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通用4篇）

篇1：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作者：商传 《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2日 11版）

演讲人：商 传

演讲地点：浙江义乌商城讲坛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

商传，1945年生，河北保定清苑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走进晚明》及论文《明初商屯质疑》《关于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评价问题》等，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主编《明文化丛书》，并撰写其中《明朝文化概论》。

晚明社会转型最终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了，中国从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回首明朝灭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剧，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是张居正，还是万历皇帝？或者是东林党与阉党？抑或是那个时代从上至下的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是改朝换代。每个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短不过数十年，便都灭亡了。自秦统一中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建立与灭亡，即“初”与“末”。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不仅有“末”，还有一个时段被定义为“晚”，这三个时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与“末”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晚”的时段相对“末”要长些，一般都尚有数十年时间的延续；二是被称为“晚”的时代，虽然出现颓势，但是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三是“晚”的时代，一般都具有社会变迁的特点。

被误读的晚明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晚”的时代中，晚明最具特色。因为晚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外来干预下的自身的社会转型。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同晚明时代始于万历时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约七十余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彩的一幕。从传统观点看来，晚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宗万历皇帝的荒怠开始的，明朝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弊端，尽显现于此时。而且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也就是说，明朝自万历时起，其虽未亡，而亡势已定。

万历朝虽然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繁多，但即谓之为明亡之始，则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是对于晚明历史实质不甚了解的误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主要原因：1.清朝统治者为说明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刻意夸大明朝的失误。2.明亡以后，明朝的遗民纷纷找寻明亡的原因，同时对晚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多有批评。3.清及以后的史家，在论及晚明的时候常常会与太祖、太宗时代相比，2 因此会认为晚明国势日颓。4.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重于政治史研究，忽视了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5.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

晚明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到了隆（庆）、万（历）间，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仅在城镇，甚至一部分江南农村也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一个名叫谭晓的农民，他采用收买抛荒田地，雇佣劳动，利用农林养殖等生产方式，成为农村新富裕阶层的代表。这条史料中的情况打破了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充分反映了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

晚明的时代特征

明朝中叶以后，明朝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称之为“由俭入奢”。到了晚明时代，人们转为了追求纵欲与奢靡。这起初只是官员与商人们的追求，然后是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造成“士风俭薄，民风奢侈”的世态。促进这种变化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比如纸张的使用，洪武年间，国子监生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去，仿书发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到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待到 3 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成了奢侈的风气。这种风气表现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我们从大量史料中看到，晚明至少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竞奢的风气，比如人们的穿着，“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再如请客吃饭，明朝中叶以前，一般人家是不请客吃饭的，即使偶有请客，不过家常便饭而已。明中叶以后，“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这里所说的通州，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万历〈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

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仅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的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正当晚明奢靡风气盛行，而人多以为忧的时候，在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名叫陆楫的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享受奢靡的同时，所有与此种奢靡相关的生产服务，也都从中获利，得到了奢靡者之利，因此也便养活了许多小民：“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这种公开为奢侈消费辩护的理论，明显代表了工商业的价值取向。

晚明政治的变化

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

《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从积极方面看，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晚明社会思想变迁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时总结了如下的要点：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旧时的等级，这在当时被称为“僭越”。打破旧日严格的等级，是向非等级的阶级社会，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几点历史思考

晚明既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明朝毕竟灭亡了。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总结晚明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国家权力异化 国家公权力，本为平衡各利益群体之诉求，解决社会矛盾之作用。所谓“异化”即其失去上述作用，而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制度约束的税费征收。

其中最称典型者，莫过万历矿税之祸。万历矿监税使四出，固然出于神宗求利心切，而近侍无不以为此乃不可失之发财机会，加之官民中应和者及其间的掮客们推波助澜，终于将一个本可成为近代采矿业发展的机会导演而成为一场矿税之祸发生。

《明史》论此，称：“至（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但其后事态之发展，则非仅为朝廷费用匮乏，逐渐发展而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对于民间社会财富之攫取。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纳了这些捐税，就可免遭抢劫。后来各个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关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晚明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现代国家，虽然它已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和独立城市，于是路桥税便成为政府和掌握公权力者获取社会财富的最方便的手段。

万历朝此种设卡收税与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按制征收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却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的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个名叫王临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广东审理积案。亲见并记录下了当地的税收情况：“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粤剑编》卷二）

“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集团。所谓“私家”，非寻常百姓。如其岭南的村落，能设公座，陈刑具而敛财者，也必然是生员的父亲。这些权势人家虽然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甚相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权力亦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却是一致的，因此当道者才会明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

几乎与与同时，在英国发生了因税收引起的“贝特案”。公元1606年是万历三十四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对进口葡萄干征收额外进口税，引起 一个名叫约翰·贝特的人反对并向理财法院起诉国王。贝特起诉理由是国王此行为违反了未经议会同意间接征税的规定。但是该案于1606年6月30日至7月7日，经过共8天审理后，四名法官判决支持国王在一般关税外另行收取进口税。这个案件虽以贝特败诉告结，却从此开始了议会与国王之间就征税问题展开的长期宪政斗争的开端。两年以后的1608年，由于政府将进口税范围扩大到了所有进口商品，其税收目的便不再是为了规制贸易的行为，而是为了增加王室收入，所以到1610年，议会下院便要求国王将所有未经议会同意而设定的进口税全部取消。此后双方在此问题上的斗争以互相的让步而得以暂时的缓解。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和英国的税收事件，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复杂的社会矛盾 社会转型时期旧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社会矛盾因种种变化而更显复杂。应对并解决此类矛盾，是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然而晚明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结果，却导致党争，造成上层政治混乱。

矿税监之四出，几遍于天下，而江南无矿富庶之地，尤为矿税监所觊觎，以为肥饱私囊之手段，民变亦随之而起。其中最著名者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临清民变。此中反映社会矛盾之信息甚多：有对游商小贩的强征，有以税收为名的勒索，有对富商大贾财产的权力寻租，有对于农民田地的侵占，有对地方秩序的破坏，有随意动用警力的失误，还有事后对于真相的隐瞒。从国家控制角度来看，这是因政府权力异化的行为导致的控制秩序的破坏。如果我们很难简单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这一事件。城市民变的主旨是希望政府调整政策，与农民起义要推翻政府的统治不尽相同。待到崇祯末年，10 农民起义遍及江北，而当年“民变”最厉的江南地区，却安稳不动，成为支撑大明朝廷的最后的基础。

晚明的“民变”，社会学称为“民众集体行动”。这是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事情，随着社会转型而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要求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任何政策的调整，都只能在新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之后，而很难在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尤其是社会转型利益关系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但是如果政策不能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变化，或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并发生群体性强力事件。但是此类民众事件，不同于农民起义之类有阶级斗争，“民变”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只要求政府政策改变，以适应其利益诉求。

由于事出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一般来说，此类民众的“集体行动”起初多为经济因素所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逐渐显露出来，此类事件也便由最初相对较为单纯的经济起因，发展成为民众对于政府政策不满的政治起因，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借以发挥人心之不满，则已成为一时难以转变的社会问题。

万历的前十年，是张居正的时代。内阁与宦官结合的首辅专权，虽然没有留给朋党多少空间，但从居正的夺情之争起，朋党政治也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后，党争遂兴。

我们今天论晚明党事，即以东林诸党为主，东林诸党的形成，其实与士风的变化应有重大的关系。居正殁后，朝中不再有政治的权威，官员们为伸张自己的势力，相结成党，从上到下，风气甚至传入儒学，生员皆“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蚊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于缙绅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凶横。”

晚明的党人所争者，初以清流与当权之争，后渐成东林与诸党之争。虽然人多以东林为君子，以阉党为小人，而东林党人也确实表现出对于君权的限制和国家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主张，但无论是东林，或是齐、昆、浙、宣诸党人，所争者皆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已，因此他们毕竟不可能真正成为公众利益代表。其所争论之焦点，皆传统道德之争，非社会矛盾之所在，党同伐异之举重在争夺主政的权力。且党人为此而多自相标榜，甚至哗众取宠，造成极为不良的政治风气。

明代党争之由来，乃自朋党而至党社，这本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东林党相对于阉党，无疑是正派且进步的势力，但是晚明党争与社会的结合，复杂社会矛盾在朝廷的反映，且也不乏投机者为沽名钓誉而攀附于东林、复社，最终将一场政治之争转变为利益之争，造成国家政治的混乱。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社会不良风气的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制，遇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应而生。许多因逐利而有失商业信誉的现象也就在晚明社会转型期相应而发生了。

一个名叫路克文的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他到南部中国走了一些地方，立即被中国的富庶震惊了。他在笔记里面记录下了当时一些集镇的情况。在繁荣的市场中，卖牲畜的商贩给牲畜吃喝，以增加牲畜的重量，卖鸡的小贩也会在柜台后面给鸡注水。

