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通用8篇）

篇1：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关于检察院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一九七八年新中国第三部宪法重新设立了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恢复工作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在这三十多年里，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检察机关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在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阶段，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在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方面寄予很大希望。检察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使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建议检察机关将所有刑事侦查力量整合为一个业务部门（可以叫“侦察局”或“职务犯罪侦查局”等）。根据“刑事诉讼法”，贪污案、贿赂案、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渎职等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目前，检察机关中许多部门可以行使上述侦察权，各部门侦查职能之间还有交叉。如，反渎部门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中往往涉及需由反贪部门侦查的贪污贿赂行为；另外，除反贪反渎部门有侦查权外，监所检察部门也有对“四类案件”中涉贪涉渎行为的侦察权，等等。做好侦查工作不仅要熟悉政策和法律，还要掌握侦查技术。整合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力量有利于提高整体和个体的侦查能力。建议以合并检察机关现有的反贪、反渎部门为基础成立侦查局，将检察技术部门和司法警察部门划归侦察局领导，将原反贪反渎部门的宣传教育职能划出，使侦察局轻装上阵。侦查局是检察机关中唯一具有刑事侦查权的业务部门，是反职务犯罪战场上的一把利刃，同时指导下级侦查部门的业务工作。整合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力量也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的方向。在欧美不同司法体制下，往往警察行使侦查权，检察官行使监督、诉讼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即使对职务犯罪的法律工作亦是如此。在我国，检察机关中的刑事侦查人员将来可能先变为检察院领导下的警察，不仅有刑事侦查权，还有执行拘留和逮捕的权利。从更长远来看，待到我国警察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时机成熟，检察机关可以将这支刑事侦查队伍整体移交给公安部门，而检察机关更加专注于公诉和法律监督等职能。

吕剑锋

沈阳市皇姑区政协常委

2011年6月1日

篇2：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试 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互相配合，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保证刑事诉讼依法顺利进行，维护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第二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主要任务是，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对公安机关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全面，确保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

第三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引导而不越位；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三）依法，适时，适度。第四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重点案件包括：

（一）涉外犯罪案件；

（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

（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

（五）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六）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七）集团犯罪案件；

（八）上级机关交办或者领导批示督办的案件以及侦查机关挂牌督办的案件；

（九）本地区首次办理的新罪名犯罪案件和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十）立案监督案件；

（十一）公、检双方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前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公诉部门认为需要或应邀请介入侦查的，可以与侦查监督部门共同进行。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由公诉部门负责。

第六条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一般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进行。下列案件，公安机关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在刑事立案当日通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

（一）致死3人以上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或情节特别恶劣、影响大的杀人案；

（二）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中毒的投放危险物质案；

（三）公共场所、敏感重要部位、重要设施发生的爆炸案及情节恶劣、影响大的纵火案；

（四）抢劫金融网点、运钞车及抢劫现金或财产价值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五）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证券违规操作案、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案；

（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毒品5千克以上案件；

（七）劫机（船、车）、暴狱、劫持人质等情节恶劣、影响大的案件；

（八）盗抢军火、非法制售贩运枪支弹药、枪支弹药失窃及放射性物质、剧毒物质被盗案；

（九）案值500万元以上的制假、售假案；

（十）伪造货币总面额3万元以上的伪造货币案；

（十一）情节严重、致人伤亡的暴力妨碍执行公务及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案；

（十二）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失密、泄密及密码设备丢失、机要人员叛逃案；

（十三）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者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上的水陆交通、安全生产、火灾和食品安全事故案；

（十四）立案监督案件。

第七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应为两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检察官法律职务。

第八条 公安机关要求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须经部门负责人或者主管领导批准后，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出，并将案件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接到公安机关要求介入侦查的意见后，认为需要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由部门负责人批准；重大案件，应当报请主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认为需要主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应当经过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向主管检察长报告。必要时，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可以直接指令检察人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第九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二）参加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等；

（三）参加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证人的询问；

（四）发出《补充侦查意见书》或《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意见书）》；

（五）要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医学鉴定，对其他证据进行司法鉴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搜查、勘验、检查笔录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

（六）参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联席会议；

（七）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八）其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方式。

