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的案件

疑罪从无的案件（精选4篇）

篇1：疑罪从无的案件

《无罪谋杀》与疑罪从无

（一）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

（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

（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

（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

（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

（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

（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

（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

（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

篇2：贯彻疑罪从无, 推进司法公正

关键词：疑罪从无,保障人权,司法公正,审判中心,证据裁判

1996 年, 18 岁的呼格吉勒图被冤杀。2014 年12 月, 内蒙高院正式裁定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尽管正义迟来, 但冤案得以昭雪。虽说古今中外, 冤案在所难免, 但相对而言, 我国过去数十年, 重大冤案还是显得多了一些。还有同样因 “真凶浮现” 而获昭雪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 这些案件轰动全国, 被媒体广为报道, 被公众所熟知。冤案的发生意味着一个守法公民有可能无故 “被”成为一起凶案的罪犯, 并最终被 “依法”判处死刑, 身负恶名而丢掉性命。

反思冤案的发生, 学界、媒体和实务部门都不约而同达成共识, 认为是 “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指出: 要 “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的 《决定》为防范冤案的发生, 维护司法公正创造了合适的政法环境, 这也让 “如何防范冤假错案, 落实疑罪从无, 维护司法公正”这一沉重的话题再次进入我们讨论的视野。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含义和适用

何为疑罪? 我国立法上未明确疑罪的概念, 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而言, 疑罪是指已经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人有重大犯罪嫌疑, 但全案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尚不能确认被告人就是真正的罪犯。何为疑罪从无原则? 概括而言, 疑罪从无原则, 就是对刑事司法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当发现因证据和其他条件不足, 既不能排除其犯罪嫌疑又不能证明其有罪的两难情况下, 从法律上推定为无罪的一种处理方式。疑罪从无原则, 是现代刑事司法中 “有利于被告” 思想的体现, 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 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疑罪从无原则体现了罪刑法定和证据至上的法律精神。疑罪从无原则在具体法律适用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法律条文和相关政策对 “疑罪从无” 原则的体现和规定

1996 年,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该法第十二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第一百六十二条则规定: “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做出证据不足, 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012 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继续保留了这两项规定, 同时明确规定了控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增加规定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原则, 从而更加全面准确的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2013 年8 月, 中央政法委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台了 《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 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 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 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不能降格做出 “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 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 应当在量刑时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的压力, 做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疑罪从无原则是有法可依的, 这就为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提供了法律基础。

2. 刑事诉讼程序不同阶段对 “疑罪从无” 原则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安机关是案件的侦查机关, 检察院是批捕、公诉机关, 法院是审判机关。一个刑事案件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诉讼阶段, 每个阶段都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该撤案的撤案, 该放人的放人; 检察机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坚决不批捕、不起诉; 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 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坚决按无罪判处, 不能按 “疑罪从轻”、 “疑罪从挂”处理。法院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院的审判阶段是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主要和典型阶段, 审判阶段对疑罪从无原则的运用最为明显和深入。2015 年2 月最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要求: “法院要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 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

3. 证据不足是 “疑罪从无” 原则的核心特征和判断标准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必须达到 “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否则, 只能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疑罪”之所以要 “从无”, 就是因为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 无法达到 “排除合理怀疑” 的证明标准。为了防止和杜绝一切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 为了防止伤害无辜, 就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利的结论。

二、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的现实意义

1.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客观要求

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灵魂、判断法律善恶的尺度和标准, 又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价值理念与政治道德观念。我国法律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明确规定。2004 年, “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 这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是我国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一个法律概念。2012 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二条, 这既是人文主义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基本体现, 也符合文明司法的现代诉讼理念。

新 《刑事诉讼法》从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相比旧刑诉法, 新的刑诉法彰显了我国着力加强人权保障的立法宗旨, 体现了刑事法律精神追求 “惩治犯罪” 与 “保障人权”相平衡的价值取向。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阐述这一理念时曾言: 任何时候我们决不能为了打击犯罪而忽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决不能以牺牲对人权的保障为代价, 去片面追求惩罚犯罪, 甚至导致错判无辜, 出现冤假错案。

