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

2022-04-19

摘要: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上,《资本论》哲学这一命题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基于《资本论》哲学的基础上,不同命题内涵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针对不清晰、不反思的各类基础问题,需要及时改变基础概念方式。本文主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不同理解方式入手,强化对革命马克思实践哲学概念的理解,旨在为《资本论》哲学的重新定义提供参考意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 篇1:

“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之关系刍议

摘要:为了验证“舆论学又被称为新闻哲学”这一命题,在梳理有关新闻哲学几种认识的基础上,对新闻哲学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对这一命题的出处进行了理论溯源,提出了对这一命题的新认识,即“舆论学可以被看做是新闻的哲学”,用以说明舆论学研究可以增进和加深对新闻现象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并对新闻现象和活动起到支配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新闻哲学;舆论学;新闻学;哲学

对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二者关系的探讨,来源于对“舆论学也被称为新闻哲学”这一命题的争论。国内学界形成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不加论证地予以支持,另一种是从学科设置的角度来说明二者只可相通,不可相同。那么,二者究竟能不能等同?该命题到底有没有被误读?本文将围绕这些疑问展开讨论。

一、国内关于“新闻哲学”的几种认识

在哲学和具体学科之间,往往有着某种具体门类的哲学作为两者理论中介,例如,哲学和文艺学之间有艺术哲学(美学),哲学和思维科学之间有逻辑学(思维哲学),哲学和教育学之间有教育哲学,哲学和语言学之间有语言哲学等等。因此,似乎哲学和新闻学之间也需要有个“新闻哲学”才显得合情合理。但是,“新闻哲学”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来说,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概念,到目前为止,其研究成果还寥寥无几。为了厘清“新闻哲学”这一概念,首先需要对当前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界定。

通过梳理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有以下五种不同的“新闻哲学”认识观点:

第一种,“新闻哲学”是“舆论学”。1984年出版的《新闻学简明词典》中同时收录了“新闻哲学”和“舆论学”这两个术语,并作出如下解释:新闻哲学,即舆论学,参见“舆论学”条目。舆论学,又称“新闻哲学”,是研究舆论的产生、形成及其社会作用的学科。该词典把“新闻哲学”当做是“舆论学”的一个“别称”,新闻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手段和舆论学完全重合。随后,上述理解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传播:1985年第12期的《新闻业务》(现名为《中国记者》)在其“知识之窗”栏目中对“新闻哲学”这一术语进行了上述介绍;1986年第6期的《新闻界》在其“开阔篇”栏目中继续沿用了这一观点;199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在“新闻学科”下收录了“舆论学”,解释与上述观点无异。由此可见,这种观点只是把“新闻哲学”当做是一个凸显舆论学在新闻事业中具有指导性地位的“别称”而已,既不是理论,也不成学科。

第二种,“新闻哲学”是对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1993年,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对“新闻哲学”进行了如下解释:“新闻哲学是对一切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它主要借助哲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探究其本质、规律,总结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对新闻学本质原理的研究,重点探讨新闻的起源与本质、新闻的特征与社会属性、新闻传播的规律等。二是对新闻工作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重点探讨新闻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运用辩证法研究这些矛盾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怎样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代表性观点的核心就是利用哲学方法来揭示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规律。

第三种,“新闻哲学”是“新闻伦理学”。胡兴荣的《新闻哲学》是我国唯一一部该领域的专著,该书的主要特点是把新闻学理论和新闻伦理学融合起来。从学科分类上看,伦理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新闻哲学被视为建构新闻伦理学的基础和前提,它旨在当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府、新闻与理论、主观和客观、自由和自律等各种关系陷入困境时,运用哲学方法解决新闻工作者在理念和实践中遇到的两难。

第四种,“新闻哲学”是西方的“媒介哲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播学者,习惯把探讨新闻媒介与政府以及其他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我国港台地区一些学者则称之为“新闻哲学”。代表性的观点有:“报刊的四种理论”(Siebert, Peterson &Chramm)、“政治—报刊圈”理论(Lowenstein, Merrill & Circle)、“报刊五种理论模式”(Hachten)、“批判模式”(Altschull)和“综合模式”(Picard)。

