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

上海高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精选4篇）

篇1：上海高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

上海高院 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为进一步规范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的执行程序，统一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市法院执行工作实际情况，经充分调研并听取了相关审判业务庭的意见，制定本解答。

问题1：在涉及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的执行中，如何界定财产的执行范围? 答：在涉及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的执行中，执行机构首先应就债务性质作出判断，再根据债务性质区分确定可予执行的财产范围。对于个人债务的案件，应当执行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对于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则男女双方均是被执行人，可以执行其夫妻共同财产和各自的个人财产。问题2：执行机构如何判断债务性质? 答：执行中，对所涉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执行机构首先应依执行依据中的认定作出判断。

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申请执行人未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配偶(包括原配偶，下同)为被执行人的，按被执行人个人债务处理。

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申请执行人主张按被执行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并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机构应当进行听证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应当认定为被执行人个人债务的，作出不予追加决定；(二)须另行诉讼确定债务性质的，作出不予处理决定；

(三)除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和执行中不直接判断债务性质的情形外，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

问题3：在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的认定时，哪些情形，执行机构应通过听证审查认定为个人债务? 答：对于执行依据中未明确认定债务性质，申请执行人又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申请的案件，执行机构在听证审查中应当严格依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个人债务性质及范围进行认定。

根据《婚姻法》第19条、《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我们认为，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执行中应当认定为被执行人个人债务：

(一)申请执行人认可该债务为被执行人个人债务的；

(二)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该债务形成于被执行人婚姻关系依法解除之后的：

(三)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申请执行人知晓被执行人夫妻间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的；

(四)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的。

问题4：在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的认定时，哪些情形，执行机构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明确债务性质? 答：实践中，有些被执行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形成的负债，虽然形式上不存在《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但书内容规定的属于个人债务的情形，但存在一些从法理上或情理上宜作为个人债务处理，或者是执行机构在听证审查中，当事人均未充分举证导致债务性质难以判断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况，从平衡保护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配偶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通过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解决为妥，而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作出债务性质的判断。此外，对于被执行人个人名义所负的婚前债务，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3条规定，原则上为个人债务，但债权人证明该债务利益用于婚后家庭生活的，按共同债

务处理。对此，听证审查中可能存在申请执行人就债务利益是否用于被执行人婚后家庭生活，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这种情形同样不宜在执行程序中作债务性质判断，以另行诉讼的方式解决较妥。

综上，我们认为对于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坚持要求按共同债务处理的，应当告知其另行诉讼明确债务性质：

(一)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申请执行人知晓该债务系被执行人基于赌博、吸毒等不合理支出所负担的；

(二)被执行人配偶举证证明该债务为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形成，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的；

(三)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该债务形成于被执行人婚姻关系缔结之前，且申请执行人无证据或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债务利益用于被执行人家庭共同生活的；

(四)根据该债务的性质应属于被执行人个人债务的；

(五)其他执行中难以作出债务性质判断的。

问题5：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的案件，执行机构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后，如何执行? 答：对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又属于需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明确债务性质的案件，执行机构在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后，先按被执行人个人债务案件进行处理。已查封、扣押、冻结的被执行人夫妻共同财产，在申请执行人诉讼明确债务性质期间，暂缓分割和处分。

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取得被执行人配偶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生效判决后申请执行的，应当与原执行案件并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但生效判决确定被执行人配偶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原执行案件按被执行人个人债务案件执行。问题6：在个人债务案件执行中，执行机构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应如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 答：个人债务案件，执行机构仅能执行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实践中可执行的财产可能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直接由被执行人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二是由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共同占有或登记在双方名下的共同财产；三是属于被执行人夫妻共同财产，但被被执行人配偶单独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对此，我们认为应区分处理：

对于第一种情形，根据动产依占有、不动产依登记的判断所有权归属的基本原则，可直接视为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对于第二种情形，其财产权利状况为共同共有，其中包含被执行人应有的份额。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4条的规定，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并通知被执行人配偶。被执行人在共同财产中所享有的份额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配偶间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被执行人配偶提起析产诉讼或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确定。财产份额确定后，应对属于被执行人配偶份额部分裁定解除控制性措施。

对于第三种情形，虽然被执行人配偶单独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应视为其个人财产，但是根据《婚姻法》关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的法律原则，在申请执行人提供证据证明该财产是在被执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情况下，执行中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控制性措施。但，执行机构已查明该财产为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归被执行人配偶所有的除外。执行机构对被执行人配偶单独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控制性措施的，应当同时通知被执行人配偶并告知其自被告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提出执行异议。被执行人配偶逾期未提异议的，执行机构可依法处分被执行人在该财产中所享有的份额。