第十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取证：

（一）对案件的性质发表初步意见；

（二）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逮捕条件或者起诉条件对案件现有证据发表意见；

（四）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不能发表本案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起诉或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

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参加案件讨论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讨论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案由、案件基本情况、讨论情况、检察人员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

第十二条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检察人员，可以与侦查人员共同研究勘验、检查、复验、复查方案，对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工作提出建议。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应当制作《参加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有关事项、结论等。

第十三条 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的检察人员，应当把提出的侦查取证意见、建议以及采纳情况等记录在案，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积极回应介入侦查活动的检察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和落实情况、不予采纳的理由或未落实的原因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送检察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联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第十六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关规定实行监督。

篇3：论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 一) 防止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必然要求

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公安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法院是保障我国法律正常运行的三个重要机关部门, 三者各司其职, 但并非互不干涉, 检察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有权对公安部门和法院进行侦查监督, 而这一侦查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

对于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 检察机关如若发现可疑案件, 检察机关有权对可疑案件进行审查, 然后决定是否逮捕, 是否起诉或者不起诉, 并有权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因此,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防止执法机关滥用职权, 保障法律的正确性和统一性, 保证人民利益的基本方式和必然要求。

为了保障我国法律机制的正常运行, 检察机关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并有权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以保证法院判决的合法性。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防止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膨胀的必然要求, 也是保障我国法律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

( 二) 完善法制社会建设和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

法律, 是一个国家维持基本秩序、保护人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的手段。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个国家若没有法律的约束必将陷入混乱。由此看来,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责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 为了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 就要不断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也属于法制建设的一部分, 而且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和监督职责是完善法制社会建设和建设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

二、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的主要措施

( 一) 对内措施

1. 端正态度, 加强队伍建设

作为检察机关中与违法、犯罪长期斗争并处于斗争第一线的侦查监督队伍, 是检察机关中最鲜活的血液, 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和义务。要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得到强化, 就必须重视这支侦查监督队伍, 加强这支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律基础建设, 培养侦查监督队伍公平公正的行为品质, 端正侦查监督队伍的工作态度和自我认识态度, 对于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立案, 深入了解, 提高侦查监督队伍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这是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最基本的、不容忽视的一点。只有侦查监督队伍不断强大,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2. 更新观念, 强化侦查监督职能

对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许多工作人员甚至法律知识基础深厚的人都存在认识误区, 例如在公安机关立案过程中,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只能行使监督职能, 而不能行使侦查职能, 也无权逮捕。甚至还有人将检察机关和法院混为一谈, 认为二者是一体的。也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是法院的下属机构, 检察院对于法院的判决没有监督权。这样往往导致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弱化, 无法发挥它的强大作用。因此, 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更新自己落后的思想观念, 认识到自己的职能所在, 将自己的工作落实到位, 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发挥到最大化状态。

( 二) 对外措施

1. 加强侦查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监督职能时,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挫折和阻扰, 但这不能成为检察机关放弃侦查监督职能的理由, 相反, 检察机关更应该加强侦查监督力度, 与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同时, 检察机关要适当地改变自己侦查监督的方式和方法, 积极行使自己的侦查监督权, 要敢于监督, 更要善于监督, 使自己处于主动的状态, 而不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落入被动的地位。

2. 抓住立法契机, 完善侦查监督依据

法律具有强制性特征, 我国各种法律一直在不断的修改与完善, 检察机关应该抓住这个契机, 通过司法立法程序, 规范完善侦查监督的具体内容和途径, 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提供具有权威性的法律依据, 同时, 也可以规范检察机关内部的不称职行为, 并对这些行为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使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得到双向的强化。

三、总结

建立和谐民主社会是我们大众的共同目标, 法律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是完善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从这些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强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但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并不能一蹴而就, 检察机关需要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共同努力, 与二者建立和谐的关系, 共同致力于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和谐民主建设。

参考文献

[1]闫亚军, 陈力东.贯彻科学发展观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促进人权保障[V].第五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 2009.

