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规避

反规避（共6篇）

篇1：反规避

**县人民法院“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为切实改变部分被执行人规避执行、严重影响执行秩序和效果的现状，进一步推进解决执行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实施方案》和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实施方案》，结合我县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我院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和财产调查制度为着力点，以查找被执行人财产为手段，严厉打击规避执行的行为，创新执行方法，改善执行环境，建立长效机制，提高生效裁判自动履行率，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二、方法步骤

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突出重点：

（一）第一阶段：宣传发动(3月份)

1、制定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实施方案，对专项活动进行总体部署。

2、收集典型案例、发布总体部署。由我院执行局指挥中心集中收集被执行人规避执行以及人民法院反规避执行的典型案例，结合全市法院拟在3月26日统一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集中宣传，以我院网站为主，通过网络进行系 列报导，对所有被执行人告知不得规避执行的告知书，发布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总体部署，造成声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为反规避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争取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必要的物质保障。要积极向党委专题汇报，依靠党委和政府解决执行经费不足、执行装备落后的问题，争取反规避执行专项资金，用于悬赏举报、奖励协助执行人员等。

（二）第二阶段：推行实施(6-10月)

1、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行动

(1)落实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所有执行实施案件均依法先强制被执行人限期报告财产，对被执行人拒不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依法予以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形成完善的工作制度。

(2)实施被执行人财产悬赏举报制度。根据债权人的悬赏申请，以集中或单独公布的方式，在我院网站或集中报送中院统一在邢台媒体刊登悬赏公告或者在其他适当的场所张贴悬赏公告，形成工作制度，增强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的有效性；在执行时间上打破常规，开通执行热线电话（0319-****），发现线索随时出击，形成快速反应机制。今后，争取以法院反规避执行专项资金启动悬赏举报。

(3)落实被执行人执行信息录入信用征信系统制度。加强与执行联动机制各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制度，使执行联动机制切实发挥威慑作用，使被执行人在融资、投资、经营、置产、出境、高消费、注册新公司、获得荣誉、从业任职资格等方面，受到限制或禁止。(4)落实对被执行人曝光制度。让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成为全社会的监督对象，降低其社会公信度。今后，将定期对所有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予以曝光，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5)限制被执行人出国、出境、离境制度。扣押被执行人的出入境证件或限制其办理出入境证件，限制其活动范围。今后，将定期对所有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予以限制出国、出境、离境，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6)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制度。健全限制高消费制度，找准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的具体实施措施。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后，违反规定高消费的，依法予以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今后，将定期对所有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举报有奖，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7)落实报请党委政法委挂牌督办制度。执行党政机关作为被执行人案件时，报请党委政法委挂牌督办，并内部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纪委、组织部、人大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今后，将定期对所有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挂牌督办，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8)商请公安机关查找被执行人。对长期外逃躲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商请公安机关协助查控，加快反应速度，通过 不同的方式寻找被执行人，增加找到被执行人的机率。

(9)对被执行人单位的财务帐册进行搜查、查封和审计。对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通过搜查或查封财务帐册、强制审计固定资产等措施，查出是否存在公款私存、公车私挂和公房登记在他人名下的逃避执行行为。同时，对违反财经管理制度的现象向有关主管单位发出司法建议，给予处罚。

2、加强监督管理，制定规范性文件。专项活动开展期间，我院将通过舆论宣传、总结经验、召开现场会、派出督导组等方式加强对活动的监督指导工作，及时与执行联动机制有关部门协调，制定规范性文件。

3、推进执行救助制度建设。我院争取县委、人大、政府的支持，内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特困群体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救助活动，给予特困群体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解决其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第三阶段：总结表彰(11-12月)

在全面总结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炼，出台相关制度，使专项活动成果成为执行工作遵循的原则持续下去。通过专项活动的开展，表彰先进，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建立健全相应的长效工作机制。

三、组织领导

我院成立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由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担任，小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副局 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专项活动的组织、协调、督查、指导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执行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副局长***兼任，联络员为***。

四、活动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组织执行人员学习理解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精神，强化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统一思想。

（二）更新工作理念。要摒弃法院“单枪匹马”的执行工作理念，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三）加大执行力度，创新工作方式。加大运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执行措施的力度，行动要快，对“老赖”进行坚决打击。要认真研判各种规避行为的特点和规律，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调研，勇于创新，积极应对规避执行方式的变化。

（四）及时总结推广。及时调研专项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活动中有效的新举措、新办法要总结推广，对于取得的成果、经验要总结表彰。

（五）加强宣传。主动邀请新闻媒体、人大代表等，广泛宣传活动中取得的成果、积累的经验以及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扩大专项活动影响面。

（六）规范执行，及时审查。要严格依法开展专项活动，对涉及重点、敏感的执行环节要形成分权制约的方式，既要制裁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行为，又要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要及时处理执行异议，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报本院领导及上报市中院，保证专项活动的效果。

二0一一年四月一日

篇2：反规避

印发《关于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中级人民法院，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分院，甘肃矿区人民法院：

为有效遏制民事执行中的规避行为，破解因被执行人抗拒、逃避、规避执行造成的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为期一年的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现将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关于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主题词：反规避执行 专项活动 通知

（共印80份）

报：最高人民法院、省委政法委、省人大内司委 送：本院院长、各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

正厅级审判员、审委会专职委员、副厅级干部、副厅级审判员 发：本院各部门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1年4月18日印发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切实改变目前大量被执行人规避执行、严重影响执行秩序和效果的现状，进一步巩固全省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成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结合我省法院实际，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活动目标

开展本次专项活动，旨在通过制定、落实相关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建立相关配套措施，以健全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和财产调查制度为着力点，以追查被执行人财产为手段，以严厉打击拒执犯罪活动为后盾，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树立司法权威，维护法律尊严，改善执行环境，建立长效机制，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良好氛围，推动执行工作长远健康发展。

