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法官王富博简历

第一篇：最高院法官王富博简历

重庆高院院长：法官小圈子、法官+律师

重庆高院院长：部分法官编织小圈子醉生梦死

2010年02月22日04:45重庆晚报唐中明

“问题法官有两面人生。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八小时内，受人尊敬;八小时外，醉生梦死。”作出这番描述的，是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

昨日，市高院召开全市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高院院长钱锋到场给法官们念了一番“紧箍咒”。

搞小圈子都有可悲下场

钱锋说，结党营私、朋比成奸、编织小圈子的官场病态，历朝历代都存在。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未彻底清除。重庆法院去年发生的部分法官违纪违法的案件背后就藏着一些“见光死”的小圈子。

钱锋给这些小圈子“画”了一个“素描”——以权力为纽带，围绕某位核心人物，编织权力网，形成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小圈子的人被排挤出局、冷落一边。一切灰色交易都在小圈子内操作，圈外人甭想窥得圈中内幕。钱锋还“画”了问题法官的两面人生——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八小时内，受人尊敬;八小时外，醉生梦死。钱锋指出，搞小圈子，归根结底的后果就是谋私乱法。小圈子离不开一个“私”字，公权与私利结盟，是小圈子的“运行法则”。圈子内相互关照，利益共享，将手中司法权视为私人物品恣意玩弄，正常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和权力关系。

然而，这些小圈子迟早都会有一个可悲的下场。圈中人虽曾“招摇过市，风光一时”，但都逃不脱锒铛入狱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的“兄弟伙”不再是铁哥们，而极具讽刺意味地成为相互的“掘墓人”。

灰色交易产生枉法裁判

钱锋一针见血地说，法院内的小圈子身份比较特殊。法院的院、庭长，既有政务管理权限和审判管理职责，又有作为法官的具体审判职权，普通法官也具有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裁判权。一旦形成利益均沾的小圈子，就会产生巨大的操作空间。

“程序的掩盖更会使得灰色交易产生枉法裁判。”钱锋严肃地称，法官及合议庭办案、院庭长监督指导审判均有相应程序，但如果这个程序被小圈子利用，就会使枉法裁判披上合法外衣，就可以把灰色交易“洗白”。钱锋指出，若个别审判组织成员结成利益共同体，互相通融，相互利用，将会捅出天大的窟窿。这三大危害，是悬在头上的三把匕首，把把致命。究其根本，小圈子就是窝案之源，一旦东窗事发，必定一倒一大片。

钱锋说，法官良知最基本、最重要的莫过于六个字：不贪赃、不枉法。唯有彻底隔断小圈子，法院方能风清气正。

做领导亲属不能当律师

据了解，市高院近日将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工作的审判岗位领导干部实行任职限制的规定(试行)》，对有直系亲属做律师的法院领导提出要求，要么自己不再当领导，要么让亲属不再做律师。针对社会上有“让法院领导配偶不当律师，是不是说当律师有罪?”的质疑声音，钱锋说，单方退出不是有罪推定。

钱锋坦言，单方退出，是在回避制度外围再扎一道篱笆，从源头对法院领导干部与律师实行彻底的身份隔离，并非是对“法官+律师”关系的有罪推定。司法公正的实现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不能指望通过“物理隔离”解决所有问题。实行单方退出之后，还有一系列的“组合拳”要出台。单方退出解决的是法官律师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对于其他问题，将通过健全完善和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来解决。

第二篇：最高院法官：婚后一方父母部分出资给子女购房的认定问题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提示|点“阅读原文”，咨询分答最火律师

一、案件基本事实

王先生与李女士于2005年5月登记结婚，因双方收入有限，婚后一年多一直租房居住。王先生的父母考虑到小夫妻租房居住缺乏安全感，遂于2006年9月以儿子的名义购买一套两居室，房屋总价款170万元。王先生的父母支付了100万元首付款，余款70万元从银行贷款，银行每月从王先生的工资卡中扣款。后因王先生找到一份高薪工作，2011年4月还清全部贷款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产权人登记的是王先生。

2012年3月，李女士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提出离婚，并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分割所住房屋，此时房屋市场价格已上涨为300万元。王先生同意离婚，但认为诉争房屋的归属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处理，尤其是归还银行贷款的资金均来源于自己的工资卡账户，离婚时房产当然应归自己一方所有。

