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最大难题讲解

中药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最大难题讲解（通用6篇）

篇1：中药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最大难题讲解

中药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最大难题

5月下旬，在第15届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约国大会结束两个月之后，由中国中药协会举办的“药用濒危物种国际动态通报及对策研讨会”在北京悄然进行。北京同仁堂、上海雷允上、漳州片仔癀、天津中新药业、广州采芝林、中国药材集团等20余家中药生产经营企业齐聚一堂，听取国家林业局、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濒管办”)通报大会相关情况，并就濒危物种的保护及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积极谋划对策。

“从国内资源状况及国际物种保护形势来看，我国中药行业亟待制定相应的战略发展规划，以促进濒危物种的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从而推动中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参加此次会议的某业内人士强调。

3月13日～25日，第15届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约国大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国中药协会以非政府组织观察员的身份做了大会发言，强调中药行业支持、遵守国际条约的立场、做法。中国传统中医药对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首先是保护，而后才是合理利用，同时对国际上诋毁中医药形象的言行给予了抨击。

据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濒危物种入药管理目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很多品种面临资源枯竭；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濒危动植物保护不断施压，给中医药产业发展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目前，全球野生动植物资源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萎缩。相关资料显示，地球上的生物种类正以相当于正常水平1000倍的速度消失。每过1个小时，世界上就消失1个物种。由于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对中药产业来说，生物物种的持续消失无疑是一种灾难。“因为濒危，虎骨不能用了，犀角不能用了，天然麝香也越来越少，赛加羚羊在我国已绝迹几十年……允许用的、能用的仅靠有限的库存能撑多久呢？一些用于危重疾病急救的产品恐怕会走入末路黄昏。”某中药生产企业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

与此同时，某些发达国家的责难则使我们陷入了另一场战争。“西方发达国家总把物种的锐减归咎于中医药的使用，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中药协会养殖种植专委会主任张世臣认为，物种消失的原因有许多，有些是不可抗拒的，对濒危物种的保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然环境的变化、殖民主义者的围猎、农业活动的影响、西方贵族的饰品消费等等都对野生动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却归罪于我们的中医药，这是对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围堵。西方国家在关注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更应该强调文化多样性。”

以高鼻羚羊为例，1994年，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大会把其列入附录Ⅱ时高鼻羚羊还以数百万计，经过短短10年时间，就锐减到5万只，比我国麝的数量还要少。俄罗斯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导致高鼻羚羊濒危的原因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影响其生存的草场环境，从而使该物种体质下降，应对大型食肉动物及抵御疾病的能力降低。然而，国际社会却把责任指向了传统中医药的使用。“羚羊角是中医药组方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在高鼻羚羊种群数量‘崩盘’之后，中医药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家濒管办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负责人说。

“中医药是中国，甚至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的民族精粹，但在国际文化认同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上总是把中药利用与资源灭绝挂钩，总希望中医药‘停止利用’，其实这是在阻止中医药的国际化，阻止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业内专家指出。

如今，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傲慢”和“偏见”趁势攻击我国的中医药产业。那么，我们是等着被动挨打，还是迎浪踏上潮头，营造产业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和空间？

答案不言而喻。国家濒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更好地实现中药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必须全面审视、规范中药行业的管理；另一方面则必须尽快制定关于濒危物种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行业战略规划，这既能让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内外资源配置和政策上有一定的方向，利于采取适当的行动和措施，同时也有利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使之可再生、可持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其实，我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因为有使用，所以我国特别重视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投入财力、人力、物力做这方面的工作。”张世臣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医药产业在面临发展瓶颈的同时，又广受国际社会诟病。如何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推动解决关乎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和濒危动植物资源的问题，如何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如何让企业形成合力，积极参与到濒危动植物的保护中来，这些或许正是战略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

“战略规划的方向应该包括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两个方面，前者应注意对资源利用的宏观调控及繁育种植，后者则要做到两个统筹兼顾，即保护和利用兼顾、国内与国际兼顾。”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负责人指出，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大市场准入和规范管理的力度，打击走私等非法行为，保护合法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国家林业部门将通过各种方式尽力开辟国际资源渠道，争取国外相关资源的进口。

在中医药行业，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入药的产品通常被称为“贵细药材”，其中大部分产品属于危重疾病急救药品。如今有关资源已经亮起了红灯，如果对资源不进行保护，对使用不加以控制，这些“救命药”势必会走入绝路，从而可能导致中医药千年传统文化的衰竭。广州采芝林、天津京万红药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在战略规划中，应该先搭起一个框架，以物种为项目单元，对相关品种进行梳理、归纳，搞清楚哪些品种是必须的，哪些品种是有选择的，有多少可选择品种，对不可替代的重点品种和可替代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

