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应该废除劳教制度 二辩驳论

中国现行应该废除劳教制度 二辩驳论（通用3篇）

篇1：中国现行应该废除劳教制度 二辩驳论

二辩驳论：

1.劳教制度对社会起着一定的作用

今天对方辩友立论里讲，在当今时代，劳教制度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作用究竟是不是正面的作用，有没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对方辩友提到的作用，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来替代。独立于《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外的，无非是维稳式劳教的另一种说法。在过去的历史时代劳教的确发挥着作用，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不断上访的人们被劳教了，向政府反映自身合理要求的人被劳教了，这种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强制人们劳动的作用，难道合理吗?

2.现存的有弊端的劳教制度可以通过改革来完善到

对方辩友今天还提到，既然现存的劳教制度有弊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的手段来进一步的完善它。可是，我们要完善一项社会制度，是因为他有存在的必要。对于一项本身就违宪、不合法的制度，我们要不要再投入人力和资金来改革完善它？当然不要。既然越来越完善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覆盖劳教制度的作用范围，而且也可以通过学习国外的相关处理办法（安保处分等特殊处理办法）来维护社会的治安和稳定，我们完全就无需再让劳教制度——这一独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的所谓的轻罪制度存在，甚至改革了。

3.废除的难度太大，不如改革，将坏事变为好事

篇2：中国现行应该废除劳教制度 二辩驳论

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普通人随时可能会被莫名的劳教。

无法律依据长时间禁锢公民人身自由已与立法精神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由此规定可知，较长时间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应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视为非法。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党政部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明显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劳教执行变成强制劳动

在劳教执行方面，劳教所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介绍说，司法部的要求很明确：劳教对象不是犯人，不能将他们当做犯人管理。应当像“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教人员。但现实中，劳教制度广受批评的另一原因是，劳教执行已经蜕变成强制劳动，劳教的管理与监狱中的劳动改造无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介绍，劳教制度的最初设计，性质上与劳改有根本区别，执行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如，劳教是有劳动报酬的，劳教人员可以放假，没有武警站岗，管理开放、宽松。“但现在，在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上，劳教与劳改没有区别，劳教就是‘二劳改’，一个人被送去劳教，老百姓就以为是去坐牢了，没有人分得清这个性质的区别。”刘仁文说。法学家认为，劳教的执行实际上在倒退。在害怕被追责的心理下，劳教所基本不敢尝试开放化管理，唯有像监狱一样严防死守。

部分地区劳教成了“创收”工具。

由于劳教场所是国家财政拨款，劳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待遇并不好，经费保障不足。《21世纪经济报道》1月08日《劳教制度的经济账》一文调查发现，因为各省份财政收入情况不尽相同，劳动教养管理局的劳教经费亦呈现差异化的趋势：在东部京沪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劳教经费已经实现财政保证，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教经费缺额较大。安徽省女劳动教养管理所任职员工李晶曾在2008年以中部某省为例撰文指出，中西部地区劳教经费不足。文中举例称，2007年，该省劳教经费财政预算中，基层劳教工作民警公用经费每人每月为416元，劳教人员生活费（含伙食费、被服费、医疗费、杂支费和日用品补助费）每人每月只有150元。

因此，为了解决经费和被劳教人员的生活问题，强制劳动被十分看重，被劳教人员必须自己创收养活自己。另外，为了免于辛苦的劳教，向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和地方相关领导行贿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根据《重庆晚报》的报道，曾是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民警的魏某就是利用了法制处相关人员的职权，违法为4个有前科的劳教人员办理了劳教所外执行，并从中收取6.3万元“好处费”。在重庆，帮助劳教人员等所外执行的中介甚至还有专门的称呼，叫“捞人串串”，可见，劳教的“创收”作用之大。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就指出，甚至在部分地区劳教还成为了公安机关的“创收”工具。

