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高院判决案例

省高院判决案例（精选5篇）

篇1：省高院判决案例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１９９８）云高刑初字第１号）

公诉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褚时健，男，１９２８年２月１日生，汉族，高中文化，云南省华宁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住玉溪卷 烟厂职工宿舍。１９９７年２月８日因本案被监视居住，同年７月１０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马军、罗涛，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以军，男，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３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通海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１９９７年８月８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８月２２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王北川、何京，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乔发科，男，１９３８年９月５日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云南省晋宁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１９９７年８月８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８月２２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宦锐，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６日以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犯贪污罪和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义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马军、罗涛，被告人罗以军及其辩护人王北川、何京，被告人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宦锐，证人刘瑞麟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起诉书对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分别提出三项指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针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相关情节，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三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综合双方争议及各自理由，本院评判如下：

一、起诉书指控：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４年，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瓮）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２８５７０７４８．５美元。褚时健指使罗以军交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账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１９９５年６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３

００万美元进行私分。褚决定自己要１００多万美元，给罗以军、乔发科每人６０至７０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并把钱存放在新加玻商人钟照欣的账户上。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５日，罗以军身带褚时健签字的四份授权委托书到达深圳，向盛大勇、刘瑞麟转达了褚的旨意，盛、刘亦同意。罗以军在授权委托书上填上转款数额，褚时健为１７４万美元，罗以军６８１０６１美元，乔发科６８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麟４５万美元。罗将填好转款数额的授权委托书和向钟照欣要的收款银行账号交给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７月１９日，盛大勇将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转到钟照欣的账号上。罗以军返回玉溪卷烟厂后，将办理情况报告了褚时健、乔发科。上述款项案发后已追回。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１、华玉公司的账页，以证明玉溪卷烟厂在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浮价款）和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款共计２８５７０７４８．５美元。褚时健等人汇出的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属上述款项中的一部分。

２、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在侦查期间的陈述，以证明三被告人预谋私分美元的经过。

３、华玉公司的调账凭证，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记录的调账备注和刘瑞麟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罗以军持被告人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到华玉公司调账的经过。

４、银行转款凭证和银行收款凭证，以证明从华玉公司汇出款项的时间、金额及收款银行和账号。

５、新加坡商人钟照欣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等人将款汇到他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存放的经过。

６、扣押款项凭证，以证明案发后款项已全部追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均已构成贪污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提出犯意，起指挥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实施转款行为，被告人乔发科参与私分，均系从犯。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当庭陈述的事实与指控事实基本一致。被告人褚时健提出，预谋私分美元的数额与指控贪污的数额有出入。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对指控提出三点异议：第一，各证据间反映出的数额与起诉书认定的数额存在矛盾；起诉书认定三被告人各自贪污的美元数额，只有罗以军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第二，三被告人私分的是销售卷烟价款，属账外资金，私分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故应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指控贪污的

罪名不能成立。第三，款项转到新加玻商人钟照欣账户，被告人并未实际占有，属犯罪未遂。

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褚时健指使被告人罗以军将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从华玉公司账上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存放，这一行为只为为三被告人私分创造了条件，款项并未按预谋的份额为各人控制，公款的性质没有改变，事后也以玉溪卷烟厂的名义将款全部转回，故三被告人行为属犯罪预备。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乔发科仅有犯意表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没有实际占有私分的美元，指控其贪污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指控被告人褚对健、罗以军、乔发科共同私分公款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三被告人亦予供认。对争议的数额，本院确认三被告人在预谋私分美元时，商定褚时健１００多万，罗以军、乔发科各６０万到７０万，最后实际转款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的事实。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应当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观点，本院认为，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属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是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决定，集体私分。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秘密的方式私分公款，既不属单位行为，也不是集体私分，不符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基本特征。因此，辩护人的这一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未遂的观点，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预备的观点，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属犯意表示的观点，本院认为，三被告人主观上有共同私分公款的故意，客观上已将公款从华玉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到钟照欣的帐户，这一过程完成后，玉溪卷烟厂华玉公司都对该款失去了占有和控制，实际支配权在被告人，款项的所有权已被非法侵犯，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属犯罪既遂，故三辩护人的意见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按当日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２８７４１５７７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系从犯。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二、起诉书指控：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中旬，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账外存放的浮价款银行账户及相关的资料销掉，把剩余的１１５０多万美元以“支付设备配件款项”的名义全额转出。褚决定自己要１１５０多万美元，并拿给罗以军一个钟照欣提供的用英文打印的银行收款账号，叫罗把钱转存到该账户。罗以军在褚时健给的收款账号上注明１１５６万美元，连同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一起带上，到深圳找到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１９９６年１

