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诗词《苔》赏析

袁枚的诗词《苔》赏析（通用7篇）

篇1：袁枚的诗词《苔》赏析

《苔》——袁枚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赏析

一、生命在于绽放。正如诗中所言，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就算是白天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苔花也依旧楚楚盛开。花之为花，或者说苔花之为苔花的意义就在于盛开极致绽放，正如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也需要绽放，尤其是青春少年时期。这个时期恰如花的盛开时节。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青春时期及之前，人的生命就是不断地展现自己、表现自己、绽放自己的过程，在与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之中，不断的建构自己价值取向，审美倾向，凸显生命的底色，颜色。

二、生命无轻微。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虽然长得卑微的如米这么小，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依然能够像牡丹花意义，极致的盛开。苔花如米小是苔花的自然生长状态，自然生命属性，然而，它如牡丹花般盛开是对自然生命的超越。诗人最后两句用了两个很特殊的词“如”和“学”。咋一看，以为是对苔花的不懈，殊不知，诗人真正想说的是对苔花的褒扬。也许苔花永远也不能像牡丹花那般绚烂的盛开，但是，苔花自有苔花的美，苔花的美在于精致，(在我看来)在于或许在别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是敢于绽放的精神。

三、青春的意义在于尽情的绽放自己，在于勇于超越自我的自然属性，追求生命的内在超越，活出生命的精神属性。细细品来，味从中来。

扩展阅读：人物生平

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173月25日)生，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

乾隆四年(1739)，24岁的袁枚参加朝廷科考，得大司寇(刑部尚书)尹继善，相助，得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外调做官，曾任沭阳(1743年-1745年)、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推行法制，不避权贵，颇有政绩，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

乾隆十四年(1749)，父亲去世，袁枚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

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求遗书，将所藏书传抄罕见者皆献于清廷，并作有《散书记》以纪。藏书印有“道素之门”、“百石山房”、“华里神仙”、“钱塘苏小是乡亲”、“此间乐”、“子才一阅”、“随园珍藏图书”、“小仓山房藏书之印”等。

乾隆五十三年(1788)，73岁的袁枚，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到沭阳作客，沭阳各界，一部分人曾趋前30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袁枚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爱民，民爱官，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71月3日)，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

扩展阅读：人物评价

的清诗研究专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提出“袁枚现象”一词，认为袁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诗人。

关于袁枚的个性，严迪昌先生《清诗史》有极精到的概括，总之一言为“不耐”。他不耐学书，字写得很糟;不耐作词，嫌必依谱而填;不耐学满语，乾隆七年(1742)庶吉士散馆，以习满文不合格放任知县;不耐仕宦，乞养时年仅三十三岁，后再铨选知县，未及一年复归。

袁枚欲做专业的诗人，理想近于明诗第一大家高启，含毫伸牍，“但好觅诗句”，“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者绝异。做专业诗人是一种很高的人生理想，蕴含着不同流俗的价值追求。求仁得仁，袁枚成为清诗独具个性的一代大家。(李圣华评价)

袁枚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及时的抉择，如果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把知县当到老，又能怎样?走仕途，混不到个省部级，都是芝麻官儿。说不定遇个变局，还有牢狱之灾。袁枚的长寿，就在于他的自由和随意，做人不必阳奉阴违，不必违背良心迎上欺下。不必用尽心机搞阴谋，一天到晚心里紧张。告别了官场上的袁县令，才有了文坛上的袁才子。这是个人的选择，是智慧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陈长吟于《西安晚报》)

篇2：袁枚的诗词《苔》赏析

清代：袁枚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也学一作：亦)

赏析

苔藓自是低级植物，多寄生于阴暗潮湿之处，可它也有自己的生命本能和生活意向，并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发的勇气，诗人能看到这一点并歌而颂之，很有眼光!