2. 杜绝冤假错案发生的客观要求

“呼格吉勒图冤杀案”之所以轰动全国, 是因为其办案过程及后续的情节在令人匪夷所思的同时, 更让人心有余悸、不寒而栗。1996 年4 月9 日晚, 听到附近公厕女子的呼救声后, 本是见义勇为、出手救人且及时报警的内蒙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毛纺厂职工呼格吉勒图, 却被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局长的冯志明认定为杀人凶手。仅仅61 天后, 法院在没有充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 便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 并予以立即执行。梳理呼格吉勒图案等几个轰动全国的冤案, 都可以看出, 案件存在着证据欠缺或证据之间无法认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的现象, 对这些疑案的裁定本应本着疑罪从无的理念, 但当时司法实践中 “命案必破” “诉必有罪” 的有罪推定和宁枉勿纵理念促使疑案办成了冤案。

疑罪从无并不是最理想的诉讼制度。疑罪从无最大的风险就是有可能放走了一个坏人, 而疑罪从有的最大后果就是有可能抓错了一个好人, 应当说, 两种结果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但在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 就要权衡哪种结果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家弘教授在谈到此问题时指出: “宁可错放, 不可错判。错放可能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 而错判不仅冤枉了一个好人, 还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 社会成本上的差异不言自明。”活生生的冤案错案一再告诫我们, 在现代法治条件下, 对疑案采取从无处理, 虽不是最佳的选择, 但也的确是唯一可取的办法。疑罪从无是杜绝冤假错案和促进刑事法治发展的坚定规则。

3. 顺应刑事责任证明理论的客观要求

疑罪从无原则蕴含着一种 “有利于被告人” 的人权保障理念, 这种 “有利于被告人”的理念反映到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上则表现为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从举证责任来看, 如果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即在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的情况下 ( 此时可视为一种疑罪状况) , 则判定被告人有罪, 这在一定意义上, 只不过是疑罪从有的另一表达方式。

因而刑诉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在司法机关, 这与疑罪从无的规定保持了逻辑上的统一。控方举证责任是指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 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是由检察人员承担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9 条规定: “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 应当进行侦查, 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第137 条第 ( 一) 项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理案件的时候, 必须查明 “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第140 条第2 款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 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也可以自行侦查。”这些规定都说明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国家司法机关而不在被告人。如果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势必又要走回有罪推定的老路, 同时也会导致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进一步滋生和蔓延。由此而言, 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就成了无罪推定的一个当然原则。

三、“疑罪从无”原则难以实施的原因

1. “有罪推定” 的思维定式

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出现, 并不是国家的法治出了毛病, 而是司法人员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办事的结果。在1996 年3 月17 日, 当时全国两会通过的1996 年刑事诉讼法162条第3 款规定: “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由此确立了我国处理疑案时 “疑罪从无”的标准。1996 年刑事诉讼法确定了疑罪从无标准后, 一些法官的思维方式已从首先考虑如何给被告人定罪转变为首先考虑其是否可能无罪, 但总体来说, 长期存留的 “疑罪从有”的思维定式, 仍在以巨大的惯性左右司法人员的办案观念。

“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 造成呼格吉勒图等冤案中司法机关先入为主地把犯罪嫌疑人视为确定意义上的 “罪犯”, 由此出现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公检法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 致使案件的疑点被忽视, 本应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道道程序防线纷纷失手, 最终酿成错案。

