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案件（精选6篇）
篇1：刑民交叉案件
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
郭晶*
在检察机关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往往有必要析明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并将其作为认定案件刑事责任的前提或参考。在我国传统“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下，一般没有既存的已决民事裁判文书可作遵循。考虑到对后继民事审判的既判力影响，为了使刑事案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预断不过度限制后继民事审判的自由度,检察官如何才能较妥当地考量案件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并准确做出刑事定性呢?这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万某某诈骗案，既直观地反映了司法实践就此类问题的普遍处理方式，又表现出了既有诉讼顺序模式的局限，恰是此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典型。“先刑后民”的诉讼顺序，强行要求刑事诉讼发挥自身所不具备的民事法律关系认定功能，客观上扼杀了对较为复杂民事关系进行审慎考量与判断的可能性，难以避免武断的民事预断对后继民事审判的干扰，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基本案情]万某某，原系北京市J超市H品牌电视机促销员。2009年2月，万某某擅自使用替H公司收取的电视机货款七万二千元在河北省某地为自己购买住房。由于H公司促销员向客户销售电视机时是采取先收款后发货的交易方式，但公司库存管理却允许促销员先提货，后向公司付款的。于是，为避免货款亏空被H公司发现，万某某利用H公司货款收付的时间差，循环使用后一名客户订购电视机的货款贴补前一笔货款亏空，并每次都采取预提再后一批货物的方式向后一名客户发货。如此持续至2009年4月下旬，万某某收取客户尚某的七万二千元货款贴补前一笔货款亏空，但因“五一”期间货源紧张，万某某无法预提相应货物及时向尚某交货。为拖延时间以避免事情败露，万某某再次联系另一客户席某，主动向席某推销H品牌电视机，并从席某处收取货款五万元退还给尚某。之后，因货源紧张，万某某迟迟不能从H公司处预提货物按时交给席某，且尚余两万余元货款未退还给尚某，故两客户报案，至此案发。在向两名客户销售电视机过程中, 万某某利用促销员的身份，向客户与H公司隐瞒货款流向，使客户误以为货款已交给H公司,但事实上却由万某某中途截留。此外,案发地点为J超市,H公司与J超市为合作关系，J超市收银台代收款，后期由J超市帐户向H公司帐户转账货款。
下述两点案件事实需要特别注意：（1）客户席某向万某某交款是在J超市当*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1级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100871]
场进行，万某某在席某面前把收到的钱交给J超市收银台的出纳，并对席某说收银台已经收款。但对出纳所述的却是让其帮忙数钱。待席某离开后，万某某立即从收银台将货款取走。（2）万某某给尚某与席某开具的送货单实系J超市已废止使用的旧送货单，从而使两客户误以为自己的货款已经通过J超市交给了H公司。由于万某某出具的是废止的送货单，J超市没有相应记录，导致J超市与H公司长期无法发现万某某私收客户货款的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的处理有两个核心问题：（1）客户通过万某某向J超市款台交款，并收取超市提货单的行为是否已致涉案货款的货币财产权向J超市（H公司）转移，如何定性被告人万某某所侵犯涉案财产的实际权属？（2）被害人是H公司还是尚、席两客户的问题，直接影响定性万某某的行为是诈骗行为、职务侵占行为、抑或挪用资金行为。
针对上述问题，主要有三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案发于2009年4月，被害人是客户尚某与席某。万某某利用H公司促销员身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取虚构电视机交易事实、开具虚假提货单的方式，向客户尚某、席某骗取钱款，应认定为诈骗罪。第二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均认为本案实际案发于2009年2月，被害人是H公司。以此共识为基础，第二种意见认为，2009年2月之后，万某某采取的用新货款填补旧货款亏空的行为，仅是在掩饰之前的犯罪行为。万某某利用H公司促销员身份与客户尚某、席某协商，并在J超市款台佯装收款，且开具了过期J超市提货单，其行事方式已满足民事权利外观的构成要求，且H公司、J超市在人员管理、货款收付管理方面对客户存在过错。因此，应认定客户尚某、席某的货款交付行为具有转移货币财产权的民事效力，H公司与J超市应连带对尚、席两客户承担交付电视机或返还货款的债务。万某某本质上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H公司货款，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第三种意见认为，2009年2月之后，万某某利用私收货款方式填补在先货款亏空，仅是以后账补前帐的方式避免其私用公司货款的行为败露。虽有弄虚作假成分，但本质上属于循环挪用货款，其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明显。既未对H公司的账目与相关单据进行涂改，也未在帐面上掩盖其自身退还公司货款的义务，难以构成其对货款的侵吞。因此，万某某的行为是挪用资金行为而非职务侵占行为。且本案行为实际发生时间为2009年2月，案发时间为2009年4月，未满挪用资金罪犯罪构成中“三个月不归还”的法定要件。因此，万某某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也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应作无罪处理。
二、案情分析
本案在事实认定层面并无分歧，分歧产生于对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不同定性。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可归纳为三方:甲方万某某，乙方J超市和H公司，丙方客户尚某及席某。甲方在乙方不知情的前提下，代表乙方与丙方洽谈业务，并且超越自身职权收取了丙方的货款。而甲方与丙方之间所发生的交易行为，由于甲方的“后账补前帐”操作，亦难以为乙方所觉察。也就是说,万某某同时对乙方与丙方进行了欺诈，并且在欺诈过程中利用了自身作为H公司促销员的身份。
本案在刑事定性上的争议，根源于民事法律问题分歧。即,甲方代表乙方而与丙方进行的交易行为是否成立且具有民事效力？丙方交付货款的行为是否系对该合同的有效履行？乙方是否应当因甲方的缔约及丙方的付款而承担对丙方的合同义务？
(1)如果倾向于乙方对丙方不承担合同义务，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货款的行为仅发生于甲方与丙方之间，甲方行为不会导致乙方因被丙方主张相应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即，无法认定涉案钱款的权属已经转移给乙方，本案纯系发生于甲方与丙方之间的诈骗行为。
(2)反之，如果倾向于乙方对丙方承担合同义务，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货款的行为将导致乙方与丙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即可认定丙方交予甲方的货款，其权属实际已转移于乙方。本案系甲方对乙方所实施的职务侵占行为或者挪用资金行为，丙方则为甲方与乙方之外的第三方，无论甲方与乙方的纠纷最终如何解决，乙方都应当对丙方承担合同义务。
三、处理意见
本案初看系因民事争议而导致的刑事定性分歧，但审慎观之，此疑难的根源在于如何协调案件的民事处理和刑事处理，实质上是刑民交叉问题表层下的诉讼裁处问题。如要妥当处理该案，必须贯通刑事定性、民事考量以及诉讼裁处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在刑事定性层面，第三种意见认为万某某是挪用行为且不构成犯罪的主张不成立，可首先予以排除。
如前文分析，万某某所采取的行事方式，系采取虚开提货单的手段向乙方隐瞒其与丙方达成交易并收取货款的事实。因此，万某某的行为已使乙方丧失了依靠自身能力而获知万某某截留货款行为的可能性。即使事后万某某私人占有货款而不再交付公司，如无丙方举报，乙方也不会主动向万某某追索货款。由此可见，万某某对涉案货款的非法占有目的已非常明显,即使乙与丙之间交易行为的民事效力能够获得认可,也不可认定万某某是挪用行为，更不能据“三个月不归还”的要件而认定万某某无罪。因此,第三种意见不应采纳。
(二)就第一种意见和第二种意见之间的分歧，初看似存在于刑事定性层面，但其争议仅有深入到民事考量层面才能获得解决。
必须确定甲方代表乙方而与丙方形成的民事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借以判断丙方缴款行为是否为完备的合同履行行为，进一步才能辨明涉案钱款的货币财产权应归属于乙方或是丙方。针对该问题的民事评价，须考量一系列复杂因素，主要包括：
1、乙方的过错程度。乙方疏于对失效的提货单据进行销毁，导致甲方继续利用失效单据与丙方缔约。且在丙方交款过程中，乙方出纳的收款行为支持了甲方代表乙方缔约的权利外观，使丙方产生了合理信赖，促成了诈欺行为的成功；
2、万某某对乙方的隶属关系和乙方的内部情况。万某某隶属于H公司，H公司与J超市是合作关系。丙方信赖甲方而与甲方进行缔约，其缔约对象却是与甲方没有隶属关系的J超市。为此，需审慎分析H公司与J超市之间的合作关系，借以明悉双方的责任范围划分；
3、丙方的过错程度。甲方作为促销员，本没有收取货款的权利。丙方对于超市出货交易流程及促销员的职权范围没有最基本的了解，又或是为图折扣而降低对交易安全的防范意识，其既未与甲方签订正规的合同，也未审慎甄别甲方的缔约行为，而仅是据个人信赖就向甲方交钱，使自身陷入风险；
4、丙方两客户之间的交易情况不同，影响其民事评价。席某的货款是直接交付给J超市出纳人员的，并且出纳也当面“收款”了，因而席某的过错程度显然要比尚某轻。在民事考量层面，可能仅有席某的交易关系能获认可。在刑事定性层面则需考虑，针对席某的5万货款，万某某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针对未曾退还尚某的2万2千元货款，万某某则可能构成诈骗罪。
(三)在诉讼裁处层面，刑事诉讼受制于其功能上的局限，无法承担准确认定
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繁重任务。
1、刑事诉讼在诉讼规则、功能及结构上的限制，使其无法认定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以检察官与法官为诉讼主导的刑事诉讼程序虽有权进行民事
[1]事实的认定，但因其既缺乏本案中丙方或乙方（民事诉讼中原告）的积极作用，又无法统和关注本案中的三方关系，故无法运作民事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与举证规则，无法承担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认定任务；
2、在刑事定性层面的考量中，缺乏既存的已决民事裁判文书可作遵循或者参考。受制于我国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先刑后民”顺序模式，民事诉讼如遇相关刑事诉讼的同时进行，需要中止，等待刑事判决先行做出，或者在刑事判决审理过程中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2]；
3、如果依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存诉讼顺序模式过于高估刑事诉讼认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故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可提起范围划定得极为狭小，只有“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如本案情况，纯粹的侵财型犯罪，且涉案财产系现金，被害人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能依靠后继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端。
(四)刑事判决对后继民事审判的既判力影响，一方面使刑事案件的办理处处掣肘；另一方面，也难以消除对刑事判决后继民事审判的不当干扰。但若中止刑事诉讼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作为支持，却又存在诉讼操作上的多重障碍。
刑事诉讼的功能局限使其无法准确认定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刑事判决的民事预断却对后继民事审判存在既判力约束。在后继的民事诉讼中，即使存在与在先刑事判决不同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意见，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角度
[4]出发，也很难在民事诉讼判决中进行更改。因为如若推翻刑事诉讼判决的基础
事实认定，将会造成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矛盾，质疑既有刑事判决的权威性。就此问题，能否暂时中止刑事诉讼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做出呢？民事诉讼的诉讼中止事由包括“本案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5]但是类似规定并不见于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刑事诉讼中止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中止侦查[6]、审查起诉阶段的中止审查[7]和法庭审理阶段的中止审理[8]三种情形。但是，刑事诉讼中止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不在案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为适用前提，无法针对本案情况中止诉讼。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比较粗糙，刑事诉讼中止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应当如何变更，中止事由消失后应依据何种程序恢复审理，都缺乏相应规定。如果对案件贸然实施中止，亦有可能存在超期羁押的风险。