月２３日，钟照欣提供给褚时健的账户上收到了１１５６万美元。上述款项案发后已全部追回。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银行转款凭证，银行收款凭证，证人罗以军、刘瑞麟、钟照欣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银行账户上的１１５６万美元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境外银行开设的账户的过程，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对转款的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辩解：叫罗以军销掉存放浮价款的银行账户，并把账户上的余款１５００多万美元全部转到钟照欣的账户上，是因为即将交工作，为了掩盖私分３５５万美元的事实；款转出后是为玉溪卷烟厂支付购买烟丝膨胀设备款，并不是自己要。

辩护人提出，指控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针对被人褚时健的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进一步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１、罗以军证言，证明“褚时健说自己要１１５０万美元”；同时证明“褚时健给我一个用英文打印的银行帐号用以转款”。

２、钟照欣证言，证明“褚对我说要转一笔款到我账上，向我要个账号，„„，我专门买了个公司，开设了银行账户，把账户提供给褚款转到了这个账户上”。

３、合同书、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人褚时健辩解的购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项，是由其他途径支付的。

公诉机关认为，上述证据充分证实被告人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辩解不能成立。因此，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褚时健对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均存在重大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法庭依法传罗以军出庭作证。罗以军在当庭作证时，证明褚时健说过转出的美元用作赞助款和其他开支。

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账户上的１１５６万美元转到钟照欣在境外的银行账户上，这一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指控被人褚时健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证据是否充分；争议的实质是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是否具备贪污罪的主观要件，构成贪污罪。经审查：

１、罗以军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罗以军直接实施转款行为，在这一指控中有利害关系，作为证人作证时，证言的内容前后不一，特别是出庭作证的内容与开庭前所作证言有重大变化，在重要情节上自相矛盾，对辩护人提出的质疑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罗以军的证言不予采信。

２、钟照欣的证言亦不能作为证定事实的根据。证言中关于专门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购买公司、开设银行账户一节，经查证，在时间上、用途上均存在矛盾；关于提供给被告人褚时健账号一节，有多种说法，前后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

３、公诉机关出示的合同书、付款凭证等证据仅能证明购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没有从转出的１１５６万美元中支付，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非法占有的故意。由于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指控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形成锁链。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控方同有提供证据证实犯罪的责任，证据不充分，指控不能成立。该指控中，证据反映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行为的主观故意，同时存在非法占有、购买设备或其它目的的可能性，不具有充分的排它性，因此，指控被告人褚时健贪污１１５６万美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确认。

三、起诉书指控：１９９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７月，洛阳市公安局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本案过程中，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和河南省偃师市等地，扣押、冻结了褚时健的货币、黄金制品、房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等财产，共折合人民币５２１万元，港币６２万元。对此，褚时健能说明其合法收入来源经查证属实的为人民币１１８万元。其余财产计人民币４０３万元，港币６２万元，褚时健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不无法来源的根据。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扣押的存款单１８份，黄金制品８２件，“劳力士”金表２块，港币２３万元，人民币９２００元，商品房４套的照片、购房协议、付款凭证及房产价值鉴定书，证人马静芳、马静衡、马静芬、李湘云、喻斌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褚时健合法收入的相关证明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根据，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被告人褚时健对指控证据无异议，但提出上述财产中有一部分是外商赠与的。

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褚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应予扣除。

公诉机关针对被告人褚时健及辩护人的异议，进一步说明，被告人褚时健对辩解的外商赠与，未能准确地陈述事实，也未能提供外商姓名、住址等查证线索，不能查证属实，辩解不能成立。对被告人褚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起诉书认定时已作扣除。

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人褚时健对其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负有说明的责任。被告人褚时健的说明和辩解没有可供查证的事实予以证明，其辩解不能成立。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此外，公诉机关还认定，被告人褚时健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有立功和重大立功表现，并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对上述认定均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和全省的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量刑时应充分考虑被告人褚时健的功劳，从宽处理。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具有自首情节，过去曾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应考虑从宽。

公诉机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观点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确实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要贡献，但功不能抵刑，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被告人乔发科是在侦查机关已经掌握犯罪事实并向其讯问的情况下供述犯罪，不能以自首论。