明朝人自己也看到了这些情况，而且南、北两京，苏州这些经济活动极为发达的大都会，也正是伪劣商品的销售地。当时商人书写刊行的客商指南之类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假货的记述，特别提醒客商们注意。这恐怕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因子。每当发生社会转型变化的时候，这种社会弊端便会萌生，而并不需要人们去着意为之。所有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可以不花气力或者少花气力而一夜致富，这在当时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商品生产在推动社会转型时，必然助长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晚明时代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

这种心态表现在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建业风俗记》）再如记山东郓城：“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崇祯《郓城县志》卷二）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基础。晚明社会由俭入奢的变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但是在这种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是因奢侈与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虽然有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有平等与僭越的行为，“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所表现的不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的表现。

我们读到晚明史时一种从心底产生的不安，正是因为这种缺乏人文精神的风气，不仅在市民与商人当中盛行，并且也影响到了知识层。明人曾记书肆坊刻间印行历届科举试卷之事，以证世风之华实：“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又谓“禾城谈时雍者，号继岩，世婴儿医也，神术冠一时。余宿其书舍，晨兴，约一时许，远近抱婴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视毕，无不与药辞金，大约十受二、三，此特小者尔。余通家徽人开典于禾，长郎中痘，痘本无恙，诸医故言不佳，索厚谢。与谈亦素交，夜趋视毕，诸医皆在，谈不敢明言。第曳主人远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药无碍。’后果如其言。徽商设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纳。嗟乎！孰谓医仅小道哉？如谈，可以警贪风世矣。”（李乐：《见闻杂记》卷十）这些文化人的逐利，才是对世风最大的破坏。

我们看到西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抨击了宗教的权力。其中关于宗教代表人物的伪君子面孔与他们纵欲行为，是无情的嘲讽与揭露。但是晚明时代一部屡禁而不能止的奇书《金瓶梅词话》，其中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陈腐观念，而字里行间对那些富家与官府之家的荒淫无度却表现出了欣赏与艳羡。低俗文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引导。

纵欲成了晚明时代全社会的风气：所有的人都对那些利益集团们对于社会财富的攫取表示愤怒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想尽方法瓜分到尽可能多的一份利益。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不仅有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更突出表现了人们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明朝灭亡以后，有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先帝痛恶者贿赂，而当事者至以交际为端，甚有同乡亲故而不设一饭焉。借口功令己不敢出，盖亲故绝，则暮夜之金更无知者，其自便实甚，而不近人情之谤始独归先帝矣。大者如银子多换金子，金子重换珠子，盈千盈万，不可方物，即书帕不行而易以银杯，谓之上寿，皆自博古图中翻出新式，雕刻工雅，加三加五工钱，饱银匠之腹，亦何为者？余尝见一火房都吏，役满应得注选，乃揣摩主司好尚与忌讳，遍觅宣窑器数十只，价值百金，以献，而得一美缺主簿者，此亦世道之变也。（史惇：《恸余杂记》《贿赂之变》）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则从国家层面提出危机的原因说：

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

篇2：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

■演讲人：李如龙 ■地点：厦门大学颂恩楼 ■时间：2014年11月10日

作者：李如龙 《 光明日报 》（2014年12月08日 16 版）

1936年生，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福建省语言学会

会长。（李如龙提供）

编者按

从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挂牌至今已10年。经过10年发展，已在五大洲的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它的成立和发展为汉语和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此时，本版邀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对汉字汉语的历史、发展及其优劣势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对今天的汉语学习和传播有现实意义。

汉字是世界文字中的奇迹

全世界的文字走过了表形、表意和表音的三个过程。大量的原始文字、古典文字，例如西亚的两河流域5000年前的楔形文字，后来大都被表音的字母文字取代了。在林林总总的世界文字之中，现在还留存的不采用字母来标音的古典文字 ——“意音文字”，只有汉字一种。

古老的汉字从定型的甲骨文算起，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为什么它能够长盛不衰，至今还有强盛的生命力呢？从秦汉的“隶变”到现在，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汉字适合汉语，所以3000多年只有书体的外形变化，没有结构的性质变化”。一句话——汉字适合汉语，点出了这个奇迹的奥秘。

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早在90年前就说过：“这个文字是中国人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是从它族借来的；书体很美丽可爱，所以中国人常应用他为艺术的装饰品。而且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只需熟悉了几百个的单体字，就得到了各种合体字里所包含的分子。”

如果说，周有光是精通世界文字发展史之后，对自己的文字有坚定的“自知之明”，高本汉便是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之后的“旁观者清”了。

许多欧洲人是冲着古老神奇的汉字来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高本汉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889年，1909在俄国学汉语，1911来西安，两年间调查20多种方言，1915年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并成为教授，他是最早、最成功的西方汉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指导着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创建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法国教育部现任的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也是个汉语汉字迷。他1950年出生，1973年来北京留学。他说过，汉字是艺术，一见到它就被吸引住了，并且挥之不去。他认为学好汉字可以更快更好地学习汉语，编了一系列通过常用汉字学汉语的好教材，多年来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汉语课本。

诚然，在外国人当中，也有些人鄙视汉字，认为中国人时至今日还在使用几千年前的汉字，是落后的“抱残守缺”的蠢事，有些人恐惧汉字，以为应该绕道走、不学汉字、直接学汉语才是聪明人。和他们相比较，高本汉和白乐桑是高明的学者，是真正的聪明人。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自从汉字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900卷、近五万首《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汉字为缔造中华文化的圣殿立下了丰功伟绩。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着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准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形成了“目治”的习惯。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最为标准

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作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为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汉字、就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

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战乱和分裂的时候，但总是分久必合、分少合多。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音标——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韩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才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不论是什么时代，也不论是什么字体，都创造了书法的艺术。历来的文人学士大多兼通诗文书画，和诗画融为一体的书法艺术，给后代留下了无数珍贵墨宝。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苏东坡、米芾等数不清的书法家，不但为华夏子孙耳熟能详，其作品，哪怕只是印刷品或拓片，千百年过去了，都还能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喜爱和崇敬。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论在公众场合或是私家屋舍，还成为类似西方的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凡此种种，都说明汉字确是中华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汉字有生以来的传奇

汉字能够跨越数千年的历史空间而不衰，广泛传播于不同语系的诸多民族，并不是它具有什么神力，也不是靠着坚船利炮的压服而强加于人，而是靠着它有生以来的艰苦拼搏精神和使用不尽的睿智。

经过数十年来汉藏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同源词越来越多地被确认；另一方面的事实又说明了藏缅语和秦汉之后的汉语之间还明显存在许多重大的差别。例如，藏缅语有些还没有声调，大多有多样的复合辅

音、有形态变化，还有不少多音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悖论，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设想：在甲骨文出现和定型的一千年间，汉语可能发生过一场类型的转变。《诗经》里有近四分之一的双音词（叠音词和联绵词），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还有“格”的差异（吾、女为主格，我、你为宾格），从汉字的谐声可以看到明显存在的复合辅音（dl-、kl-、pl-、hm-等），可能只有“平、入”两个声调（王力、黄侃的观点，若得到确证，也可以理解为韵尾的区别）。所有的这些，都很像是前上古时期旧有的语言类型的残存。自从汉字定型并成为汉语的书面符号之后，集形音义为一体的汉字成了单音词，成了上古汉语词汇占优势的主体，放弃了使用形态标志来区别语法意义的手段，复合辅音也消减了，为了增加音节容量以扩大单音词的别义能力，形成了“四声”的声调格局。上古汉语之所以成为“单音节的孤立语”，显然是汉字的“形音义融为一体”和“单字成词”的结果，这不就是汉字定型的近千年间所带来的类型变化吗？这样的理解，不但能够解释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许多演变过程，也可以解开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异同相悖之谜。这个假设若能得到确证，便说明了汉字一旦和汉语“联姻”，便主持了“家政”就像莽莽昆仑“横空出世”，便“搅得周天寒彻”，引起了汉语的一场类型变化，其结果也就是周有光所说的“汉字适合汉语”。

1926年，高本汉在瑞典发表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就提出：“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有些学者亦承认中国最古的文字形式中，还有这类的痕迹可寻···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个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90年的研究正在证实他的先见之明。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近千年间，为了书写更加简便，汉字的形体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变化：甲骨文采取的是简单的直笔、短笔，为的是适应在兽骨和龟甲上刻字的困难；钟鼎陶器模具上所刻的大篆、小篆，因为操作方便了，就不避繁复而追求美观；到了秦隶就又做了一次灵便的简化，这就为往后用毛笔书写楷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字的形音义一体化整合，绝大多数的单字也就成了单音词，实现了文字和语言的统合，上古汉语单音词成了词汇系统主体之后，立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类的发音器官是固定的共鸣器，发音能力和辨音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任何语言的音节数大体上都只能有一千多个，但是，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词汇不断增多，只用一千多个单音词来表达意义显然不够用，同音词越来越多，例如“其期旗棋麒骐琪亓祺淇芪綦岐歧萁祇”在上古音就都是平声、羣母、之韵的同音字。虽然增加了声调的区别，用一字多音、异读别义（骑马、坐骑，好人、好色，采取、采邑，堵塞、边塞，牛角、角色）可以缓解同音之困，但是，多音多义又带来了异体字的新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同音字、多音多义字的问题，后来就兴起了双音合成词，“岐山、旗山，旗子、棋子，麒麟，淇水、神祇、黄芪、歧路、綦年、期间、其间”，这才为单音词的困惑解了围。