问题7：在个人债务案件的执行中，对于直接由被执行人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或由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共同占有或登记在双方名下的共同财产所采取的控制性措施，被执行人配偶以该财产实际为其所 有为由提出异议的，执行机构如何处理? 答：对此，执行机构应当进行异议听证审查，并作出适当的财产权属判断。从合理保护被执行人配偶合法权益出发，我们认为被执行人配偶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为该财产为其所有，并裁定解除已采取的控制性措施：

(一)执行期间被执行人未离婚，申请执行人知晓该财产为被执行人夫妻间约定归被执行人配偶所有；

(二)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或之前已离婚，该财产依离婚时的离婚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归被执行人原配偶所有。

除上述情形外的，执行机构应驳回其异议。听证审查期间，被执行人配偶另行提起确权诉讼的，应中止听证审查。确权诉讼终结前，暂缓对该财产的处分。问题8：在个人债务案件的执行中，被执行人配偶对已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直接由被执行人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以实际为共同所有为由提出异议的，执行机构如何处理? 答：由于被执行人配偶的异议中隐含了该财产中有部分利益应当归属于被执行人的主张。因此，即便该财产应为共同财产的理由成立，根据共同财产可予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被执行人配偶的异议尚不足以排除控制性措施的效力。对此，执行机构可以直接告知其于一定期限内另行提起确权诉讼解决。确权诉讼终结前，暂缓对该财产的处分。

问题9：在个人债务案件的执行中，被执行人配偶对已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由其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以实际为其所有为由提出异议的，执行机构如何处理? 答：由于对此种形态下的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是基于《婚姻法》的相关原则对动产依占有、不动产依登记的所有权归属推定的一种例外，目的在于防止被执行人减少责任财产、逃避债务。虽然对保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合理保护被执行人配偶合法权益角度，需要在执行中给予救济。因此，结合《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听证审查中，被执行人配偶提供证据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执行机构应裁定支持其异议：(一)该财产为被执行人配偶于婚姻关系缔结前购买的；

(二)该财产虽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系以被执行人配偶个人财产购买的；(三)该财产根据申请执行人知晓的被执行人夫妻间财产分别所有的约定，归属为被执行人配偶所有的；

(四)该财产为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排除被执行人所有，并只归被执行人配偶所有的；

(五)该财产依被执行人离婚时的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为其配偶所有的；(六)其他依据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认定该财产为被执行人配偶个人财产的。听证审查过程中，被执行人配偶另行提起确权诉讼的，听证审查程序应当中止。确权诉讼终结前，暂缓对该财产的处分。

问题10：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或之前已离婚的，离婚时的离婚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在执行中如何适用? 答：对于被执行人个人债务案件，其离婚时的协议或生效

法律文书可对抗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认为其中财产分割内容不公平的，执行机构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提起撤销权诉讼，重新分割共同财产后再行处理。对于被执行人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离婚时的离婚协议、生效法律文书中涉及财产分割或共同债务承担的内容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

篇2：上海高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

沪高法执[2005]9号

为进一步规范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的执行程序，统一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市法院执行工作实际情况，经充分调研并听取了相关审判业务庭的意见，制定本解答。

问题1：在涉及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的执行中，如何界定财产的执行范围? 答：在涉及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的执行中，执行机构首先应就债务性质作出判断，再根据债务性质区分确定可予执行的财产范围。对于个人债务的案件，应当执行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对于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则男女双方均是被执行人，可以执行其夫妻共同财产和各自的个人财产。问题2：执行机构如何判断债务性质? 答：执行中，对所涉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执行机构首先应依执行依据中的认定作出判断。

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申请执行人未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配偶(包括原配偶，下同)为被执行人的，按被执行人个人债务处理。

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申请执行人主张按被执行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并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机构应当进行听证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应当认定为被执行人个人债务的，作出不予追加决定；(二)须另行诉讼确定债务性质的，作出不予处理决定；

(三)除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和执行中不直接判断债务性质的情形外，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

问题3：在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的认定时，哪些情形，执行机构应通过听证审查认定为个人债务? 答：对于执行依据中未明确认定债务性质，申请执行人又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申请的案件，执行机构在听证审查中应当严格依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个人债务性质及范围进行认定。

根据《婚姻法》第19条、《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我们认为，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执行中应当认定为被执行人个人债务：

(一)申请执行人认可该债务为被执行人个人债务的；

(二)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该债务形成于被执行人婚姻关系依法解除之后的：

(三)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申请执行人知晓被执行人夫妻间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的；

