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体系的对比与启示论文

当代金融体系的对比与启示论文（精选6篇）

篇1：当代金融体系的对比与启示论文

浅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摘要：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金融监管的方面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此次危机体现出了微观审慎监管对全面控制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存在的缺陷，还有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相互竞争，所采取措施无法合理协调，面对紧急情况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等问题。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与美国的监管体系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较大弊端。文章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点，探讨了美国在金融监管制度方面的变革，并结合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提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深化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监管；美国经验；启示借鉴

一、美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概述

在经济危机出现以后，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明确了分业经营这种体系在美国本地的法律基底，同时也为美国金融业分类监管模式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渐渐开始对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依靠、把中央银行作为中心、各个专业的金融监管机构作为个体而组成的监控体系，也就是双层多头金融监管体系，相对于以前的监管体系而言更加完善和细致。在1999 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中混业经营再次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之中，但是该法案并没有对金融分业监管体系进行系统的更改，未做到与其相适应。

而且监管的自主权掌握在各金融监管机构自己的手里，在各州或者联邦机构注册时能够更多的进行自主选择，与此同时也需要受到来自所注册机构的审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机构所需的费用要由监管对象来进行预判和支付，也就是说监管机构要想获得更多的行动经费就需要增加监管对象，不断扩大监管规模。而且在各种利益冲突下，监管机构很可能被利诱。这种不完善的监管体使过度竞争在监管机构弥漫开来，为了占据市场，增多了和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建立起了纽带关系，相互粘连，“柠檬市场”的现象在监管机构之间扩散，优良的机构得不到机会，反而被制度不完善的机构抢占先机，监管力度整体下降，市场出现了各种风险。

二、美国的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分析

（一）多头监管，监管出现重复

多头监管容易出现各监管区域重复，问题不断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涌现，例如：成本过度消耗、监管效率下降。也由于金融监管机构所有的权利过于分散，没有权威的法律条文来保证金融市场的运行稳定。众所周知，混业经营是美国金融机构目前的经营阶段，许多金融产品之间有着各种联系，据分析，金融控股公司要想做到全方位的发展。可需要最少九家机构的控制与监管，但是这些机构没有统一的监管标准，对金融机构做出的要求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被监管机构缺少主动权。通常情况下他们想要顾及到各个监管机构提出的不同标准需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资源的优化以及合理配置，这一举措在无形之中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收益。当然对监管者也提出了较高的标准。他们应该将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合理调控与整合，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对法律，审计信息等相关知识多多了解。美国的金融监管成本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由此而生，灵活机动性也因此而失。简而言之，在面对跨行业服务以及新兴业务时这种多头监管的模式使得金融系统出现了较大的漏洞，监管视角较为狭小，市场在出现风险时容易失去控制，易造成金融市场的失控。

（二）混业经营，高成本管理

混业经营在管理方面存在较大难度、成本高，金融风险在不同业务之间互相传递的可能性增大，容易出现道德方面的问题，例如不能诚实守信的问题。在监督管理方面，混业经营具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混业经营自己就存在着诸多弊端，应得到改进与完善。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逐渐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度，是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创新大潮，监管模式的改变以及金融监管相互斗争的出现。在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中，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相互竞争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套利，造成了美国监管机构拥有较低的对外竞争力，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不同个体在金融市场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利益有各种要求，这也导致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很多的利益纠缠，而监管机构也会想出各种办法用最宽松的监管制度来约束自己，来获得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利益。监管机构和监管者之间在面对不同目标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能被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法大部分为采取拖延政策，解决问题的效率十分低下，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别人们所认知的就是美国的监管体系比较落后，欧洲比美国领先两年执行了巴塞尔协定。同时美国的监管体系繁琐复杂，有很多细则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金融机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出越来越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适应能力越来越低，增加了监管者和金融机构的对抗与冲突，而大幅减少了合作。

三、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主要内容

（一）建立保?o消费者的金融机构

使消费者在使用信用卡以及其他金融产品时，避免模糊带有欺骗性质的条款出现能够获得更多的准确完善的信息，切实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得消费者能够更加放心的消费，增加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该署设立在美联储下，由总统直接任命署长以保持其独立的监管权力。其监管的范围涵盖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特别是该机构可以自己独立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拥有高度自主权，增加了权利的集中性，提高了监管效率。

（二）对企业高管的高薪进行监督与管理

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性，也阻碍了高管对高薪的过度非法追求。美联储被法案授予足够的权利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的公平性；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了薪酬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金融机构产生的不完善，缺乏细节的薪酬方案可以被直接制止，美国证监会也以对此次行为追查和索问，降低了对市场的危害性，同时也为股东提供了更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对待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上，例如可以对管理层提出合理化建议，拥有了实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

（三）监管体制最优化模式的建立

在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 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蓝图》颁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被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该法案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主要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对象、监管基本要求、监管所拥有的权利等，而在这之上，又提出了三个不同方面的改革意见，也就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短中期发展方向，长期的最优化监管体系框架的建立，主要在于推动美国的经济创新的发展与进步、增加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并为其增添了诸多充满活力的因素。

（四）由功能性监管向目标导向性监管的转变――2010年《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2010 年 7 月底发挥了作用，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中明确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要坚决抵制和调控，而这一想法逐渐由空想变为了现实，这与金融监管法案的颁布也有密切联系，自此之后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宽松政策出现了巨大改变终结了利润对美国政府经济发展的主导，对金融监管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调解，政府被赋予监督管理金融公司的权力，进而建立政府系统协调金融市场的体制，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四、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从中获得的启示

