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异同

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异同（共5篇）

篇1：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异同

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异同

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在散文创作领域皆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柳宗元倡导古文,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创作不仅变一时之文风,且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刘禹锡的散文也极具特色,能“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四库全书总目》)。然而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位作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都与前代的文学传统存在着继承关系。柳刘二人皆博览群书、学识不凡,他们在散文创作方面均十分注重继承和积累,强调学习和借鉴前人的优秀作品。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曾云:“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刘禹锡对自己青年时代勤学苦读的经历有过这样的描述,自云:“畋渔于书林,霄语途话,琴酒调谑,一出于文章。俄被召为记室参军。会出师淮上,恒磨墨于上,或寝止于群书中。”

探究刘柳散文各自的取法渊源,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他们散文的特色。首先看柳宗元,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作文应该“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而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不仅如此,还应“参之谷梁氏以历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他将《书》、《诗》、《礼》、《易》、《春秋》五经作为文章取法之源,视儒家经典为学文的根基,认为这些典籍是作文者首先应该取法的对象,只有通过学习这些经典著作才能掌握文章创作的要领。同时,他又要求学文者能够旁搜远绍、广泛涉猎,在精研儒典之余,旁及子史,并将《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也列为取法对象,认为研读这些著作能使文章情韵不匮而负有气势,条理清晰而逻辑严密,文辞洁净而幽深妙微。与人谈及作文之道时,他强调应“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宋人吕祖谦和王应麟皆认为柳文多处效仿《国语》,如将《国语》与柳文加以比较,的确可以看出这点。例如,柳宗元《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的风格确有类似《国语》之处。但他善于学习,并非刻意模拟,能吸取《国语》行文的妙处而加以变化。先秦诸子的文章,柳宗元最爱《韩非子》,其论说文多受其影响。除了儒家经典和诸子散文外,柳宗元评价最高的是西汉文章,他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他认为“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指出殷周以前的文章重质轻文而过于朴直,显得简单而粗糙,魏晋以后的文章唯求形式而失于靡荡。既不简野又不靡荡,文质兼备、折中而行的惟有西汉之文,文至东汉,则又衰落了。应该说柳宗元的论说文和赋体文是其最具特色的两类文章,而西汉文章中成就最高的也是这两类,从中可见柳文与西汉散文的关系。柳宗元十分喜爱扬雄的文章,曾为《法言》作注。刘熙载指出柳文修辞炼字的方式多得益于扬雄之文。柳文还受到《史记》的影响,例如《游黄溪记》篇首几句的笔法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极为相似,显然是导源于此文。因此,韩愈曾指出柳文具有雄深雅健的风格,类似司马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笔法多受《山海经》和《水经注》启发。他在重视西汉文章的同时,也不偏废六朝文赋,披沙拣金、多有采撷。正是其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取法方式,造就了柳文变化莫测、富于创造的独特品格。

与柳宗元一样,刘禹锡也广泛学习前人的作品,注意兼收并蓄。首先,他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自幼通习《诗经》、《尚书》,权德舆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观省序》中就曾提及禹锡幼年已能熟诵《诗》、《书》一事。刘禹锡自称喜爱《谷梁传》、《国语》、《史记》等文章,在他的`散文中可以找到这些文章的影子。前人还曾指出过刘文仿效《离骚》、《荀子》、《韩非子》、《鬼谷子》、《汉书》以及六朝骈文辞赋的痕迹。宋人洪迈曾指出刘禹锡《因论・儆舟》一文对《汉书・蒯伍江息夫》以及《荀子・成相篇》的成功模仿,并说明其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在模仿的同时形成自己的行文节奏,使得文章音节铿亮、富有韵律,因而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宋人王应麟同样指出刘禹锡《因论・叹牛》中“员能霸吴属镂赐,斯既帝秦五刑具,长平威振杜邮死,垓下敌禽钟室诛”和《因论・儆舟》中“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等文句对《汉书・蒯伍江息夫》的效法,而明人杨慎则认为禹锡的上述文字发源于《韩非子・内储说下》中“门人捐水而夷射诛”六句。王氏还指出刘禹锡《口兵戒》一文对《鬼谷子》的效仿。近人林纾认为刘禹锡《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吏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一文凝重的句式和典丽的措词,出自于班固的《汉书》;还指出禹锡的《吊马文》发源于《离骚》,并带有六朝骈文辞赋的气息。总体而言,刘禹锡散文创作取法广泛、转益多师,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汉代刘向和班固的文章。刘禹锡自称是汉中山王刘靖的后代,与汉景帝有血缘关系,而刘向也是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这可能是导致他格外推重刘向文章的一个原因。刘禹锡的一些文章宏通辩博、典雅厚实,确实很像刘向的文风;而刘禹锡的碑志大多深厚严密,与班固《汉书》句式整饬、沉稳密丽的文风极为相似。刘禹锡的寓言短论则受诸子散文的影响较深,在《因论》七篇中作者皆以“刘子”自称,显然有模仿先秦诸子的意味。

