利益的驱使，使其权力带有本部门小团体利益、乃至从个人私利出发，带有随意性和片面性。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权力运作过程公开的机制，国家还没有硬性措施规定权力执行者必须公开权力运行的情况，公民也无权要求权力运行公开化。同时，受传统观念影响，当权者又强调权力的神秘化，在不规范、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五)权力制约机制不力。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从我国情况看，各级领导机关、领导者似乎都认为应当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从形式上也能看到这种制度的存在，但实践中我们却感到，许多监督权力的机制形同虚设，许多制约权力的权力显得苍白无力。如有些腐败分子在滥用权力中几乎畅通无阻，官职还在不断提升。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解决权力运行制约机制这个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得到了加强，但是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力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仍然显得短缺，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不平衡，无以达到权利制约权力的目的。据统计，10多年来，制定颁布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行政法规，占总数的80%以上，而监督性法律法规只占0.87%。由此可见，监督制约权力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不少疏漏和缺失，造成法律法规对部分权力的制约上存在空挡。虽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但在执行中还存在错位和不够到位的现象。从而，增加了其权力滥用和权力腐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三、健全公共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用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控，对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予以惩处，法律制约的主体是检察审判机关。法律是一把利剑，是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最有力的也是最后的武器。因为法律制约具有其他制约所不能代替的特点和作用。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法律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行为，违法后做什么样的处罚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形成法律，法律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二具有平等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具有强制性，即以国家暴力工具为后盾对违法犯罪分子剥夺人身自由至剥夺生命的强有力制裁。因而也是制约对象最惧怕的一种制约。

(二)用权力监督权力。以权力监督权力是通过民主政治体制本身形成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是对公共权力的运作加以规范和限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实行的约束公共权力的基本方法，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开始于孟德斯鸡，实际应用开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公共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监督。任何代写职称论文一种权利都不是至高无上的，以此达到平衡，称为“制衡”。任何一项公共权力超越了规定的界限，都可以诉诸另一项公共权力彻底否定它的决定，甚至于撤销现有的机构从新组织，这就是公共权力的权力监督的含义，这种制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由一种高层的权力监督底层的权力，最高层次的权力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可以依据宪法等相关法律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二是平行权力层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平行层次公共权力最容易相互制约，因为在一个层次上，不存在相互管理与指导的关系，在平常的运作中又是互相协同办理公共事务。

(三)用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一般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和其他传播媒介，对公共组织及其成员进行的监督。它可以对公共权力运行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扫描和揭露。它是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监督手段。一个公民或新闻媒体发现政府机构或官员有贪污、腐败、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时，他可以将之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以期引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如果被揭露的行为的确是违背当时当地的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德的，可以推知，公众会对这种行为加以反对。多数公众的反对构成一种舆论压力。这种力量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发挥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1)通过选举机制发挥作用。由十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一届政府和官员的命运最终决定于选民在投票时的评价，而这种揭露和批评自然影响选民对他们的评价，所以这种舆论压力可以对权力滥用起到一定的制约、威慑和遏止的作用。这种作用当体现在那些随选举而进退的官员身上时尤其明显。如果他们谋求竞选连任，他们会谨慎地注意和对待公众舆论对他们的评价。由于害怕自身的不当行为被公之于众，他们谨慎地行使公众赋予的权力。这表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藉选举机制可以发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作用。通过选举机制发挥作用，是言论自由发挥监督与制约功能的根本与最终的途径。(2)启动公共权力内部的监督机制。由于第一种途径的存在，一届政府或一任官员不仅可能要求自身谨言慎行，而且可能要求自己下属的机构或官员谨言慎行，因为下属机构或官员的不当行为影响到上级机构或官员的声誉，从而影响到负责官员在新一轮选举中的命运。同样，由于第一种途径的存在，那些负有法定监督职责的机构或官员对作为其监督对象的其他机构或官员可能会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公民的揭露使政府机构发现它们原来并没有发现的某一机构或官员的不当行为，它们由此可以对被揭露者启动法定的调查程序，行使强制性的调查权力。这种调查往往也得益于新闻记者和公民个人所揭露出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某一公共机构之所以会对另一机构行使监督与制约的法定职责，乃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所为。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公民的揭露可能引起某政府机构的注意，某政府机构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或法定权力不被侵犯，而对其他机构实行制约。(3)维持和促进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律意识。官员的自律意识的维持或增强不仅有赖于对官员进行有效的法律和道德教育，而且有赖于外部的制约力量，其中包括在一个开放的舆论空间中形成的民意。