汉语的双音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秦汉之后又“融句法于词法”，采用造句法的动宾、动补和主谓等方式来组构合成词。双音合成词的发展不但彻底解决了单音词的同音、多音的问题，而且 7

开辟了扩展词汇更加宽广的道路。这是汉字适应汉语发展的另一次最为重大的突破性变革。

有了二字合成的新方法，汉语词汇开创的“书面语构词”成了一股洪流滚滚向前。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尤其是汉唐数百年间的诗人和散文家，沿着此道创造了无数优秀作品，既有按严密的逻辑积累起来的丰富词汇，也有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所创造的修辞手段。在语音方面还形成了二音节的“音步”，创造了平仄相从相间的韵律。正是这几个结构系列，不仅建造了汉语书面语词汇的完整体系，也构筑了千古不朽的古诗词和文言文。另一方面，唐宋以来，识字不多的劳苦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也不断创造着各种通俗而生动的用语，也在用汉字记录着这些语词和表达手段，这就是中古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白话”。宋元以来的数百年间，书面的文言和口头的白话，成了并行不悖的两股洪流，共同推进着汉语的发展。回顾了这样的过程，我们不难体会到：造成书口之别、文白之异的是汉字，后来这两大洪流的相互吸收、不断接近，也正是有赖于汉字从中所做的斡旋和沟通。

平心静气为汉字论衡

当汉字走过了三千年的历程，这位“老革命”在19世纪末遇到了新问题，受到一百年的围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一跃成为东亚的强国。一百年前的一场海战，这个老学生教训起老朽的老师了。当时的一批先知先觉者愤然觉起，要求腐朽的王朝改良革新。他们看到十分之九的不识字的国民被关在政治门外，安分守己而任人宰割；想到自己十年寒窗的识字之苦，认为要振

兴教育以开发民智，发展科技以建设强国，就必须废除繁难的汉字，改用便捷的拼音。激进的鲁迅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第一个“切音字”运动的先驱卢戆章就是厦门人，他闭门十年，研究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名为《一目了然初阶》。之后的20年间，各地学者纷纷响应，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有28种之多。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于1918年制定了“注音字母”，算是有了第一个成果。五四之后的三十年间，汉字拼音化运动曾是国共两党的共有事业，延安称为“北方话拉丁字”，上海叫“国语罗马字”。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国务院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各民族的义务教育中作为教学语文的基本工具。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经过充分讨论，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86年初，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文件正式停止了“汉字拼音化”的提法。至此，汉语拼音运动画上了句号。

汉字不搞拼音化，不等于汉语拼音没有用。作为学习汉语、认识汉字，教学拼音绝对是一条坦途。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母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不断地在证实这个经验。中文信息处理中的汉字输入法，在经过“万码奔腾”之后也证明了拼音输入是最佳方案。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汉语拼音的应用正在研究和开发。

然而汉字不要改为拼音文字，也不能说明汉字是完美无缺的。汉字字形繁杂、表音不力、字数太多，这是它三个天生的弱点。吸收历史经验，简化了一批特别繁难的字；确定3500个常用字以供基础教育之用，限定7000个通用字表等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它的繁难。

汉字不宜拼音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以下两条：第一，汉字有双重身份，它不但是汉语音节的记录符号，也是汉语的语素，认字并非为了读音，而是为了识词。正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望文生义”，认得一个字，就可以识得一批词，掌握600个常用字，就可能读懂80%的文本。只会拼音、不认得汉字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条。第二，由于表意汉字作为沟通的桥梁，古代的文言和现代的白话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甚至口语中，除了使用了大量的文言成语之外，还随时可以引用文言语句，除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类常用典故之外，“诚如、愧对、疑虑、滞后、莫非、莫须有”等等常用书面语，也正是从文言来的，通过汉字去读写这类语词，比起通过拼音去掌握方便得多，这是一般的中国人共有的经验。

汉字真正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和汉语已经相伴几千年，虽然曾经有矛盾、有调和，经过好多回合的磨合，已经达成了和谐。如果汉字不是表意的语素，仅仅是标音符号，就像一件外衣，说换就换，一点也不麻烦。不论是明代的利玛窦、清代的威妥玛所创造的拼写官话的方案、传教士为各地方言所设计的罗马字拼音，或者是中国人创造的各种拼音方案，前前后后怕是不下百种，哪一个不是说用就用、说改就改、说废就废！这就是最有力的反证。国外使用过汉字的，只有在日本因为通过“训读”作为日语的语素，至今还藕断丝连，保留着“当用汉字”，其他没有和当地语言深度结合的，就先后被放弃了。所有的这些，都是汉字不能实现拼音化的最有力证明。

做汉字的莫逆之交

汉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们要善待它。

在思想方面，我们应该认识汉字的特征，分清其优点和缺陷；准确地评价它的价值，了解其贡献和局限，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

汉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双重身份——这个形音义结成的立体化的统一体，既是标注音节的符号，也作为汉语的最小结构单位——语素。作为语素的字有两个特点。一是字可以组合成词，词语可以连接成句，通过字词句的组织就能实现表达和交际，而且组字成词和组词成句的规律是一致的、主要决定于字义和词义。因此，认字就可以同时识词、学话。中国儿童语文启蒙时学拼音、学写字、组词造句的训练，就是按照这个基本特征所组织的“形—音—义，字—词—句”的教程。世代中国人经过这个教程的训练，掌握母语的效率并不比外国人差。所以高本汉说：“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另一个特点是字数虽多，但字频差异大，加上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少数字形比较简单的高频字、高频词可以组成大量词语，生成各种句子。利用频度之差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白乐桑就是用“字本位”的理论，教常用字，从字形字义入手，联词学话，以少驭多，才获得成功的。双重身份是汉字的功能特征，相对而言，作为语素的优点多，作为音节符号则是缺点多。

再看看汉字的内部结构是如何优劣并存的。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中，字音虽然不能准确地标注一时一地之音，初学时确实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是字音归属于“音类”，而每个音类在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对应，中国人学习字音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母语音类进行类推，化难为易；字形方面是比较繁复，但是基本笔画并不多，除少数独体字外，都有声旁和形旁，多数部首可以有效帮助理解字义；字义方面，在中心义（主要义）、引申义、比喻义、边沿义之间总有一段逻辑联系。可见，各种特征也是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因为汉字着重于表意，形音义结构特征中，音、形方面的缺点多些。

至于汉字的功过，我们也应该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上汉字是为传扬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字音难明、字形难记、字义难辨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汉字在电脑上的实现，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解决。周有光先生说：“汉字既是古代文明的‘宝贝’，又是现代文明的‘包袱’。一旦认出了汉字既是‘宝贝’又是‘包袱’，再要肯定汉字只是‘宝贝’而不是‘包袱’也就非常困难了。”“历史永远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有古无今’、‘厚古薄今’是不成的。‘有今无古’、‘厚今薄古’也是不成的。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厚今而不薄古’。这就是认清汉字的两面性，使‘技术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各得其所，在‘两难之间，去取‘中庸之道’前进”。

有了透彻的认识，自然就会有正确的态度。实事求是、不偏不倚，不一味颂扬，也不无端贬责。对于当前应用，我们应该发扬其长处，改善其不足，努力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文字处理依赖计算机之后，汉字写不好、提笔忘字的现象多了，接着还会影响阅读。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应该学好汉字，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许多负责任的老师正在想办法让孩子们写好汉字，这是很值得鼓励的。最近的“汉字听写大会”上那些年少的“汉字英雄”，是很令人鼓舞的，当然他们的老师也很是令人敬佩。

网络文化兴起之后，亿万人上网交际，为了快速，本来汉字就没有学好，或者是为了标新立异，就随心所欲地写“别字”，把“版主”写为“斑竹、班主、斑猪、办猪、板猪”，故意将“俊男美女”丑化为“菌男霉女”。也有按照读错的音写的：“这样子”写为“酱紫”，“尴尬”写作“监介”，“美国”写成“米国”（仿造日语的写法），“我们”写成“偶们”；还有用字母或数字谐音的：GG（哥哥）、MM（妹妹），886（拜拜了），1414（意思意思），甚至把“正在吃饭”写成“吃饭ing”。这类做法就有些离谱了，和网络上创造新词语是不同性质的。网络新词如果造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流行，被多数人认可之后，是会进入词典、成为规范的，例如“博客、粉丝、给力、土豪、山寨、拍砖、吐槽”。乱写别字则只会造成混乱，不利于语言文字的通行。

五六十年代使用语言文字比较重视规范，但是当时的认识有些片面性，对于语言文字在实践中变异和发展认识不足，贯彻各种规范时也比较生硬，缺乏灵活性。拨乱反正之后又有些过头，年轻学生图方便、爱随意，老师和编辑也懒得严格要求，所以灵便有余而规范不足。就像钟摆的原理一样，矫枉之后难免过正，情有可原。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应用走上良性循环是很有必要的。