篇4：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笔者认为保密备案是指，不对备案内容进行审查，对备案文件进行保密，并对备案文件的报送时间、报送单位等事项进行程序登记，以备解密后审查。

相对于技术侦查前置程序的保密备案体现为，侦查机关对于将实施技术侦查的案件，将技术侦查的前置程序及于立案，审批等相关复印件装订成册并密封，报送相应检察机关职能部门，由该检察机关职能部门对其报送时间，报送单位、部门，接受单位、部门等事项进行登记并负责保密。保密期间不对备案文件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待解密后，可在相应主体监督下，由检察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对其进行复核，不符合技术侦查前置条件的，技术侦查所取得的材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可以为相应主体追究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和民事责任提供相关依据，并及时监督销毁有关材料。

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实施技术侦查前置程序的保密备案的合理性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加强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监管。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技术侦查的前置程序进行保密备案，对备案时间、单位等程序事项进行登记，可以有效避免侦查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后，对其原有审批程序进行补充、篡改，防止事后立案，或任意补充、篡改审批理由、时间等情况的发生。可以通过对履行程序的事前登记，事后监管，加强对技术侦查权的有效制约，防止恣意滥用技术侦查权。并且对违反程序实施的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和追究其侵权责任的相应关系人，提供原始的可靠依据。

第二，符合侦查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保密性特点。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技术侦查的前置程序进行保密备案。对备案内容进行先行保密，后行复核。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技术侦查涉密内容外泄，避免了扩大涉密内容可控范围，保证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风险和实施效率，节约了由于审批权外移而带来的高昂的保密成本。

第三，有利于提高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材料转化为证据使用的合法性。由于技术侦查措施其自身严格保密性和基本权利的侵犯性特点，其所取得的材料往往难以转化为证据使用。虽然现行草案中明确肯定秘密侦查获取的材料可以用作证据，但仍缺乏有效的程序监管和权力制约，如果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技术侦查的前置程序进行保密备案，事后对其所取得证据材料程序合法性进行复核。则可以对侦查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程序合法性进行监督，对技术侦查权进行制约、对通过技术侦查措施等秘密手段所取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提供了程序合法性保障。

第四，符合工作实践需要，便于实施开展。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技术侦查的前置程序进行保密备案，不分割原有技术侦查权的实施体系，在原有各机关职能体系的基础上实施强化对技术侦查程序的监督，逐步增强技术侦查权的制约，符合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实践需要，有助于保持各职能部门体系结构的稳定便于实施开展。

篇5：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不仅要增强监督意识，还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更加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司法公正，在当前更应重视加强公安立案监督和法院民事执行的监督，把监督与查办司法、执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结合起来，以维护司法制度的公正和权威。

1、防止公安机关插手民事经济纠纷。

公安机关超越权限，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既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还引发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怨对立情绪，有的甚至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既干扰经济纠纷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又侵犯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拓宽民主渠道，及时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并调查、核实及时作出处理。

2、加强对法院执行不力的监督。

执行权有“主动性”和“单向性”等特征，信息不对称，当事人制约不了，所以只能以“权力制权力”。“执行难”固然有难克服的客观因素，但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表现 1

出来的消极现象仍然突出。检察机关应当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定期询访或个案专访的形式，对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进行督察，督促执行的及时到位。并及时行使监督意见、暂缓执行建议、检察建议等权力。

二、拓宽预防犯罪的范围。

目前检察机关预防犯罪的范围主要是预防职务犯罪。但随着社会变革和物质繁荣的同时，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变成了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能否利用自身的业务优势，主动与中小学校联系，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引导青少年热爱生活，明辨是非，遵纪守法。从而达到保护青少年并减少其犯罪的目的。

三、加强队伍建设，更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理想信念、公正执法、热情服务三项教育活动。

加强改进检察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坚持对检察队伍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带头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检察职业道德观念和良好的检察形象。尤其对于出庭检察官应作装出庭，注意文明用语，避免刻薄和高高在上的气势。

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和落实自觉接受监督的机制和措施，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检察权真正用来

为人民谋利益。

四、尊重律师办案，加强与律师沟通，充分交换意见，提高案件质量。

从某种角度来说，律师和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是共同的，即希望案件能得到公正判决。对于持有执业证的律师来访，取消盘问登记，予以开辟绿色通道，与一般的当事人区别对待。