2. 行政化的案件评估指标作祟

在2004 年11 月公安部南京会议 ( 全国侦破命案工作会议) 上, 公安部认可了此前湖北、河南等地所作的尝试, 正式提出“命案必破”口号。“命案必破”, 给各级刑侦部门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它们必须完成规定的指标, 达标者会立功获奖, 不达标就会受到惩罚。破案率的高低成为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它促使各级公安机关和刑侦部门的负责人与左邻右舍进行横向的比较, 或者与前任领导的成绩进行纵向的比较。如果完不成任务, 不仅奖金拿不到, 官帽也难保。在这种压力下, 为了确保达标, 自然要使出混身的解数, 甚至会逼出一些歪门邪道来。一旦将犯罪嫌疑人抓到后, 哪怕证据并不确实充分, 也要想方设法办成 “铁案”, 常见的提法是 “一定要撬开他的铁嘴”, 否则没有办法向上级交待。一旦犯罪嫌疑人承认了, 被害方的怒火也就平息了, 办案的干警能够立功受奖, 上下左右皆大欢喜。但这就容易诱发刑讯逼供, 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学术界对 “命案必破” 思想表示怀疑甚至反对, 认为这样的口号有违司法规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指出: “命案必破、有罪判决率、破案数等不合理的考评指标会使办案人员承受诸多有形或无形的压力, 会衍生出扭曲的司法政绩观。”

3. 刑事诉讼结构上的缺陷

依据 《刑诉法》第七条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但在司法实践中, 公、检、法三机关往往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 形成了强势侦查、优势公诉、弱势审判的失衡格局和从立案到审判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其中, 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 公诉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 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 “做饭、端饭与吃饭”, 通常是侦查机关 “做什么饭”———无论是否是夹生饭甚至有毒有害食品, 公诉机关就 “端什么饭”, 审判机关也就 “吃什么饭”。同西方国家的 “审判中心”构造相比, 我国的流水线模式属于典型的 “侦查中心”架构, 多数时候是由 “做饭的说了算”, 法院的司法审判功能和独立性被严重削弱, 起诉、诉讼阶段往往只是对前一阶段诉讼意见的确认。

公安机关有强大的政府作后盾, 具有强势地位, 而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 在刑事诉讼中一身二任, 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由于公安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部门有着共同的职责: 打击犯罪, 两机关的侦查、批捕与提起公诉关系非常紧密, 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 “利益共同体”。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也随之弱化, 所以一旦侦查权肆意横行, 得不到监督与制约, 出现错案在所难免。

4. “重口供轻实物” 的证据意识

每当一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时候, 每当发现一起刑事错案的时候, 基本上都能看见刑讯逼供的黑影。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 都是刑讯逼供所致。刑讯逼供误导了这些案件的根本走向,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犯罪行为等关键性问题造成了重大影响, 导致了致命的方向性错误, 直接酿成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证据上 “重口供轻实物”。口供长期以来被称为证据之王, 在各个朝代中, 如果没有被告的供认, 即使有其他证据, 也不能定案。现行刑诉法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虽已失去王者之尊的地位, 但它仍然属于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 依然具有法定的证明效力。在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往往在潜意识里先入为主地将犯罪嫌疑人视为确定意义上的犯罪分子, 往往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任务, 通过严刑拷打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然后再通过口供来获得其他证据, 通过其他证据来印证口供, 形成一个典型的 “由供到证” 的侦查模式, 这种侦查模式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证据基础很不扎实, 一旦翻供, 就形成了刑事错案冤案,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如何贯彻 “疑罪从无”

1. 严格贯彻疑罪从无思想

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 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毫无疑问, 包括 “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等法律精神同样必须首先被司法人员信仰, 才有真正实践的可能。刑事司法人员必须树立起疑罪从无的观念, 彻底抛弃或多或少残存的有罪推定思想, 将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确立为刑事诉讼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 依法保护公民的正当权利, 维护司法文明和理性的社会秩序。在出现了疑案的情形时, 应当严格依据证明标准, 坚持疑罪从无, 本着宁纵勿枉的精神, 对定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未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而不得疑罪从有, 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在具体方法上, 根据所处的诉讼阶段, 可以因案而异, 宣判无罪、撤回起诉、撤销案件都不失为落实疑罪从无的具体方式, 最终目的都是要让全社会感受到疑罪从无带来的公平正义, 感受到社会的安定有序。