上述就案件刑事定性、民事考量和诉讼裁处三个层面的四方面分析，已揭示出检察机关在本案办理中所遭遇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既存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作为参考，也无法中止诉讼而等待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先行厘定。因此，审查起诉阶段无论倾向于第一种意见、还是第二种意见，即使事后被刑事判决肯认了，其所附随的民事权利义务预断也均具有武断性，难言公正。然而，受“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之制约，无论该种预断存在多大程度的不准确性，此民事预断所衍生出的刑事定性如获判决之认可，那么该预断在后继民事诉讼中一般均将获得遵
[9]行。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检察官受制于公诉人地位，其起诉意见必须在刑事诉讼中寻求审判机关的支持。若认定乙、丙两方成立合同关系而追诉甲方职务侵占罪的话，如上所述，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缺乏既存民事裁判的支持，审判机关受制于刑事诉讼功能上的局限也难以对较为复杂的民事诉讼关系做出认定[10]，故而检察机关的该种意见将面临巨大的证明困难与诉讼风险。受制于现
状，检察机关不得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需要借助民事诉讼功能才能查清的问题一概摒除。就基础民事关系做出最为简单明了的认定结论，并据此选择适用罪名，以期最大程度规避诉讼风险。因此，在该种情况下，选择不认定乙、丙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支持第一种处理意见而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更具可行性。据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先刑后民”顺序模式，试图借助刑事诉讼以实现民事诉讼效果，本质上是强行要求刑事诉讼发挥自身所不具备的功能。但这种理想化的预期，在司法实务中却是无法实现的。其所引发的诉讼裁处疑难，致使本案在民事考量和刑事定性层面的争议均难获解决。为规避刑事诉讼的功能缺失，检察机关不得不对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做出消极的简单化评价，被迫采纳第一种处理意见而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
四、后继情况
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被告人万某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初步审理，初始意见倾向于万某某构成挪用资金行为。经进一步审理以及对检察机关起诉意见的审慎探讨，法院最终采纳起诉意见，判决被告人万某某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万某某未提起上诉。刑事判决做出后，因万某某唯一可执行财产系位于河北省的住房，跨省执行难度较大，被害人经济损失难以获得追缴。后被害人席某提起民事诉讼，状告J超市，诉请J超市履行合同义务。J超市提出万某某系H公司员工，其私人行为J超市不负责任。且案件刑事判决的财产追缴部分执行不力，相关民事主体财产责任范围亦难以确定。民事诉讼审理因之陷入胶着状态，后被害人席某撤诉，经济损失未能获偿。
五、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评价
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简单化评价并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的处理方式，扼杀了对较为复杂民事关系进行审慎考量和判断的可能性，系受制于“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而做出的次优选择。该种处理方式的合法性虽无可争议，但因其考量取向并不是实现刑民法律定性的衔接与协调，而是追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诉讼风险。故而，该种处理意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值得商榷。
第一、在法律效果方面，该种处理意见限制了后继民事审理的自由度，使民事法庭陷入要么放弃进一步举证而遵从该种民事预断，要么颠覆在先民事预断的两难境地。如果倾向于后一种方式而对刑事判决预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的话，那么将意味着动摇在先刑事判决的基础事实关系认定，导致在先刑事判决陷入“事实认定不清”的窘境。
第二、在社会效果方面，该种处理方式使各方当事人失去了积极举证以厘清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机会，尤其是使被害人丧失了一个获得充分救济的途径。如上所述，万某某是经济实力单薄的个人，而无论H公司还是J超市都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与J超市合同关系成立的话，被害人得以直接向企业主张合同义务，这将比依靠刑事追缴而向万某某追讨损失更有保障。
注释:
[1]参见《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知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钾被告人的财产”。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
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2]参见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53条和第54条(即1979年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则为第77条、第78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
[6]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41条。
[7]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73条。
[8]参见《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1条。
[9]后审法院要冒着丧失司法统一性的风险，才会做出与刑事认定完全不同的事实认定，而这是极其少见的。
[10]否则有可能无法获得后继民事裁判的一致评价。
篇2：刑民交叉案件
江伟 林辛建 孙燕
2012-09-13 09:44:24
来源：《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诈骗类犯罪[1]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其与盗窃罪、抢劫罪一起，构成了最为普遍的侵犯财产型案件。尽管数量上诈骗犯罪要少于盗窃、抢劫犯罪，但是相对于盗窃罪、抢劫罪这两种手段简单的传统犯罪而言，诈骗犯罪具有手段隐蔽、犯罪对象多样化、犯罪数额大的特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以下简称“我庭”）处理的案件中，诈骗犯罪也是出现疑难问题频率最高的犯罪类型。
近年来，我庭在审理诈骗类案件时，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处理涉及刑事、民事法律关系的交叉。这些刑民交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对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存在于案件审理的诉讼程序中，还存在于赃款、赃物追缴、发还等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我们虽然进行过个案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尚未系统地进行过研究和总结，因此，本调研希望能够对诈骗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此类问题进行分析，并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诈骗类案件的审理质量。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
2005年至2007年我庭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数分别为916、1017、1030件，其中诈骗类案件数量分别为138、148、174件，分别占当年案件总数的比例为15％、14．6％、16．9％。月年来，诈骗类案件数量增长了26％，而我庭所有刑事案件数量增长为14％，诈骗类案件数量的增幅远远高于所有刑事案件的增长幅度，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可以预测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持续。
另外，诈骗类案件的案值非常巨大，牵涉的受害人等社会因素众多，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从我庭近3年的数据看，诈骗类案件案值的平均数都超过了5亿元。部分案件如集资诈骗、车贷诈骗等受害人、利益相关人动辄上千人，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大量的涉诉信访。如此重要的社会影响因素也是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诈骗类案件的客观原因。
（二）诈骗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近年来，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大量的诈骗类案件的审理工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诈骗类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现象。这些交叉和牵连使得刑事法官们在选择程序、认定犯罪甚至处理赃款、物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对这种现实问题我们缺乏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区分诈骗类犯罪行为和民事欺诈等非罪行为；二是在刑事、民事就同一事实进行处理时，如何在程序上避免刑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在案件的具体问题处理上，例如赃款、物的处理时面临的“善意取得”问题等，如何与民事法律规定协调一致，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民事权利。第一个方面实属实体性的刑法适用问题，由于学界对此有较多的讨论，也限于篇幅，对此问题本文暂不涉及，而着重讨论后两个程序性问题。
二、诈骗类案件程序性刑民交叉的司法处理
在案件审理程序上就同一法律事实出现的刑民交叉现象实际上是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交错。而产生这种交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案标准不同；二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立案以后的处理方式也完全不同。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妥善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就是要协调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立案等一系列诉讼程序，进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同时避免刑民之间产生相矛盾的结果，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一）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依据及司法实践
