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策论文

2024-04-13

行策论文(精选9篇)

篇1:行策论文

讲规矩

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秩序、现代社会秩序建立的核心,所谓契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规矩”二字。当中国以大国形象打开大门走向世界舞台时,越来越多“不讲规矩”缺乏契约精神的行为展现在世人面前:不文明的中国游客、不诚信的中国商家、办事效率低下的中国政府……究其原因,核心在于符合现代社会的“规矩”没有建立起来,“不讲规矩”的思想大行其道。

“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每个人的心中没有办事的规矩,每个企业办事不讲规矩,每个政府工作人员不讲规矩,那么,诸如随处丢垃圾、大声说话等不文明行为就不会减少,恶性竞争、欺行霸市、弄虚作假等扰乱经济秩序的现象就不会得到遏制,以及推诿扯皮、以权谋私的工作作风就不会得到好转。所以,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规矩,为国家发展引领发展方向;行业需要有自己的规矩,为行业发展保驾护航;个人同样需要讲规矩。规矩需要从外到内、内化于心,使外在僵化的规矩转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

讲规矩需要靠法治为守规矩营造外在环境。讲“规矩”首先得有“规矩”,有“规矩”之后还得有保障制度,确保人们“讲”规矩。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同的组织则有各自的纪律。现实是,尽管有条条规矩在,依然有人我行我素,对规矩视若无睹。因此,想要让人人都讲规矩,就必须明确如何“讲规矩”,关键要靠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制度强化人们养成讲规矩的思维习惯。出台八项规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等,其作用就是更加明确政府及公务人员的行为界限;东莞市设立“红黑榜”,核心就是给企业立规矩。此外,还需进一步完善网络诚信体系建设,强化对网络经营及个人行为的监督管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靠明确的制度限制不法行为,这是“讲规矩”的大前提。

讲规矩需要靠德治为守规矩奠定内在基础。所有的制度最终都要内化于心才能最终作用于人的行为,仅仅依靠强制的制度管理并不是管理的终极目的,要使人人都养成“讲规矩”的自觉性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正如村官黄家祥为自己立的“规矩”,制定“四议两公开一表决”制度,按制度为村民办事不收取私利,这需要每一个公务人员学习。治理不文明行为,最终也需靠代表中国形象的国人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国外的风俗习惯。对于行业的不正之风,同样可以健全行业组织,通过自我约束治理的方式,使违背行规的企业永无出头之日,确保经济发展的良性秩序。

“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培养守纪律讲规矩、拥有契约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不仅需要靠法治约束,更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自觉遵守,夯实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1060字)

篇2:行策论文

过去10年被称为“黄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极为快速的一个阶段,10年里GDP总量翻了两番,无论国家的整体实力还是居民的个人财富都显著增长。一方面,我们变富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快乐,这主要是我们的心理状况没有达到与财富增长相称的满意程度。一项心理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中亚健康人群的比例呈增长趋势,而心理亚健康问题几乎波及所有人群,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在媒体报道上我们看到,心理疾患导致的行为异常,如自杀、劫持他人、毒害室友等层出不穷,据估计每年约有160万人因此危害社会安全。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不快乐的人都会行为异常,然而幸福感缺失、心理不平衡、焦虑和抑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特征。反思这个把健康卖给时间和压力的时代,昆德拉曾追问,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慢的乐趣是如何失传的;他又说,凝望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因为这样的人内心充满自足的幸福。幸福感和心理平衡是精神层面的概念,其达成取决于精神的自给自足,从自发的自在,被动地接受社会现实,到自觉的自为,有意识地控制自我、改善生活、改良社会,人的生活态度将完成向自在有为的转换。

我们应当提倡自在有为的优雅生活,放慢节奏,平衡身心,挡住这个时代不断汹涌而来的信息洪流,使我们和美丰盛的精神家园破浪而出,屹立不倒。自在有为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哲学,通过唤醒自我,建立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意识和行为,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走出心理阴霾,走向自身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吉登斯发现,晚期现代性背景下,大众必须借助专家指导系统才能做出选择。而凝望上帝窗户的人是无须盲从的,他善于内心对话、调适平衡,自主地做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因而可以超越争雄斗富的浅薄,规避“不肯输在起跑线上”的“预先失败”陷阱,以自在有为的姿态去追求高品质的优雅生活。

篇3:策论美术教育中人文精神培养

关键词:美术教育 人文精神 培养

美术作为视觉艺术,在一定层面上进行着创造美的活动,实现着人们的精神实践活动。它通过记忆和想象表达着人类的人文、历史的发展。作为人类表达情感的造型艺术,挥洒着人们对社会生活审美的诠释和认知。而美术教育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从人们的灵魂深处来对美丑予以区分,更多的是一种关乎人信仰的善、心灵的美。因此,在美术教育中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是目前美术教育中重要的任务。这种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正是真善美信念的传达,是新时期培养美术专业人才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美术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表现及影响

1.重功利轻价值,束缚学生本性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应试教育得到了明显改观,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并未完全打破,很多学校仍然存在着以高考升学为第一目标的现状。很多学校为了实现“升学率”不断要求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知识。而这种扎实的理论基础,并非是孩子们心中最满意的“答案”。这种应试教育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考试需求,形成了一种为了学美术而学美术的形式,但学习者的本体性价值被忽视,素质教育培养人才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内涵被直接弱化。而且,美术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被消融在教育功利性价值当中。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极易让学习者自身的学习目的畸形化。

2.重模仿、轻创作,学生难以实现个性化发展。当前美术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模式较为严重。美术学习中往往将学生的模仿程度作为教学成果最终衡量指标,这种“统一化”教学模式,无法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培养出的学生往往千篇一律,大家存在太多的共性。这种单一教学模式,不但打压了学生学习创作积极性,而且潜意识漠视了学生内在个性的养成,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失去找寻自我灵感的积极性和乐趣。

3.忽视学生情感体验的需要。随着国家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美术欣赏教材也日趋丰富。但实际教学中,教师还过于注重美术技巧的传授,往往忽略教材中反映的人文精神;学生在学习中也只是单纯地对知识点进行片面理解,无法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很难与作品产生情感的共鸣,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问题主要反应为:课堂学习无生气,美术作品中体现的艺术魅力学生无法真正理解,甚至对此嗤之以鼻,不能从学习中得到快乐。