「白日不到处」，是如此一个不宜生命成长的地方，可是苔藓却长出绿意来，展现出自己的青春，而这青春从何而来?「恰自来」，嗯，并不从何处来，而是生命力旺盛的苔藓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就是凭着坚强的活力，突破环境的重重窒碍，焕发青春的光采。

篇3：炼词，诗词赏析的精彩

一、关注颜色，洞察人物心理

世间万物都有着缤纷的色彩，这些色彩无不投射着人物的内心情感。绿色，代表着朝气，寓含着旺盛的生命活力；蓝色，代表着静谧，暗示着沉稳冷静；紫色，代表着尊贵，彰显着高贵典雅……文人墨客通过颜色展现心境，也给了后人更多无尽遐想评论的空间。

赏析诗词不妨从颜色入手，找出其中点滴，定会洞察出独有的认知。我们赏析《沁园春·长沙》时，不妨就从词中所列出的颜色入手来剖析，体味作者毛泽东的豪迈之情。请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一“红”，道出了喜庆之感，那是因为深秋的收获更加丰硕，一派成熟跃然纸上；一“碧”，绘出了无比清澈，更令人产生“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争先恐后之感。透过这些色彩，不难发现：作者借助眼前美景，并通过暖色调的搭配，让读者对自然景物之“静”与内心深处之“动”有了完美的融合，使得读者对作者的壮志雄心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对此，我建议学生思考：如果你同毛主席一同登上橘子洲头，你对眼前的景色又有何感想？让他们在时空穿越的过程中感受到其中不可多得的体验。颜色的变化不仅预示着意境的变换，更体现着表达者起伏连绵的心理状态。

从颜色中发现人物的思想情感，让深思有了更多的着力点，让学生在欣赏品味的过程中产生共鸣。紧扣色彩搭配和丰富的画面，更能使得学生在身临其境的认知中产生无穷的想象力。关注颜色的前后搭配，从错落有致的精巧安排中发现更多细节，更能够使得画面在点面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延伸，静中有动，乃至建构成一幅幅多元层次与颇具立体感的图画。

二、重视虚词，营造流动效果

虚实结合是诗词遣词的最高境界，让读者在虚虚实实和实实虚虚的探寻中找到观察的切入点，更能体味其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虚词，在不同位置的搭配，也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以文言虚词为例，共有“之、乎、者、也……”等十八个，在语言表达中，无不有着“各显神通”的作用。而在诗词中，这些虚词也是值得学生赏玩的“文物”。就“之”字而言，有如下用法：辅助连接的，增强语气；用于句末，表凑足音节的；用在句中，表示体现工整的。就“之”的词性而言，有表示代词（人称、指示等）的，像人称代词“太后盛气而揖之”、指示代词“之二虫又何知”；有表示动词的，像“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正是有了此类虚词，才使得文章更有整体的连贯和流动之感。王湘绮用虚词讽刺袁世凯，更是令人叫绝：“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很显然，表达的意思是“民国总统，不是东西”，倘若去掉了“也”“之”等虚词，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绝妙的效果，定会黯然失色许多。

文章必用虚词才能成文。刘淇曾在《助字辨略》中指出：文道离不开虚实二字，实字，好似体骨，虚字则似性情，只有相互搭配才能相得益彰。有了虚词的牵连，使得诗词表达的意义更加连贯，富有动感。有了虚词的补充，使得表达产生了丰富动感。

三、诵读叠词，增强语言韵律

音律美是诗词中不可或缺的三大美之一。让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需要借助叠词来完成此项使命。叠词的反复强调，颇有“重要事情说三遍”之感，能让学生从中体味出特有的表达意境和内涵。

反复朗读是感受叠词韵律的重要渠道。如在赏析李清照的《声声慢》时，就可以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中体味到作者内心的伤感，叠词的运用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有着更为深刻的感知印象。再如，杜甫《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萧萧”“滚滚”，道出了秋天的肃杀，写出了落叶的飘落之快和长江之水的汹涌澎湃。至今读起来，仍有振奋人心的效果。通过反复朗读，体味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