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下几个司法解释。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是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上五个司法解释即是目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在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时当然也应予以遵循。但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以上几个司法解释明显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1．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司法处理方式。对于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应该“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上述五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从前四个司法解释来看，在强调“先刑后民”的同时，也强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刑民并行”，虽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但在第五个司法解释中，则片面强调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与前四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2．部分条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强。在“先刑后民”时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是驳回起诉、不予受理还是终结诉讼，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这类案件法律文书的体例、格式也都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3．部分规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释架空或否定。《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赋予了诈骗类案件受害人以选择权：或者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待刑事诉讼处理以后单独进行民事诉讼。[2]而在其之后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不得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只能由受害人在人民法院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实际上新的司法解释已改变了先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将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给受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形，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之外。
（二）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处理方式的构建
依据目前的司法解释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的程序问题，所以在实践中应仔细分析，区别对待。
1．刑事立案与民事立案的关系
刑事立案不能成为民事不立案的借口，这种做法与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侵犯了民事主体的民事诉权。民商事案件即使涉及诈骗类刑事案件，但只要它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民事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法院就应立案并进行实体审理，不能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不予受理。反之，民事案件已经立案的，也不应当影响就同一事实的刑事案件的立案。原则上，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的相关规定，有诈骗的犯罪事实发生，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当立案。《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至13条的规定也间接认可了这样的观点：“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做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
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1）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2）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2．刑事案件审理与民事案件审理的关系
（1）“先刑后民”的适用标准
在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就同一事实立案以后，各自进行审理是否并行不悖呢？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秩序的维护，民事诉讼体现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二者在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只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但是出于效率和实践的考虑，在部分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刑事案件审理结果的情形时，民事案件就须等待刑事案件有了明确的处理结果后再进行审理，即先刑后民。根据《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先刑后民”原则的标准是刑事犯罪与民事责任是否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应当理解为“先刑后民”取决于涉嫌刑事犯罪与民商事纠纷的关联性质和程度。只有在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前提下，才应当优先处理刑事案件，然后再处理民事纠纷。[3]即应当以刑事案件的判决会影响到民事责任的承担为适用“先刑后民”的标准。[4]
（2）“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例外
有规则必有例外。绝对的“先刑后民”处理方式不可避免要遇到一些难题：其一，因《刑事诉讼法》未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民事诉讼是否就无限期的中止？其二，在一些民事诉讼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但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5]
我们认为，为了解决“先刑后民”处理方式面临的难题，应当确立“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若干例外。
例外一：在刑事案件不能短时间内结束，甚至长期停留于侦查阶段，无法破案的情况下，一味地中止民事案件，等待刑事结果，客观上将导致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被无限期搁置。因此，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刑事案件侦查结果虽然可能会影响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但刑事程序在一定期限内无法进行下去的案件，也可以根据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规则认定事实，做出判决。[6]
例外二：当民事案件的继续审理，有利于防止某些机关或企业恶意利用“先刑后民”、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时，不宜中止民事案件的继续审理。[7]有学者就认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基本结束，只剩下合议庭合议和民事判决的制作与宣判时，不宜中止民事诉讼程序，这样既可以防止某些机关或企业恶意利用“先刑后民”，也可以避免完全浪费业已进行的民事审判工作。[8]
（3）对“先刑后民”的制约、救济
确实需要“先刑后民”的案件可以大致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案件有犯罪嫌疑需要“先刑后民”而中止案件审理，向有关机关移送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以后发现刑事案件也已立案，案件需要“先刑后民”而中止案件审理。
不管是哪种情况，实际上都涉及到法官对案件是否属于“先刑后民”的裁量权问题，此时，法官实际上是根据其掌握的事实和证据作出的阶段性的判断，其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排除法官因为认识有偏差或掌握的事实不全面而导致的错误中止审理的情况。而且法官的裁量直接关系到案件是否能够继续审理，此时，法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一定的制约法官自由裁量的机制，同时赋予因此权利受到影响的当事人一定的救济手段。
此外，特别是人民法院向有关机关移送案件时，可能会存在由于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嫌疑认识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人民法院认为涉嫌经济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却认为不构成犯罪而不予立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妥善处理，避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建议完善“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程序，加强对之的监督、制约：规定人民法院对案件是否属于“先刑后民”的审查期限；建立制约监督机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审查结果享有申请复查权，增加审查的透明度，可以采用听证的方式，在经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参加下进行审查；当事人对法院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上诉。[9]
（4）刑民判决矛盾、冲突的处理
在处理刑民交叉的诈骗类案件时，常常会遇到就同一事实民事判决已经作出并生效而刑事案件仍在审理的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由于民事判决的执行不力，被害人希望借助刑事程序向被告人施压；也可能是侦查、起诉过程中没有查明就该事实已经有生效判决。但是不论是何种原因，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此时，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对先前的民事判决应如何处理？
对此，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之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在先的民事判决；二是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7项或第11项作出补正裁定，建立修正判决的裁定制度，以维护司法统一和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免受讼累。
我们赞成第一种处理意见，因为民事裁定主要解决程序的问题。尽管对于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问题也可适用裁定，但都不涉及实体问题的最终处理。《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7项规定的裁定，也仅仅是适用于“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第11项规定的“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属于弹性规定，以适应民事诉讼中众多复杂程序问题的处理。这些规定主要适用于程序事项，而非像判决那样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在刑民判决冲突的情况下，需要撤销在先的生效民事判决，这显然涉及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最终处理。因此，以裁定的方式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显然不妥。而且，生效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不能随意撤销，若需撤销，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才有理有据。[10]
另外，如果是二审法院发现该情形也不宜发回重审，而应由二审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民事判决，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决。因为只要在一审时已经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也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发回重审的规定。同时，对于存在这种情况的案件，由二审法院进行处理而非发回重审，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将已进行的诉讼程序重新进行一遍，特别是诈骗类的刑民交叉案件的一审诉讼周期比较长，由二审法院对这种情况的案件直接进行处理还可以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案件久拖不决、被告人长期羁押。此外，从目前的司法体制来看，由上级法院来协调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也要比下级法院更容易些，这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三、诈骗类案件刑民交叉的其他具体问题