二、美术教学人文精神培养的几点建议

1.提高教师自身人文意识。要想培养和提高学生人文精神,作为美术教育的引路人——教师,首先必须从自身做起,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转变自身的传统观念。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元化的知识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视野,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我们自己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身人文素养。一个具有丰富人文素养的教师,教学过程中会给学生带去一定感染力,人性表现也将更加丰满,这种感染力会不自觉地带动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也会随着不断学习,从教师那里受到熏陶,激发自身学习兴趣,以不断提高自身学习和自身素养来定位自己。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成为人文精神受益的“第一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积极地去贯彻人文素质教育。

2.提高学生的美术认知能力。学生自身美术认知能力的提高是美术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教师必须善于积极主动去引导学生细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如生活中自然景观的变化、地理人文的特点等。教师还应鼓励学生通过色彩、质感等美术语言大胆表达自己心中所想,通过自我思想的不断表达,锻炼和培养学生自我认知能力,塑造和完善自我人文精神素养。除了注重运用课堂外的资源培育学生的人文认知及体验能力之外,教师还要注重运用好课堂教材内的名家作品资源,让学生去了解名家们的人文观察视角,体会名家们对人文精神的独特理解。教师可以通过优秀作品的感染力来诱发学生情感体验,以此来提高学生自我审美情趣。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将学生人文修养与美术技能的学习不断融合渗透,鼓励学生积极大胆去外界发现美、创作美,让学生在更为宽广的田地里锻炼和提高自我人文素养。

3.“以人为本”教学理念的融合。“以人为本”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以人为本”教学理念的融合,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这一主体作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人文体验中的自我情感体验感知,注重学生人文体验中心理的变化,让学生在自我人文精神探究过程中,不断掌握相关的美术技能和知识,并以此来进一步塑造和提升自我人文素养。

总之,人文精神作为美术教育灵魂,存在于美术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唯有在美术课堂中融入“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才能使美术课堂真正充满活力和生机,才能使学生在感悟美好世界的同时,掌握美术知识和技能。美术学习中“人文精神”的培养意义重大,将其纳入到美术教育中,不但是当前新课改的基本需求,更是学生素养得以全面提升的基本需要。

参考文献:

[1]逯红英.刍议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审美教育[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21).

[2]王媛.论在美术新课改中创设教学情境的重要性[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13).

篇4:策论文

……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主要是因为:一、二、三、所以要解决好…问题必须要做到……

一、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当前指我们一切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要解决好…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运用到……工作的各个环节。从源头上保证……问题的各项工作都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

二、加大立法力度。法律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保证,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依据。在当前要解决……问题,首先就是要加大……方面的立法工作,保证……工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运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力度,对那些违反……法律的行为要加以严惩。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三、建立健全相关的监管机制。制度建设是在当前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要解决好……工作首先要健全相关的管理机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部门,专门协调管理…工作的各项事务,高效有力的做好……工作的管理,保证……健康运行。

四、加大宣传力度。要解决好……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单考哪一方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完成,为此各级政府要利用多种途径、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宣传作用。广泛的向全社会宣传……的重要性,调集各方力量来支持和关心……工作,力争形成全社会关心,全民参与……工作的良好局面。

篇5:策论文

城市公共交通是指城市中供公众乘用的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缆车等交通方式组成的公共客运交通系统,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随着广州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州的城区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更显重,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州市城市公交发展不足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 面对这一矛盾,我们该如何协调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我们的对策:

第一,通过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实施引导。各级政府应当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合理核定票价等多种措施,充分发挥公共交通运量大、价格低廉的优势,引导群众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出行方式,促进公交优先发展。公交企业因票价下降减少的营运收入,经地方财政审核后分别按季度或年份给予财政补贴。

第二,同时为方便和鼓励住在郊区的居民驻车换乘,降低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应出台对驻车换乘车辆停放收费优惠政策,市民将机动车停放在驻车换乘停车场,然后转乘地铁或其他公交车辆,减少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

第三,加大对城市交通组织和管理的力度。优化路网结构,积极推行“朝九晚五”的分时段上下班制度和相应的公共交通政策,使广大市民“分时段”使用公交系统,同时上下班高峰期间停止“免费票”的使用和有关的票价优惠政策,引导部分“非工薪阶层”在交通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搭乘公共交通,达到“分流”的目标。

第四,积极探索城乡之间的公共交通发展道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扶持城乡之间的公共交通发展,引导城市公共交通向农村延伸服务,方便农村客运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解决城市郊区居民出行难问题。对运行于城乡之间的城市公共汽车的站距设置和公交车辆的行驶速度等,要做出与城市道路运营相同的规定,以保证行车安全。

第五,整合公交营运资源,推进行业改革。要坚持公交特许经营。实施公交营运线路招投标制度,对通过招投标进入客运市场的企业和现有经营城市公共交通的企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同时加强市场监管。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公共交通企业经营和服务质量的监管,规范公交经营行为。逐步推行等级服务评定制度,对营运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的公交企业,要退出公交市场,促进广州市公交营运服务水平的提高。而服务水平的提高必然吸引更多人选择使用公交系统。

综上所述,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牵涉众多领域的改革和协调,我国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切实落实各项改革和发展政策,使公共交通方式成为市民首选的主要出行方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而不断努力。

范文写作技巧:

篇6:公共基础知识策论文

公共基础知识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历史、科技、行政、公文写作等知识。以下是要给大家介绍的公共基础知识策论文,欢迎各位的参考!

解读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摘要]公共知识分子是个从国外引进过来的概念,本文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即具有超越学科所限的广泛学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具有面向大众的能力;并且认为,这种概括与米尔斯所著《社会学想象力》中关于社会科学家理想形象的阐述是吻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未必都是套共知识分子,但社会科学家不应放弃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与关怀。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科层制与专家;社会科学家;理想形象

有人说,“《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对象太锁定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学家,这是个问题”这句话恰好揭示出了本书定位的一个特殊偏好。的确,无论是前半部分对当时社会学基本操作方式的批判,还是后半部分对社会科学研究前景的展望,全书贯穿始终的是米尔斯对社会科学家使命的追寻――运用社会学想象力这种理智工具,打破后现代知识垄断于科层制与专家的情况,教化科层制顶峰的领袖与弱智化的普通大众,使真正的自由和理性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可以说,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是米尔斯寻找到的“在当代对抗当代”的“历史主体”,“公共知识分子”是米尔斯为社会科学家找到的理想定位。本文首先试图界定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紧接着具体讨论米尔斯的观点是在哪几个方面契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含义,尔后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科学家使命的应然性和可能性。

一、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尽管这个词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该杂志给出了“谁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答案: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样一个答案为公共知识分子戴上了“圣贤”的光环,尽管现实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无法在人格和学识两方面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可操作的定义,但这个排比句式的陈述代表了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望。