繁育种植有可能成为战略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有些物种的繁育并非易事。比如麝，我国已开展40多年的人工驯化工作，但至今不能实现产业化。麝科动物生性胆怯敏感，我国急剧上升的人口、环境的嘈杂不利于麝的成长。“在保护濒危物种方面，我们能否解放思想，大胆走出国门，寻找繁育麝科动物的国外资源？一些国家地广人稀，环境优美安静，比较适合麝的生长。如果政府能搭建平台，在3～5年内将之繁育成功的话，国内用麝香的企业就解除了资源瓶颈。”中国药材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光甫说。南京同仁堂药业负责人则提出，战略规划制定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从保护、再生及国外资源引进方面寻求资源对中医药产业的支撑；另一方面应注重替代品的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对羚羊角的替代进行研究，发现水牛角解热效果优于羚羊角，但镇惊作用不如羚羊角，而牦牛角刚好相反。那么，能否利用水牛角和牦牛角的合适配比来替代羚羊角呢？”

“资源匮乏不等人，战略规划早做早受益，不做迟早要出问题，所以规划要尽可能地朝前推进。”一位业内专家强调。

企业参与VS政府主张

有关人士在会议上提出，该战略规划可以按照“协会承担，企业参与，重点保护，持续发展”的思路进行。企业的参与应制度化，明确企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重点保护则分为对重点物种和重点企业的保护。

事实上，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上，除了政府官员外，常常可以看到国外一些行业组织及业界大亨的身影。“在国际大环境下，业界参与国际公共关系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国家林业局有关人员强调，行业战略规划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都需要领军企业和业界的支持，一方面业界要把行业战略规划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考虑，积极参与战略规划起草制定工作；另一方面，在国际公共关系协调中，中国企业要学会“走出去，对上话，拉起手”。参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表明中国业界在关注和主动参与保护工作。通过对话，企业可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知道如何应对不同声音，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支持。作为行业的软实力，国际公共关系协调能力将为今后进口原料、扩大产品出口、提高资源利用率打下基础。

有内人士指出，无论是战略规划的制定，还是国际公共关系的协调，甚至国外资源的合作引进，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身份更像服务者，而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投入主体，这就需要企业和行业协会统筹组织，在专家人才、数据信息、资金方面“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因此，在这次会议上，设立“濒危物种保护利用基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龙晖药业则已先期捐赠了20万元。“如果每家出3万～5万元，这项工作就能很快推动起来。”上述业内人士说。国家林业局则明确表示，明年，企业在资源保护方面的投入将直接与其自身所能得到的利用限额和原料调配挂钩。“不支持保护的话，明年配置指标会有量化限制，以后还可能实行一票否决。”

对于漳州片仔癀药业来说，制定相关战略、参与资源保护尤显重要。“我们这个企业太特殊了，一旦麝科动物灭绝，国内库存用尽，国外资源又进不来的话，对企业将是致命的打击。”该公司负责人林绍碧说，片仔癀在去年制定出十年战略规划的基础上，今年又做出一个三年规划，为企业中长期发展进行相应的准备。“建议业界及我国政府对资源分布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给予支持，以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获得合法的资源输入渠道。”林绍碧说。

这与国家林业局的想法不谋而合。据了解，国家林业局和中国中药协会拟于今年共同召开“高鼻羚羊资源保护、发展利用国际研讨会”，届时将邀请CITES、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及高鼻羚羊资源分布国和消费国的代表参会，以探讨建立产业与基地保护互动机制。“帮助资源分布国提高保护和执法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能保证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强调。

篇2：灾后重建四大难题亟待破解

尽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成效显著, 灾区群众的安居和民生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但由于灾后重建的政策重心没有及时地由应急性恢复型重建向长远性发展型重建调整, 导致灾区产业重建远滞后于硬件设施重建, 从根本上制约着灾区群众的稳定就业和可持续增收。

一、对口支援向对口合作转变存在障碍

伴随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基本完成, “省—县”对口支援的历史使命也即将结束, 由对口支援向对口合作、无偿支援向互惠合作转变无疑是当前最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但是, 通过我们对四川地震灾区的调研发现, 这种转变面临的最突出的困难是合作双方行政级别和经济规模不对等, 平等互惠的对口合作机制难以构建。由于“省—县”合作行政级别完全不对等, 导致双方在合作谈判、签订合作协议时难免有所顾虑, 操作比较困难。同时, 省、县之间经济实力悬殊, 产业构成差异巨大, 必将导致双方产业关联度低、难以实现优势互补。因此, 尽管灾区地方政府渴望尽快实现对口支援向对口合作转变, 援建方却缺乏内在动力, “一热—冷”的反差十分明显。