叠词需要诵读，需要学生有心体味和反复揣摩。透过叠词结合作者描写的内容，能体味出其中托物言志的深意，探听到最强的“心跳”声。从语言韵律角度赏析叠词，也有利于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产生与众不同的深刻感受。

篇4：苔,苔徐夤,苔的意思,苔赏析

苔

作者：徐夤  朝代：唐  体裁：七律   印留麋鹿野禽踪，岩壁渔矶几处逢。

金谷晓凝花影重，章华春映柳阴浓。

石桥羽客遗前迹，陈阁才人没旧容。

篇5：袁枚的幽默书信

有个叫陶怡云的毛头小伙，不知是不了解随园老人的脾性，还是故意跟他玩笑，竟然给他送了一只瘦骨嶙峋、龙钟萎缩的老鸭。随园欲食恐无味，弃之又可惜，只好将原物奉还，并附一短札，读之令人喷饭：

"您所赠送的、题签特地标明的'雏鸭'，已经收到，非常高兴。可是仔细审视，名实似乎不符。这位'雏鸭'萎萎缩缩，老态龙钟，一副可怜相，看来它的年龄与老夫差不了许多吧！如果把它烹而食之（真是罪过），不是长了一副像《山海经》中西王母那样的铁齿钢牙，把鸭子如砍树锯木一样嚼碎，恐怕是难以下咽的。如果把它养起来，我又没有吕洞宾返老还童的丹药，鸭子只能日渐其老，真是叫人徒喚奈何了！如果它真是一只'雏鸭'，只是像您一样，因为少年老成，才作此龙钟之状。那么，我不能把它视作食物，而应该作为高贵的宾客，以礼相加，更是不敢慢待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公父文伯宴请南宫敬叔，以露赌父为陪客。文伯殷勤地请露赌父食鳖，上席的鳖很小，露赌父以为看不起他，很不高兴，不肯吃，荆：'等它长大了，我再吃吧！'我这里也斗胆学一学露赌父，把'雏鸭'原物奉还，等它投胎转世，我们再吃它如何？"

为人洒脱的袁梅，用调侃的笔墨写了这封幽默、诙谐的书信。信中妙语连珠，谐趣横生，这不仅消除了由于伤及面子而带来的紧张气氛，而且还会使当事人陶怡云忍俊不禁，把不满、隔阂都抛到九霄云外，诙谐、幽默之功力大矣！

做一个受人们欢迎的人，应该有点幽默感。一脸正经、语言乏味，虽然比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要好一些，但对人来说，大家还是会敬而远之的。

（郝巧凤摘自《燕赵老年报》8版2016年1月11日）

篇6：袁枚的“诗”、“学”观　　

关键词：袁枚诗须有学填书塞典化学入诗

中图分类号：K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17—21

袁枚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诗人、诗论家，性灵诗派的巨擘，“诗名压倒九州人，文阵横扫千军强”。由于袁枚诗主“性灵”说，有人以为他是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继续，是“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等师心而妄论在清代的翻版。(当然两“性灵说”有共通的地方，这里暂搁置不论)他针对清诗日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剑走偏锋似地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5)，“诗……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卷9)。再加上他的诗一直受“游戏浮滑”的非议，章学诚甚至对他一笔抹倒，“彼方视学问为仇雠，而益以胸怀之鄙俗，是质已丧而文无可附矣”。诸多原因使袁枚成为清代诗坛遭偏见最深、误解最多的人之一——他的“性灵”说似乎是主张空灵妙悟，轻佻不学；他好像是个卖弄才情，偶得薄学的人物；“性灵派”仿佛是个廓肤浮滑，游学无根的诗派。

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只是以性灵识力为主，学问为辅”，没有把“学”置于诗歌的首要因素，但他绝对没有轻“学”。他对“诗”与“学”的关系的意见散见于其诗、文及诗话中，虽吉光片羽，但分疏而综合之，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