总的看来,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散文取法对象上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首先,二人在取法对象的选择上皆有着开阔的视野, 能够纵横百家、广泛学习,较之“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的韩愈以及古文运动前驱者萧颖士、李华之属是更为高明的;同绝大多数传统文人一样,刘柳二人的散文创作都注意学习和借鉴儒家经典。但相对而言,柳宗元更强调这一点,而刘禹锡则受诸子散文影响更多一些,这也许是柳文较刘文更为后人所看重的原因之一;二人对《谷梁传》和《国语》都很感兴趣,其峻洁缜密的文风对二人的文章均有影响;屈原的《离骚》对二人的影响也很大,二人文章多具象征性和讽怨性,正是出于对《离骚》精神的继承;对于汉代的文章,刘禹锡于两汉之文都很推崇,除了喜欢刘向的文章外,还多效法《汉书》,柳宗元则偏爱西汉;二人皆爱读司马迁的《史记》,然柳文受其影响更深,其单行奇字、疏荡跳踯文风皆导源与此;六朝的辞赋骈文则对刘文的影响更大。例如《唐故相国李公集纪》等文,词彩和句式显得密丽典重,接近六朝的文风,这是柳文中所少有的。

篇2：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异同

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因生平交游及难分伯仲的诗文成就而被人以“刘柳”并称。

构思是创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文章的优劣。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以炼神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1]此中“炼神气”即指构思,可见构思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要超过语言的运用。

严谨缜密的构思是刘、柳散文创作的共同特点。刘熙载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2]柳宗元的各类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形容尽致”、“牢笼百态”,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严谨缜密的构思。他的论说文往往论证缜密,富于逻辑性。如《桐叶封弟辨》一文,文意有多处转折,纵横捭阖,层层辩驳,层层推进,一段比一段精彩,理路明晰而意味深长,笔无虚言而论证精密,给人以警快锐利之感。柳文还常以奇峭的构思引人入胜,如《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便构思别致,失火当然是件坏事,而柳文的标题却冠一“贺”字,大反逻辑规律,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极有意致。文章开篇叙述作者得知王家失火后由惊骇到大喜的心情变化,说:“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然后再解释其中的缘由,原来王氏是富豪子弟,虽然工文章、善小学,但由于家中过于富有,廉洁之士因避嫌纷纷退避三舍,以致牵累其才能的显扬;同时又表明自己虽曾夸赞王氏,但总因其富有而担心自己为人诟病。尔今一把大火,烧尽了王氏财产,反倒让他有显扬才名的机会,因而可喜可贺。文章以奇特巧妙的构思,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反映了当时社会以财论交的不良风气和科场腐败的种种弊病。

