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生命之梦（精选9篇）
篇1：合成生命之梦
合成生命之梦
对于极端的活力论者来说,不仅生命与非生命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而且构造生命的物质与组成非生命的物质之间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828年,德国化学家维勒(F.Wohler)人工合成了存在于生物体的一种有机物--尿素,第一次打破了“生”与“死”的物质壁垒.从此,人工合成生命成了生命科学工作者的`一个梦想.在1960年代,中国科学家通力合作,采用化学方法首次成功地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胰岛素,在人工合成生命的征途上跨出了一大步.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科学家又奏响了合成生命的新乐章.
作 者：吴家睿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刊 名：科学(上海) PKU英文刊名：SCIENCE年，卷(期)：56(3)分类号：关键词：人工合成 生命 合成生物学
篇2：合成生命之梦
我高三（13）班学生石武同志，大学参军入伍到边防，5年不见一个女子，这是同学聚会常聊的话题，暗示同情保家卫国的“最可爱的人们”艰苦生活环境。2014湖南卫视小年夜晚会，亮点节目是送父母和姐姐去昆仑山上看10年未归的边防战士（父亲高血压上不去了）。
反思：为什么要边防？为什么要军队？为什么要制造杀人武器？为什么要监狱？为什么要医院？为什么要学校？为什么要国家？为什么要统治、剥削、压迫？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吗？
假如天透明、地透明、人透明、学习资源共享公平，人自然学习成长，还需要学校吗？假如懂养生保健、随取天地大药自然生死，还用医院？假如欲望消除、党派消除、世界大同，还有国界、军队、监狱、统治、剥削吗？
假如有10%以上智者：上知天文，下明地理，中通人事；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可测人性、人心及其发展，人类从此再无秘密，杀人武器放在哪里？有多少？未来怎么用？公之于众，丝毫不差，还有必要制造吗？
几百万年来，所有圣贤、神仙都只是盲人摸象，自知一域，没有完成做到解放全人类，未来的人们不能超越前人，不去努力吗？
古时认定空为无；工业革命后，拉瓦锡认为有物质；二次革命后，认为有能量；三次革命后，认为有信息。质量是能量的凝聚态，能量由信息合和而成。生态文明时代开启，和谐生命能否让科学更进一步，开发人类潜能：松果体（千里眼）、顺风耳、他心通、人体的多态转化与移动„„
篇3：合成生命之梦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合成革生产开始于1983年山东烟台合成革工厂从日本引进聚氨酯合成革的生产技术及设备。20多年来,我国合成革行业迅速发展,行业整体优势与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最近十年,合成革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行业整体平均增长速度每年都保持15%~20%。据统计,2005年,全国有合成革企业2000多家,中型及以上规模的企业有近400家,几千条生产线,合成革的总产量已经突破4亿m2。产量占亚洲各国生产量的60%以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合成革生产第一大国、消费大国和进出口贸易大国[1]。
2007年我国人造革与合成革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02亿元,销售收入492亿元,占塑料制品行业销售收入7661亿元的6.4%,占全国轻工业制品的1%。我国塑料行业2008年出口额为220亿美元,其中人造革合成革出口9.96亿美元,占全行业的4.5%。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中国人造革合成革行业,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2]。
合成革是有一定污染的行业,在产品的生产过程、配套装置以及产品深度处理过程中都会产生环境污染物。我国合成革行业整体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较为落后、生产效率较低、污染较为严重,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率不高。据粗略估计,未实施治理时,全国仅PU合成革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有毒有机物达10万t以上。合成革工业是有机废气排放的主要行业之一,如温州等合成革工业集中的部分地区,每年挥发到大气中的DMF约有28 000 t,甲苯、丁酮近6000 t,已经造成了局部污染,严重影响了当地人群的身体健康[3]。
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简称LCA)在我国清洁生产审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保证更全面地分析企业生产过程及其上游和下游产品全过程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状况,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我国虽然一些研究和咨询机构已开始引入生命周期评价(LCA)这一技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研究、基础数据和经费支持,目前进展缓慢尚未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LCA方法学体系和数据支撑体系[4]。现今发表的关于LCA个案研究的论文涵盖钢铁、水泥、材料等原材料及煤、火电等能源行业,并且这些行业的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简称LCI)也比较有代表性。而在合成革工业,由于薄弱的基础研究,合成革清洁技术的研究开发几乎为零,以产品系统的有关输入和输出进行量化为目的的生命周期清单分析也几乎没有。