袁枚自幼发愤刻苦，“七龄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卷24《全集编成自题四绝句》)他少时嗜书如命，“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去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能得，夜辄形诸梦寐”(卷，成年后有了较好的经济条件，贮书满架，沉酣其中，“藏书三万卷，卷卷加丹黄”。(卷15《子才子歌示庄念农》)。于是“经史与子集，分为书四支。亭轩与楼阁，四处安置之。各放砚一具，各安笔数枝。早起盥沐后，随吾足所宜。周流于其间，陶然十二时”。(卷6《随园杂兴》其七)他惜时如金，兀兀穷年，唯恐老之将至，“掩卷吾已足，开卷吾乃忧。卷长白日短，如蚁观山丘。秉烛逢夜旦，读十记一不?更愁千秋后，书多将何休?吾欲为神仙，向天乞春秋。不愿玉液餐，不愿蓬莱游。人间有字处，读尽吾无求”(卷6《读书二首》之一)“于诗兼唐宋，于文极汉唐。六经多创解，百氏有讨论”。(卷20《送嵇拙修大宗伯入都》)袁枚十九岁那年，浙江督学帅兰皋亲自考查他的古学，问他：“‘国马’、‘公马’，何解?”袁枚对日：“出自《国语》，注自韦昭……。”帅兰皋又问：“‘国马’、‘公马’之外，尚有‘父马’，汝知之乎?”袁枚回答说：“出《史记·平准书》。”帅兰皋又问：“汝能对乎?”袁枚说：“可对‘母牛’。出《易经·说卦传》。”(卷帅兰皋不由得不赞叹他广博的学问。

杨鸿烈《袁枚评传》中说他在文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民俗学、食物学等诸多领域中都有造诣。蔡尚思认为袁枚的重要思想体现于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等八个方面，“袁枚之列于文学史中，称为诗人、文人，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他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秦汉以后，实不多见。至于文学家、诗人，只是次要的”。在传统之学中，除了他不感兴趣的禅学和金石考据之学稍逊外，他的学问确实是很富赡的。打开《袁枚全集》，可看出其中的内容十分广博，包罗丰富，涉及诸经、诸史、金石、职官、科第、典礼、政条、称谓、术数、天时地志、诗文著述等各个方面。也正因他的博学，他才敢指陈苏轼“天分高，学力浅”(卷7)，鄙薄袁宏道的文章“根柢浅薄，庞杂异端”(卷9《答朱石君尚书》)，讥笑清代诗文大家王士祯、方苞“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卷2)

袁枚论诗尚才重情，但并不因此而排斥书和学问，他的绝代诗才与超众灵气离不开读万卷书的滋养。他说：“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卷5)，肯定诗歌有关于典籍学问，“万卷山积，一篇吟成。诗之与书，有情无情。钟鼓非乐，舍之何鸣?易牙善烹，先羞百牲。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日‘不关学’，终非正声”。他认为书能启思，“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卷3)；书能医俗，“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卷7)；书能医涩，“医涩须多看古人之诗”(卷4)。郭唐曾有一段评述颇中肯綮：“浙西诗家颇涉饾订，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然未尝教人不读书也。余见其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朱墨圈无虑数十遍，其用心如此。”

袁枚认为只有多读书，学问厚积薄发，作诗才能左右逢源，“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耳。其隶事、不隶事，作诗者自知，读诗者亦不知。”(补遗卷1)他肯定了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经验，认为作诗需博通经史之学，兼熟诸子百家，涉猎类书小说。他说：“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囤，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渴井，诸子百家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废。(卷他主张广益多师，反对诗人固守一家，“文尊韩，诗尊杜：犹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然使空抱东海、泰山，而不知有天台、武夷之奇，潇湘、镜湖之胜，则亦为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上之舵工而已矣。学者当以博览为工”(卷10)，又说：“专习一家，径径小哉!宜善相之，多师为佳”。他很不喜欢考据之学，但为了尽量扩展自己的学问，他还是从事过考据之学，有论者指出：“袁简斋大令亦有考据，究非专家，故诗文造诣特深。”(附录三《袁枚评论资料》)