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因涉嫌其他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在司法机关尚未完全掌握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百发科共同贪污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的事实前，交待了这一犯罪事实，应按自首论；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重大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侵占公共财产线索，但检举的事实未按刑事追究，立功不能成立；关于重大立功表现，指被告人罗以军检举被告人褚时健贪污１１５６万美元的重大犯罪事实，因对被告人褚时健的这一指控本院不予确认，故被告人罗以军重大立功表现亦不能成立，但该行为使检察机关及时追回流失在境外的巨额国有资产，可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被告人乔发科在同案人已经向检察机关供述了共同犯罪事实后，侦查人员向其询问时作如实供述，不属主动投案，自首不能成立，可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情节，酌定从轻。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 科曾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大贡献，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在担任玉溪卷烟厂领导期间，为“玉烟”发展作出了贡献，对此，党和政府给予了政治上、物质上的荣誉和待遇，但无论功劳多大，都不因此而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犯罪都应依法受到刑事追究。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属情节特别严重，这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确定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至于被告人的历史表现反映出的主观方面的情节，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３５５１０６１美元，折合人民币２８７０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的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论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褚时健同时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罗以军积极参与犯罪，具体实施转款行为，作用明显，但鉴于其系从犯，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揭举他人的违法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乔发科受邀约参与犯罪，系从犯，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情节较轻，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据此，本院为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维护社会主主经济秩序，严惩严重经济犯罪，根据本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２０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２０万元。

二、被告人褚时健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法入的差额部分，价值人民币４０３万元，港币６２万元的财产依法没收。

三、被告人罗以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１３万元。

四、被告人乔发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５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审 判 长 郑蜀饶

审 判 员 田 波

审 判 员 吕新华

审 判 员 张迎宪

代理审判员 黄为华

人民陪审员 倪慧芳

人民陪审员 杨润新

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庆 文

顾 蕊

篇2：省高院判决案例

民事判决书

辽 宁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1)辽审一民再申字第0005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忠兵，男，1974年7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北票市宝国老镇马达营 村石匠沟组。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永富，男，1942年12月4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北票市宝国老镇马达营 村石匠沟组。

申请再审人赵忠兵因与被申请人赵永富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认为，赵忠兵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提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辽 宁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辽审一民提字第103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忠兵，男，1974年7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北票市宝国老镇马达营村石匠沟组。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永富，男，1942年1 2月4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北票市宝国老镇马达营村石匠沟组。

申请再审人赵忠兵因与被申请人赵永富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2011)辽审一民再申字第0005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忠兵原审诉称，1995年1月1日，我同原北票市宝国老镇老西沟村民委员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由于我是孤儿，承包后未从家中居住，现赵永富在通往我家的道路上栽了权，同时还在我承包的西山承包地上栽了树，侵犯了我的经营管理权，故请求法院判令赵永富铲除在通往我家路上及承包田内所栽的树木，恢复原状。

北票市人民法院(2006)北民权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查明，1995年1月1日赵忠兵与北票市宝国老镇老西沟村民委员会（现 合村后改名为马达营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 期限30年，自199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赵忠 兵承包后，因当时家庭贫困，又是孤儿未在家中居住，2006年春 天回家发现其和村民上山拉庄稼的道被赵永富栽上树，无法行走，同时发现承包地的南边赵永富也栽上了树木。赵忠兵耕地承包合同书的四至为（争执地段西山）南至路、北至沟。本院和马达营村委会主任及原老西沟村干部现场勘验和指证了地界，现赵永富所堵的道路三米宽，是村民上山拉庄稼的道路，已形成二十几年的历史通道。现赵永富在赵忠兵承包地南河套处栽的树属赵忠兵1995年1月1日签订耕地承包合同范围使用权之内，赵永富持有的1 99 3年3月1 0日北票县人民政府发放的北林证字第5 3号山林权证，没有确定四至，无法证明赵忠兵承包耕地南河套边系赵永富持有的林权证使用范围内。

该判决认为，赵忠兵持有的耕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赵永富不应对赵忠兵耕地承包合同书规定使用范围内进行侵权，更不应将历史形成村民上山拉庄稼的通道堵死，赵永富持有的林权证合法有效，但未有四至，无法证明林权证的使用范围。赵永富提出赵忠兵持有的耕地合同书上的文字是后填写的公章是假的，但未能按规定的时间提出鉴定申请，视为放弃权利。一审判决：