我国大力发展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通过分析生命周期清单从而利用系统的LCA技术量化合成革生产过程环境的压力,挖掘清洁生产潜力,进而促进合成革厂的清洁生产必将是合成革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因为各个合成革厂原料配比不同,设备工艺有区别,生产出来的产品各异,所以想要得出普遍适用的数据是比较困难的。本文仅对浙江某合成革企业的湿法生产线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CI),定量合成革湿法生产线各工序的输入输出,为以后的合成革湿法生产线的生命周期评价起到参考和促进作用。
2 方法
2.1 目标与范围的确定
主要目标是,通过分析合成革湿法生产线中各工序的输入和输出,建立一个量化的合成革生产工艺框架并提出工序优化方案。
2.2 功能单元
参考相关文献[5]及国内合成革湿法线生产的实际情况,选取1 m2无纺布作为基准。
2.3 系统边界
根据美国环保署对各国学术界、政府、产业界及企业所进行过的简化生命周期评价进行的调查,我们采用“从大门到大门”的观点。本次研究的湿法生产线分为四个工段:浸布准备、涂布凝固、背涂水洗和烘干收卷。
2.4 数据质量
产品的产量通过现场测量,有机化料的用量和水的用量来自于企业的工艺数据,能耗的用量通过计算获得,污染物的排放量通过现场取水监测,并参考工艺用水量计算获得。
2.5 生命周期清单项目
生命周期清单输入部分,包括基布的用量、化学品的用量、水的用量、能耗的用量。输出部分包括产品和副产品的产量、污染物的排放量。其中产品包括半成品革量;副产品包括边角料量、削匀料量;污染物的排放量包括废水量、废水中的NH4+-N、废水中的CODCr、废水p H、废水中PVA、废水和空气中的DMF、废水中的总磷。其中废水、废气方面均参考的是《合成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3 结果与清单分析
3.1 工序水质监测结果
此次监测的水质数据CODCr、DMF、PVA、p H、NH4+-N、总磷是水经过滤后测量的数据,空气中的DMF是在现场采集监测的。
CODCr的高低反映水体受还原性物质,主要是有机物污染的程度。如图1所示,在凝固和水洗这两个工序中CODCr浓度远高于其它工序,分别达到2311.45 mg/L和2071.80 mg/L,这是由于合成革废水中的CODCr主要来源于各种有机化料组成的刮涂液,在后续的凝固或水洗时将有大量的有机物进入水中,造成高浓度的有机物污染。其次是预凝固工序达到874.34 mg/L,因为在含浸液中同样添加了相当一部分的化料;复洗工序中因为使用大量水冲洗,CODCr浓度降低到了109.37mg/L。
NH4+-N是水中的营养素,但是过高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对鱼类和某些水生生物有毒害。湿法生产线废水中的氨氮主要来自于凝固和水洗工序,因为针织布的涂覆液中含有大量的色浆和助剂,在水中水解释放大量的氨。如图2所示,凝固、水洗废水NH4+-N分别为413.15 mg/L和408.19 mg/L;其次是预凝固工序,达到192.92 mg/L,源于含浸液中的含氮助剂的分解。
磷是水中的营养素,也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过量的磷会引起藻类的过度繁殖而发生赤潮。合成革废水中的磷主要来自于凝固和水洗工序,因为在涂布凝固和水洗过程中加大量的表面活性剂。如图3所示,涂布、背涂废水总磷分别为22.49mg/L和27.68 mg/L,并在后续工序中逐渐降低。
PVA具有一定毒性,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合成革废水中的聚乙烯醇主要来自水洗和凝固工序,如图4分别达255.10mg/L和242.86 mg/L,主要源于涂覆液中添加的助剂和针织布中所含的浆料,并在后续工序中逐渐降低;而在预凝固工序中由于含浸液黏度要求的不同所含PVA相对较少,浓度为23.06 mg/L,主要源于布中的浆料。
DMF是合成革行业广泛使用的有机溶剂,具有毒性,对人体和生物的危害很大。合成革废水中含有大量的DMF,主要来自预凝固和凝固工序,如图5所示分别达到22%和12%,因为含浸液和涂覆液中用以溶解有机化料的DMF在这两个工序中被水置换出来;而在后续水洗工序中DMF量逐渐降低,在最后水洗槽中质量分数降到1%,保证产品中DMF脱除干净。
3.2 工段清单分析
根据制革工序中的点数称量,将工序分为4个工段:放卷浸布工段、涂布凝固工段、背涂水洗工段和烘干收卷工段,分别进行统计,数据列于表1~表4。其中表1所示放卷浸布工段I/O分析,包括放布、含浸、预凝固、烫平。表2所示涂布凝固工段I/O分析,包括涂布和凝固工序。表3所示背涂水洗工段I/O分析,包括水洗、背涂、复洗、预烫。表4所示烘干收卷工段I/O分析,包括挂针、烘干、冷却、收卷。
4 总物料衡算
每投入1 m2无纺布,需要输入水117.90 kg,化工原料1.7 kg,电0.475 k Wh,煤0.312 kg;得到贝斯1.04 m2,产生废水112.19 kg,CODCr26.3 g,氨氮4.7 g,DMF 989 g,PVA2.8 g,总磷0.30 g。CODCr的排放主要来源于水洗和凝固工序,排放量达到50.7%和47.0%;氨氮的排放主要来源于水洗工序,排放量达到55.9%;DMF的排放主要来源于凝固和水洗工序,排放量达到50.2%和40.4%;PVA的排放主要来源于水洗工序,排放量达到58.8%;总磷的排放主要来源于水洗工序,排放量达到59.5%。
5 讨论
从清单分析可以看出:减少CODCr和废水中的DMF的排放,在于优化凝固工序,比如使用活性炭吸附法、优化加入的有机化料的配比;减少空气中的DMF排放,在于优化烘干水洗工序,比如采用全封闭式设备、采用废气回收塔吸收;减少废水中DMF、PVA的排放,在于后处理和基布加工工序,比如实现对PVA的生物降解;从根本上减少水、电、煤的用量,在于改造设备、工艺。
所以,合成革清洁生产的难题在于,能否在不显著增加制造成本,不破坏合成革品质的前提下,达到环境友好的目的。
通过对合成革的LCI可以使合成革的生产LCA系统化,系统化的LCA有许多的用途,它有助于不同地域、不同合成革工艺的分析比较,从而取长补短;同时可以使合成革加工过程的排污细节量化,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方法。另外,合成革系统化的LCA可以帮助分析清洁生产工艺对于环境的友好程度。
然而,合成革的生命周期清单还有待发展。本文只是量化了湿法制革的整个过程,而后期的制品废弃这些阶段并没有包括进来,因为其相关数据的取得比较困难。
本文尝试建立了一个量化的合成革生产工艺框架,抛砖引玉,期待今后更加完善,为合成革清洁生产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麻朝晖.合成革产业“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研究[J].企业经济,2007(6):94-97.