（一）脏款、物的追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诈骗类案件直接侵犯财产权利，而涉案财产往往与第三人的利益等方面紧密相关。故刑法规定的对涉案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必然涉及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对财、物的处分。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上的对财物（财产）的认识并不相同，这也直接影响到具体诉讼问题的解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涉案款物一般采取的强制措施包括没收、追缴、责令退赔。实践中对这三项措施的性质有所疑问。有人认为是实体性处分，有人认为是程序性处分，也有人认为是准刑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其性质的模糊性，难以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司法机关的没收程序该如何规范，被害人财产权益如何得以充分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何抗辩、救济渠道等问题都需要予以规范。其中刑民法律关系交叉表现的最为集中的即为刑事赃款、赃物追缴制度与民事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11]
善意取得是我国的民法制度，对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如1992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物能否判决追缴问题的电话答复》规定：“赃款赃物的追缴并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对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抵债的，均应顺着赃款赃物的流向一追到底，即使享有债权的人善意取得的赃款，也应追缴”。199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将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这就是对赃款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规定。在随后的几个法律文件中，隐约能够体现出赃款、物的追缴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12]
赃款、赃物应当追缴，这是我国《刑法》第64条的明确规定。面对赃款、物已经流转的情况，对于第三人恶意占有赃款、物的，无论是有偿占有还是无偿占有，都应无条件的追缴。这是维护公共秩序、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但是，善意取得人的民事权利也是需要保护的，因此，也不能一概否认赃款、物的追缴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目前有观点认为针对赃款、赃物的不同特性，对赃物追缴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对赃款追缴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赃物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利客体，更是司法机关查实犯罪的证据，这种双重特性要求对赃物应当一追到底。同时，赃物流转的特殊性，即物权的追及性以及转让人对赃物不具有处分权、不能形成合法有效的债，因此，通常情况下，善意取得制度不能阻却司法机关的追回赃物的活动。由于赃款本身的非特定性，使第三人在交易时难以辨别处分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如果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赃款性质，那么赃款的流转就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司法机关不宜再对赃款予以追回。应当说，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刑事判决的赃款、物处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执行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民事诉讼争议的财物与刑事诉讼中被侵犯的对象相同，两个诉讼又都在进行之中。民事诉讼中有财产保全的问题，刑事诉讼中有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此时不能笼统说刑事优先。实际上只能奉行时间优先原则，即谁先执行财产保全或查封、扣押、冻结以后，另一诉讼专门机关不得重复进行，待案件终结以后再行处理。
二是一个诉讼已经终结，另一个诉讼尚未终结，此时应当先执行确定判决。如果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刑事诉讼尚在进行之中，则先执行民事判决。即使民事判决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执行回转来救济。特别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又涉及到作为民事判决执行标的的款、物时，应当继续执行民事判决，不能“先刑后民”。这一方面是因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有罪判决确定以前，被告人应被视为无罪。与此相适应，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所应得到的财产也应被视为合法财产，而不能预断为赃款、赃物。另一方面，民事判决一经生效，具有执行力，除法律规定的特殊事由，不存在暂时停止的问题。在刑事判决生效以后，如果根据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在先作出的已生效民事判决确有错误，须经再审改判的。在此情形下，我认为，只要再审改判尚未确定，原民事判决仍应执行。但问题在于，有的案件执行以后，往往很难恢复原状，如拆除建筑物，从而使权利人遭受明显损失，这显然又不尽合理。在此情形下，可以考虑作出例外处理。此外，如果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只影响到部分民事判决，如民事案件中包含数个事实，仅有一个构成犯罪，此时，法院即使决定暂停执行，只能暂停受刑事判决影响的部分，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三是两个诉讼都终结了，针对同一财物，民事判决优先于刑事判决中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适用。[13]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1]诈骗类犯罪包括普通诈骗、合同作编和金融诈骗等犯罪。尽管后两者被规定在刑法第3章中，但是因为此类犯罪均侵犯了财产权利，同时具有相同的基本构造，且共同存在本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因此，将此类案件统一为诈骗类犯罪进行调研。
[2]曹守晔：“从先刑后民到刑民并用的嬗变”，载《法制日报》2006年3月6日第6版。
[3]胡建生：“‘先刑后民’不宜作为一项原则来强调”，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朱平：“关于‘先刑后民’原则若干问题研究”，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5]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6]刘建功：“刑民交叉案件若干提问问题研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12日第8版。宋晓明等：“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民刑交叉案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8月30日第12版。
[7]张明楷：“程序上的民刑关系”，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5月24日第9版。
[8]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9]同注[4]。
[10]同注[5]。
[11]民法上切断物权追及性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善意取得制度，如果受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并且已经支付了对价，受让人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被害人只能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善意取得制度侧重于保护善意受让人的权益，维护交易的安全性，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参见杨学耀、吴德伦：“善意取得制度与赃款赃物的追缴”，载《湖北高等教育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12]如《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以及《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篇3：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研究
一、刑民交叉的基本形态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刑民交叉”实质上是源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 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 从而造成实体法上的交叉。同时, 不同实体法又必然要求在程序上适用相对应的程序法, 从而又造成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交叉, 故该类刑民交叉案件有实体法上的交叉和程序法上的交叉。
(一) 实体法上刑民交叉的基本形态
1.按照民法规范的性质划分, 包括刑事犯罪与一般侵权行为的交叉, 刑事犯罪与民事违约行为的交叉, 刑事犯罪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交叉, 其存在的问题是在案件的处理上由刑法规范吸收民法规范, 还是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各自适用。
2.按照法律事实的数量划分, 包括单一法律事实引起的交叉, 复合法律事实引起的交叉, 其存在的问题是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不同法律关系在刑民定性问题上应单独定性还是分别定性。
3.按照法律关系的主体数量划分, 包括双方主体交叉, 多方主体交叉, 其存在的问题可以归属于上述问题一并解决。
(二) 程序法上刑民交叉的基本形态
1.依据刑民交叉案件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所处审判阶段的不同, 分为刑民审判程序交叉, 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交叉, 刑事追赃与民事执行程序交叉。
2.根据犯罪嫌疑发现时间的不同, 可将刑民交叉案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此类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并且同刑事案件一并解决, 其成立与解决都依附于刑事诉讼;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 将案件移送相关部门按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 依照“先刑后民”原则暂时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 待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继续民事诉讼的审理, 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先审理刑事部分, 再审理附带民事部分, 最后一并判决;三是民事诉讼完结后司法机关发现该案中包含的犯罪嫌疑, 而按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究的案件。[1]对于此类案件, 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的处理规定, 争议较多。
二、“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起源与弊端
纵观我国法制史, 封建社会时期律典的特点是以刑为主, 刑民不分, 以定罪判刑的刑事手段来调整绝大多数社会关系。即便有户婚田宅关系的规定, 也不是民事法律的规定, 而仅仅视为刑法的一个部分。随着社会进步, 刑法的调整范围逐步缩小, 民法的调整范围逐渐扩大。至19世纪清末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修律大臣考察了西方法律制度后, 参照西方法例来修改传统法律, 开启了刑民分家、重建司法等一系列操作, 传统的刑法方在多国法律的杂交中逐渐解体, 民法、刑法才实现分立。但我国古代“重刑轻民”“刑胜于民”的法律传统从观念上仍然对我国当代的立法和司法起着潜在的制约作用。