刘文严谨缜密的构思主要体现在其论说文中,此类文章通常说理详密、论证深入,有些作品完全可与柳文相颉颃,柳有《天说》,刘有《天论》;柳有《非国语》,刘有《因论》。《天论》是刘禹锡论说文中的代表,从中可以见出该类文章的一般特点。该文分上、中、下三篇,是一组思虑精微的哲学论文,全面表述了作者在自然观、天人关系、天命论根源等方面的认识,论证犀利、逻辑严密。作者在论证中时时设问,多有辩驳,将其哲学观点作了透彻的表述。刘禹锡曾自信地与韩愈相比,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3]这里的“笔”指各体散文,“论”专指论说文。王应麟曾讥嘲刘禹锡的这一言论是“不自量” [4]的行为。虽然,刘禹锡可能有点自负,但他只标榜自己的论说文,而不及其他,这不会是偶然的。韩文虽气势雄壮,但刘文严密的逻辑思辨和深刻的理性分析是韩愈所不及的,刘禹锡深知这点,故而会有此说。所以,清人李慈铭就认为刘禹锡“于韩、柳外自成一子。……王厚斋笑其‘不自量’,未为知言。”柳宗元的论说文虽也以构思严密著称,但从刘禹锡作《天论》以补正《天说》一事来看,刘文的构思有时比柳文更为严密。除了论说文,刘禹锡的其他散文的构思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如科技类说明文《机汲记》,此类文章为了符合实用的目的,必须将个个环节交代清楚。文章充分体现出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把繁杂的机械制造安装工艺写得有条不紊,清楚明白。此外,刘禹锡多年的仕宦生涯,让他转徙各地,从而创作了一批厅壁记之类的文章,这类作品常融人事变迁、地理沿革等内容于一篇,文字俭省而法度井然。无论长篇短制皆能巧于构思,严于组织。如《连州刺史厅壁记》一文,既表现了山水风景之美,又达到了实用的目的,在条理分明的叙述中显现出作者的谨严构思。

结构也称“文法”,既是文章谋篇布局的方式,又是文章构思的外在显现。如果把语言比作是文章的血肉,结构就是文章的骨骼,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柳文就十分重视谋篇布局。结构上,既有条理清晰、环环相扣的一面,如《封建论》、《天爵论》等论说文,不仅于外在的文字上有连结、转折和呼应,在段与段之间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段太尉逸事状》等记叙文也是精于剪裁,结构清晰;但同时又具有平中见奇,层见迭出的特色。其山水游记的谋篇布局绝不雷同,结构变化多端,各极其妙。柳文不仅讲究一篇之内的巧妙布局,有时在篇与篇之间也存在独具匠心的结构。如《永州八记》,既各自成篇,又前后连贯。每篇的开头与上篇互相关联,合则似山水长卷,分则为八折屏风。这样巧妙的布局,有利于突出了八处山水各自的特点,避免了重复雷同。结构上的灵活多变,造就了柳文“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5]的特色。

相对而言,刘文的结构较少变化。他的论说短文和杂文,如《因论》七篇、《观博》等,都是先叙事后说理,条理是清楚了,但缺乏新意。此外,他的厅壁记、驿路记之类,如《和州刺史厅壁记》、《武陵北亭记》等文,往往依照地理位置逐一写去,似乎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程式。他为友人写过不少集纪,往往是先议后叙。他的碑传文被誉为“饶有史才” [6],但也缺少结构上的变化。当然,刘文在结构上也并非毫无变化。洪迈便指出,刘禹锡的一些表文在结构上存在打破旧套、不依程式的现象。他在《容斋随笔》中说:“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诰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独刘梦得数表不然。”[7]《夔州刺史谢上表》即是如此,作者在“授臣某州”之后,即接以长篇自明的文字,最后才说“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讫”。这些表文能够不依固定的格式规范,打破旧时谢表的俗套,可算是刘文在结构上的闪光点。