[2]廖正品.蓬勃发展的中国人工皮革———合成革工业[J].塑料,2003(1):56-61.
[3]HJ449-2008,清洁生产标准合成革工业[S].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4]徐李娜,付桂珍.生命周期评价在清洁生产中的应用[J].广东化工,2009(5):41-45.
篇4：延续生命之梦
王红祥，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内科学（血液病）专业医学博士。近年关注干细胞生物学和移植免疫研究，主持、参与国家自然基金、湖北省科技攻关计划相关课题研究。中华医学会血液学会湖北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会武汉分会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职业病鉴定专家库成员；武汉市十百千人才，享受武汉市政府专项津贴。
1908年，柏林召开的一次血液病大会上，俄国组织学家Alexander A. Maximow第一次提出“干细胞”的概念。至今仅百余年，从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到从实验人员人体胚胎组织中培养出人的多能干细胞，干细胞的出现让人类一直幻想的长生不老成为可能。
因而，对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是对生命本质的探求。在这条未知而艰辛的道路上，王红祥意气奋发地带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在血液病治疗的源头和终端披荆斩棘，创新前行。
惟楚有才
王红祥是地道的武汉伢，生于斯长于斯，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在自家门口。填报大学志愿时，因为自己感觉考得不错、家人又希望他能在本地上大学，于是填报当地分数线较高的211医科院校同济医科大学，就这样冥冥之中与医学结缘，为病患心忧。
“当初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医”，王红祥坦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市第二医院（现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液科当上了一名医生。在职的8年，他以医者仁心对待每一次诊治，捍卫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因血液病不是小疾小病，是人类健康的和生命的一大杀手，王红祥也因此看到了多幕人生的悲喜和生死，他给记者讲述了让自己难忘的一段往事。
1998年，一位老师得了慢性白血病来找他看病。在当时，还没有很好的药物可以治疗，每天只能采用打干扰素这种普通的治疗方式。后来慢慢地，效果非常差，病情转为急性白血病，患者很快就去世了。所谓医者，应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看到自己也无能为力，王红祥很难受，让他深深地感到，科技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回想起来，他深有感触，如果是他现在得这种病，肯定不会死，吃药肯定可以活得很好。他说：“医学发展非常迅速，如果不去深造，肯定无法深入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为了提高自己救人的本事，王红祥毅然再次读书，研习医学知识。当年，他已结婚生子，去外地读书已有诸多不便，于是他再次选择了在家门口深造。这一次，他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邹萍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
邹教授当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血液科的学科主任。在血液学上造诣深厚的她桃李满天下，王红祥说，“湖北省各大医院血液科的主任几乎都是她的学生”，因为“邹教授都是以培养学科带头人的模式来培养的”。
他谈到，邹老师会经常把学生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谈谈科研方面和生活方面的困难，大家经常讨论一些问题，而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们就组成一个团队。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血液科任务很重、很累，而且又学不到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好处，加之血液病病情重，治疗起来很没有成就感。此时，除了在学习中给予专业的指导外，邹教授给予了学生很多鼓励和关怀，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让我在血液学研究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
硕博连读完成深造后，王红祥再次回到武汉市中心医院血液科。而此时，他发现自己的眼界高了很多，不再只是盯着临床上的一些事情，也有了一些科研的思路。
2009年，一名20多岁的幼儿园老师得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情非常严重，危及生命。当时血液学界针对该病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治愈率极高。于是，王红祥按照这个规范对她进行了治疗，两年后，病人彻底治愈。这件事让身为医生的他很有成就感，因为自己把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治愈了，还当了妈妈，“科研的动力就在此”。
突破干细胞移植的瓶颈
白血病，俗称“血癌”，死亡率在我国成人恶性肿瘤中排第8位，在儿童恶性肿瘤中排第1位。目前，我国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4万?6万，其中有一半是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的发现和逐步应用，成为目前唯一可以治愈大多数白血病的方法。
干细胞的“干”译自英文“stem”，意为“树干”和“起源”。干细胞就是起源细胞，其功能是控制和维持细胞的再生。而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是将供者的造血干细胞取出体外作为移植物，然后回输移植给经过预处理的受者，重建受者的造血和免疫系统的过程。
然而，造血干细胞移植却面临着造血干细胞来源、移植后排异反应、严重并发症等诸多世界性难题，导致移植的成功率不那么令人满意，白血病死亡率居高不下。王红祥的研究就围绕此展开。
在采访中，王红祥告诉记者，很多白血病患者因为和供者的骨髓配型不相合，容易在移植后产生严重的排斥反应，危及生命。现在有研究认为，体内有一种间充质干细胞，可以有效避免或治疗排斥反应，减少身体对不相合的造血干细胞的排斥。王红祥说，他们做的研究就是去了解，为什么间充质干细胞可以治疗排斥反应？