（一）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有很大的相似方面

在时代变迁中形成了中央进行统一管理调控的金融管理方式。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金融机构体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中央和地管不统一，风险分担机制模糊，造成中央偏重风险防控，地方“重发展、轻监管”；二是中央分业监管体制下，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金融领域监管政策和综合统计需要增强，监管机制堵塞，不同金融业态监管成本落差明显，形成巨大监利空间；三是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干预过繁，造成金融监管环境的不同。结果，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持续加，地方金融活动过度繁荣，降低了中央调控的有效性，给经济发展带了很大的风险在面对以上问题时，我国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增强中央政府的管理与监督，也能够对政府的行为起到监管作用，降低风险。

（二）美国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方案有两大特色

一方面加强了系统监管的完善性，另一方面加强对金融消费者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这两个方面所做出的革新只得我国借鉴。首先，把协调性加强，提高对系统风险性的重视程度。当今社会混业经营的情况已在各地金融公司中出现，各金融集团开始进行综合化经营，在某种程度承认了混业经营的存在。在金融危机中这些集团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会出现更多的风险。金融风险未必全由大企业造成，多个小规模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也可引发风险。某一金融机构为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而出售一定的资产也是合理的，这也是微观审慎管理的一种做法，但是如果许多金融机构同时进行这种选择，则会导致风险最终的爆发。

（三）我国目前还处于较为初步的开放以及创新阶段

随着我国不断发展金融业，我国渐渐出现了混业经营发展的金融集团，像平安，中信等。混业经营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发展潮流鉴于此，我国要深化对金融监管的改革，与金融发展相适应，降低风险的产生。我们可以从美国的监管体制改革中寻找经验适当学习。颁布法律法规来控制金融监管，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寻，依法办事。当前我国的混业经营模式不断发展，我国也应该建立一些权力集中的监管机构，对此负责。依照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可以将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为最高监管机构。一方面人民银行对我国金融市场进行过统一监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得到国家的支持，有高素质人才和高端的机构设置。这样，在维护金融分业监管的框架下也能对其进行统一协调，提高监管效率，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与国情结合，从实际出发，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经济权益，做到经济发展与时代相适应。

五、结语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新法案对美国原来的双重多方金融管理体系存在的监管重复，监管真空，监管效率低下，监管存在漏洞并最?K导致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缺陷进行了反思，作出了重大变革。总体来说，金融监管体制必须与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本文以金融危机的发生为分界点，探讨了美国在金融监管制度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并概述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漏洞，为我国的体制创新改革提出了建议：首先，增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性，重视系统风险；其次，借鉴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对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合理监管；最后，强化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监管，建议将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为最高监管机构，统筹协调各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展开有效监管。

参考文献：

[1]赵静梅.美国金融监管结构的转型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7（12）.[2]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J].中国金融，2008（02）.[3]尹继志.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评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9（02）.（作者单位：唐山一中）

篇2：当代金融体系的对比与启示论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监管； 中央银行。

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概述。

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于 年 6 月推出了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引起了金融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议，其实施必将对美国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原因。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次贷危机”，其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更让所有美国人开始重视金融监管体系的革新。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是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美国在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之后，金融控股集团也得到快速发展，其业务覆盖银行业、投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已有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架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 二） 美联储在改革中的变化。

美国于1913 年颁布《联邦储备法》，美联储应运而生。面对金融危机，2009 年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扩大美联储的监管授权：

第一，美联储成立新的委员会监管所有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的金融公司，如大型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即使该公司不拥有银行。

第二，美联储设立新的部门负责监控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加强对金融市场广泛监督。

二、中美央行法律地位对比。

中央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其法律地位是指通过法律形式规定的中央银行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与国会、政府和财政的关系。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明显低于美联储：

第一，级别上看： 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而美联储只对国会负责。

第二，制定货币政策时： 中国人民银行受政府影响较大，而美联储拥有很大的独立性。

第三，人事任免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受制于政府，而美联储仅受总统提名限制。

自 年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能被削弱，与美联储职能强化形成反差。

三、改进人民银行法律地位的启示与借鉴。

（ 一） 强化央行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应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同时加强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央行的权力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权难免与政府的财政权相互冲突，将两种相互冲突的权力给同一机构行使是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稳定币值为主要目的的货币政策，应当具有中立性和持续性，必须由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不是与政府完全隔离，两者应该是协调关系。从长远来看，政府的经济目标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尽管在某一阶段两者可能存在分歧，而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经济政策之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有条件、有限制、有范围的。

（ 二） 强化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内部协调作用。

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而在金融混业经营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对监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鉴于设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有必要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内部协调作用：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其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对金融信息进行集中处理后，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央行负责协调解决。

第二，央行与“三会”应定期交换货币政策和行业监管的运行信息，加强各方协作。在央行设监管联席会议秘书处等措施来实现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增加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及时遵循国际管理的需要，也是尊重公众“知情权”的要求，有利于一行三会在政策措施上保持协调。

（ 三） 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在“一行三会”的主导作用。

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其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效果甚微。因此，应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的监管职责，通过“牵头”监管模式，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灰色地带，应该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

第一，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为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 “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第三，人民银行是制定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这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监管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

【参考文献】

［1］易宪容。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几个重大理论问题［J］。 江苏社会科学，（ 01）。

［2］白玉珍。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新方向探析［J］。 现代商业，2010（15）。

［3］郭建国，李欢。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现实选择［J］。 经济研究导刊，2010（ 23）。

篇3：当代金融体系的对比与启示论文

1、房地产金融政策

(1) 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1932年, 是经济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时代, 美国出现了住房建设和金融危机, 政府通过设立“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系统” (FH LB) , 并批准《住宅抵押贷款法》, 成立了“房地产贷款公司”, 形成了长久性的分期付款式抵押贷款市场。1934年, 《国家住房法》通过并成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 (FH A) 和“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 (FSLIC) , 组建“互助组织”, 负责对个人的抵押贷款保险。为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1937年, 通过了《公共住宅法案》, 设立“联邦平民房屋建设总处 (U SH A) ”, 为平民提供低租金住房。1949年, 杜鲁门政府修订了《国家住房法》, 提出“居者有其屋”的住房目标, 通过兴建公共住宅单位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