立意指文章主题思想的构建与表达。柳刘散文在立意上都具有新奇而深刻的特点。柳文往往能从平凡的、人所常见的事物中出人意表地归纳出有意义的.主题。比如他的寓言作品,就善于通过日常事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或某种普遍的哲理。他以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观察,择取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例,把丰富的现实人生写进寓言之中,透过现象深究本质,寓意深刻而发人深省。如《三戒》中所讽刺的对象,既是现实政敌的化身,又包含了自己无法言说的隐痛。他的山水游记也是如此,永州山水在南方的景色中并无独特之处,但柳宗元能以独具匠心的象征手法,借助平凡无奇的山山水水来表现自己的悲剧命运。其传记散文大多有所寄托,人物的事迹和品格,往往只是感想的触发点,常以类比的方法引申出某种深刻的哲理。

刘文在立意上也有相类似的特点,同样善于从生活中归结深刻的道理。其《救沉志》、《观市》等篇,都借题发挥,揭露世间丑行,文短意长。《因论》七篇,往往一事一议,从习见小事中提炼出人生哲理,或将其与治道联系起来,以小见大,表达深刻见解。并且注意发掘客观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各种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富于辩证思想。如《叹牛》一文,也是借题发挥,通过对牛“用尽身残,功成祸归” [8]的描述,告诫人们应采取一种“执不匮之用而应夫无方” [9]的立身处世之道。作者有感而发,以牛譬人,立意巧妙,说服力很强,令人深受启发。

篇3：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异同

柳宗元既是优秀诗人, 也是大散文家,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著作《柳河东集》现存诗文四十五卷。他的诗风清朗疏淡, 用功精细, 寄意遥深, 苏轼在《评韩柳诗》中指出, “柳子厚诗, 在陶渊明下, 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 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 谓其外枯而中膏, 似澹而实美, 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柳宗元的诗, 大都是贬官之后写的, 更多地抒发了个人忧伤悲凉的情怀。《柳河东集》中收有《古今诗》两卷, 基本上囊括了他的诗篇。

羁禽响幽谷, 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游, 怀人泪空垂。

———《南涧中题》

破额山前碧玉流, 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 欲采蘋花不自由。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宦情羁思共凄凄, 春半如秋意转迷。

山城过雨百花尽, 榕叶满庭莺乱啼。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柳宗元的英年早逝, 深深地刺痛了刘禹锡。他对朝中权贵的讽刺与蔑视, 更加溢于言表;他的决不妥协的坚定与豪迈, 更加根深蒂固。权贵们对他的打击, 也是不遗余力。在此后的数年里, 他先是被外放夔州 (今四川奉节) , 两年后又迁往和州 (今安徽和县) , 南下北上, 东奔西走, 奔波江湖, 令人惊奇的是, 他依然豁达豪迈, 如晴空之黄鹤, 危崖之黄菊。在和州任上, 知县给他穿小鞋, 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 他居然很高兴, 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 身在和州思争辩。”知县闻讯很生气, 吩咐衙役将他迁到县城北门, 条件更为简陋, 他又写了一副对联贴上:“垂柳青青江水边, 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大怒, 令人把他调到县城中部, 给他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凳的小屋。刘禹锡啸然一笑, 奋笔写下了千古名作《陋室铭》———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 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 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个故事未必确切, 却鲜明地反映了刘禹锡不畏权贵、乐观向上的品格。

唐敬宗宝历二年 (826年) , 经宰相裴度再三举荐, 刘禹锡奉诏回朝。途经扬州时, 邂逅大诗人白居易, 两人举杯畅饮, 白乐天对他的坎坷遭遇感慨万千, 赋诗感叹, “亦知合被才名折, 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即席奉和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一股豪迈之气, 在纸上喷溅, 难怪白居易读罢, 感佩不已, 称之为“诗豪”, “其锋森然, 少敢当者”。

刘禹锡寄身官场, 一贬再贬, 徜徉于巴山楚水之间, 转眼已是23年。时光滔滔流逝, 梦想几乎成空。草木凋零矣, 物是人非矣!蹉跎岁月的惆怅, 宦海沉浮的伤感, 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此时此际, 他情同手足的好友柳宗元, 亡故已经十载。当年英姿焕发的两大天才, 如今早已人天永隔。想到此, 他不禁心头茫然, 喟然长叹:“死者长已矣, 存者且偷生!”