司法界还要通过一个又一个案件的审判、一篇又一篇文章的阐释, 通过新闻媒介、微博等宣传平台引导全社会树立无罪推定的观念, 通过宣传, 告诉公众什么叫疑罪从无, 当出现疑案时为什么要疑罪从无。通过媒体和公众的良性互动, 引导公众理性客观地看待疑案, 为疑案处理提供有利条件和良好司法环境。

2. 科学制定案件评估考核指标

在司法实践中, 受制于各种限制性条件, 有些案件客观上就是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对于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顾现实, 盲目地要求 “限期破案”“命案必破”“诉必有罪”, 不切实际地下达破案率、有罪率等不科学、不合理的考评指标, 必定会使办案人员承受诸多有形或无形的压力, 导致民警受压力而刑讯逼供、办错案、办假案。实践中的不当做法和客观上的危害后果告诉我们, 司法工作的特殊性, 以及司法规律的客观性, 必然要在考核指标的设定上扣准司法脉搏, 否则无法促进司法公正。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司法改革的步伐在加快, 中央政法委已经要求各地政法机关对司法考评指标进行全面清理, 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指标, 最高法院也取消了法院系统的考核排名。各级司法机关应严格落实中央政法委的要求, 在制定司法评估指标时不盲目追求数字, 而更加强调司法理性和司法规律, 使评估指标既兼顾司法效率又兼顾司法公平。

3.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审判中心主义是指以审判为中心, 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 侦查、起诉、审判、执行) 都围绕审判而建构和展开, 审判对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做出裁决起决定性和最终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是法治国家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 审判中心主义在西方现代法治国家早已不是理论问题, 而是确确实实的刑事立法和司法现实。2013 年10 月,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11 点指出 “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 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 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 审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审判中心主义”思维的集中表达。2014 年10 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是对以审判为中心是法治国家诉讼制度基本特征的积极肯定。

法院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 最需要的是发挥好庭审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审判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庭审判是公正司法各项要求体现最为集中的环节, 是发现疑点、消除争议、查清真相的最好场合, 法庭审判最要做到的是 “监听则明”, 最需要防止的是 “偏信则暗”, 特别是要防止庭审 “走过场”, 将侦查起诉中带有明显追溯倾向的意见毫无障碍的转化为法院的有罪判决。

4. 贯彻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司法原则。它要求 “认定案件事实, 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这是为了防止司法裁判的任意性, 确保在事实前提和判决结论之间一定要有确证关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必须树立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的理念, 在两个方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 其一, 强调将证据作为事实认定的基础, 排斥主观臆断或者行政干预的事实认定方式。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 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 这是一个明确的刚性要求, 它维护了证据裁判原则。其二, 强调案件事实认定的根据, 必须是经过法庭举证、质证和认证后采纳的证据。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也必须遵循直接言词原则。直接原则要求法官直接开庭审理, 亲自审查判断证据, 不允许依据侦查案卷而作决定。这样做是便于法官 “察言观色” “听话听音”, 辨别证据真伪。言词原则要求, 法院只能依据开庭审理时的口头陈述和证言进行事实认定, 对侦查案卷记载的内容, 原则上不允许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四中全会 《决定》在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总体要求下, 特别强调了 “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目前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较低, 检控方主要以庭外陈述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辩护方无法对这些庭外陈述人进行质证, 导致辩护权难以得到完全发挥, 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遵循直接言词原则, 能够有效提升证人出庭率,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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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疑罪从无”

关键词：疑罪；无罪推定

我国对“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但近些年，立法机关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精神。该法第12条和第162条分别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除保留了前项规定，还规定了“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9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再次强调“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疑罪从无”之所以被再次强调，恰是因为其在践行过程中的不尽如人意。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阻力，主要表现在追求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上的失衡。如过分算计司法成本、命案必破等绩效观念。刑侦审讯中对口供的过分倚重，也留下了漏洞1。从而导致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有些后果无法弥补。因此，让“疑罪从无”落到实处，刻不容缓。

一、“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司法民主的必然要求

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行司法民主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该法的任务之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进一步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去片面追求惩罚犯罪，甚至刑讯逼供，这必将造成冤假错案。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疑罪从无”，才能落实保障人权，实现司法民主，提高案件质量，避免悲剧的发生。