二、发展能力不足的内在矛盾亟待缓解

1.灾区群众的投资能力近乎丧失

由于住房重建时间过度集中, 材料费和人工费的“双上涨”导致灾后住房重建成本几乎翻番, 灾区农民负债水平创历史新高, 如北川县农民因住房重建户均负债超过7万元。灾区农民被迫由震前“打工存钱”向震后“打工还钱”转变, 致使农民本就脆弱的生产投资能力遭受严重破坏, 甚至可能危及灾区社会稳定。可以预见, 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策支持, 大多数灾区农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的状况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2.受损生产性农业设施尚未及时修复

灾后重建对农田水利、土壤改良、田间道路等生产性设施修复的投入相对不足。如北川县生产性农业设施投入比重只占到灾后重建总投资的4%, 而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却占到28%, 二者之间反差巨大。这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灾区农业生产的较快恢复和发展, 而且也成为影响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障碍。

3.对灾区农民劳动就业培训投入明显不足

地震灾区耕地普遍毁损严重, 加之相当多的山区因生态重建的需要已不适宜重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外出务工不仅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 而且是其实现被迫性就业转型的现实选择。据我们调查发现, 灾后重建对农村人力资本开发重视不够, 安排的重建资金比重明显偏低, 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劳动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低、针对被迫性就业转型所需要的专业性就业及创业培训十分缺乏。

三、产业重建相对滞后影响经济发展

1.新引入工业项目对灾区比较优势资源的整合能力不强

灾后重建产业项目一般纳入对口支援规划, 园区招商由援建双方共同推进, 因而这些项目基本是援建省市的优势产业, 具有显著的“嵌入式”特征, 与当地的产业基础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具备整合当地资源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这些项目的主要原料和市场都“双向在外”, 在不具备区位优势的条件下, 其产业竞争力必然被削弱。同时, 在整个地震灾区缺乏产业布局合理协调的情况下, 产业同构的矛盾已有所显现, 其也将对区域协调和分工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2.本地产业恢复和发展缺乏资金支持

地震灾害使依托特色资源开发已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本土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如北川县9家以茶叶加工为主的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损失高达到12.5亿元, 恢复生产大约需要资金2亿元。但因所需的产业恢复重建资金没有纳入灾后重建投资计划, 在资金严重匮乏的情况下, 企业基本无法自我修复。同时, 灾后产业恢复重建, 灾区启动了培育具有市场优势的新兴产业发展计划, 如北川县为培育玫瑰、树莓、冷水鱼养殖、猕猴桃、山桐子等新兴产业, 共需投入资金1亿元左右。但这些新兴产业同样处于得不到产业基金支持的窘境。

3.对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培育重视不够

灾区地方政府大多制定了目标宏伟的跨越式产业发展计划, 偏重引入高科技和大型工业项目。而真正直接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小型或微型企业却未纳入产业重建资金支持范围。据调查发现, 在一些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山区县, 其工业园区内大型项目投资规模却可以高达数十亿。值得重视的是, 灾区产业基础很薄弱, 这种产业发展模式, 不仅对当地特色资源开发和农民增收的辐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 而且还可能增大产业发展的风险。

4.对产业链整体打造重视不够

灾区产业重建项目比较重视原料供给和生产加工等产业链前端和中端环节, 忽视对仓储、物流、销售等末端环节的打造, 产业链缺失矛盾比较突出, 不久将来可能面临因产能过剩而产销失衡的潜在风险。

四、灾区基层组织运行面临特殊困难

1.地震灾区基层政府因重建负债沉重

地震灾区基层政府为了实现“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灾后重建目标, 在财力难以负担的情况下, 普遍采取负债方式推进灾后重建。负债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安居房建设等, 其中征地拆迁费用比重最高。以北川县为例, 灾后重建造成政府系统内负债已逾48个亿, 其中, 征地拆迁负债高达26.6个亿。过高的负债水平不仅给灾区基层政府带来巨大压力, 而且也会增大形成呆账、坏账的可能性, 数倍地放大放贷银行的金融风险。

2.农村社区组织修复相对困难

地震对农村基层组织系统破坏严重, 加之道路、交通、通讯等设施的毁损, 乡村组织管理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地震对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破坏还致使原有道德习俗和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减弱甚至失效。同时, 农村社会重建面临着公益性专业服务人员及其工作经费缺乏等问题。