(四)用人民群众监督，哪里有腐败分子?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最清楚!反腐败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将人民群众的民间网络反腐制度化，这样才能把民间反腐力量更好地整合到党和国家的反腐资源配臵的序列之中，从而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网络反腐斗争战场，将各级干部的工作、生活等方面都臵放“广大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阳光”监督中, 增强民间反腐社团的反腐倡廉能力。

第三篇：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完善

关键词: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 [1]刑事立案中存在的“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司法机关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解决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看，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的立案通知不予执行，检察机关该如何继续行使检察监督权(注：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置之不理的情况经常发生，这里举一例为证：被告人阮某于某日晚利用看麦场的机会，以暴力手段将前去麦场取农具的同村女青年林某强奸。林某被害后当即到乡政府告发。但乡政府个别干部却认为两家同住一村，原来又没有什么矛盾，没有强奸的因素，而且一个人对一个人，如女方不同意，进行反抗，男方也不能达到目的，遂以通奸作结论，责成被告人作出检讨而了结此案。被害人及其父母不服，向县公安局告发。公安局则认为乡政府已作处理而不予受理。被害人又告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院按照案件立案管辖的规定又转到公安局，并建议公安局对此案及时查处。公安局派人前往调查，经讯问被告人，被告人不承认;故未立案。尔后，被害人又告到检察院，检察院经详细询问被害人并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认为，被害人告发情态自然;乡政府调查时见到被害人衣服撕破，手皮擦破以及裤子上附有精斑等;两家无矛盾，被害人与被告人平日来往不多，不存在诬陷的可能。因此认为，乡政府的原处理是错误的。据此，检察院再次通知公安机关，要求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认为已经调查过，拒绝受理。该案例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事实证明，在目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缺乏足够 1

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性的约束手段，” [2]因而未能对刑事立案开展有力的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摆在法学理论工作者和法律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立案的性质

刑事立案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程序的一个环节，理论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立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 [3]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刑事诉讼立法规定来看，还是从刑事诉讼的过程来看，立案都只能是一种具有明显程序性的启动诉讼活动的一个环节，其本身隶属于侦查程序，并不具有一个独立诉讼程序的实质属性。

从我国立法的规定看，无法表明立案程序在立法上的独立程序地位。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一法条把立案与侦查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视为一个程序。因此把立案认定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所以，笔者认为，加强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加强对刑事侦查的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事立案这一环节的检察监督，可以实现对立案侦查程序的检察监督的完整性。

二、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立法和实践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规定很不完善。对刑事立案“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只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 2

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这一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立案如何处理无明确规定;二是如果公安机关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但立而不侦或者怠慢侦查怎么办?侦查工作不是机械的作业，需要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形式上的立案，实质上的久拖不办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

对刑事立案“不当立而立”的检察监督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干预民事纠纷时有发生，有的以合同诈骗犯罪立案来帮助民事案件当事人追债;又如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民事判决而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时，公安机关以被执行人报案而以抢劫立案为由出面干预执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刑事立案的条件不明确，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

考察国外一些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可以发现，尽管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是，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与控制仍然是十分有力的。