一、赵永富将赵忠兵通行的道路（历史形成的道路宽三为）通开，恢复正常通行；

二、赵永富不得妨碍赵忠兵耕地承包合同书西山四至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权和管理权，恢复原状（以上款项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案件受理费5 0元，其他诉讼费 300元，勘验费 100元，合计 450元，由赵永富负担。

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朝中民二权终字第51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与北票市人民法院(2006)北民权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该判决认为，赵忠兵与北票市宝国老镇老西沟村民委员会签 订的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赵忠兵依法享有对承包耕地占有、管理和使用权，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妨碍，赵永富妨碍赵忠兵对 承包地的经营管理无法律依据，将赵忠兵及村民上山拉庄稼用的历史形成通道占为已有，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赵永富在本案争议的土地上种植了树木，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享有合法土地使用权。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元由赵永富承担。

2007年1月8日赵忠兵向北票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对 判决书确定的第一项、第三项内容执行完毕，由于判决书第二项 执行内容无法确认，地界四至不清无法执行，该院终结执行。赵 忠兵不服提出异议，该院驳回异议。赵忠兵又向朝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异议，被驳回。为此，赵忠兵申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查后认为，因为赵忠兵的耕地承包合同书东侧界限没有填写，故其东侧方向的界址不清，法院无法判定赵永富是否侵犯赵忠兵 西山承包地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应由有关部门对该案土地界址不 清问题予以处理。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本案再审。

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 事判决查明，1995年1月赵忠兵与原北票市宝国老镇老西沟村民 委员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03025，赵忠兵共承包 四块耕地，面积5.6亩，双方争议地点是赵忠兵所承包的西山地 块，该承包地亩数为1亩，四至是东至（空白），西至（空白），南至坝沿，北至沟，承包期限30年，自1995年1月1日起至 2024年12月31日止。赵永富林地位于赵忠兵的承包地东侧。南侧是赵永富家院后，林地与其家之间为赵忠兵及村民上山的历 史通道，赵永富持有北票县人民政府1983年3月10日颁发的山 林权证，证号是北林证字第5 3号，四至东、西、南、北均为空 白，面积为空白。

该判决认为，赵忠兵与北票市宝国老镇老西沟村民委员会签 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东西四至未标明，双方所争议的土地权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赵忠兵诉讼请求第二项内容不属法院管辖。据此判决：

一、维持本院(2006)朝中民二权终字第514号民事判决关于北票市人民法院(2006)北民权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赵永富将赵忠兵通行的道路（历史形成的道路宽三米）通开，恢复正常通行；

二、撤销本院(2006)朝中民二权终字第514号民事判决关于北票市人民法院(2006)北民权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赵永富不得妨碍赵忠兵耕地承包合同书西山四至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权和管理权，恢复原状（以上款项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

三、驳回赵忠兵要求法院判令赵永富铲除在赵忠兵承包田内所栽的树木，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其它诉讼费31 0元，勘验费1 00元，上诉费350元，合计800元，由赵忠兵负担400元，赵永富负担400元。

赵忠兵申请再审称，一、原一审判决认定争议地块的四至是清楚的，因为在审理过程中，北票市人民法院曾组织发包方村委会主任和1995年分地时的成员到现场指认了地界，明确了赵忠兵承包合同书未标明的东西界线，并且承包合同书中明确了南边的界线是路，而原再审判决错误地认定是坎沿，此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此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原一审法院组织有关部门召开执行听证会，并再次到现场指认了界线，原一审法院再以界线不清为由终结执行没有事实依据。

二、原再审判决对原一审法院组织的现场勘查地界没有分析论述，只是空洞地表述本争议界线不清，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三、现赵忠兵有发包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和1995年分地成员及大部分村名的联名材料，足以证明本案事实，并且赵永富所持有的林权证坐落的地点不是西山，没有四至。综上几点结合证据情况已经能够解决本案焦点问题。赵忠兵持有的承包合同书虽没有确切的界线，但经过原一审法院初审并组织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到现场指认和原二审及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和分地成员的证明足以证明本案赵忠兵承包地的界线是清楚的，法院应当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为由，驳回赵忠兵的诉讼请求，此适用法律错误。故赵忠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原再审判决，判令赵永富铲除栽种在赵忠兵承包地上的树木，归还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西山地块南至位置外，其他事实与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查明该争议地块南至路。