二、法院裁判情况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诉争房屋系王先生的父母支付100万元首付款购买，产权登记在王先生一方名下，婚后还贷款项也出自王先生的工资卡账户，李女士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参与还贷，其主张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准予双方离婚，诉争房产归王先生个人所有。

李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坚持认为诉争房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针对的是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而本案中王先生的父母仅支付了100万元首付款，余款70万元及其贷款利息均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付的。虽然还贷资金源于王先生的工资卡账户，但按照现行婚姻法的规定，一方或双方的工资、奖金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女士无需专门举证自己也参与还贷，故认定诉争房屋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对王先生父母支付的100万元首付款，因缺乏明确赠与王先生的证据，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考虑到购房资金的大部分来源于王先生父母的出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王先生可以多分，故判决诉争房屋归王先生一方所有，王先生应给付李女士房屋补偿款60万元。

三、 主要观点及理由

在本案的处理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已明确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此司法解释已于2011年8月13日开始施行，第七条应作为处理本案的裁判依据，诉争房屋应归属王先生个人所有。

第二种意见认为，一审法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条文理解有偏差，只有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才可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的事实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的条件，不应适用该条进行裁判。由于本案系婚后购房、婚后还贷、婚后取得房屋产权证书，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比较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精神。涉及具体分割问题，应考虑购买诉争房屋的资金来源，对王先生一方可以多分。

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是适当的。

四、案件解析

本案争议的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精神。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的内容来看，我们仅从字面语法上简单理解，“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是对后面“不动产”的修饰，是一个定语，它所强调的是不动产，赠与标的物是不动产而非出资。第七条并没有“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或“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出资”的用语，适用第七条的前提条件是：其一，一方父母全额出资且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其二，购买不动产的目的是“为子女”，而非为父母本身。现实生活中，有的父母可能出于子女单位能够报销相关物业费、暖气费等原因，也有的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遗产税等问题，将父母自己出资购买的不动产登记在子女名下，实际上并无赠与子女的意思表示。父母挂子女之名购房，用子女的名义登记产权，但实际是父母本身的财产，没有赠与的真实意思。审判实践中应区分“赠与”与“挂名”的实际情况，否则离婚时因挂名登记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争夺产权，极有可能损害父母的切身利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关注的重点是，在有关证据认定父母出资购房系赠与行为时，该房屋究竟应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还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实质上是如何解读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其中的“确定”一词是解读的关键。

父母为已婚子女出资买房的行为在当下较为普遍，很多父母在子女结婚时倾注毕生积蓄买房，有的甚至是向亲朋好友借款，预支了今后的养老费用。按照国人的通常心理和习惯，在赠与已婚子女房产时，既不想以生硬的“明确意思表示”确定只给自己的子女，从而引起儿媳或女婿的不快，又担心子女婚姻破裂时被分走一半房产，许多父母便以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含蓄”方式，表达只对自己子女赠与的意思，在没有签署书面协议明确赠与何方的情况下，离婚时如何认定房产归属，就涉及法律的根本理念问题。法律在本质上是不打算保护不劳而获的，面对目前“疯狂”的房价，因为子女离婚而损失一半财产，很多老人都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伪造债务、虚假诉讼甚至出资父母与自己子女倒签赠与合同的种种乱象，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出资父母想在子女婚姻关系解体时保住自己辛苦积蓄购买的房产。本来父母出资给子女买房就可能考虑到将来的养老问题，最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而离婚后子女的配偶连这个“协助”义务也没有了，却在离婚诉讼中要求将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如果不顾事实将婚后父母为子女购买的房屋大而化之地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有悖法律的公平原则。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把“产权登记”与“确定赠与一方”进行链接，使父母出资购房的真实意图之判断依据更加客观合理，即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等于已经向社会公开了不动产的所有者只是自己的子女，这种情况下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有利于均衡保护婚姻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也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用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行为表明态度是最有说服力的。尤其从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该条规定对子女配偶一方试图通过婚姻获得大额财产的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反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的观点认为，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基础是婚后所得共同共有，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有，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颠覆了法定的夫妻财产共有制度，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越权解释。

其实，这种观点是对婚姻法规定精神的误解。我国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除了夫妻另有约定，婚后所得财产一般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恰恰没有笼统规定婚后所得均属共有，纠正了长期以来我国不分青红皂白将婚后所得财产一概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做法。其明确列举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及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等等都被纳入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的依据正是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即“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何来违法之说呢?