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保障律师的会见权，不推诿不拖延不冷漠，更不应设置限制条件。

篇6：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制度构建

关键词：提前介入；侦查；刑事诉讼；法理依据；制度化构建

检察机关是依据我国宪法创设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是强化与完善侦查监督，促进侦查程序法治化，理顺诉讼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研究方向之一。“提前介入”实际上是一种新型侦查监督模式，不同于静态、事后、被动的监督方式，而是检察机关基于自身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深入侦查活动之中，并对侦查活动实施同步、动态的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非常频繁，但是对于提前介入的概念、范围、目的等一直比较模糊，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宪法》规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为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制度提供了立法上的前提保证。根据《刑事诉讼法》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纠正。”这是对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对侦查活动行使侦查监督权的具体化规定，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应有之义。

各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命案”侦查工作探索实。近年来，部分检察机关将“命案”介入机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行研究实践，在介入的时间、方式及程度上均有较大突破。2011年初，大连市检察院与该市公安局联合探索建立了同步介入命案侦查工作机制，当年共同步介入“命案”117件，介入案件侦破率达97.4%，同比提高近10%，基本形成了对公安机关命案侦查活动规范、同步、高效的刚性监督，有力保障和促进了大连地区命案的侦办质量。2008年6月以来，广西检察院全面推行检察人员同步介入命案制度，使全区命案存疑不起诉率大大下降，无罪判决为0人；2011年，南宁市、贺州市检察院等提前介入命案的批捕率、起诉率和有罪判决率均达到100%。此外四川、江西、福建等省的一些县市也对命案介入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2012年，太原市检察院通过与该市公安局联合会签《关于检察机关参与命案现场勘验、检查的实施意见（试行）》，探索开展介入命案侦查工作。当年共参与命案现场勘验、检查56件，提出收集证据的建议和意见177条。

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的存在问题

（1）“提前介入”的法律规定不明确，检察机关实行起来底气不足。就“提前介入”制度而言，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侦查监督权，而没有明确规定“提前介入”这种监督方式，更没有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权”。

（2）现有框架下，检察引导侦查具有被动性。对于应当引导的案件范围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两家仍然存在争议，应当予以引导的案件范围规定过于笼统，不具备操作性。并且能否对案件进行引导取决于公安机关是否将案件呈请引导，因此导致公安不呈请，检察机关就无法得知案件情况，引导侦查也无从谈起。

（3）“提前介入”对检察官素质要求较高，如处理不当反而会对侦查工作造成影响。检察工作和侦查工作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对检察官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检察工作，还要精通侦查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若非如此，怎么去引导侦查？什么都不懂，指指点点，只能给侦查工作添乱或误导侦查。而实际情况是，目前这类一专多能的检察官还是比较少的。

（4）提供法庭所需证据意见书、补查提纲等文书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检察人员对案情、侦查方向、思路、证据收集、固定等方面发表的意见，提出的建议，对公安机关不具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公安机关享有取舍权。检察人员提出的建议经常对证据的补充没有起到实效，对补查工作的监督有待加强。

三、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机制的构建

我国现行的侦查监督模式主要体现为事后监督，检察人员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也需征得公安部门同意。为充分发挥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机制的成效，同时保障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活动中严格执法，应建立一套与提前介入相应的工作机制。

（1）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机制的启动。作为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机制，提起介入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对此，可以尝试性地建立刑事案件备案制度。侦查机关在立案过程中，应当将立案及采取强制措施情况在7日内报送同级检察机关登记备案，并详细罗列案件进展和处理情况。检察机关安排专人审查，决定是否提前介入侦查活动，如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介入侦查。同时侦查机关认为案件重大、复杂，也可以主动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

（2）提前介入监督工作机制的范围。从《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分析，提前介入监督工作不是无任何限制的随意介入，应当有其必要的范围，即在重大案件的范围之内。司法实践中，提前介入的案件主要可包括以下几类：①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②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③重特大盗窃、抢夺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④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⑤有关部门或领导批示、交办的案件。