学者朱苏力则在一篇专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文中,给出了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公共知识分子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他强调,一个人是否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隐含对这个人人格或学术成就高低的评价,并不考虑他行为的动机和是否希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愿,而仅仅考虑行为者是否经常发表评论和分析,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超出了其专业领域,是否在将专业知识大众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也包括一些“白领”读物或非严格专业学术性的杂志)上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朱苏力在文中列举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却与《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的50人大部分重合,可见无论是价值褒义的应然性概念还是中性的经验界定,都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含义有较为一致的认知。

二、米尔斯笔下的社会科学家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社会科学家的理想形象的阐述散见于各个章节。但是进行归纳却可以发现,他所期许的社会科学家的形象其实正好吻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几个特征。 社会科学家应成为摆脱科层制的独立研究者。在本书的第十章,米尔斯明确指出了社会科学家作为理性人所自我期许的三种政治角色:第一种是“哲学王”,渴望赋予掌握知识的人更大的权力;第二种是成为国王的幕僚,个体社会科学家最通行的角色就是成为功能合理性的科层制的一部分;第三种是社会科学家在做自己的研究、选择自己的问题时保持独立性,不过其研究要面向国王和“公众”。第三种角色是米尔斯所极力倡导的,因为“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才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自控社团中的理性成员”,他们才可以运用社会科学想象力这种公共的智力工具。社会科学家在面对其他社会群体时,应当如何确定自身的定位呢?米尔斯告诉我们,社会科学家通常生活于阶级、地位和权力皆为中等的环境之中。他很难超然于社会之外,然而社会科学家不仅是一名“普通人”,正是他的学术职责要使他超越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这种“超越自己生活其中环境”正是社会科学家独立性的体现。尽管米尔斯敏锐地发现社会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远离权力的中心,但他显然并不希望社会科学家与政治有密切地联系。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着力批判了科层制气质的渗透,也是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组织,他会丧失个人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可以理解为批判能力,更进一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

社会科学家应成为跨学科知识的拥有者。承接上文,米尔斯接着指出,“按照工作性质,我们对于社会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其运动的历史机制有所理解。但很明显,我们还无法掌握目前可以借之影响历史机制的主要权力手段。”尽管社会科学家“无权”,但社会科学家所拥有的知识使他们超越了“普通人”。可见,米尔斯笔下的社会科学家是社会的“文化精英”。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家所拥有的知识应该是跨学科的,因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社会科学家不必为了熟悉某一学科的材料和视角,以便运用它们解决他所研究的问题,而去‘掌握这一学科’。专业化应当以这种重要的问题,而非恪守学科界限的方式进行。”那么,我们如何能拥有“百科全书式般的头脑”,掌握各个领域的广泛知识呢?对此米尔斯的回答似乎并不确切,但他乐观地认为,社会科学家绝对有可能拥有这种自由穿梭于各个学科间的能力,“只要把握住专业的本质,也一样能逐渐领会这一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从而领会到与其他制度范畴的联系。”

社会科学家应成为教化大众自由和理性的公共教育者。社会科学家作为教授向学生授课,偶尔也通过讲演、写作,向更广泛的公众和具有更重要地位的人进行宣传。“如果他关注文科教育,也就是说有很大自由的教育,那么他的公共角色有两个目标:他应当为个人所做的,就是将个人困扰和思虑转换为可直接诉诸理性的社会论题和问题:他的目的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这只有当他获得理性和自由时才能实现。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从积极的目的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并提升他们的修养。”我们可以看出,米尔斯赞成的是大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传统,他认为“大学文科教育的最终产品不外乎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男士女士;简而言之,即自由和理性的个体。”而在社会科学家教育公众的职责背后,最终包含的是米尔斯对“民主”社会的政治理想,他与许多人热切赞扬的“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有着本质区别。米尔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无论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角色是什么,如何履行,效果如何,都是同民主的普及程度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选择了上述第三种角色,即独立自主的角色,则意味着我们努力在一个非全体民主的社会中以民主的方式行事,通过这种做法,“努力使社会更加民主”。即使民主的政党、运动和公众缺失,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作为教育者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仍应努力将教育制度形成一个框架,使公众在其中得以解放,起码是开始解放,并在其中鼓励与维持讨论’他们仍应以非学院的角色教化这种公众。

三、社会科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应然性

尽管米尔斯热切地希望社会科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社会科学家是否应该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其实远未在社会科学界达成一致。仅以社会学的传统为例,米尔斯将欧洲古典社会学解释为一个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向公众宣讲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的话语载体,力图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个欧洲式的富于历史与现实使命的“公共社会学”,显然是希望涌现出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

篇7:养老地产策论

涉老地产的分类和属性

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房屋市场化过程中,房地产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今天房地产商似乎成了中国房价高的替罪羊。而这或许与在房地产的过程中,没有区分公共福利保障和市场商品的界限,没有区分老百姓刚需自住型的保障性住房和应该市场化运作的商品住房的区别,混淆了这些概念。

好在涉老地产处在孕育期,因此要切记重蹈覆辙,从源头理清养老的保障性需求和市场化需求的区别,政府和开发商各负其责,开发商在涉老地产开发中也应照顾政府公共福利的方面,整个中国的养老问题绝不是靠政府可以独自解决的。开发商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帮助政府部分地解决行业问题,同时还能部分地解决现阶段地方政府的某些困境,那就会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讲,涉老项目可分成福利型和商业型两类,政府应更多地关注福利型的,开发商则更多地应该关注商业型的;如果从服务的对象来划分,又可分成涉老住宅,老年公寓和长期照护机构三类。

涉老地产和常规的住宅地产之间有何区别?常规住宅属于消费产品,是销售型的地产,具有拿地快,投资快,产品快,资金回笼快等特点,而涉老地产属于持有型的地产,策划慢,规划慢,设计慢,施工慢,销售慢,资金回笼也慢。涉老地产属于商业地产的类型,占用资金巨大,投资回收期长,由于目前国内的资本瓶颈,直接融资的机会少,因此,笔者建议,涉老地产项目应该参照目前商业地产的操作模式,在项目中加入住宅类物业作为快速回收资金的产品,或可考虑安排普通商品住宅、适老住宅、销售型老年公寓和出租老年公寓和长期照护机构,前三类是销售型的物业,后两类型是持有型的。