五、破解难题的对策建议

1.构建平等互惠的对口合作长效机制

(1) 构建省级合作开发战略框架下对等的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开发模式。

鉴于省县合作面临一系列现实困难, 当务之急是由各援建省 (市) 分别与四川省形成对口合作战略框架, 在此框架下, 选择具有显著经济互补性的区域, 签定一揽子更明确和具体的“市-市”、“市-县”和“县-县”多个层级的对口合作协议, 实现对等性更强并且效率更高的对接与合作。

(2) 建立有利于促进对口合作的激励机制。

对口合作开发应当是建立在双方互惠互利基础之上的市场化合作。由于地震灾区基础较差, 现阶段的对口合作机制自发形成和发挥作用并非易事, 对口合作只能是配套政策支持下的特殊合作形式。因此, 建议合作双方政府搭建合作项目信息的交流平台, 为具有潜在合作意向的经营者提供项目信息、项目咨询、资信调查等服务, 以实现降低合作成本, 提高合作的效率。灾区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公用设施、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提供相关优惠政策。中央政府和援建省市政府出台相应的用地、信贷、财税、技术支持等配套的扶持政策, 对援建方投资商的进入给予明确和持续的政策激励。

2.重视提高灾区农村内生性发展能力

(1) 积极化解农民债务, 增强农民投资能力。

借鉴成都市及其它省 (市) 农房抵押贷款的成功经验, 斥资组建农村贷款担保公司, 在灾区积极试点农村房屋和林权抵押贷款办法, 探索和研究提高农房贷款抵押率的可能性。利用灾后重建提供的土地整理、村庄重建机会, 通过县区内集体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 实现农户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合理调整灾后重建资金投资结构, 对农民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方式对小型和微型灌溉系统、田间道路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修复进行补贴。

(2) 提高对灾区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

发展式灾后重建阶段, 农村灾后重建的重心应逐步由民生工程和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向农田水利、土壤改良、田间道路等生产性设施修复领域转移。要尽快修复被毁耕地, 加大力度推进农业生产设施建设, 全面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

(3) 制定针对地震灾区的就业培训计划。

将专门针对地震灾区农民工的培训项目纳入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中, 确保灾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资金来源可持续性。充分利用四川省内优质的职业培训机构和资源对灾区劳动力进行帮扶式劳动技能和知识培训——包括外出务工培训和新型农业生产技能和知识培训。完善对口劳动力资源合作机制, 建立人才交流平台, 根据援建方的用工要求, 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并有组织的输出灾区劳动力到援建省市就业。对因生态修复而失去土地被迫进行生态移民、外出务工、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户提供专项补偿。

3.加快构建灾后产业恢复重建政策体系

(1) 高度重视重建产业的形态选择。

产业重建定位既要充分依托灾区的特色农产品、生态环境、劳动力资源的相对优势, 又要有效发挥援建方在资金、技术、品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因此, 要以双方互补性的特色资源和优势要素为基础, 建立以市场为核心, 政策作支持的产业选择机制, 加快促进灾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人文生态旅游基地的集群化、品牌化发展, 形成以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旅游业为主的新型产业形态。

(2) 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体系。

产业重建时要注重形成高、中、低层次, 大、中、小企业兼收并蓄的三次产业体系。在引入规模大、层次高、带动强的大中型产业项目的同时, 也要通过出台贷款担保、贴息、税收减免和财政参股等金融、财税优惠政策扶持一批从事适度规模化种养殖、农产品加工营销、生态旅游等行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

(3) 构建产业链各环节优势资源的整合机制。

以基地为平台、以企业为龙头、以政府为支撑, 实施产业链整体打造战略, 构建互补性优势资源的整合机制。以重点企业主营业务为核心构建完善产业链, 探索“援建企业+灾区基地+全国市场”的产业发展模式, 政府重点支持突破产业链薄弱环节的瓶颈性约束。

(4) 重视对本地企业的扶持。

当地政府应在税收、金融和技术支持方面加大对本地企业的扶持力度, 增强企业的自我恢复能力;增强服务意识, 为企业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市场信息和公共服务。援建省 (市) 可适当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4.努力缓解灾区基层组织运行压力

(1) 多渠道化解灾区地方政府债务。

合理调整灾后重建规划, 重点在于适度减少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超越实际需求和条件导致的超高标准投资, 通过优化投资结构, 将园区拆迁成本部分纳入灾后重建资金投资计划。对灾区地方政府难以通过自身能力化解的债务缺口, 应通过财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逐年化解或由中央出台政策视具体情况进行核减。控制工业开发区超水平发展的态势,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节约征地拆迁成本。