(2) 肯尼迪与约翰逊时代。1961年, 肯尼迪政府发表国情咨文《住房和城镇发展计划》, 提出三个目标:更新和规划城市、给全国人民体面住房、鼓励发展建筑业。并通过提供“低于市场水平利率”的贷款计划, 鼓励私营金融机构向市场提供贷款。1965年, 约翰逊政府的“租金增补”计划, 将低收入家庭住房支出的比例进行限制。1968年, 出台了新住房贷款计划, 鼓励私人开发商低利率贷款, 联邦政府给予贴息。《住房与城市发展法》颁布后,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H U D) 正式成立。

(3) 尼克松与福特时代。1969年, 尼克松政府先后实施了“自置居所计划”和“租赁住宅计划”, 但收效甚微。1970年, 国会通过“紧急住宅融资法案”, 成立“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开辟二级市场。后来, 福特政府提出“社区发展补助计划”, 将住房建设、都市重建和其他住房资助计划合并, 重新分配资金。

(4) 里根与布什时代。里根为了减少政府财政压力, 提高租客承担租金的能力, 降低政府确定的“公平市场租金”标准。于1987年推行税制改革和“低收入阶层住房税金信用计划”, 对给低收入人士提供住房的项目提供税收优惠。1990年, 布什政府出台“国民可承担住宅”法案, 通过担保和信用证明方式为租客提供帮助, 并加强地方政府和非营利性社区在住宅开发中的作用。

(5) 克林顿与小布什、奥巴马时代。1997年正式出台了“多成员家庭资助性住房改革及承受能力法案”, 新增45亿美元资金用于保障住宅单位和个人利益, 同时也为1999年以后逐步改革由FH A提供保险的抵押贷款体制创造条件。克林顿时代, 改革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H U D) 的职能, 在削减联邦政府对住房有关预算的同时, 将执行住房计划的职能逐步转交给各州和地方政府。同时, 提高各州所得的税金信用人均标准, 从1.25美元提高到1.75美元。2000—2004年, 全美提高房地产税收入比例。针对房屋购买和出售的差价, 美国一些州政府专门设计征收房地产增值税, 规定自住房住满两年以上出售可以享受大幅度增值税减免政策, 投资房则不能享受相应的增值税减免政策。

2、房地产金融机构与运作体制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机制和房地产证券化机制的应用, 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逐步完善, 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一级市场就是直接发放贷款的市场, 机构主体包括储蓄贷款协会、商业银行、互助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不同金融机构的主体职能又存在区别。储蓄贷款协会 (SLs) 是以吸收储蓄存款、发放抵押贷款为主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是美国范围最广的金融中介, 主要提供短期信用和商业贷款。互助银行是存款人共同所有和经营的互助组织, 主要是提供抵押贷款。人寿保险公司的保费较为稳定, 逐渐成为抵押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二级市场是出售抵押贷款的市场。由于有一级市场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级市场运作更加顺畅。目前美国房地产金融二级机构主要有联邦国民抵押协会 (FN M A) 、政府国民抵押协会 (G N M A) 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 (FH LM C) 。其主要作用是加强抵押贷款的保证、收购抵押贷款组群、授权代理机构发行抵押债券或自己发行抵押债券、支付贷款利息等。美国房地产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房地产市场管理机构共同构成完整而统一的市场体制。

除此之外, 美国房地产金融管理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要包括通货监理处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其职责是对银行体系和货币政策进行监管。同时, 为了鼓励购买自有住宅, 还创立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和联邦住宅管理局, 对个人住房贷款进行担保。

3、风险防范体系

(1) 风险预防制度。美国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预防主要体现在严格的企业内部监控制度和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方面。企业内部监管方面, 审贷分离制度、业务评估体系制度和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设立, 特别是1992年五大学会共同发表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 明确了企业内部董事会、管理层、内部审计人员对风险管理的责任和义务, 提出了控制目标。2004年的《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进一步将企业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分为八项指标, 完善了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信用市场方面, 美国通过加强各环节的立法, 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等, 建立了完善的信用法律覆盖体系。信用手机和评估市场则完全通过市场化手段运营, 形成了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资信评估三大市场格局。同时, 政府部门的监管和不良信用惩罚制度为信用体系的建设保驾护航。

(2) 风险分摊和转嫁制度。美国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分摊主要通过房地产企业的多元化直接融资渠道、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 EIT s) 、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等制度实现。美国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基本都是上市公司, 可以发行股票并在股票市场挂牌上市, 投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是通过公开发行基金单位或私募融资, 进入房地产项目, 并由专门机构负责经营管理, 以获得长期稳定收益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工具。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制度, 包括房贷金融机构的保险制度、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制度、退休老兵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制度和普通居民商业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制度等, 有效地分散了金融机构和个人房地产信贷风险。美国的风险转嫁制度是金融机构将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券出售给投资机构, 后者进行资产组合, 然后发行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 即M BS。二级市场的健全和政府的介入为风险转嫁制度提供了发展契机。

(3) 风险法律监管政策。以2002年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为例, 该法案不仅指出了防范和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根源, 而且从企业内部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的角度, 将风险控制在每个环节, 并降到最低。该法案虽然立法较快, 但仍经历了20次的公开听证, 并进行了充分讨论。法案颁布之后, 在1980—1990年的十几年中, 针对风险结构不合理、期权收益高、法律风险低等问题, 美国监管机构多次对公司丑闻事件的当事人提起公诉, 将法律有效执行, 起到了预期的约束作用。

正是在不断调整的房地产金融政策、良好健全的运作体系、完善的金融机构以及风险防范体系共同作用之下, 美国房地产金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次次的大起大落, 但并没有出现严重衰退, 反而成功将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 从而有效保证了房地产金融风险在一定时期被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美国风险分摊和转嫁的主体过多、链条过长, 直接导致房地产危机的传染性和破坏力更强, 且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运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