复合性商业养老项目

以一个清城华筑在地级市做的案例为参照,该市距离省会城市两百公里,两小时车程,目前还没有通航,自然环境优良,宜居,旅游资源并不是太多,不是常规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在新城比较核心的地带,距离新的行政中心两三公里,周围以居住区为主,总计500亩的土地,按城市规划的要求,容积率1.5,大概要建50万平米。这个地块北侧是规划的一个三甲医院,因此该项目在医疗上没有做任何安排,安排了三种功能,一个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国际双语学校,一个包含养老功能的涉老社区,还有相关的配套功能建筑。在这50万平米的体量中,国际学校6万平米,占了12%,居住类9万平米,公共配套5万平米。按照销售和持有划分是三七开。

策划之初,首先需要分析我国家庭结构对养老和子女教育的需求关系,在既存在养老的需求,也存在教育的需求的家庭中,真正有话语权购房的人是中间一代;同时,如果当以养老为诉求的购房需求碰到以教育为诉求的购房需求的时候,一定是养老让位于教育。因此在涉老社区里加入教育功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39万平米的居住类建筑里,我们有60%提供给了普通的家庭,40%提供给不同级别需求的老年人。从而使在这个小区内既有居家养老的解决方案,又有商业化运作,针对失能老人的老年机构,这五类建筑前三类属于销售型的公寓,后两种属于持有型公寓。

而下一步,也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做更多的尝试,例如,在老年的居家和床位的公寓里,可以各拿出一万平米做50%产权销售的模式。对于某一套老年公寓来讲,是开发商和实际购房人各拥有50%的房屋产权。这个是对以往有一些老年项目中对持有型物业用发售会员卡方式的一种反思和折衷。首先会员卡收入能不能作为企业当期的营业收入,能不能作为销售业绩?将来国家对这类押金性的会员卡收入是否有资金监管的要求?是否必须专款专用?会员卡收费是不是今后国家会有限制,如额度会不会受到限制?这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通过拥有50%的房屋产权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规避部分对会员卡的担心,另一方面可以部分解决开发商的资金回笼问题。对于购房者而言,他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会员卡,而是一张房产证,虽然只有50%的产权,满足一些人对拥有房产的心理诉求。同时在房价升值的过程中,购房人未来可以部分地享受房产升值带来的收益。

在该涉老住宅案例中,持有型物业一共是15万平米,将来是为整个小区服务的,规划预计小区将容纳约4000普通的居民,3700位老人,1600学生,大概是八九千人作为整个持有物业的一个服务对象。

大概的成本构成的测算,静态总投资约为18亿,其中17%的土地成本,62%的建设成本,10%的管理成本,11%的财务成本,预计三期建设,动态的投资峰值在5个亿左右。对于销售情况,清城华筑也进行了预估:总面积50万平米,其中的一次销售面积占34万平米,这这部分的预期销售收入约18.7亿,50%产权的二次销售面积有两万平米,预期有6000万,最后投资人会留下15万平米的持有的建筑,大概的资产价值是5.5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销售和出租型物业的比例主要是考虑初投资规模,希望一次性的收入能够覆盖静态的投资总额。

地方政府的视角

了解了开发商对一个项目的判断后,需要关注地方政府如何看待养老项目,地方政府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困境是什么。

首先,分税制致使中央和地方的财税的这种博弈将长期存在,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很难快速增长。进一步促使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虽然一直颇受指责,但是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以及事实上土地作为稀缺资源,土地财政将无法成为长久之计。与此同时,在财权上手的背景下,事权又在不断下放,地方政府不仅要考虑城市化发展,要考虑城市长效经济增长,还要兼顾民生、就业、医疗、养老等等,处处需要花钱。其中三四线城市的形势格外严重,在招商、卖地过程中三四线城市卖地是比较困难的,地域性差距越来越小,地方性特色越来越难挖掘,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土地财政也越来越难。当地方政府面对财政、税收、民生这三个问题时很现实会有一个次序问题。

目前我国可能用于涉老地产的土地有出让用地、划拨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笔者认为未来更多的行业机会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但是目前受限于国家的法律政策体系,在国有出让用地上进行涉老地产开发是最为现实的。无论居住用地、医疗用地还是商业用地,都可以作为涉老地产项目用地,仅项目门类投资回报会不同而已。

但对地方政府而言,选择国有出让用地来供地支持养老地产项目,实际上是占用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是以损失其土地财政收入为代价的,因此,出于政绩考虑选择一两个试点是可能的,大规模的让政府支持养老地产项目是不现实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有一种解决方式,即如果能够在城市做总规、详规的时候,在控规指标体系内加入养老指标体系,政府除了容积率、限高、建筑密度以外,再增加必须做多少涉老住宅、多少机构的指标,使得投资商、开发商拿地的时候,按照规划要求去做,打包供地。或将成为一种解决方式,另外也可以在有养老内容的项目上,可以给予一定的容积率补贴。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现象就是资金、人才、资源的流向通常是由低到高的,乡镇一级的人一定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会去城里买房定居,三四线的城市会涌向一二线城市,这个主要也是朝着医疗教育这种公共资源去的。但是当我们一个项目整合了养老、教育、医疗这样一个资源以后,可能就会影响上述中国城市化常规的人才流向进程,他有可能提供了一个逆流向,周围同样是地级市的人口可能吸引过来,甚至上一级城市的异地养老人群有可能也会选择到这个城市来。

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

对于一个项目而言如果能理清地方政府、开发商、消费者、运营商、投资人的关系,尊重每一方的利益诉求,这个项目才有可能成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符合“十二五”规划方向,在解决城市化发展的同时,要解决民生问题,要转变养老、教育等单项性投入的思路,把社会公共服务市场化运营。就单个项目而言,完全与城市分开的养老设施不符合民政部的居家养老的政策,可能也不符合中国的孝道文化传统,这样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简单地靠卖地财政和卖房财政,通过保有型的养老机构一方面产生税收,一方面提供就业,通过完善的设施可以提高周边的土地价值。

对于投资人而言,当前国有垄断占绝大多数市场,投资渠道狭小的现状下,这个项目是可持续投资,持续收益的项目,在当前宏观调控的形势下更符合政策导向,更容易获得各级政府的政策金融税收的支持。作为保有型物业,还是后期持续融资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又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收益型产品。

对于开发商而言,当前房地产市场持续打压的形势,涉老地产或者养老地产项目可以有效地回避调控风险,参与民生建设,获得各级政府的支持,同时保有型的物业也是开发商后期持续融资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对于日益提高的土地增值税,也有利于税务筹划,获得最大的收益。

对于运营商而言,通过这种结合,可以真正意义上介入城市发展进程,通过和各方的紧密合作,更容易获得市场准入的机会,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规模化的运营。

对于购房人、消费者,我们把购房人和消费者并在一起而言,是可以真正有效地解决老人养老问题,也便于调整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同时还解决了子女教育的问题,在解决养老、教育问题的同时,又解决购房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可能在三线城市没有限购还好做一点,如果在一二线城市可能比较困难一些。

篇8:政论文与策论文的区别是什么

1、什么是政论文

申论文章首先是议论文,是对某个议论对象,提出见解或主张并说明理由,使读者信服的文章。其次是议论文中的政论文,是从政治和政策角度分析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它形式多样,范围广阔。

进一步做如下说明:

1、政论文是议论文的一个分支。既然是议论文就应该就论点、论据、论证。要有论点,还要以论据论证之。论据通常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

2、政论文要有说服力。文章都要论证有力,说服有力,就要有无可置疑的道理或事实依据。但是论证不足恰是很多考生文章的致命问题!