告别白乐天, 刘禹锡北上金陵。目睹金陵城的残破颓败, 想到统治阶级的荒淫嬉戏, 大唐江山的夕阳西下, 他不禁吊古伤今, 百转千回, 一气呵成了沉郁而苍凉的《金陵五题》, 咏叹历史之兴亡, 嗟叹时事之坠落。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这首著名的《石头城》, 通过对金陵城眼前萧索景象的描绘, 抒写了沉痛的历史兴亡之感, 引人遐思, “江南文士称为佳作, 虽名位不达, 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旧唐书》) 。

刘禹锡再一次回到京城长安, 皇家宫阙依旧, 皇帝却已经换了四茬: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晚唐诸帝, 自宪宗以下, 一个比一个懦弱不堪, 一个比一个嬉游无度, 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这一天, 刘禹锡再一次来到玄都观。观内的灿烂桃花, 早已不知去向;那些种桃道士, 也已渺然无踪。庭院冷落, 荒草萋萋, 刘禹锡不胜感怀, 写下了《再游玄都观》, 并在诗前写了一段序言———“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 此观未有花。是岁初牧连州, 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 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 红如霞, 随有前篇, 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 复为主客郎中, 重游玄都观, 荡然无复一树, 惟兔葵、燕麦动摇与春风耳……”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一年, 刘禹锡已经56岁, 年过半百, 鬓发灿然, 依然自称“刘郎”, 其生气勃勃的雄豪之情, 丝毫不减当年。昔日玄都观里的如霞桃花、如蚁人群, 如今都烟消云散了, 只剩了一些零落的兔葵与燕麦, 在漠漠春风里凄凉摇动, 而那个当初因一首桃花诗被贬谪14年的“刘郎”, 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回来了!

这就是诗人刘禹锡!———面对命运的打击, 曾经悲伤, 曾经惶惑, 曾经流泪, 但却永远不会屈膝, 不会退缩, 不会妥协。他会咬紧牙关, 擦干眼泪, 然后斗志昂扬地, 一步一步, 走向自己的人生!

篇4：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异同

关键词：谢灵运；柳宗元；山水诗；思想内容；异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232-02

谢灵运出生于士族大家，当时正处于晋宋易代、政治混乱时期。仕途失意的谢灵运将目光投向山水，在游览中写下许多山水之作，被人们称为山水诗鼻祖。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他同样出生于官宦世家，因参加永贞革新受牵连而被贬永州，继而又被贬柳州。在外地亲人、朋友难见，只能借山水来抒发心中的不悦，写出了许多不朽的山水名诗。二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因有着性质相似的生活经历，因此二人在山水诗中表现出诸多的相同，当然也有不同。本文通过分析诗歌来探究二人在山水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异同。

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派，后世的山水诗人都以他为榜样，或多或少地学习他的山水诗作，唐朝的柳宗元也不例外。关于柳宗元学谢灵运及其评价，如苏轼曰：“刘子厚诗云：‘鹤鸣楚山静。又云：‘隐忧倦永夜。东坡曰：子厚此诗，远出灵运上。”这是篇具体的作品说明柳宗元学习谢灵运，并且有所发展。二人山水诗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仕途失意，诗中诉孤寂

金人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说：“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这首诗说明了谢诗与柳诗在思想内容上都反映出“寂寞心”。二人用山水诗诉说心中的孤寂。

谢灵运于永初三年秋赴任途中作诗《七里濑》表明诗人的孤寂。此诗前四句表明诗人是在“羁心”中旅行，心中充满不悦。五到八句用“哀禽”、“荒林”，形象地刻画出了景色的萧条。而后面的诗句从写景转入抒情，同时兼有议论，诉说自己的孤寂。诗的前八句是为作者诉说孤寂作铺叙。“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两句中，诗人称自己为“孤客”，且一人独自在湍急的江流中行进，又用“伤”、“苦”二字表明此时诗人的心情，他正为一去不复的江水和崩落的江岸黯然伤神。在诗末诗人写到“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即使时代不同的两个人也可以志趣相投。其言外之意是，诗人无知音相伴，当世的人对自己并不了解。由此可见诗人内心的孤独寂寞。