（3）建立提前介入联系制度。检察公安要加强相互的信息交流，检察机关应及时掌握公安机关的立案破案情况，以便对符合提前介入的案件及时介入。提前介入的应当保证有必要的时间补充采集证据，凡是遇到特别重大案件，公安机关应及时告知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部门，审查批捕部门应当及时派人参加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和其他侦查活动，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侦查机关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

（4）正确处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后与公安机关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提前介入是为收集证据提供意见，以实现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一旦提前介入演变成全面介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两家的职责会混淆不清，还会造成公安对检察的过分依赖心理。因此，必须摆正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中的位置，严格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原则，保持正常的检警之间的适当分离，形成必要的张力，把握好“参与而不干预、参谋而不代替、指导而不包办”的尺度，仅仅对案件的证明力进行分析，对证据的补充和完善提出建议，对公安机关的取证程序作出要求，对案件的法律适用发表意见。在提前介入中，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部门不仅要对公安报捕的案件进行提前了解情况，积极配合公安开展侦查工作，还要对公安报捕前的立案侦查预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真正做到配合到位、监督到位，与公安机关建立配合与制约的关系，确保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

篇7：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的执行权

关键词：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职务犯罪

在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授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力，本文观点是检察机关技术侦查即为人民检察院依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一些特定案件立案后，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在采用常规的侦查手段难以达到侦查目的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通过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搜集证据或缉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一、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所产生的问题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的技术侦查一节，正式授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力，这一节中的五个具体条文使得技术侦查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推动了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进程。技术侦查执行权属于技术侦查权的一部分，技术侦查权还包括决定权。技术侦查执行权指，法律所赋予相关主体所使用特殊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利。刑事訴讼法148条第二款规定检察机关在侦查中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采用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的协办机制，检察机关有技术侦查的决定权，没有执行权。从检察机关现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来看，检察机关确实没有具备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那样专业的侦查队伍，检察机关技术侦查交由公安机关执行主要是因为司法资源的制约，但是，这不应该阻碍制度的设计，因为只要配备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就可以解决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曾做统计，结论是在人力和财力上并不会造成极大负担[1]。司法实践证明，交予公安机关执行存在诸多弊端：

首先，降低了职务犯罪的侦查效率，容易贻误侦查的时机。公安机关作为我国法定的侦查机关，其有着十分繁重的侦查任务，对于检察机关移交的协助执行技术侦查的案件一旦怠慢必然会影响到侦查的效率，然而职务犯罪的侦查机会稍纵即逝，贻误侦查时机，遗漏证据信息，会使得侦查陷入困境。

其次，不利于技术侦查过程的保密工作。技术侦查的秘密性是其能够发现证据线索以及应对职务犯罪隐蔽性的重要原因，将职务类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交予公安机关执行将会扩大案件的知情面，相关信息容易泄露而导致侦查的失败。

最后，侦查的效果难易保证。职务犯罪属于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人员因为不完全了解犯罪的特征和案件的情况以及检察机关的侦查意图等原因十分容易忽略重要的信息和证据，导致侦查效率降低，影响侦查的效果。

然而立法机关认为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后公民隐私权被侵犯的风险会增加，并且在检察机关内部的技术侦查制约机制不成熟，外部法律监督框架不完善的现状下，直接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容易造成技术侦查措施滥用。

二、赋予检察机关完整技术侦查权的必要性

（一）职务犯罪侦查的现实需要

首先，公安机关受委托负责执行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委托”过程的手续十分繁琐，要经过层层的审批，耗时长，耽误侦查的进度，而案情可能会瞬息万变，因此容易降低工作效率，贻误战机。其次，当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员时，更加不利于案件的保密工作，一旦走漏消息，会大大增加案件的侦破难度，容易对侦查的实际效果造成影响。最后，如果检察机关拥有完整的技术侦查权，将会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可以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直接证据，这样即便犯罪嫌疑人翻供，只要其他证据确凿，即使没有口供，仍然可以凭借技术侦查获取的直接证据定案。