在意大利，检察院的首项职能就是主导刑事侦查，警察必须接受检察官的指令，由检察官决定刑事侦查的进程，整个刑事立案的控制权在检察官手中。在法国，检察官兼具有司法警察的所有职权，有权指挥司法警察的一切侦查活动，可以要求司法警察就一切犯罪提供报告及移送案件，并可受理告发与告诉。法国检察官对侦查人员的刑事立案的监督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案件的立案都要受到检察官的监督，而且检察官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此也有所体现。在美国，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可他们也有权参与侦查工作。有些检察机关有自己的专门侦查人员，有些检察机构则经常从当地警察局抽调侦探组成侦查队伍。特别是当警察人员因受不公正之利害关系牵制不能

3

公正进行侦查工作的时候，检察官往往亲自主持开展侦查工作。由此说明英美国家刑事立案侦查的权力也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掌握的。

在日本，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一种诉讼构造。一般认为，侦查是警察的责任，警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也受到了检察官的制约。日本检察官对警察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罢免不服从指挥的警察;二是决定自行侦查。司法警察在对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时，需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对司法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制约，故日本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指示、指挥权。 [4]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司法警察在接受告诉或告发时，应当迅速将与之有关的文书及物证送交检察官，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时可自行侦查;检察官为了保证公诉的提起，有权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一般性指示及一般性指挥。为确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优势地位，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了警察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指示、指挥行为的惩戒。在司法警察职员没有正当性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的情况下，认为有必要时，检察总长、高等检察厅长或地方检察厅长，对于警察署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国家公安委员会或都道公安委员会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对于警察署以外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对他有惩戒或罢免权限的机关分别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

可见，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还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职权主义，抑或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主义，虽然各国检察监督模式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但检察官对包括刑事立案在内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检察监督的强化发展，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程序规律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诉讼程序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规制权力以保证其合目的地运作。为了规制公安机关对刑事立案权力的行使，应该用诉讼程序理论来说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 4

诉讼程序理论中，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中与检察机关关系，在西方国家采用“侦检一体理论”，(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侦检关系模式只有一种即侦检一体化模式，大陆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紧密型，英美法系的侦检一体化模式可称之为松散型。(编者注))我国强调“侦检分工制约理论”，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是我国构建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具有检察监督的制约权，而这种制约权应该既包括对“作为”行为的制约权，又包括对“不作为”行为的制约权。权力也是职责和责任，不依法行使权力是一种失职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督。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作为”的行为，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审查批准、审查起诉等环节进行检察监督，而对于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不作为行为，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那么“侦检分工理论”也是不完善和不全面的。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中“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现象的检察监督是全面落实“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因此，尽管我国不采用“侦检一体理论”，但应借鉴“侦检一体理论”中符合我国国情的要素，加强对侦查工作的检察监督， [5]并将立案和侦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察监督，使“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三、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实施情况来看，如果不辅之以检察监督制度的深入改革，诉讼程序的公正必然难以实现。根据司法实践及他国的立法经验，笔者就完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程序，提出二项改革的建议：一是对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案件，检察机关不仅可以指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且公安机关不按照指令办理时，检察机关可以自行立案侦查;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5

在公安机关不按照检察机关立案指令办理时，保留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选择权力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从“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上看，自行立案侦查是有效制约、打击犯罪的监督手段。当一个人被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对这件事情应付了事，而立案侦查是需要积极去做才能有成效的，与其让公安机关消极立案侦查还不如改变立案侦查的主管机关更有效果。另一方面，从“侦检一体理论”和“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相互借鉴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在坚持“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同时，适当借鉴“侦检一体理论”的某些精神，吸收国际上的一些通常做法，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刑事案件行使立案撤销权，可以使刑事立案工作更加规范化，建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报送有关材料，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确实不应当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本文原载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4期上

注释:

【参考文献】

[1] 王步顺.探析刑事案件的充分立案[J].江西社会科学，2000.(1).130.

[2] 赵景川，宗淼.论立案监督的制度保障[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21.