第五种,“新闻哲学”是“元新闻学”。该观点把以上四种观点都归结为认识上的误区,并进行了批判。该观点认为,把“新闻哲学”和“舆论学”“新闻伦理学”等新闻学二级学科的对等,是理解“新闻哲学”的一个误区,并提出了“元新闻学”这一概念,即关于新闻学研究的研究,新闻学原理的原理。新闻哲学重点研究新闻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

以上五种认识各有特点:认为“新闻哲学”就是“舆论学”的观点,把二者的对等当成是约定俗成的常识和定律,缺乏深入的学理论证,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認为“新闻哲学”是“新闻伦理学”的观点,缩小了“新闻哲学”的内涵,伦理学属于哲学门类,可哲学却不仅仅包含有伦理学;认为“新闻哲学”是西方“媒介哲学”的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有限;认为“新闻哲学”是对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的观点,体现了新闻研究中的对立统一哲学方法,但是缺乏对“新闻哲学”内涵的抽象概括;“新闻哲学”是“元新闻学”的观点,多少给人一些“只破不立”的感觉,在否定其他观点的同时,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深入的论证,终究还是让人摸不清头脑。可见,国内对“新闻哲学”的认识还难以达成共识,研究热情和深度都有所欠缺。

二、对“新闻哲学”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从本质上说,新闻哲学是哲学的一般原理在新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应用;反过来,新闻学的问题和观念也能够引发哲学上的思考。或者说,新闻哲学是从哲学出发审视新闻现象,运用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新闻学问题,从而形成对新闻现象的根本看法;抑或是从新闻学问题出发,寻找哲学上的根据,为新闻学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背景。因此,新闻哲学研究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思维范式。在这一层面上,新闻哲学就是对人類理性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独特形式的探究。而这种人类理性,便是体现在具体新闻实践活动中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范式,它们正是新闻哲学研究的对象。例如,新闻工作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如果新闻工作者对语言哲学这一哲学分支学科多加了解和学习的话,那么新闻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加出色。早期实证主义者认为语言 “陈述事实”的功能远强于语言表达情感的功能,几乎把“陈述事实”当作语言唯一的合法用途。这一偏见就是“硬新闻”(时事类新闻)比“软新闻”(连环画、字谜游戏、通知告示等)更加重要的哲学基础及其在新闻学中的反映。后来许多实证主义者纷纷“软化”了自己的观点,把语言的说笑话、讲故事、发感慨等其他功用与陈述事实功能平等对待。显然,语言哲学为新闻工作者更加深入、细致地审视新闻工作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或范式。

第二,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新闻学研究需要有哲学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例如解释学,是西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化哲学。解释学关注的焦点是文本,文本是解释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从解释学的视角看,新闻文本具双重含义:一是它将新闻事件呈现在传播者面前,传播者需要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二是受众也会对新闻文本进行解读,但此时的新闻文本包含了传播者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文本选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会影响新闻传播者看待新闻事件的角度,也直接决定了受众理解的偏差与否。

第三,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价值规范。如今,新闻活动已经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新闻哲学也需要解决与新闻活动相关的价值问题,阐明新闻活动的目的,从而对新闻实践进行规范与引导,使之不偏离目标。不同的哲学,也会对新闻活动的目标有不同的指导。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在“价值”的本质问题上有着不同观点:西方现代哲学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价值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表明了作为主体的人们与客体之间的一种“需要满足”与“满足需要”之间的关系。新闻既是物质产品,也是精神产品。受众和新闻的关系正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即受众对新闻的需要是新闻价值的主观条件,而新闻能够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是新闻价值的客观基础。因此,对于新闻哲学来说,既要研究宣传需要,更要研究受众需要,由此确定新闻价值,从而选择新闻事实。

三、“新闻哲学”即“舆论学”的理论溯源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可知,赞同“新闻哲学”就是“舆论学”的观点多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辞典和学术期刊的知识介绍性栏目。然而,这些文献对将二者等同的理由却语焉不详,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究“新闻哲学”和“舆论学”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对这一观点进行理论溯源。

1981年第4期的《陕西新闻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篇两万余字的学术论文《舆论学初探》,这是我国第一篇舆论学专论性文章,其作者就是被誉为我国舆论学“拓荒者”的刘建明教授。这篇论文总结了“舆论”和“舆论学”等概念,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舆论学,是新闻学的哲学”的这一命题,成为该观点的提出者。但是需要注意,刘建明教授认为“舆论学”是“新闻学”的“哲学”,而并非“舆论学”是“新闻哲学”。