汉字目前还是海峡两岸、东南亚及全球华人正在使用的文字，由于历史上的分隔，在用字上存在一些差异。除了繁体简体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些异体字、古字、方言字的不同。在地球村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内外华人的联系日益频繁，若能谋求当代汉字的“书同文”，对于华夏子孙的交往、对于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从“繁简字的计算机转换”做起，可以考虑淘汰少量不合理的简化字，提倡并促进“识繁写简”和“识简写繁”，经过充分协商，淘汰异体字、统一译音字，限定不同级别的用字量，商定若干比较通行的方言字，经过学者讨论、媒体试行、征求群众意见，最后才确定公布改革方案。

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向全世界开辟了最广泛的市场，促进了世界经济和旅游业的繁荣，许多国家正在兴起新一轮的教学汉语的热潮。要让特异类型的汉语汉字能够便于外国朋友学习，还有大量的课题要做。为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需要，要编制多样化的教材，试验不同的教法，要培训大量外国和中国的汉语教师。今天所讨论的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所造成的许多和其他语言不同的特征，如何体现到教材和教学法中去，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认真处理的总题目。

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还会带来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现在还很难预料。语言文字的应用和社会上的各个层面都有紧密的联系，50年、100年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人际交往、人机对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也还难以设想。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一切文化现象总要有相应的变革，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我预感到我们的老朋友——汉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改革。

新世纪一开始，96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发表了《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提出了新世纪应该精简字数和夹用拼音的改革。他说：“汉字难学难用，主要不在笔画繁，而在字数多”。“按照’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提高覆盖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汉字规律。与其学多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21世纪将出现一种‘千字文’加拼音的‘基础华语’，作为学习华语的入门教材„„在21世纪的后期，讲究效率的华人将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常用字范围之内，实行字有定量，辅以拼音。”

周有光先生关于“中庸之道”的说法，让汉字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各得其所，很值得我们深思。汉字，历来“出生不报户口、死了户口不注销”，这种情况看来是应该有所改变了，否则真会使我们的后代接受不起这份宝贵而沉重的遗产。试想想，现代化的潮流滚滚向前，时间越来越宝贵，若能减少识字和阅读的时间，让青少年更快成长和全力拼搏，对于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都有重大的意义。为了精简汉字，可以先分级限量，把对外汉语教学和义务教育的不同 15

篇3：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

关键词：社会转型,史学研究,课堂教学,教学思想

教学思想是教师对教学问题系统的、深刻的、清晰的思考和见解,具有稳定性和统领性。教学思想表现了教师教学自觉的程度,也是教学是否成熟、是否优质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衡量教学风格、教学流派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志。[1]笔者作为广州市“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批中学名教师培养对象,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向阳、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历史教研员魏恤民、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发展中心历史教研员吴美娟这三位导师的指导下,以“社会转型”的视角为切入点,找准历史教学的方向,凝练“以‘社会转型’的视角解读历史”的教学思想,探讨史学研究新成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犹如历史学不能等同于历史一样,历史教育亦不能等同于历史学。历史教育基于历史学而不依赖历史学,二者不能划等号。”[2]本文所指的史学研究新成果是新史观、新方法、新材料与新史论的统称。“新”并非完全是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是指在史学研究领域已经较为成熟的且还没有充分吸收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新史观、新方法、新材料和新观点。

一、研究背景

1.从“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看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外学者对社会转型有不同定义、理解,从整体的梳理和分析看,社会转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共同的意旨:首先,社会转型不是社会局部的改变,而是社会整体系统从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渡;其次,社会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最后,社会转型的“转”是一种状态、一个历史阶段、一种趋势,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不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而社会转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从史学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看

历史知识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思想,如“社会转型”。中学历史教学不以学术研究为重点,但历史专业发展必须得到学术的滋养。中学教师必须思考这个层面,既要有学术的理解力,又要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有一定的理解,挖掘出隐含在教材内容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并把它们告诉学生,而不是让学生整天忙着应付做题。

3.从中学历史教师史学观念现状看

新课程改革以来,中学历史教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目前中学历史教学仍存在诸多不足,比如历史教师不关注史学研究动态,史学观念严重滞后于学术研究成果。中学历史教学忽视对新的史学观念的吸纳,对学术动态反应漠然,表现出极大的封闭性,教学内容与学术研究成果严重脱节,以致对教材体系难以准确把握,对教材的许多内容解读产生偏差。这些已成为制约中学历史新课程发展的瓶颈。

4.从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看

历史学习需要以不同的视角理解知识的能力,学会在学术前沿重新理解组织教材内容的能力。这都要求中学历史教师密切关注史学前沿发展,并不断将其内化在教学当中,引领学生拓宽对历史问题理解的视角,实现大学历史教育与中学历史教育的有效衔接。历史教学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授和历史能力的培养,还应是公民基本价值观的教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史学研究新成果,以“社会转型”为切入点进行教学,对培养学生现代公民积极的情感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5.从历史高考命题的总体趋势看

高考命题的主体人员由高校教师组成,高校教师在高考命题中必然会把自己平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来。关注史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成果、新思路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学历史教师的必修课。

二、运用策略

1.挖掘新材料,充实教学资源

历史是一门注重逻辑推理和严密论证的实证性的人文社会学科。史料实证意识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学生要逐步学会以史料为基础,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辨伪,在史料中发现线索和有效信息,进而运用史料形成新问题,构建属于自己的历史叙述。[3]近年来,史学研究取得长足的发展,很多“公认”的看法和结论得到了修正。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我们相信,很多逐渐被多数学者认可的新观点将逐渐进入历史教材。作为一线教师,我们不应该等到教材改变时才改变我们自己的认识,而要主动地恰当地将史学新成果的新鲜血液注入历史课堂教学的肌体。历史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学生提供一些学术前沿的讯息。因此,历史教师要注意广泛涉猎,及时吸收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并恰当运用在历史课堂中。

例1:关于“鸦片战争的原因”的若干研究成果[4]

材料一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关系体制,不应看作一种由清政府完全控制的静态的制度,而是在中西互动过程中经历了再建构的过程,西方商人集团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来华西方商人及其团体,利用各种手段,对清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和规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侵蚀。

———吴义雄《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建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体制再认识》

材料二瘾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包括了全国各地区、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但鸦片流毒于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各阶层普及的。瘾民群体逐渐扩大的过程正是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上层社会逐渐蔓延到下层社会的过程。

———朱庆葆、刘霆《鸦片战争后,瘾君子众生相》

材料三鸦片战争前夕,中英两国因制度、文化、观念等差异,导致在处理共同问题时交流不畅,双方的“对话”成了各自的“独白”……

———李冠杰《鸦片战争前夕中英交涉中观念的差异》

2.运用新视角,解读教学核心

历史教育价值的挖掘往往与史观分不开。新课程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于课程观念和教学观念,其实更体现在史学观念上。如果不转变史学观念,所谓转变课程观充其量是使教师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资料收集者,而所谓转变教学观也很可能就是运用更有效的方式方法把原有的一些陈旧错误的观念加以强化。[5]历史课堂教学的立意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知识立意,第二层为能力立意,第三层为素养立意。这三个层次并非孤立存在,前一层次是后一层次的基础。一堂课应该有一个起到导航作用的核心目标,历史教学核心目标以历史学科素养作为归宿,不断追问和践行历史知识的意义。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当前的社会,知道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感悟人生的意义,明确个体的责任。

例2:“用‘社会转型’的视角解读工业革命”设计思路

3.依托新方法,重构教学过程

当代史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历史研究的很多新成果往往依靠新方法去获得。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大量引入史学研究新方法,如历史比较、心态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社会史学、历史假设等史学研究方法。每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都有特定的功用,同时又都有自身的局限。历史比较法适合分析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在课堂教学中还能用其来设计以训练学生思维能力为目的的习题。心态史学就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历史上人们的心理状态,用以解释历史现象的方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心态史学,能够为学生开启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更立体、更丰富的历史。计量史学突破历史定性分析的局限,逐渐形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互补的新的研究方式,使历史研究变得更精确、全面,因而结论就更具有说服力。

例3:“中西方现代化转型冲突与鸦片战争”设计思路[6]

三、成果推广

1.成果获奖

专著《社会转型与历史教学》获广东省2008-2014年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成果研究报告《用“社会转型”的视角解读历史》获广州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培育项目)、首届广州市教育研究院教学成果一等奖、广州市番禺区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层次教学成果一等奖。

2.成果发表

出版专著《社会转型与历史教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版,2015年第2版);在《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教学月刊》等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研究论文约20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全文转载4篇,分别是《“研学后教”理念下的历史学科“五环学习法”探讨———以“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为例》(2015年第4期)、《创设探究情境有效落实目标———以“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教学为例》(2013年第10期)、《“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题及高考复习策略》(2012年第4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对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的若干启示》(2012年第3期)。