从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王红祥一直密切关注间充质干细胞（MSC）的生物学特征、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MSC在临床中的应用。为了完成相关研究，他在硕博连读期间，熟练地掌握了分离培养和扩增不同组织来源MSC的实验技术，证实了间充质干细胞既能纵向分化为起源于中胚层的成骨细胞、脂肪细胞，又能横向分化为起源于外胚层的神经元样细胞。尤其对脂肪来源间充质干细胞（ASC）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些前期的发现为他随后完成博士论文和参与相关课题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因此，他参与的“不同来源间充质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及临床应用研究”项目获得2008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科学是有延续性的，任何科技的发展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科学家只有专注于自己本来的研究领域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血液学研究尤其如此。为研究间充质干细胞促进移植后造血重建的机制，2012年，他成功申请到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外源性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微泡靶向投递造血调控miRNA促进移植后造血重建”项目。该项目主要研究间充质干细胞微泡对HSC增殖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尝试解决脐带血移植中突出的造血延迟问题，以及脐血扩增过程中干性大幅丢失的难题。
经过近2年的工作，课题组成员在他的带领下，按计划完成了成果产出考核指标和人才基地建设考核指标，发表SCI论文3篇，并参加了1次国际学术交流，相关成果在大会展板上获得展示，在国内外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王红祥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最大的收获在于：阐明了间充质干细胞促造血重建的主要机制，深化了对MV作用特点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MSC-MV可望取代MSC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促造血重建手段，并可应用于其他多种造血功能衰竭性疾病，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开启血液病的重生之门
如果说，作为细胞治疗之一的免疫治疗，让人们看到了攻克癌症和肿瘤的可能，那么作为细胞治疗的另一个方向，干细胞则在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疾病等各种疾病的治疗上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干细胞在医学界也被称为“万用细胞”，而与干细胞相关的医学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再生医学”，皆是因为干细胞本身具有独特的修复和重建功能以及再生成为各种组织器官和人体的潜在能力。
王红祥在长期关注间充质干细胞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抑制急性及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作用中，通过文献复习，了解到微泡/微粒在其中的可能作用，进而对微泡/微粒这种亚细胞器产生了浓厚兴趣。2011年，他以审校者身份发表《微粒的蛋白质组学》综述，认为微泡/微粒作为独特的胞外细胞器，内含种类丰富的蛋白质，对其所发挥的生物学功能有重要影响。
第二年，他又成功申请到湖北省卫生厅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微粒自净体系参与调控其激素敏感性”项目继续开展研究。
这个项目重点研究了多发性骨髓瘤（MM）微泡的生物学特性、其内容物糖皮质激素受体及在血清剥夺情况下微泡内容物的改变。结果发现，血清剥夺条件下骨髓瘤细胞来源MVs内存在蛋白质的差异表达，有3种蛋白质表达升高。相关论文已于2014年发表，课题也在2015年验收通过。在研究中，他和课题组成员有了新的发现，通过这些结果，得出了多发性骨髓瘤的微粒（微泡）是一种自净体系，能参与调控其对糖皮质激素敏感性的结论。
随着基础研究的迅速发展，干细胞应用方面也进展迅速。王红祥提到，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适应范围很广泛：第一类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这是一块很大的领域，包括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第二类是一些先天性疾病，比如两广一带发病率较高的地中海贫血；第三类就是类似糖原累积症一类的代谢性疾病。
一个年轻的科室
1994年，当大学毕业的王红祥分配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时，血液科还是很小的科。而当他学成归来时，血液科分离出来且不断壮大，散发出勃勃生机。在主任王红祥的眼里，这是一支“年轻”的团队，40多岁的自己算年纪最大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血液学研究上的前进步伐。
在这支拥有由博士和硕士组成的技术精湛医疗团队，在实战中展现了雄厚的技术力量。目前，他们开展了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多种血液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成功开展多例自体骨髓及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亲缘性及非亲缘性异体骨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HLA配型不完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和脐带血移植等，其诊断和治疗水平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现在，血液科拥有包括普通病房、重症病房和干细胞移植部在内的开放床位50张。其中的干细胞移植部是武汉市市属医院中唯一通过国家卫生部“干细胞采集、移植准入”评审，具有合法开展亲缘、非亲缘造血干细胞移植资格的机构（这一资质在武汉仅有三家：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和武汉市中心医院），2015年成为湖北省首家中华骨髓库指定的涉外捐献定点医院，同年荣获优秀采集医院荣誉称号。
群雁高飞头雁领，作为血液科的主任，他鼓励科室成员通过做科研的方式，拓宽自己的思路，可以做一些最新的成果，为更多的病人谋福利；鼓励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血液科多次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并协助中华医学会湖北省血液学分会和武汉市血液学分会承办了多次学术会议。