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赵忠兵与原北票市宝国老镇老西沟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编号为0302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在卷佐证，并经原审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再审认为，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定赵忠兵与原北票市宝国老镇老西沟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编号03025号《耕地承包合同书》中涉及本案所争议的“西山”地块，南至坝沿。但该合同书记载争议地块南至路。故对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应予更正。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争议的土地权属不清，赵忠兵诉讼请求的第二项内容，即请求法院判令赵永富铲除在赵忠兵承包地内所栽种的树木，不属法院管辖，据此判决驳回赵忠兵的诉讼请求。此处理结果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6条：“因土地、山岭、森林、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发生权属争议的，应当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对行政处理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侵权纠纷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土地权属不清，应驳回起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 3号民事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不妥，应予纠正。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地块权属问题，当事人可向土地管理机关申请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维持本院(2006)朝中民二权终字第514号民事判决关于北票市人民法院(2006)北民权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赵永富将原告赵忠兵通行的道路（历史形成的道路宽三米）通开，恢复正常通行；维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撤销本院(2006)朝中民二权终字第514号民事判决关于北票市人民法院(2006)北民权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不得妨碍原告赵忠兵耕地承包合同书西山四至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权和管理权，恢复原状；

二、撤销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朝中民权再终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审原告赵忠兵要求法院判令原审被告赵永富铲除在原审原告承包田内所栽的树要，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申请再审人赵忠兵要求法院判令被申请人赵永富铲除在申请再审人赵忠兵承包田内所栽的树木，恢复原状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 0元、其他诉讼费300元、勘验费1 00元，合计800元，由申请再审人赵忠兵负担400元，被申请人赵永富负担400元。

篇3：省高院判决案例

甲方黄某与乙方吴某于2008年7月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 黄某将自己一套住宅房屋出售给吴某, 双方申请房屋登记机关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时隔三个月, 黄某的父母一张诉状将吴某告上了法庭, 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该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主要理由为黄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无权处置该房产, 作为黄某的法定监护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该协议无效, 撤销前述转移登记并恢复到黄某为所有权人的状态。

法院查明, 黄某于2004年发生车祸脑部受伤, 经过司法鉴定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008年7月与吴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时候, 吴某并不知道这一事实, 从表象上也看不出黄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黄某的监护人也不知道出售房屋的事实, 吴某支付了大部分房款且并未要求黄某交付该房屋, 只是与黄某共同申请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之后, 吴某在该房屋上设定了抵押权, 向银行申请了贷款。目前, 该房屋实际上仍由黄某和黄某父母居住, 黄某卖房得到的房款也被其本人挥霍。法院终审判决黄某和吴某的买卖协议无效。随后, 黄某的父母以该民事判决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吴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 且将所有权恢复到黄某名下。

问题:

1.登记机关是否可以该民事判决直接撤销吴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

2.该房屋上存在的他项权如何处理?登记机关是否有义务告知抵押权人?

3.假如吴某的贷款还不了, 银行的债权如何实现?

4.登记机关的登记是否违法?登记机关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5.吴某的权利如何救济?

●剖析

1.登记机关是否可以该民事判决直接撤销吴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

登记机关不可以该民事判决“直接”撤销吴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理由如下:

尽管登记是由行政机关作出的, 但是登记确定的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事项, 涉及的是民事权益问题。在登记发生错误的情况下, 自然也应当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 原则上由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在私权领域应遵守私权自治这一最高准则, 国家登记机关不得随意凭借公权力越俎代庖, 直接强制办理登记。

另外, 从程序上讲, 登记机关也不能“直接”撤销吴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无论是根据《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 还是住建部《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 都要求登记机关履行先行通知的义务。更何况, 《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规定更正登记适用的前提是“房地产登记簿记载与原申请登记文件不一致”。

2.该房屋上存在的他项权如何处理?登记机关是否有义务告知抵押权人?

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可依善意取得制度拥有该房屋上设定的他项权 (抵押权) 。在抵押登记行为本身并无不当的情况下, 不能因转移登记行为被更正而轻易撤销抵押登记, 以避免作为善意第三人银行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在本案情形下, 《房屋登记办法》和《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都仅规定登记机关有义务通知房地产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 而没有把抵押权人明文列入应通知之列, 故依据法定条文, 登记机关没有法定义务。但笔者认为, 此时登记机关如能通知抵押权人更为妥当。虽然理论上抵押权人的权利不因抵押物所有人的变化而丧失, 但客观上将造成其权利无法实现, 况且其所持他项权利证明中涉及不动产的权利人发生了变化, 抵押权人此时的权利在实质上还是受到一定影响的, 故登记机关以通知抵押权人为宜。在房地产登记实践中, 也出现过因没有通知抵押权人, 抵押权人以此为由诉请法院撤销更正登记行为的案例。

3.假如吴某的贷款还不了, 银行的债权如何实现?