二、英国的房地产政策与风险防范体系

1、房地产金融机构

英国房地产金融市场最显著的特点是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具有明确的分工, 形成了专业化运作体系。主要包括建筑协会和银行。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后, 大力推行住宅私有化政策, 房屋买卖市场迅速繁荣。抵押市场的建筑协会是自主型民间机构, 在抵押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 其提供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净额占市场比例接近95%。20世纪80年代, 随着银行的介入, 其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但到1992年仍然占据78%的市场份额。建筑协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投资和存款, 这与美国的储蓄贷款协会主要依靠存款存在区别。

银行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贷款抵押净额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增加, 到1992年已经达到34%。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工商企业的短期融资业务, 而商人银行则主要从事贸易票据的兑换业务。保险公司相对于建筑协会和银行来说作用较小。

2、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英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最为特殊的。房地产金融机构的金融工具创新在英国房地产市场领域也比较突出, 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为了有效遏制购房出租和首次置业人士的购房热情, 英国政府于2003年11月到2004年8月之间连续5次上调利率, 抵押贷款成本的大大增加, 有效缓解了房地产消费信贷。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 英国房价普遍下跌, 经济发展出现衰退局面。英国政府通过资金市场的流动性控制来干预, 提高银行同业拆借的利率。

另外, 随着房地产信用工具的发达和创新, 英国房地产市场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 包括各类住房储蓄存款、住房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信托、房地产证券和房地产保险等。英国的贷前审查制度、个人信用制度、违约处理制度、风险治理制度都较为完善。特别是在建筑协会的资金治理中, 注意坚持四个原则:资金来源约束资金应用的原则、资产与负债期限对等的原则、效益和安全并重的原则, 资产负债结构优化的原则等。

英国的房地产税制非常完善, 涉及保有、转移、取得三个环节, 对于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起到了控制作用。具体而言, 房地产税主要包括所得税、房屋税、遗产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等。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市政税和营业税。市政税是对居民住宅依据资本价值征收的地方税种, 是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主要来源。市政税涉及一定的免税范围, 学生、未成年人、外交人员或者残疾人居住的房产都是完全免税的。市政税税收的豁免范围成为政府宏观调控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重要手段。营业税也被称为非市政税, 是中央税种, 与地方政府形成分成体制, 有效保证了税收的横向和纵向公平, 不会出现地方政府依靠房地产税收发展的情形。另外, 英国地方税制改革成效显著, 出台了《城乡规划法》、《土地赔偿法》、《办公和工业开发控制法》等。完善的税制, 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陈怡: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警示[J].房地产金融, 2007 (10) .

[2]贾德奎、胡海鸥:“公告操作”:西方国家货币政策操作的新范式[J].财经研究, 2003 (7) .

篇4：当代金融体系的对比与启示论文

关键词 金融监管体系 韩国 特点

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认真总结危机教训，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监管体系由原来的多元分散模式转变为目前单一综合的监管模式。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及多次危机洗礼，这种监管模式既展现出一些优越特点也暴露出不少缺点和不足，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汲取。

一、韩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现状

韩国目前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一）金融监督委员会（FSC）

金融监督委员会是隶属于韩国国务院总理的合议制行政机构，下设证券期货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制定、修改和解释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营业执照的发放和吊销，审批机构设立、合并、业务转换及转让事项；三是检查、指导金融监督院（FSS）的日常监管活动。四是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管理议决权。

（二）金融监督院（FSS）

金融监督院是韩国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实体机构，也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组织。其主要职责是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但也接受金融服务委员会和证券期货委员的委托从事其他的监查任务。

（三）韩国银行（BOK）

韩国银行是韩国的中央银行，其主要任务集中于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同时仍然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由于履行职责需要，韩国银行目前仍然通过一些间接的渠道参与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决策，并有权参与金融监督的与其职责相关的现场检查活动。

（四）存款保险公司

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于1997年，存款保险公司对投保的金融机构具有监督检查的权利，由于韩国实行存款强制保险，所有的存款机构均需参加存款保险，这就意味着存款保险公司对所有的存款机构拥有一体化的监管权利。

二、韩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优缺分析

韩国目前的监管组织体系，是在经历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对原有的监管框架进行大规模改革之后形成的，其突出的优点是：统一监管模式适应了金融混业发展的需要，堵塞了监管漏洞，提高了监管效率。改革以前，韩国监管架构具有明显的分业特点，金融监管职能分布在韩国银行、财政部、银行监督院、保险监督院、证券监督院五个监管机构之间，各监管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责任不明、相互扯皮，效率低下。改革之后，监管标准得到了统一，监管覆盖面积明显扩大，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监管协作水平显著提高，既堵塞了监管漏洞，又提高了监管效率。据统计，原来监管机构有1700多人，改革之后监管人员下降到1300人左右，监管人数减少，效率却大幅度提高。

但是，这种监管组织模式在实践当中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饱受争议的一项就是金融监督委员会独立性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的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出现过度控制问题，导致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下降，甚至引发权力寻租而诱发腐败。最后，韩国银行和金融监督院的协作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作为最后贷款人，韩国银行需要迅速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息，甚至需要委托金融监督院（或与金融监督院联合）开展一些专项检查。但是直到目前韩国银行与金融监督院仍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委托或联合开展的专项检查也鲜有成功的事例。

三、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必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纵观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千变万化，但其中一条基本规律就是要与本国的国情和金融发展特点相适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监管组织模式，必然导致本土不适应症。韩国目前的监管组织架构，借鉴了英国和日本的基本模式，但是仍然结合韩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特点进行了调整。

（二）适应金融混业发展的监管组织变革宜早作谋划

目前我国金融业仍然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方式，但是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交叉日益明显。从金融机构竞争能力的角度来看，混业经营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分业监管组织模式去应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存在监管真空。韩国危机的暴发和处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分业监管模式不能适应混业经营发展，因此应当及早研究如何根据混业经营发展的形势进行监管组织变革问题。

