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体制改革

论检察体制改革（共6篇）

篇1：论检察体制改革

内容 提要： 检察体制改革是 社会 主义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针对当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惩治腐败不力、司法不公、人权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围绕强化检察机关的 法律 监督职能，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促进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路、方案和设想。

一、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现行检察制度的存在基础

1.现行检察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 理论 为指导建立和 发展 起来的。从建国以来历次修改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过程看，现行检察制度的确立，充分贯彻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应当说我国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坚实的。[1]列宁从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和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法律监督的思想观点[2]，这是人类文明史中关于国家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发展。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先后从 中国 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高度，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力要接受监督。可以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2.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我国政权性质和 政治 体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一定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而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也必须与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除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监督制约和争斗外，在国家机构设置上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制衡，这是与其资本主义性质和实行多党制相适应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在人大之下除设立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外，有必要设立专门监督法律实施、维护法制统一的国家检察机关，专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行政权、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别于三权分立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3.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检察机关被“砸烂”，检察制度在宪法上被取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拨乱反正“，鉴于同违法乱纪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3]，重新恢复设置了检察机关，1982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和地位。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不断加强政法工作，重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维护法制统一，促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检察工作的实践说明，法律监督是社会主义法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4.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望和信心之所在。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感受。因此，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加强对个案的监督，把人民群众对公正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诉讼活动中，体现到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中。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决定了它不宜进行个案监督[4]，其他监督主体也无法直接参与到诉讼中，因此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机关来承担这项工作。根据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是针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即个案监督，是通过诉讼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对于依据事实和法律正确处理案件、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改革现行的检察制度，是一个事关检察事业发展，事关我国建立什么样的司法制度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 唯物主义的 科学 态度，正确地评价现行的检察制度。要看到，现行检察制度是新中国在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进程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其产生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深厚的实践基础。这一制度包含着我国在司法工作中形成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其自身优势和强大生命力的。当然也不能否认，目前 检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的与检察制度不完善有关，有的与缺乏良好的执法环境、执法条件和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有关，也有的是检察机关自身工作不够得力造成的；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否定现行检察制度的内在科学性。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在坚持宪法确立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前提下，通过对现行检察制度进行完善，对不符合形势发展的内容进行变革，突破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障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作用。有的同志提出，我国检察制度仅仅是依据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照搬、照抄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前苏联已经解体、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不应固守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和前苏联模式。[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模式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内在的联系，其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如不能因为前苏联的解体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一样，也不能因为前苏联的解体就简单地否定其检察制度的合理性。其次，与我国在政权建设的其他方面没有照搬、照抄前苏联模式一样，我国在检察制度的具体设计上也没有完全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做法，而是充分考虑本国国情，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彭真同志曾明确指出：“检察院组织法是不是都是抄来的呢？不是完全抄来的，这个组织法是我们自己的，同苏联是不同的。”彭真同志还 总结 归纳了中、苏检察体别的四点差别。[6]第三，我国的检察制度不仅借鉴了前苏联经验，也吸取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法律制度的精华，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具有深厚的本国文化底蕴和自身的检察实践基础。第四，各国司法制度都是在互相吸收、借鉴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检察制度不仅与前苏联检察制度相似，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比较接近，可以说吸收了人类法治文明的许多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借鉴了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一些有益做法，修改、完善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检察制度也在改革中与时俱进，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篇2：论检察体制改革

The procuratorial institution of china to reform

朱志军

[摘要]：司法权应理解为由审判权和检察权构成的。司法改革也就不得不以法院和检察院两者为中心而不仅仅是法院。检察制度的改革要建立在对检察权的性质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精确理解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现阶段不和时宜的影响检察权合理行使的制度，从制度构件建的层面上改革检察制度。

[关键词]：检察制度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人事、财政制度

一、中国检察权的性质

如何正确评价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包括如何准确评价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是关系到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善待司法改革，善待我国现行的检察权，就是要在理论上对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做出准确、正确的评价；在实践中，对现行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在尚未被依法修改前保持应有的尊重。检察权的性质问题就成了不得不首先面对的课题。

在当今法学理论界，对检察权的性质问题，虽作了深入探讨但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说。主张“行政权说”的学者们认为，我国的检察权在本质上应属行政权，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官是行政官。他们的理由是：

首先，在对检察机关自身性质的认识上，“行政权说”强调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具有行政性。认为检察机关组织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检察一体制”，即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其突出表现是“阶层式建构”，上级的“指令权”。这种纵向位阶制和上下领导关系是典型的行政性关系，也是检察权行政性最突出的表现。同时，“检察一体制”还包含“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制”。这些制度与法官制度迥异，法官“除了法律没有上司”，不实行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制。由此可见，“检察一体制”具有明显的上命下从的行政属性，“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应该归并于国家行政权。”。[1]

其次，在对检察权与狭义司法权的比较上，“行政权说”认为司法权与行政

权相比，具有明显的终局性、中立性、独立性和消极被动性的特征。而检察官的主要功能是刑事追诉，包括犯罪调查与控诉，是一种为维护法律秩序所实施的积

极而主动的行为，不是消极与被动的裁判行为。司法权的这种消极性和被动性，与检察权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性和自发性形成明显区别。由于检察权不具备司