也有观点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相互矛盾，令人无所适从。

其实，《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并不冲突，是从不同法律层面分别规定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我们认为，该条文中的“应当认定为赠与”，是指父母实际出资时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从社会常理出发认定为赠与，这是基于父母出资借给子女买房的概率远远低于父母出资赠与子女买房的概率。在审判实践中，夫妻离婚时父母往往把本来属于赠与的出资行为声称是借给子女的，而夫妻另一方则坚持认为是赠与，在出资性质无法查明时，将婚后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出资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比较适宜，这样认定也符合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即“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父母对子女购房的出资是借贷关系的，则应当按照借贷关系处理。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的落脚点是如何认定一方父母出资所购买不动产的归属问题，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强调的是如何处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出资问题，其落脚点不一样，不能得出这两条互相矛盾的结论。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细化和补强，增加了不动产登记的条件，从而与物权的公示力相结合。

实际生活中父母出资为子女买房的情况复杂多样，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提供一个基本裁判规则，不太可能穷尽各种情况。

如果离婚时尚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又缺乏明确赠与一方的证据，婚后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出资应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如果一方父母出资，而房屋产权却登记在另一方名下，按照日常经验法则，除非当事人能够提供父母出资当时的书面约定或声明，证明出资父母明确表示向子女的配偶赠与，一般应认定为向夫妻双方的赠与;当然，如果婚后一方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产权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父母只是支付了房屋价款的一部分，其余款项由夫妻双方共同支付，则出资父母并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也就无法决定将房屋赠与自己子女并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父母部分出资时一般只能决定其出资份额赠与何方，在欠缺出资时而非离婚诉讼时“确定”赠与一方的有关证据情况下，按照婚姻法婚后所得赠与归夫妻双方共有的原则，将父母出资部分认定为向夫妻双方的赠与更加合理合法。

从债务承担方式的角度考虑，当事人婚后购房办理按揭贷款时，银行通常会要求夫妻双方到场签字，由夫妻双方连带承担银行的债务。既然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该不动产的产权也应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

综上所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仅限于婚后父母为子女全款出资购买不动产的情形，对于不在该条适用范围的父母部分出资情形，则应当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理，即将父母出资部分认定为赠与夫妻双方。具体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将诉争房屋的性质认定为双方共有，并不代表简单机械地进行对半分割。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精神，要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本着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进行裁决。也就是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要全面考虑财产的资金来源、双方结婚时间长短、夫妻对家庭所做贡献等因素，避免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对一方父母部分出资为子女购房的，离婚分割时可对出资父母的子女方予以适当多分，至于“多分”的数额如何掌握，应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公平合理的裁判。

第三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姓名

九個可能決定布什、戈爾命運的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覽

人民網北京12月1日專訊 美國總統大選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法庭聽証會當地時間1日上午10點(北京時間1日晚11點)將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舉行。在這一可能決定美國歷史上最激烈的總統競選的最后結果的聽証會上，九名大法官的政治傾向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之一。美聯社就此發文扼要介紹和分析了九位大法官思想意識中反映出的政治傾向：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八名大法官組成。九人均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准任命，終身任職。他們是：

威廉﹒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今年76歲，在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由尼克松總統提名，于1972年1月就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里根總統提名，于1986年9月出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至今。倫奎斯特持保守派立場，在聯邦各州的“權利”與聯邦政府的“權力”之間，他傾向于維護各州的權利。在流產問題上，他持反對立場。

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大法官。今年80歲，在美國西北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由福特總統提名，于1975年12月就任大法官至今。史蒂文斯早期被認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間派，但現在他傾向自由派。在是否擴大美國警察的權力上，他投的是反對票。而對于流產的權利，他持支持意見。

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70歲。1981年9月，由里根總統提名，奧康納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女性。她在斯坦福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在擔任大法官之前，她積極參與共和黨的政治活動。而在最高法院，從她的投票來看，已很難看出她的政治偏向，她的票常被看作獨立選票。

安東尼奧﹒斯卡利亞，大法官。今年64歲，在哈佛大學獲法學士學位。由里根總統提名，于1986年9月擔任大法官至今。在進入最高法院之前，他被認為是一個十分強硬的保守派人物。他反對流產。