（三）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与监管协作至关重要

随着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的剥离，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监管协作机制至关重要，信息共享与监管协作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重要的是要通畅而高效。

（四）保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篇5：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一、美国西部开发

美国对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准备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南北战争时期，完成于20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1803年美国利用英法争霸欧洲及法国在海地的军事失败，以联英抗法相要挟，用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1845年武装吞并得克萨斯;1846―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强占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地。到南北战争为止，美国已成为濒临两洋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为了消化扩张得到的领土，美国采取了一糸列开发西部的政策。美国西部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一)采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8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轰动，次年即有6-10万人涌向那里。大批的淘金者涌向西部，拉开了美国西进的帷幕。但是，由于淘金热时期所发现的矿藏多为河水冲积而成的沙金，矿层很薄，开采量不大，而且范围有限，因此，到1853年，加州各淘金点陆续枯竭，采矿业进入萧条期。由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首当其冲。1854年该市有77个厂家破产，1855年增至197家，其人口也由1854年的58000人减为1857年的23000人(注：K・科曼(KatharineComan)：《远西部的经济起源》，EconomicBeginningsoftheFarWest，纽约1921年版，第387页。)。深层矿藏的发现和深层采矿技术的应用扭转了采矿业萎缩的局面。1859年，内华达的康斯托克矿脉和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山谷发现富矿，兴起了第二次淘金热。内华达和康斯托克的富矿金银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但多半位于近千英尺的深层。不久，在这两大矿试行深层钻探获得成功，引发了采矿业的巨大变革。由于采用机械采掘，深层采矿不仅可以开采早期无力开采的较深矿层，而且可以对各种混合性矿藏进行综合开采，因而急剧扩大了采矿业的范围。由于深层采矿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因而，个人采矿逐渐被股份制企业采矿所代替，相应地，采矿业进入了工业性开采阶段。1875年以后发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第三次淘金热，将西部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1848年以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连同印第安人在内还不足50万人，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西部人口已增至450万，1900年达到1640万，而到19西部人口几达3000万。(注：参见SianeyRatnerandOthers，TheevolutionoftheAmericamEconomy，N.Y，1979，P258.)

采矿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形成。每当有新矿发现，人们便趋之若鹜。他们每到一地，就安营扎寨，建立矿业营地(miningcamp)。这种矿业营地，实际上就是以矿区为基础的社区。在淘金采矿的过程中，许多营地随矿源的枯竭而消失，只有少量发展成后来的城镇。因此，严格地说，矿业营地还不是城镇。但是，不可否认，矿业营地作为矿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吸引并带动了文化交融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注：D・A・史密斯(DuanceA・Smith)：《落基山区矿业营地：城市边疆》，RockyMountainMiningCamps：TheUrbanFrontier，林肯1967年版，第8页。)，使人们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初步熏陶。这种文明在矿业营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的流动得以繁衍与升华。因此可以说，矿业营地是城镇的雏形，也是未来城市的雏形。

(二)交通的变革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交通的变革经历了公路、运河、铁路三个阶段。修筑公路是从修建收费道路开始的。第一条收费道路是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砂石路。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修筑收费道路的高潮，其规模，是20世纪以前所少见的。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建成了第一条通往西部的昆布兰大道。昆布兰大道是由联邦政府出面修建的第一条大道，因此也以“国家大道”而闻名。随着西部开发和进入西部的移民越来越多，打开通往西部的通道成为紧迫的需要。18，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修建一条通往西部的大道，即昆布兰大道。这条大道东起昆布兰，经马里兰往西，终点在伊利诺斯州。18开工，几经延误，修到伊利诺斯州的范达利亚时已是1852年了。昆布兰大道的修通，对西部的早期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修筑公路的同时，兴起了开凿运河的热潮。由于开凿运河需要的资金数量大，初期开凿的一些短小运河都难以赢利，加上缺乏必要的工程技术知识，进展十分缓慢。直到著名的伊利运河修建成功，才有力地推动了运河的修建。伊利运河从奥尔巴尼到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全长363英里，18动工兴建，1825年全线完工。伊利运河全由地方集资建造，前后耗资1000万美元，联邦政府未给予任何资助，但通航仅10年，便由通行税全部偿还了成本，随后通行税便成为纽约州的收入。伊利运河的修通，极大地改观了东西部的交通运输状况。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原来要辗转20天，现在只要6天，运费也从每吨90-100美元下降到8-10美元。(注：刘宏谊：《交通运输的变革是经济开发的先声》，《世界经济文汇》，1984年第3期，第56页。)

联邦政府为改善西部交通，大力援助和推动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为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拨出大量土地和资金资助铁路建筑。1862年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可免费取用国家土地上的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每修筑1英里铁路，拨给线路两侧各10英里土地。以后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各州境内每修筑1英里铁路，得到铁路两侧各20英里的土地，而在未正式成为州的地区则获得线路两侧各40英里的土地。从1850-1871年，根据国会立法，联邦和各州政府总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的土地约2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的贷款近6500万美元(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吏》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至19世纪末，中央联合太平洋、圣他菲、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大北方等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先后建成。1860至19美国铁路线由3万英里增至25.3万英里，跃居世界第1位。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网增长速度最快，从1865年到19中西部大约40%的铁路是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修建的，至1914年西部铁路里程已占全国总里程的一半。(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铁路对推进

西部移民和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铁路的修建往往走在移民的前头，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东部居民迅速向西迁移，推动了大平原和远西部的开发，而且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东部和西部的经济政治联系起来，打开了西部农牧业发展的门户，使农场主和牧场主将产品投向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农业的迅猛发展。