法权的上述属性，因而检察权只能是一种行政权。

笔者认为，在我国，把检察权定位为行政权既无宪政基础，亦无法理依据，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第一，以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某些行政性特征为由，认定我国检察权属于行政

权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组织与活动仍具有较为浓厚的行

政性色彩，审判机关也不例外。具体分析，当前依附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行

政性色彩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活动行政化；二是为实现司

法职能，在内部管理或系统内活动中采取的必不可少的行政性措施。对于前者，必须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因此，按照司法规律来行使检察权与审

判权，依然是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的共同课题。由此可

见，现行检察权中的某些行政权色彩并非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恰恰是司法改革

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见，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现行检察权中有悖司法

规律的行政性色彩必将逐步减少，并最终退出检察权，使检察权恢复或回归其应

有的司法权属性。但是对于后者，有应该区别于前者对待。作为内部管理的行政

性措施是任何机关都不可缺少的，不能设想存在着不采取任何行政管理手段的法

院和检察院。作为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并非为行政机关所专设。

第二“行政权说”的立论基础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相悖。众所周知，我国

在国家权力设置上没有效仿西方国家传统的三权分立制，而是设置了四种国家权

力形成“一统三”的权力配置的特殊格局。在这种格局下，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

权力，统辖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三项基本权力，并由国家权力机关分别赋予

专门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正是通过划分行政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三者之间的职权范围而形成了三项权力彼此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

运行机制。同时，这三项权力的行使又都受到来自立法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从

[2]而实现公正行使国家权力的双重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与“三

权分立制”在权力的构成、配置、内容上迥然有别。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检察权的性质必须立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不是“三权分立制”。而“行政权说”

在分析论证我国的检察权性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立论于三权分立制，完全无

视我国的现行宪政体制，似乎中国已经实行了三权分立制。建立在这种错误前提

下的理论，自然不可能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归属。诚然，从“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出发，把检察权归类为行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在分析认

识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时仍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为基础，则无异于南辕北辙，由

于前提错误，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3]

笔者认为，把检察权界定为具有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双重属性较为合适。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检察权的基本属性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129条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探求中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就必须脚踏社会主义中国之实地，绝不能无视中国的国情。中国之实地和中国之国情，最基本的就是实行的是与三

权分立制截然不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由此出发，无论从实然或应然的角度考察，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国检察权的基本属性之一应为法律监督权。

另外，某些学者以检察权不具备司法权特征为由，否认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的观点是说不通的。那些主张摒弃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的学者们，立论的主要

依据是检察权不具备司法权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司法权具有终极性、中立性、独立性、被动性或消极性等特征，只有具备了这几个特征的权力，才能被称之为

司法权。在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的基础上，反证检察权不具备这些特征，从而否

认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并以此作为检察机关定位的理论依据。此种推理论证的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把司法权简单地等同于审判权，他们所归纳的所谓司法权的特征，实际上只是审判权的特征。从狭义角度理解司法权，把它等同于审判权，归纳概括出这四个特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推而广之，认为司法权都要具

备这四个特征，并以此来反证检察权不属司法权，在方法论和逻辑关系上就不正

确了。

综上所述，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双重属性的观点是在革除了我国现有的检察制度某些不健康的方面，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有的法律制度而

得出的正确结论。

二、检察制度改革的思路

首先，正确处理依法治国条件下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实现检察改革与政治

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改革的实践中，“党政分开”往往注重的是执政党与行政的关系，对司法领域的党政关系则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来说，执政党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领导

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方略，应当改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

导方式，正确处理党与司法的关系，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统一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是思想路线的领导，支

持、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而不是参与、干预具体案件的处理。这样才能

贯彻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才能保证党领导制定的法律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要大胆进行政治体制的革新，把检察

院的地位切实提高到和相对应的政府齐肩的地位上来。检察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司

法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检察院和地方政府都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出来了并且对之负责受之监督，其地位应是完全平等的。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府两院”格局的基本要求。

其次，进一步完善检察院人事管理体制。检察机关履行法定职能与内部的行

政管理职能进行分离，建立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行政人员、检警、技术性人员、书记员等进行统计并且进行合理性配置解决检察

人员混岗混编的问题。让具有检察员、助检员资格的专门人才从事检察业务工作，这不但解决了办案部门检察官的长期紧缺，也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此外，还

要探索建立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每一类工作人员的录用、奖惩、晋升、调动、免职、培训等相对有序独立方式进行。按照其他检察人员的职业特点，与