钱钟书指出人“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潘英、高岑在《国朝诗萃初集》中说袁枚：“聚书数万卷于小仓山房，吟诵不辍者四十余年。诗自汉魏以下，迄于本朝，无所不窥，亦无所全依傍。惊才绝艳，殊非株守绳墨者所能望其项背。”徐珂《清稗类钞》中说袁枚“看书必加摘录，分门别类，以补健忘。阅时既久，积成卷帙，自备作诗文时之獭祭，或谈论时作中郎枕秘以欺人……盖凡有见闻，无不笔之于册，披书握笔，寒暑无间也。”可见，袁枚不愧是一位博学、勤学、苦学、善学的诗人。

袁枚如此重视学问，博览群书，为什么反遭浮滑浅学的讥讽呢，又是郭唐说得最好：“承学者既乐其说之易，不复深造自得，讫今轻薄为文者，又从而嗤点之，转相垢病，此少陵所谓汝曹者也。孙伯渊观察谓余言：前辈何可轻议，今之訾随园诗者，果能过随园之学否?未敢遽信也。”性灵派后学的浅率轻学，世人的误

解，是袁枚遭嗤点最主要的原因。他本人从未轻学，只是针对乾嘉诗坛堆砌典故、以考据为诗、性情因“学问”而日益泯灭的不良诗风，下了一剂猛药，所提出的诗“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虽是矫枉过正语，亦是救病良药。

袁枚强调诗须有学，但他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他指出填书塞典是乾嘉诗坛最大的毛病，“不料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补遗卷3)他认为乾嘉诗坛填书塞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量以考据入诗，二是诗中频繁用典，三是用僻典偏事入诗。

一、袁枚反对大量以考据入诗。他本来就不喜考据之学，认为“考史证经，都从故纸堆中得来。我所见之书，人亦能见；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虽费尽气力，终是叠床架屋，老生常谈。……(考据之学)，不过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消闲则可耳，有识之士，断不为也”。(卷7《寄奇方伯》)又说“近日穷经者之病”，在于“以琐琐为功”。(卷18《答惠定宇书》)[8J1529他在《……戏仿太白嘲鲁儒一首》写道：“东逢一儒谈考据，西逢一儒谈考据。不图此学始东京，一丘之貉于今聚。《尧典》二字说万言，近君迷人公超雾。八寸策讹八十宗，遵明竭羯强分疏。或争《关睢》何人作，或指‘明堂’建何处。考一日月必反唇，辩一郡名辄色怒。干卿底事漫纷纭，不死饥寒死章句?专数郢书燕说对，喜从牛角蜗宫赴”。(卷31)

他以相如之赋、杜甫之诗说明诗文创作当重意而不是重词，琐琐于考词究字，不观大略，苛求枝节，何以发挥作者才情，“鲸吞鳌掷杜甫诗，高文典册相如赋。岂肯身披腻颜袷，甘遂康成车后步!陈述何妨大略观，雄词必须自己铸”。(卷31《……戏仿太白嘲鲁儒一首》)又说：“且勿论建安、大历、开府、参军，其经学如何；只问‘关关雎鸠’、‘采采卷耳’，是穷何经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诗独绝千古，而‘读书不求甚解’，何不读此疏以解之?”(补遗卷1)

袁枚反对以乾嘉诗坛嗜以考据入诗有三点理由：

(一)诗本性情。以考据入诗，汩没性灵。他说：“近今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夸高……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绎口砝而不敢下手。于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卷8《答李少鹤书》)他还写了一首诗讥讽翁方纲等考据诗派：“天涯有客号静痴，误把钞书当作诗。乐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卷27《仿元遗山论诗》)