(2) 加快地震灾区社会重建步伐。

篇3：开发难题亟待破解

南海腹地的石油开发属于深海石油开发，因此存在众多的关于技术、后勤供应与安全保障等问题。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开发的大门很难顺畅开启。因此，破解之道，至关重要。

要揽瓷器活，须有金刚钻

深水是世界油气开发的重要接替区。2010年前我国自行研制的海洋钻井平台作业水深较浅，半潜式钻井平台仅属于世界上第二代、第三代的水平。国外深水钻井能力已经达到3052米，国内只达到505米水深。

直到2011年，我国第六代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的建成，才填补了中国深水石油开发装备领域的空白，使中国跻身世界深海石油开采装备的领先水平。“海洋石油981”由2个浮箱、4个立柱和上部的箱形船体组成，甲板上矗立着高高的钻井架和两台起吊能力各100吨的大吊机，还有开阔的直升机停机坪。作业时，长达104米的浮箱将吃水下沉，水面上只能看到立柱托着上部船体构成一个大型海上平台。世界上有能力设计、建造并完成深水钻井平台系统调试的国家目前除了我国就只有美国和挪威。

“海洋石油981”是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具有勘探、钻井、完井与修井作业等多种功能，造价近60亿元。平台最大作业水深3000米，钻井深度可达10000米；自重30670吨，面积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大；安装电缆总长度800多公里，相当于围绕北京四环路跑10圈。平台拥有多项自主创新设计，稳定性和强度按照南海恶劣的海域环境情况而设计，能抵御200年一遇的台风；平台选用大马力推进器及DP3动力定位系统，在1500米水深内可使用锚泊定位，甲板最大可变载荷达9000吨。该平台可在中国南海、东南亚、西非等深水海域作业，设计使用寿命30年，平台的详细设计和建造均在国内进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拥有其知识产权。

当前，一般监测到的强台风至多18级，而“海洋石油981”平台能抵御的台风等级可以达到109级。平台在1500米以下水域可以锚泊定位，而在3000米水深范围，则采用目前世界海事组织最高等级的DPS3动力定位，即在卫星定位基础上，计算机系统自动发出控制信号，通过改变推进螺旋桨的运转方向、转速来调节船位，灵活地向风浪相反方向侧身，使平台稳稳停泊在固定作业点。这种锚泊定位与动力定位组合优化的节能模式，在世界深水钻井平台还是首次使用，让“海洋石油981”成为惊涛骇浪中的“定海神针”，确保平台全天候作业。

大批物资如何运，大笔资金从哪来

中国海岸线与南海最远距离有3000多千米，如果在南海腹地开发石油，人力物力的供给将是个很大难题。一个深海作业平台，要有上百人在上面工作，每天的粮食和副食就需要很大数量。直升飞机无法飞行3000千米这么远的距离，小型船只运输一个来回也要数日。而大型飞机运输又存在机场着陆需要。而且开发南海腹地石油，需要数个、甚至数十个平台作业，这样保障后勤供应就更是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目前所知南海腹地的石油储量巨大，但具体的数值还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具体储油构造有多大，需要开发的油田有几个，需要钻探的油井有多少，位置应该设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都还要通过大规模的钻探调查才能摸查清楚。而深海石油钻探的费用高昂，这也就是说，南海腹地石油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就需要大笔资金。

一个深海石油作业平台的建造需要60亿元人民币，那么数个乃至数十个作业平台的造价可想而知；另外还有物资供应及石油运出的费用、安全保卫工作的费用，这些费用也十分庞大。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考虑到开发所需要的大笔费用问题，提出了三个想法，一是中国的三家大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开发，这样实力就能更加雄厚；二是与国外有实力的大公司联合开发；三是提请国家建立南海石油开发基金，由国家给予资金支持。现在这些想法均在谋划和运筹之中。

自身生产安全，他国军事干扰

南海腹地石油开发，也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问题，主要显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自身生产安全，另一个是他国的军事干扰。

一方面，深海石油开采，由于水深、海浪大，极易发生生产事故。2010年4月20日，BP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DeepwaterHorizon）石油钻井平台发生严重爆炸，致使11人惨死，也损坏了海底油井管道，造成每天约1.9万桶（79.8万加仑）石油泄露。总共约2000万吨原油泄漏到海中。约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被污油覆盖，路易斯安那州的70英里海岸线受到污油侵蚀。事故造成的损失高达一万亿美元。