柳宗元被贬到荒原之地，与自己原来生活的地方又如此不同，只能寄情于山水，寻找心灵的慰藉，这颗孤独寂寞心反映在诗歌字里行间。如他的名作《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这首借景抒情诗向我们展示的景物有：霜叶、黄花、寒花、荒村、古木。这些都是秋天的标志，万物呈现出一片萧条。诗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受其感染，心中不免忧愁、寂寞。而诗中的最后一句，表面上是写麋鹿被其惊跑，实则在抒发作者的心声：我现在多么孤独，一切都那么安静，就连这麋鹿这个活物也离我而去。这首诗真切地反映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心。

此外，如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彭城宫中直感受岁暮》《登石门最高顶》和柳宗元的《江雪》《登柳州峨山》《南涧中题》等诗均诉说了二人来到被贬之地，无知己交心，心中充满了孤寂。

二、寄情山水，诗中显佛理

谢灵运、柳宗元二人都是热衷于用世之人，但时代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实现理想，于是二人把山水自然视为归宿。遵循自然，力求清净，二人山水诗作多处显露出佛理中出世的态度。

谢灵运与佛学有不解之缘，与他平时交往的僧人有慧远、慧观、僧维等10余人之多，而且他与慧远的净土信仰、道生顿悟学说有很密切的关系。当谢灵运处于仕途失意寄情山水时，很自然的想到了出世，例如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作诗》直接阐述佛教净土信仰，继而摆脱生死轮回的苦难。首先诗中从“山水”“晖”的似有似无勾勒出山水的秀美。又以“变”“含”二字，概括出山水深幽的特质，气候的万变。“游子憺忘归”说明景色的美丽，吸引游子，也说明诗人领悟到自然的奥秘而忘归。人只有内心感到满足，那心性便可与宇宙合一。这便是谢灵运在此次游玩的所得，世间没有什么比这山水清晖更公正，所以游子才会忘归。

谢灵运的《折杨柳行》一诗同样可以体现其出世思想，这首诗作者感慨时光流逝飞速，人生易老从中体悟出否泰轮回的道理，说自己或出或处，都要遵循前哲之道，而自己的隐居也是遵循此道。作者选择在遵循前哲以达到避世的目的，这也就是选择了归隐，不问世俗，与佛家提倡的“弃俗”一派即合，体现了佛学中出世的意蕴。

柳宗元山水诗作也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他的山水诗同样蕴含着佛理。贬谪的柳宗元在主观上仍处于苦闷之中，客观上远离了官场，又可以经常与僧人参禅论道，谈玄说佛，这样就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在他的山水诗中显示出佛家思想中出世的态度，他选择与山水亲近超然的态度。例如《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被贬的柳宗元打击接踵而至，忧国之情、思乡之情、苦闷之情集于一身，无法释然，只能在山水中寻找净土。诗人以一种“无事”之心创造了这样一份宁静的环境。置身于美好的环境中，诗人与此景宾主相得，浑然融为一体。此时的作者心中无牵无挂，和尘世俗事暂时的告别，本着一颗超自然、超现实的心，寻找心灵中属于自己的那份净土。这里面蕴含了佛学中空无一切，暂时离开世俗的思想，即出世思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二人的山水诗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当他们失意的时候，寄情于山水之间，受佛学的感化，寻找到心灵的净土，心灵得慰藉。当然，他们二人并不是如佛家所说一心想去归隐，只是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暂时与尘世告别。

三、模山范水，诗中寓怨意

谢灵运和柳宗元都属于有才而不被重用的人，被贬之后，心中郁结着苦闷哀怨。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屈原，并且像屈原那样，用作品来抒发自己被贬的怨愤。于是，二人的山水诗中寄寓了浓浓的怨意。