3.示范辐射

近年来,承担市级以上专题发言或讲座约20次,如广东省中小学骨干教师省级培训《历史教师专业成长的自觉行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范生教育《基于大学与中学历史教育衔接的教学主张:将史学研究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广州市“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批中学名教师培养《科研:名师成长的助推器》,珠海市高中历史教研《漫谈历史教师专业成长》,韶关市始兴中学青年教师培养《基于“历史意识”的教学目标》;承担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发展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教研室等举行的历史教研主题发言,从化市教育局教研室、韶关市乐昌教育局教研室、阳江市阳东区第一中学、台山市第一中学、韶关市始兴中学、增城市高级中学、顺德区杏坛中学等地高考备考讲座等。

四、价值分析

1.有利于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

“历史教师应该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开发和使用新的课程资源,使历史课常开常新,实现教学相长的效果。”[7]这将有利于拓展狭窄的教学内容,带动教学手段、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推动教学模式、教学策略的发展,学生主体性将得到极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学习兴趣、创新能力亦将有全新的发展。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史学研究成果,为学生的学习服务,教师首先要通过多种形式、途径关注史学研究动态,自己在对现行教材的解读、分析中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同时还要使学生能在教师引导下,合理利用教材和教师提供的新信息,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理解。

2.有利于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

新课标在内容的选择上坚持时代性,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新课标采纳了当代史学研究中的新史观,根据新课标精神编写的中学历史教材,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及时引用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教材的编排因受多种限制而出现其内容相对于学术发展而言的滞后现象。教材与学术无论是同步还是滞后,都需要教师及时地关注和了解学术动态,吸取学术研究的成果,丰富和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

3.有利于教师学科教学素养的提升

面对目前中学历史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专业学术观点滞后,教学研究意识淡薄,职业倦怠,内驱力不足,缺乏系统的专业提升等问题,本研究在分析中学历史教师学科教学素养的需求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策略、实施模式和评价体系,为提升中学历史教师学科教学素养提供参考,促进教师实现从单一的教书匠变成多元的组织者、研究者、引导者,解决如何提升中学教师“内功”的问题,促进教科研结合,推动教师专业成长。

4.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使引入的史学研究成果为教学内容服务,教师要引导学生变换角度整合教材内容,或者挖掘教材的隐性内容,发现教材自身的缺陷,纠正教材原有的不足等。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思维,勇于质疑、探索,开展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研讨、辩论,这必然会促使学生从习惯于接受式学习向探究式学习或发现式学习转变,促使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总之,教学思想的凝练不仅是教师个人成长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抓手。要成为教育名师,凝练教学思想应当成为新常态。有了新常态,就会反过来促进我们课堂教学的新发展。做个有思想的教师,最重要的是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为实践的思考者和思考的实践者。

注释

1[1]余文森.教学主张:教师从优秀走向卓越的生长点[N].中国教育报,2014-01-26(4).

2[2]赵亚夫,唐云波.国外历史教育文献选读[J].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5.

3[3]董国强.略论新理论新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J].江苏社会科学,2004(1).

4[4]戴世锋.社会转型与历史教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54-55.

5[5]黄牧航.史学观念的转变与高考历史试题的命制[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3).

6[6]戴世锋.将史学研究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中西方现代化转型冲突与鸦片战争[J].中学历史教学,2015(4-5).

篇4：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

一、古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形而上学知识型与神学知识型

(一) 古代大学

形而上学知识型 (本体论知识) 出现在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一批新知识分子——哲学家, 他们一天到晚观察天象、苦思冥索, 思考世界的起源与万事万物存在的依据。形而上学知识论认为, 世界是从某一特殊的本源派生出来的, 真正的知识是揭示世界“本体”的知识, 是抽象的、绝对的、终极的知识, 一旦获得就永远有效。西方的高等教育可追溯自古希腊始, 当时很多人围绕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思想家身边进行着非正式的学习。其后, 诸如柏拉图的“学苑”及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等学府都得到继续发展, 培育了几代教师, 而至罗马时代, 学校的发展更为稳定。这些古代高等教育形式基本上只是一群师生的自愿结合而已, 虽然实质上它们已有大学的意义了, 但它们没有法人组织, 因此还不能称之为大学。

渊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博雅教育 (又称自由教育) 就是今天通识教育的源头。博雅教育的语根 (liberal) 源之于“自由” (liberty) , 即不束缚于肉体, 也不束于体力, 而任由心思驰聘, 向真善美的无境苍穹翱翔。希腊人有句成语译成拉丁文就是encyclius disciplina, 其意即是“多才多艺的训练”或“均衡的发展”。富有美感的希腊人将博雅教育的理想解释为个人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和谐发展, 为了促进这三方面发展的不偏不倚, 希腊人于是演化出其被后人众所周知的“七艺”。希腊人信奉理性的心灵必须要追求事情的本质, 并能够确定什么是最终实在与永恒的, 而知识即来自对此实在的理解。所以古代高等教育的理念是以追求知识的发展为首要任务, 以获取揭示世界“本体”的知识为终极目的。其主要的课程有文法、修辞、论辩、逻辑及口才训练等科目, 在教学方法上也很多样化, 如两难论式法、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柏拉图的理性思辩法、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等, 都是古代大学探讨高深知识学问所不可缺少的方法。因此, 形而上知识论促成了当时学人们在知识问题上进行讨论和辩论的形式与风气。简言之, 古代的高等教育是由一群对追求知识真理有着崇高热忱的师生团体开始的, 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个人文雅的性格及智慧的内涵。

(二) 中世纪大学

现代大学真正起源于12世纪欧洲的大学。中世纪所谓的“大学”其语源来自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 原义是指一种行业的行会或自治团体。因此, 大学原义即是指一种由学生或教师所组织形成的行会。12世纪以前, 由古代的文化遗产 (希腊与罗马文化) 与基督教哲学结合而产生的中世纪文化与学术, 主要由“修道院”和“司教座学校”继承和传授。12世纪以后, 由于各种宗教、精神及政治运动开始蕴酿, 道统的学术体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随着辩论、逻辑思考以及三段论法等新的治学方法的产生, 促成了当时哲学、神学、法学及医学各领域的独立研究, 社会形成了广泛尊重知识的风气。在这种气氛下, 来自各地的学生和教师聚集在一起, 自发地形成了学问研究集团。为了保障权利、利益和提供法律保护, 师生们仿照手艺人行会的方式, 组成了教师或学生行会, 这些行会就是中世纪大学的前身[3]46。如, 意大利最古老的波隆那大学便是由学生行会发展而成的大学;而法国最早的巴黎大学则是具有教师行会性质的大学。两者可以说是中世纪大学的两大典型。

中世纪大学虽然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但当时的学人并无研究学术的真正自由。在当时罗马教会主导的“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支配下, 人的理性只能在教会所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任何对正统教义的怀疑和挑战, 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严酷镇压, 大学只是教会传播宗教教义的工具, 一切行政与教学权, 完全操控在主教管辖下的神职人员手中, 宗教神学知识在整个中世纪占据着大学知识的统治地位, 成为一种霸权知识。在学科领域方面, 中世纪大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神学、哲学、法学和医学等四个学科领域, 这影响到后起大学的研究范围。在知识结构方面, 虽然中世纪对知识的概念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式的“七艺”组织的基本结构:“三艺”中的三种语言艺术 (文法、修辞、论辩) 和“四艺”中的四种数学艺术 (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但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世界中, 这些知识是无阶层的, 而现代欧洲大学从中世纪大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 却是试图在七艺中建立一种知识的阶层秩序, 原本神学位居首要, 哲学居于其次;而“七艺”随着时代推进发展成为现代学科后, 如哲学、数学、文学、科学, 神学不再是知识的核心了。

在大学发展史上, 15世纪后创建的大学才是人类精神觉醒、理性抬头的象征。当时大学组成的“学者集团”, 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学术与维护真理, 希望与当时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相抗衡。这些追求真理的学者聚集于大学而赋予了大学世界主义式的性格, 大学因而成为“普遍性知识”的温床, 它不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国家, 而是以普世律则为其依归。随着欧洲大学学术自由及学科专门化理念的兴起, 大学保持了一种独特的知识创造性动态, 当中国、希腊、回教世界、印度以及中世纪晚期的基督学院还停留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时——课程只限定于一些特定领域——欧洲大学已经走在新知识专门化的道路上。由于学术传播技术 (如印刷设备) 的缺乏, 当时的知识很少被再生产与流通, 因此, 中世纪时代的知识模式是与社会隔绝孤立的, 此种形而上的知识是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知识。

中世纪大学的成立提供了知识探究的场所, 增强了学术研究的风气, 学者们担负起保存文化、传承文化与创造文化的重任, 成为“从人文主义到人文科学”大转换的重要角色, 他们直接带动了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随着17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古大学渐渐丧失了跨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性格, 而蒙上国家主义的色彩, 大学发展也开始出现国家的概念。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 导致传统大学的功能发生转变, 进而促使知识的性质产生变化, 大学的整体思想体系已逐渐从基督教的教义转移至现代的实验科学及理性逻辑的研究精神上, 即大学进入了“现代科学知识型”时期。