3、政论文的角度是政治的角度。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公共性,简单的说就是站在公众的立场,而不是个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的立场来写文章。绝大部分官方评论都可以说是政论文。

4、政论文没有固定形式,是具有开放性的。文无定法,政论文的写法是各式各样的。很多考生一提到写政论文就以为是写作用、危害等这些虚的东西,不能写对策,这是一种很呆板僵硬的看法。政论文中也可以写对策,严格地说,策论文本身就是政论文的一种。

政论文一词从来没有在国考和联考中出现过。在公务员考试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出要写政论文的是2007年广东省的考试:

以“论新时期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标题,写一篇800字左右的政论文。

这篇文章的标题决定了这篇“政论文”的主要内容。文章主干部分应该说清楚两大问题:新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为什么必要?又为什么紧迫?为什么必要呢?因为它很重要,因为它值得去做。为什么紧迫呢?因为农村文化建设有很多问题,并且问题非常严重。现在清楚了,这篇文章主要要谈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作用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就知道这篇文章应写成综合性的评论文,而不能写成策论文。但其中也可以写对策,只是篇幅应该相对少一点。

1、什么是策论文 策论文: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文章的正文部分要以对策为主。策论是从汉代以来就有的说法,现在申论考试中也是广东省的命题最喜欢用这个词。

策论文需要注意三点:

1、以写对策为主不等于只写对策,也要适当的分析问题、阐述理论,只是这些东西不能作为文章主干。

2、以对策为主也不等于罗列对策,要做到有策有论,即对策都要有相应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3、有的`题干没有要求写策论文,但是文章的正文部分要写对策。比如2006年国家考试的题干中有“就我国政府如何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写篇文章”的要求。如何提高能力就是对策。

篇9:公务员考试申论策论文

(1)多管齐下,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近年来,国际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暴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和资源性产品的供应安全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某些地方,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企业的正常生产,此外,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世界面对的迫切问题,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也是我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可以说节能减排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虽然随着技术和装备的进步,我国工业产品的能源消耗近

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增加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增加对环境的压力,因此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任务非常艰巨。要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必须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和宣传教育的配套措施,调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多管齐下、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节能减排的关系,真正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务来抓。建立健全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把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是加大政策的调控力度。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进出口关税和配额、差别电价等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加大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铝合金、电石、焦炭、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的力度;全面实施节约和替代石油、燃煤锅炉改造、热电联产、电机节能、余热利用、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以及节能监测和服务体系建设等十项重点节能工程和水污染处理、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等减排工程;启动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加快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促进资源的综合节约利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三是加快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建设。加快制定、修订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法等节能减排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节能减排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对没有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强制实行能源审计和清洁生产审核;对未按规定建设和运行污染减排设施的企业和单位,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恶意排污的行为实行重罚,追究领导和直接负责人员的责 1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检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重点企业以及发电、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的建设和管理。

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节能减排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利用经济手段激励引导企业节能减排。积极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能源和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引进新技术、改造旧设备、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等节能减排行动。

五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节能减排行动中来。节能减排不仅是企业和政府的事情,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广泛的新闻宣传,是全社会了解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提高全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从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2)文明伴我行,全民共推进

——谈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

文明素质的内涵丰富,它不仅指知识水平,也包含道德素质;不仅体现在言谈之中,也体现在日常举止上;不尽关涉个人修养,也容易引发公众效应。因此,事情虽微小,意义却深远。

提高国民文明素质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国际竞争,不仅仅局限于硬实力(如军事、科技),也体现在软实力之上,而文明素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的文明素质是一张具有丰富内涵的名片,是国家精神的浓缩,它能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体味到无限而又独到的意蕴;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感受到中国的亲和力。国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的基本元素,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更是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是增进社会和谐,建立宜居环境之需。飞溅的唾沫,满地的垃圾是藏污纳垢之地,也是病菌传播的绝佳途径;公共场所高声喧哗,公交车上争抢拥挤,也是引发人际矛盾的重要导火索。。。因此,高尚的文明素质,是联接心与心的纽带,也是促进相互理解信任的重要因素。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要是智育不过关,是次品;要是体育不过关,是废品;要是德育不过关,则是危险品。此话道出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要在社会安身立命,除了需要健康的体魄、聪慧的大脑之外,还应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扩而言之,则是应该有较高的文明素质。

由此可见,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文明素质无不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在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把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视作一件重要事情,并对此常抓不懈。我们的国家更不甘落后,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一个被称作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然而,通过文中所给材料,我们遗憾地看到,我们国民文明素质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没有与时代潮流同步前进。粗俗的脏话不绝于耳,旧有的习俗和行为屡见不鲜,公德意识淡薄。。。如此种种,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如旅游业)。因此,提升国民文明素质,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目前,国民素质不高有诸多原因。我认为,它与我们在思想上不重视,监管不严厉,文明观念不先进,物质设施不完善等密切相关。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我提出几点对策。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要加强宣传,让人们树立正确的认识。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只有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才会在行动中有所落实。因此,要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宣传媒介,制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让人们在铺天盖地的各种宣传教育面前,潜移默化地意识到提升 3

国民文明素质的重要意义,并自觉落实相应的要求。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要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内因是事物的根据,外因是事物的条件。许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没有依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做出相应的行为,是由于其疏忽大意所致。因此,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比如罚款、曝光等,让人们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端,从而在外力的作用下将文明理念内化,在日常生活中将文明理念外化。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明方式和理念,还应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与国际接轨,充分发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建立新的文明方式和理念。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变革,必然要求不同形式的文明素质。因此,我们要充分研究现代社会的特点,抛弃陈旧甚至落后的习俗,并提炼出与之相适应的文明方式和理念。比如,随着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的生活由“家庭人”向“社会人”转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不仅要继续重视家庭、邻里等小团体成员内部的文明素质,还要重视大团体、公共领域的文明素质提升。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还需要建立完善的配套设备。完善的物质设施可以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它能在静默中提醒人们讲文明言语、做文明行为。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讲文明便会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空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垃圾桶、痰盂、厕所、候车牌等必不可少。

文明素质的提升,不是一朝一以即可蹴就,也不是寥寥几人的努力即可促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行动起来,争做提升中华文明素质的助推器!