传统法学理论认为, 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之所以采取“先刑后民”, 主要基于两个理念:一是公权与私权并存时, 强调公权优于私权。当犯罪行为与民事侵权并存时, 立法者认为犯罪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侵犯, 即便是存在被害人的情形时, 也是认为是对整个社会的侵犯, 而非简单地对个人的侵犯。因此, 只有国家对该犯罪行为追究进入提起公诉阶段时, 才允许私人就其民事赔偿部分提出请求, 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二是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 强调效率优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立法者关注的是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 因此强调简化诉讼程序, 节省人力、物力, 强调及时有效地处理案件。所以民事诉讼要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进行。①
正因为如此, 长期以来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先刑后民”被执法机关奉为一项解决刑民冲突问题的基本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无限扩大。这种将“先刑后民”视为司法原则而不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做法, 产生了各种负面现象。“先刑后民”适用的扩大化主要会带来很多弊端。
(一) 滥用规则恶意拖延乃至规避民事审判
首先, 实践中有很多当事人罔顾司法制度的严肃性, 利用“先刑后民”原则恶意规避民事审判的现象。例如: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犯罪嫌疑的假相, 将普通的民事案件转化为刑民交叉案件, 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中止正在进行的民事案件, 从而达到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的目的。②这种“以刑止民”的做法正是利用了法律在细节规定上的空隙, 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 而且如果出现错案造成被害人的损失司法机关还将面临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其次, 为了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 个别地方公安机关在当事人的要求或在利益的驱使下, 以“先刑后民”为由越权干涉经济纠纷, 将本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纠纷、债务纠纷立为诈骗案件, 为一方当事人追债讨款, 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诈骗案件的界限, 谋求私利。
(二) 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
刑事诉讼中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 那么刑事审判程序就无法进行, 这必然阻碍民事诉讼的启动, 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将遥不可及。据有关部门统计, 我国每年的刑事破案率约为60%, 有相当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长期未被抓获。按照现行“先刑后民”的规定, 只要犯罪嫌疑人未被抓获, 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就无法立案, 被害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同时在刑事审判实务中长期存在强调对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 忽视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和执行兑现的倾向, 有些法院以对被告人苛以刑罚为由而拒绝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有些法院则以被告人满足被害人提出的民事损害赔偿要求为量刑情节而减轻被告的刑罚。不论前者的以刑罚代替损害赔偿, 还是后者的以赔偿折抵刑罚, 这都让犯罪分子以人身自由换取经济暴利成为可能, 使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大大削弱, 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成为一纸空文。
(三) 浪费司法资源和降低诉讼效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时反而程序繁复, 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诉讼参与人往往有双重身份, 具有多种职责, 再加上庭审程序、调查重点、认证规则等的不同, 很容易产生角色混乱、条理不清、重点模糊的局面, 增加庭审难度。[2]且往往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短期内难以确定, 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因素会拖延案件的审理, 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 在刑事部分先审判以后, 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民事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 必然会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和诉讼效率的降低。
(四) 使裁判的既判力产生困境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 经常出现同一法律事实不构成犯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但构成民事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这是由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证据规则上的差异造成的。“证据确实、充分”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必须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而“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优势证据, 刑事诉讼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高于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却不能适用民事诉讼中的推定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 并不当然影响被告人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构成民事侵权, 并承担民事责任的后果。这就势必会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间产生判决上的冲突。
(五) 违背民事赔偿优先和债权优先原则
《刑法》第36条、《公司法》第215条及《证券法》第207条均规定了当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和刑罚中财产刑的执行发生冲突时, 应当优先满足民事赔偿责任, 由此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刑法》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 经债权人请求, 应当偿还。”由此确立了债权优先原则。“先刑后民”明显与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债权优先原则发生了矛盾。虽然为保障被害人民事权利的实现, 法院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可依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自然人被告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再缴纳罚金或没收全部财产, 但对于公司犯罪只能处以财产刑的情况却无明确规定。
(六) 违背诉讼的内在规律
从诉讼法律关系的实质来看,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本是互相独立、并列存在的, 并不涉及谁先谁后的问题, 而是由于不同的部门法对同一行为或社会关系进行规范, 随之产生责任竞合问题。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各自依据的部门法是并列的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部门法, 主要体现在:1.刑法是制裁犯罪行为的法律, 旨在预防和抑止犯罪, 故刑事责任是惩罚的承担, 而不是损失的赔偿。民法旨在解决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纠纷, 对私权利进行救济, 因而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责任。2.刑事责任的承担实行罪责自负的原则, 其他的任何没有参与犯罪的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民事诉讼责任的承担包括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3.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归责原则, 而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责任 (包括过错推定) 、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的归责原则。由此可见, 刑法与民法、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并列的部门法, 不存在适用上孰先孰后问题。故“先刑后民”绝对化违反了诉讼的内在规律。
(七) 部分类型案件无法适用
有的案件无法适用“先刑后民”, 如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犯罪必须是在实施了侵权行为基础上, 情节严重的才构成刑事犯罪, 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先认定民事责任是否成立成为必要条件。故只有适用先民后刑, 即先判断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再科以刑罚处罚才符合案件的特点和审判规律。再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 其中区分这两罪的关键在于确定林木的权属性质, 而确定林木的权属性质又是一个民事判断的问题。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样, 这类问题有很强的专业性, 即使不用考虑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审限的不同, 就是在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以及可采取的司法手段上, 也让刑事审判法官很难驾驭这类案件的处理, 难免会出现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的情况。上述列举的种种弊端使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先刑后民”能否作为一项司法原则产生了反思, 并进而对其能否作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惯性做法产生了质疑。
三、国外司法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考察
当前国外立法对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规定主要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类型的做法, 分别对应平行诉讼模式和附带诉讼模式。
(一) 平行诉讼模式
平行诉讼模式是指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 将民事问题交由民事诉讼解决。在英美法系国家,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严格分离, 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存在依附关系。被害人只能在刑事案件审结后, 才能依照民事程序, 提起因犯罪行为而追偿损失的赔偿之诉。[3]此种诉讼模式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典型案例如美国的世纪审判——O.J辛普森杀妻一案英美法系的刑事优先是建立于刑民分立基础上的时间优先模式, 同时兼顾刑事审判中对被害人的赔偿。
(二) 附带诉讼模式
附带诉讼模式是指在解决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时, 被害人可以选择刑事附带民事方式, 也可以单独以民事诉讼进行, 但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尚未宣判的, 民事诉讼应当延期审理。这种模式以法国为代表, 还有德国与意大利等。但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体现。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上, 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待刑事判决生效后移送民庭处理的方法。比如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366条规定, 刑庭认为刑事诉讼所取得的结果尚不足以据此对补偿要求做出可靠评判, 可通知民事原告人通过民庭解决, 而且对此不得提出申诉。第368条规定, 若对夺走的物品的所有权有争议难以证明, 也要通知当事人通过民庭来解决。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 如果民事诉讼会大大延缓刑事诉讼可转交民庭。罗马尼亚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 被害人可对刑庭终局判决尚未解决的民事诉讼或所发现的损失, 向民庭起诉。[4]我国台湾2002年“刑事诉讼法”第496条:“附带民事诉讼之审理, 应于审理刑事诉讼后行之。但审判长如认为适当者, 亦得同时调查”, 第504条规定:“法院认附带民事诉讼确系繁杂, 非经长久时日不能终结其审判者, 得以合议裁定移送该法院之民事庭”, 该“刑事诉讼法”不允许检察官参与附带民事诉讼。