检察官相区别，进行分类管理。以书记员队伍为例：虽然我国的检察书记员早在解放前各解放区的检察机关中便已出现，但时至今日，我国检察机关却依然未能

形成一部完整的、单独的书记员管理条例，书记员应具备的条件、承担的职责、任务等方面，均缺乏明确的规定。人们只把书记员当成为检察官的跳板，书记员

队伍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书记员队伍建设包括业务建设也难以提高，难以规范

化和制度化[4]。有了科学的分类管理，检察官在书记员以及行政管理者的辅助下

能够更好的提高自身素质和办案效率。

再次，建立健全检察院独立的财政制度。实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拨款，最高

检察机关和高级检察机关统一管理、分配各级地方检察机关财政经费的制度。地

方各级检察院的财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安排，每年作好预算报全国人大批

准，由中央政府统一列支。这样可以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提供较为充

足的业务经费、装备经费、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保障，从而确保检察机关独立行

使检察权。

三、结语

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改革

法》规范全国的司法改革工作，这部法律可以按照法院、检察院各自的特点，具

体规定各自的人事财政制度，并且以法律授权的方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置一

个司法改革委员会，具体指挥、协调法院系统内部和检察院系统内部的改革工作。

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司法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

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

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司法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

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司法制度的整体架构内，中国的司法改革工作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5]。

注释

1.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

2.张志铭、孙谦等.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第11页

3.石少侠.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

4.李飞.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http:///lw/lw_view.asp?no=7094.06-5=30

篇3：论检察体制改革

一、从规范现有体制着手, 促进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体制独立化发展

我国宪法将民事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工作交予检察机关, 是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与职能。通过调解、审判, 保证司法对诉讼双方公平, 保证侦查过程无违法偏私行为发生。

就实践方面来讲, 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时, 并未将民事与行政这两类实际区分开来。然而, 无论是在监督的对象、方式和功能方面, 二者均存在很大的区别, 不可归为一类。从我国司法部门所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数据来看, 在2012至2013一年的时间内, 发生数百起民事行政案件, 而真正得到检察监督的, 所占比例不到40%。这也就说明了我国现阶段检察监督部门在民事行政类诉讼案件上的过大负荷, 加重检察监督机关工作量的同时, 也导致一些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无法真正受到检察和监督。再有, 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比重上要远大于行政诉讼案件, 行政诉讼案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也属于检察机关工作职能的缺失。而且, 就本质上来讲, 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 检察院与法院之间存在固有矛盾, 此种矛盾不利于民事诉讼案件监督机制的有效开展。因此, 针对我国民事行政类案件的检察监督体制, 必须将民事诉讼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区分开来, 以促进其独立化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行政与民事案件的法定检察监督机制, 促进独立化发展

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文规定, 人民检察院无论是对行政诉讼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案件, 都拥有同等的监督权力。且两种检察监督体制在细节上存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对不同监督体制的分析, 将二者分开处理, 是促进检察监督机制独立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监督对象上看, 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主要是以行政单位为监督对象, 不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活动, 控诉双方在地位上存在一定差距;而民事诉讼的监督对象, 是对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检察监督, 且对当事人和整个诉讼活动都要进行监督检察。由此可以看出, 相对于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在监督对象上, 具有权力更大、涉及更广、难度更高的特点。

从功能定位上看,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 针对行使司法过程和权力的法院审判进行监督;而在行政监督功能方面, 则除了履行监督职能外, 还具有在审判过程中, 保障原告与被告皆具备的独立行使诉讼权益。而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复杂特点, 就法律方面来讲, 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监督更需肩负监督和保障职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仅在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和当事人诉讼活动的监督, 还在于通过这样一种监督机制, 将检察权能和审判权能统一起来, 即以司法权之权威形成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 进而实现对审判权和诉讼权的有力保障。

从监督方式上看,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皆具有监督职责。在此过程中, 检察机关可以以“抗诉”的形式来实行监督责任。就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抗诉而言, 由于在行政诉讼案件方面, 对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力上, 对理由以及理由和理由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都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给检察机关就行政诉讼案件提起抗诉增添了难度, 以致于检察机关常常运用民事诉讼案件的抗诉模式。从而造成在运用“抗诉”方式监督时, 出现了形式混乱的局面。基于此, 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案件“抗诉”模式, 对促进检察机关工作效率和检察监督独立化发展而言, 十分必要。同时, 检察监督部门还应当注重于对新的监督方式的开发和创建, 紧跟时代潮流, 行使检察监督职能。

从诉讼原理上看, 行政诉讼案件与民事诉案件存有本质上的差别。二者在性质、特点以及运行原理上皆有不同。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在于,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处于平等地位, 而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则不具有平等属性, 由此导致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具有不同的运行原理。其中, 民事诉讼案件检察监督本质为, 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诉讼身份下, 行使民事诉讼活动;而行政诉讼案件首先在控诉双方的诉讼地位上就无法保障其平等地位。且行政诉讼案件的检察监督主要是对行政机关这个整体进行检察和监督, 行政机关并不具有反诉讼的权益。

三、结论

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检察和监督上, 首先在法律上就有明显差异。然而检察机关却将二者放在了同一职能部门进行检察和监督活动。二者在监督对象、监督功能定位、监督方式和诉讼原理上皆存在不小的差异, 从而易导致检察监督工作混乱的情形发生。

摘要：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在监督体制上本就存在差别, 然而在实际检察监督活动中, 却将二者放入了同一部门, 此种形式不利于对两种诉讼案件进行检察和监督, 同时也给检察机关造成了工作混乱。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探讨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体制的独立化发展。