1988年1 月,刘建明教授的论著《基础舆论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论著被认为填补了我国舆论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该书开篇写到:正像美学是“艺术哲学”一样,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同时它又是驾驭民心的艺术。为什么将舆论学看做是新闻的哲学?刘建明教授做了详细的论述:由于社会舆论始终显现着社会思潮的消长,表达人们对现实事件的评价,因此,舆论规律不仅支配着新闻报道活动,而且深刻制约着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新闻报道以社会为对象,传播事实与评价事实本身无非是表达某种无形或明显的意见,用以指导或造成社会舆论。一个新闻记者要正确地反映或引导舆论,必须具有舆论学的知识。不懂舆论规律、不善于把握舆论动向的人,很难成功地从事新闻报道活动或其他社会工作。社会舆论确实能够无时无刻地给社会工作者提供大量研究的素材,引起他们的注意、深思和探索,并根据舆论态势对周围的一切作出合理的判断。这样,舆论学作为独立的科学出现以后,必然涉足、影响到一切社会领域,特别是对新闻传播领域具有高度指导意义。

如果说在舆论学界提出“舆论学是新闻哲学”的观点有“自抬身价”的嫌疑,那么新闻学界是否也有同样的认识呢?由项德生和郑保卫教授编著的《新闻学概论》一书,在梳理西方新闻学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到了两部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经典之作,一部是被誉为西方舆论学奠基之作的李普曼的《舆论学》,另一部是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书中提到:李普曼在书中论述了舆论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认为“舆论是公众或许多人对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或事件)公开发表出来的意见”,它靠新闻宣传的“刺激——反映”过程所积淀在人脑中的“固定成见”,进而形成社会公众的看法即舆论。第一次揭示了新闻现象的深层本质——舆论过程,舆论学因此被称为新闻哲学。

可见,舆论过程确实贯穿于新闻活动中,对舆论过程的哲学认识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新闻活动的本质规律,从而为新闻活动提供准则和标准。

四、对“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之关系的再思考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有了一个对“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之关系进行正确解读的基础。笔者赞同刘建明教授提出的“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的观点,并且认为“新闻的哲学”和“新闻哲学”这两种表述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将舆论学比作是用来指导新闻活动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进而表明舆论学研究可以增进和加深对新闻现象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并对新闻现象和活动起到支配和指导作用:第一,舆论过程的客观根源要求新闻来源的正确和可靠,舆论的形成来源于公共事务包含的刺激性信息,而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获知往往是通过阅读新闻,对最新发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报道便是新闻,因此,新闻和舆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就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第二,舆论过程的主观因素要求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真实和客观,要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导向,尽量排除个人固有成见因素的干扰,健全新闻工作道德标准;第三,舆论过程的实践因素要求通过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来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畅通民意渠道,推进新闻体制改革;第四,舆论的认识论因素要求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要研究新闻受众的心理和认识过程,不要低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舆论学是新闻哲学”这一观点的表述缺乏严谨性,首先,“新闻哲学”是新闻学下属的新兴分支学科,和“舆论学”在学科上当属并列关系,这样的等同反而造成两个学科主体地位的丢失。其次,通过前文分析,新闻哲学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舆论学,而舆论学对新闻学在哲学层面上的指导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提供价值规范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将新闻哲学和新闻伦理学等同的原因。

五、结语

近30年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表现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形成了若干热点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然而,我国舆论学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缺乏理论创新。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还存在着混淆和不严谨的情况。本研究就“舆论学也被称为新闻哲学”这一观点展开了讨论,经过论证得到“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这一更为合理的表述,说明舆论学研究可以增进和加深对新闻现象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并对新闻现象和活动起到支配和指导作用。今后我国的舆论学研究应该加强理论创新,为正确地解释和理解舆论现象,加强舆论引导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余家宏.新闻学简明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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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6]胡兴荣.新闻哲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7]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4).

[8]龚际平.对“新闻哲学”概念的新思考[J].新闻界,2011(8).

[9]辛臘娟,付丁丁.论解释学对新闻学的方法论应用及其意义[J].东南传播,2012(11).

[10]姚建红.拓荒者——刘建明博士和我国舆论学[J].新闻战线,1990(11).