（二）突破职务犯罪侦查困境的必然选择

第一，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决定权，这仅仅是扩大了其侦查权的外延而已。就职务犯罪案件的性质和犯罪主体而言，检察机关比公安机关的业务能力更为熟悉。现阶段检察机关在侦破职务犯罪案件时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取证难、翻供、所办案件涉及社会关系复杂等诸多困境；检察院把技术侦查执行权交给有关机关执行，实践表明由于双方的配合问题，导致执行过程中会影响检察院的办案时效、案情保密和案件质量。这些是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现阶段的司法实践出现了这些问题，所以为了检察机关能够更好地侦破职务犯罪，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执行权。

第二，职务犯罪具体案件的侦查是由检察人员负责，其对案情更加熟悉。由检察人员负责执行技术侦查措施，在执行中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知道何种信息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哪种资料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对获取的证据资料取舍有度，不易造成对被调查对象及无辜人员权利的侵害。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检察人员侦破职务犯罪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及时处理，避免贻误战机。

三、赋予我国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的理论构想

我国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主体应当由公安机关逐步向检察机关转变。在我国现阶段，可以分情况将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执行权交给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压力，也可以使得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笔者建议涉及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部门自行执行技术侦查措施，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暂时由公安机关执行。另外，为了缓解公安机关执行技术侦查效率低，侦查效果不佳的问题，应建立相关制度加以应对，首先建议建立简洁明确的审批机制，双重审批中公安机关的审批应为形式审批，即审查检察机关在该案件中采取技术侦查是否得到合法有效的授权，并规定审批期限，自接到执行申请之日起三日内给予答复，审查授权合法后应立即开始执行技术侦查。其次建议由检察机关派一至两名办案人员跟随执行人员执行技术侦查。同时，检察机关应当逐步引进专业的技术侦查人才或培养办案人员的技术侦查能力，引进技术侦查的相关设备，增强技术侦查的执行能力。

以上建议只是过渡阶段缓解检察机关技术侦查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弊端的缓兵之计，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执行应由其自行进行，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在检察机关内部实行集中统一执行。但不是所有的检察机关都有技术侦查的执行权，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由其自行执行外，其他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在检察机关内部集中统一执行，建议方案如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由其自行执行；直辖市基层检察院和分院办理的案件，均由市检察机关执行；各省、自治区基层检察院和地区（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由其上一级检察机关执行[2]。技术侦查权的集中执行，使得承办案件的检察院与执行技术侦查的检察院分离，降低了滥用技术侦查权的可能性，而且执行技术侦查的检察院数量集中，有利于加强管理，防止技术侦查失控。其次，集中统一执行技术侦查节约了司法资源，承办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较少的基层检察院不必要购进昂贵的技术侦查设备，减少了不必要的司法资金投入。集中统一执行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专业化水平，技术侦查的执行机构专职技术侦查，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培训，在实践中积累丰富技术侦查的经验。

随着职务犯罪的复杂化、科技化，技术侦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职务犯罪的新特点下，应对犯罪的斗争手段必然要随之加强，以适应反腐败的需要[3]。因此应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技术侦查权，以增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概言之，将技术侦查权完整的赋予检察机关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进一步有效的打击了职务犯罪。（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建明.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2] 薛国君，李志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当代法学.2011，01：152.

篇8：检察机关统一侦查商业贿赂论

从文义解释的方法来看,商业贿赂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是在法律用语的逻辑含义之内的。法律条文系由文字词句所构成,欲确定法律意义,须先了解其所有词句,确定其词句之意义。[1]因此尊重法条文义,始终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安定性价值,首先应当“依照法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2]据以确定法律的意义,即在法律解释的诸种形式中,文义解释是最基本的、首选的解释方法,通过对法律条文所蕴含的意义的分析,来正确理解法律的规定。从法意解释的角度来看,商业贿赂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并不违反立法本意。由于刑诉法修订在刑法之前,刑诉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内涵应当是指旧刑法的贪污、贿赂罪,并没有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刑诉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里的贪污贿赂犯罪也应当包括商业贿赂犯罪。因此那种认为基于刑法的规定,而排除检察机关统一管辖商业贿赂案件的观点,笔者认为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读。