(三) 经验的借鉴
从这些域外法的规定来看, 上述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平行模式的缺点在于对同一案件先后投入刑事司法资源和民事司法资源, 这在司法资源匮乏的国家是不可取的, 另外此模式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到补偿。附带诉讼模式的缺点在于程序的不确定性。但这两种模式的优点在于, 在贯彻刑事优先的同时考虑到了民事部分的公平处理。在刑民交叉案件中, 对刑事优先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作了一些适当的限制, 主要有:1.刑事诉讼是重要的, 民事诉讼不可以过分延缓刑事诉讼, 否则转交民庭。2.刑事诉讼的证据规格更高, 诉讼程序更严谨, 应与民事诉讼区别开来, 刑诉不直接对民诉有约束力。应当改变原来附带民诉中若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冲突一律适用前者的做法, 刑事案件之重要不等于滥用刑事法律。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若无法得到公正的民事审判, 则分离民诉而刑诉继续。4.刑事诉讼是全面保障当事人权利的, 附带民事诉讼同样有精神损害赔偿。[5]适度的刑事优先在实现打击犯罪、保证社会公共利益之同时, 兼顾到了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体现出实体刑法之谦抑和程序法上的权力约束与控制, 凸显了现代法治公平正义的精神, 是设立我国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值得借鉴的经验。
四、我国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目前有关刑民交叉案件的相关处理规定均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 其位阶较低。笔者认为, 对我国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完善必然应涉及到立法层面上的完善。该立法完善既应包含对法律规定的明确和细化, 也应包含着立法上的创新。
(一) 审理模式的立法细化
作为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这一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在法律层面上的细化, 笔者建议可将《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78条修改为:“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牵连的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 按照下列方式予以处理:1.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 刑事案件的审理终结后, 再审理民事案件。2.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 民事案件的审理终结后, 再审理刑事案件。3.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可以分别进行。”进行立法修改需要较严谨的程序和时间, 因此, 在进行立法修改之前, 可以先考虑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刑民交叉案件的适用证明标准和相关的程序问题 (包括起诉状的送达、答辩状的提交、举证期限、审理期限等) 做出明确规定, 改变目前只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 而应兼顾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 并适时的引用民事法律有关规定, 由此设立区别于刑事诉讼的特别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也不应是盲目保持一致, 可以在对刑事部分做出无罪判决的同时, 对民事部分做出赔偿损失的民事判决。[6]如:意大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民事部分并不完全依附于刑事部分, 刑事部分对民事部分只有指导作用。为了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民事证据的有效性, 若犯罪嫌疑人在逃, 被害人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 通过公告送达应诉通知等法律文书, 对民事诉讼请求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 可避免因刑事诉讼迟迟不能启动而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当然, 同时也应明确被告的反诉权。另外, 应当在实定法上允许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③以保证包括对刑事被害人精神创伤在内的全面保护。
(二) 赋予被害人选择权
我国有学者认为, 通过保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选择权, 可以逐渐使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转化为民事诉讼方式来加以解决。[7]笔者认为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允许受害人行使选择权, 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独立的民事诉讼, 对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权有如下意义:其一, 为提高诉讼效率, 降低被害人的诉讼成本, 允许被害人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救济。当民事诉讼过分延缓刑事诉讼时, 可将民事部分转交民庭或由原告另行起诉。在此情况下, 审判组织可以变更, 但要注重原来刑事诉讼的指导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若无法得到公正的民事审判, 建议公诉机关对民事部分撤诉 (在公诉机关进行公益的民事公诉时) 或者建议原告另行起诉, 法院裁定中止附带民诉, 从而分离民诉、继续刑诉, 保证刑民两诉都得到正确处理。④其二, 赋予被害人选择诉讼程序的权利。被害人在公诉程序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独立进行, 各自适用不同的证据制度, 避免由证据制度冲突而带来的判决矛盾。
作为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典型的法国, 强调附带民事诉讼并非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刑事诉讼可以附带、也可以不附带民事诉讼, 是否附带, 当事人享有选择权。按照该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和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如果受害人首先选择单独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则失去向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即法国人所说的一句格言:“途径一经选定, 不得折返”, 但当受害人首先选择刑事途径进行诉讼时, 由其做出的选择仍然可以撤销, 即有权转向民事法院进行单独的民事诉讼。在我国, 允许被害人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处理:一是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方式的, 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 法院一审判决之前提出, 当事人可以就民事赔偿问题先于刑事判决单独达成调解协议, 如达不成调解协议的, 民事判决须与刑事判决同时做出, 或后于刑事判决做出。另外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的诉讼请求, 仅限于赔偿损失, 而不包括返还财产;[8]二是被害人选择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 既可以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之前, 也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或者刑事审判之后向民事法庭提出, 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案条件进行审查, 如果决定受理的, 可以按照被害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证据规则依法判决, 没必要等到刑事案件的审理或审理终结以后;当然, 法院如果认为出现为审理民事案件所必要的情况时, 可以先中止民事程序, 待与此案有关的刑事诉讼审结后再继续进行。
在现行立法的框架下, 可确定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包括:1.一审法院只审理了刑事部分, 对民事赔偿请求未作处理;2.被害人在一审程序中未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而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的;3.刑事判决生效后被害人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的;4.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民事赔偿的数额不能弥补全部损失的;5.刑事部分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 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的;6.因精神损害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
在未来建立解决刑民冲突的机制, 完善相关立法时, 应当确保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 否则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规定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 既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 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 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以供当事人选择。同时改变目前刑事绝对优先的传统模式, 对下列情形应当允许另行起诉:1.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2.当事人的赔偿请求不单独针对被告人, 还有其他负纯粹民事责任的人;3.因犯罪行为遭重大经济损失, 民事权益急需救济的;4.单位犯罪造成损失的;5.其他与犯罪有关, 但不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结为依据的。6.赔偿没有满足实际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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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依赖破解
关键词：刑民交叉；刑事优先；民事优先；刑民并行
本文从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出发，从刑民交叉案件的界定及处理原则出发，细化到“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时的司法处理”这一更为具体而实际的命题，提出对刑民交叉案件应“具体情形具体分析”以及“刑事优先”应有限适用，这不仅能保护当事人的民商事合法权益，同时也能及时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最大限度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2000年7月20日，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以下简称丙代理处）与丁公司签订《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一份，约定：丙代理处卖给丁公司三年期国库券900万元，并于同年12月31日以1020万元价格回购上述国库券。该合同加盖圆形“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财务专用章”和经办人“张某”私章。同日，丁公司通过“A工厂”的银行账户，按合同约定向B银行甲市C支行“丙代理处”账户转账付购券款900万元。同月28日，丙代理处给丁公司出具《国债代保管凭证》一份，该代保管凭证仍加盖圆形“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财务专用章”和经办人“张某”私章。同年8月11日、12日，丙代理处将上述账户中的900万元以“购券”名义向戊公司汇付900万元。同年12月25日，丁公司向丙代理处催索将到期的回购款。丙代理处当天派人去B银行甲市C支行核查账户，发现该账户系凭圆形“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财务专用章”于2000年4月5日设立的一个存款账户。该国库券回购合同到期后，因催款未果，丁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返还购券款900万元、合同回购款90万元及逾期利息102万元并由乙证券部、丙代理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另查明，张某系丙代理处驻甲证券交易中心席位交易员。因另案涉嫌金融诈骗，于2002年3月10日被公安机关通缉。本案一审期间，甲市证券交易中心于2002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丙代理处在该中心预留的印鉴片，该片上预留的是“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业务专用章”和“葛某”私章。