付出终有所得。多年的努力让我国在干细胞移植上的研究水平并不逊于国际。在血液学科发展越来越精细，精准化医疗日益繁盛的今天，王红祥分析说，现在很多疾病都是个体化治疗，针对每个病人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诊治。这也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病都用一种方法，而是针对每个具体的病人采用适合他的方法，“这是最重要的”。他希望，血液科能把病人进行分层，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方法，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这是我们在专业上的目标”。
年轻时喜欢外出旅行的他，如今已忙碌到只能通过和人聊天、打球来排解压力，开会的间隙也不再有时间游山玩水。对家人和孩子，他也觉得亏欠，因为一年50多个周末，他二三十个周末都在开会中度过。他坦言，现在当医生压力非常大，“一方面需要不停地学习，然后将这些知识运用到临床上，有时候病人还不见得能理解”。
篇5：中卡“冠军之梦”
柳州是个好地方, 在12月10日结束的“乘龙汽车杯”2011全国中卡极限挑战赛的年度总决赛上, 盛祝辉一举捧得总冠军奖杯, 并赢得价值10万元的乘龙609中卡大奖。“对于一个从小爱车的卡车司机来说, 冠军是个遥远又模糊的梦。我爱这场比赛, 因为它不仅让我圆了冠军的梦, 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奖品, 这应该是赛手最大的满足”。巧合的是, 在几个月前, 他刚刚买了一台与乘龙609一脉相承的霸龙507。
说盛祝辉是中国卡车司机赛手中最典型的案例, 恐怕没有多少人持有异议。
1979年, 盛祝辉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卡车司机家庭, 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卡车司机。1995年, 刚满16岁的盛祝辉在家人的带领下如愿以偿跑起了长途货运, 这一跑就是10年。
早期的中国赛车运动就是个烧钱的游戏, 从1999-2009年的十年间, 盛祝辉唯一能做的事只有——做个关于站在领奖台上的美梦和偷偷练一把:“经常模仿电视中的转弯和漂移镜头, 在空旷的场地上练一下。”
彼时的中国汽车工业, 重、轻型卡车的比重增加, 中型的比重减少。重卡比中卡经济性好, 特别是中国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 重卡已经成为道路运输的主力。各大企业应势推出多款重卡, 国内汽车市场的竞争环境迫使柳汽的重卡制造不得不扬鞭快马。
2003年, 中国南方地区第一辆重型卡车——霸重卡在东风柳汽诞生, 此时的东风柳汽却在“嗅”寻新的利益“据点”——中卡。“作为一般货物运输, 经济性不如重卡, 作为市内运输灵活性不如轻卡和微卡, 但是随着重卡的发展, 势必拉动城际间短途物流, 市场需要更多具有专用特质的优质中卡。中国第一辆平头卡车就在柳汽诞生, 因此, 我们希望打造一辆可出口的高端中卡。”
2009年, 发生了一个惊人的巧合。盛祝辉第一次踏进了平民化的卡车赛事——全国卡车大赛, 成为了一名赛手, 而东风柳汽第一辆通过欧洲ECE安全碰撞试验的高端中卡——乘龙609也在此时诞生。
2011年, 参加了两年赛事后, 盛祝辉终于等来了他赛车生涯的第一个冠军——全国卡车大赛乌海站冠军。这让他欣喜若狂之余, 决定再次涉足长途货运, 以保持驾驶卡车的熟练程度和高超技巧。几经对比, 他选择了柳汽霸龙507。
“与其他同等吨位的车相比, 霸龙507大概百公里节油5升, 而且拉货多, 半年多没出过毛病, 对于跑货运的来讲, 省油和少维修实在太重要了。柳汽产品的驾驶室是通过安全认证的, 我长期从事卡车运动, 对汽车安全尤为关注。”但让盛祝辉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选择冥冥中成就了他的另一个更大的冠军梦想。
当盛祝辉获得全国中卡极限挑战赛总冠军后, 乘龙汽车也成为今年卡车圈里曝光度最高的一个词汇, 这意味着东风柳汽已经在品牌宣传上成功突围。
篇6：危及生命的合成色素
某些合成色素致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合成色素的危害，并且合成色素与天然色素相比较，具有色泽鲜艳、着色力强、性质稳定和价格便宜等优点，许多国家在食品加工行业普遍使用合成色素。其中，“苏丹红一号”就属于人工合成色素，常用于工业方面，比如作为溶解剂、油、蜡、汽油增色以及鞋、地板等的增光。全球多数国家都禁止将其用于食品生产。
美、英等国的科研人员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后发现，人工合成色素非但不能向人体提供营养物质，而且会导致生育力下降、畸胎等等，甚至可能转换成致癌物质。此外，许多食用合成色素在生产过程中还可能混入砷和铅。过去用于人造奶油着色的奶油黄，早已被证实可以导致人和动物患上肝癌，而其它种类的合成色素如橙黄能导致皮下肉瘤、肝癌、肠癌和恶性淋巴癌等。
危害肝肾及神经系统
大多数色素只是改善食品的外观，不能被人体吸收，而是通过肝脏或肾脏代谢后排出体外，无形中增加了肝肾负担。但是一些个体商贩和个别生产厂家，只顾片面追求利润，在食品和饮料中随意使用人工合成色素，把食品打扮得色彩斑斓，长期食入不符规定着色剂的食品后，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对有毒物质的代谢能力本来就比成年人低，加上体内器官功能比较脆弱，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健全，对化学物质尤为敏感，若过多过久地食用色素浓的食品，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引起好动、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自制力差、行为怪癖、食欲减退等不良症状。
天然色素更安全
据专家介绍，我们现在生活中常用的食品色素包括两类：天然色素与人工合成色素。合成色素虽然有色泽鲜艳、着色力强、色调多样的优点，但人们不可忽视合成色素是具有毒性的。
而天然色素是从动、植物中提取的，有姜黄素、叶红素等，也包括来自动物和微生物的一些色素，属于安全的食用色素，通常被用于食品加工中。
篇7：我的飞翔之梦
一、教练变教师
来松山湖中心小学之前, 如其说我是一名科学教师, 不如说我是一名专职的航模教练、兼职的科学老师, 因为我有“三多”:训练航模的时间比较多、钻研航模的时间比较多、参加航模比赛 (展示) 的时间比较多。作为航模教练, 我只关注学生的竞赛成绩, 眼里只有奖牌。
当我成为松山湖中心小学教师的时候, 刘建平校长就明确要求我, 首先要当好一名科学教师, 上好每一节课, 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至今, 我仍清晰地记得与刘校长之间的一次“航模室夜话”, 正是那次对话, 促成了我从航模教练到科学教师的华丽转身。当时, 校园里一片漆黑, 只有航模室的灯还亮着, 我正在埋头修理模型飞机, 刘校长走了进来, 四周看了看, 问道:“你在××学校最辉煌的时候带了多少名航模队员?”我很骄傲地回答:“80 多人。”校长又问:“当中有多少人参加全国比赛获奖?”我更骄傲地回答:“8 人。”校长再问:“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在这80 人当中, 只有8 人是成功的, 其他的都灰溜溜地退出了航模队, 都是失败的?”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很久, 我不愿意承认, 却不得不承认。