关键词：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体制,独立化发展

参考文献

篇4：论监所检察监督模式改革

关键词：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职能；转型升级

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业务之一，监所检察承担着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职责，但却长期陷入名称不符实与地位边缘化的困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职责，赋予检察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社区矫正执行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大批新职能。监所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职能是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以实现维护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维护监管秩序稳定、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修改后刑诉法给监所检察工作增加了新职责、明确了新任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监督职能的调整变化，既拓展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发展空间，又对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履职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我们既要认清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又要正视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困难，进一步增强做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刑事执行检察转型升级。

一、新时期检察工作发展的思路与模式展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实际上提出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则就强化法治监督、保证公正司法、深化司法改革、建设高素质法治队伍等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关于检察工作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模式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是改革现有司法办案方式，增强检察权运行的司法属性；二是提升检察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三是加强检察队伍职业化建设。海南省海口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曹晨结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认为，新时期检察工作应着力抓好四个方面：把坚守法律和提升效果并重的要求落实在对法治信仰的把握和引导上；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要求落实在对司法办案合法性的突出强调上；把强化监督与规范司法并重的要求落实在司法办案方式的转型升级上；把内提素质与外树形象并重的要求落实在检察工作管理的优化提升上。

科学规范的刑罚执行，对于实现我国的刑罚目的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监管场所具有封闭性、隔离性特点。深化派驻监管场所检察监督工作机制改革，应注意抓好完善立法，拓展检察机关派驻检察发现刑罚执行中违法犯罪的路径；建立健全监管场所上位对下位、相对独立的派驻检察监督工作模式；进一步深化监管场所职务犯罪案件一体化侦查机制，突出检察机关的刚性监督作用；强化派驻检察人员业务管理和培训等工作。

监所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肩负着保障刑罚统一正确执行、维护监管场所秩序、促进司法公平公正等法律监督职责。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监所检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监管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监管场所安全和监管秩序明显加强，侵害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牢头狱霸”、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违法变更刑罚执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克扣在押人员给养费、超时超体力劳动等侵害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等问题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当前，人民群众要求进一步加强和促进维护监管秩序稳定、维护刑罚执行公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呼声日益强烈；西方敌对势力日益把我国刑罚执行和被监管人人权保障情况作为攻击的重要目标，国际人权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频频发生的在押人员死亡等监管事故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检察机关面对的难度和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因此，如何按照法治精神和司法规律深化监所检察工作机制的改革，完善当前监所检察监督工作存在的不足，提升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水平，显得尤为紧迫，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

二、强化措施，深入推进监所检察工作的规范化、信息化

监所检察工作的发展，派出派驻检察工作是基础，队伍建设是关键。一是要切实加强派驻检察室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派驻检察室的设置，坚持“大派驻，小机关”机构设置思路。调整派出院的内设机构以及整合监所机构与派出机构的人力资源，在工作安排、制度规范、经费使用、设备配置、干部调整、培训教育、奖惩、评比考核等方面要向派驻检察建设倾斜，做到装备、车辆、经费、后勤等基础性物质保障上不依赖于监管机关，解除开展监督工作的后顾之忧。同时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解决好派驻检察室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当前，已进入监所检察向刑事执行检察转型中期，刑事执行检察面临着转型升级问题，转型措施将更明显，转型力度将更大。为顺利完成刑事执行检察的转型升级，必然要求在原有监所检察的工作基础上，采取开拓创新的工作方法。要加强加快办案规范网上案件管理平台的开发、建设和使用。推动监管场所“两网一线”完善和升级改造，逐步实现派驻监狱检察室监控系统独立存储。推动与刑事执行机构数据信息网络交换平台建设。要积极适应职责变化，切实做到善于监督，积极探索改进监督的方式方法，不断强化监督效果。实践中，由于刑事执行检察人员特别是派驻检察人员与监管人员长期朝夕相处，开展监督容易产生“讲情面”等诸多顾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遮掩、开脱。我们必须认识到，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履行监督职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如果我们对执法违法、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就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广大派驻检察人员一定要牢记监督职责，要敢于监督、主动监督，坚决杜绝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察而不纠等问题。尤其对刑事执行中的司法腐败案件要敢于亮剑、正面交锋。离开这一点，谈什么强化监督都是纸上谈兵。

三、做好司法改革工作，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

要从依法治国和检察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要严格按照监狱检察、看守所检察、监外执行检察等工作办法和高检院即将出台的新增业务规范，进一步明确权力界限、司法标准、工作流程、操作程序。要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社区矫正脱管漏管检察，作为刑事执行检察案件依法办理，实现由“办事”向“办案”的转变。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办案工作的规定，严把案件立案关、程序关、证据审查关、法律适用关，严格依法及时收集固定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要建立监所检察工作人大报告制度。监管场所的封闭性特点，使得社会监督力量难以到达。为保证监管场所文明、公正执法，可以考虑借鉴英国监狱督察制度的有益经验，建立一种除监所检察专门监督之外的外部监督制度。英国监狱督察局对监狱检查之后都要出具检查报告，向监狱提出改正意见，检查报告向政府和公众公开，作为评价监狱的重要文件。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建立检察机关、监管场所每年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检察监督情况和监管场所执法情况的制度，使监管场所等封闭机构的运行情况和检察工作情况在阳光下公开，以促进监管单位依法执法，监所检察依法监督。四是要健全完善监所巡视检察制度。我国可考虑利用检务督察以及吸收人民监督员、民主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的力量，组成社会外部监督力量参与的巡视检察组，不定期对监管场所进行巡视，受理被监管人员的投诉，对监管工作和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形成对监所检察、监管单位依法履职的外部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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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建波，袁其国，顾永忠，张建伟，张敬博.修改后刑诉法视野下的监所检察[J].人民检察，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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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盛宏文，秦蜻.论监所检察机构设置之不足与完善[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1（01）