二、活动安排

本次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从今年一月开始，为期一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循序渐进，逐步推动，突出重点。具体部署如下：

（一）宣传舆论先行

全省各级法院要采取积极有效形式，在加强舆论宣传上下功夫，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活动中取得的成果、积累的经验以及典型案例，扩大专项活动影响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营造全社会支持法院治理规避执行行为的良好氛围。省法 院执行局收集整理全省反规避执行典型案例，宣传处协调省级新闻媒体在今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组织两次集中宣传报导，形成舆论声势，力争使本次专项活动成为2011年人民法院整体工作的一个亮点，成为改善人民法院执行环境的突破点。

（二）动员部署阶段

全省各级法院要以贯彻落实“两会”精神为契机，在4月份召开动员部署会，结合各地工作实际，制定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活动步骤和措施，使广大执行干警充分认识到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同时建立活动领导机构，落实领导负责制，加强对专项活动的组织督导。

（三）具体实施阶段

针对各种规避执行行为，各地法院要不等不靠，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新反规避执行方法，切实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针对辖区执行工作中出现的各种规避执行行为，在充分运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执行措施进行反制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实践，及时总结经验，为最高法院制定相关新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提供参考。

活动开展期间，全省各级法院要强化措施，认真组织实施。要进一步加大运用各项执行措施的力度，充分运用罚款、拘留、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媒体公开曝光、追究拒执罪等手段，突出执行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及时性，打好组合拳，遏止规避执行愈演愈烈的势头，维护正常的执行秩序。1.认真贯彻执行省高级法院《关于执行中穷尽财产调查和执行措施的意见》（甘高4 法发„2009‟44号），强化财产报告制度，加大执行力度。2.大力推行限制高消费令制度。组织全省法院在主流新闻媒体上每季度集中发布一次限制高消费令，让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成为全社会的监督对象，挤压他们的生活空间，降低他们的社会公信度。3.严格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07‟29号），进一步细化公、检、法在打击拒执犯罪方面的工作职责和办案流程，强化协同配合和相互监督，发挥惩戒、威慑作用。4.充分发挥各基层法院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及社区、村设立的执行工作联络员作用，确保执行工作迅速反应和便捷联系。建立健全以党委为龙头，以各职能部门为支撑，以乡镇，街道办事处及社区、村为节点的执行网络。5.省法院拟在6月份召开全省金融机构协助执行工作座谈会，邀请省内各大商业银行参加，强化金融机构对执行工作的协助配合。

（四）总结建制阶段

年底召开总结会，展示成果，表彰先进，总结经验，建立反规避执行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反规避执行的改革和创新，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加重当事人逃避执行、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成本，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从而形成大量案件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局面，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

本次专项活动涉及到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落实。全省各级法院要健全完善加强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部门之间协调配合 的机制，形成人民法院内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合力，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执行。总结推广民乐经验，各级法院结合各自实际，在强化审执分立的同时，强化立审执配合，提高财产保全率、当庭履行率，把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纳入审判工作质效考核的范围。

各级法院要把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与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活动有效结合起来，不断强化反制工作薄弱环节，深化外部协助单位的协作力度，进一步规范协助执行秩序，推进反规避执行的改革和创新。建立通过公安网络查询被执行人相关信息、协助布控决定司法拘留的逃匿被执行人、协助查控被执行人车辆和协助限制出境的机制；将未结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信息纳入我省征信系统的机制；在金融、房管、工商等部门协商设置协助法院执行的绿色通道以及规范协助执行等方面的机制。

三、活动要求

（一）提高认识。当前，转移、隐匿财产、躲避执行、利用虚假诉讼规避执行等各种规避执行行为的存在，导致执行程序无法有序进行，执行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执行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切实开展好反规避执行活动，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全省各级法院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此次专项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提高人民法院的整体形象和法治权威，服务保障“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和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政治高度，抓好专项活动的开展和落实。

（二）加强领导。为加强对专项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由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梁明远同志任组长，主管副院长王俊同志任副组长，执行局局领导、政治部教育处、办公室、宣传处、审判保障处和执行局三个处的负责人为成员的全省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专项活动的开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执行局），具体负责专项活动的组织、协调、督查、指导等工作。执行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执行局1名副局长任办公室副主任。执行综合管理处负责日常工作。全省各级法院也要成立由院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专项活动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工作措施，确保活动顺利开展。上级法院要切实加强对下级法院的工作指导，及时掌握情况，解决存在问题，抓好检查督导。

（三）精心部署。在专项活动实施阶段，全省各中级法院应将活动的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果、积累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典型案例每月上报省高级法院。各级人民法院要积破主动地向党委政法委和人大汇报专项活动情况，专项活动中的重大会议，邀请当地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参加，争取领导、监督和支持。活动中要主动邀请新闻媒体监督、协助，争取舆论支持。对活动的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果、积累的经验以及典型案例要通过多种方式予以发布、报导和宣传，扩大影响面，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专项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支持。

篇3：反规避

一、三体系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一) 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13条第2款的规定

1.时间关联。

该组装经营是在反倾销调查之后或是即将开始之前的或迅速扩大的;

2.产品关联。

有关的零部件来自该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国家;

3.“60%规则”及“25%规则”。

原产于受反倾销措施约束国家的零部件价值构成组装产品零部件总价值的60%或60%以上, 但若在组装或完工过程中对进口零部件附加的价值超过生产成本的25%, 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认为构成规避行为;

4.与反倾销措施矫正效果的因果关联。

就组装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和/或数量而言, 反倾销措施的矫正效果正在受到削弱, 且有证据表明与先前确定的相似或相同产品的正常价值相比构成了倾销。