(四)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的。问题4：在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的认定时，哪些情形，执行机构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明确债务性质? 答：实践中，有些被执行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形成的负债，虽然形式上不存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但书内容规定的属于个人债务的情形，但存在一些从法理上或情理上宜作为个人债务处理，或者是执行机构在听证审查中，当事人均未充分举证导致债务性质难以判断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况，从平衡保护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配偶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通过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解决为妥，而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作出债务性 1 质的判断。此外，对于被执行人个人名义所负的婚前债务，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3条规定，原则上为个人债务，但债权人证明该债务利益用于婚后家庭生活的，按共同债务处理。对此，听证审查中可能存在申请执行人就债务利益是否用于被执行人婚后家庭生活，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这种情形同样不宜在执行程序中作债务性质判断，以另行诉讼的方式解决较妥。

综上，我们认为对于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坚持要求按共同债务处理的，应当告知其另行诉讼明确债务性质：

(一)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申请执行人知晓该债务系被执行人基于赌博、吸毒等不合理支出所负担的；

(二)被执行人配偶举证证明该债务为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形成，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的；

(三)被执行人或其配偶举证证明该债务形成于被执行人婚姻关系缔结之前，且申请执行人无证据或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债务利益用于被执行人家庭共同生活的；

(四)根据该债务的性质应属于被执行人个人债务的；(五)其他执行中难以作出债务性质判断的。

问题5：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的案件，执行机构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后，如何执行? 答：对执行依据中没有对债务性质作出明确认定，又属于需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明确债务性质的案件，执行机构在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后，先按被执行人个人债务案件进行处理。已查封、扣押、冻结的被执行人夫妻共同财产，在申请执行人诉讼明确债务性质期间，暂缓分割和处分。

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取得被执行人配偶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生效判决后申请执行的，应当与原执行案件并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但生效判决确定被执行人配偶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原执行案件按被执行人个人债务案件执行。问题6：在个人债务案件执行中，执行机构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应如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 答：个人债务案件，执行机构仅能执行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实践中可执行的财产可能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直接由被执行人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二是由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共同占有或登记在双方名下的共同财产；三是属于被执行人夫妻共同财产，但被被执行人配偶单独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对此，我们认为应区分处理： 对于第一种情形，根据动产依占有、不动产依登记的判断所有权归属的基本原则，可直接视为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

对于第二种情形，其财产权利状况为共同共有，其中包含被执行人应有的份额。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4条的规定，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并通知被执行人配偶。被执行人在共同财产中所享有的份额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配偶间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被执行人配偶提起析产诉讼或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确定。财产份额确定后，应对属于被执行人配偶份额部分裁定解除控制性措施。

对于第三种情形，虽然被执行人配偶单独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应视为其个人财产，但是根据《婚姻法》关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的法律原则，在申请执行人提供证据证明该财产是在被执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情况下，执行中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控制性措施。但，执行机构已查明该财产为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归被执行人配偶所有的除外。执行机构对被执行人配偶单独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控制性措施的，应当同时通知被执行人配偶并告知其自被告知之日起十 2 五日内可以提出执行异议。被执行人配偶逾期未提异议的，执行机构可依法处分被执行人在该财产中所享有的份额。

问题7：在个人债务案件的执行中，对于直接由被执行人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或由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共同占有或登记在双方名下的共同财产所采取的控制性措施，被执行人配偶以该财产实际为其所有为由提出异议的，执行机构如何处理? 答：对此，执行机构应当进行异议听证审查，并作出适当的财产权属判断。从合理保护被执行人配偶合法权益出发，我们认为被执行人配偶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为该财产为其所有，并裁定解除已采取的控制性措施：

(一)执行期间被执行人未离婚，申请执行人知晓该财产为被执行人夫妻间约定归被执行人配偶所有；

(二)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或之前已离婚，该财产依离婚时的离婚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归被执行人原配偶所有。

除上述情形外的，执行机构应驳回其异议。听证审查期间，被执行人配偶另行提起确权诉讼的，应中止听证审查。确权诉讼终结前，暂缓对该财产的处分。问题8：在个人债务案件的执行中，被执行人配偶对已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直接由被执行人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以实际为共同所有为由提出异议的，执行机构如何处理? 答：由于被执行人配偶的异议中隐含了该财产中有部分利益应当归属于被执行人的主张。因此，即便该财产应为共同财产的理由成立，根据共同财产可予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被执行人配偶的异议尚不足以排除控制性措施的效力。对此，执行机构可以直接告知其于一定期限内另行提起确权诉讼解决。确权诉讼终结前，暂缓对该财产的处分。