[11]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2]项德生,郑保卫.新闻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刘毅(1978-),博士,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

(责任编辑:薛耀晗)

作者:刘毅

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 篇2:

《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分析与研究

摘要: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上,《资本论》哲学这一命题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基于《资本论》哲学的基础上,不同命题内涵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针对不清晰、不反思的各类基础问题,需要及时改变基础概念方式。本文主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不同理解方式入手,强化对革命马克思实践哲学概念的理解,旨在为《资本论》哲学的重新定义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资本论;批判哲学;政治哲学

就国外而言,马克思更多的被认为经济学家,认为他是哲学家的人员相对较少。其中《资本论》在国外也被视作经济学著作,并非哲学著作。结合相关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前,研究国外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者相对较少,更多的是研究《资本论》内的经济价值,并在《资本论》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经济理论的严密性,分析《资本论》中的存粹性经济价值。

1《资本论》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哲学最为基本的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这打破了传统的人类唯物史观,以《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理论基础,马克思哲学凸显出了社会的资本哲学,而且还表现为浓缩版唯物史观。

首先,从整体与局部展开分析,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的《形态》基础上演变而言,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以一些基本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从人类历史着手创构与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运行机制,对当前的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深刻分析。必须进行分析的原因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如果给出的解释、说明都不具备一定的科学性,那么《形态》里表叔的人类宏达历史并不完整,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中的部分内容也很苍白,若只是一种理论设想,那么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诉求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这也对《资本论》研究的理论是否能走向罗丽华有着关键的影响。同时,《资本论》理论研究的基础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主要是论证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理,其中的本质在于重新构建唯物史观理论,属于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从个体、特别而言,“资本哲学”是唯物史观理论的主干,直接将唯物史观形象化、归纳了其中的精华。以《手稿》为主要的遵循原则,以《形态》为辅助理论,以《贫困》和《宣言》作为原理,在此基础上阐述唯物史观原理,并将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要素凸显出来,主要如下:

(1)劳动。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特殊劳动的研究,而研究出发點即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般劳动,也是任何自然质检的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和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劳动。

(2)分工。这里的分工也表示着自发分工,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付出劳动从而开展商品生产活动,带动人们自发分工,转变人类交易的禀赋。促使偶然事件商品交换,转变为必然现象,将使用价值生产转变为交换价值生产,使得产品生产逐渐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传统产品生产的跨越。

(3)《资本论》中不仅仅富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本身还属于哲学著作,《资本论》不仅推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现,还确保了其在运用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驱动下,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否定性因素,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政治制度消亡的主要因素。

2《资本论》作为批判哲学的体现

《资本论》的另一种意义是批判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以批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而对于《资本论》来说,古典经济学即是它所批判的对象,所以要想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想理解批判哲学,首先要结合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对立与分离,并且这也是研究的肯定性前提, “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一观点中的经验性和直观性,直接将实证主义的特性凸显了出来,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挥实证主义的作用。实证主义在看待经济现象的时候表现得较为直观而朴素,它对所看到的现象都抱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态度,对于人们所接触到的经验事实不会有任何批判反对的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否会历史的产生和历史的消失都没有关注,因此使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不具备历史性特点。而《资本论》对于实证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如果片面的抛弃实证主义,也无法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必须要凸显出古典经济学的事实性,才能够更好的反应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与本质规律,在经济现实的基础上,将实证主义作为目标,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实证主义的不断超越。

《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相同点是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经验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差异在于:古典经济学对于经验事实的态度是保持肯定的,它是以对经验事实没有历史性的理解为基础而阐发的客观规律,但是反观《资本论》对于经验事实的理解则具备了历史性,对经济事实的理解总是在持续不断的运动过程中,所以在古典经济学以事实为名义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进行非历史化之时,《资本论》则认为这种历史性关系具有自我否定的性质。所以,《资本论》实际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并完成了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转为批判哲学。

更进一步来说,《资本论》的批判哲学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更是以对象批判的意义来实现的。即便是粗略的阅读,也可以看出《资本论》中批判了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说财产权、资本逻辑和拜物教等,这实际上也是对象批判,说明《资本论》的批判哲学统一了对象批判和理论批判。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都是通过移入人脑又在人脑中完成改造的物质的东西,批判作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实质上也是其理论本质,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以《资本论》作为基础,从批判的视角出发,真实的将现存的事物反映出来,及时改变现存事物,反对现存事物中的错误点,进而揭示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批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转变未来的命运。