篇5：论检察体制改革

一、举足轻重的起诉工作

即便从国际视野来看，瑞典的检察官也在他们的司法体制中扮演着十分有力的角色。随着检察官地位的提高，对于检察官的培训也有所改进，检察官的工作能力得以发展。这一职业的地位逐渐提升，因此今天成为一名检察官对于年轻的法律工作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检察官主导刑事案件的调查，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提起诉讼并出席开庭。不论是在案件调查阶段还是法院审理阶段检察官都推动着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

今天的检察机关是现代的检察机关，它以发展为导向，致力于通过让犯罪分子以合法有效的方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来减少犯罪。

二、刑事政策面临的挑战

社会始终在发展，犯罪也是如此。因此，法律制度同样也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近些年来，瑞典的检察官在刑事政策方面遇到了很多重大挑战。以下将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一）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被害人通常毫无防备、或处于易受攻击的情况之下，主要包括妇女儿童。这些犯罪很难进行调查，因为犯罪的证据常常缺失或有瑕疵。在被害人为儿童的性侵犯案件中，采用何种讯问方式也会成为检察官面临的难题。

在检察官看来，容易受到该类犯罪侵害的人们必须认识到揭发该类犯罪的意义所在。这类犯罪必须被调查，并且最大可能地提起诉讼。

（二）严重有组织犯罪

严重有组织犯罪正变得日益广泛、错综复杂。国际性犯罪和体制危害性犯罪的发展尤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长远稳定。此类犯罪能带来巨大的金钱利润。我们应当有策略地开展应对有组织犯罪的行动，并且与警方和其它部门联手合作。

（三）日常犯罪

日常犯罪（volumecrime），又称平时犯罪(everydaycrime)，占全部犯罪中的一大部分。它包括机动车犯罪、盗窃、入室盗窃和毁坏公物等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造成社会不安全的犯罪。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既拥有稳定的机构、又掌握适当的方法，以此来高效地处理大量的日常犯罪。

（四）犯罪的经济利益

金钱被看做是大量犯罪背后最强有力的驱动力。因此减少犯罪的经济利润在打击犯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努力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预防青少年犯罪，并将再犯最小化。因为越早采取合法有效的手段预防青少年犯罪就能预防未来发生的严重有组织犯罪。处理青少年犯罪长期以来一直是瑞典国家检察机关的优先工作。对此，检察机关已经出台一系列计划和对策，旨在减少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时间同时增加相应的法律规则。

三、法律程序

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完善的法律保障意味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法律、权力机关和中立的法院。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同时保障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刑事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要减少犯罪、提高人民的安全感。检察机关必须要确保犯罪者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借此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法律程序涉及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和罪犯监管机构，而检察官是这一程序中的重要一环。检察官在法律范围内决定是否采取提起诉讼，主导初步调查并在法庭上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在法律程序中，上述各部门独立开展各自工作，因此各方之间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

四、检察官如何工作

（一）初步调查

警察在注意到犯罪行为之后，就会开展初步调查。当有理由怀疑某人犯罪时，检察官由此开始主导案件调查工作。对于不十分严重的犯罪，警察则负责从头到尾的初步调查。作为初步调查的主导方，检察官负责尽可能用最佳方式调查案件。警察根据检察官的指示开展调查。检察官对案件调查进展进行动态跟踪，同时决定需要采取何种调查措施和做出决定。

当调查工作涉及严重或复杂犯罪时，检察官常常直接参与调查，比如参与侦查实验还原犯罪现场或重要的审讯工作。案件初步调查阶段中检察官的职责包括决定强制措施，即涉及逮捕、搜查和没收之类的问题。是否需要延长羁押时间取决于审前羁押阶段的听审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检察官充分阐述对嫌疑人进行羁押的理由。

检察官还必须同时确保适当地体现犯罪被害人的利益。瑞典检察机关每年办理大约60万个刑事案件，这些刑事案件都是向警方报案的，而且都有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其中，每年大约有3万人被逮捕，12000多人被关押候审。

（二）起诉

初步调查一旦结束，检察官就要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如果检察官认为案件符合起诉条件，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则检察官必须对嫌疑人提起公诉。这就称作绝对起诉主义。但是，根据某些法律规定，在一些个别案件中检察官也可以决定不起诉。如果某一犯罪的通常结果不是监禁，那么检察官可以施以罚款或缓刑，称为简易处分。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示同意，那么可以不必开庭审理其案件，简易处分的法令即等同于法庭裁决。