问题9：在个人债务案件的执行中，被执行人配偶对已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由其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以实际为其所有为由提出异议的，执行机构如何处理? 答：由于对此种形态下的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是基于《婚姻法》的相关原则对动产依占有、不动产依登记的所有权归属推定的一种例外，目的在于防止被执行人减少责任财产、逃避债务。虽然对保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合理保护被执行人配偶合法权益角度，需要在执行中给予救济。因此，结合《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听证审查中，被执行人配偶提供证据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执行机构应裁定支持其异议：(一)该财产为被执行人配偶于婚姻关系缔结前购买的；

(二)该财产虽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系以被执行人配偶个人财产购买的；(三)该财产根据申请执行人知晓的被执行人夫妻间财产分别所有的约定，归属为被执行人配偶所有的；

(四)该财产为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排除被执行人所有，并只归被执行人配偶所有的；

(五)该财产依被执行人离婚时的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为其配偶所有的；(六)其他依据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认定该财产为被执行人配偶个人财产的。听证审查过程中，被执行人配偶另行提起确权诉讼的，听证审查程序应当中止。确权诉讼终结前，暂缓对该财产的处分。

问题10：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或之前已离婚的，离婚时的离婚协议或生效法律文书在执行中如何适用?

篇3：上海高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

关于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 依据《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即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夫妻另一方不能依据两个“除外”规定, 举证证明这一债务是夫妻个人的单方债务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规定可见, 夫妻另一方 (指非举债方) 存在两种证明责任:一是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指实际举债方) 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 且还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所以,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一方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的证明责任, 实际上强加给了夫妻另一方即非举债一方。

二、立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

从理论上来说,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 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 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 (1) 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 实际上是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 从表面上看, 这好像是公平的, 但是, 从深层次上看, 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 债权人主张权利, 仍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 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 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 以保证债务实现, 减轻风险, 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 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 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2) 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 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 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 债权人无须证明, 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 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很难, 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 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 想尽办法故意伪造债务, 就算是之前有约定, 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 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 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3) 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问题上, 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 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 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 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 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立法缺陷引发的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 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多元化, 立法对举证责任规定的不足越发显现出来, 导致在离婚案件中, 出现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难度大、举证难、取证难的问题。实践中举证难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1. 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 怠于收集证据。

正常情形下, 夫妻双方因为感情融洽, 相互信任, 一般都不会想到离婚, 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缺乏危机感。并且中国的家庭现实是婚姻当事人一旦结婚, 一切以“家”为主导, 忽视了个体利益和保护意识。因此, 在主观上不会保持警惕意识, 在客观上也不会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 一旦夫妻关系恶化, 另一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 甚至伪造债务, 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受害方“举证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方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更为典型的是, 很多受害人甚至在受到侵害之后, 还不会意识到要收集相关证据, 而是以道德观念认为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跟谁理论, 都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不需要书面证据。因而导致在一方或者债权人提起诉讼后, 往往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导致败诉, 承担不利后果, 后悔晚矣。

2.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另一方举证困难。

1993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2)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 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此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属于个人债务, 不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在实践中, 尽管有司法解释为依据, 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此规定对弱者的权利起不到根本保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 一般情形下, 一方从事经营, 另一方不参与或很少参与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对方的财产状况了解甚少, 在主观上也不会意识到在貌似正常的家庭氛围背后存在夫妻财产纠纷的隐患, 直到夫妻离婚时债务承担对自己不利, 才恍然大悟, 却已无能为力, 只能迫于没有掌握证据得不到法院支持而承受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 在债务纠纷出现时或离婚时要举证证明经营一方是“擅自举债”、且“用于个人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

3. 对债权人是否和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 也很难举证。

随着夫妻独立性增强, 在很多时候,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举债行为, 仅仅是举债方的个人私事, 另一方并不知情更无法控制, 出现纠纷时, 根本没办法证明他们约定为个人债务了。据统计, 每年各地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占很大的比例, 而原告撤诉的占很大一部分。据法官分析, 撤诉案件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 拿不出证据, 其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所以, 一旦发生纠纷, 该项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一般很难认定, 未参与举债一方也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人的借款为个人债务。根据 ( (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 经营性债务难以举证。

随着经济发展, 夫妻双方或单方举债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大量增加。大多情况下, 夫妻间参与经营的只是夫妻一方, 另一方并不参加。而且, 因经营所形成的债务, 即便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进行经营而且收入归己没有与家庭发生任何关联而形成债务, 夫妻另一方一般很难举证所经营的资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也没办法约束经营一方的经营行为和非经营行为。而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未经营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 在未参加经营的情况下, 却要承担举证经营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经营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 有失公平。