(3)保护文化遗产切忌破坏式“打造”

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空前热烈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热。据报道,目前全国至少还有近百个项目已宣布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问题是,不少地方好像到现在也没明白,“世遗”主要是一项保护性、公益性的事业,而不是产业性、行业性旅游资源。于是,有些“世遗”所在地往往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盲目开发利用,热衷于破坏式“打造”,直到把文化遗产搞得面目全非。因此,保护文化遗产,切忌破坏式“打造”已经成为我们传承文化瑰宝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文化遗产见证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魂魄之所在。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民族文化传承,增强民族情感,增进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但是,个别地方为配合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进行低层次改造,一味拆旧村建新村而不对文化遗产加以认真保护等现 4

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保护项目的繁荣,实际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根本性伤害。

为了保护好文化遗产,要杜绝破坏式“打造”,首先应该提升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要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很多文化遗产都已经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所以,我们应该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千方百计地筹措资金,用于这项艰巨的保护工程。

其次杜绝破坏式“打造”,还需要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中充分考虑“不能建什么”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在建筑规划中不能只考虑“建什么”,还应考虑到哪些东西不能建。按《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文化遗产我们只能“合理利用”。即“利用”必须以保证历史文化遗产不受损坏为前提,“利用”要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并不缺少必要的法规约束。但是政府在执法方面却“一团和气”,往往使相关法规形同虚设。杜绝破坏式“打造”,不让文化遗产被糟蹋,最需要严格执法,对于那种因决策失误、玩忽职守,造成文化遗产被破坏的责任人,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对于文化遗产,我们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其文化内涵,为了“申遗”进行一些破坏式的“打造”,而应该秉承道家无为的精神,尽可能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它在现代社会依然能够大放异彩。

(4)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从科学研究理念到科技工作地位、从科技体制机制到科研环境条件、从科研布局到科技实力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体系。但是我国科技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的数量少,有核心竞争力的发明专利数量更少;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企业专利申请少。

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只有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把科技工作摆上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和实施正确有效的科技政策措施,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要抓住重点、集中力量,形成协调一致和分工合作的良性机制,切实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形成 5

全社会共同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良好氛围。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应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以及能够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带动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要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要加强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相互协调,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要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国家要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同时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开发,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资体制。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知识和人才的长远需要,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力度,了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推动教育全面协调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把发展、培养、使用、凝聚优秀科技人才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任务,建立健全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促进创新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脱颖而出。

目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问题突出。面对国内外的不利因素,我们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多管齐下,切实加强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社会和谐之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

(5)短信息谣的关键是信息公开

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是对政府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考验。这次广东湛江利用手机短信平息“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传,稳定灾区民心的成功例子显示了当地政府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时负责的态度和较强的应急反应能力。这一事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关键在于政府将权威信息及时公开,它给了我们政府一些处理类似事件可以借鉴的经验。

“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谣言的流传,很明显会引发潜在的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当地政府部门反应迅疾,通过短信的全面覆盖,成功化解了谣言可能引发的群体恐慌。湛江的此次危机处理,既显示了手机气象短信应急服务平台在应对突发事件中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显示出政府将权威信息及时公开对化解危机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让事实说话,让公众充分知情是化解突发事件的关键。在湛江息谣的过程中,手机短信作为媒介,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种让事实说话、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的功能。毫无疑问,手机作为传播工具和其他各类传播媒介有着同样的工具意义。充分尊重媒体的传播规律,更有利于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也更有利于破解谣言滋生的问题。作为舆论现象,无论是流言还是谣言,都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集群行为方式。“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之所以无端生起,本身来自大量暴雨所导致的信息的重大性与模糊性。而息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会发生地震”这种政府的权威信息与“引发大地震”这种民间流言之间的博弈。其中,能否让公众舍弃由流言与谣言形成的“舆论”,转而接受政府的权威信息,考验着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公信力。对此,政府的最佳选择就是及时提供权威信息,发布真相,从而填补社会舆论真空,取得公众信任。

其次,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公布准确的信息,避免出现群体恐慌和对于政府的信任危机。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类似重大事件的时候,习惯于遮遮掩掩,不敢将全部事实公开,殊不知这样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发公众大规模的心理动荡和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多次突发公共事件给我们的朴素警示是:在一些重大而模糊的信息面前,谣言永远只能止于信息透明与公开。像湛江事件一样,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在第一时间起到了息谣作用。相反,因“怕引起市民恐慌”而不公开处理信息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大恐慌。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明显属于谣言的舆论,需要政府部门及时予以澄清。而对可能并不全属谣言的舆论,也同样需要政府部门负责任地站出来,及时提供真相,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信息公开作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注定要成为决定危机管理成败得关键因素。但我们应该看到,“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谣言的迅速被平息,离成为处理公共安全普遍推行的准则,尚有距离。信息公开还任重道远。

2政论文

(1)让诚信生长在法治的阳光下

最近,河北“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大头娃娃”、“苏丹红”、“瘦肉精”、“齐二药假药”等一系列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药品监管形势日渐严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素来讲究民以食为天、童叟无欺的礼仪之邦,最基本的食品药品安全却屡屡出现问题,最推崇的道德诚信却连连被严重损害?