(二) 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规定

在第三国从事装配或者完成工序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厂商, 与受既有反倾销令约束的商品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在时间上, 从第三国进口的上述商品, 是否是在发起导致既有反倾销税令发布的调查开始后, 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第三国进行的组装规避, 必须具备进口到美国的组装产品价值与原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国家出口的零部件价值差额微小这个条件。即差额越大, 则表明组装产品在第三国增值较大, 可以不被认定为规避。但是对于差额“微小”的具体标准并没有给出, 而是由美国商务部在实践中依个案决定。

(三) 邓克尔草案规定

一类是要求从受反倾销措施约束的国家进口的零部件成本不低于组装所使用的所有零部件总成本的70%, 且要求构成规避的组装业务必须是由与受反倾销措施约束的出口商或生产商有关联者进行的。另一类是零部件的价值虽然低于组装用的所有零部件价值的70%, 但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也属于通过第三国组装规避的行为:

1.受现行的反倾销税令约束的国家的生产商, 可以从第三国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处取得重大利益;

2.在原反倾销调查发起之后, 从第三国进口的相同产品已急剧扩大, 而从受反倾销税令约束的国家进口的相同产品相应地出现了衰减;

3.第三国的生产是用早已存在的可以生产这种相同产品的设备进行的;

4.进口国反倾销调查当局认为, 这种从第三国进口的产品严重破坏了现行反倾销税令抵御倾销损害的效果。

二、比较评析及参考借鉴

(一) 第三国组装规避行为的主体要件

美国的反规避法和邓克尔草案均规定在认定第三国组装规避行为时, 应当考虑规避行为主体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主体是否具有联系这一因素。其实, 欧盟1994年前的反规避法也对此有所规定, 但1994年底通过的第3283/94号条例却取消了此项规定, 使得发起反规避调查的标准被降低。作为反倾销中的专业用语, 规避一词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主观故意色彩, 通常情况下, 应是倾销商本人或与其有关联的企业才具有此种故意。对于其他企业, 即使其行为可能符合规避的某些特征, 但未必是出于躲避反倾销税的目的。若将其一律作为规避行为主体施以反规避措施未免有失公平。因此, 在确定反规避措施适用的主体条件时, 我国反规避法应采纳“要求具有某种联系”的严格认定标准, 规定在第三国组装时零部件的出口商与被征收反倾销税主体应具有关联性。

(二) 第三国组装规避行为的时间要件

美国的反规避法和邓克尔草案都规定规避行为开始的时间为“反倾销调查开始后”, 而欧盟384/96号条例却将其由“反倾销调查程序开始后”修改为“反倾销调查程序开始之后或即将开始之前”, 且未对“即将开始之前”作出明确界定。欧盟这种宽泛的立法扩大了反规避的适用范围, 降低了其立法的透明度, 在有可能防止规避行为发生的同时, 也更有可能对贸易的正常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因此, 在确定规避行为开始时间时, 我国的立法应既防止规避范围扩大化, 又利于实际操作, 因而可将三者相关规定综合起来, 规定在反倾销调查程序开始之后受反倾销税令约束的产品的组装业务已开始或迅速扩大以及用于组装的零部件的进口也大幅度增加时, 才构成规避。

(三) 第三国组装规避行为的价值要件

美国关于价值要件的相关表述为“差额微小”, 而对于“微小”的具体标准却并未给出, 而是由商务部在实践中依个案决定, 使得美国商务部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这种规定透明度低, 容易被滥用。相比之下, 欧盟的“60%规则”、“25%规则”和邓克尔草案的“70%标准”则更为直观和具体, 既使出口国生产商和外国投资者对自己贸易行为建立良好预期, 又为本国反规避调查部门依法执法建立具体法律依据, 因此更为透明。其中, 欧盟的“25%规则”, 即只要组装增值达到25%, 就不被认为是反倾销规避行为, 是旨在鼓励生产商真正地生产开发产品, 而不是为了规避反倾销税而在第三国做简单的组装。这一规则很好地起到发展欧盟经济, 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很值得我国借鉴。

因此, 我国可参考欧盟反规避立法和邓克尔草案, 规定具体的比例要求, 增加操作性, 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 既照顾到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 又要考虑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给组装企业留有生存空间。因而, 我国的反规避法可规定, 从受反倾销措施约束的国家进口的零部件成本不低于组装所使用的所有零部件总成本的70%, 但若在组装或完工过程中对进口零部件附加的价值超过生产成本的25%, 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认为构成规避行为。

(四) 零部件价值的具体计算方法

在衡量零部件的价值时, 欧盟首先把零部件分解成最小的单位, 然后采用“分子式"的方法衡量大小。把来自被指控规避国家的零部件视为“出口国的零部件价值", 把从第三国进口的零部件视为“其他零部件价值"。

在计算零部件价值时, 欧盟通常对来自第三国的散件的“组装成本、管理费用及利润"不计算在“其他零部件或材料"的价值之内, 把“组装成本"与“生产成本"相区别, 在“其他零部件"的价值中排除“组装成本"。但是在计算出口国的零部件和材料的价值时, 这一成本是包括在内的。也就是说, 分子“出口国的零部件价值”里包含“组装价值”, 而分母“其他零部件价值”不包含“组装价值”, 如此一来, 来自出口国的零部件很容易达到甚至突破“60%价值"的规则, 而被认定是规避行为并征收反倾销税。这种作法明显有失公平。

美国对于零部件价值的测定, 则是在鉴定主要部件进口价格有效性的基础上, 在以下三种任选一种确定零部件的价值, 即: (1) 在出口国的同一商业环节中, 同一零部件向一位与生产厂商无关的客户出售的价格; (2) 美国组装厂对同一零部件向与其无关的美国供应商或第三国供应商购买的价格; (3) 零部件的制造成本。特别是为了所谓公平比较, 美国在确定零部件价值时, 往往还要把进口的零部件价值调整到与组装而成的制成品价值上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要在CIF价格基础上增加内部运输费用、一般开支以及销售和管理费用以及利润及分摊。