(二)诗文有别。以考据入诗歌，破坏了诗歌的审美特性，以诗歌代替学术散文做考据，终非诗之正道，“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卷又说：“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卷他批评了翁方纲等人“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复初斋诗集序》)的作法。

(三)考据之学与诗歌创作有质的不同。“考据之学，离诗最远”(补遗卷2)“凡攻经学者，诗多晦滞”。(卷13)考据家重思理，诗人重意兴；考据家用的是逻辑思维，诗人用的是形象思维；“考据家平素神气沾滞于丛杂琐碎中，翻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终日循墙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伥怅然卧地而蛇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卷30《与程蕺园书》)考据之学往往对诗歌带来不利影响，他说：“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各有资性，两者断不能兼……考订数日，觉下笔无灵气。有所著作，惟捃摭是务，元能运深湛之思”。(卷28《(随园随笔)序》)又说：“余尝考古官制，检搜群书，不过两月之久，偶作一诗，觉神思滞塞，亦欲於故纸堆中求之。方悟著作与考订两家，鸿沟界限，非亲历不知”。(卷6)他举孙星衍诗滞于考据为例说：“余向读孙渊如诗，叹为奇才。后见近作，锋鋩小颓。询其故，缘逃入考据之学故也”(卷16)。总而言之，“考据家不可与论诗”。(卷13)

二、袁枚反对频繁用典。他认为频繁用典妨碍了诗歌情志的表达，他说：“诗生于心，而成于手；然以心运手则可，以手代心则不可。今之描诗者，东拉西扯，左支右吾，都从故纸堆来，不从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补遗卷4)，又说“今人好用典，是无志而言诗”(卷3)，他认为古来大家的文章从来就是以己之辞达己之情，不在其中填充学问，韩文杜诗“所以独绝千古，转妙在没来历……亦从不自注此句出何书，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卷3)他对清初执诗坛牛耳的王士祯不无微辞，认为其诗最大的毛病在于用典太多，缺乏实实在在的真性情，“阮亭(王士祯)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卷3)

再者，诗歌中用典太多，还会造成诗歌枯涩无味，失去艺术上的圆润，“填砌太多，嚼蜡无味”(卷13)。注疏连篇，滞塞不畅，必然会影响诗歌表达的连贯和气势，诗歌会因之少了灵气和情趣，“空诸一切，而后能以神气孤行；一涉笺注，趣便索然”(卷7)，“诗有待于注，便非佳诗”(卷4)，“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谓之古董开店”。(卷5)他批评汪师韩的诗歌中注疏叠床架屋，如他的“《蚊烟诗》十三韵，注至八行，便是蚊类书，非蚊诗也……作诗何苦乃尔?”(卷4)”用典过多，还会使诗歌旨意难睹，妨碍主题的表达，如同“博士卖驴，书券三纸，不见‘驴’字”(卷3)，他举例说：“近见某太史《洛阳怀古》四首，将洛下故事，搜括无遗，竟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编凑拖沓，茫然不知作者在何处。”(卷6)他还认为诗中过多用典，也是无才的表现，“才有不足，征典求书”。

三、袁枚还反对使用偏典偏事、琐碎饾订入诗。以偏僻琐碎的学问入诗往往使人看不懂，诗歌就失去了创作的价值和意义，“隐僻之典，作诗文者不可用”(卷11)[21279，“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卷7)他批评厉鹗等浙派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度词谜语，了无余味，直是“偷将冷字骗商人”(卷9)，以致诗歌“专屏采色声音，钩考隐僻”(卷11《(万拓坡诗集)跋》)、“捃摭琐碎，死气满纸”。(卷8《答李少鹤书》)L 8j170他批评了那些故弄玄虚，在诗中使用别名代字夸耀学问的做法，“舍近今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矜者，此文人之所以自文其略也。”(卷5)他还反对在诗中押险韵僻韵，争奇斗险，动不动则使用叠韵、次韵，“次韵自系，叠韵无味”，“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卷5)，“李、杜大家，不用僻韵；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卷6)