安東尼﹒M﹒肯尼迪，大法官。今年64歲，在哈佛大學獲法學士學位。由里根總統提名，1988年2月擔任大法官至今。他的票常被當作最高法院里最主要的具有決定作用的獨立選票。

大衛﹒哈克特﹒蘇特，大法官。今年61歲，在牛津大學獲碩士學位。由布什總統提名，于1990年10月出任大法官至今。由于他很少就熱點問題公開發表文章，因而在諸如流產等問題上并不知道他的實際立場。不過，蘇特就任大法官后，其表現令提攜他的保守派大失所望，他現在經常站在最高法院自由派一邊。

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今年52歲，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由布什總統提名，于1991年10月擔任大法官至今。對他的任命經過了參議院共和、民主兩黨間一場十分激烈的辯論戰，才得以通過，此事因此也成為美國黨派混戰的一個典型。在任大法官之前，他具有保守傾向，他一直反對美國政府旨在鼓勵雇用少數民族及婦女的有關措施。

魯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在哥倫比亞大學獲法學士學位，今年67歲。由克林頓總統提名，于1993年8月擔任大法官至今。她是一個婦女權利的積極支持者。在70年代當律師時，她共代理過6件有關婦女權利的訴訟，其中有5件案子勝訴。如今，她被認為是美國最高法院中自由派的中堅分子。

斯蒂潘﹒布雷耶，大法官。今年62歲，在哈佛大學獲法學士學位。由克林頓總統提名，于1994年8月擔任大法官至今。他在最高法院是一個喜歡起折中作用的人，他不喜歡他人對多數法官作出的判決提出異議。(鄧林)

第四篇：上海高院关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

的指导意见

(2009年7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维护司法统一，促进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树立司法权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并结合上海法院审判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情势所需时，依据法律原则，运用法律精神、司法良知以及经验法则，对案件进行综合、理性判断的权力。

第二条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定程序，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精神。

第三条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秉承司法良知、恪守职业道德，以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为目标，做到裁判尺度统一，避免主观偏见。杜绝形式合法、实体不公的裁判。

第四条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对自由裁量过程中所涉及的程序、方法、结果等事项，应当通过一定方式公开，并应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充分阐明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原因、依据、逻辑推演过程.第五条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适度，做到利益平衡。所作出的判断和结论必须正当，具有可实现性，应充分考量社会风俗、惯例以及

公众认可度，不违反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六条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证据裁判原则，严格依证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必须经过充分质证、辩论，同时在对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时，应当综合考虑庭审中所有的证据材料、信息。

第七条 案件审理过程中，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司法解释又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分析实体法律规范中权利构成要件，结合实际案情、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或非经法院依职权调取而无法获得的证据，且该证据可能对事实认定、裁判结果产生重要作用的，法官应依法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第八条 法律法规有不同规定且导致案件不同的裁判结果，又难以依据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进行选择的，应当基于查明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公共政策、社会习俗、惯例等因素进行价值判断、利益衡量，选择适用最符合公平正义、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法律条文，确保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现有机统一。

第九条 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而案件审理过程中又需对相关条款的内涵与外延予以明确的，应结合立法旨意、法律原则、社会主流价值观、司法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对相关条款作出最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具现实合理性的解释。

第十条 法律法规确无相关规定的，应依据法律原则、判例、法学原理、

公平正义理念、善良风俗、习惯以及国家政策等因素行使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行使不得背离法律基本的精神、目的和价值追求，并且在判决理由部分需对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予以充分论证。

第十一条 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参照最高法院、上海高院明确公布的指导性案例。针对同一类型、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应作出基本一致的裁量。

第十二条 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涉及较强专业性的问题，可聘请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或相关经验的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或者通过专家咨询等方式，以提高法官对专业性问题的判断能力。

第十三条 同一法院的不同业务庭、同一业务庭的不同合议庭针对同一类型案件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以统一裁判尺度，做到同类案件同类处理。

上下级法院间应通过加强条线内同类案件的调研与指导，以统一裁判尺度，规范司法行为。

第十四条 应加强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审判指导与监督。对十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案件，法官应当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一般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及时向院、庭长报告，必要时应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

第十五条 自由裁量权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外部因素的不当于预。 上级法院应当尊重下级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无正当理由和充足依据，不得撤销或变更下级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