通过相关实践证明,资本逻辑批判的本质就是肯定资本的历史性,这类逻辑批判,需要更进一步的控诉资本现实罪恶,其前提是特定的理论,而最终的归宿则是理论本质,以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为基础来诊断资本主义,分析其中各类内在表现的合理性与缺陷。

第一,《资本论》的本质不仅仅是为了肯定资本的历史功绩,还需要强化资本批判。基于《资本论》的深入研究上,强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从整体性特质出发,基于资本原则的基础上,强化资本逻辑的批判,进而确保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不管马克思思想发展处于各种阶段,均需要对马克思思想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明确各个阶段内的功绩。

第二,雇佣劳动、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体现,这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技术分析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直接通过互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交换关系来体现的,这两种关系实际上也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学的批判实质上属于唯物史观的哲学批判,以《资本论》为基础,强化对资本逻辑的评判,同時开展经济学评判。

3结语

综上所述,革命化《资本论》哲学是实现哲学意义的关键因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资本论》哲学能够真实反应出资本主义生产轨迹,还需要揭示解放资本主义的路径,进而推动实现人类从资本主义走向最终的解放。进而基于《资本论》哲学的基础上,更好的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并促使两者实现的统一。从革命化入手,逐步改变世界,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思想基础上,将资本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凸显出来。

参考文献

[1]〔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21-222.

[2]〔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591.

[4]鲍金.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05):13-22.

作者简介:赵红敏(1979—),女,汉族,河南新蔡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人与文化。

作者:赵红敏

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 篇3:

人之初的呐喊

摘要;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义命题,开启了从“自然哲学”向“人事哲学”的转变。而繁荣活跃的民主政治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社会前提。原子论哲学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理论前提,人的自觉是命题产生的内在逻辑。颂扬人性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精神实质,相对主义感觉论是普罗泰戈拉命题在认识论上的显著特征。开辟人本主义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自然哲学;人事哲学:人本主义;相对主义:感觉论

公元前5世纪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它实现了从“自然哲学”向“人事哲学”的转变。对于这个转变,苏格拉底固然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则是普罗泰戈拉。他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光辉的命题揭开了转变的序幕。在人类绵延的哲学思考中,这一命题尽管遭到了无数的褒贬毁誉,然而它作为哲学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却永远值得人们去纪念和反思。黑格尔说过。真理是一个过程。普罗泰戈拉命题作为一个过程的起点。必然存在各种的不足和非议,然而每一个哲学命题的提出,不在于它本身是否完满,而在于它为人类思维的发展启示了什么,在人类思维的长河中它的作用和价值何在。这是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古老命题的原因所在。下面就六个方面作简要的论述。

一、繁荣活跃的民主政治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社会前提

哲学离不开时代。哲学是“时代的精神和最盛开的花朵”。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的精神本质”。不同的哲学体系总是本质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要求和特点;同时,时代的状况又决定了哲学的方向和特色。“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正是雅典活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产物。普罗泰戈拉生活在古希腊的全盛时期,传统的自然血缘氏族制度已经土崩瓦解,代之以新的奴隶制民主国家:波希战争的胜利剧烈地改变了希腊的社会关系,使希腊人骄傲地耸立于周围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并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霸主的中心,造就了雅典的空前繁荣。雅典城邦民主制的高度发展保证了它的公民的政治自由,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公民们积极地投身于各种公共事业,自由地讨论社会和人事,这种生动活跃的民主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状况。

正是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孕育了雅典社会在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各种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一时间也许眼花缭乱,尽管有钻牛角尖的、搞文字游戏的,甚至奇谈怪论、胡思乱想的,但这个阶段却预示着人类思想的大丰收,出现了政治家伯利克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建筑家费底阿斯和戏剧家索福克勒斯、阿里斯多芬等,他们每个人都堪称伟大,而希腊的民主制则为这些闪烁的群星提供了广大的宇宙,

希腊智者学派活跃于民主制的极盛时期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命运与古希腊的命运紧紧相连。智者学派的衰落。反映了雅典民主制的衰败。这就象资产阶级革命经由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英、法不同类型的革命风暴的洗礼。才产生了象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一样,有了思想上的对比与交锋。才有哲学上的大总结和大提高。虽然洛克、卢梭和狄德罗在哲学的深度上和康德、黑格尔无法比拟,然而康德、黑格尔却失去了洛克、卢梭的那种激进的精神和活泼大胆的思想。同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失去了智者们生动活泼的精神,虽然他们在哲学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智者学派的学说正是古希腊社会精神风貌的反映。时代孕育了哲学。普罗泰戈拉这条被黑格尔赞为“伟大的命题”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对当时希腊自由民积极而自信的精神风貌作了精辟的哲学概括。如果没有当时雅典人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没有政府的虚心与宽容。能产生一条确立人的主题性原则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不可想象的。