劳教成了大箩筐，什么都可往里面装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迟夙生认为，劳教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近年来，一些地方将劳动教养作为掩盖社会矛盾、堵塞群众呼声的有效方式频繁使用，遇到长期上访户，让公安机关盖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劳教委的公章，马上就送劳教所。《人民日报》11月21日的评论也指出，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十足，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

2009年，深圳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对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拘留、追究刑责等，符合劳教条件的，将予以

劳教。今年5月30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对重复非正常上访的人员，“该劳教的必须劳教。”近年来，还有某些地方政府公开宣称，要对上访者“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

据王公义透露，目前，全国被劳教人员共约6万人(另有戒毒人员20多万)，绝大多数劳教时间为半年至一年。自劳教制度实施以来，被劳教人数最多时达到30余万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指出，劳教制度的演变，使劳教对象从四类扩大到六类、八类、十类。“劳教范围急剧扩大，劳教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200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专门调查上访劳教案，通过分析，他认为，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必须尽快废除。

普通人也可能莫名被劳教

实际上，有些被劳教人员甚至并未违法，只是“做错了事”的普通人。根据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的分析，目前劳动教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处罚上访人员、管制维持社会稳定和延长刑事侦查的羁押期限等功能。

劳教的主要功能中，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姑且算是劳教的分内事，但其它功能则十分牵强和不合理。比如处罚上访人员，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研究，因上访被劳教的，甚至占全体上访人员的18.8%。于建嵘教授出版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一书，收入了大量因上访被劳教的案例，也佐证了胡星斗的结论。任建宇转发微博被劳教案、进京探亲被劳教一年、唐山劳教所学员“骷髅死”和之前的《一元劳教案让人发指》、《遭轮奸幼女之母被劳教》等专题关注的案件就都是普通人被劳教的典型。

劳教不如判刑是法律的尴尬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燕山检察处处长隗永贵曾介绍，一个外地人卖黄色光盘，身上装着30多张，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

张黄色光盘，“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6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6个月缓刑。”

犯罪最低档是管制，期限最短3个月；第二档是拘役，剥夺自由，最低期限一个月；第三档是有期徒刑。劳动教养起点是一年，最高4年，在劳教所执行。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案件也较为常见。

篇3：论劳教废除之后的制度选择

一、劳教制度的困境

劳教制度被认为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实体上不公正，违反宪法。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劳教人员尚未构成犯罪，但对其惩罚力度与刑事罪犯等同。所以使得劳动教养以教养之名进行对不够成刑事犯罪的人进行刑罚，严重践踏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背了法治精神。

二是程序上的不公正。由于劳教制度属于行政处罚，并没有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中，所以劳教的实施者公安机关就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公安机关不仅可以对案件进行任意裁判，同时充当了调查者和控诉者两个角色于一身，这样一来，行政权代替了法制，就如2013年1月9日新华网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劳教制度甚至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滥用的‘维稳’工具之一。”

三是劳教对象模糊不清。不仅在规定中，适用对象涵盖面广，同时公安部又对适用范围进行扩大和随意解释。在实践中，劳教机关对劳教权的随意使用，对现行劳教决定涉及不到的人员进行劳教，使得前些年出现了“错用”和“滥用”劳教制度现象，如唐慧案，任建宇案都是如此。

总之，劳教制度缺乏合法性基础，社会认同度差，废除它已经是情理之中的事。在2013年12月28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會议上，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不构建新制度将顾此失彼，引发新的问题”。后劳教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否有合适的制度设计来替代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乃至社会大众所热议的问题。

二、劳教制度废除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劳教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劳教废除后的遗留问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关注。

1.劳教废止后的社会治理问题

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劳教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但又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后来由于在实践中劳教制度适用范围被扩大，比如增加了对赌博、吸毒、嫖娼的人进行劳动教养，后来很多地方在使用劳教手段上偏向行政化，比如唐慧和任建宇等被错误劳教的对象。但是面对一些够不上刑事犯罪，同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不涉及的行为该如何规制，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所以后劳教时代，我们要思考相关实体法律的改革，同时在程序上要找到一种比劳教制度矫治功能更好的替代方案。