邓克尔草案只是规定从受反倾销措施约束的国家进口的零部件成本不得低于组装所使用的所有零部件总成本的70%, 而对零部件价值的具体计算方法并未提及。

由此可见, 美国对于零部件价值的确定, 在形式上较欧盟要宽松公正一些, 但就其实质而论, 两者并无重大区别, 而且美国的利润及其分摊较欧盟的组装成本范围还要宽一些。

我国反规避法可考虑参照欧盟的做法, 先将零部件分解成最小的单位, 然后采用“分子式"的方法衡量大小。把来自被指控规避国家的零部件视为“出口国的零部件价值", 把从第三国进口的零部件视为“其他零部件价值"。但在计算零部件价值时, 应出于公平, 对出口国零部件和材料的价值和“其他零部件”价值, 都将“组装成本”计算在内。

摘要：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至今, 反规避调查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新贸易壁垒。截至到2008年1月, 我国已遭遇反规避调查案件共24起, 其中22起适用欧美等反规避法中的“第三国组装”规则。因此, 研究各国反规避法中的“第三国组装”规则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即是对欧盟、美国以及邓克尔草案三个反规避法体系关于第三国组装规避的认定标准进行介绍和比较分析, 进而对我国反规避法中第三国组装规避的认定标准做出构想和建议。

关键词：反规避法,第三国组装,认定标准

参考文献

[1]鲁丹萍.国际贸易壁垒战略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06:210-228.

[2]屈广清.反倾销法律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4:82-185.

[3]王林生, 张汉林.反倾销热点剖析[M].人民出版社, 2004:192-234.

[4]王世春, 王琴华, 张汉林.名家论坛——反倾销应对之道[M].人民出版社, 2004:177-181.

[5]向雅萍.中国反规避立法的路径选择[J].行政与法, 2007 (7) .

[6]肖伟.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 (美国卷) [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425-442.

[7]肖伟.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 (欧共体卷) [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428-465.

篇4：反“规避执行”

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最高法院正在探索实现“查”和“控”结合，实现“查控一体化”

最高人民法院正采取措施遏制“当前大量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不良现象”，并将此作为2011年工作重点强力推进，此项工作已在年初进行部署。在4月上旬的相关会议上，最高法院要求各高级法院“推动此专项活动向纵深健康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早在2010年下半年，最高法院已经着手研究制定《关于在民事执行中反规避执行的意见》。最高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江必新称这件规范性文件将就“如何有效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全面建立强有力的反制机制，提出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规范性文件由执行局领衔起草，广泛征求地方法院意见，目前已数易其稿并提交最高法院审委会，一旦审议通过将尽快下发。

在过去逾十年时间里，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中国司法机关的主要难题。虽然各级法院大力加强执行工作力度，但是规避执行现象仍逐年增多。最高法院的判断是，“一个时期以来，相当一部分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采取各种手段规避执行，或玩个体‘人间蒸发，千呼万唤难觅踪影；或直接转移、隐匿财产，造成资产状况不明的假象；或恶意处分名下财产，使得追加执行困难重重；或搞假离婚、假破产甚至假诉讼，玩‘金蝉脱壳，悬空债务等等。”

江必新认为，“这些规避行为使得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司法保护，司法权威和法制尊严受到严重损害，必须加以遏制。”

将财产“藏”起来

由于债务人总希望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想逃避执行，规避执行的行为一直以来都存在。俞灵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这方面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虚假诉讼，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等情况，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与我们国家诚信机制缺失，以及我国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和其他方面的管理水平不高紧密相关。”

令人苦恼的是，规避执行的重要特点是“以合法形式为外衣”。对执行法官来说，如果是违法行为可以直接采取法律措施，一旦貌似合法就给执行工作增加了难度。

俞灵雨以虚假诉讼的问题举例，虚构一个借贷的法律关系，法院判决其有权主张债权，参与财产分配。但实际上这个案子是不存在的，他只是为了把财产通过合法的途径转移走。目前的困境在于，“法院很难审查案件是否属于虚构，因为他们有合同，有双方签字盖章。”

《中国新闻周刊》获知，浙江高院执行局在2010年一年的时间里就处理了137件类似这样的虚假诉讼，而这仅仅是已经被审查出来的数字。目的很简单，就是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根据最高法院执行局对典型案例的统计，常见规避执行的做法多达十余种。例如，有些被执行人明明有财产，却在执行的过程中突然低价转让，或者干脆放弃自己到期的债权，如此一来，就丧失了清偿能力。

在上海一中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被执行人杨丽萍明明有四套房产，但就在执行过程中，杨丽萍与其子龚某签订3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将其名下四套房产中的三套“售与”自己的儿子，并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实际情况是，杨的儿子并未支付房款。

法院认为，杨丽萍预见到其可能承担债务的情况下，将房屋产权无偿过户至龚某名下，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且事实上致使杨丽萍的清偿债务能力发生困难，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据此，法院撤销了杨与其子的房屋买卖合同。

假离婚的办法亦常常被使用。在北京房山区法院的一宗案件中，被执行人宋建军于2009年10月9日领取全家82万余元拆迁补偿，并因此与其父母就拆迁补偿分配发生纠纷被告上法院。诉讼期间，宋与妻子韩香离婚，并约定四个子女都由妻子抚养，由宋建军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各一千元，家里的天籁牌轿车归韩香所有。宋建军本人则无银行存款，无房产，如此一来，即便其父母胜诉也无财产可以执行。

执行法官推测其可能是故意通过离婚逃避执行。最终查明的情况证实了这一推测，韩香交代，宋建军为了避免与其兄长共享财产，与妻子通过法院调解假离婚，将全部财产都归到韩香名下。