还有此前康菲石油公司在我国海洋油田造成的漏油事故，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给在附近生产的渔民造成了极大危害，而且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赔偿金额，加上处置事故的耗费，其经济损失也是十分巨大。这些事故都给南海腹地深海石油开发敲响了警钟，如果不事先做好事故防范和安全生产保障，深海石油开发就可能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南海腹地石油开发也面临着邻近国家的军事威胁。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为争夺对南海海域的控制，正在加强军事部署——马来西亚第一艘潜艇已于2009年9月部署在婆罗洲沙巴新设的潜艇基地；2010年7月，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号潜艇又在南海水下成功试射SM39BlockII“飞鱼”反舰导弹。印度尼西亚目前已拥有两艘潜艇，计划到2024年增加到12艘，另包括引进攻击机、水陆两用战车等，现正在与俄罗斯、韩国等冾谈。而越南计划购买不易被侦测到的俄制基洛级潜艇。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增强了动用军队来单方面控制海域的力度，袭击、骚扰和抓扣在我国传统海域内捕鱼的中国渔民。印度尼西亚还新成立了一个海洋抓捕局，调拨了28艘海洋监督船实施对他国在南海腹地渔船的抓扣。这些情况都对我国石油公司开发南海腹地石油形成了军事威胁，是我国开发南海腹地石油不能不考虑的安全问题。

为保证我国在南海腹地石油开发的顺利进行，我国也加强了海上军事力量，建立了第一艘航空母舰，研制了舰载飞机，并加紧训练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的操作人员。

篇4：新型城镇化战略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启示

从考察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南北战争、日本二战以后开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发现, 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 也是农村劳动力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 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共同特征是, 国家积极引导城镇化, 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完备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律体系以及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措施, 赋予他们新身份相应的权益及能力, 保障转移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促进他们社会流动, 增加了国家的活力, 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但是, 也必须认识到我们与他们的差异:

第一, 英、美、日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同步, 我们城镇化已经滞后于工业化, 目前面临的是产业结构升级。这意味着, 他们的农村劳动力经过基本技能培训就可以成为产业工人, 被城市接纳, 实现社会流动;而我们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 转型后的产业工人不是简单培训就能达到要求的, 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转型后的产业中就业, 只能在城镇的非正式部门就业, 无法促进其社会流动。

第二, 英、美、日推行城镇化的“硬件”设施有充分积累的“软件”支持。一方面, 这三个国家均为典型的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的观念己深入人心, 法律己成为他们的国民的“信仰”。因此, 法律才会被完全遵守。另一方面, 这三个国家在城镇化前都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教育积累, 尊重教育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家长不仅重视孩子的教育也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教育理念。相比之下,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法治观念还很淡薄, 教育积累也远不够, 这样会导致政府的“硬件”设施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不利于城镇化进程和社会流动。

第三, 英、美、日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向上流动机会, 而当今的中国“精英二代们”通过占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垄断了向上流动的通道, 导致了悲观迷茫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会放大困难因素, 增加改革的阻力, 甚至会增加不确定因素, 不利于城镇化进程。

2 新型城镇化战略

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 不是否定城镇化道路, 而是从以往追求数量的城镇化转变为追求质量的城镇化, 即实现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对城镇的真正融入, 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城镇化, 是追求创新驱动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既然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这不仅包括低层次的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也不仅仅是给予他们“市民”的身份, 而是最终要实现高层次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要求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让他们生存和发展;给予他们“市民”身份, 要求选择按贡献参与分享的方式, 提供不同的类型户籍政策和居住证种类, 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等配套福利待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要求通过自觉的奋斗, 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平等民主、文明先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讲, 首先要提升他们的观念观念, 用理性的现代城市文化, 用法律规范和人文观念作为社会体系和市民价值系统主体, 促进农村劳动力观念的提升。农村劳动力在成为市民后, 也获得更多选择的自由与机会, 比如自由迁移、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享受政治权利等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 并最终完成由传统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市民的全面转型。

3 新型城镇化战略亟待破解的难题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价值体现着现代的“人本主义”观念,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价值旨归, 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难题, 归纳如下:

第一,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能否能有效实施的问题。我国当前浮躁的社会氛围和悲观迷茫的社会情绪, 必然导致短视的行为方式。新型城镇化战略立意高远、远见卓识, 能否被这样浮躁、短视的社会氛围接纳和实施值得重视。如果战略目标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城镇化过程会出现混乱、偏离目标方向, 最终还原为人口流动的城镇化, 农村劳动力由于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而使整个城镇变成一个更具“乡土”特征的大农村, 社会阶层固化, 城镇中存在较多矛盾和社会问题, 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来源。反过来, 如果降低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 从现实出发引导城镇化, 又可能由于存在路径依赖性, 导致城镇化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而无法升级。因此, 如何制订可执行的城镇化引导方案, 保证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没有通过试点取得具体的经验的情况下, 全面的新型城镇化不宜启动。