二、现代大学:现代科学知识型

现代性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末期, 随着欧洲势力的不断扩张而传播全球。城市的复兴 (11-13世纪) 、文艺复兴运动 (14-15世纪) 、海外探险及殖民主义 (15-19世纪) 、资本主义发展 (14-20世纪) 、宗教改革 (16世纪) 、民族国家 (15-17世纪) 、民主革命 (17-18世纪) 、科学革命 (17世纪) 、启蒙运动 (18世纪) 、工业革命 (18-19世纪) 等, 上述现代性的重大事件和精神形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轨迹。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是否也隐含了不同的知识转型与社会知识论?历史社会学家杰拉德·德兰迪 (G.Delanty) 从“知识转型”的视野进一步阐述了“现代性”。他从“知识模式”转换的角度将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分为:古典的现代性 (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 历经16世纪的宗教改革, 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及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 , 自由的现代性 (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末) , 组织的现代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 , 晚期的现代性 (20世纪70年代至今) [4]。以下借用德兰迪的历史划分阐述各个时期的大学知识模式与学科知识特性。

(一) 古典的现代性

古典现代性时期的知识模式可称为“革命型的知识”, 其知识型源于地理、医药、天文上的新发现, 绘画、音乐、建筑上的新技术, 以及哲学与宗教上的新阐述。此种知识上的变迁对日后欧洲新文化模式的累积及社会制度的架构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直接导致了现代国家的形成与政治制度的现代形式。

在大学课程方面, 文艺复兴的学者在古希腊罗马作品中重新发现了博雅教育的人文理想, 因为博雅教育是以古希腊及拉丁文学知识作为内容, 这些课程科目被称之为“人文学科”。“人文主义”也因倡导描绘人所具有独特价值而产生, 它反应了人在美感方面的深沉体验、道德意念的崇高追求以及智力冥思的驰骋无际, 人文学科也自然成为博雅教育课程的主科。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基督教世界分崩离析,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开始逐渐成形。因此, 在十六七世纪设立的大学不论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 都更加注重本民族国家和地方的利益与需求。已有数百年传统的大学, 在迫于外在环境压力的改变下, 也必须要回应教会和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消长。尽管基督教神学在大学中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已经不再是大学课程设置中唯一的规准。例如牛津、剑桥大学, 由于英王亨利八世和教会的冲突, 不得不在1535年取消原本学生数量最多的教会法课程, 逐渐转向以培育绅士为主的博雅课程[5]。自此揉合宗教和世俗, 既注重伦理陶养和道德灌输, 又强调古典人文学科的系统训练, 以培养社会精英阶层的绅士教育, 成为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英国大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17世纪被誉为欧洲史上“科学的世纪”, 这一世纪不仅出现了几位现代科学巨人, 如牛顿、哥白尼、伽利略等, 也出现了培根、洛克、笛卡尔、斯宾诺莎等现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知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知识论的绝对性、终极性和抽象性, 明确提出了一种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的知识观:科学知识型。培根认为, 人类认识世界越多, 就能越脱离愚昧, 迈向幸福。因此, 知识就是力量。而外在的物理实在只要经过量化处理, 转化为客观知识, 就可为人类理性所认识。笛卡儿则主张, 被认识的世界必须是可以由理性、客观的方法所证明, 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 方能发现唯一真理, 并获得可以掌握并驾驭世界万物的“理”;而价值、判断、意见、解释、情绪等主观性的特质, 仅是人类对世界的非理性运思的结果, 是不可靠的, 必须被排除在客观的科学知识之外。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论遵循上述信念, 强调建基在科学理性知识上的社会才有无限进步的可能, 唯有人类走出蒙昧, 了解自身及世界, 才能使生活更加美好。因而十七八世纪成为欧洲史上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时代, 对传统大学的改革有很大影响。

1694年, 德国哈列 (Halle) 大学的成立带动了传统大学改革的风潮。哈列大学在课程上作了划时代的学科安排, 纳入当时反映时代精神的课程内容, 如数学、自然科学、地理、政治、法律和道德哲学等, 并进一步宣扬理性主义精神, 对抗久居高位的神学, 将大学发展与社会潮流紧密结合。其后于1737年成立的哥廷根 (Gottingen) 大学承袭了哈列大学的精神, 在课程内容上求新求变。哥廷根大学除了保留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等传统课程以外, 还开设实验心理学、自然法、物理学、应用数学等课程, 这些新式课程广受学生欢迎。哈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课程创新精神, 为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打下了稳固基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理性、自由、人权、博爱思想的传播, 向封建权威、专制、神学发出严峻挑战, 形成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 也进一步奠定现代大学的发展理念。1636年至1740年是美国宗教改革的年代, 此期间美洲英属殖民地最先成立的三所大学——哈佛大学、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大学——由三个不同教会兴建, 都属“宗教改革时代的学府”。随着宗教改革, 世俗力量大增, 此时美国大学课程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中世纪大学的原样, 改变较少, 课程要求精通古典语文, 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自然哲学是课程的主要内容。1745年至1776年是美国的殖民地时代, 在此期间美国大学课程新旧并陈, 知识内容一方面是以神学观为中心的宇宙观为主, 另一方面则强调来自洛克与牛顿作品所彰显的科学开明观念。随着启蒙思想的影响, 大学中“启蒙精神”逐渐占据上风, 设置了很多实用性的学科课程。总体而言, 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大学在履行宗教义务及满足当地实际需求上, 双方取得了平衡点, 也提供了一种更为丰富也更为世俗化的知识盛宴。

总之, 在古典现代性时期, 大学并非知识生产的核心, 此时的知识生产者多是制度外人士, 包括文字工作者、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以及贵族阶级或圣职改革人员。当时所发展的知识模式是改革性知识及解放性知识。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 都表达着知识要从政治和神学的权威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种自由流通的言说, 知识可以受个人支配, 它启蒙思想、解放人性。实证研究的兴起与理性主义的萌芽促生了现代科学知识观。这种知识观强调, 唯有当科学通过实验证实时, 才能称为是一种知识;同时理性主义也宣称, 知识最明确的形式是源于心智的明确性。虽然当时的知识是实证主义式的, 但是就当时知识的民主性 (知识开放给一般民众而非属于制度权威的特权) 而言却也是解放式的。然而当知识从贵族权威中解放出来后, 却也很快地屈服于初期专制主义国家的羽翼之下。随着17世纪中期以降英国皇家学术基金会的成立及国家资助的各种研究机构的兴起, 一种追求制度化的力量也在古典现代性时期兴起了。这种力量同时带动了两种知识形式的兴起:一种是大学内的制度化知识;另一种则属于制度外的公共空间, 也就是市民化社会的知识。此时期大学效忠对象也从教会转至国家, 而且慢慢与社会相脱节, 成为研究高深学术的“象牙塔”。“知识转型”在此阶段形成, 并在美国及法国大革命达到高峰。在早期现代时期, 文化现代性的兴起大多起因于大发现时代的新式学习所导致的知识模式大转换,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 古典现代性的基本文化模式 (人文主义式的文化统一) 理念, 以及文化与自然的统一性, 已无法符合当时社会所需, 因而古典现代性终结了。与此同时, 古典现代性的知识模式特性——革命性、解放性、人文性的知识, 开始受到19世纪后启蒙时期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挑战。

(二) 自由的现代性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揭开了现代化社会的序幕。启蒙运动认为, 无知是人类迷信的根源, 人类若想走出迷障, 迈向幸福进步大道, 必须祛除无知代之以科学知识, 而对知识自主性的追求就必须要诉诸于人类理性。因此, “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性” (康德) 成为启蒙的最强音。诉诸于理性的“启蒙时代”来临后, 教育家们纷纷倡言要摆脱知识权威、解放思想束缚, 启蒙论者希望将社会与知识予以合理化地分类, 认为理性与知识能毫无限制地应用到所有领域, 包括社会领域和道德领域, 因此整个19世纪成为现代科学知识型高唱的世纪。在此科学理性知识论的范式下,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和神学家, 成为工业社会中新的知识精英, 大学也成为生产知识的主要场所。

随着18世纪末自由现代性的兴起, 欧洲大陆出现了一批新人文主义大学, 例如德国的柏林大学和英国的人文博雅学院。这些大学以知识的自主性理念为基础, 用康德的观点将现代性大学视为“批判理性的悍卫者”[4]。康德在其晚期著作《学院冲突》中, 讨论了学术自由及西方大学理念等问题, 他认为哲学具备理性及自由的特质并且象征现代性, 能促使大学成为追求与研究真理的场所, 因此学术活动上的自由权力应该让渡给哲学家们[6]。康德之所以强调大学学科中哲学的重要性, 是希望对当时社会弥漫功利主义的腐败氛围提供一隅可供明辨价值的思维出路。在此, 知识的目的除了需兼具实用与功能的用途之外, 仍需保留启蒙运动以来所追求的真理价值, 大学要成为传递真理知识的场所, 以此而有别于其他社会机构。康德的思想对洪堡影响非常大, 他于1810年创建柏林大学时, 就以康德的理念来规划他的大学。洪堡将大学视为学术知识的“研究中心”, 他将康德思想中抽象的大学理念和具体历史社会情境中的国家及知识生产关系辩证结合, 使我们看到一个兼有纯作理性思考、不直接牵涉任何功利目的的学术型大学, 以及生产符合现代民族国家标准的有用公民的实用型大学。前者为真理而真理, 它不断后设地以知识本身作为对象来建构知识, 在一个自由思考批判、不断自我创新的无限知识活动中推动科学进步;后者则把自己的知识和教学用于民族精神、公民道德、国民健康、法律实践和精神修养等方面能力的培养上, 其是工具性、利益性导向的大学功能。在洪堡等人的带领改革下, 德国大学摆脱中古以来一脉传承的神学旧传统, 将大学重新改置并调整了大学教育的方向。德国大学认为教育的目的即是通过对知识的追求, 强化人的理性能力;德国大学一方面恢复古希腊学术思想中以哲学作为一切知识的根本和基础;另一方面则继承和发展了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理性思想, 用理性将个别现象的研究统一于一个大系统内。