(三)土地政策

美国独立后便实行了西部土地国有化和向西部移民开放的政策。内战爆发后，广大农民争取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斗争达到高潮。林肯政府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奴隶制的斗争，1862年5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移民只要交纳10美元证件费，便可在西部占有160英亩的荒地，耕种5年后，就获得合法所有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地分配西部国有土地的原则，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宅地法”的吸引下，大批农民涌向西部。1862-1900年按“宅地法”拨出的土地约8000万英亩。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各州，由于土地肥沃雨量充足，1863至1880年之间新建了24万个农场，其中有一多半是按照宅地法令获得土地的。(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第50页。)但是，在子午线100度以西，因干旱少雨，160英亩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1873年联邦国会颁布“育林法”，规定凡愿植树40英亩者(1878年改为10英亩)除宅地外可再获得160英亩土地。按这一法令“申请育林”的移民总共获得974.5万英亩土地。(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1877年国会在牧场主要求下，通过了“荒地法”，规定大平原地区，每个移民每英亩先付25美分，就可以占地640英亩荒地，但必须保证3年内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经有关机关检查合格后，再补缴每英亩1美元的地价，就可以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实际根据这项法令购买的土地，多数是优良的放牧地。1870年颁布了“木材和石料法令”，政府对不适于耕种，而能采伐木材和开采石料的土地，申请人可按每英亩2.5美元的地价购买160英亩土地。这项法令仅适用于西海岸的三个州和内华达州。1892年又推广到其他“公地州”。“木材和石料法令”大大推动了对美国西部森林地带的开发。(注：徐玮：《内战后美国对西部边疆的开发及其作用》，《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第80页。)

(四)移民政策

通过“购买”和武装吞并，美国领土急剧向西扩张。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领土达777万平方公里。当时广袤的西部地区居住的是印第安人。为了从经济上将西部扩张的领土纳入到美国的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1864年成立了“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案”，西部各州也设立了“移民推进局”，到欧洲、亚洲和拉美招徕移民。同时，各铁路公司对购买其土地的人提供信贷。移民政策为开发西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从1861年至1910年期间，大约有2200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其中大部分随着移民浪潮涌进西部。19世纪最后30年移民中的男性占3/4，其中14-45岁的青壮年占83%。(注：猪谷善一：《美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7页。)1860-1900年美国人口总数从3100万增至9200万人，半个世纪增长了2倍。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人口的增加为开发和建设西部提供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移民大部分是欧洲各国的熟练工人和破产农民，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

(五)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以后对西部的开发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后推行“新政”。“新政”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1933年5月18日，罗斯福政府颁布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以对田纳西河流域实行综合治理。据此法案，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控制洪水，改善河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开发田纳西河及其支流的电力资源。其管辖范围一般限于田纳西河流域盆地，包括亚拉巴马、佐治亚、肯塔基、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弗吉尼亚7个州的部分地区。管理局系国有公司，由三人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该水利系统，最初着重控制洪水，统一管理所有的水坝，效果显著。管理局在9座主要水坝建造了航行船闸，加深和改良航道，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投资兴建沿河港口设施，从而促进和发展了河运。管理局是这一地区的唯一供电者，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51座水坝水电站、12座火力发电站、2座核电站，发电量共计3000万千瓦以上。在全国，田纳西河流域电价最低。管理局的设立，促进了这一流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开发，对美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西部开发不仅为独立后的美国带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而且完成了美国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以及全国铁路网的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内贸易格局，使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19世纪末，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形成，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第二、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分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西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保证了粮食和棉花等基本物资的供应，同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第三，西部开发促进了美国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由于西部开发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技水平也举世无双。大量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促成了美国农业的革命性变化。(注：易诚：《美国西部开发对中国的启示》，《金融研究》，1994年第12期，第26页。)

二、中国西部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现在对西部进行的开发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所不同的是，第三次西部开发采取的将不再是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市场经济模式。

(一)“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

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机器制造、电力、燃料、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等等。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重，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很多还集中在沿海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行了均衡发展的方针。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

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微弱的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69514万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265万元，占32.9%;西部地区392098万元，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注：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第103-106页。)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它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并且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

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使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五”期间的开发，新生的共和国就很难站稳脚跟，就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对西部的开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它们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对西部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要算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了。“三线”建设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当局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并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向中国逼债，妄图以此逼使中国就范，把中国纳入它的全球战略轨道。同时在中苏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进犯我国的领土，煽动边民叛逃。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旨在限制中国等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而同时，美苏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对立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一片紧张气氛。印度政府也乘机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发动部队入侵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借鉴二战时期苏联的工厂都在欧洲地区，在后方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教训后，做了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

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按此项原则，“三线”地区大致是以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南、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两大片，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湖南西部(湘西地区)和湖北西部(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西部(豫西地区)和山西西部(晋西地区)。“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帷幕，1966年全面展开。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建设西南和西北的“三线”工程项目，其中西南“三线”又是重中之重。“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1965-1975年的11年，是“三线”建设投资比较大的时期。1966-1975年“三五”、“四五”期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注：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249-254页。)

“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由于当时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家的国防安全，不能将经济建设放到主要地位，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都是比较低的。由于“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自己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对西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实施这一战略，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经历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我国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当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

先进技术”地带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制订上，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经济发展战略的阐述，侧重点也与梯度推移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目标是“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西部地区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七五”以后，由于实行了由东向西逐步梯度推移的政策，业已存在的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九五”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缓解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其他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19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年8月，朱F基总理先后赴西部6省区实地考察和调研。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具体部署了的经济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年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项重点工作，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至此，西部大开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借鉴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美西部开发史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西部的开发模式，是指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带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经济开发范式。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西部传统的开发模式则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集中有限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布局中国工业，使西部地区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前两次开发虽然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的落后面貌，有效地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但由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投融资、理财、调动各方积极性等诸方面均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西部开发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在这方面，中美两国西部开发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把生态建设放在西部开发的首要地位