最高法院统计的十余种情况还包括，被执行人采取资产不入账、公款私存、公车私挂等方式规避执行；被执行人与案外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案外人以被执行人债权人身份参与分配；被执行人利用特殊身份或背景规避执行等等。

江必新在关于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视频会上指出，“规避执行行为花样翻新，手段日趋隐蔽，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挑战社会管理

针对这些问题，最高法院提出，“要增强发现和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但真正要应对这些规避行为，并非易事。

首先要将被执行人“藏”起来的财产找出来，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财产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动产包括存款、股票、基金等，不动产则有土地使用权、房屋之分，相关信息涉及到银行、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税务等多个部门。

按照俞灵雨的说法，这项工作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要履行很多法律手续，而现实的情况是信息化程度高了，现行法律不能适应信息化带来的变化。

俞灵雨说，“我们要求对执行案件穷尽所有的执行手段，查找被执行人财产。按照规定，必须把所有的账户一一查清楚，才算穷尽执行措施。但被执行人在各银行所开设的账户可能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只要有一个账户漏掉，那就属于执行不到位。”

在实际工作中，要查清楚这些数量庞大的账户难度非常大，光是出具查询手续都很麻烦。据了解，反规避执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决这个难题。对这些隐藏、转移的财产，江必新提出，“要有及时发现的渠道和途径”。

俞灵雨对此提法的理解是应该畅通发现财产的渠道。换句话讲，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法院能及时地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信息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并且这种查询不仅仅限于强制执行的被执行人，而是所有进入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财产信息法院都能够查询。

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强调法院应该跟公安、银行、税务、土地管理、房产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联动，实现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使得法院可以直接查询到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

据了解，目前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广东、北京等地已经在推广此做法。北京已经实现与公安、银行等九家单位的信息共享，执行法官在北京市法院指挥中心可以直接查询九家单位所掌握的相关信息。

执行法官普遍认为，这种做法 “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司法成本，另一方面查询财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大为增强。”

实际上，早在去年7月20日，最高法院与中央19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其中重要内容即实现“信息共享”。

此次最高法院还强调，“发挥我国特有的政治优势”，“将具有法定协助义务和工作配合责任的单位和个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形成合力，压缩规避行为存在空间。”而“执行联动机制”也被称为“建立反制规避执行长效机制的关键所在”。

查询财产并非目的。俞灵雨称目前最高法院正在探索实现“查”和“控”结合，实现“查控一体化”。查询到被执行人的财产，一旦有必要即直接控制财产，避免被执行人利用“查”“控”中的时间差转移财产。

但《中国新闻周刊》获知，就全国范围而言，这种做法还有难度，仍在推进之中，“下一步的工作是争取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

究其原因，最大的障碍在于法律没有明确制度安排。去年8月，最高法院执行局法官赵晋山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执行问题异常复杂，各地各部门的力度不一，实施效果也会不一样，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仍然是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缺失。

“尽管在部分地区实现了信息共享，但是这种共享机制都是部门之间经过艰苦的协商得来的，并非制度安排，推动难度比较大。”俞灵雨坦言，这种背景下，出现部分地区推动效果好，部分地区部门之间协商配合状况欠佳仍无法推动。

在他看来，“控”的问题更复杂，一定意义上还要突破现行的规定。对于目前的制度改进，俞灵雨认为，尽管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实际上是根据中央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推进，而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篇5：反规避执行的九起典型案例

（2011年）

1.首都师范大学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供用热力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摘要】首都师范大学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给付首都师范大学供暖费2913715.7元以及利息270025.17元。一审判决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首都师范大学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法院要求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申报财产情况。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申报了中国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两个银行账户，执行法院对两个账户进行了冻结，仅扣划到9800元。执行法院进一步调查发现，中建物业管理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还开立有一个账户，执行法院遂冻结了该账上仅有的存款13289.02元。执行法院要求中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到庭说明为何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并要求中建物业管理公司提供3个银行账号的对账单和会计凭证供调查。中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未到庭，且未提供对账单和会计凭证。鉴于此，执行法院对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了搜查。通过查阅搜查获取的会计账簿，发现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以工资、药费、差旅费等名义向中建北配楼招待所支付了大笔费用，累计近百万元。执行法院调取了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在执行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仍有多笔大额资金往来。执行法院到中建北配楼招待所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发现招待所条件十分简陋，仅有6名员工，月经营收入为20000至30000元。

经过调查，执行法院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未如实申报财产情况，其将经营收入等大笔资金转入中建北配楼招待所的银行账户，以达到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目的。因此，执行法院对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采取了拘留措施，并决定对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执行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迫于压力，3日内向法院支付了180余万元执行款，并与申请人首都师范大学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分期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执行法院严格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加大依职权调查财产的力度，适当运用审计方法调查被执行人财产，使得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2.张曲与陈适、吴洋英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案情摘要】张曲与陈适、吴洋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陈适偿还张曲188万元及利息；被告吴洋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后，陈适、吴洋英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陈适、吴洋英未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张曲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决定对诉讼阶段保全查封的吴洋英名下的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福飞北路136号福州新慧嘉苑5号楼一层02号房屋进行强制拍卖。被执行人吴洋英向法院出示了一份其与弟弟签订的关于上述房屋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每月租金950元，租期15年，租金一次性支付。吴洋英称，她在法院查封前已经将房屋出租给弟弟，并一次收取了租金17万元，其弟弟在签订合同后，又转租给第三人（次承租人）。吴洋英不能出具金融机构的相关转账凭证，证明她一次性收取了17万元租金。对此，吴洋英辩称，她是向弟弟借钱买了房屋，约定用该房屋的租金偿还。申请人张曲向执行法院提交报告，称她曾亲眼看到吴洋英亲自向次承租人收取租金，她认为吴洋英出示的租赁合同系吴洋英姐弟串通伪造而成。执行人员向房屋前后几个承租人调查了解情况，几个承租人证实，每个月租金均由吴洋英收取，租金为每月3000元。执行人员在掌握充分证据后，约谈了吴洋英的弟弟。吴洋英弟弟承认，吴洋英知道房屋被法院查封后，以他的名义将房屋转租给次承租人，转租合同上的签名系吴洋英所签，吴洋英直接向次承租人收取租金。