袁枚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并不一概反对以学人诗，他认为填书塞典是在诗中生硬填充学问，堆砌掌故，搬弄奇字僻句。如果能化学入诗，不仅使诗歌学有根柢，且不会破坏诗歌的艺术之美。他认为化学入诗，一是入得当，二是入得巧。

入得当则“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所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书舍，或宜山斋”，如同“世家大族，夷庭高堂，不得已而随意横陈，愈昭名贵”；入得不当，在诗中故意显露学问，无异于“暴富儿自夸其富，非所宜设而设之，置械窬于大门，高尊孽于卧寝：徒招人笑”。(卷6)他甚至认为只要得当，考据也可入诗，但要适

量，且要切入得好，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他说“考据之学，离诗最远；然诗中恰有考据题目，如《石鼓歌》、《铁券行》之类，不得不征文考典，以侈侈隆富为贵。但须一气呵成，有议论、波澜方妙，不可铢积寸累，徒作算博士也。其诗大概用七古方称，亦必置之于各卷中诸诗之后，以备一格。若放在卷首，以撑门面；则是张屏风、床榻于仪门之外，有贫儿骤富光景，转觉陋矣。”(补遗卷2)认为以考据人诗忌铺排罗列、用笔平衍，而应述论结合，结构有起有伏；由于考据诗容量大，且以之述学，所以最好以七古处理；切忌诗集开篇就是考据诗，最好把它附翼在诗集末编，以示其非诗之正格。

入得巧则“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卷7)以取意为上，切合为上，使典故不成为异在的东西，不妨碍抒情。虽用了典，读之浑然不察，反觉雅致优美，方是用典妙境，如“沈隐侯(沈约)用事，能如其胸臆之所出，教人读之不知有典”。(卷5《与杨兰坡明府》)他的女弟子严蕊珠说道：“人但知先生(指袁枚)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诗用典乎。先生之诗，专主性灵，故运化成语，驱使百家，人习而不察，譬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然非读破万卷，且细心者，不能指其出处。”(补遗卷10)何绍基赞美他以考据入诗，巧妙地化为诗歌能自然消纳的内容，“词章考据辩斤斤，本共源流任合分。我有随园著书墨，研山香动小仓云”。(何绍基《袁简斋杖乡图诗为少兰大令题》)

袁枚认为化学入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学”，二是“才”，三是“识”，“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学”就是学问功底，“才”就是选材运意的本领，“识”是主题意识。三者中他更突出了才的一面，“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卷28)他指出学士大夫破万卷，穷老尽气，而终不能得诗歌创作之阃奥(卷3)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才性。袁枚认为乾嘉诗人窳症不在于贫学，而在于乏才，故很少能真正做到化学入诗的，他说：“酒肴百货，都存行肆中。一旦请客，不谋之行肆，而谋之于厨人。何也?以昧非厨人不能为也。今人作诗，好填书籍，而不假炉锤，别取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宾矣。”(卷6)袁枚也正是凭着不俗的才气化学人诗，力转乾嘉诗坛“饾订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的诗风，近人丘炜菱说：“随园先生《小仓山房诗集》能言古人所未言，能达今人所欲言，是以语妙当时，而传后世。其不满于书庸亦以此。要知先生胸罗万卷，下笔有神，自兼众妙。今观集中典实诸题，一片灵光，流走贯注。若在他人为之，当不知如何使力矜词，死气满纸。”(附录三《袁枚评论资料》)

袁枚认为化学入诗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融会贯通，师其意而不师其词，“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卷1)实事求是的说，他不是不用书，而是综百家之书而取其意(否则就不必做“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的无用功)。他又说“我有神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神灯”“独照”就是融会贯通，“不取”“勿师”就是不师其词，“虽师”“亦取”就是师其意。