总体而言，每年共有大约13万个刑事案件，要么直接起诉，要么被检察机关通过简易处分的方式结案。每年起诉的数量高达20万件（同一人可以因数起犯罪被起诉），而被检察机关简易处分的数量大约为5万件。

（三）出庭

检察官工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准备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检察官通过决定起诉、描述案情，搭建刑事诉讼程序的框架并推动案件进展。

（四）诉讼程序

一旦地区法院做出裁决，检察官或被告人可以向上诉法院就该裁决提出上诉。对上诉法院的裁决不服，也可以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在最高法院，只有检察总长特别任命的检察官才能受理申诉案件。

五、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检察业务工作

瑞典国家检察机关共有约1200名工作人员，850名左右是检察官，其余为辅助人员。瑞典全国有39个检察办公室负责检察业务工作，其中32个地区的办公室分散在各个区域，大致相当于郡县级。在城市地区则每个地区有一个以上的地方公诉办公室。

检察官的大量工作就是处理日常犯罪。这些犯罪包括商店行窃、人身伤害案件。大部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都有一名检察官专门负责协调全部门打击日常犯罪的工作。另外还有检察官专门负责处理其它罪行，如环境违法行为、性质严重的暴力犯罪以及家庭暴力。

全瑞典设有3个国际检察办公室，专门负责打击有组织、跨境犯罪，并负责检察官之间的国际合作。另外还有4个国内检察官机构：其一负责反腐工作；其二负责处理警察涉嫌犯罪案件；其三负责处理环境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四负责国家安全。

3个城市郡县及一些周边郡县涉及经济犯罪的案件由瑞典国家经济犯罪署办理，该署在法律上对检察长负责，但是在行政上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二）发展与监察工作

瑞典全国设有三个检察工作发展中心，其任务是承担不同犯罪领域的法律研究工作。这些中心还开展后续的法律行动和监察工作。举例来说，所有对检察决定提出的申诉都由该发展中心处理。发展中心的职责是在其责任区域内保持检察工作的总体水平。

（三）检察总长和检察长办公室

检察总长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察官，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公诉人。最高

法院是所有法院中的终审法院，也是纯粹的记录法院。检察总长将合适的案件递交最高法院，以此来确保与法律实际执行相关的重要问题得到足够的重视。

检察总长每年就大约10-20个高级法院的裁决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被指控犯罪的人也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两种情况都必须申请重审许可（areviewpermit），如果被告人提起上诉，则检察长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以所谓“回函”的形式做出申明。即使最高法院未批准重审许可，检察长写的回函也可以引起对重要法律问题的重视。

检察总长办公室除了有负责人事、财务、信息和信息技术等的部门外，还有1个负责法律指导、重要国际问题控制以及协调联系最高法院相关工作的法律部门，另有还有4个负责协调地方公诉办公室业务工作的公诉部门负责人和一个负责特别救济的公诉部门负责人。

六、国际行动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跨境合作越来越有必要。近些年来，犯罪也越来越呈现出跨境的特点，一系列国际协议的签署以及办事程序的变更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更加有效。实际工作中，国际合作包括协助外国检察官开展跨境的犯罪调查，讯问瑞典境内的犯罪嫌疑人、入室搜查和引渡通缉犯。其它国家也常常要求我们提供类似的犯罪调查协助。

篇6：论检察体制改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法治国”理念正在由一种理想状态化成全民意识，“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再是单纯的口号，这要求我们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法治社会相关制度基础。作为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权在保障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发展上显示出重要价值。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准确定位检察权、合理配臵检察权，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检察权配臵运行模式，既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点课题，又会影响着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课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本文从考量检察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当前检察职权配臵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立法疏漏并进行分析，进而探寻优化检察职权配臵的若干方面，以为司法改革助微薄之力。

一、厘清权力的内容——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立法上确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了五项检察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也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概括起来，我国检察权的构成基本可以划分为 三大类：公诉权、侦查权和刑事司法监督权。其中，公诉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追究犯罪的专有权力，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权是对公务人员实施的一种刑事强制监督，它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手段和工具；刑事司法监督权则是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来保证案件审判质量，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形式。这三项权能都是检察权的合理延伸，属于检察权的一种行使方式，检察机关所从事的一切职务活动都被统一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上来，公诉权、侦查权、刑事司法监督权都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手段。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权的表述，所谓检察权，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由我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它以查处特定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使命，以国家名义行使公诉权，并对诉讼过程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

二、找准法律的定位——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应然 由于检察机关在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检察权的内容、性质和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差异性，使得检察权成为司法改革讨论中的热点和焦点，因此，明确检察权的法律定位对于检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显得尤为关键。关于检察权法律定位的各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行政司法双性说和独立国家权力说，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司法权说和行政权说。研究当代中国的检察2 权，不能脱离我国的检察制度发展史，也不能脱离当前的政治经济条件，完全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理念和文化。在我国，检察权就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即法律监督权。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

首先，从检察权的配臵来看，检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无论是在检察机关的构架上，还是在检察官的管理上，都区别一般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即使是把检察权视为司法权的西方国家也认为检察权不同于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权。检察权在本质上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按照“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原则分别行使某一项或几项国家权力，使检察权真正成为隶属国家最高权力下的一项独立权力。