有才而不被重用的谢灵运面对这样的现实是忧愤的，而屈原在《离骚》中抒发的那种怨愤对谢灵运最易产生共鸣。在他的《道路忆山中》一诗中，谢灵运这样写道：“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懑。”这首诗作于元嘉九年春离京赴临川途中，李善在“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两句下注：“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谓也。”在这句诗中谢灵运将自己与屈原对比，二人的“念”虽然不太相同，但是内心涌动的忧愁和怨愤却是一致的。谢灵运在这首诗中，叙写了自己的伤感情绪。而“忆山我愤港”更直接明了地表现出诗人的怨愤之情。

柳宗元山水诗中也同样寄寓了怨意。汪森《韩柳诗选》曰：“柳先生诗其冲淡处似陶，而苍秀则兼乎谢。至其忧思郁结，纡徐悽惋之致，往往深得于楚骚之遗，亦诗歌之雄杰也。”汪森注意到其思想情感的实质：“忧思郁结，纡徐悽惋之致。”而古人也往往把柳宗元的思想情感概括为“哀怨”二字，与屈原的“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一体看待。如乔亿《剑溪说诗》曰：“柳州哀怨，骚人之苗裔，幽峭处亦近是。”这正说明柳宗元继承了屈原的思想情感，他的山水诗中也寄寓了诗人被贬后的怨愤之情。如写于秋季的《南涧中题》，“回风”、“林影”、“羁禽”、“寒藻”奠定了悲凉的气氛，在这样的环境里诗人的哀怨之情油然而生。诗中的最后八句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来到被贬之地，思乡、孤独、彷徨等各种心情表现在诗歌中，诗人借助诗来抒发自己被贬之后的哀怨，就如屈原一样，用《离骚》来诉说自己的愤慨。

柳宗元在继承谢灵运山水诗思想内容的同时，又进行了发展。所以二人的山水诗在思想内容上又表现出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谢诗只“独善”，柳诗还“兼济”

纵观谢柳二人的山水诗，我们会发现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抒发失意的情怀。而柳宗元的山水诗在诉说自己失意的同时，更多地倾入了对朋友及百姓的关注。

从谢灵运的生平来看，谢灵运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一生只是仕途不得志，而本人未曾参加过为国为民的政治斗争，他的寂寞之情孤独之感只是因为自己失落的贵族地位和权势，在山水诗中谢灵运反复吟唱个人失意情怀。例如作于永初三年（422）深秋的《晚出西射堂》，诗人因受排挤离京来到永嘉，此时暮色苍茫，公事余暇，独自步出西门，远眺城西山岭，看到季节的变迁，勾起了忧伤。“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二句以鸟的形象比喻自己既恋旧侣，又怀念故地。紧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情：凡有情之物作者都会恋爱，又如何离得了自己的知心朋友了？诗人现在愁绪日益剧增，青丝变白发，紧促的衣带也变的宽松了，只有靠鸣琴排解愁绪了。谢灵运从个人角度出发，抒发个人离京的孤独、寂寞的愁绪，吟唱个人失意的情怀。

柳宗元山水诗抒发的寂寞情怀与谢灵运相比，有明显的差异。柳宗元是永贞革新核心人物之一，因改革失败而受打击迫害。他固守昔日的本心，一如既往关心民生疾苦。他有着明确的政治理想，并且不断追求，即使自己身处逆境，也从未放弃。他在被贬期间写了不少山水诗作，借此抒发自己的孤独寂寞。利用各种恶劣的环境，衬托自己抗争恶势力的勇气与追求，以此体现其不屈的人格。柳宗元到了柳州初期心中怨愤集聚，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一诗中，诗人登上了柳州城楼，凭高远望，海天大荒茫茫愁思，惊风密雨，岭树曲江，引发了诗人怀友情怀，一时间悲愁愤懑涌现出来。朱三溪《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卷一释此诗曰：“起曰高楼接大荒是凭高望远，目及千里也。次曰海天愁思是一望无际，触景伤怀也。愁思茫茫下一‘正字，言今被斥远方，已到十分苦境，偏是惊风密雨，全不顾人；乱飐斜侵，有加无已，愁思不愈难为情乎？五是望四州而不可即，六是思四州而无已时，即所云滞一乡也。曰‘共来，曰‘犹是，愁之深，怨之至也。”又曰：“惊风密雨，有寓无端被谗斥逐惊怀之意，又寓风雨萧条、触景感怀之意。”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诗人有无限愁绪，他在愁那斜风密雨般飘摇不定的破碎山河。他的山水诗不仅抒发了自己的失意情怀，也抒发了对破碎山河、黎民百姓的忧愁。