怎样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在航模队里体验到成功、感受到快乐?在刘校长的指导下, 我找到了答案:航模训练的目的, 除了摘金夺银以外, 更要关注学生的成长, 即育人重于金牌。于是, 我开始思考如何在航模课上让“人”成为教育的核心, 实现“技趣互促”。我先是把航模队改为航模班, 然后, 在航模班开展“七加一”活动—这是航模班的一项特色作业, 即每周在家完成七项必选任务 (给爸爸妈妈斟一杯茶、给爷爷奶奶捶一次背、做一项家务、练一次“一手硬笔好字”、读一段英语、写一篇作文、看一篇文章) 和一项自选任务 (做一项运动、玩一次电脑、做一次游戏) 。同时, 开展“你追我赶”评比活动, 即在黑板前面粘贴一个表格, 把航模班的七个训练科目罗列出来, 每当孩子们在某个科目上有了进步, 就把成绩记录在表格里, 由此, 引导孩子们自主学习、相互促进, 形成你追我赶的态势。通过这两项活动, 以航模活动为载体, 引导学生从生活开始,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学会生活, 养成良好的品德与习惯。同时, 通过与自己入队前对比、与队友对比, 感受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 体验飞翔带来的成功和快乐。
在航模班学员收获成长快乐的同时, 我也对学校的课程理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要注重全体学生的发展, 而不是仅仅关注少数“精英”的发展;注重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目标的全面发展, 而不是仅仅关注知识或技能的发展;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而不是使所有学生“模式化”发展;注重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 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阶段的发展;注重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人的发展。
同时, 我慢慢地静下心来, 把心思放在更为广阔的科学课堂这块阵地上, 开始研究科学课堂教学与生活相结合的方法、摸索探究“研讨式”的科学课教学模式、尝试“现象教学”在科学课堂的应用。
在课程再造的实践与研究过程中, 我也逐步成长为松山湖高新区小学科学辅导员、东莞市普通中小学第三批小学科学学科带头人、东莞市名师工作室跟岗学员指导教师、东莞市教育学会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科普教育专家团成员。
二、科任变主任
除了担任基础型课程的科学课教学工作外, 我还担任班级辅导员, 就是副班主任, 承担体验型课程的教学工作 (我校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由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体验型课程三类课程构成, 体验型课程包括品德主题活动和节日文化活动, 这里的体验型课程教学主要是指品德主题活动) 。我既高兴, 又担心。高兴的是, 当辅导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生、了解学生, 通过“道行互通”的体验型课程建构学生的社会生命;担心的是, 自己没有经验做不好这项工作, 教不好体验型课程。
我有幸与多位非常优秀的班主任搭班, 她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与启发。王范燕老师给予孩子们的母亲般的爱、魏彩霞老师管理班级的科学方法、黄燕老师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执着……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正是她们的传、帮、带, 帮助我迅速胜任辅导员工作, 并学会了很多使用的技巧。如, 通过班级个性化命名、建立班级博客等方法提升班级品牌;通过“分工到人”把班级自主管理落到实处;通过抓细节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通过游戏、比赛提高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通过提高自控力、专注度来提升学生整体精神面貌等。同时, 在体验型课程中, 通过让学生体验生活角色、权利义务、社会关系, 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践行孝顺、善良、友爱、团结、奉献等价值观, 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和生活意识。
三、一专变多能
曾听多位家长说起, 学生把我当作偶像, 我心里一直觉得很纳闷, 我长得不高, 一点儿也不帅, 怎么会是学生的偶像呢?这也许是家长善意的表扬和鼓励吧。一次, 同事阳老师让我欣赏学生的一篇习作, 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最敬佩的人是我们班的辅导员—莫老师, 他也是我们的科学老师和航模班老师。他的知识可丰富了,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无所不能, 样样知晓。他是我最敬佩的人。
莫老师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他把头发修剪成正方形, 像一本无所不有的书, 给我们解开无穷的奥妙;他还有一双小小的眼睛, 那小小的眼睛里, 好像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莫老师的嘴唇厚厚的, 总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想象不出来的事情。他不仅会折纸, 跳绳也很厉害, 踢毽球更厉害:不仅会盘踢、拐踢, 还会磕踢……
原来, 学生们把我当作偶像, 不是因为我长得帅, 是因为我很厉害。当然不仅仅是教书厉害, 还因为我其他方面也很厉害。
其实, 刚进学校的时候, 我既不会跳绳, 也不会折纸, 字也写得不好。因为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取得不少的成绩, 最初我心里是有一些优越感的, 但渐渐地优越感没了, 压力反而越来越大, 因为学校从基础型课程到拓展型课程、体验型课程, 建立了一个洋溢着生命活力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这就对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科学教师的我, 除了要上科学课, 还要上“一门兴趣爱好课”“一项健身技能”“一手硬笔好字”等课程。而这些内容我基本不会, 怎么办?于是, 我报名参加了一“毽”钟情、绳“采”飞扬、“一手硬笔好字”等教学技能研修活动, 经过认真的学习和学以致用的教学实践, 踢毽、折纸、写字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学生们认为我厉害也就不足为怪了。另外, 我还积极主动利用“脚手架”“自驾游”“领头雁”等策略, 让自己不断成长与提升。