本案中, 抵押权人银行善意取得了抵押权, 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如上文所述, 抵押权人的权利不因抵押物所有人的变化而丧失。故假如吴某的贷款还不了, 银行可以就本案房屋实现抵押权。

4.登记机关的登记是否违法?登记机关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本案中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不违法。

在回答本题目之前, 要理清审判机关对登记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将登记机关的审查标准基本定位为形式审查。如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是:从我国房地产登记的实际情况看, 并无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的分类, 登记机构主要是按照法定的各类登记的具体审核内容和要求, 对有关登记申请进行审核。所以, 我们审理房地产登记类案件, 不要去纠缠是实质审, 还是形式审, 而应按照法律、法规对各类房地产登记行为审查的法律要件的规定, 根据登记机构的职权范围, 作全面审查。北京市的标准与上海市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 (二) 》也规定, 登记机关在进行行政登记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应理解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进行审查。例如, 对于基于虚假、无效合同的房地产登记案件, 上海市的人民法院往往会裁判为:本院认为, 房地产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系依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判断和认定, 没有能力和权力对这类权利的归属和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 原告认为自己的权益受侵害, 首先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在法律关系上予以确认。当事人不同意提起民事诉讼的, 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目前, 我国国家赔偿采取的是违法的归责原则。本案中, 因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不违法, 故登记机关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5.吴某的权利如何救济?

因黄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故吴某的损失可依《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向吴某的监护人请求赔偿。具体来讲, 被监护人黄某有财产的, 应首先从其财产中支付, 不足部分由其监护人 (黄某父母) 赔偿。因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责任采无过错责任原则, 故黄某父母承担此项责任不以具有过错为要件。

●专家点评

本案例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登记机构能否凭法院生效的判决直接办理相关的登记;二是撤消登记后抵押权人的利益如何保护。对本案可从两个层面来评价:一是法院的审理和判决, 二是法院判决对当事人和登记机构产生的后果。

一、法院的审理程序可以做得更好, 其判决也本可以采取更合理的办法来彻底解决纠纷、平衡各方利益, 减少副作用。

从审理程序上看, 《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 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 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 可以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在本案中, 受让人吴某已经在该房屋上设定了抵押权, 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抵押权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但抵押权人往往无从得知诉讼情况、从而无法及时申请参加诉讼, 因此法院应当通知抵押权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从判决内容看, 合同无效的判决是基于对黄某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认定, 但是并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所有行为均无效。《民通意见》第67条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 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 应当认定无效。”“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 应当认定无效。”可见, 限制行为能力人在神志正常的情况下作出的行为不能认为无效。如案例中所述, 黄某从表象上看不出来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而且转让房屋、办理转移登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行为, 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行为组成, 历时较长、所需资料和手续较多, 在整个过程中居然没有露出破绽;另外, 黄某所得房款大部分被其挥霍掉, 这应当是相当大的一笔数额, 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如何能挥霍掉一笔巨款也是颇为可疑的。因此, 仅凭一纸鉴定书无法证明其行为时的精神状态不足以进行该民事行为, 也就不能当然作出合同无效的结论, 还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持。

另外, 即使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合同无效, 仅仅作出合同无效的判决也是不够的, 应当就合同无效所导致的财产处理做出判决。《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 合同无效后不一定必然导致财产返还, 也可能存在“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 判决应当交待清楚。根据《物权法》第106条, 无处分权人处分不动产的, 只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即“ (一)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即可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本案中三个条件均具备, 因此受让人吴某已经取得了所有权。同样, 根据该条第三款“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 参照前两款规定”, 吴某设定的抵押权也已经被银行善意取得, 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还有必要返还财产?法院的判决没有交待。

可见,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应当通知抵押权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判决中, 应当在对合同效力做出判断的基础上, 对房屋所有权、抵押权、购房款作出明确的处理。