再进一步说,划分职能管辖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而非实体法——刑法。这是划分职能管辖所必须明确的前提,“在管辖规定上不能用刑法来否定刑诉法,不能用非专业性立法来否定专业性立法”。[3]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权限划分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刑诉法对管辖作了比较集中、明确的规定,应当成为公安司法机关划分职能管辖的依据。刑法作为实体法它所规定的是有关犯罪与刑罚问题,不应当涉及管辖问题。由于刑诉法修订在刑法之前,刑诉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罪”的是指旧刑法的贪污、贿赂罪及渎职罪,与修改后刑法并不一致,所以根据修改的刑法规定来理解刑诉法的规定,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

从社会学解释的角度来看,商业贿赂应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社会学解释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4]我们运用实证的社会学方法,来分析两法实施前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办案数量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检察机关在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更具优势和成效。据某基层检察院不完全统计,该院在刑诉法修改前每年办理的商业贿赂案件是公安机关的2倍多。从宏观角度的考察,据官方显示,“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宁副处长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非常小,尚不到1%。”[5]

分析公安机关查处经济犯罪案件少的主要原因是:(1)公安机关维护稳定任务繁重,打击经济犯罪案件的警力不够。社会稳定事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局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在维护稳定与其他任务出现精力、人力、物力、财力相冲突时,公安机关首先考虑确保维护稳定。(2)公安机关查处经济犯罪案件经验不足。一是历史形成这方面人才短缺,二是至今仍缺乏查办此类案件的经验。以致出现了公安机关在刑诉法修改后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比检察机关原来查处的案件少的状况。(3)检察机关有办理此类案件的自身优势和社会优势。检察机关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的预防职务犯罪活动,各地基本上形成了党委牵头、检察机关具体负责的大预防格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犯罪预防厅的设立标志着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达到一个新高度。同时,经济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大多具有密切联系,因此,检察院统一侦查也就便于统一开展预防和治理。

同时,从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面简称《公约》)对反腐败预防机构和查处腐败的执法机构的要求,我国目前只有检察机关比较符合。《公约》第六条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设有一个或酌情设有多个机构通过诸如下列措施预防腐败:(1)实施本公约第五条所述政策,并在适当情况下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协调;(2)积累和传播预防腐败的知识。检察机关一直在从事着反腐败的预防和查处工作,从最高领导机构到基层检察机关都有专门的预防机构,以法制宣传、监督重大工程的招投标等形式进行着的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而公安机关鲜有这方面的努力。另外,《公约》对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也提出了要求,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公安机关是政府职能部门,其独立性肯定不及检察机关。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刑诉法规定的来看,商业贿赂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义。但由于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上对法律的误读,导致目前商业贿赂案件因犯罪主体不同而由不同机关侦查的现状。退一步来讲,从法律的应然的角度予以考察,即使法律規定了商业贿赂案件因犯罪主体不同而由不同机关侦查,我们也不能因为已经有了法律的规定而停止对这一划分的讨论和研究,任何事物都有它不完备的一方面,不能说“存在即是合理的”。案件管辖同样也存在着不合理性,应当在审视刑诉法修改以来的司法实践和参考国外打击经济犯罪的基础上,重新合理划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在当前,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有两种:

一是修改法律规定,明确商业贿赂的管辖机关为人民检察院。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应该由规定公安司法机关管辖问题的专门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该是在法律修订后再由几个部门进行联合解释。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这种解释的效力值得推敲。因此,应当借此类刑诉法修订的机会作出明确规定。

二是由国家有权机关对刑诉法中的“贿赂犯罪”解释为行为,而非刑法规定的罪名。一种行为因法律规定的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罪名,这是很自然的,把刑诉法中的贿赂解释为行为而非罪名,就能在不需要修改刑诉法的情况下,解决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商业贿赂的法律障碍。因为既然刑诉法中贿赂是行为,那受贿行为就可以因主体包括了刑法中的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类似的法律解释曾产生过很好的效果。如针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绑架罪致人死亡如何处理的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确答复“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从而解决了该特殊年龄段的人犯绑架罪无法入罪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可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刑诉法中的“贿赂”是行为而非罪名,也就水到渠成地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应当由检察机关侦查。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鉴于相同的法理基础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同一性质的行为,因主体不同而构成不同罪名的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也

应当由检察机关统一侦查。

注释:

[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3]李忠诚:《职能管辖若干问题研究(之二)》,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