再查明，2002年9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甲市分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银发〔1997〕243号）《关于清理规范财政系统证券机构的通知》精神，于2002年以文件形式撤销甲市乙证券部以及各区、县代理处，原甲市乙证券部的债权债务由甲市国债服务部承接，各区、县代理处未经甲市乙证券部委托而自行开展业务形成的债权债务，由各区、县国债服务部承接。同年l0月，甲市国债服务部收缴封存了原甲市乙证券部丙证券业务代理处公章、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为长方形）三枚印章。
关于本案如何处理，一种意见认为，原丙代理处证券交易席位交易员张某用私刻的单位财务公章，以签订有价证券回购合同名义，通过其擅自在甲市证券交易中心场外设立的银行账户，骗取丁公司900万元款项后，分解处分给他人的犯罪嫌疑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乙国债服务部对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应裁定驳回丁公司的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另一种意见认为，丁公司于2000年7月20日与丙代理处签订了一份《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按该合同约定，丁公司将购券款900万元汇到了丙代理处，丙代理处也向丁公司出具了《国债代保管凭证》。该合同到期后，因多次催款未果，丁公司向一審法院提起诉讼。丁公司的起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应予受理。张某作为丙代理处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丙代理处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应通过实体审理才能依法决定。
该案应如何处理，涉及到理论界争议颇大的刑民交叉问题，具言之，更关涉到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时，民商事案件应否驳回起诉。其中，破解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依赖或者对“先刑后民”进行针对适用则是连接所有问题的症结，该方式是我国法律及长期司法实践共同确立的用以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司法处理方式。从本质上看，“先刑后民”体现的是公益优于私权的原则，但随着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私权利越来越重视，原有的“先刑后民”的观念正经历由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的转变，“先刑后民”只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模式，并非绝对的天然法理。
二、厘清“先刑后民”的法意与适用价值
“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问题，在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予以审理判决。①其程序价值在于它可以保障在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同时，不放纵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刑事犯罪，在公权利与私权利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公权利，对私权利提供救济的民事诉讼活动应当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的需要，体现了国家利益保护的绝对性。
然而，我国传统法制以刑法为基本框架，刑法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凸显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将民商事纠纷通过刑事手段处理，同时不免造成有些公安、检察机关利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或者是有些审判人员推脱办案，进而导致机械适用“先刑后民”，损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认为只要民商事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因素时，就应一概中止或驳回原告起诉，甚至不予受理，这与我国立法上以人为本的精神相背。
事实上，“先刑后民”只是一种司法处理方式，而非一项司法原则，不可绝对适用“先刑后民”。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具体适用原则是由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所决定的。“先刑后民”的立法本意，并不在于“优先保护一种利益而舍弃另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而在于从逻辑上讲，查清刑事责任是解决民商事争议的先导，此时才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司法处理方式。
三、破解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依赖——因案适宜而采用三种司法处理方式
笔者认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在强调私权利和公权利要予以同等保护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更应将及时打击犯罪和及时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特别是民事经济利益放在相对比较平衡的地位上来进行考量。因此，在刑民交叉的情况下，除“先刑后民”之外，还有“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的处理方式，三者平行列于同一位阶。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应视个案具体情况予以分别处理。如下：
（一）适用“先刑后民”司法处理方式的案件情形
该类案件的特征是只有查清涉嫌刑事犯罪部分的事实后，才能正确分清民商事部分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诉讼程序在刑事审判前已经提起或准备提起，且民商事纠纷本身涉嫌犯罪行为，而并非由犯罪行为派生出来的行为。如借款纠纷涉嫌诈骗，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借款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
（二）适用“先民后刑”司法处理方式的案件情形
该类案件的特征是先审理民商事案件不影响刑事案件的审理或者只有正确分清民商事部分的权利义务关系后，才能查清涉嫌刑事犯罪部分的事实。故本文前引案例的处理意见当属后者为妥。司法实践中，适用“先民后刑”司法处理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类案件：
（1）案件事实已查明，犯罪嫌疑人虽未被抓获，但因其犯罪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且有财产被执行。
（2）涉案被害人数众多，法院在短期内无法查明所有被害人时，法院无法将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向所有被害人发放，被害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可根据查明的事实先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3）涉及产权、股权纠纷的刑民交叉案件。
（4）专利、商业秘密等涉及部分知识产权的刑民交叉案件。
（三）适用“刑民并行”司法处理方式的案件情形
該类案件的特征是刑事的审理与民商事的审理互不影响。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民商事纠纷案件审理的，民商事部分的审理不依赖于刑事判决的确认，依据民商事证据能够就民商事责任的承担作出处理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可以分开进行。
综上，在司法实践中，结合个案特点，具体分析适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刑民并行”的不同案件及情形，成为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佳司法途径。
注释：
①赵文艳.先刑后民原则的异化与扬弃———兼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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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篇5：刑民交叉案件
权为民事诉讼收集、调取证据;—些人民法院“以民代刑”，将刑事犯罪作为民商事纠纷处理，不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或者“以民止刑”，故意纵容当事人恶意利用民事诉讼来阻止刑事案件立案，逃避刑事追究等。
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侵犯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助长了执法、司法腐败，影响到法制的权威和执法、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需要完善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针对不同类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理方式和程序要求;另—方面，必须加强对执法、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及时发现和纠正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的—些违法及不当问题。在监督方面，除强化执法、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当前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和作用，进—步强化对相关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
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检察机关有诉讼监督权。在立案活动中，对于公安机关接受控告、报案或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接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在15日内立案。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权，“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未将其纳入立案监督范围，但根据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和职责，此时，检察机关仍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撤销不应当立案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职权，实施的其他“以刑止民”、“以刑助民”等违法活动，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职责，也有权发出口头或书面通知，要求予以纠正。
为保障上述监督活动有效实施，在制定和完善我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立法、司法解释时，应明确以下要求:—是在人民法院发现相关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而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同时通报给相关人民检察院，以便检察机关掌握情况、实施监督;二是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报案人、控告人或相关人民法院，都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实施立案监督;三是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公民及人民法院均有权向检察机关反映，要求实施监督、依法纠正。