每次刘校长带客人参观校园, 走到科学教室的时候, 总不忘记指着黑板向客人介绍:“这是我们的专职科学老师—莫春荣, 他每节课的板书都非常工整。”于是, 我每节课的板书都变得越来越工整了。
如今, 无论是科学课还是“一手硬笔好字课”“一项健身技能课”“一门兴趣爱好课”, 我都能够胜任, 都能够得心应手。于是, 每一天, 在松山湖畔, 我都愉快地工作, 幸福地生活, 优雅地前行。
篇8：合成生命之梦
肯定者说：这项技术或可用来制造特定的藻类，以净化导致气候暖化的二氧化碳；也可能为炼油厂生产新的碳氢化合物清洁能源；还有助于加速疫苗生产，以及制造新食材和化学物质。
否定者担忧：这是取代“上帝”角色制造生命，违反自然规律。核心技术一旦被恐怖分子掌握，有可能创造出杀伤力巨大的超级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
而他对这喧嚣的争论充耳不闻，一头扎进自己的实验室，继续自己紧张的工作。
站在世界生物科学的风口浪尖，克雷格·文特尔一身是胆，勇敢无畏。他多次公开表示，只有像他这样无所畏惧的人才能最终揭开生命密码的玄机。
今年64岁的克雷格·文特尔出生在美国的盐湖城，在整个青少年阶段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安分，虽然还说不上是“坏小子”，但很像一匹性情暴躁的马驹，横冲直撞地不守规矩。上高中时他最喜欢做的三件事是：游泳、冲浪和追求漂亮女孩，唯独不喜欢学习。如今担任NASA设计师的弟弟基恩对哥哥的评价是：“他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否则，即使再重要的事他也根本不上心。所以，他上学的成绩一直很糟糕。”
特立独行，执著科研的克雷格·文特尔曾是个冒险家，作为航海爱好者，他曾在百慕大魔鬼三角的狂风巨浪中扬帆，却毫发无损。他曾说过：“我有可能已遭受不少于一百次死亡。在这份接近死亡的清单里，有幼年时的肺炎，也有横遭车祸。”当然，还有他在越南枪林弹雨中担任海军医护兵的经历，最可怕的是遭遇过剧毒海蛇的袭击，可他却每次都能幸运地摆脱厄运，化险为夷。
他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加州一所名为圣马帝奥学院的社区大学开始的。之后克雷格·文特尔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得到了三个学位，分别是1972年的生物化学学士，1975年的生理学及药理学博士和哲学博士。
而让他一举成名天下的是他预测到人类基因研究的广阔前景，成立了塞莱拉基因公司，并与美国为首的全球人类基因组计划唱对台戏。以一己之力挑战六个国家数百名科学家，并公开表示，自己有实力打败世界军团。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由美国科学家在1985年率先提出，于1990年正式启动的。美、英、法、德、日和中国六个国家的顶级科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价值达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曼哈顿”计划。当时设想，在2005年，要把人体内约10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的图谱。但是直到1997年，在耗费了巨额资金和一半预定时间之后，多国合作小组仅完成了3％的测序工作。
让克雷格·文特尔成竹在胸的是，在1991年，他便开发出新的基因测序技术，采用了如“散弹枪”等一系列新的方法，并很快真的追上了多国合作小组。一边是全球顶级科学家的联盟，一边是一个科学“个体户”的单打独斗，谁也不会料到成功的天平会逐渐倒向后者。
这种科学史上极其罕见的事例，令全世界愕然感叹!
因为多国合作进行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为全人类服务，而克雷格-文特尔的研究被猜测企图独占人类基因资源，目的是赢利。所以，“科学狂人”、“像希特勒想要独占世界一样，独占人类基因组”、“生物坏小子”等恶名一起向他砸来……
就在克雷格·文特尔遥遥领先于世界基因军团的情形下，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也许是想给世界特别是美国科学家一点面子；也许是想以此证明自己并不是唯利是图的“坏小子”；也许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劝谏生效。总之，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撮合下，克雷格·文特尔同意与世界基因军团合作完成这项超级工程。终于在2000年6月完成了90％，2001年初完成了99％的人类基因组草图，全世界为之欢呼雀跃。
人类基因组公布之际，正是克雷格·文特尔名声大噪之时。面对全世界，他和克林顿总统、布莱尔首相携手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圆满完成，作为民间科学家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了证明自己绝非滥竽充数，他本人的基因图谱也随后发表在了权威的《自然》杂志上。让克雷格·文特尔哭笑不得的是，竟有人散布谣言说根据他的基因推测他易患耵聍(耳屎多发症)、狂躁症、高血压和心脏病。
早在2002年，素有科学怪才之称的克雷格·文特尔便已开始着手人造生物的研究，并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合成理念：从复杂到简单的方法，按照“三步走”计划合成新生物。此后的四年多他废寝忘食，几乎足不出户，克雷格·文特尔和他的实验室一下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不发布消息，不接受采访，只顾闷头进行人造生物研究。
在回答有人批评他将世界最前卫的生物技术商业化时，克雷格·文特尔说，商业化正是美国科学技术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国家前列的原因。我们有许多像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这样的公司，它们销售的各种限制酶多达5000多种，销售时提供冷冻器，还提供昼夜送货服务。要是在俄罗斯等国家，当科学家需要限制酶时，就得培养、分离和净化细菌，为此你不得不花费半年的时间，而最后你却只能用它做一次实验。在某种意义上讲，商业化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
毫无疑问，克雷格·文特尔目前已是人造生物研究的领军人物，但与他这个“科学个体户”竞争的却是世界顶尖的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以及罗马大学在内的全球100多家实验室，他们都野心勃勃，全力主攻“人造生物”这一后基因组时代的大胆设想。而神奇的克雷格·文特尔始终走在这支庞大队伍的前列。