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都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由于滥伐森林、滥垦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原因，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特别是由于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等原因，西部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西部地区位于中国大江大河上游，环境恶化不仅妨碍西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下游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这次西部开发再不能走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了，而必须把生态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把保护生态作为一切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生态建设方面尤其要注意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问题。我国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因而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用水问题是中国广袤内地开发的关键。只有确保这个辽阔地区充足的用水，西部开发才能实现。西部开发不仅需要修建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这样的工程，而且还需要修建像“南水北调”这样的巨大工程。近数十年来，我国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干旱，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旱灾已经持续多年。在一些地区，千百万人与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这种状况已经危及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因此，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这应是西部大开发的首要内容。

(二)既坚持市场化原则，同时又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西部开发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经过上百年的开发，美国西部实现了与东、中部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而我国前两次西部开发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西部开发自然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即让市场在西部开发中起基础性作用，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融资方式多元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政府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政府对西部开发事务的介入，不仅涉及到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特别政府部门的建立，而且涉及到政府对西部发展的资金投入与收入所得的再分配。前者如1933年罗斯福总统“新政”法令的颁布，政府对救济工程项目和公共工程的大规模开支以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立;1962年及此后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扶贫”的社会实践，地区再开发法案(1961)、人力发展和训练法案(1962)、加速公共工程法案(1962)、经济机会法案(1964)、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案(1965)、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1965)以及经济开发署的成立等等。后者如1968年联邦政府对各州、地方政府和居民个人财政补助达250亿美元，全国人均126美元。而西部特别是山区各州则远远高于东部某些州，补助超过平均数的在西部有22个州。这些补助款项是按不同的方案支付的，其中2/3用于公共补助、公路、教育、农业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研究工作。而那些给政府提供大量税收的最富裕的地区，平均每人获得的补助最少，因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所得再分配。美国政府从原来较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征集了大量的税收，然后又通过财政支出各

种渠道，将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西部与南部经济的发展，仅1975年就有106.39亿美元的资金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部地区。当然这不是1975年特有的现象。例如1984年联邦政府的6995.28亿美元财政支出中，西部地区又得到1580.87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2.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西部远高于其他各州，占全国第一。联邦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西部的开发与发展解决了资金的困难。

(三)鼓励移民和人才的流动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移民对西部地区的开发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淘金热的兴起，吸引了欧洲大量移民。如果说淘金热兴起时的移民是靠利润的诱惑和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到后来，政府的引导对西部地区的移民起了重要作用。从1784年至1832年，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6个出售西部土地的法令，售地限额由640英亩降到40英亩，每亩市价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土地的廉价出售和低价租赁吸引了大量移民去西部定居。移民队伍中不仅有普通的劳动者，而且有掌握各种技艺的高素质人才，有商人、资本家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对美国西部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上，无论是“一五”、“二五”时期156项在西部的建设，还是“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迁入了大量移民。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为西部地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向西部地区移民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时期的方法，但可借鉴美国移民的方法，即为移民提供大量的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人才的方法也可资借鉴，即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越的物质待遇，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人才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最大特点是可流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也是遵循最大利益原则规律的。

(四)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应是第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开始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和改良，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上。据统计，从1830年到19，美国铁路里程曾以每年3415英里的速度递增。19世纪末基本形成全国铁路运输网。全国铁路网络的形成，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称19世纪的美国基本是一部铁路成功史。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西部其他部门、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一定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修建公路和铁路外，还需要修建水利设施。我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条件是不一样的，西北干旱少雨;西南湿润多雨，水资源丰富。因此，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有所区别。总体上来说，当条件具备以后，应启动实施西线的南水北调工程，这对于缓解西北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西北地区水的问题一旦解决，广阔的荒漠就会变成万顷良田，西北的生存环境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会相应改善。我们还应看到，美国的西部开发和中国的西部开发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西部开发正处于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时代，公路网和铁路网无疑是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的西部开发正处于知识革命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知识网和信息网。而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因此，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除了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建设公路网和铁路网外，还需要建设知识网和信息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根本差距在于人的素质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是改善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五)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中心是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大都表现为规模不同的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在美国长达100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中心。由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中心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通等都是通过这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增长中心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中心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扩散对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中心的聚集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农牧业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和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及其服务市场经济、组织市场经济功能的增强，又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以新的方向和力量。增长中心和周围地区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使美国西部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们的产品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在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周围地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而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只是嵌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对城乡周围的经济联系注意不够，结果造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应注意发挥增长中心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

(六)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下游产业

中国西部，现有的工业多以资源初级加工形式为主。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对西部工业布局的安排，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的发展，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工业结构中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工业的发展，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对支援全国经济建设都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采掘工业有个越采越深、成本递增以至资源枯竭的问题;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亦远低于下游产业。因此，西部地区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产业，与发达地区一样，同样要走产业升级之路;要有选择地发展下游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发掘与培植，构建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经济。西部地区要想迅速发展，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相应的深加工与制造业，生产高附加值、高商品率、高出口创汇率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西部的发展经验，即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工业、高技术工业，把西部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当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结合西部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西部诸省资金实力不足，更应当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上。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优先选择符合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具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产业，但在推动的过

程中要注意防止盲目性和重复建设。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做后盾，没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和后劲将十分脆弱，东西部差距将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将会进一步拉大。

篇6：我国与西方融资结构的对比及启示

摘要：按照现代财务理论，企业的首选融资结构是内源融资，其次才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这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验证的理论。而我国上市企业的融资结构却呈现完全与之相反的情况，作者尝试分析我国与西方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同及原因，并找出优缺点。并提出优化我国融资结构的建议。