二、在现有的法院判决生效的情况下, 登记机构和当事人应当如何处理。

应答者对案例问题的剖析有一定深度, 运用法理、引用法条基本恰当, 阐述较为清晰。如对登记机构不能直接注销吴某的登记、登记机构的登记是否违法、抵押登记如何处理、吴某的权利如何救济的阐述, 条理比较清楚;对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从抵押权的善意取得、抵押权的物上追及性着手分析, 也较为透彻 (虽然现实操作可能未必如此理想) 。现仅作3点补充:

1. 除了极少数情况下登记机构可以径行登记外, 登记总是以依申请或依嘱托 (如协助法院执行) 为原则的, 因此不能直接撤销吴某的房屋所有权登记。这是无疑义的。那么如果黄某提出申请将如何?这要看判决内容。如果仅判决合同无效, 而没有对房屋所有权作出处理, 这是一个残缺的判决, 它没有明确是否返还财产、是否存在“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 登记机构无从办理。那么, 如果判决中已明确吴某应当将房屋所有权返还黄某, 则又如何?很显然, 判决已经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 吴某已经取得了所有权 (已经登记) , 但是他负有将财产返还给黄某的义务, 即, 他应当通过转移登记的形式将房屋所有权返还给黄某, 此时吴某应当与黄某 (由其父母作为代理人) 共同向登记机构提出转移登记申请;如果吴某不配合, 黄某可以申请法院执行。这种情况下, 要么是双方申请, 要么是法院执行, 登记机构仍然不能径行撤销吴某的所有权登记。

2. 如果基于合同无效的判决, 吴某将房屋所有权返还给了黄某, 则黄某应当返还吴某已经支付的大部分购房款, 吴某得到救济所依据的不应是《民法通则》第133条表述的侵权责任, 而是合同责任, 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61条或《合同法》第58条即可。由于黄某已将吴某支付的购房款大部挥霍掉, 本人现有动产往往不足返还购房款, 则剩余部分可从黄某的其他财产 (不动产, 如吴某刚刚返还的、作为本案标的物的房屋) 中支付, 这样不排除以该房屋作价支付、吴某补足差价从而所有权复归吴某的戏剧性结果。

篇4：省高院判决案例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转让生效判决确定债权涉及执行问题的意见

（2005年9月1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

近年来，因当事人转让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债权买受人申请执行或申请变更执行主体案件不断增多，并由此收发涉及司法傩和队伍建设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严格规范转让生效判决确定债权相关案件的执行，切实杜绝执行队伍中与此相关的不廉洁现象的发生，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正确理解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补充通知精神。今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金融资产管理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2005］62号）。其中第三条明确作出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及执行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执行主体。因此该条的不良债权的情形，不适用其他主体。同时，如受让人再次转让该债权的，也不再适用该条规定精神。

二、非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权利人，对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不享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除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外，只有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权利主体才享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才能成为执行程序中的权利主体。不是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权利人，没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也不能作为案件当事人。因此，当事人转让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受让人凭生效法律文书和债权转让协议申请强制执行的，不予受理；已经立案进入执行程序的，终结执行；当事人转让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转让人或受让人凭债权转让协议申请变更执行主体的，不予许可。

篇5：省高院判决案例

各市中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各市人民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各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各直属公安局、济南铁路公安局：现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作出的《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报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2017年4月24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为依法、全面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相关执法、司法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制订如下指导意见。第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各司其职、加强协作、密切配合。第二条

本意见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

（一）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二）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六）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七）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八）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九）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十）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十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十二）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第四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一般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基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管辖。被提级执行、指定执行、委托执行的执行案件中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由受提级执行、指定执行、委托执行的法院所在地的基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管辖。由执行地的基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执行地的基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管辖。第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时应当注意相关证据的收集、甄别、固定和保存。第六条

收集证明被告人主体信息的证据材料，包括：

（一）被告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收集证明被告人身份信息的户籍资料。

（二）被告人为单位的，应当收集该单位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该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信息、职务等材料。第七条

收集证明被告人负有执行义务或协助执行义务的证据材料，包括：

（一）被告人为被执行人、担保人的，应当收集由被告人承担履行义务的生效裁判文书(包括一、二审或再审判决书、裁定书，诉前保全裁定书，诉讼保全裁定书，先予执行裁定书，追加、变更被执行人裁定书等)及人民法院为了执行生效裁判文书而作出的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二）被告人为协助执行义务人的，应当收集作为协助执行依据的相关生效裁判文书、人民法院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证明协助义务人应当承担协助执行义务的其他证据材料。