二、原子论哲学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理论前提

普罗泰戈拉以前的“自然哲学”,哲学家们努力探求的自然本原。经历了由一种物质形态逐渐转变为多种物质形态的过程。从泰利斯的“一”——水,到恩培多克勒的“四”——水、土、火、气。再从有限的物质形态到阿那克萨戈拉的无限的“种子”。这种以物质为基础的多元论在古代的最高概括就是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论。这也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尘之前最后的一个“自然哲学”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普罗泰戈拉命题是原子论在“社会人事”方面的思想延伸。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就两种理论作以下比较: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是“一”又是“多”,原子是自满自足的,是没有空隙的、独立的,它们可以相互结合尘化为万物,但其本身又是不变的。在普罗泰戈拉看来,生活在民主制社会中的每一个自山民,都是一个小“原子”,它有自身的独立性,自满自足,恬然自得,它拥有自己的全部独立性与别人发生关系,相互结合成为城邦。城邦人民之间周然需要协商,以便结合成为统一体,但在这个统一体中,每一个公民又是自由的,仍然不失去“原子”的独立性。它们无懈可击,每由一个人的意见都是真理,不仅应该容许发表。而且应该容许倾听和对待。这样一种“封闭的原子”各行其是,当然会发尘“碰撞”,万物正是在原子的旋涡碰击中变化生长。

“原子”有大小、轻重、人亦有强大、弱小。无论大小仍然为原子,无论强弱仍然是“人”。原子的结合形成万物,人的结合形成社会:原子的规律运动形成自然的规律运动,人的规律活动形成社会的活动规律。两者是多么的契合和相似!古人的思考已无从考据。然而从哲学的逻辑推演中不难发现,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下是原子论哲学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发展应用。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本质差异,比如普罗泰戈拉命题所表达的个体性原则就不是原子论的自然演绎,而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产物。但就其人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来说,普罗泰戈拉的思想是深受原子论影响的。

三、人的自觉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内在逻辑

“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永恒话题。然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却经历了漫长的里程。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时候,其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缺乏自我意识,从而也就没有对象意识。人和自然界的观念是混沌一片的。由于人的生存完全依附自然的恩赐,并且对自然的力量产生畏惧,因而,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则是巫术意识。受巫术观念的支配。人类常把主体需要与客体特性混淆在一起,不能区分主体和客体。常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他们以主观与客观范畴的同一为核心。展开了其他同一性范畴,把异己的、孤立分散的现象世界整合为一,同化于神,这就产生了史前神话。

神话中的世界。一方面是力量无比的神所主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进行有声有色的斗争的世界。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弱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对自我主体和自

我价值的觉醒。在不断改造人类生存环境的劳动中,人类逐渐地感受到自身的智慧和力量的伟大。于是史前神话中的英雄主义和乐生主义诞生了——这是人本主义思想在史前神话中的初步萌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作为自然的附属品,其力量的单薄、对自然必然性的盲目敬畏和迷信,决定了人类思维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关注自然,使“自然哲学”首先突出出来,而人对自身的关怀亦在对自然的探讨中孕育和发展着。

较早的哲学家们还没有把社会人事当作与自然事物有区别的对象,他们朴素地信赖自然世界和自然次序的永恒存在与至高无上。虽然初期的哲学家们从神话转向自然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他们心中的“自然”还是混沌不分的。其中各个方面和要素只是在逐步分化着。

巴门尼德用逻辑的思维方式改造了原始朴素哲学,从此哲学开始学会要区分现象与本质。于是,哲学中的本题论产生了。人同自然的对立与分离开始以思维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这时的哲学仍未超出“自然”的范围。后来的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等通过研究认识问题触及到了人自身的性质,这些都是对人的能动性、人与自然的区别的新思维的反映。然而,只是到了普罗泰戈拉才真正地突破了“自然”的范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宣告了哲学新形态——人本主义——的诞生,它是古典时代希腊人历史主动性高度发展和人的自觉觉醒的表现和产物。自从人类接受了“自我意识”的洗礼,处身大宇宙的风景就一去不复返了。哲学从此走向了新的纪元。