[3] 赵志建.对刑事立案问题的探讨[J].法学杂志，2002,(5).8.

[4] 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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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J].法学研究，1999,(1).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四篇：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发展与协调（大全）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刘利宁

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案件中，民事行政案件占90%左右。广大群众对裁判不公的反映，也主要集中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问题意见较大。我们认为，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下面笔者就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制度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原因

当前，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与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科学。一方面导致检、法两家在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方式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分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得不到应有的配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职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另一方面，造成检察机关的执法不够统一，工作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监督不当、抗诉质量不高等问题。法律缺陷制约民行检察工作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抗诉范围狭窄，检察机关不能对调解、破产裁定、执行中存在的违法错误进行抗诉，出现法律监督真空。虽然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其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只规定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而且仅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还多次以批复文件的形式，排除了检察机关对调解以及破产、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的监督。司法现状表明，法院排除检察院的抗诉监督，使审判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容易滋生腐败。从法理上讲，

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全面的、多方位的、立体的、多元化的监督。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方式过于单一。这样，检察机关陷入了虽然有权力监督，却缺乏程序保障的监督方式的困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得民行检察监督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因此，司法现状呼吁检察机关革新监督方式。

2、抗诉在层次设计上先天不足，使检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没有抗诉权，其只能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没有抗诉决定权，一方面严重挫伤了基层院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导致案件大量涌入省市两级检察机关，而省市级检察院民行人力资源短缺，办案压力过大，已成为制约民行抗诉业务发展的最大障碍。案件的分布呈倒三角状，急需改变人力资源与案件分布失衡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案件向下分流，充分利用基层院的人力资源。

3、抗诉效率低下，诉讼成本高昂，不适应民行检察的需要。抗诉程序环节众多，民诉法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法院受理抗诉案件后消极处理，经常“久拖不审”、“久审不决”，明显造成抗诉案件周期长、速度慢。从实践来看，抗诉案件从受理到再审结束一般需要一年时间，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抗诉效率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导致很多申诉人，特别是那些案件标的不大的申诉人对抗诉失去信心，这也是民行检察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法院错误的判决，既不上诉，也不申诉，原因就在于上诉和申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还要劳累于奔波诉讼，干脆采取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判决的方式进行对抗。这有损法律的尊严，影响法院判决的权威，也是法院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因此，民行检察监督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解决抗诉周期长、诉讼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弊病，寻求高效的监督方式。

4、抗诉无论是其字眼还是操作程序，都显得非常严肃、正式。以致于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不能正确对待，认为是在挑法院的毛病，刻意责难，和法院搞对抗，使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甚至从观念和体制上排斥检察监督，致使检察监督的实效大打折扣。

5、现行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仅有抗诉，过于单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相适应。现实中，造成错判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法官认识偏差造成失误，另一种是法官道德品质差徇私枉法造成错案。笔者

认为，前者是可原谅的，而后者则是不可原谅的，对这两种案件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然而现行法律只有抗诉监督一种方式，不能区别对待，以致于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法官在检察机关抗诉后，明知原判决错误，就是不予改判，重新找个理由，维持原判，其原因就在于受传统文化影响，不能正确对待监督，不愿在对抗中承认错误，逞强斗气，更有甚者认为只要改判就意味着个人品质出了问题，这也是法院排斥抗诉监督和抗诉改判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既然民行检察监督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制度的缺陷，那么民行检察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修改法律，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规范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的程序，减少和避免检、法两家不必要的分歧和冲突。笔者认为，民行检察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改现行法律。

(一)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以下职能，改变检察权过于笼统、检察措施无法律依据的历史，促使法院尊重检察机关的监督。

1、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提起抗诉或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对违反法定程序办案的，有权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2、人民检察院对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人民检察院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

一、正确实施，有权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章、审判解释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不合法、不合理和越权审判解释及规章，可以向作出的主体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主动纠正，对拒不纠正的，可以以检察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纠正。