关键词：融资结构 目录 正文：

企业的融资结构一般是指企业的融资总额中内源性融资与外源性融资所占的比重。内源融资是指企业的经营活动结果所产生的资金，即公司内部融通的资金它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旧构成，是企业不断将自己的储蓄（主要包括留存收益，折旧及定额负债）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外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向企业之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筹集资金，外源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而外源融资又可以分为直接性融资和间接性融资两类。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企业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取得资金；间接性融资指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银行或非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性融资活动。企业的融资状况是总体衡量一国资金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啄序理论认为权益融资会传递企业经营的负面信息，而外部融资又要多支付各种成本，因此企业融资一般会选择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这样的先后顺序。

一．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概述

1.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与西方国家的惯用融资啄序理论不同，我国的上市企业具有强烈的外源融资偏好。外源融资在企业的融资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80%以上，内源融资所占的比重不足20%。而那些未分配利润小于零的企业几乎是完全依靠外源融资的方式融资。在外源融资中，有50%是来自于股权融资，而且这一比例还将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而继续上升。因为我国企业热衷于发行股票和上市，上市在当今社会的企业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已上市的企业更是利用一切可以配股和增发新股的机会进行股权融资，而对债券融资反应冷淡。可见，我国企业的融资顺序是:先是股权融资，其次是债券融资，最后才是内源融资。与西方企业所倡导的啄序理论完全背道相驰。

2.西方企业的融资结构。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的融资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模式；另一种则是以日德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但是，美英日德都具有明显的内源性融资特征。在其融资结构中，除日本在1970-1974年的内源融资的比重未达50%外，其余国家都超过了50%，其中美国自有资金的比重在1985-1989年达到了85.4%，在外部融资中，借款融资的比重高于证券市场融资。日德两国，特别是日本公司的银行借款占整个公司外源融资的比例远高于英美两国，相比而言，英美两国通过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在公司外源融资中所占比重较之日德的公司要高。

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的融资结构与啄序理论所建立的优化融资模型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英美日德四国在融资结构上有一定差异，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都以内源融资为首要，债务融资次之，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二．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结构不同的原因

造成我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方式截然不同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几种原因：

1.从融资成本角度分析。融资资成本应该说是企业进行日常的融资活动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融资成本的高低将对企业的资金利用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成本越低，企业的还本付息压力越小。债务融资和权益性融资都有各自相应的成本，但其成本主要为利息或股息支出，筹资费用及纳税等。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债务融资成本通常低于权益性融资成本，因为债务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型债券，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的利息支出可以在企业的税前扣除，具有节税效应。而股息却存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税负问题。而且银行贷款手续简便，筹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债券发行较股票发行简单，发行费用较股票也要少很多。因而债务融资的成本比权益性融资的成本少很多，成为发达国家企业融资的优先选择。

但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权益性融资成本却低于债务性融资成本。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盈利能力不高，其股利支付水平较低，甚至有很多公司都不分配现金股利！而债务的还本付息则是不能打折扣的，相对于股息来说是硬约束，如果公司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不仅信誉受损，甚至还有破产的危险。因此，我国的上市企业理所应当的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权益性融资。

2.从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企业的融资结构是企业各利益关系人相互博弈的结果，企业股东，债权人和治理层三方之间的博弈，最终决定了企业的融资结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相当成熟，企业有着非常完善的治理结构，股东和债权人可以通过股价和债券利率实现对经理层的约束，保证自己对总资产的控制权。一般来说，债券资本的扩大会削弱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加强经理层的控制权。此外，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是企业的真实价值表现，企业经营不善，业绩不佳，股票价格就会下跌，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融资，而且还将会使企业陷入被收购的风险，因此，股权融资对企业来讲并非免费的午餐，这样，就形成了企业的优序融资理论。

但在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不流通的国有股，国有法人股往往处于一股独大的垄断地位，且往往存在代理人缺位现象。而社会公众股有存在严重的投机现象，股东自身利益与企业业绩相关程度较低，这些因素造成了股东控制权残缺。企业举债往往伴随硬性的财务问题，增大企业的债务风险。因此，经理人出于理性的经纪人考虑，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因而产生了股权融资偏好。同时，我国证券市场还很不完善，股价不能真实反映企业价值，企业收购机制由于国有股的存在而难以有效发挥，因而资本市场对上市企业的经理约束力很小。这样，发达国家的股东，债权人，经理层三方激励机制已经完全走形。融资顺序也演变成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内源融资的先后顺序。

3.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异常发达，股票市场发展的已经完全成熟，流动性较强，且分散化程度较高。债券市场也发展迅速，而且债券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却存在着失衡现象。一方面，股票市场发展迅速的同时债券市场发展却停滞不前，两者发展极不平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债券市场的控制较为严格，具有较高的门槛，且发行数量有较大的限制，企业往往花费很大的周折却只得到很少的筹资额，并且还要承担筹资风险，所以，无论是大股东还是经理层都不愿采用这样一种筹资方式。久而久之，因为政策和实践的双重作用，导致了我国债券市场的畸形发展，制约了企业债券融资活动的开展。在90年代中后期，甚至出现了债券融资下滑的势头。三．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上市企业过度依赖权益性融资，从而对企业的自身以及债券市场的持续发展都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以引导企业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融资结构模式。

1.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制度。由于我国上市企业股利分配极不规范，股息较低，从而造成了权益性融资成本低于债务性融资，且损害了广大股东的权益，因此，首先应该规范我国上市企业的股利分配制度。首先，应加强对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对于不分配股利的公司，证监会可要求其在年报中披露不分配的理由。对于配股的公司，还应该要求其在年报中披露转作股本的可分配利润的用途和投资方向等问题。其次，加强对我国上市企业股利分配的法律约束。一方面，应加强对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另一方面，要突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企业过度分配和不分配股利作出限制。

2．完善公司治理架构。首先优化股权结构，实时减持国有股，降低国有股在上市企业中的比例；其次，改变股权过度集中的状态，培育多种形式的持股主体；最后，引进外部董事，改变上市企业内部人控制状况。

3.引进股票市场的收购与兼并机制。通过引进兼并机制，为替换无能的经营者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