二、“疑罪从无”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增强司法人员工作责任心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还包括“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疑罪从无”对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作用是直观的、明显的。但它的适用在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事实上有罪的人未能被追究，这在很多人看来，让一个具有“嫌疑”的人不受惩罚，显得不可思议，而对于司法人员来说，“疑罪从无”还会被视为伤及司法权威和效率。为了完成《刑事诉讼法》的前述任务和避免消极因素的产生，势必促使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自觉提高办案水平，不断增强工作责任心。而且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未实行“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因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侦察机关仍可进行案件调查，经重新调查收集的证据，足以对被释放着定罪量刑时，可以再次指控，犯罪者将依法得到惩处，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不但不会落空，反而高质量的完成。所以，不能片面地将之等同于放纵犯罪。

三、“疑罪从无”是社会秩序的保障

法的秩序价值就是要通过依法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来实现，从而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但是，我们在追求法的秩序价值的过程中，绝不能为所欲为，毫无节制的进行，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罪犯”同样属于公民的范畴，其合法权益当然在保护的范围内。我们不但要重视犯罪者是否得到追究和制裁，更要重视无辜者是否被冤枉，勒内·弗洛里奥说：“怀疑应该导致宣告无罪。因为，损毁一个无辜者的名誉，或者监禁一个无罪的人，要比释放一个罪犯更使人百倍地不安”，因此，我们应当看到，犯罪对社会秩序已经产生了破坏，但如果在证据不足仅凭怀疑的情况下，就定罪科刑，一旦伤及无辜，对秩序的伤害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样，谁能保证自己不招此横祸？“疑罪从无”虽然不能保证惩治每个坏人，但却能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因此，“疑罪从无”最终不仅带给我们公平正义，还将带来安定的秩序。

四、“疑罪从无”是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好选择

近些年，媒体猛料爆出，如：“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人神共愤的冤假错案。“呼格”一个侠肝义胆的蒙古青年，本是报案人，却被误判为凶手，仅在案发后61天就被判处极刑，后终因“真凶出现”才真相大白。而“佘祥林、赵作海杀人案”均因“亡者归来”使案情水落石出。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这些案件，当时均发现了疑点，但由于办案人在“疑罪从有”思想驱使下，盲目追求“办案效率”，最终酿成惨祸。实行“疑罪从无”可能发生“错放”，而实行“疑罪从有”则可能发生“错判”，无论是“错放”或者“错判”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可放掉可能的坏人，也不能冤枉真正的无辜。况且前述我们已经提到，“错放”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补救，但“错判”的后果却不同，司法的公信力遭到质疑。这因此“疑罪从无”是我们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好选择。

篇4：疑罪从无的案件

(一) “疑罪从无”的合理性

“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仅是司法审判过程中的指导性原则, 即使在刑事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曾说:“刑罚如两刃之剑, 用之不得其当, 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若是遵循“疑罪从有”的话, 则明显是对刑罚权的滥用, 更是对良好的社会法治秩序的破坏, 也影响了刑罚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 “疑罪从无”原则应运而生。贯彻“疑罪从无”,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确保司法机制的正常运行, 树立正面的国家司法队伍形像。

(二) “疑罪从无”的缺陷

没有任何一项司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 “疑罪从无”原则也一样。疑罪从无, 这就意味着只要存在疑点, 行为人就可以不受刑罚惩罚。那么,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该犯罪嫌疑人其实就是真正的罪犯,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案件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攻克的地方, 因此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犯罪人被宣告无罪释放, 同时也就将潜伏的危险源又放置于公众中。因此, 一个良好的“疑罪从无”的司法环境, 是公平和正义的, 但是与此同时, 也造成了犯罪人屡屡逃脱罪责, 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一) “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适用

这一原则表现为当事实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 宣告无罪;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存在疑问时, 认定轻罪;当事实在数罪与一罪之间存在疑问时, 裁定为一罪;就从重情节存在疑问时, 应当否认从重处罚。[1]