(二)修改《民事(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在分则中只规定了对已生效判决、裁定进行抗诉的监督方式。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法

律的守护人。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重要途径。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实现。现行法律规定的检察监督范围狭窄，影响了检察权的地位和作用发挥，扩大检察监督范围已成为当务之急。

1、将调解纳入抗诉范围。调解作为与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案重要方式，与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拘束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目前，有些法院在审判中片面追求调解率，滥用调解权，强制调解的情形比较严重，特别是对一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不审查是否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就予以确认，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民行抗诉的整体效果得到全面的发挥，应将调解列入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

2、将执行、支付令、诉讼保全等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执行、诉讼保全等活动，是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环节，与整个诉讼活动密切相关，与当事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对案件的结果也存在直接影响。如果出现错误，就可能给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事实上无法弥补的损害。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不作为、野蛮执行、随意增加被执行人、擅自查封、执行案外人财产、任意改变原判决以及司法人员在执行中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等违法违纪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非常强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些诉讼环节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这些诉讼活动的监督权。

因此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总则中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三)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权限

为了保障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应赋予其必要的权限，防止监督因缺乏保障而流于形式。我们认为，应明确检察机关的下列权限：

1、调阅案卷权。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就要对案情及诉讼活动有全面的了解，要做到对案情及诉讼过程全面的了解就必须查看原审卷宗。如果不调取审判卷宗，会带来很多困难和不便， 调阅卷宗对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必要的，应当予以保障。否则，检察监督权就无法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导致检法认识不一，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调卷困难。因此以立法形式明确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权力和程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权。司法实践中，通过调查取证来证明生效裁判存在错误或违法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案件的一般方法。通过调查取证可以证明法院已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事实，以充分了解生效裁判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民行检察监督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两高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有无调查取证权，意见分歧较大。因此，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民行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已成为必然选择。

鉴于民事诉讼的特殊性，为了保障当事人双方在举证方面的“攻守平衡”及诉讼地位的平等，应以法律形式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对调查取证的对象、范围、效力作必要的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下列情形下可以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1)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法院没有正当理由而未予调查取证的。(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双方提供的证据都达不到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应予调查而未调查取证。(3)检察机关为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而对证据及相关事实进行调查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

(四)完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

现行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法律只规定了抗诉这一种方式，不能适应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发展要求，我们建议增加以下监督方式：

1、 民行公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经济交易的各种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1)、国有资产流失日趋严重，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元。进入90年代后，国有资产流失更触目惊心，每年流失至少1000亿元，日均流失3亿元。(2)、经济建设过程中频频发生环境污染等公害事件，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3)、经济转轨过程中暴露出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侵害了诚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4)、破坏公序良俗等民事行为和违法的民事行为，如违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形成的无效婚姻。

对于上述事件，只有极少数人享有起诉权，或者任何公民、法人对这种违法行为均无起诉权。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资格，也常常由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他来说可能是很不经济的，或者因为受害人多，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让别人搭便车等原因而无人起诉。对此，《法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利和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民行领域的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意。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起诉。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努力办理了一些挽回国有资产流失的民事公诉案件，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正因如此，社会各界呼吁赋予检察机关民行公诉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民事、行政公诉是现实的需要。

民行公诉应有一定条件和范围限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行公诉的案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民行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二是没有合适的诉讼主体。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行公诉：(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2)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公共设施受到损害的案件;(3)反垄断案件;(4)破坏公序良俗和和民事违法案件。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向原审法院提出纠正意见，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监督程序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是启动纠正的渠道和避免错误裁判发生的程序装置，该监督方式更