从以上对举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 现实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简单地说由主张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或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实都是不科学的。总结起来, 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配举证责任, 在以夫妻名义共同举债的情形下, 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若不能举证, 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 要尽量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 要求举债一方举证, 否则就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这样综合考量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公平的。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1. 设立夫妻大额债务共同签字制度。

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现象成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的难点, 且这种现象在缺少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越来越严重。

推定规则容易助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故意, 容易引发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危机。此类债务纠纷大多发生在婚姻走到尽头之时, 感情一旦不存在, 夫妻间的财产争夺战就显得冷酷而残忍。 (2) 为了获取更多了利益, 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常常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欺骗法院和其配偶, 从而达到其想要获取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为防止一方恶意举债而引发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争, 立法应当对夫妻单方大额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大额举债要经过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 夫妻任何一方单独举债的, 可以推定为其与债权人已约定为其个人债务,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另一方事后予以追认的, 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而言, 大额债务是应当排除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之外的。债权人作为善意交易人应持谨慎交易的态度, 其在出借大额款项或进行大额交易时, 应当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 否则可推定其认可该债务为个人债务。对债权人为追求高利贷利益而盲目借款或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谨慎交易的行为, 其自身本来就存在过失, 所以应承当风险。

2. 完善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处理的规则。

(1) 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而这一推定规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 存在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并导致了当今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泛滥。而且, 从理论上说, 其一, “家”不是一个民事主体, 夫妻个人举债即使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也不能说是“家”与债权人有债之关系。 (3) 家庭成员有其独立性, 每个个体仍为私法上最基本的行为主体, 毕竟个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得根据自身意思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社会经济生活, 此为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从事经济交易、进行社会往来时, 关注更多的是交易对象自身的信誉和资质, 而非其配偶如何、背景怎样。 (4) 其二, 在交易之初, 由于债权人拥有交易选择权, 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风险。这种规避交易风险行为的成本, 比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强加给夫妻另一方所导致的反驳成本要小得多。 (5)

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是适当照顾女方、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公平处理共同财产及债务。但司法实践中, 往往是法律无法保护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无过错方以及子女的权益, 反而为他们增加了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因此, 应当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当然, 废除该推定规则, 可能会出现客观真实上系夫妻共同债务, 但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夫妻之间内部信息而举证不能, 导致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其他方面的途径加以补救, 力求平衡婚姻关系双方及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各方的合法利益。

(2)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 灵活适用法律, 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各地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 在立法上还没有对其完善的情况下, 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 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 并灵活适用法律, 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 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 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 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 (6) 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 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失却法律原意。《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 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 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 不能超出立法本意。其次,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 应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 选择适用法律规则, 对具体案件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断, 这样的判决结果会更符合客观事实, 更趋向于实质正义。最后, 变通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 但因为婚姻法相关解释缺失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 加之我国又没有对日常家事代理权作明确规定, 法官若直接适用该制度易引起当事人的非议。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 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7) 尽管这两个标准表述不是很科学, 但我国实务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 此标准已居主流地位, 可将之与日常家事代理联系起来分析,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个人负债可推定为夫妻合意, 认定为共同债务。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巨额债务, 则应从严审查, 不可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 明确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争的举证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 使得很多情形下明知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却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给法院裁判及当事人利益都带来很多困扰。如前所述,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 夫妻一方要举证证明另一方个人举债非夫妻共同债务难度极大,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 依据法律规定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终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 法律侧重于惩罚婚姻的过错方, 但事实上过错方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并刻意隐瞒其所作所为, 甚至故意制造假象蒙蔽法院, 蒙蔽配偶他方, 其主动坦白过错的情形是很罕见的。正是由于无过错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不能, 使得本该胜诉的受害方往往难以提出有利证据得到法院的支持, 亦使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因此, 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实行夫妻债务认定举证倒置规则, 由夫妻参与举债一方当事人证明所举债务确实是夫妻共同决定, 或确实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否则, 按举债一方个人债务处理。这种举证规则比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夫妻另一方的成本要小得多, 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4. 增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在婚姻生活中, 日常事务琐碎繁多, 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 这种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 同时也符合婚姻当事人的本人利益, 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简单民事交易的安全, 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早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制度, 英美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虽然只是对夫妻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予以间接承认, 这已经是对原有婚姻法理论的重大突破。 (8) 但直至今日日常家事代理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定, 因此建议在婚姻法中引进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并且明确限定日常家庭事务的合理范围, 这对于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民事交易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应严格把握, 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不宜扩大。完善我国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首先要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规定清楚。如史尚宽先生所说, “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确定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因为“日常家务之范围, 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 由外部正确判定, 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 不独有害于第三人, 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 (9) 即有了生活样式外观的日常家事代理权, 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清楚之后, 对于非属于日常家事代理事项的处分就应当征得夫妻双方的同意和确认。笔者认为应规定为:一方若设置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 须经另一方的同意和确认, 否则应当视为个人债务, 由举债方自行承担债务后果。但该债务负担若符合民法表见代理的外观而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的, 不足以对抗债权人。