四、颂扬人性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精神实质

在普罗泰戈拉以前甚至在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腊世界普遍将神看作是真假善恶的裁判者。就当时的思想斗争状况来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具有极大的启蒙意义。它体现了反对传统神学的倾向。普罗泰戈拉曾经这样写道:“至于神,我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这表明普罗泰戈拉看到:人虽然和动物都生活在自然界中。但人高于动物,因为人还同时生活在社会当中。在社会这个舞台上,神不是人的统治者和裁决者,究竟有没有神。神如何存在,人们还无法确定。

在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天地旱。惟有人才是一切的中心。人是一幕幕戏剧的制造者和演出者,又是最后的裁判员。人为自己制定习俗、法律、伦理规范和城邦生活准则来自我约束;人是主动的,是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修订者,因而惟有人才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加以褒贬。做出裁决。这样,以往的一切在拥有了自我意识并初步觉醒的希腊人面前就要重新加以审查了,以往的一切教义和准则都要在人的审判台前辩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资格有力量也有权力来评判现存的一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种把人作为价值和认识标杆的确立,以大无畏的反叛神学的精神,奏响了人性的赞歌,弘扬了主体的伟大精神,这正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精神实质所在。

五、相对主义感觉论是普罗泰戈拉命题在认识论上的明显特征

普罗泰戈拉完成了从恩培多克勒开始的感觉主义,把它推到了一个顶点,并把其中的相对主义大大发展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在认识论上的应用就是普罗泰戈拉所说的“感觉即知识”。他把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作为判定事物存在及性质的标准。普罗泰戈拉看到可感事物的性质同主体感觉有密切关系,看到事物的相对性。这无疑是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恰如黑格尔所说的,他是“一位深刻的彻底的思想家。”但是,作为真理的标准,感觉是不可靠的,它不仅是认识的最初阶段。而且具有个体性。必然随主体和时间而变化,导致是非不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从这方面说。这一命题是错误的。然而联系哲学发展的历史,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感觉论则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种感觉论的提出正是针对巴门尼德抽象的绝对主义存在论的。存在的事物必然是可感的事物。对于抽象的“本质”存在只能存疑,不能承认。这是普罗泰戈拉感觉主义的主旨所在。对于这一点。我想过分地指责普罗泰戈拉就不正确了。因为问题往往是在一个观点发展到顶点时。才会暴露其内在的缺陷。当普罗泰戈拉把感觉的意义明白地概括并加以绝对地强调时。感觉本身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方面才充分展示出来。它在反对巴门尼德时是正确的,但又是片面的。认识的真理性本不在认识的范围内。所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是正确的。——这些复杂的问题直到近代乃至今天仍然为人们所反复争论着。因此,我们不应该也决不能强求于古人。

尽管“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具有相对主义感觉论的色彩,但从认识论的发展来看。这一命题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简单地否定的。它是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把感觉中的主观性、相对性方面暴露出来,给后人提出了思考批判的新题目。近代哲学不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中丰富和发展的吗?

六、开辟人本主义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意义所在

“人是万物的尺度”从社会历史观来说就是把人看作是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神的中心,用人的利益、需要和体验来解释人们的社会活动。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希腊哲学走上了入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是人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下的第一次觉醒。它开辟了人对自己本质的考察。在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所以有人称普罗泰戈拉为“人本主义的先驱”、“古希腊时期的启蒙者”。

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把“人是什么”的问题提到了人类恩维的日程表上,“人”这个客观存在从此进入认识领域,成为主体的“人”所要认知的客体。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伦理规范等也进人了认识范畴,人们从此意识到了自己是社会活动的主人,奴隶和自由的主宰再也无须幼稚地托付给神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浓缩了政治、伦理、法律、哲学等一切人文思想。它冲破了传统宗教的束缚。为人们积极干预尘活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所以,黑格尔认为,从普罗泰戈拉开始,人类进入了“自我反思”的阶段。作为哲学链条上的一个关节点。这一命题为人类思维之树的分枝、发芽、成长、繁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为在近代启蒙运动中所倡导的自然神论、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等人本主义思潮提供了依据,打开了闸门。于是。一个关于“人”的真理探讨过程便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作者: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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