(二) “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必要性

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 其侦办能力和强制能力相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说都要强大得多, 其行政执行水平也远远高于被告人的抗辩能力和自我保护水平, 如果以国家公权力作为坚强后盾的司法机关尚不能获取足以定罪量刑的合法证据, 那作为普通民众的被告人又怎么能希冀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进行抗辩呢

以辛普森案为例, 正是由于严格遵循“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 即使辛普森的犯罪事实是多么充分, 法官也只能做出无罪判决。即便如此, 美国人却没有觉得遵循这一原则有什么不妥之处。

三、“疑罪从无”与“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比较分析

(一) 二者的契合性

“疑罪从无”强调的是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 推定被告人无罪。而“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则强调在刑事诉讼中遇到事实无法查清或查清事实所需成本过高的情况, 依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判决。

很显然, 二者在对待存疑案件时的态度都是倾向于判决无罪的, 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的。无论是由于疑罪从无而判决的黄静案还是由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而判决的世纪争产案, 无一不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 二者的背离点

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 对于所指控的罪名、罪行必须有相应的确凿证据予以证明, 如果无法提出相应证据, 或者提出的证据存在疑点, 不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 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这也即是说, 在适用这一原则中, 疑点证据并不能与无疑点证据相对抗, 即使有疑点证据的存在, 仍然能够将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

与此不同的是, 香港地区所适用的“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中, 疑点证据是能够与其他证据相抗衡的, 当案件确实存在疑点, 而起诉方又不能推翻这一疑点时, 则法院是不能判决当事人有罪的。

四、关于“疑罪从无”与“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几点建议

(一) 最大限度地防治侦查错误

解决侦查错误的问题, 要做到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何谓预防, 即将各种可能导致侦查错误发生的因素找出来, 并且扼杀在摇篮之中。预防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整治, 既然在预防阶段都没有找到某一侦查错误, 则表示该错误已经在司法工作中造成了问题, 而区别只在于时间的长短和危害的程度罢了。因此, 如何尽量做出补救就是之后工作的重点了。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侦查中心主义”盛行, 但是由“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是必然的。[3]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来实现这一转变呢这其中, 我们不得不强调法院所采纳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只有完全合乎法律规定的并且彼此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的证据才能够得以被法庭所接纳, 这样,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证据链的中断, 确保最后呈上法庭的证据是尽可能无瑕疵的。

(二) 坚决抵制“疑罪从有”的影响

案件审判阶段, 在看了公诉方呈交的起诉证据以后, 法官很难不被“疑罪从有”的固有观念所影响, 不自觉地站在有罪推定的那一方。也许, 对于侦查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法官也发现了疑点和不妥之处, 但是, 他们唯恐有漏网之鱼会给社会带来未知的危险, 因此对被告人就更加倾向于做出有罪判决。虽然, 我国也将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但实践中尚有差距。要靠刑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社会监督来消除有罪推定思想, 让无罪推定原则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才能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水平, 保护基本人权才不是一句空话。

(三) 保证司法的独立性

在佘祥林案中, 正是将案件提交到地方党委的主管部门——政法委员会进行协调定案, 才最终决定了佘祥林的命运。由于存在“政法委协调定案”的体制,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进程就受到了阻碍。没有独立的审判权, 又还怎么能谈得上审判公正呢。况且, 党的十五大早就提出了要推进司法改革, “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然而, 这一政策却没有足够落实。

因此, 切实维护司法机关独立性应当是我国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摘要：“疑罪从无”与“一点利益归于被告”从根源来说是一致的, 只是后者主要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经常被运用到。但是, 虽然二者同根同源, 在实际运用当中却有很大差别。本文通过对比香港地区的“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针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问题, 阐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疑罪从无,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无罪推定

参考文献

[1]张辉.案件存在疑问时应当有利于被告[J].北京西城年鉴, 2009.

[2]戴木耀.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J/OL].月未圆书斋:法律法规, 2008, 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