袁枚还认为化用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或问：‘诗不贵典，何以杜少陵有读破万卷之说?’不知‘破’字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盖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卷13)要敢于推陈出新，“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同时还要不断探索，积累经验，掌握化用的技巧，他认为初学诗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费心；肯用典，方去读书”，到轻车熟驾之时，就能“用巧无斧凿痕，用典无填砌痕”。(卷6)

篇7：袁枚的生财之道

少时袁枚即享有才名，24岁中进士后先在翰林院三年，后出京外放县令，先后在江苏溧水、沐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县令。任满后，33岁的袁枚，以要照顾母亲为由辞去官职，携带母亲及亲眷入住他在江宁任上所购买的小仓山随园，从此过着他所向往的陶渊明式的生活。

虽然谚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袁枚为官清廉，当了七年县令，却所积不多。辞官后袁枚频繁出游，既要供养母亲及家中一堆亲眷，又要藏书、购买古董，这些都耗资不菲。那么，袁枚靠什么支撑他的生活呢？

袁枚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是润笔费。由于袁枚名声在外，常有人出高价请他写传记、墓志铭。袁枚在《小仓山房尺牍》中说：“子孙欲展孝思，大辇金币，来求吾文。”此类文章润笔费颇高，时常有富户为一篇墓志铭而送千金者。袁枚所写墓志铭抑扬跌宕，自成一派，为当时文人所效仿。

除了写墓志铭外，帮人题跋作序也是袁枚的生财之道。扬州有安姓的巨富，刻了一部书，以二千金的价格请袁枚题跋。袁枚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共计二十二字给他，可谓一字百金了。袁枚的诗作书法也被时人所推崇，常有出重金求购者。扬州有吴姓画家，画了幅《秋山读书图》，请袁枚帮题句。袁枚做绝句一首，题于画上。随后此画即被某盐商以重金强行购走，“盐商不惜重金者，以先生二十字题句故也”。

袁枚还通过印刷售卖他的各类著作获取收入。《清史稿·袁枚传》载，袁枚所著《随园集》有三十余种，上自公卿王侯，下至市井小贩，皆知其名，甚至海外也有慕名来求其书者。高丽使臣团来中国时，偶尔读到袁枚的诗集，无不为之倾倒，便购买了数十部回国赠人。此后高丽来中国以高价购买袁枚书集者络绎不绝。

由于袁枚文名重于当时，又著《随园诗话》评判当时各家诗作，每逢他出游，各地达官贵人均争相与之结交，并馈赠以各类昂贵礼物，以求结交袁枚。乾隆五十九年，年近八十的袁枚乘船出游，途经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地，沿途达官贵人无不馈赠礼物。袁枚在日记中记道：“伍制军送鼻烟二瓶、衣料四匹、神曲四合、洋香二百元。”“南汇胡公送银二封，约一百两。”“华、娄两县各送程仪一封，约重十二金。李公又送诗笺八匣。”所赠礼物之丰之多，以至于袁枚自述“几船礼物几封金”。

收入丰裕之外，袁枚还善于理财。袁枚一直推崇通过经营陶器致富的范蠡，反对空谈心性，坐吃山空的文人。袁枚曾批评其老友程鱼门“高谈心性，不事生产”。他主张读书人既要将读书成名当作大事情，同时也应该重视“治生理财”之道。

在购下随园之后，袁枚又将随园东西两面的山林田地池塘也购置下来，并分租给13户人家种植各类粮菜果木，饲养家禽。此后袁枚不但可以坐收地租，且每日所需之菜肴也由租户供给。随园中食物，除鲜肉豆腐需要外出购买外，其他均可自备。袁枚还曾在安徽滁州购买田地，并将土地出租，收益颇丰。

由于生财有道，袁枚82岁去世前，留下了“田产万金，余银二万”，并托给其学生帮助经营生息。正是在雄厚财力的支撑下，袁枚才能供养族人读书，过着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的隐居生活,更有条件得以四处交游，寻探各类趣闻轶事，从事创作活动，成为乾隆年间的文坛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