第二, 新型城镇化中市民化的速度和规模问题。从时间上来讲, 市民化“等不得也急不得”。等不得是因为农村大量劳动力需要转移, 需要就业和谋生, 大城市融不进去, 农村又回不去, 城镇是他们最适宜的归宿, 这种需求越来越迫切, 时间上不容久等;从规模上讲, 市民化的规模应该适度。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 而且呈现出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收入水平、居住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对应的市民化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城镇的承载能力有限, 过量的农民工市民化, 会导致城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居住条件恶化、社会秩序混乱和大量失业问题的产生。另一个问题是, 如果规模过大, 有可能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严重侵入城镇既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最终可能的结果不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而是城镇的农村化。

第三, 新型城镇化中产业结构问题。从现实出发, 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具有较强的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而且要求相对较低, 投资规模小, 容易创办, 似乎应该成为新型城镇化中主要发展对象。但是, 国家正着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这意味着这样的中小企业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即使勉强生存下来, 也无法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因此, 选择怎样的产业结构既能解决现实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又能实现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

篇5：反垄断难题，亟待破解

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负面作用也开始逐渐显现。而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某些行为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也日益严重，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应当尽快建立反垄断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机构。

日前，中国的反垄断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继国家工商总局对中国企业垄断调查报告出台之后，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该办公室一位高级官员透露，这个新的机构将会在《反垄断法》出台前夕，拿邮政、铁路运输、电信、保险等自然垄断行业“开刀”。

而《反垄断法》草案目前仍在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透露，最晚将于明年3月十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出台。而条法司司长尚明先前表示，国务院已经把该法列入2004年立法规划。

不过，历时整整10年的《反垄断法》依然面临较大的立法分歧和执行困难，业内人士估计，此次也未必能及时出台。另外，反垄断调查办公室虽然开展反垄断立法及其相关工作，但是作为非常设机构，它能否担当起反垄断重任受到质疑。比如，拿邮政、铁路运输、电信、保险等自然垄断行业开刀，一个局级单位是否有足够的权力制约部级单位？不过郭京毅也表示，如果《反垄断法》最后决定反垄断是由商务部承担，这个办公室会成为主要的承担机构。

争议不断，难获共识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经济法室主任王晓晔认为，中国反垄断，最大的障碍在于政府。这也是中国《反垄断法》至今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

早在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便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1994年5月，“《反垄断法》起草小组”成立，《反垄断法》曾先后列入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但由于争议太大，迄今没有出台。

王晓晔指出，有些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而中国当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与世界级大企业相比就更小，因此中国当前应当鼓励企业集中，组建大企业集团，而不是要反垄断。

另外，部门利益也成为反垄断的障碍。一些在过去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它们对反垄断立法自然不会有很大兴趣。因此，这些行业即便不是公开反对这个立法，它们也会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

参与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起草律师关安平也认为，中国目前出台《反垄断法》的时机不是太好。因为中国每个行政部门都有下属的大型行业公司，没人能够触动这种垄断。

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盛杰民认为，商务部与工商总局的关系、利益的协调也是造成《反垄断法》十年难产的原因之一。由谁来执行反垄断的任务，成为《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的一股暗流。日前成立的商务部反垄断办公室拥有未来反垄断的名分，而工商总局则拥有过去十年的反垄断经验。未来的反垄断工作究竟由谁来承担，尚未有定论。

在此前的征求意见中，工商总局曾表示，商务部并没有一支专业执法队伍执行《反垄断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反垄断工作必然力不从心。而作为行政执法单位的国家工商总局则具有先天优势。

专家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反垄断部门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并独立于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否则难以限制其他部的限制性竞争行为。

行政垄断难制约

在内地目前所有的垄断行为中，行政性垄断无疑占据首当其冲的位置。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

行业垄断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挂部委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有人称之为“权力经商”。

地方保护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发布地方文件，禁止本地的单位和个人行销外地产品，甚至对行销外地产品的经营者随意没收或者罚款。

在王晓晔看来，中国的《反垄断法》应当最主要解决的就是行政垄断。在2002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时，当时的国家经贸委（现商务部）经济法规司副司长陈丽洁博士在介绍立法情况时就透露，如何界定垄断将是中国反垄断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她表示，综观各国现行《反垄断法》，垄断概念都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特点界定的，中国是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行政垄断正是中国主要的垄断形式，因此，中国的反垄断立法首先应将国家机关滥用权力对市场实施的垄断行为包含在调整范围内。据透露，在《反垄断法》的送审稿里已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进行了规制。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鲁夫却认为，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时期的产物，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不是一部《反垄断法》所能解决得了的。