在被问到人造生命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危害时，克雷格·文特尔直率地回答道：“在未来20年，合成基因组学将制造出与地球生物全然不同的新东西。这会改变整个工业结构，让化学工业服务于生物工程，把生物圈的碳资源解放出来，燃烧它们，利用它们。这将是我这辈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虽然我不能保证，这样做没有一点危险，但是我们作为研究人员要时刻警醒自己严谨行事，杜绝差错。我想告诉公众的是，你们想到的危险，我们在从事研究前已经非常清楚了，如果科学家是一帮处心积虑危害社会的人，可能人类早就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如果真想危害社会，我们根本不必使用分子生物技术，看一下各大洲四处流窜泛滥的那些有害物种，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说。所以，我希望科学有更快的发展。眼下我们正面临许多社会问题，还有人类毁灭自身生存环境的问题，如果科学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起重要作用，我们就要加快发展科学，只有这样，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才能生存下来。”
篇9：核聚变,能源之梦
美好得太不真实
花费40亿元、耗时13年建造的世界上最大也是能量最高的激光系统——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即将启动!在一两年内,NIF的192.束激光会聚集在一个比胡椒粒还小的靶丸上。来自激光束的能量会击碎靶丸的核心,在如此强大的能量下,靶丸里的氢燃料会发生聚变并释放能量,如同一个微型氢弹。
此类技术以前实验过,并取得过成功。但在第一次尝试中,科学家为了成功实现氢同位素的聚变,泵入激光器的能量都必须远大于反应放出的能量才行。这一次实验不同,靶丸中心发生爆炸释放的能量将大于激光束注入的能量。理论上,多出来的能量可以收集起来用于发电。这种燃料的原材料可以在普通海水中找到,而且不会排放任何废气和核废料。这就像把一颗恒星装进地球上的机器里面,让它发光发热发电。它将满足人类对能源永无止境的渴求,直到永远。
世界其他地区也已开始建造核聚变装置,如耗资140亿美元在法国南部卡达拉什附近建造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ITER不依靠激光进行约束,而是利用超导磁线圈产生的磁场将氢的同位素约束在一起,并把它们加热到1.5亿摄氏度,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2.5万倍。科学家预期,这个实验获得的能量也将超过输入的能量。另外,跟激光系统间歇式的爆炸能量不同,磁场将能约束等离子体长达几百秒,产生持续的聚变反应。
自核时代开启以来,人们就热衷于驾驭恒星内部的核反应过程,让它们为我们所用。在这一进程中,NIF和ITER将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瞬间点火也许只是当中最简单的部分。在经验丰富的核聚变科学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造和运行一个聚变核电装置将比在装置中成功点火困难得多。一些没有直接参与聚变研究的物理学家甚至怀疑这项技术在理论上是否可行。一个可以运行的反应堆将由能够连续几年抵挡数百万摄氏度高温的材料建成,它必须经受高能核粒子的轰击,而普通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会变得易碎并带有放射性;这个反应堆还必须经过一个复杂的增殖过程,以产生自己所需的核燃料;如果要为电网提供有用的电能,它还必须稳定可靠,不能出现断电、跳闸和灾难性事故,并能够持续运行几十年。
假如有一天科学家能在可控条件下催化核聚变,世界能源危机将不复存在。核聚变的燃料非常丰富:氘可以从普通海水中提取,氚可以在反应堆中生成。跟普通的裂变反应堆不同,聚变不会产生长寿命放射性副产物——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核废料。在理论上,一加仑约3.8升的重水产生的能量能与一艘超级油轮载满的石油相当,而且只排放少量氦气。你将得到一种随处可见、干净清洁且储量无限的能源燃料,这简直美好得太不真实了。
事实确实没那么简单。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设计了“仿星器”,这是聚变反应堆的第一种设计方案。根据当时的估计,仿星器可以产生1.5亿瓦特的电力,足够15万户家庭使用。设计基于一个事实:在核聚变所需的高温下,所有电子将会从自己所处的原子中剥离出来。这种形式的带电粒子“汤”被称为等离子体,能够用磁场约束。仿星器本质上就是一个可以约束等离子体的磁瓶,哪怕等离子体被加热到了几百万摄氏度的高温。可惜,研究人员并没有全面了解等离子体的行为。他们很快就非常失望地发现,等离子体表现得一点儿也“不好”。设想握住一个柔软的大气球,用力把它挤压到最小。不管你用的力有多么均匀,气球总是会从手指之间的缝隙鼓出来。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等离子体。每当科学家想把等离子体压缩到一个足够紧致的小球去诱导聚变,它们都会找到一丝缝隙从旁边喷射出来。这是所有类型的聚变反应堆都要面对的一个矛盾——等离子体温度越高、压缩越紧致,要控制它也就越困难。
巨大的谎言?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来启动核聚变,上兆焦耳的激光器也好,磁场约束等离子体也好,反应产生的能量都将以中子流的形式释放出来。这些粒子是电中性的,因此不会受电磁场影响。此外,它们还可以径直穿过最坚固的材料。
唯一能让中子停下来的方法,就是让中子直接撞击原子核。然而,这种碰撞往往是毁灭性的。氘氚聚变反应释放的中子能量巨大,可以挤掉钢铁等通常比较坚固的物质中原子的位置。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猛烈撞击会逐渐削弱反应堆,使结构部件变得脆弱。另外一些时候,中子会把良性材料变成放射性物质。一个中子击中原子核时,原子核可以吸收中子,变得不稳定。一个稳定的中子流会使任何普通容器带上危险的放射性,哪怕这些中子来自于像核聚变一样“清洁”的反应。
通过核聚变发电离我们还非常遥远,还有多个难关等待科学家去挑战。我们不妨假设,到2050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NIF和ITER大获成功,按预定时间在规定预算内成功实现了预期的净能量增加目标值。物理学家在给每个系统提高能量的过程中,大自然也没有再设置什么意外,一向不受拘束的等离子体也如预期般被乖乖驯服。一个独立材料研究机构也已经演示了一个既能产生氚、又能将中子转换成电能的包层,而且它也能够承受在核聚变电站中日常使用给原子内部带来的巨大压力。再假设,建造一座可运行聚变电站的预计成本只需100亿美元。这还会是一个划算的选择吗?即使对于那些花了毕生精力去追求核聚变能源之梦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问题在于,跟普通的裂变电站一样,聚变电站也要生产基荷电力。也就是说,为了收回高昂的初始成本,这些核电站必须一直不停地运行。对于任何一个前期投资巨大的系统,你总会想让它24小时不停地运行,而且你后期的燃料成本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