执行法院认为，查封财产上的租赁关系不影响对查封财产的处置。执行法院决定对查封房屋进行拍卖，并在拍卖公告中告知被执行人有权提出异议。吴洋英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吴洋英的弟弟在法院决定强制拍卖房屋之前，主动退出了租赁、转租的三方租赁合同关系。执行法院依法对房屋进行了评估拍卖。拍卖成交后，原次承租人仍享有租赁权，改向买受人交付租金。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强化财产保全措施，加大对保全财产的执行力度，使得该案得以顺利执行。

3.上海金地石化有限公司与上海立宇贸易有限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执行案

【案情摘要】上海金地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公司）与上海立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宇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立宇公司支付金地公司880万元；杨丽萍在740万元范围内对立宇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立宇公司与杨丽萍未履行调解书约定的付款义务，金地公司向该案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查明，立宇公司因涉嫌刑事案件，经相关机构鉴定，已无偿债能力；杨丽萍名下原有四套房产，但在原告金地公司提起诉讼前两天，杨丽萍与龚某（杨丽萍之子）签订了3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将其名下四套房产中的三套“售与”龚某，随后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执行立案后，金地公司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杨丽萍与龚某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诉讼，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裁定该案中止执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查明，杨丽萍系立宇公司股东，其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明确回答龚某实际未支付房款；龚某在受让房产时年仅二十岁，且一直在国外读书，生活来源需父母供给，并不具备支付房款的能力。法院认为，杨丽萍预见到可能承担责任后，将其房屋产权无偿过户至龚某名下，主观上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且事实上致使其清偿债务能力减弱，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判决撤销了杨丽萍、龚某签订的3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随后，金地公司申请恢复执行，要求处理已恢复至杨丽萍名下的房产。执行法院恢复执行后，金地公司与杨丽萍达成和解协议，杨丽萍将其名下的一套房产过户至金地公司名下，并补偿金地公司16万元，金地公司放弃其他债权主张。案件执行终结。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无偿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申请执行人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有效地反制规避执行行为。

4.湖北宏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团风县方高坪建筑公司与亿源科大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及黄冈中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程款担保纠纷执行案

【案情摘要】湖北宏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宏鑫公司）、团风县方高坪建筑公司（下称方高坪建筑公司）与亿源科大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下称亿源公司）、黄冈中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中机公司）工程款担保纠纷执行一案，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3日立案执行。亿源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丁某为市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及无还款能力为由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经执行法院调查，亿源公司在人民银行登记备案的几个银行账户均只有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存款，公司不动产已设定抵押，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中机公司早已歇业，无可供执行财产。2008年5月19日，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供线索，亿源公司有75万元货款从深圳汇回。执行人员随即查询亿源公司在人民银行登记备案的几个银行账户，未发现该笔款项。后执行人员查询到亿源公司于工商银行开立的一账户（该账户未在人民银行备案），查到该笔汇款，但款项已被转走。经调查，该款汇入当天即转入亿源公司会计邓某个人账户。根据上述情况，执行法院认为亿源公司有隐匿资产、规避执行的嫌疑，立即冻结了邓某个人账户上的65万元存款。邓某提出执行异议，称被冻结账户上的款项系亿源公司偿还他的借款，系其个人财产。执行法院依法对异议进行审查，经核对亿源公司和邓某账户，发现自2007年11月至2008年5月，亿源公司账户所有大额资金（共22笔，156.5万元）均于到账当日或次日转入邓某个人账户，邓某个人账户除由公司账户转入的22笔款项外，无其他存款记录。审查过程中，邓某出示一份盖有亿源公司印章、金额为86万元的借条。经对亿源公司会计账目进行调查，没有该笔借款记录。执行法院查明，邓某50多岁，下岗职工，配偶无职业，家庭生活拮据。据此推断邓某与亿源公司的借贷关系不合常理。执行法院要求邓某说明资金来源和给付方式，并告知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邓某含糊搪塞，主动要求收回借据。执行法院遂依审查中查明的情况，认定亿源公司为邓某账户款项的实际所有人，依法裁定驳回邓某的异议。邓某签收裁定后，向执行法院提起异议之诉，又于开庭前撤诉。

执行法院以故意隐匿资产、妨碍执行为由，对亿源公司处以罚款，同时积极征得黄冈市政协的同意和支持，对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处以拘留。亿源公司及丁某均未提任何异议、复议或申诉。案件得以顺利执行。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虚假报告财产，虚构债务隐藏、转移财产，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的，执行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及其相关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使得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5.广东省惠东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与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执行案

【案情摘要】广东省惠东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与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执行一案，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13日向被执行人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申报令，责令被执行人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于同年1月20日支付80万元工程款给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接到执行通知书后，派人到庭，但未申报公司财产状况，同时表示希望申请执行人在其指定的一家酒店消费30万元了结该案。经执行法院调查，被执行人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为港资企业，法定代表人李幼生系香港居民，公司的银行存款仅有1000多元，登记在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占地面积共计16357平方米，已在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且该房地产已被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出租给某酒店，租赁期限为60年，且租金已由被执行人一次性收取，该房产无法处置变现。