加体现了“相互制约”和“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它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调和、追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产物。利用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积极沟通，交流意见，通过法院内部监督机制纠正自身错误，减少了检法两家的摩擦，大大优化了司法环境。同时减少了诉讼环节，缩短了诉讼周期，提高了诉讼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满足了申诉人急于寻求公正的意愿，避免了申诉人因短时间内不能纠正错误判决而引发上访事件的发生。实践证明，再审检察建议是一种便捷、高效的监督模式，它能使检法之间、政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趋于一致，在短时间内实现和谐统一的完美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颇佳。

同时，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建议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不能通过再审予以纠正的违法裁定，如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进行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从而使抗诉变得没有实质意义，而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由于该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做法不一，大大影响了检察建议作用的发挥，因此建议法律确立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

3、纠正违法通知书。实践中，对于法官违反法律规定但不影响实体裁决的行为，如接受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的财物、吃请。对此，检察机关已经创造了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监督手段，这对于促进公正执法很有必要。

(五)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程序

1、民行检察案件的立案条件。考虑到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除非原裁判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不得立案。考虑到裁判的稳定性，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应规定一定的期限，期限届满不申请的视为放弃权利，检察机关不再受理。

2、明确规定民行抗诉案件，同级抗同级审。即由抗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法院再审，不得交由下级法院审理。司法实践中，再审法院往往将大量的民行抗诉案件发回原作出错误判决的法院审理。由于许多案件

往往是院长、庭长审批或经集体讨论的结果，故原审法院大多作维持原判处理，这也是抗诉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同级抗下级审的模式严重影响抗诉监督的权威与时效，导致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容易滋生有错不纠，其实质会放纵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再审抗诉案件，可以超然于审判的行政化和地方化，最起码可以冲淡这些非理性色彩，有助于推进司法独立。

3、人民法院应当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从抗诉实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申诉，由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抗诉程序，许多情况下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基本一致，最起码没有明显冲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申诉理由和抗诉理由不一致或明显发生冲突。因为民行抗诉在任何条件下不受当事人意思左右，尤其是检察机关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益而提起抗诉，纯粹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抗诉始终处于一种独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以抗诉理由还是以申诉理由为审理范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从监督角度审视，当事人申诉只是民行抗诉案件的信息来源之一，除此之外，还存在因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损害国家、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并抗诉的案件。抗诉主要体现的是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权对另一种公权力——审判权的抗衡。因此，抗诉案件应以抗诉理由为审理范围。

4、再审人民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可以作出维持原判决的裁判，但不得适用“驳回抗诉”。民行抗诉是一种基于原审法院裁判错误，甚至是司法腐败，进而进行的一种纯正的法律监督，它不是基于诉权而动用公权力，也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更不受当事人意志左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超然立场。因为民行抗诉活动中，检察机关原本没有自己任何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主张，而是为谋求司法公正的一种监督。司法实践中，有的再审法院认为抗诉理由不成立的，直接适用“驳回抗诉”，严重地侵害了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的权威，模糊了民行抗诉的属性和独立价值。

5、明确规定再审期限。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再审案件的办理期限，以至于法院对再审案件，久拖不审、久审不决，不能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法院的消极处理，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建议法律规定法院的再审期限。

6、明确检察机关在抗诉案件中的权限。(1)应明确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时的称谓和座次安排;(2)宣读抗诉书的权利;(3)有权发表抗诉意见的权利;(4)检察人员不参与法庭辩论。

三、现阶段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的途径

虽说立法不完善是当前制约民行检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法院不配合、排斥监督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虽然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了立法日程，但由于该项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在某些方面专家意见分歧较大，因此，新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尚需时日。在立法还未修改之前，要加强民行检察监督，就必须从优化司法环境入手，检法之间统一认识、减少摩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有利于保障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促进公正执法的目的出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制订立法解释，明确将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等诉讼活动纳入抗诉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审查并撤消最高人民法院单方面限制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排除检察机关对调解、执行、诉讼保全、破产等活动的监督，以及限制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维持原判案件抗诉级别的限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涉及检法两家的权力配置。这些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已经超出了审判解释的范畴，属于立法的范畴，对其解释的权力只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法院的解释属于越权解释;在形式上以审判权限制、排斥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违反法律规定;在逻辑上是由被监督者限制监督者的监督范围，具有不合理性。