再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和充足依据，不得撤销或变更原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生效裁判。

第十六条 禁止违背法律规定或业界公认准则、指导性案例而滥用自由裁量权。

对法官出于不正当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的内容不合法、自由裁量的结果显失公正以及自由裁量违反法定程序的，应结合法官审判质量考核的相关规定子以处理。

对以权谋私、枉法裁判，构成违法违纪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本意见是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原则性规定。对审判实践中具体某类案件的自由裁量问题，将在调研的基础上，以各审判条线出台指导性意见的方式加以规范。

第十八条 本意见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五篇：专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关于美国宪法的访谈

访谈人：布瑞恩〃兰姆 Brian Lamb 《理性杂志》 蒋天伟 译

2006年8月5日

主持人 布瑞恩〃兰姆：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你是否记得第一次对《宪法》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

约翰〃罗伯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好吧，我真的无法肯定第一次对《宪法》感兴趣是什么时候了。我记得在中学里我们曾经讨论过《宪法》。在那里要学一点点有关于政府的事情，我现在不清楚这门课确切的名字。但我记得那时对《宪法》有过一点探讨。

兰姆：你记得你自己对宪法发生兴趣是什么时候?

罗伯茨：嗯，我是在大学时产生了对《宪法》的兴趣。在大学时我学的是历史，而美国历史中关于《宪法》的内容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内容有宪法的角色、《宪法》的制定以及《宪法》在内战时期遭受到的保留待遇。因此当时我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进入宪法，从历史系毕业进入了法学院后，我在那里顺理成章地把宪法当成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兰姆：如果你必须用二百个或者更少点字来对我们的《宪法》做一个界定，对《宪法》说了些什么作一个简单的阐释，你会怎么说呢?

罗伯茨：好的，宪法是我们用来治理我们自身的规则。如你所知的，无论要去玩何种比赛，你都必须要知道规则是什么。当然治理行为并不是一种比赛。但它比比赛重要得多，然而原理确是一样的，那就是你必须知道规则是什么。

在世界历史上，政府通常会滥用它们拥有的权力，而人民会由此受害。《宪法》的制定者们由此决定：他们将要制定下的，是一些能防止这类事情发生的规则;而那就是我们的《宪法》。

兰姆：宪法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部分、是你始终所喜欢的?

罗伯茨：嗯，如你所知，由于人权法案的缘故，人们会比较关注归属于第一修正案与第四修正案下的案件、以及禁止残忍与不寻常惩罚之类归属于第八修正案下的案件，这些案件更容易成为热点。还有归属于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案件。

但是宪法中真正有意思的部分，也是我认为制宪者当初最感兴趣的是，宪法整体的结构。穷竭政府之权、彻分为三，划割成三个各自独立的政府分支并试图确保每一分支在其范围内行事。这个整体结构就是：总统职位，行使总统的权力;立法机构，有自己的决事范围;然后是司法体系。而对我们的自由的主要保护正是维系挺立于这个结构之上的，这也是制宪者防止政府变得过于强势的方法。而我认为正是这一部分，至少对我来说，正是这一部分令人兴致盎然。

兰姆：有没有哪一部修正案是你最喜欢的?

罗伯茨：没有。我不认为我对某一部修正案的偏爱会超过对另外任何一部修正案。我的意思是，尽管很明显在第一修正案与第四修正案下更能够找到许多有意思的争议问题。

而我们能在那里找到许多有意思的争议问题的原因正是：这些条款就是为数个世代写就的。制宪者在当初落成文字之时，就选用了涵义宽广的术语。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制宪者真正认识 2 到了他们是在为未来数个世纪的治理，制定出章程。他们也确实希望如此，所以他们使用诸如合理的搜查与扣押之类的措辞，制宪者认识到这些措辞的涵义要留待后继者去给予。

兰姆：如果你只是刚开始学习宪法，依据你现在的所知，你会如何开始着手呢?

罗伯茨：你知道有件事情人们是不会去做的——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从事其他行业的普通公民，也包括法学教授、法官、法学学生在内——人们不会去读《宪法》。我们谈论《宪法》很多。我们有许多关于宪法的案例。但是真正坐下来去读《宪法》的事情却不是那样多见。阅读《宪法》是一件回报颇丰的活动。

兰姆：假设你必须充当1787制宪会议上的立国者中的一员，你愿意成为他们中哪一位?