有专家认为，寄希望于未来的反垄断机构，将反垄断的矛头对准政府设立的垄断，未免有点逻辑悖论的味道。“政府设立的反垄断机构，怎么会反对政府设立的垄断呢？一个人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吗？”

专家指出，《反垄断法》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如果只是一个法律文本，在执行中得过且过，没有人较真，那还不值得太过忧虑。但现在有了一个执行机构，问题就大了。有了机构就得有官员，而官员是要找事做的。毕竟，反垄断机构要有垄断可反，它才有存在的理由，也才有种种不言而喻的好处。而且，能够找到的“垄断行为”越多，就越能显示该机构的重要，从而顺理成章的扩大机构，增加人手，走向臃肿。

篇6：就业歧视：亟待破解的难题

不仅仅要宣言

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歧公约》这样定义歧视：一种基于个人或群体的特征进行区别对待的行为。

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规定，性别歧视就是基于性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后果是取消或损害就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但基于特殊工作本身要求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不应视为歧视。就业性别歧视也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在女性求职者具备完成工作的条件下设置就业门槛，或依据性别因素给予女性职工不同待遇的行为。

中国关于反就业性别歧视的提法还只是散见于《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中。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对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扶持和援助”“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就这些法律框架而言，并不缺少相关女性就业权益的保护性条款。但这些保护性条款，更多时候像是一种宣言。由于对法律后果缺少详细而具体的设计，使得法律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对于这些原则的保护性规定，我们仍然可以积极地认为，这是一种立法上的进步，但更期待这种进步获得实质性进展。

新妈妈胜诉，却丢了“饭碗”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新宇指出，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现象，在不同的就业领域和工作岗位以及就业后的不同阶段中，对于女性的歧视也是不同的，较为突出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就业机会不平等、退休年龄及退休金待遇不平等、男女同工不同酬、岗位性别隔离。

导致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我国法律中虽然规定了男女享有平等就业权利，但由于操作性不强和缺乏罚则，对就业歧视未能起到有力的遏制作用；二是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不力，特别是对私营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领域的监管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对外资、私营中小企业疏于监管，使得女性在一些地方更容易失去工作；三是妇女自主创业难度较大，缺乏创业技能培训和服务。另外，女性自身的择业倾向（具体性或者和语言、形象有关的职业）导致就业瓶颈、转岗的培训成本高（女性自身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兴趣使得雇主会支付比男性多的成本）；四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的“纲常礼教”，使得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心理沉积；五是家庭原因。由于中国的家务劳动尚未社会化，使女性在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义务。如此看来，女性为社会、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反过来却成了自身谋求发展的障碍。

新华社曾发布消息，法院受理的此类维权官司呈上升趋势，然而这些职场女性多是赢了官司丢了“饭碗”。例如，重庆某连锁培训机构的李女士休完4个月产假回单位后，从中干被降为干事，薪水也少了一半，不服被“调岗”的她将公司告上法庭。重庆市沙坪区法院一审判决李女士胜诉。新妈妈胜诉了，也获得了经济补偿，但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于2009年所发布的《中国职场性别歧视状况研究报告》显示，职场招聘中基于性别的歧视相当严重，平均每4个女性被调查者就有1个因自己的性别而被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平均每25个女性被调查者中有1个被迫签订带有“禁婚”“禁孕”条款的劳动合同，超过五分之一被调查者表示其所在单位存在“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强迫女性调岗降薪情况，而“三期”内遭到强迫解雇的占到11.2%。

迈入“立法推动”阶段

女性在很多方面拥有男性无法比拟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首先，女性运用语言词汇的能力强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女性驾驭文字的能力，在语法、造句、阅读能力等方面都比男性更为出色。其次，女性在对三维空间的认知能力上往往略逊于男性，但她们在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细致周密上却普遍具有优势。再次，女性普遍具有和蔼可亲、容易与人相处、感情丰富且善于体谅别人的处境和困难等特点，在社会场合或工作协作中能表现出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女性朋友们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还要克服心理障碍。从根本上讲，能否战胜自身的弱点，是一个人在事业上成败的关键。女性朋友们应该积极进取，克服自卑心理、依赖心理等方面的心理障碍。

2013年4月18日《中国教育报》报道，日前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及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此时此刻 ，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学校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力度，严禁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保护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和履职积极性。然而，解决“女性就业歧视”不能总靠文件，更需要维护就业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