2、制订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再审期限。根据司法实践，再审法院应当在接到抗诉书后3个月内审理完毕，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

3、协调检法关系，实现同级抗同级审，落实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中宣读抗诉书、发表抗诉意见等权力。法院将法律规定的上级检察机关抗诉案件，通过制订司法解释发回下级法院再审，违反了检法两家在诉讼中等级对等(平衡)的原则，有损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和地位。

4、通过协调，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利。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行政)公诉，法院应当受理，并免收案件受理费，同时制订民行公诉的相关细则规定。

同时，检察机关也应加大改革力度，在民行部门建立和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和“主办检察官制度”， 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公开审查制度要求在办理民事案件中要坚持立案公开，履行告知义务，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公开审查结论，使民行监督置于“阳光地带”，完全纳入依法监督的轨道，以公开促公正，实现民行监督工作中的执法公正。要实行“主办检察官”制度，通过竞争上岗、择优选任的方式，实行民行办案资格准入制度。对民行业务人员定期培训，不断提高理论与实践水平、提高办案能力。同时通过改革办案方式，落实办案责任制，提高民行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

第五篇：中班幼儿个案观察记录分析与反思

观察背景：小宇是我班一个年纪较小的外地新生，经过一个月的幼儿园生活发现其适应能力还是相对较强的，但是做每件事情之前总喜欢来询问老师下一步该干什么，缺乏一定自主能力。

观察目的：是否熟悉幼儿园生活的每个步骤，并能自主完成每个步骤?

观察策略：记录师生间的对话，针对小宇爱询问的个性特点，采取应答式，在一定情况下也可采取“反问”。

观察记录：

小宇：(来到幼儿园，看到老师)“老师，现在我们去干吗呀?”

师：“现在是晨间游戏时间，你可以和小朋友去游戏，一起去玩。”

小宇：“那玩好游戏又去干吗呢?”

师：“玩好游戏我们就要去做操了，要去锻炼身体呀，还要吃点心。”

小宇听完我说的话后，走向了位子，和小朋友一起去玩游戏了。

(中午吃饭、睡觉时间)

小宇：“老师，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师：“我们现在要去洗手吃饭啊。”

小宇：“那吃好饭我们在去干什么啊?”

师：“吃好饭我们散会步，就要去小便睡觉了。”

小宇：“那小好便又要去干吗呢?”

师：“小宇宝贝，那你来告诉老师我们接下来要干吗呀?” 小宇：“是不是应该去午睡房睡觉了啊，对了，我们还应该把衣服、鞋子脱掉，对吗?”

师：“是的，真棒!小宇宝宝真聪明!”

分析与反思：

小宇宝宝是我班年龄较小的一个男孩。没有自信、做事不肯定是小年龄幼儿的一种表现形式。我根据托班幼儿年龄特点小的性质，分析了小宇的一系列反映。小宇常常会用询问的口气来征求教师的意见，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他想在老师的嘴中得到老师的肯定，从而来证实自己所想的是否正确。其实经过一个月在园的生活，他已经了解在幼儿园生活的每一个步骤，但是往往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不肯定，所以对老师产生了一种感情的寄托，他希望通过老师的鼓励、肯定等积极的态度来增加对自己的不自信，从而来满足自己的一系列疑问。面对这类幼儿，我们应该采取“反问”的形式来激励幼儿，对幼儿可以多提一些“你认为呢?”“你想的是怎样的?”等问题来锻炼这类幼儿。可以让这些疑问从他们自己的嘴巴里说出来，让他觉得自己说的也是对的，来逐步锻炼幼儿的表现力、语言的组织里，更加能锻炼幼儿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