因被执行人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幼生系香港居民，执行法院决定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010年3月25日晚，正准备在深圳罗湖口岸出境的李幼生被限制出境。随后，执行法院决定对其采取拘留措施。被拘留后，李幼生主动承认了不申报财产和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错误。最终，申请执行人广东省惠东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与被执行人万事达商贸城（惠东）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分两期将80万元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了申请执行人。

【典型意义】由于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出境和拘留措施，在强大的法律威慑力下，被执行人履行了义务，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6.周明利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案情摘要】被告人周明利，男，汉族，1972年4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砀山县，初中文化，农民，捕前暂住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乡屯佃村。

2007年7月20日，被告人周明利驾驶车牌号为京HQ4771的吉利牌小客车在北京市海淀区太舟坞东路砖瓦厂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将行人孙爱龙撞伤。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周明利负事故全部责任。后孙爱龙将周明利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8日判令周明利赔偿孙爱龙人民币43398.26元。

上述判决生效期间，周明利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领取事故赔偿款人民币62872.3元，但并未履行对孙爱龙的赔偿义务，而是挪作他用。其在得知孙爱龙申请执行后，又将所有的吉利牌小客车过户到他人名下。2008年8月15日，周明利被传唤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后，如实交代了其为逃避执行而转移财产的行为。同日，周明利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决定司法拘留，后被移送公安机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周明利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明利在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执行能力的情况下，采取转移财产的方式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周明利经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其罪行，属于自首；同时结合其认罪态度较好，受到刑事追究后履行了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对其可从轻处罚。据此，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周明利有期徒刑八个月。

【典型意义】周明利发生交通事故后，在保险公司领取了专门用于赔付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第三者经济损失的保险理赔款，未支付给受害人，而是挪作他用，且将车辆过户到案外人名下，造成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其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受到了刑罚制裁。该案件的处理，对于当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义务人存在的挪用机动车辆保险赔偿款以及转移、隐匿机动车辆等规避执行行为起到了较好的教育和示范效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7.李永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案情摘要】被告人李永辉，男，汉族，1964年7月30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大学文化程度，系新疆协和天然物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捕前住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32号楼2单元402室。

2007年4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新疆华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协和天然物产有限公司、李永辉买卖合同纠纷、代理合同纠纷两案依法作出判决，共判令新疆协和天然物产有限公司偿还新疆华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货款及利息等900余万元，李永辉个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向李永辉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李永辉不但不履行义务，反而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1日裁定扣押的新A-92691号江淮客车、新AC-3362号富康车以及2007年8月24日扣押的新A67700号桑塔纳轿车转移、隐藏至浙江省杭州市等地，其本人也藏匿于杭州市等地，并停止使用原来的手机号码，致使判决无法执行。

2008年1月，李永辉被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拘留，后被移送公安机关。同年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检察院以李永辉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博乐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博乐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永辉无视法院生效判决，有能力履行但拒不执行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采取转移、隐匿法院扣押的财产和停用手机号码并躲藏到外地的方式，逃避法院强制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据此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李永辉提出上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李永辉在执行过程中，隐藏、转移已被查封的财产，致使判决无法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属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的处理，对于依法打击实践中个别被执行人擅自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等不法行为，具有一定的教育宣传作用。

8.陈少欢、洪桂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案情摘要】被告人陈少欢，女，汉族，1969年2月2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被告人洪桂成，男，汉族，1965年12月16日出生，小学文化，居民。二人系夫妻关系，捕前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洪桥头东三巷15号。

2008年4月3日，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对原告建瓯市立伟塑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德扬塑胶电木有限公司、陈少欢、洪桂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作出判决，判令深圳市德扬塑胶电木有限公司向建瓯市立伟塑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509250元及违约金，陈少欢、洪桂成个人对上述欠款承担保证责任。

该判决生效后，陈少欢、洪桂成夫妇于2008年5月8日将两人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社区一村新区三巷18号的房产以220万元的价格出售；同年7月，二人又将深圳市德扬塑胶电木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以11.5万元的价格出售。二人并未将获得的款项用于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债务，而是将款项转至别处，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

2009年4月8日，陈少欢被建瓯市公安机关刑拘；同月27日，洪桂成主动投案自首。案发后，二被告人与申请执行人建瓯市立伟塑料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于同年6月履行完毕。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检察院以陈少欢、洪桂成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提起公诉后，建瓯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认为，被告人陈少欢、洪桂成在法院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为逃避债务，故意将可执行财产予以变卖转移，造成法院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二人在案发后认罪态度好，全部履行了义务，洪桂成还具有自首情节，可分别从轻处罚。据此，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陈少欢、洪桂成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期二年执行。

【典型意义】实践中，被执行人为逃避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千方百计转移、隐匿财产，其中常见的手法是将名下房产予以变卖、处置，对这种行为必须予以严厉制裁。本案中，被执行人夫妇在判决生效后，出售房屋并转移售房得款，很显然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本案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于那些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被执行人，只要能认清形势，主动投案并积极履行义务，依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得到从轻处罚。

9.李勇明与被执行人丁浙良虚假诉讼案

【案情摘要】被告人李勇明，男，汉族，1971年9月22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初中文化，无业。曾因犯抢劫罪于1994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997年8月刑满释放。

被告人丁浙良，男，汉族，1977年6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初中文化，农民，捕前住嵊州市崇仁镇福坑口村王龙湾60号。

2007年9月，丁浙良因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致其位于浙江省嵊州市仙湖路877号锦绣嘉园东苑15幢二单元501室的房产被嵊州市人民法院查封。2008年，嵊州市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4件以丁浙良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总标的额为140余万元。同年11月，丁浙良被查封的房产被以37万元的价格拍卖。