参考文献

篇4：上海高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

（三）逐条解读（完整版）

(法释〔2010〕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已于 201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4日起施行。

组织解读：【关于本解释的溯及力】本解释自2010年9月14日起实行，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原理，本解释施行前颁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是不一致的，以本解释的规定为准。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进行再审。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特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最高院解读：《调解仲裁法》确定了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是否应把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不加区别的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确是一个在实践中争议广泛的问题，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我们研究认为，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对于那些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应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则属于典型的社保争议纠纷,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

组织解读：根据高院的解释口径，社会保险补缴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补办社会保险手续，或者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但由于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劳动者可向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第二条 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最高院解读：针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政府行为主导的企业改制，我们一直认为，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改制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不局限于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导。对于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处理，完全是在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进行，因此，对于这部分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责无旁贷，应依法予以受理。

组织解读：企业自主改制往往涉及员工劳动关系主体的变化以及相关工龄的计算，将改制争议纳入劳动争议范围有利于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相关社会矛盾，但司法实践当中，对改制过程中发生的劳动关系主体变化情形，法律并无完善的规定，涉及到劳动关系主体变化的认定以“合意”为准还是根据“实际履行”来判断，往往会对劳资双方利益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和“空壳化”，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

第三条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院解读：加付赔偿金问题规定在《劳动合同法》第85条，但对于加付赔偿金纠纷，司法实践中处于主流地位的观点却是应当去司法化，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对于《劳动合同法》第85条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对于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的，劳动者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同时也可以主张加付的赔偿金。但其加付的赔偿金如果想要获得法院的支持，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就用人单位拖欠其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的违法行为先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后，用人单位仍未支付，此种情况下才存在加付赔偿金，如果未经过这一前提程序，劳动者直接主张加付赔偿金，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组织解读：司法解释三草案规定，劳动者直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加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告知劳动者向有关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解决。正式稿将加付赔偿金的争议处理归结为“先行政后司法”的解决方式，即先通过劳动监察，后通过司法救济。

第四条 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最高院解读：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主要包括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这三种情况。非法用工主体由于违反工商登记的规定，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违法行为不应影响到其民事行为的效力。只要非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不是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的劳动合同，即便存在非法用工，也应当承认其劳动关系的存在。这样，当纠纷发生时，就可按照法律倾斜于劳动者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当用人单位不存在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出资人应当依法予以承担责任。

组织解读：根据原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非法用工主体由于主体不适格与劳动者不建立劳动关系，在司法实践当中，劳动仲裁不受理非法用工主体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争议，本解释做了颠覆性的规定，正确厘清了行政关系与民事关系，有利于劳动者利益保护。

第五条 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

最高院解读：就出借营业执照一方而言，由于其出借行为导致了劳动者有理由相信招用他的用人单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甚至认为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即是用人单位。正是基于这些足以使其产生合理认识的表象，劳动者才付出了劳动。因此，当劳动者因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亦应当把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列为当事人，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以挂靠等形式出借营业执照是否为有偿，均不影响其作为当事人的地位。

组织解读：将出借方或挂靠方作为当事人，有利于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避免劳动者索赔无门。在司法实践中，劳动者为缴纳社会保险而挂靠用人单位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通常也会产生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等争议，建议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秩序，避免各类挂靠现象。

第六条 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

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

最高院解读：对于已经作出的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仲裁机构不能自行追加或经当事人申请追加后再次重新仲裁。当事人可依照《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追加后一并参加诉讼。对于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就应当直接作出调解或依法判决其承担责任。

组织解读：追加当事人主要存在与：

1、劳务派遣用工；

2、企业改制、并购中的劳动关系主体变化；

3、员工借用中的权利义务纠纷；

4、其他。追加当事人有利审查劳动关系的归属及有关权利义务的界定，司法解释三中增加了诉讼当中可以直接追加当事人，便利了诉讼各方，更确切的说，是方便了劳动者维权。

第七条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组织解读：司法解释三草案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按雇佣关系处理。正式稿以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作为界定劳务关系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由于劳动者个人原因（如缴费年限不足）或地方政策原因（如上海的非正规就业缴金延迟退休及柔性延迟退休政策等）导致达到退休年龄却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此时双方仍可以延续社会保险关系，在此前提下，双方的用工关系类比劳动关系处理更具合理性。