其次，从检察权的内涵上来看，检察权本身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的核心任务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对遵守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检察，或者要求有关机关依法纠正，或者提请有关机关依法惩处。与审判权的被动性相比，检察权具有主动追诉的特点；与单纯的侦查权相比，检察权又具有提请追诉的目的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检察权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其他国家权力无法替代的作用，即监督一切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

再次，从检察权的要旨来看，检察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 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独立设臵一个检察机关，既不是与行政机关分享行政权，也不是与审判机关分享审判权，其最根本的价值在于通过行使检察权来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切实执行法律，并监督全体公民和组织严格遵守法律，以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因此，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而宪法和法律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也是十分准确恰当的。

对检察权定位进行理性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派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检察权不是国家管理权的简单细化和分解，而是为了强化国家法治和民主建设，由最高权力机关授权产生的制衡权，其主要职能是现代文明国家用以制约、制衡司法权，打击、铲除国家管理权力运行中腐败现象的手段。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地位的定性是准确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如果仅仅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会使一部分重要的国家法律监督权失去权威和适当的承担者，导致国家权力运行的缺位和失衡。因此，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三、现状反思——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必然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4 特别强调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比十七大报告与十六大报告，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十七大报告把十六大报告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臵、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改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的变化，语词表述的变化表明执政党对于司法事业的认识更加深刻，简洁的话语背后蕴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政治意含。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宏观层面的体制革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微观层面的行为调整---规范司法行为入手提出具体改革方略。我们可以看出，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在其中发挥着承上启下、融贯体制与行为的功用。可以说，司法职权配臵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配臵基本上涵盖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内容，形成了一个分工比较明确、上下统一协调的运行机制。自2002年的机构改革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以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为依据，一般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民事行政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机构。这些业务部门的设立，从 总体上讲，与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是基本相适应的，较好的发挥了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和作用。当然，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行政化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优化改革。目前，在我国，法官、检察官（包括警察）都被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其进出、考核、晋升、待遇与其他公务员的管理几乎一样（除了任职资格要求更加严格之外）。司法机关用人，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规定由人事管理部门统一招录，司法机关没有自行招录司法人员的权力；司法机关的工资标准要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规定的行政等级标准确定，司法机关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无权决定司法人员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司法机关内设机构的设臵和职位控制只能由有关行政机关决定而不能由司法机关或其上级决定；司法人员的职务职级晋升更要由有关人事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和决定；甚至连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法官、检察官等级也要按照行政级别来评定。

这种处处受制于行政机关的状况，导致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不得不跟随行政机关的指挥棒转，不得不按照国家公务员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司法人员进行管理。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原本就存在的行政化观念和管理模式，使优化司法职权配臵的构想更难以实现。

二是检察权能划分不周密，权限规定不完善，缺乏整体规6 划性。在各业务部门检察权配臵问题上，专项权能的集中与分散表现出极端性。一方面出现了各项检察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甚至多个职能部门可以行使同一项权能，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统一性。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权集中在渎职侵权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监所检察、民行检察等部门。再如侦查监督权，涉及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等内设部门，造成“大家都管，大家又都管不了”的状况。另一方面出现了部分领域检察权因规定不明确致使行使不到位的现象，如在刑事案件诉讼中，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检察权如何行使？涉及到民事赔偿内容，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又如何进行？再如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但是如何提起公诉，由公诉部门行使，还是由民事行政部门行使？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有效的法律监督手段，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检察建议的适用程序及其法律效力问题都需要立法解决。再如，纠正违法意见缺乏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实践中被监督机关藐视或无视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导致检察机关在具体行使检察权能时往往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检察权的运行效果。

三是检察权的独立裁量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主要问题 存在于：⑴非制度化、非程序性的不当干涉，影响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非法律因素的直接介入和个别重要人物的指令有时可能左右办案，某些指令会从政治层面直接传达到具体的检察实践活动之中，使检察机关难以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这表明独立的检察裁量权并未完全确立起来。(2)检察权地方化问题。检察长独立行使检察裁量权的职责与服从地方权力机关的指示之间的关系时常存在冲突。在我国，检察权存在着严重的地方化问题，而且法律所规定的上下一体制度也从未真正实行过。检察官的提升与任免基本由地方控制，那么当危及地方利益的因素存在时，如果检察机关的决定和地方权力主导意见相左，就必然会被否决或者冒很大的风险。(3)检察权受制于行政权问题。我国目前检察权受制行政权的现象还较严重，诸如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拨付经费、人员准入一般性标准等不是由立法机关管限而是由政府控制。

四、充实完善——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实现

在检察权的合理定位下，与法律监督相匹配的检察职权也应当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即按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增加具有权力监督性质的权能，缩减与法律监督性质不协调的职能。同时，增加对检察权的必要限制，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使其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检察权的合理科学配臵应当立足我国国情和具体运作需要进行考量安臵，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检察改8 革的深入进行。