罗伯茨：啊，这是个……这是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我倒是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确实有一些人帮助实现了一些妥协;这些成就使得宪法成为现实。你知道他们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是有那么多难题的，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是毫无希望，他们是如何解决的。他们开始时就遇到了那些。

你看，有许多小州认为它们会被晾在一边，有许多大州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力，人们对许多事物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然而他们能够坐到这间房间里以激烈讨论来化解、消弭分歧，提出一个重大的妥协来使得小州、大州、商业州、农业州能共同走到一起。当然是有例外，有一个分歧没能得到妥协，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对待奴隶制分歧上的一致，于是他们决定不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使得《宪法》受到玷污，用了一场内战才抹掉了这个污点。但是除 3 了这一点之外，我认为他们做到了相当了不起的工作，把所有这些散漫的利益聚拢起来使他们能达成协议一致往前走。我不得不说，即使是他们当中最乐观的人，恐怕也很难会预见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到来。

兰姆：你最近一次读宪法是什么时候?

罗伯茨：是在几周前。就是在最近一期收尾阶段的回顾时刻。你知道我们在最后一期发布了许多关于宪法的含义的重要判决，我当时想，应该至少停息个把小时或是再读原文，以便看看我的想法和制宪者当时写的有多少接近。

兰姆：在你看来宪法中是否有什么弱点?

罗伯茨：你知道我不愿将宪法任何一处指为某种特定的弱点。即使确有弱点存在，制宪者对其羸弱的程度也预判到了。我指的是修正案程序。这是一桩极其棘手的事情，我们倾向于不去关注它，但是宪法确实留下了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留待处臵比如奴隶制是在第十三修正案中被废黜。至于权利法案，我倾向于认为权利法案原本就属于宪法的整体之一，因为对制宪者中的许多人，当时他们的默契就是一旦能先完成一部宪法摆在那里，我们就能尽快地制定出权利法案来。

是的，我不愿去指明任何一个特定的缺陷。

兰姆：依你所知，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在哪一个时刻点上法院巩固地成为三个政府分支中具有强势的部分?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罗伯茨：如果你能在华盛顿特区周游一圈的话就能发现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当政府搬到这里时他们做的第一桩事情 4 是为总统建造白宫，然后是为立法机构建造国会山，人们当时忘记了最高法院。直到1935年最高法院才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建筑物。我想这就是人们如何看待司法系统重要性的一个极佳标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道：司法权是最孱弱的分支。而在司法权最初的历史阶段，情况也确实符合这样的判断。然后就是约翰〃马歇尔的登场，正是他——约翰〃马歇尔，确立了法院——宪法的阐释者角色。在他的著名判决(马布里诉麦迪逊)中，马歇尔写到，他大致是这样写的：看，我们是一个法院，那我们就得裁判案件;如果在判决案件中我们不得不去决定《宪法》的含义的话，那好吧，依据《宪法》那要做就是我们的工作。

他认为宪法是法律。这也是我们的宪法与许多其他宪法具有的不同之处之一。许多有宪法的国家里，它们的宪法真的仅仅只是政治性文件。而如果你对宪法有争议，无论如何争议还是要被解决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是依靠选举，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靠使用武力，也许还会是依靠暴民解决。政治上的争议就是这样子解决的，而这也是他们解决宪法问题的方式。

约翰〃马歇尔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件中说我们有不同的方法。他说宪法是一个政治性文本。宪法设定了政治的结构，但是同时宪法也是法律，如果宪法也是法律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由法院来定夺宪法的含义，而法院说的话对政府的其他分支具有约束力。

我认为，这是对宪法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重要洞见，在我看来这一看法正是一直以来这个案例成功的秘密所在，法院能获得对 5 宪法含义的最终解释，这种解释来自一个独立于政治性分支的分支，并且解释对政治性分支具有约束力。

兰姆：你说最至为重要的是要先读宪法文本。那么你会用什么作为辅助资源呢?

罗伯茨：嗯，我会读《联邦党人文集》，这本书的字字句句是关于鼓吹批准宪法，一字一句都是鼓吹支持批准宪法的信念与论据。立国者中的几位参与了这本书，他们用写作解释了宪法的涵义。他们希望确保宪法能得到批准。为了使各个州的州会议能通过宪法，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解释它。

人们又一次被这样的事情吓跑了，写得相当易读而且直白易懂。他们想把行政权力交给总统职位，他们解释把权力分割开来的目的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他们怎样想的就照原样想的告诉了人民。书容易读懂能帮助解释条文的涵义。

兰姆：有你最喜欢的一章吗?第84或85章?