除了德国的新型大学外, 其他国家的大学也进行了学科调整。苏格兰各大学一改传统的文/哲、神、法、医4学院的组织架构, 改设专门化的单一科系, 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和课程, 产生了一批学术专精化的学者。苏格兰模式成为19世纪英国新兴大学的模仿对象, 例如伦敦大学1826年成立时, 就分为医学、法学、政治经济、化学、物理、现代语言、逻辑和哲学等学系。法国大革命后, 法国国民会议决定改革高等教育, 关闭了22所中世纪建立的大学, 改设各种专门学院及专门性的研究机构, 设置的单科学院, 后来统称为高等专科学院。而启蒙时代的美国大学, 启蒙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各个学科, 甚至连神学都设法融入科学及理性。

随着大学对科学研究的重视, 大学成为引导国家发展的动力源及创新知识的思想库, 今天大学的源头即是18世纪晚期研究取向的大学, 而非中古时期的大学;转型为研究取向的大学是一个新的“知识政体”, 这样的知识政体需要一个新的科学社会组织, 而知识的制度化产生了专业化与专门化的科学家, 取代了过去广泛涉猎的通才。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的不同之处, 是从程序转化到国家的概念上, 现代大学的诞生伴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 知识由一个封闭的调和系统, 转变成为彼此歧异的知识型态[7]。自由的现代性时期结束于19世纪晚期, 当时的焦虑文化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 即对真理、自主与理性的怀疑与拒斥, 随之而来的是组织的现代性。

(三) 组织的现代性

1. 技术性课程与实用型知识的兴起。

随着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到来, 19世纪的大学课程也开始大力引进科学的新发展。例如英国工业发展的诸多重镇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努力之下, 许多城市学院陆续升格为城市大学。城市大学配合各地的工商业发展, 提供大量的实用性课程以培养专业人才, 因此城市大学最初的开设几乎全是工程、机械、造船、采矿、治金等职业性课程。在德国, 1870年代以后, 各地原有的专门学院陆续升格为工科大学, 提供建筑、土木、机械、化学、治金、采矿等技术性课程。而以追求知识统一为理想的柏林大学, 在19世纪中叶之后却因各种学科日愈分化, 其当初试图通过哲学将所有学科统一的理想, 已变得十分困难。此外, 面对德国快速的工业化, 大学无法坚持纯粹的学术研究, 必须兼顾国内工业发展而开设技术性课程。1862年, 美国国会通过《莫里尔法案》, 利用出售联邦政府土地所得资金, 在每个州开办强调机械和农业课程的“赠地学院”, 培养工农业方面的实用人才。《莫里尔法案》的通过, 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农业、家政、工程等实用性课程开始正式进入高等学府, 与古典学科分庭抗礼, 法案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摆脱了纯古典及纯形式化的传统, 使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引导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实用导向。

1904年, 范海斯 (C.R.Van Hise) 出任威斯康辛大学校长, 他大力强调大学应该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服务作用, 这就是著名的“威斯康辛理念”。范海斯主张大学教授应该善用其拥有的专家知识, 协助政府解决民生问题, 促进民主发展。在范海斯的领导下, 威斯康辛大学在1915年建立了为全州服务的知识推广部, 提供函授、学术讲座、辩论与公共研讨、一般信息与福利等服务, 成为推动大学服务功能的代表。威斯康辛理念的诞生“使得美国承继于欧洲大陆的大学模式彻底摆脱了象牙塔的束缚, 得以直面美国现实社会生活, 使服务成为继教学、科研之后高等教育所承担的第三项功能。”[3]286

2. 学科专精化与学科组织化。

19世纪末, 许多原本是“职业”的领域如新闻、教育、工程、药学、护理、企业管理、公共卫生、农业、图书馆服务、公共行政等, 都打着“专业化”的旗帜进驻大学, 成为大学中新的知识领域, 随后工程、企业管理、师范学院等专业学院纷纷成立, 形成了课程的职业主义。如何提升新的职业至专业地位成为当时大学变革的重要主题。原本捍卫博雅教育的学者坚持大学专业科目与学士学位阶段的文理科目应严格区分, 但在哈佛大学选修制度推行后, 学士阶段就必须包含专业学程, 以满足专业学院的要求, 因而许多职业科目都纳入到大学课程。大学课程不得不分科设系, 在选修制的推动下, 造就了学科专精化。为满足专业及学术研究的需要, 学者们也不得不变成学科专家。以前学者以博著称, 现则以精见长, 既专又细又尖, 这是学科知识演进的现象, 加之现代科学知识的暴增, 新学科领域及其分支学科的出现, 更助长了这种趋势。此外还有一股力量也影响了大学的学科专精化, 即大众以功利取向来挑选大学。许多大学为抢夺生源、筹措经费, 因而开设了许多实用性课程来吸引学生, 为他们未来谋职或从事专业工作做准备。大众的诉求, 导致大学应用科学的势力大增, 人文社会科学也奋起直追, 这两类教授都大声疾呼:应广设实际生活及“民主式”的公共服务课程, 大学的价值是以“实用的功利”及“社会效率”为标竿。

随着学科专精化, 学科也走向组织化。以美国为例, 从1890年到1905年, 美国几乎大部分学科, 都成立了全国性的专业组织。如1869年成立的美国语言学学会、1879年成立的美国考古学会、1884年成立的美国历史学会、1885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学会、1892年成立的美国心理学会、1905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学学会等。与此种“专业学会”相平行的发展, 是大学的学系组织架构, 也依此来筹划。学科研究从此有了双层组织:一是学科组织团体 (学会) 的出现, 成为展示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舞台;二是大学学系本身要履行更高深的学术研究。由于教学工作已更由大学教授来承担, 大学开始强化学术专业的重要性, 大学教授也借此机会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AAUP) , 以争取学术专业权利, 尤其是学术自由的权利。

3. 学科知识的工具性目的。

实用性知识的兴起与服务社会的大学功能发挥, 导致学科知识的工具性目的大行其道。知识不再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 而是从属于逻辑运作的一环, 关注于满足个体和社会世俗性发展的能力。“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将专业的知识与组织的需求结合在一起, 以提升国家的、社会的以及经济制度的效率。社会性的价值与特殊的利益需求间所产生的冲突会慢慢地被消弭, 而带有价值性、道德性的哲学、神学, 会被更明确的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及自然科学所取代。这些工具性的理念凸显出社会知识论的改变, 那就是规范性和哲学性的策略已经转变成改革主义者所倾向的具体实际性知识。他们认为科学专业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出具科技性、组织性的策略来使得政府、社会福利与教育达到更有效的运作。于是, 知识本身被重新分类了, 学科专精化的制度更巩固了专业实用知识的合法性地位。”[8]如此一来, 传统现代性大学的知识价值退位了, 教育机构成为更具功能性的导向, 强调技术甚于价值观。在“效率”和“功用”的尺度下, 知识与教育更像超级量贩店。人们不再问知识“是真实的吗?”而是问“有用吗?”、“可出售吗?”、“有效吗?”。在商业化的知识情境下, 大学已完全地专注于客观的、可计算的、精确的以及可验证的运作方式, 大学完全视知识为商品, 这种商品经过消费性巧思与精心包装后, 称之为我们熟悉的学分、课时以及课程。学生进入大学不再是关心社会进步的解放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 而是要去接受专业的训练。大学被要求去创造技术而非创造理想, 大学最初欲使人们建立人文精神的理想已渐褪色, 传统大学的角色已逐渐被“职业训练所”所取代, 它已经被专业主义以及装配线式的学术精神腐化了。这种高等教育实用性的趋势, 表明了学科、课程设置从学术能力向实际操作能力的转变, 也表明了谁决定什么是有用的知识、谁的话语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关系。