2.被解散的劳教人员问题

之前被劳教的人员被解散，这些人的行为上或多或上都是存在问题的，但也不乏被错误劳教的。他们回到社会后面临着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同时被错误劳教的人，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以及劳教委被撤销，他们在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将可能找不到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的对象。

3.轻罪可能被滥用的问题

劳教废除后，分流作为一种普遍的观点被不断提出，即可以将以前劳教规制的行为分别划归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所规定的轻罪中，那么今后凡是构成轻罪的都可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容易引起社会恐慌，造成刑法滥用。这样不仅使行政违法变成了犯罪，扩大了犯罪的打击面，所以分流时应该首先考虑行政处罚法再考虑刑法。

三、后劳教时代的制度选择

劳教制度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而当人们在欢呼劳教制度废除的同时，制度上如何处理“后劳教时代”的遗留问题呢。废除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劳教废除之后，必须有其他替代措施来填补这一制度的空白，而且需要通过正当程序和执法体系来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实现公共秩序和人权的共同保障。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选择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治安处罚和刑罚之间的分流及完善法规

劳教制度废止之后，理论和实务界普遍认为，仍然可以利用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轻微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是说在治安处罚和刑罚两者中进行分流。首先，这个分流的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可以对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或者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从而进行选择。但与此同时，应该对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进行相应的完善，比如在刑法中建立重罪和轻罪的分层机制，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拘留并入《刑法》中的轻罪部分，保留目前的治安警告、治安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收缴违禁品、追缴违法财物等。另外，这样进行分流之后，法院的负担也会大大加重，西方一些国家对此类轻罪或治安案件采取了相应的简易程序。比如在美国的州法院设立了治安法庭，负责审理大量的轻罪案件。在法国，设立违警法院、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俄罗斯在司法改革中新设立了治安法院，审理法定刑期不足两年监禁的案件和其他轻微的民事和行政案件。所以说，在废除劳教制度后，我国也可以效仿以上国家建立起独立的专门法庭来处理轻微刑事犯罪和治安案件，这样不仅可以使分流落到实处，也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2、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社区矫正符合刑罚的谦抑性理念和矫正理念，刑罚的谦抑性表现在非刑罚化，以非监禁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其具有较低强度的监禁性和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已经被普遍采用。同时，由于社区矫正的低监禁性，很大程度上没有给被矫正对象贴上犯罪的标签，有助于其改正违反行为，促进其遵守法律，避免他们产生犯罪的心理暗示以及被社会边缘化，符合刑法的矫正理念。目前我的社区矫正法仍未出台，我国的社区矫正在2003年开始试点，于2009年在全国推广，社区矫正制度已经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同时，“两高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于2012年3月1日正式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就为社区矫正制度在原需要劳教人员身上的使用提供了基础。

我国在废除劳教制度后，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制度，能更科学合理的处理原劳教对象。首先，我们应该尽快完善立法，出台《社区矫正法》。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管制等几种情况，有学者认为应该在《社区矫正法》中增加类似“行为监督”的干预手段，把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中，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然后，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较轻的刑罚措施，它相较于明显剥夺自由的行政拘留和刑罚里的有期徒刑更加温和，所以，可以考虑纳入其他国家的社区服务刑，这样更有助于轻微违法人员的再社会化。最后，由于社区矫正执行地点在于社区，比较分散，强调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改造，这就对社区矫正主体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基本建立了党政统一领导、司法机关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的模式，那么对于他们进行专业素质的培训也是很有必要的。

有人说劳教制度的废除是问题的结束，其实不然。单纯的把原劳教对象进行分流难以避免“换汤不换药”，不能做到对原劳教对象的再社会化。我们需要建立《违法行为矫治法》和《社区矫正法》，以避免对原劳教对象的任意处置和剥夺人身自由，并且要关注原劳教对象的特殊性，对他们处置的重点在于矫正、教育和消除社会危害性。（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鲁兰.如何用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N]

[2]张昕杭.试论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完善[J].中国司法，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