■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
篇6：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范畴
所谓刑民交叉案件, 又称刑民交织、刑民互涉案件, 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 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 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 或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1]。
1. 广义的刑民交叉案件。
广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 有“质”的交叉, 如某一行为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罪, 是股权纠纷还是职务侵占罪, 是技术纠纷还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 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第 (3) 项规定, 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 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 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规定表明, 在交通肇事仅造成财产损失而又无力赔偿时, 数额多少将成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力赔偿的“量”在30万元以下时, 不构成刑事犯罪, 仅作民事处理;在30万元以上时, 则构成刑事犯罪, 将定罪处罚, 但在造成的损失“量”或行为人的赔偿能力尚未确定时, 该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 这也是一种刑民交叉。同时,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 刑民关系还存在转化的可能, 如过去将骗取贷款用于生产未归还而产生的争议界定为民事争议, 但在《刑法修正案 (六) 》新增的“骗用贷款罪”, 则将该种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贷款欺诈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2], 即民事纠纷向刑事犯罪转化。又如经济领域的投机倒把行为, 过去大多作为犯罪处理, 现在基本上作为民事争议处理, 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纠纷转化。此外, 在刑法规定的追缴与退赔中, 也存在刑民交叉问题。因为, 在某种程度上讲, 追缴与退赔都是通过刑事诉讼, 对遭受财产损害的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恢复, 是由司法机关主动采取的一种损害赔偿措施, 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3]。
2. 狭义的刑民交叉案件。
狭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 具体表现为同一主体实施的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 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导致法律事实的牵连而成立刑民交叉[3]。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1. 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 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一切从国家本位出发, 倡导国家利益至上, 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二者发生冲突时, 个人利益应让位于国家利益, 体现在刑民交叉案件中, 就是刑事第一, 民事第二, 以刑事案件为主导, 民事案件服从于刑事案件, 这种“重刑轻民”、“刑主民从”的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 各司法机关常以刑事优先于民事, 民事部分的审理应服从于刑事部分的审理为由而对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如银行审查不严导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领;停车场疏于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车被盗窃;雇员为雇主服务期间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该种“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过于强调公共利益的维护, 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 忽视了被害人独特的利益要求[4];同时阻断了对被害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 也阻碍或延后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审理, 必然导致案件的久拖不决, 使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长期处于搁置状态。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 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 使被害人滋生强烈的反社会情绪, 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转换。因此, 对刑民交叉案件, 不能一味以“刑优于民”、“先刑后民”的单一模式处理, 而应当根据个案情况区别对待。
2. 法律方面的障碍。
为保证刑事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 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 即将“打击”放在第一位, “保护”放在第二位。因此, 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面前, 被害人的个人权益应作出让步和牺牲, 其无须在刑事诉讼中提出民事权利要求, 国家对犯罪的追诉, 即是对其民事权益的最好保护。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是刑事诉讼法从立法角度, 对通过刑事诉讼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确认和肯定, 但仅适用于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 适用范围狭窄, 远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体范围和法律特征[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均规定, 为打击经济犯罪,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 民事案件应绝对服从刑事案件的需要, 即在实体上要求“重刑轻民”, 在程序上强调“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针对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 在固守“先刑后民”的同时, 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审理”的例外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形式, 针对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规定, 使司法机关对经济领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有章可循,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 即只适用于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 而对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 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中止诉讼…… (五) 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民事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 (当然也包括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 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 该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 即“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1款规定, “在诉讼过程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中止诉讼…… (六) 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行政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 (当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其他行政案件) 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 该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 即“先刑后行”。刑事诉讼法第181条第1款规定, “在审判过程中, 自诉人或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逃脱, 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该款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 只有自诉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起诉后被告人脱逃的, 才应当中止审理, 而对是否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未予明确, 但从第2款“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 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 可以裁定中止审理”的规定中可以得出, 如该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 “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应当视为“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之一。此种情形下, 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 即“先民后刑”。如某甲、某乙就生产某一产品的商业秘密产生权属争议。某乙以某甲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为由, 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 发现某甲、某乙正就该商业秘密的权属争议, 在另一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由于权属的确认对某甲是否构成犯罪影响重大, 此种情形下, 等待人民法院作出确权裁判后, 公安机关再决定是否继续侦查, 更为妥当。
综上, 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出现相互交叉情形时, 在处理方式上, 是“先刑后民 (行) ”, 还是“先民 (行) 后刑”, 抑或“刑民分离”、“刑民合一”, 其判断的唯一标准只能看刑事诉讼案件 (或民事诉讼案件) 的顺利运行是否以另一民事诉讼案件 (或另一刑事诉讼案件) 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如刑事须以民事结果为依据, 则“先民后刑”;如民事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 则“先刑后民”;如刑事结果与民事结果互不为依据, 则可“刑民分离”或“刑民合一”。因此, “先刑后民”只是在刑事诉讼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 而非唯一模式, 只有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 民事诉讼案件才应中止审理[6]。在理论上, 固然可以说犯罪行为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但司法实践中, 定性的不同必然也带来管辖与处理机制的不同, 刑事公诉案件应由公权侦查机关先行侦查, 刑事自诉案件应向刑事审判部门提起, 民商事纠纷则应由民事审判部门受理, 各部门发现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 应主动建议当事人变更救济渠道[1]。因此, 简单以“先刑后民”方式处理, 不仅在法理上讲不通, 而且也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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