三、后现代大学:后现代知识型

现代科学知识型从古代知识型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的“客观性”、“绝对性”信念, 遭到人们批评, 认为它产生了新的知识权威和知识霸权,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 科学知识型所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正越来越明显, 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型, 即后现代知识型[2]114。科学知识型模式——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形态, 由民族国家所建制化的知识, 以及由现代性、专门性、例行性所合法正当化的知识——已渐渐产生分裂与断层, 产生了以下几种知识转型:第一, 过去由民族国家所规范建制的知识, 在当今全球化的影响下, 已逐渐可由社会其他制度来生产。第二, 过去在学术界内的学科知识结构原本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为基础, 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无论在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已经再发展成为新兴主题, 从建构的观点来看, “自然”与“社会”已无法再由现代性的类别观点视之。第三, 民主与公民权的兴起也挑战了旧有观念, 当人们讨论与知识相关的议题时, 所重视的是“文化或科技上的公民”。随着大众化教育、媒介与科技的新发展, 知识比以往更容易获取。知识的扩张性也造成知识的竞夺性, 知识的内容更充满政治上及文化上的价值歧义。第四, 过去“两种科学”间的争议, 当今已转换为专业知识与非专门知识间的界限问题, 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专家文化的“正当化” (delegitimation) 功能的解构呼声四起, 使知识的再定位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议题[4]。

(一) 后现代性的知识情境与后现代大学的学科知识特性

20世纪50年代起, 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 知识面临第三次转型进入后现代时期。利奥塔在后现代文化论述奠基性著作《后现代状态》中, 集中研究了当代知识结构及其功能的根本变化。他认为, 二战以后, 西方社会中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最主要的变化是知识的信息化、媒体化、技术化、符码化、商业化、全球化和政治化及其多样化[9]。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不仅不同于古希腊时代的知识, 也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社会的知识。当代知识论述结构的符码化, 使一切有关真假区分的科学认识活动变得更加相对和不确定。当代知识论述中真理标准客观化问题的彻底丧失, 也标志着作为西方文化灵魂的哲学和普遍主义的形上学基础的彻底跨台。利奥塔从现代知识到后现代知识的转变来说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知识转型, 这种知识转型主要是对“科学知识”合法化危机的一种回应。利奥塔认为, 在新的知识转型中, 知识是以外在符码方式进行传递 (相对于传统上认为知识经由“心灵与智慧的训练”的现代性观点) , 知识供应者和知识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在倾向于商品生产者与商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知识完成了自己的“商品化”。也就是说, 后现代社会的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的追求与心灵智慧的陶冶为最高目的, 知识已成为一种商品, 经由计算机信息的管道贩卖到各种网络, 任何人只要会运用计算机与网络, 都可以从网络上获取知识。今天计算机信息已成为一种新的霸权形式, 知识的控制机构也从“国家”手中转移至“知识网络”, 每个人都处在知识网络的一个环节上, 都可以像以往的专家那样行使自己的知识权力, 接受知识、消费知识、转述知识、生产知识, 大学机构的自主性将丧失, 大学教授的身份也将改变。似乎科尔 (C.Kerr) 所谓的大学转变已出现, 在后现代社会的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 科尔所说的“多元化大学”已成为知识经济中“知识工业”的重要推手, “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 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提供服务”[10], 知识的功利实用思维已渗透至各种政策与实践中。

(二) 晚期现代性的高等教育变迁与学科知识特性

20世纪90年代起, 世界掀起一股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将世界整合成一个大型市场, 加速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市场化”。后现代知识的形成在全球化推动下加速了其知识反思性、知识大众化、知识商品化、知识国际化及学科制度间疆界的拆解与模糊等历程, 即知识疆界的拆解与新连结的产生。

1. 大学与产业间疆界的拆解与新连结:

学科知识的实用逻辑与商品化。经济全球化导致后工业经济形态的产生, 新经济依赖科学、技术与管理取代了传统型经济的资本与劳动力。新经济体制可以说从过去标准化的“福特主义”转向消费者导向的、弹性多元的、即时的“后福特主义”。1996年, 经合组织 (OECD) 发表《以知识为本的经济》的文章, 首次系统阐释“知识经济”的概念, 将知识经济定义为“以知识资源的拥有、配置、生产与使用为最重要的经济形态”。在这个“知识”成就未来的时代, 各国政府与民众都视知识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源泉, 知识社会的形成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推手。在知识经济形态为主的“新经济“逻辑下, 大学作为知识发展与创新的重镇, 成为各国发展国际竞争力的火车头。在福特主义时代, 大学被视为国家公共投资的枢纽, 而在后福特主义时代, 大学在各国财政预算紧缩下却被视为财政负担, 大学于是走出“象牙塔”, 开始了各种“创业”活动, 知识的资本化与大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开始进入大学发展议程, 大学正发生着从象牙塔向创业范式的演变, 企业与大学间的各种产学合作的“新连结”生成, 追求独立品格和自主权力的传统大学理念, 大学与社会 (产业间) 保持的疆界一时被拆解, 产学合作成为主流。大学被要求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其结果是大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符应了科学的、技术型的、组织化的知识, 而这些知识都是工业与服务经济的主要角色。此外, 全球化时代中, 教育和商业服务、销售、金融等并列为“服务部门”, 是全球贸易中重要的服务性产品,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产业。当大学屈服于市场需求, 知识转化成为生产与效用的工具性目的, 大学无法再维持知识圣殿中“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想, 传统大学负载的“公共利益”之理念也将烟消云散。因此, “产学研”合作我们要特别注意大学独特的学术任务与自主精神, 只有当大学的灵魂带着象牙塔精神走出象牙塔的时候, 大学才能走得更好。

2. 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间疆界的拆解:

学科知识与终身教育连结。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 (P.F.Drucker) 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认为, 资本主义后的“知识社会”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 资金不再是主导经济发展的力量, 知识的运用与创新才是经济成长的动力。知识的生产率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行业、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因此, 知识资本已成为最重要的资源,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将成为社会的主流。网络技术的发展, 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全世界刮起了以“E”字为首的文化旋风, 向世人宣称“E-learning”的时代来临。今天知识的获取已不再限于学校, 整个社会文化工业都是教育的场所, 人们对终生教育、远距教学、媒介素养愈来愈重视, 这种趋势也冲击了高等教育, 3C (Computing, Communications&Cognition) 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推动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大学教育的疆界推至无限, 以往受大学教育是少数人或阶层的特权, 现在已经是大众的一项基本权利。网络技术加速了整体高教市场学生人口结构的转变。以往高等教育的人口以18岁至25岁的年轻学生为主, 在职学习与终身教育使得非传统型中高年人口的学生回流学校。网络科技使大学远距离教学蔚为风潮, 高等教育已不再受时空的限制。高等教育学生结构改变的现象, 使许多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也纷纷跃跃欲试, 想运用其财力以及对市场的敏感度大举投入高等教育, 与传统大学一较高下。因此, 科技的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 可能会在不久将来彻底改变大学的本质。营利大学、成人大学、网络大学等, 都将是全球化下未来的高教发展趋势。可以预见21世纪中期之前, 高等教育的课程将呈现以下特色:一是分化, 避免与其他科系或大学重复开设课程;二是全球化, 教育质量的差距因网络科技的发展而缩小, 而全球性的教育合作及竞争也相对增加;三是个别化, 符合学生个别需求的“消费者导向”的课程, 代替了以往依照大多数人需求设计的课程;四是集中化, 集中资源发展本大学具有特色的专业、研究中心或跨领域的学程, 以增强大学的竞争力。总之, 后现代与全球化不仅将高等教育带入前所未有的大众化、科技化、市场化、企业化时代, 这些变迁更拆解了原本现代性下的知识疆界, 包括知识生产单位 (大学机构本身与其他社会机构) 的界限, 知识合法化的界限 (专业知识与业余知识间) , 以及知识结构中各学科领域的界限。

我们从“知识转型”来看大学学科知识 (包括课程) 在不同时期的面貌, 可发现有以下趋势: (1) 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变迁, 知识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不同的面貌与社会功能, 并进一步影响高等教育的知识观;大学学科知识在某种程度上, 是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产物。 (2) 从学科的广博与专精分化上看, 从古代大学及古典现代性时期大学课程知识的广博, 到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大学学科的专精分化变迁。虽然后现代全球化时期有所谓跨学科、学科疆界拆解的论述, 但现实上更集中于专业性、实用性的学科课程, 与其他大量职业化、分化的学科相比, 只是占一少部分。 (3) 从强调教育的博雅与专业上看, 古代大学及古典现代性时期的课程教育强调的是博雅性与全人发展, 到了现代与后现代时期, 大学课程上所建制的学科是专业化的培训, 知识一再被建制为学科制度与专业主义。 (4) 从重视课程的古典与实用上看, 古代大学及古典现代性课程教育强调的是古典的人文学科, 到了现代大学则兴起了实用性、职业化、为产业界所需的学科课程。在全球化知识工业、知识经济与后现代时期的知识实用逻辑下, 大学课程更趋向实用技术化与职业主义。 (5) 从大学的理念与功能上看, 在古代大学及古典现代性时期, 大学强调其博雅、绅士、全人等教化功能;而从现代性时期到后现代时期以来, 大学在国家竞争需求的要求下科学研究的功能备受重视, 在效用性与实用主义当道的时代, 大学被赋予了社会服务与生产效益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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