第八条 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最高院解读：我们在制定司法解释时，结合法律法规，规定了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与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相应地，劳动者与新的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也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具体来说，第一，新的用人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在停薪留职、提前退休、下岗待岗、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等情形下，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第二，发生工伤事故时新的用人单位有赔偿的义务。根据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可知，在劳动者于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的各项义务。第三，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新的用人单位有补偿的义务。在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有关解除权的产生、行使以及解除或终止后的法律后果包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事项，都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组织解读：司法解释三草案原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了用工关系的，可按劳动关系处理，但原用人单位已为其缴纳基本生活费或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请求新的用人单位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请求新的用人单位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予支持。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请求在新的用人单位享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工作时间、休息休假、职业危害防护、福利待遇的，应予支持。正式稿未区分社会保险关系的不可重复性，而规定新用人单位具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此跟目前的实际操作有一定的冲突。

第九条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院解读：由于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加班证据极其有限，这类证据大都由用人单位持有，劳动者很难取得。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者举证证明其加班天数及加班费数额的多少，将置劳动者于不利之地。反之，若将加班费列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由用人单位举证，当用人单位不提供加班证据或提供不出否认加班事实的证据，则推定劳动者所称的加班事实成立，这样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会诱使劳动者不顾客观实际随意主张加班费。

因《调解仲裁法》第6条规定了劳动争议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追索加班费案件也不应例外。劳动者主张加班费应当就加班事实举证，考虑到劳动者举证的实际困难，对劳动者的举证不能过于苛求，可适当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只要劳动者一方提出的基本证据或者说初步证据可以证明有加班的事实，即可视为其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劳动者提供的加班证据既可以是考勤表、交接班记录、加班通知；也可以是工资条、证人证言等等，凡是能够证明其加班的证据都可以提供。同样，对于劳动者主张加班事实的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劳动者仍然要对这一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当劳动者举证证明了加班事实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后，用人单位即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劳动者滥用举证责任分配从而导致对用人单位极其不公正的后果。

组织解读：在本条的立法过程中，一直有两种意见，一为劳动者起诉追索超过两年前的加班费，由劳动者对已加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劳动者起诉追索两年之内的加班费，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未加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第二种意见：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负有举证责任。劳动者有证据证明有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正式稿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比较科学，既避免了劳动者漫天要价，也给用人单位苛以必要的举证义务。

第十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组织解读：本条实为关于“处分协议”的规定，在企业用工实践中，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往往对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清算，如加班费、工资差额、内部福利、经济补偿等。在涉及相关款项的数额上，用人单位最终支付的数额与应付数额可能存在一定的差额（最典型的为加班费），在先前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有两种做法，一为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益，故只要双方签字认可的，劳动者一方不能反悔。另一种裁判方法为，尽量照顾劳动者利益，如对加班费的清算可将其定义为“劳动标准”，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排除。本条解释则借鉴了民法中的可撤消制度，将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动者利益，缩小用人单位通过强势地位减少劳动者应得款项。

第十一条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组织解读：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生效调解书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不能通过起诉救济。

第十二条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或仲裁裁决，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申请仲裁的案件存在下列事由的除外：

（一）移送管辖的；

（二）正在送达或送达延误的；

（三）等待另案诉讼结果、评残结论的；

（四）正在等待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的；

（五）启动鉴定程序或者委托其他部门调查取证的；

（六）其他正当事由。

当事人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为由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交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受理通知书或者其他已接受仲裁申请的凭证或证明。

最高院解读：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实行的是“一调一裁两审”制度。仲裁是诉讼前置程序，不经仲裁，当事人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通过调解和仲裁，有利于劳动争议能够尽可能在比较平和的气氛中得到解决，尽量减少打官司。所以，如果仲裁机构因为有正当事由而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尽可能从时间上给予一定宽限，使劳动争议能够在最初阶段予以化解，而不必继续漫长的诉讼程序。这种做法有利于维护“一调一裁两审”制度的稳定，避免了该制度流于形式，从而防止大量劳动争议案件未经仲裁便径行进入审判程序。总结审判经验，本司法解释规定仲裁程序存在下列事由即为正当事由，即使逾期当事人也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