悠悠万事,民生为本。我们要确保食品药品安全,重塑社会诚信,需要靠思想教育,需要靠专项整治,需要靠危机处理,但起根本性、基础性、全局性和长期性作用的还是体制和制度。

那些制售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他们的保护者,说到底还是受利益的驱使,为了利益不计后果、践踏法律,直至泯灭良知、出卖良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一整套极其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和制度,让一切心存侥幸、图谋不轨的个人与企业不敢和不能以身试法;让一切企图违反法律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被及时发现和遏制;让一切胆大妄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的违法犯罪分子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追悔莫及,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让一切遵纪守法、诚信经营、质量为先的生产者、经营者最大限度地获得诚信的红利、体制的保障、法治的阳光。

唐人戴胄曾言:“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律体现的是国家的诚信与意志,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十分完善,不能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和普遍的遵守,我们就不能确立国家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就不可能真正保证企业的诚信、公民的诚信和整个社会的诚信。

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要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温家宝总理也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虽然我们这些年在维护社会稳定、处理突发性事件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但我们要认识到,处理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重大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系统的社会工程,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又会产生。过多依赖事后补救、末端治理的解决方式很容易陷入盲目被动、疲于应付,甚至恶性循环的境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还要认识到,越是从发展的早期进入发展的中期和后期,越是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制度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就越加凸显,就越需要把法制建设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将法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 8

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努力用法制来防纠纷于未起,化矛盾于未发,坚决克服在发展过程中人们个体行为和政府管理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表面化倾向,坚决纠正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的过渡追逐,坚决防止在处理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出现任何体制性迟钝和麻木现象。

诚然,体制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成效有一个从小到大、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难以立竿见影,快速见效。但是制度的导向和预期作用却使其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雪球效应”,制度执行得越持久、越稳定,其成效就越成倍放大;而如果我们现在在制度建设上稍有松懈,未来出现的问题就可能是全局性、长期性,甚至是灾难性的,解决起来事倍功半,积重难返。这方面的正面例证不胜枚举,负面教训也极其深刻。当前我们要特别重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保护公民权益类法律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类法律制度、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类法律制度、制约公共权力类法律制度、化解社会纠纷类法律制度。要使这五类法律制度相互依存、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和谐发展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2)政府绩效管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政府绩效”是行政管理学近年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它运用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政府机关的业绩、成就和实际工作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促进政府改进工作和提高绩效。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绩效评估已成为各国政府考评和改进工作的重要手段,突出公民导向,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

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绩效本质上是政府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具体体现,绩效评估标准的确立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为基础。因此,实施绩效管理就是政府工作的方向。要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要求落实于经济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就必须有科学的、先进的政府工作评估体系。只有用绩效管理的经济、效益和效率标准来评估政府工作,才可以全面检验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才能全面详细、客观实在地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工作的效率,才能检验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了科学发展。科学实施政府绩效管理,以绩效管理设置的指标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可以进一步促进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提高地方政府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促进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创新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绩效管理所包含的经济性评估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效率测定是检测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量和社会最终结果,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这些绩效评估的内容可以满足社会公众 9

对政府工作的要求。绩效管理以“结果为本”的理念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的新理念,以下放权力为取向也符合公共管理要求分权的新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机关绩效管理在实践中具有计划辅助功能、监控支持功能、促进功能、激励功能、资源优化功能五个重要的功能,是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创新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

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机构臃肿、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是目前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绩效管理充分考虑到政府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在决策、执行、结果等政府权力运行的节点,制定或设立了规范化、程序化的目标与标准,并且以市场机制为依据迫使政府机构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作为工作的目标,这样将大大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绩效管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推进的工作。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在内容和重点选择、绩效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估程序和方法、绩效评估结果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问题还比较突出,规范化程度低、绩效评估分散在多种管理机制中、评估内容和侧重点差别很大、评估程序和方法不一致、缺乏制度化的评估标准,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

为推动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充分发挥绩效评估在政府管理现代化中作用,必须从价值、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多个层面,对政府绩效管理的评估标准进行系统的反思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政府机关绩效管理的原则和目标,在拟定出适用全国机关的效率评估标准基础上,各地各部门依据这些原则要求,结合实际,规范化、科学化完善修订当前的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各地的细化评估标准。

绩效考核作为评价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要科学地使用,避免走两个极端:一是将绩效评估结果束之高阁,与干部任用、内部激励和资源配置完全脱节。二是在绩效评估结果的利用上急功近利,把奖惩、任用作为绩效评估结果利用的唯一形式。

政府绩效考核是服务型政府改革的崭新举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因此,我们要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最终取得令人民满意的成绩。

(3)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辉 10

煌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新进展和新突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行政改革的总趋势和必然选择,也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坚强政治保证。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顺应现代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现实需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政府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民,政府只有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可,才能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建立合法的基础。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国行政环境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要求、新课题、新矛盾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我国政府的建设和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必须用公共服务的理念改造政府,必须适时调整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必须改进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服务流程,为民众提供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诸多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迫切需要。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利益多元化时代,人民需要表达利益,需要通过行政参与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表明全球化时代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作为组织形态的政府应该当好社会的“掌舵人”和“仲裁者”。在现代社会,政府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是社会服务机关,它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部门,是兴利除弊的部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部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必须精简机构,切实转变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加快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错位”的地方“正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严格依照国际惯例和规则办事,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市场主体,同时为各类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公平交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让市场主体各自决策并独立承担经济后果和社会影响,从而培育市场经济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根本动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政府的角色定位变了,它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环境的培育者,而无论规则制定还是市场培育,都是为市场、企业、公民提供服务。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不是政府需要干什么,而是社会需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应该起到它应有的“掌舵人”与“灯塔”的领航与服务功能。市场经 11

济的发展要求政府把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调节,政府也由原来对微观主体的指令性管理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转换到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是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其管理方式必须由指挥经济变为服务经济,只有这样,才会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谐社会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指向,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在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诸多因素中,政府无疑居于主导方面。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是公共治理的和谐,而政府实施是公共治理的主体,只有政府真正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才能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政府认真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累积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形成。

可以预见,尽管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但随着以“利民便民”、“政令畅通”为旨归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3、评析文

(1)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与矛盾,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保持广大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统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建设是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内的统一整体,两者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以至于许多文化单位事业不像事业、产业不像产业,事业也要搞创收,产业又由政府包起来。这种体制缺陷所带来的是功能上的越位甚至错位,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文化事业因政府投入不足或投入取向失当、机制不良,造成活力不足、服务不够、文化基础设施薄弱,进而造成文化社会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某些文化产业又因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未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争的意识和机制 12

而难以有大的发展,进而造成文化经济功能弱化。只有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统筹兼顾,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功能到位,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才能充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统筹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个文化市场。从国内来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我国有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3.6亿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稳定的服务群体;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这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广大农民需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文化建设最大的潜在市场。从国际来看,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空间。汉语是世界上重要的语种之一,海外有5000多万侨胞和华人,外国人学汉语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发展的国际空间会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用好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统筹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个文化市场。

统筹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文化是民族生命体内的血液,包含着独特的遗传基因,文化的传承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屹立不倒的力量源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就无法建立。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如等级观念、官本位等,对这些东西必须加以剔除。另外,文化又传达着一个时代的情绪,表现着一个民族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妥善处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批判与创新的关系,充分吸收中华文化的精华,同时去除其糟粕,构建适合当今时代要求,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要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这是目的;二是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是保障;三是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这是手段。只有大力推进三位一体的全面创新,才能铸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化辉煌。