（一）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基本原则

检察权的科学配臵就是要使检察权的配臵符合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符合检察工作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优化检察权配臵，必须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1、检察一体化原则。检察一体化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通行的检察机关司法活动原则，即：检察官在执法活动中，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同一的资格主体，产生的检察权行为被视为具有整体性的行为，包括对外和对内行使检察权的独立。对外指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事项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对内指业务一体化，上命下从，在检察官相对独立的同时，作为共同体统一行使检察权。在检察权的配臵上，形成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明确细化地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程序，真正实现检察裁量权的独立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2、分工协作原则。分工协作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各部门和部门成员要依法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格按照分工开展检察监督工作；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包办，更不能超越职权行使检察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划分各部门的检察职能，尤其在职权运行过程中的交叉重合领域，要强调协调与配合，以充分发挥检察权的各项权能。

（二）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具体措施

1、在制度和管理上完善检察权的配臵，强化检察权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第一，要改革检察机关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淡化检察官职务行政化色彩，提升其业务属性和司法职能，明确区分检察官的行政级别与检察官等级，并把检察官等级作为区别检察官的基本标准。在人员管理上，对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分为检察业务人员、司法警察、和检察行政人员三类，分别按照《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公务员管理条例》进行管理。第二，强化检察官办案独立。处（科）室负责人不得随意干涉检察官办案，也不得随意更换案件的承办检察官，严格按照《检察官法》中的等级管理规定扮演有关案件处理的其他角色，如案件质量监督人、案件协调人等。同时，进一步确立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明确检察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保检察权的内部独立性得到确认和保障。第三，重视检察人才培养，锻造优秀的检察队伍。首先，要建立严格的检察官选拔制度，主要包括司法考试和培训制度；其次，要健全相应的检察官惩戒制度，规范检察执法行为；最后，完善检察官保障机制，通过考评机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把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关注司法岗位职责的履行上来，努力营造使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有办案能力的人员脱颖而出的软环境，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础上实现检察职权的优化配臵和高效运作。

2、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与保障，保证检察权的独立10 正确行使。在具体行使检察职权时，检察官作为一个职业主体独立行使检察权，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明确宪法规定的“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原则，进一步用法律形式明确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领导、干预国家事务的形式。国家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一般应限于工作监督，在两者权力关系的配臵上应更多考虑对检察权独立地位的保护，而不是实现检察权在人大监督下的相对独立。现代法治社会，更应注重人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平衡和制约。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也同样要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这种制约形式，一是通过宪法和法律分配公民以广泛的实体权利，建立与健全同权力结构相平衡的权利体系；二是通过赋予当事人以广泛的诉讼权利，救济权利，以抵抗、制止检察权的滥用和对权利的侵犯；三是通过社会权利的行使，如社会舆论对检察权的行使进行监督。从权利监督、制约的视角，应当说我国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中，因“权力本位”的国家观念，对犯罪的重打击、轻人权保障价值观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在诉讼中公民权利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功能并未充分彰显。通过完善程序性的权利保障，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目前，我国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设臵人民监督员强化对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让民众参与监督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

3、完善公诉引导侦查制度，强化刑事公诉权，确保打击 合力。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一致性，共同承担着控诉犯罪的职能，但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权未能有力地支撑公诉权，公诉权对侦查行为的控制力度也不够，难以形成指控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合力。为此，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应该向侦查职能合理延伸，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围绕批捕、起诉标准，引导公安机关确立正确的侦查方向，准确、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提高侦查效率，同时及时预防、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使侦查、批捕、起诉工作相互协调。当然，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引导侦查的对象是必须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对于一般的案件，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常规性监督保证案件的质量，而对于一些重特案件，应该给予充实的侦查意见和引导。若能将侦查环节收集、固定证据的优势和公诉环节把握证据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另外，公诉权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要健全不起诉制度，明确相对不起诉的范围，逐步确立暂缓起诉制度。既要明确起诉和不起诉的界限，又要适当扩大起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体现检察人性化、维护社会和谐的根本精神。

4、完善检察监督手段，加强立法约束保障。第一，要明确民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增加民行法律监督的方式、拓宽民行法律监督的范围、完善民行法律监督的程序。对于目前民事执行过程中的监督空白，立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12 事执行活动的监督职权，不仅可以有效抑制民事执行中的司法腐败，而且有助于克服“执行难”的问题，使检察监督职权充分落实，以发挥监督实效。第二，强化检察建议和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的法律效力，树立法律监督的权威。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书，有关机关无正当理由不采纳、不执行的，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或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三，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申诉检察三个机构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部门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和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

检察职权乃检察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检察职权的配臵需要慎思明察，合理安排，不断优化。各级检察机关在检察制度改革中应当站到主动地位，主动推动各方面的变革，为此需要检察机关加大对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学习和研究力度，加大对检察权优化的研究力度，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边研究边试验。只有大胆主动创新，才能融汇入国家提倡推动的自主创新的大潮之中，才能保持检察机关与时俱进的鲜活力量。只要我们朝着“司法公正、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通过公正司法，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与正义，这不仅仅是我们进行检察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2]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孙谦.《检察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4]吴丹红.《欧盟检察制度发展趋势及其启示》.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2期（上），第13页。

[5]叶青、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6]张穹.《关于检察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检察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