谢灵运和柳宗元山水诗中的孤独寂寞之情，谢灵运从个人角度出发，抒发个人失意的情怀。柳宗元则是面对整个唐朝而抒发他的孤寂，他更多的表现出济世之心。所以从这点来看，谢灵运是一个杰出的山水诗人，柳宗元不仅是诗人，他更是一个关注民生的政治家。

二、谢诗情感较外露，柳诗情感更内敛

谢灵运和柳宗元都属有才气的文人，都是孤傲之士。但是这种孤傲在山水诗中有不同的反映。谢灵运的孤傲之气在山水诗中表现得较为外露，而柳宗元则偏于内敛。

谢灵运山水诗中显示了东晋名士的狂傲与雅致。在《七里濑》最后八句这样抒发感情：“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皇上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瀬，想约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面对贬谪，诗人不把这放在心上，秉持一颗恬淡寡欲之心，对世人讥笑不屑一顾。诗人以古代先哲严陵、任公为榜样，自己亦可自得其乐，自得其傲。这里他的孤傲之气显露无遗。他的孤傲是外露的，带有更多的贵族名士的气质，他的山水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孤傲之气外露的诗人形象。

柳宗元与谢灵运正好相反，他虽然也是一个孤傲之士，但他的这种孤傲表现形式是内敛的，体现了文人的柔弱与敏感。柳诗《江雪》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白茫茫的大地上独钓寒江的渔翁形象，这首诗在情感表达上很内敛，诗人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诗人没有自诩自己如何高洁，如何坚持，只是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形象，以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又如柳诗《渔翁》中那位清高的渔翁，正是诗人自我真实的写照，并且体现了一股淡泊之气。在柳诗中常有流泪的形象出现，如《南涧中题》中的“怀人泪空垂”，这里面我们真切的感受到文人特有的忧郁和伤感。柳宗元在山水诗中抒发感情不像谢灵运那样外露，他的山水诗有更多的文人气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孤傲之气内敛的诗人形象。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两位山水诗人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有诸多的相同，这种相同有部分是由于柳宗元学习谢灵运而得，但更多得确是二人面对同样的遭遇而产生共鸣。当然，毕竟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二人山水诗所反映的内容定有诸多的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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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09.

[3]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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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候发讯.略论谢灵运与柳宗元山水诗之异同[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6）.

篇5：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自然观

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唐代佛教、道教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唯心主义继续泛滥，从反面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继承了王充、范缜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战斗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其中以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为杰出代表。柳宗元(773--8)和刘禹锡(772--842年)是同时代人，他们的自然观基本一致，关于自然观的理论集中表现在柳宗元的《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三篇中。他们在与韩愈所宣扬的天命观以及佛道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柳宗元在王充元气说的基础上，论证了宇宙是由元气形成的，宇宙是无限的，不存在任何有意志的主宰宇宙的东西，不存在造物主。他认为在初始的混沌状态中，只有元气在运动、发展、变化着，阴阳和天都是由元气派生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交叉渗透和运动变化的结果。阴阳二气的无穷运动，有合有离，相互吸引、相互排斥，就构成了整个宇宙。柳宗元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反对当时盛行的唯心主义有神论。

刘禹锡继承了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原的理论，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