（一）移送管辖的；

（二）正在送达或送达延误的；

（三）等待诉讼、评残结论的；

（四）启动鉴定程序，或委托其他部门调查取证的；

（五）因正当理由，案件正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待仲裁的；

（六）其他正当事由。

组织解读：本条出台的背景为，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劳动争议仲裁审限为45天，最多为60天，随着劳动争议案件的井喷，大量争议未经仲裁即进入法院，使得法院面临很大的压力。2009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1号]，通知规定，对于仲裁委员会确有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受理决定或仲裁裁决，劳动者以此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劳动者等待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或裁决。这也直接导致各地仲裁机构对超过审限的案件无法转移至法院，很多案件拖至一年半载，此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审限利益。故本解释对此进行补充规定。另与草案相比，正式没有将“案件正在排期的”列为审限剔除情形，可能考虑到案件排期可能会被仲裁委员会滥用，而损害当事人的审限利益。本条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使对仲裁45天的审限理解更加科学。

第十三条 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最高院解读：一裁终局制度是《调解仲裁法》的最大亮点。遗憾的是，该条第（一）项是以“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作为认定一裁终局标准的限制条件，但是，这一金额是以劳动者仲裁请求数额还是以仲裁机构最终裁决数额为依据？此外，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是以数项之和为依据进行判断还是以分项计算数额为依据进行判断？在立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需要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以统一裁判度，更好地发挥一裁终局制度的作用。

首先，当劳动者申请的数额与仲裁机构裁决的数额不一致时，应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的数额作为标准，判断是否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如果以劳动者申请的数额作为判断标准，由于劳动仲裁案件不收费用，很容易出现劳动者漫天要价，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现象，这将使一裁终局制度形同虚设。

其次，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一项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不论数项之和是否超过，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

组织解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7条规定：“下列劳动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此前，上海地区的适法口径是按照（1）劳动者请求不超过、（2）请求金额总和不超过的双重控制的原则来处理。而司法解释三草案规定，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系指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数额。而正式稿则明确了（1）实际裁决金额不超过、（2）各请求事项均不超过的宽松原则来处理。此种规定进一步扩大了现行处理口径中“一裁终局”的范畴，有利于保护员工权益，也间接增加了仲裁委员会的“权力”。对用人单位而言，则是一个极不利的规定（一裁终局仅约束用人单位而不约束劳动者），一裁终局多数情况下用人单位申请撤消不会被支持。

第十四条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同时包含终局裁决事项和非终局裁决事项，当事人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照非终局裁决处理。

最高院解读：为统一全国法院裁决尺度和认定标准，本着简便实用、易于操作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处理原则，本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在同一仲裁中劳动者请求既有终局事项又有非终局事项的，应统一按照非一裁终局的原则处理，不能按终局事项和非终局事项分别处理。当事人（不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如不服本裁决，均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组织解读：一裁终局包括两类：

（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而司法实践当中，有关双倍工资争议比例较多，“双倍工资”是否属于劳动报酬争议未有明确，根据上海的裁审口径，双倍工资属于法定义务而非劳动报酬，似乎将其排除在一裁终局范围外较为合理。

第十五条 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中级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或者劳动者撤诉的，用人单位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最高院解读：劳动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同时，用人单位也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即上述两类异议程序同时启动时，是否应同时进行，还是由某一程序吞并另一程序，或者是在处理顺序上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调解仲裁法》没有明确规定。另外，根据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劳动者不服仲裁裁决应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根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用人单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两类程序的管辖分属不同法院也增加了协调两类程序的难度。

第一，因用人单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目的就是使纠纷进入诉讼，所以在两类程序关系的处理上，以采取诉讼程序吞并仲裁裁决撤销程序为宜。即劳动者就终局裁决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而用人单位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中级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终结诉讼。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对用人单位的抗辩应一并处理。

第二，劳动者起诉后又撤诉的，经征询用人单位一方意见，用人单位要求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不予准许撤诉并仍对整个案件进行审理；用人单位也认为不需要继续审理的，可以准许劳动者撤诉。第三，劳动者因超过起诉期间被驳回起诉的，用人单位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组织解读：对一裁终局的程序衔接，解释基本执行“起诉吞并撤消申请”原则。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依照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申请或者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为终审裁定。

组织解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照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作出终局裁决，劳动者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可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

用人单位依照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裁定驳回的，用人单位不得上诉，也不得申请再审。

第十七条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和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督促程序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支付令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劳动者就劳动争议事项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先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申请支付令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劳动者依据调解协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组织解读：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和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有关督促程序的规定。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支付令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劳动者可就争议事项向调节组织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申请仲裁，但不可以直接起诉。

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支付令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劳动者依据调解协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予以受理。

第十八条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决，劳动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用人单位撤回撤销终局裁决申请或者其申请被驳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执行。仲裁裁决被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用人单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组织解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8条规定：“劳动者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49条又规定：“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一）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