(2)转型升级是出口解困的根本途径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贸易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逐月回落,2008年11月出现10年来首次负增长,增长率降到-2.2%。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国出口经济应该如何应对呢?一方面,政企携手,共克时 13

艰,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保持我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处,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中蕴藏的机遇,推进出口的转型升级。

目前,外部需求迅速萎缩,个别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生产过剩的矛盾比较突出,我国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利润降低、订单减少、企业倒闭等现象。但是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生产调整灵活性较强的企业,反而抓住了竞争对手纷纷陷入困境的机遇,扩大了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出口增长业绩。因此,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关键是要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根本途径是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出口转型升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为此,需要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并扩大其出口。同时,积极延伸服务价值链,发展物流、营销、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的服务活动,逐步建立起由中国企业掌控的全球销售网络。二是要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断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产品的出口,合乎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要优化出口的区域布局,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兴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

第一,处理好保出口与促升级的关系。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要处理好保出口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利用当前的金融危机,淘汰落后的出口生产能力,加速一些出口企业的破产倒闭。但是,我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听任出口企业倒闭,就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困难的形势下要把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放在首位。企业要先生存,其次才能图发展。

第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引导有利于确定出口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但政府引导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要因势利导,而非一厢情愿,更不可越俎代庖。综观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转型升级,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因虚拟生产要素成本抬升而产生的强大的市场压力。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建设共用的研发平台,保护知识产权,为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提供金融平台;改进通关便利化,完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适应高端产业活动的要求;改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为本土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便利与支持。

第三,处理好转型升级与转移的关系。我国出口产业在布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优化出口产业的布局是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出口产业布局调整同样要尊重市场规律,对于具有“大进大出”特点的加工贸易,引导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难以满足其对物流的要求,可能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加工贸易布局的优化,主要应着眼于在沿海地区优化布 14

局,即引导加工贸易活动从珠三角向广东东西两翼地区、北部湾地区转移,从长三角向苏北鲁南地区转移。

第四,处理好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这是过去30年我国大力吸引和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政策的结果。外资企业对于扩大出口、解决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研发决策方面受制于其母公司的战略,其品牌和国外销售渠道更操控于其母公司。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国际销售渠道,必须依赖本土的跨国公司。因此,扶持本土的跨国公司,对于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持内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着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第五,处理好海外并购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获取国际品牌、海外销售渠道,是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但是,考我国在境外新建销售渠道和培育国际品牌,难度大、耗时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不少国外企业经营困难,股价大幅缩水,这为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家可以有选择地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建立海外并购基金,加大对出口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支持力度,帮助我国企业不失时机地并购海外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加快出口转型升级的进程。

出口贸易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变困难为机遇,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才是中国企业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

(3)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

近年来,我国的发展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物价水平较低的态势。但在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十一五”开局的一段时间里,单位GDP能源消耗不降反升;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与能源、资源、环境制约等方面的“矛盾凸显期”交织,愈益影响全局、制约长远。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在工作中和总体发展要求上更加鲜明地强调:要“又好又快”,把“好”放在首要的、决定性的位置,以“好”来统领“快”,坚持“好”中求“快”。

从理论上分析,只有质量好、效益高、消耗低、环保优的发展,才能使“快”具有值得追求的实质意义和转变增长方式的正面效应;反之,不好的快速发展,则是一种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错误配置,会加大浪费而得不偿失,难以为继,应当努力避免。在发展中以“好” 15

来统领“快”,是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实工作上考虑,长期以来把“快”置于“好”之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惯性很大,不易扭转。只有在指导思想上把“好”摆在“快”的前面,使“快”服从于“好”,“好”中求“快”,才能有效遏制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偏颇,真正做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与“快”之间的矛盾,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更要坚持好中求快,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潜力的有效途径,是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必由之路。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理解,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要把思想统一到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认识上来,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在我国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十一五”时期,应该而且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上,更加明确地、坚定地强调“又好又快”,以“好”统领“快”。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形成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现实需要。

(4)破除“潜规则”刻不容缓

“潜规则”,顾名思义,即潜在的规则。虽然号称规则,却又没有明文规定;虽然不具合法性,却又对人们具有约束力。其具体表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例如进药得“回扣”、审批得“红包”、贷款得“分成”等等、规则虽潜,却已经在不少地方、行业、部门和人际交往中盛行;规则虽隐,却早已经被人们心领神会。一言以蔽之,“潜规则”就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则。“潜规则”的蔓延,危害了社会肌体的健康,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除“潜规则”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意义深远。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潜规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诚信、公平、秩序和法治等重要的“品质”。通过正当的竞争,企业之间实现优胜劣汰,市场资源得以合理配置,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可靠保障。然而,“潜规则”的存在,使得从事商品经营活动或服务的个别市场主体,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上,而是寻求各种“捷径”,通过向相关部门送钱或提供其他利益等非正常渠道,打通关节,为自己的产品开拓甚至垄断市场。这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损害了其他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的利益,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还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交易的秩序。它不仅使市场不能有效、准确地发出“信号”,而且还经常“反映”出一些“假象”,从而使市场“晴雨表”的功能丧失,也使国家的宏观决策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相关情况。因此,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潜规则”是干部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寻租”、关系准则和金钱原则等都是官场“潜规则”的表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正确的对待手中的权力,利用各种机会,大肆寻求权利的“寻租”。一些企业经营人员、采购人员、供销人员、公关人员,以及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工作和职务上的便利,“官商勾结”、假公济私,不惜一切手段,不计一切后果,唯利是图、暗箱操作,搞不正当交易,得实惠、捞好处,使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变为行贿受贿、人情世故和关系网的恶性较量。如此,势必滋生腐败歪风。此外,在官场的一些“潜规则”的运行,也使得许多干部不是将心思放在认真工作、为官谋福利上,而是放在千方百计打通关系上,如此一来,行贿、买官、卖官的不正之风大行其道。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潜规则”败坏了社会道德,毒化了社会风气。“潜规则”游离于法律、法规等“显规则”之外,甚至与之相背离,为法律所不容,也为道德所不允。在“潜规则”的作用下,升迁时,工作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与领导关系怎样;审批时,商品质量好坏也不重要,关键是要看与政府相关部门关系怎样;考试时,学习能力高低也不重要,关键要看与老师关系怎样。。。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颠覆了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毁坏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而且使歪风邪气盛行于社会,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德才兼备等理念也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长此以往,不仅社会肌体的健康被腐蚀,而且使人们的观念认识发生了严重错位;不仅破坏了当前的社会稳定与和谐,而且阻碍了民族和国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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