（三）对于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案件，应当收集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以及人民法院为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而作出的裁定书等。上述材料中的书证应当收集原件，如确实无法取得原件的，收集副本或复印件。副本或复印件上须注明原件所在地及收集人，并加盖原件所在单位和收集人员的单位印章。第八条

收集证明被告人有履行能力的证据材料，包括：

（一）证明被执行人、担保人拥有清偿判决、裁定确定债权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财产的有关证据材料;或者能够以自己的行为或者委托他人在判决、裁定确定期间完成判决、裁定确定应履行的行为义务的证据材料。包括：1．执行法院为调查被执行人、担保人财产情况而出具的搜查令及相关笔录；2．执行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担保人财产而出具的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查封公告，查封、扣押、冻结物品清单等；3．执行法院查询被执行人、担保人存款、股权等的通知书及回执；4．执行法院查询被执行人、担保人名下不动产、车辆的登记情况记录；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被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交的财产情况报告；6．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信用惩戒措施的相关法律文书；7．公安机关依法侦查获取的被执行人、担保人有履行能力的相关文件、证言等；8．其他能够证明被执行人、担保人具有履行能力的证人证言、文件、查询记录等。

（二）证明属于协助执行义务人的工作职责、业务范围或者协助执行义务人持有、控制判决、裁定指定交付的财产、财产权证或者其他物品的证据材料。包括：相关工商登记材料、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委托保管的相关文书，其他相关笔录、登记文件、查询记录等。第九条

收集证明被告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或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包括：

（一）证明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证据材料或担保人隐藏、转移、故意损毁或者转让已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的证据材料，包括相关的笔录、证人证言、银行存款查询记录、担保函、转让合同、交易记录、财产过户登记等;

（二）证明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执行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证据，包括相关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调查笔录、证人证言及证明协助执行义务人拒不协助执行的其他证据材料;

（三）证明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包括证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范围的证据材料;证明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的证据材料;证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

（四）证明被执行人因妨害执行或因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状况、违反执行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已被执行法院采取民事强制措施的证据材料，包括执行法院出具的罚款决定书、拘留决定书、拘传票及其他证明被执行人因妨害执行被采取民事强制措施的证明材料等;

（五）证明被告人以暴力、威胁、聚众等方式阻碍执行或者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或者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的证据材料，包括现场照片、录音录像、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等;

（六）证明被告人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的证据材料，包括证明被告人占有财物、票证的证据，在房屋、土地上工作、生活、活动的证据材料等;

（七）证明被告人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包括虚假诉讼、仲裁、和解的判决书、裁定书、仲裁裁决书、和解协议，庭审笔录，相关证人的证言，履行虚假判决、裁定、仲裁裁决、和解协议的证明材料等；

（八）证明被告人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证据的证据材料或者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执行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的证据材料，包括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交易记录、鉴定报告等；

（九）证明被告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证据材料，包括相关的笔录、法律文书等；

（十）其他证明被告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或妨害执行的证据材料。第十条

执行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发现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应当制作案件移送函及执行情况报告，并将已经掌握的证明犯罪事实的相关材料等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十一条

对执行法院移送或者申请执行人自行报案的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均应当接受，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当即出具回执。申请执行人自行报案的，公安机关可通知执行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执行法院应当提供。第十二条

对执行法院移送的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案件，公安机关认为需要执行法院补充材料的，应当通知执行法院补充材料，执行法院应及时移送补充材料；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撤销案件的，应当函告执行法院并说明理由。执行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对申请执行人自行报案的案件，公安机关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三日以内送达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七日以内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三十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执行人。案情重大、复杂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时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书面告知申请执行人。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申请执行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书后七日以内，对不立案的情况、依据和理由作出书面说明，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书后十五日以内立案。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立案后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开展侦查工作。对执行法院移送或申请执行人提交的材料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的，应当进行转化，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重新调查、核实相关证据等。需要人民法院配合的，执行法院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对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公安机关按照内部追逃程序办理。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及申请执行人；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申请执行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应当及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第十六条

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出警，依法处置。第十七条

在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已经立案侦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的，确有悔改表现且未造成其它严重后果，或者执行法院出具从轻处罚的意见建议，经审查符合撤销案件条件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的，确有悔改表现且未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者向人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在一审宣告判决前，被告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对于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第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