罗伯茨：有几篇文章专门讨论司法系统，比如解释为什么联邦系统的法官能获得终身任职，为什么他们的薪俸不能被缩减。他们说：之所以要这样做，理由是法官们不应当是用来对民众作积极回应的。不同于立法者，不同于总统，我们不要法官们在一个具体事件上去做人民想要他们去做的事。他们所要做的就应当是遵循法律，因此要给予法官终身任职。

当时确是有一场大辩论，人们对此都很关注。当时的人们有过经验，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官是英国法官，人们都不喜欢那样的经验。他们问为什么要在新的宪法中放进法官终身制这样的东西?这听上去像是贵族制啊，我们想要去除的不正是这个吗?

因此汉密尔顿他们向人们解释不必有这个担心，因为法官不会去裁判重要的政治性问题，他们只是去决定法律是什么，而他们要做到这点就需要能够忽略来自公众迫使他们屈服的压力。

如你所知，在历史上所有主要的成文宪法中，我们的宪法是最短的一部。它不是一部繁复详尽的法典。只是确定了制宪者希望历经岁月长存下的那些基本原则，而它们也确实做到了超越时间。从今天来看，宪法的一些内容没有多大意义，我们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为士兵提供住房以及诸如此类事项要写到宪法里，但在当时这些确实至关重要的。当然其中大部分内容仍然在回荡中获得理解和共鸣，你只要能坐下来阅读《宪法》，就能看到制宪者们当时正在试图做的事情。

兰姆：自你成为首席大法官之后，再看宪法时是否会有任何不同于先前之处?

罗伯茨：没有。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自成为一名法官开始，我对于法院在解释宪法和法律中的角色就有着特定的感觉。我特别用心去保留住司法系统隔离于政治分支的那份独立性，因为这是制宪者所认定的司法系统能发挥其功能的关键所在。

而我也许，作为司法团队中的一员，也许对法院在如何使得《宪法》成为涵蕴深远的文本工作中具有的重要性和扮演的角色分量上有着有一点点超越团队骄傲的骄傲感。

兰姆：在你观注这个国家在那场关于宪法的争论时你是否看到了过不同的人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你是否说过我们确实不理解宪法是怎样的一件事物?

罗伯茨：我确实认为我们——法官们应当在教育人民认识人民的角色上做一点更好的工作。太多的人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只要出现了任何一种问题，那好吧，就交给最高法院，他们会作出决定的。

在一个民主制的共和国内，这不应当是第一反应。人们的第一反应应当是在政治过程中解决政治性纷争。现在看来，在制宪者众多重要的洞见与天才之中，至为显著的无疑就是：要确保自由受到保护，并且是交由法院保护自由。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如受到侵犯，法院就会出现在那里，为的是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法院并不是成天在那里解决每日发生的政治纷争。人们对许多案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我要去和我的国会议员谈谈，我要和我的参议员谈谈这事，我要给白宫打电话，我要给我的州长打电话，我要去和当地政府里的人谈谈这事情。因为制宪者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就是这样去理解整个体制的运行。

兰姆：回顾过去阅读《宪法》、阅读《联邦党人文集》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位老师就宪法而言对你是特别重要的?或是否有这样一本书?

罗伯茨：没有。我想没有这样的人。我当然有过许多位老师，在中小学里就有过，但是后来就倾向于是历史老师，而历史正是我所感兴趣的科目。他们激启了我对此的兴趣。而我是从研究美国的历史开始进入法律和宪法的。至于书，是的，我认为确有一些关于宪法的很重要的书。我在法学院里看得最多的就是这些书，比如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kel)他们写的书，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他试图解释什么是他认为的、我们的体 8 制中最具根本性的、难解的命门：这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中如何能保留有我这样的、不经任何人选举而产生的、无须对人民承担问责，并且能作出如此重要性决定的人。如何去说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逻辑不一致，而他执着于这个难题，非常非常的有想法，确实令我印象深刻。

兰姆：谢谢你，首席大法官先生。

罗伯茨：非常感谢你，我过得很愉快。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