2006年，丁浙良因经营所需，曾先后向李勇明借款共计10万元。2007年12月，李勇明指使丁浙良与其伪造了一张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以10万元的价格承租上述房屋，租期为20年，落款时间为该房产被查封之前的2007年6月。2008年2月，李勇明为了多分得债权利益，又指使丁浙良与其伪造了一张由丁浙良向其借款35万元的借条，并于同年3月起诉至嵊州市人民法院，庭审前双方达成还款调解协议，嵊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08）嵊民二初字第59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李勇明依据嵊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前述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要求参与分配，并以已向丁浙良一次性付清10万元房租为由，要求法院先行退还剩余的房屋租赁费。多名债权人依法受偿丁浙良房产拍卖款项时，对李勇明与被执行人丁浙良之间的借条提出异议。嵊州市人民法院经查发现，李勇明与丁浙良存在虚构债务的虚假诉讼情况，遂于2009年4月29日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并于2009年7月15日作出撤销原民事调解书的判决。其后，嵊州市人民法院将李勇明、丁浙良虚假诉讼涉嫌犯罪的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09年11月12日，李勇明、丁浙良主动向嵊州市公安局投案。

2010年4月9日，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李勇明、丁浙良分别涉嫌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提起公诉。嵊州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勇明为多分得债权利益，指使他人伪造借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执行，严重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作证罪。被告人丁浙良为使李勇明多分得债权利益，帮助其伪造借条，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鉴于二人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均可从轻处罚。据此，以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勇明有期徒刑一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丁浙良有期徒刑八个月。

篇6：反规避

反规避执行案例

【案件来源】2008年度阳执字第42号

【执行法院】阳新县人民法院

【摘要】被执行人以不作为的方式规避执行

【基本案情】

1996年5月8日，阳新县阳新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宾馆公司）与阳新县兴国镇上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街村）签订了一份《阳新宾馆招聘经理、承包经营合同书》，该村将阳新宾馆承包给该公司经营10年。经营过程中，经上街村同意，宾馆公司将阳新宾馆其中的餐饮部（含舞厅）转包给柯银玉经营。柯银玉经营期间，共向上街村交纳租金247618元。2001年5月31日，宾馆公司与上街村签订协议，提前解除了承包合同。同年11月23日，上街村、黄石市上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街集团公司）共同作为甲方与案外人乙方陈超签订阳新宾馆承包经营合同，并约定宾馆内现有财产实物等设施作价优先处理给陈超使用。同年12月19日，原告将餐饮部的财产处理给上街集团公司，双方对财产进行了造表登记，并约定财产价格待双方协商后另定。但登记表中，记载原值为604762元，按原值部分折旧后价值

为229490元，未折旧的部分财物登记原值为148214元。同日，上街集团公司将按收到的柯银玉财产一并转交给新承包人陈超使用。之后，柯银玉多次找上街集团公司要求对移交的财产核实价值并要求支付价款遭拒。2003年12月31日柯银玉起诉来院，请求判令上街集团公司支付财产折款302669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对涉案财产价值进行司法鉴定。经黄石华浩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以2001年12月19日为基准日的价值为236844.79元。经咸宁淦鑫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以2006年3月16日为基准日，涉案财产价值为13130元。我院查明上街集团公司为上街村开办企业，柯银玉已支出鉴定费用10000元，上街集团公司已支出鉴定费用6000元。据此，我院认定柯银玉将自已所有的财产处理给上街集团公司，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就财产价格条款的协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柯银玉未尽到价款谨慎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40%的损失。2007年9月14日，我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上街集团公司向柯银玉支付财产价款147358.9元。

因上街集团公司逾期未履行义务，亦未向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柯银玉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院依据（2005）阳民兴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受理柯银玉申请执行上街集团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08年4月28日，我院执行人员向被执行人上街集团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和被执行人申报财产通知书后，上街集团公司呈报我院财产申报书，称公司无财产，公司名下所有财产都归上街村所有。

为查清被执行人上街集团公司可供执行财产情况，执行人员向黄石市工商局注册分局查询上街集团公司的登记注册情况，注册分局工作人员称上街集团公司的注册登记档案已丢失，并出具相关证明，使调查被执行人财产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执行人员仔细研究分析被执行人上街集团公司具体情况，结合申请执行人柯银玉提供上街集团公司财产信息，认为注册分局故意隐瞒事实，不向我院提供上街集团公司注册登记档案，帮助上街集团公司隐匿财产逃避我院的执行，经合议，决定向注册分局上级行政机关出具司法建议函，敦促注册分局如实提供上街集团公司注册登记档案。2008年08月11日，我院向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核实黄石上街集团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清况后重新向我院出具相关证明，并依法追究黄石工商局注册分局遗失注册档案责任人乃至领导负责人的责任。司法建议书发出后，黄石市工商局注册分局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院执行人员，并将上街集团公司注册登记档案悉数复印给我院。

执行人员根据上街集团公司的注册登记档案，查明了上

街集团公司多处可供执行财产，合议决定查封上街集团公司所有的与执行债权价值相当的不动产，并依法作出裁定查封上街集团公司所有的位于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73-1号大世界商厦门面。在查封期间，执行人员主动找被执行人上街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平刚，向其说明已经掌据公司可供执行财产情况，对其公司虚假申报财产情况，将追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相应责任。上街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平刚起初的抵触情绪很大，通过认真细致的说服工作，上街集团公司主动承认公司伙同黄石市工商局注册分局故意隐瞒公司财产情况，并向申请执行人柯银玉支付了全部财产价款（其中抵扣柯银玉哥柯建福应付上街村租赁费34000元）。

【解读】因利益驱使，被执行人以各种方式规避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案被执行人上街集团公司作虚假财产申报，并伙同黄石市工商局注册分局谎称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丢失，以达到规避法院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目的，逃避法院的执行。

【意义】我院严格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加大依职权调查财产的力度，适时运用查询方法、司法建议手段调查被执行人财产，使得该案得以顺利执结。